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11
十年时光，可谓成果十分丰硕。从内容上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红学研究、书法研究和诗词文论研究三大领域。从“继往开来”的角度而言，红学研究是《〈 红楼梦 〉新证 》中包涵的红学几个方面的内容全面铺开，逐渐趋于各分支独立成学并更向深细发展。书法研究是将多年书法实践的心得作一理论小结，为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奠基。诗词文论研究则是《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等的自然延续扩衍。80年代的这些收获既是50、60、70年代已有成就的竿头更进，也是90年代到21世纪初未来集大成式学术的先声和基础。
周汝昌红学方面的奠基之作《〈 红楼梦 〉新证 》，以考证为主体内容，其实可谓包罗万象，与《 红楼梦 》研究有关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有所涉及。经过从1954年版到1976年版的充实提升，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体系化”理论潜势已经基本形成，只是还没有十分自觉地提出来而已。一个偶然的机缘，使这种学术自觉性瓜熟蒂落，周汝昌正式提出了红学四大分支的理论框架，发明了“探佚学”这一学术概念。
这就是1981年7月24日周先生为笔者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石头记 〉探佚 》① 写的序言。
“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 红楼梦 》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如果以为可以把红学与一般小说学等同混淆起来，那只说明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清楚。
红学因何产生？只因《 红楼梦 》这部空前未有的小说，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无不遭到了罕闻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受到了彻底的欺蔽。红学的产生和任务，就是破除假象，显示真形。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扫荡烟埃”“斥伪返本”。不了解此一层要义，自然不会懂得红学的重要性，不能体会这种工作的艰巨性。
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 石头记 》的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
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 红楼 》书中的语言、器用、风习、制度等等这支学问，都未必敢说能与上四大支并驾齐驱。
如果允许在序文中讲到序者己身的话，那我不妨一提：我个人的红学工作历程，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工作都做，自己估量，四者中最难最重要的还是探佚这一大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当拙著《 新证 》出增订版时，第一部奉与杨霁云先生请正，他是鲁迅先生当年研究小说时为之提供《 红楼 》资料的老专家，读了增订本后说：“你对‘史事稽年’一章自然贡献很大，但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却是你推考八十回后的那些文章。”这是可以给人作深长思的，——不是说我做得如何，而是说这种工作在有识者看来才是最有创造性、最有深刻意义的工作。
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被程高伪序所锢蔽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干得好，做得对，有功，也不错……云云。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看不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头脑和心灵毕竟是什么样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的！这种奇冤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
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但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2）
周先生这几段话，虽然不长，也没有拿捏什么“理论架子”，其实具有深远的开拓性理论意义，针对导致红学停滞、障碍其继续深入发展的现实困惑和思想混乱，抓住了突破口，为红学的前进与超越指明了方向。周汝昌自己的认识，也是在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的，其理论意识，也不是一下子就十分自觉的，这是他积四十年研究红学的经验，在给拙著作序时碰到机缘，促成了“灵机一动”，而后获致的清醒觉悟，即周汝昌经常强调的做学问的“触磕”之功。周汝昌深感自己的这一理论突破意义重大，由于拙著的出版要等待较长的时日（ 1983年5月出版，周汝昌曾写信让笔者把序言拿到《 山西大学学报 》发表，我拿了信找学报主编，被婉拒 ），且序文毕竟不能展开论述，周汝昌乃又另撰《 什么是红学 》一文。当时河北师范大学的韩进廉（ 1938年生 ）教授刚于1981年10月出版了《 红学史稿 》，周汝昌为之作序，有此因缘，乃将此文发表于1982年第3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后来，又在《 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 》、《 红学辨义 》（ 收入《 献芹集 》）等文章中再作申说。
红学界内外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跟得上周汝昌的思路。周汝昌说的红学四大分支，没有一个是直接面对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这不是“红外线”、“红外学”排挤了“红内学”吗？这不是将红学研究引向邪路吗？这不是脱离小说文本而舍本逐末吗？自以为是的“红学界”激动了，鼓噪了，纷纷发表文章质疑，或厉色疾言，或嬉笑怒骂，《 文艺报 》、《 光明日报 》、《〈 红楼梦 〉学刊 》……“批周”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不断的热闹成就了红学发展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争鸣”热点，而且似乎众口一辞，衬托出周汝昌的观点是多么偏执，多么脱离群众，简直就是有点“老悖”。具体的争论情况可参看笔者《 独上红楼 》（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一书。
这一桩红学争鸣的公案，直到笔者写了《 学术范型的意义 》（ 1998年12月7日《 人民政协报 》，收入《 箫剑集 》）、《 痴情方许说红楼——〈 红楼小讲 〉序 》（ 周汝昌《 红楼小讲 》）、《 论“红学”四“学”——从“新红学”、“探佚学”到“新国学”与“人间红学” 》（ 2002年第2期《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后整合入《 独上红楼 》）等文章予以分析后，才把这个问题阐释明白。其实道理十分简单，周汝昌提出红学的四大分支说，是有具体的历史针对性的，就是一直以来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两种《 红楼梦 》”不加以严格区分，将一百二十回视为“整体”，然后评说所谓“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结构严密，语言生动”之八股调的“红评”和“文学常论”。从王国维到各种索隐派，从李希凡、蓝翎到何其芳、蒋和森，尽管也互相争吵不休，却在这个《 红楼梦 》解读的根本问题上认识模糊，其立论都是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混煮一锅粥，从而使《 红楼梦 》研究特别是文本解读长期不能获得真正的学术突破。
笔者说，难道周汝昌连《 红楼梦 》文本研究属于红学范畴这样的常识都不懂？他又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文本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呢？周汝昌强调“四大支”说，言下之意就已经把基础性研究和文本研究分成两大部分，无非是说红学首先要在那四个最基础最关键的分支学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够进一步在小说文本领域升堂入室。……驳论者们连周汝昌提出这一论点的真意何在本质何属都没有看懂弄清，却以简单可笑的形式逻辑推论方式说周汝昌把《 红楼梦 》文本研究排除在红学研究领域之外，并针对性地提出“红学就是研究《 红楼梦 》的学问”这种绝对“正确”但毫无意义的在形式逻辑上同义反复的“命题”。
周先生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那四个分支研究呢？为什么不“就文本谈文本”呢？这就是红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关键所在。原来曹雪芹的原著只传下了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另外的人所续写的。这就产生了“两种《 红楼梦 》”这一学术难题。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都不严格区分原著与续书而泛谈所谓《 红楼梦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造成了《 红楼梦 》评论的庸俗，红学研究的迟滞。要破除这种历史困窘，要解决这一学术难题，该从何处入手？周先生老马识途，心明眼亮，一针见血地指出唯一的门径就是把那四个分支的基础研究搞深搞透。因此，周先生说那四个分支是红学的重镇，并不是要否定《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研究，而恰恰是要通过那四个分支研究以区分出两种《 红楼梦 》两种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境界。
为什么要在红学的四大分支中，特别彰显探佚学呢？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探佚学比其他三个分支更贴近文本。曹学、版本和脂批研究当然也与文本相关，如通过版本研究确定林黛玉的眼睛是“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而不是“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当然有助于对“眼泪还债”主题意蕴的理解和写作艺术微妙的鉴赏；通过脂批提示贾宝玉“情不情”，当然也能加深理解作者写贾宝玉这个人物的独特命意；通过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也能帮助了解文本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思想倾向，了解“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神奇艺术手法。不过这几个分支研究主要还是一种背景的廓清，与文本密切相关，但还不完全是文本本身。探佚学就不同了，它所探讨的是曹雪芹完整的艺术构思，是文本的情节发展、结构布局、人物命运、伏笔象征……而其最主要的具体操作就是细读领悟前八十回的文本。一句话，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文本自身。探佚的本质是美学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研究能像探佚研究这样既深入又具体，既宏观又微观，既理论视野又文本实际的红学研究呢？微观上它具体到放风筝的每一个细节描写，人物某一句话语的隐喻伏线，每一首诗词的言外之意……宏观上它要把握悲剧观、典型观，阐释象征主义、《 红楼梦 》的接受历史……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通过探佚学的拓展，红学研究才本质性地、踏实而非蹈虚地回归了文本——当然是曹雪芹原著的文本。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3）
就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红学界居然纠缠了十几二十年，多少专家、学者以其昏昏，却要使人昭昭，而且出言讽刺挖苦，自以为击中了周汝昌“阿喀琉斯的脚踵”。难怪周汝昌在80年代给笔者的信函中时常流露愤激语气，如：
……而是说这儿有一种见解，或一种“思潮”（夸张之词了），貌似陈义甚“高”，实则落后于时代，还是三十年前的老脑筋老境界。连科学分工都觉得不受用，作点儿实际工作都不肯，却高唱什么目标新局面。探佚是门专学，他却嘲讽“这个学，那个学”，此非“葛天氏之民欤”而何？（邮戳1984年4月10日，信尾署“甲子三月初八夜”。）
我们看来一清二楚的，简单不过的，庸人蠢人却说“不然”——所以我们很“苦”，和此二种人对话，多冤枉！！但现实却恰恰要求我们针对这“两种人”作不倦的斗争工作。苦在这儿，意义也在这儿：古往今来，凡真理都是先得战胜此“两种人”才获得自己的“存在权利”的！！！呜呼。（1984年5月11日）
“红场”极不堪。我数十年观场，至今日中怀更为作恶！若非有（原信此处空格是表示礼貌——引者）兄等二三子为砥柱中流，我真想不再研红了。（1988年6月25日）
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核心，是区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乃绝不可相提并论的“两种《 红楼梦 》”，而四分支研究特别是探佚学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途径。周汝昌在《〈 石头记探佚 〉序 》中提出了“探佚学”这一概念，表现他的学术心灵是非常活跃和敏感的，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科进展中最关键的问题，而红学界不少人却很多年来都懵懵懂懂，难以开窍。周汝昌治学重在“悟性”和“灵性”的特点的确是曲高和寡的。
周汝昌在序言中对拙著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说：“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而当时的笔者，不过是一所省级普通高等院校中一个还没有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而已。当拙著一问世，对探佚的重要性毫无认识的红学界，立刻被周汝昌的序言激生了“舆论”，种种“捧杀”、“溢美”等流言蜚语，一时之间颇为兴盛。面对这些责难，周汝昌在给笔者的信中表示自信“并未出言失其分寸”，这说明周汝昌对笔者并没有什么偏爱——那时候除了通信，我是连周先生的面也没有见过的，而是表明周汝昌对学术发展的动向具有一种超卓的眼光视野，有一种捕捉前沿课题的锐感敏觉，有一种前瞻性判断力量，这是只有第一流的学者才会具备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这种眼光视野，并且不怕犯众怒而公开予以表扬鼓吹，就更是一种学术良心和勇气的体现了。
当年拙著的一部分作为笔者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参加答辩时，周汝昌曾作为校外专家应山西大学答辩委员会之请写了“专家评语”，这种资料他处所无，兹全录于下：
对山西大学研究生梁归智同志《 红楼梦 》论文的浅见
主题是“探佚”，从事于此，先要有识，他能认识要扫除伪续后四十回的欺骗读者、歪曲原作的恶毒影响，必须从探佚做起。有意识、有系统地做探佚工作，本身即为一种卓识。
再看他的方法和态度，也都是良好的，正确的。其分析、推理，基本上是具备了一个独立研究者的材力的表现。并且，他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有其审辨选择，他又时有很好的创见。
从目前全国研红情况看，他的探佚水平是高的，有意义的。
我因目坏，只能抽看一小部分，初步印象如此。希望不至于大谬。
周汝昌
1981.6.3
笔者的论文答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答辩委员会的资深教授对探佚和否定后四十回提出质疑，而且很尖锐。笔者当年书生气十足，在答辩时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滔滔雄辩，甚至有点动感情的言语不逊。不过那时整体学术空气还不错，尽管笔者如彼“狂妄”，那位质疑的老教授最后还是投了通过学位的赞成票。这些情况都发生在周汝昌为拙著写序之前，笔者当然也和周先生通信谈到过这些“轶事”，这就是周先生的序中这些句子的“来由”：
研究《 红楼梦 》而不去“打开书”，研究作品的“本身”，却搞什么并不“存在”的“探佚”！这有何道理可言？价值安在？有人，我猜想，就会这样质难的。舍本逐末，节外生枝，还有什么词句名堂，也会加上来。
《 探佚 》的作者，曾否遭到不以为然的批评讽刺，我不得而知。假如有之，倒愿意替他说几句话。——以下是我假想的答辩辞。
1982年5月3日至7日，山西省八所高等院校在山西大学举行《 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山西省高等院校《 红楼梦 》研究会。在邀请北京专家来参加会议的人选上，已经透漏出红学界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和形势。笔者虽然参加会议，并不参预其事，但山西方面和北京方面的来往定夺，也略知一二。最后是胡文彬先生陪着吴组缃① 先生一路，胡小伟② 先生作为文学研究所的代表一路，正式应邀参会，冯其庸③ 先生也短期光临。周汝昌先生没有来过山西，当然也想来参加，山西没有发邀请，周先生寄来了一首墨书贺诗。在会议中有吴组缃先生的讲学内容，那天笔者正有事未能聆听，听说主要讲治学方法，似乎没有多涉研红之事，但后来听说吴先生批评了探佚研究的路子，也可能是另外场合的谈话内容。但不久周汝昌先生就来信问：
传闻山西红学会上有人指兄之名面斥探佚，有此事乎？！兄信札文字谨慎，略无杂言，不似我信笔乱书。不知能见一二当时实情否。学术之事，试看古今哪一个重要学说之初出不是大遭反对的？哥白尼当时如有畏惧世俗压力之心，太阳至今仍绕地而行。可异不可异耶？（1982年9月30日）
吴组缃先生对探佚研究颇有微词，我是好几年后才确实感受到的。山西大学中文系赵景瑜教授的研究生路云亭④ 、安裴智⑤ 等毕业前访学，在北大见到了吴先生，吴先生一见面就谈起探佚，生气地说：“《 红楼梦 》研究怎么能这样搞？”又说周汝昌和梁归智两个如何如何。路云亭后来转述，说吴先生对笔者的姓名脱口而出，对赵先生反而记忆不太清楚，回忆说姓赵，名字里有个“景”字。90年代初笔者一度曾想考北大的博士，托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博的从山西大学硕士毕业的朱琦（ 1962年生 ）代为联系，后来朱琦反馈话语婉转，但结论是有困难。到1995年笔者去美国讲课，在旧金山见到已经定居美国的朱琦，他才笑谈当年往事，说吴组缃先生听说笔者想考北大，对人说：“招谁也不能招他呀！”笔者听了也不禁为自己命中不能戴博士帽且无缘北大而莞尔。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4）
关于“探佚”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以及后四十回“功过”问题的争论，80年代初刚刚拉开了一个序幕，此后，还要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争论整整二十年，而且还要延续到21世纪，扩大到互联网时代“人间红学”的全球性范围。
当1983年5月《〈 石头记 〉探佚 》经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问世传奇”后，周先生面炙书香，比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还要高兴，“喜题俚句，时复酷暑，绝类作序之年也”，一口气写了七首诗：
一
砥柱中流最可思，高音未必众皆知。
人间事事迷真假，万里求贤一已奇。
二
人生怀抱几回开，何幸书成蜡未灰。
永夜孤明为谁照？清光长是引方来。
三
奇冤谁为雪芹鸣？智勇能兼亦至情。
红学他年即青史，董狐左马记梁生。
四
悬真斥伪破盲聋，探佚专门学立宗。
地下有人应笑慰，感怀喜极泪脂红。
五
序君书忆喘吴牛，披卷今欣似爽秋。
只道京华专酷暑，不知沧海阻横流。
六
下士闻道常大笑，报誉无惊致毁安。
留得异同归一是，方知为学品尤难。
七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不芳。
风雨秋窗是谁事，月痕难解细参详。
诗后注解说明写作时情态，颇可见其由衷的喜悦兴奋：
癸亥初伏之末挥汗草于东城寓处，时正大修房，油漆熏咽，室内一切大乱不堪，而余吟咏不辍，大似二木头读感应篇也。
周汝昌未是草
值得提到的是，笔者的导师姚奠中（ 1913年生，山西稷山人 ）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治学从小学（ 文字、训诂、音韵 ）和学术史角度入手，走的是朴学路子，与周先生的重“悟性”并非一路。姚先生与周先生本来并不相识，由于笔者论文的关系，姚、周两先生建立了联系和友谊。两位先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又都是著名书法家和古典文学专家，互相赠送自己的学术著作，每年开政协会时在京城相聚，相谈甚欢。周先生把自己咏红的诗写成条幅送给姚先生，姚先生也有回赠。而下面这一首诗就是姚先生看了周先生题《〈 石头记 〉探佚 》七首绝句后所咏：
证梦当年苦用心，雪芹异代得知音。
读君佳句见怀抱，作育英才情意深。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把探佚学的基本内容稍作介绍，读者才能对周汝昌何以对探佚学如此重视有所理解。曹雪芹原著只保留下来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曹雪芹逝世近三十年后才出现的。脂批抄本的批语中透露了一些残鳞断甲的佚稿信息，说明原著并非没有写完，而是基本上已经完稿，只是稿件待整理，文字待润饰而已，但八十回后原稿遭遇“迷失”的命运，八十回以后共有三十回，而不是四十回。同时，脂批也揭示曹雪芹在写作中创造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写作方法，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按“草蛇”指蛇行草丛时隐时现，“灰线”指用炉灰或石灰等漏洒以成线而时断时续，用以比喻在前八十回的写作中时时处处为后文的情节演变和人物命运的走向给出暗示。此正解为刘心武先生作出，笔者过去解作“草蛇”是蛇行草丛无脚印但有痕迹，“灰线”是以缝衣服之线拖于炉灰中留隐约痕迹乃是误解。探佚学就是通过仔细阅读前八十回，发现其伏笔伏线的内涵，体会作者的整体艺术构思，考察其微妙的写作艺术，同时再结合脂批提供的信息，以及曹学、版本学、流传接受史等研究的辅助，对八十回后的原著佚稿情节作研究，才看出原来曹雪芹写《 红楼梦 》要表现什么，其思想和艺术达到了何种高度。自然也就反证了后四十回续书是完全违背并篡变了曹雪芹之原意的。
笔者的《〈 石头记 〉探佚 》就是做的这样一项工作。在此之前的研究者们，也有过这方面的涉及探讨，但大多是三言两语，断简零篇，既肤浅，又散碎，笔者第一次集中而全面地进入了这一领域作研究，基本上勾勒出了八十回后原著情节的大体轮廓，并且初步论述了由此产生的对“两种《 红楼梦 》”之思想、艺术和文化意义的认识，有不少新发明。情节方面如“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史湘云与林黛玉都用‘湘妃’的典故，是贾宝玉的娥皇、女英，佚稿中史湘云嫁给了贾宝玉”、“贾芸和小红是‘狱神庙’中救助宝玉和凤姐的重要人物”等等；理论方面如“曹雪芹并没有什么‘色空’观念，他并不认为空门中真有出路……雪芹既少‘色空’观念，也无‘补天’思想”；艺术方面如以大量的例证揭示出“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艺术的真实性、有机性和巧夺天工，具体规范为谐音法、谶语法、影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法等分类；以及通过实证使鲁迅等先贤早已提出的“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鲁迅《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的曹雪芹的写实主义成就更为凸显，更有说服力……笔者的研究生导师姚奠中先生于1981年8月10日为《〈 石头记 〉探佚 》写的“前言”中就指出，这本书以探佚为基础而对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浅探”和“蠡测”具有革命性意义：“他这部分中所提到的东西和他的分析、评论，和一般就程高本《 红楼梦 》所作的评论比，确已大为改观。可见他的工作，对‘红学’研究已起着何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5）
探佚学的成绩对后四十回长期以来鱼目混珠的以假乱真格外具有澄清作用，或者说对一百二十回作为“整体”的文本接受观念特别具有“杀伤力”。这等于对大家已经习惯了的看法“釜底抽薪”，而要改变已经成了习惯的观念当然是要激起波澜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一开始，由于思维感受方式的独标一格，由于独能对教条平庸的思想环境出污泥而不染，而又对几乎红学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深度进入并发表意见，而他的意见又总是与别人不同，这使他在整个80、90年代，成了红学界引发争论最多的一位红学家。不仅在探佚这个核心问题上如此，在一些“外围”和“边缘”研究中，他也常常卷入争论而且显得孤立。前面已经谈到过他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推断应该有一个叫曹宣的，由于没有实证，受到责难和讽刺，后在康熙时的《 曹玺传 》发现，才证明曹宣确有其人。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恰好有“《 曹玺传 》”出来作硬证，因此在红学的许多具体论题上，他都成了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而且几乎永远是“少数派”。笔者曾在《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 箫剑集 》）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
当然很难说周汝昌在每个问题上都绝对正确，但他确有一种迥异常人的悟性思维方式，这又很难为一般只具有常规思路的红学同仁们所企及理解。这种历史的际遇造成了一种“缥缈孤鸿影”的孤独寂寞的学术和人生境界。因而，他一提起笔来，无论是撰文、写信，还是吟诗，一种“积郁”、孤愤的情绪就汩汩涌出。郁愤出诗人，郁愤的情绪加上周汝昌的天分，使他特别能于曹雪芹产生“同情”，而发《 石头记 》的真铨，也使他的学术文章写得格外漂亮，不仅是“学术”，而且是“文章”。所谓“玉言”和“解味道人”的别号良不诬也。即使那些和周汝昌学术见解十分对立的人，私心里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文章“妙”，他的笔“生花”。说得不客气一些，周汝昌的天分是远在他的红学同仁们之上的。他不仅有学，而且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识。考据、义理、辞章，周汝昌三者都擅胜场，因此，他一下子就进入了曹雪芹的胜境，而他的同仁们却往往为高鹗所牢笼。专攻考据的人觉得他的思路跳跃性太大，好像不遵守考证的“规矩”，偏好文本分析的人又嫌他“脱离”文本太远，讥为“考证派”。总之，周汝昌“悟性”挂帅的治学思维方式常常使他的论敌们不知所措甚至不知所云。本质上言，这其实也就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差异。《 红楼梦 》的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这个历史的吊诡挤着狡黠的眼睛，使多少大名家捉襟见肘遗笑人间呀。
由此一脉贯注，也就突出了周汝昌另一种“个性”和“风格”：他特别肯奖掖后进，特别能发现人才，特别愿意充当伯乐。周汝昌的这个特点是红学界所公认的。不少中青年学人都受他的提携而步入红坛。只要有一善可称，周汝昌就尽全力予以表扬，代为鼓吹，给予各种帮助，包括推荐发表、出版，写序言，介绍参加学术会议，等等。由于“学派”林立，众口难调，而被提携的学子们也禀性各异，有的颇具锋芒，有的学养欠周，周汝昌的古道热肠也就有时引起非议，招来种种“说辞”。周汝昌似乎对自己的大名鼎鼎估计不足，不知道享有大名的人不仅“批评”的话难说，而且“赞扬”的话也轻易说不得。
从根源上说，周汝昌对青年的提携也是他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觅不到知音，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人身上。而一旦真获遇“高山流水”，满腔真情就会倾泻而出。无论是公开发表的序文，还是私下的个人通信和吟咏，周先生对我的习作可谓赞誉备至。这在对“知遇之感”没有强烈体验的“局外人”来说，自然要不以为然。
80年代，中国红学界的情况比起八十年代以前来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大形势的发展，到红学圈子里来“问鼎”的人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红楼梦 》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品格并且特别富有吸引力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经过“文革”以后的80年代，特别是前期，一方面市场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另一方面全民族都有一种对“文革”中文化禁锢的反思情绪需要发泄，文艺成了一个民族精神的凝聚点，现代文学中的朦胧诗、伤痕文学、“重放的鲜花”（ “右派”作家的重返文坛 ），西方各种思潮的输入、“现代派”的大行其道等固然吸引着全民特别是文化界读书界的注意力，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十分红火，而在这个领域，《 红楼梦 》的研究由于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原因，也很自然成了一个颇受瞩目的看点。“文革”中的《 红楼梦 》校注小组已经演变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红楼梦研究所，《〈 红楼梦 〉学刊 》成了每年四期定期出版的国家级学术刊物，中国红楼梦学会也宣告成立。中国大陆的红学研究变得具有了强烈的集团性、组织性色彩。
这种大的形势演变，一方面固然对推动红学的蓬勃发展颇有助益，另一方面也衍生了许多人事和名利方面的问题。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时，在各种台前幕后的运作下，第一届中国红学会会长落到了其实并不以研究《 红楼梦 》为主的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身上，几位实际上具有实力的红学家如俞平伯、“两吴一周”和名位较高的几个文化人则被安排为学会的八大“顾问”。对此，周汝昌当然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默认了，但由于自己的红学成就实际上处于领袖群雄的地位，对红学界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园地这一特点也有了更为切己的体会。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周汝昌与中国红楼梦学会以及红楼梦研究所的关系日益疏远，到后来就根本不在《〈 红楼梦 〉学刊 》发表文章了，中国红学会举办的红学研讨会议也很少到会了，并多次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声明自己“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学术活动是离不开人事关系的，这在各个学会中都一样，不过因为红学是显学，树大招风，因此红学界的情况就更加引人瞩目。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6）
不过在80年代最初几年，周汝昌还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方面的招牌性学者。从1978年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就开始努力，发起召开第一届国际《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最后决定于1980年6月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首府麦迪逊举行。会议的发起组织者给中国大陆发来的请柬是严格排名的，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在中国大陆闭关锁国多年以后刚刚开始对外交流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国内的学者来说，这当然是难得的机会和荣幸。俞平伯表示：“我年老有病，且旧业抛荒，自不能去。”（ 孙玉蓉《 俞平伯年谱 》）吴恩裕则在赴美之前突然病逝。中国大陆最后派出周汝昌、冯其庸和陈毓罴三位学者赴美国参加会议，会议的正式日期是1980年6月16日至20日。
吴恩裕突然病故，周汝昌写了一首七律和七首七绝哀悼挽念，让周雷① 于送葬时去现场张贴。由于周汝昌不完全同意吴恩裕的某些考证观点，红学界有轻薄流言说“周汝昌气死吴恩裕”，难怪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说：“他的病逝，居然也成了某些人造谣挑拨是非的‘资本’。”（《 天·地·人·我 》之《 怀念恩裕兄 》）北京的红学界由于人员众多，派别庞杂，历史恩怨悠久，再加以名利因素的无形策动、“占领阵地”的争夺，常有一些小道流言在有意无意中传播，传来传去，就难免走形变样，又潜伏下新的纠纷。
不过，此次在美国举办的红学讨论会，还是空前热闹的，中国大陆去的三位学者，也是基本团结和谐的。海外学界对刚刚从闭关锁国状态中打开一点门缝的中国大陆，还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因而对中国大陆去的代表也就格外热情。周汝昌回国后写有《 美红散记 》、《 陌地红情 》、《 国际红学会 》（ 俱收入《 献芹集 》）等几篇散文随笔，记述了与会的盛况花絮。据周汝昌的实录，情况大体如下。
会议的名称是“首届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议”；东道主是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学；而通力联合筹办的是威大的周策纵、加州大学（ 伯克莱 ）的白区（ Birch ）、哈佛大学的韩南（ Hanan ）和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四位教授。威大校长沈艾文（ IrvingShain ）为主席，研究院长博克和文理学院院长克罗农，皆为委员会委员。沈校长亲自致开幕词。应邀到会的分为五类人：外国学者、美国和加拿大学者、青年学人与研究生、威大教职同仁、威大校友。这还不包括记者等旁听席位。不在名单，为观光盛会而特别赶来的，也不止一人。如中国台湾成功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吴屿教授。
周汝昌等三位中国大陆学者被列在“外国学者”项内。周汝昌回忆说，1978年当大会发起人周策纵来北京时，就拜访周汝昌，并共同商量要把俞平伯请去出席，终因俞平伯高龄有病而作罢；1979年秋赵冈又从美国到北京，吴恩裕表示愿意前往，但年底却不幸病逝，所以由陈毓罴替补。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中国台湾被邀请的有作家高阳，但高阳只寄去论文，人未到会，据说是由于台湾当局作梗不发签证所致。另一位台湾学者潘重规（ 1908—2003 ）到会，他是海外一个著名的索隐派老红学家，游走于台湾和香港地区。香港被邀请的学者是宋淇① ，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兼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但他临时因病未能到会，也是寄了论文。来自加拿大的学者是后来在中国宣讲古典诗词颇为知名的女教授叶嘉莹（ 1924年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教授 ）。与会正式代表共八十多人，开幕式有九十多人出席，提交的论文一共四十三篇，在美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上，也算少见的大规模了。经历了多年闭关锁国和“文革”动乱的周汝昌，对在美国经历的一切，自然也是有新鲜感的。比如他说：
三十年与世界隔绝的我，对外国名词也外行得很了，例如红学研讨会“工作作坊”（Workshop）这个称呼，似乎国内还没有；周策纵先生在我印象中总是“大会主席”，一检名单，原来不对，他是会议的“工作作坊主任”。他来信说过，各方响应热烈，人数日益增多，原订的会场不够大了，又重新订了一个更大的。我到会时，见是一处很宽敞的大屋子，有讲台、黑板，就是一间大课堂，一切都很朴素，毫无装饰点缀。人坐齐了，时间一到，会议开始。
我不禁想：要是我们，起码得拉起一条几米长的大红布，——上面的字不但必然是白的，连那字体形状都是“一见如故”，千篇一律的；也许还有红绿标语，上写着“热烈庆祝……大会胜利召开！”“热烈欢迎来自……的红学家！”等等之类。不这样，那还叫“会”吗？！而且，“召开”一定是“胜利”，“庆祝”必然要“热烈”。就连“欢迎”（已然在“欢”了）也必须是“热烈”才行，否则“欢”就不够规格，对不起“贵宾”之驾临……。一个套子，板上钉钉，天经地义，仿佛天下的事并没有别样的。可在这个红学会上，却连一丁点儿“装潢”都没有。
事实上，“大会”这样的字眼，也是我在“行文”时用的，那里没人这样说。我想，那不很好吗？好在哪里？不是很感自然吗？难道张皇自大的习气，专门装样子的毛病，不亦可以休乎？因为没有了这种套套，事情照样办——而且也许会办得更好一些。（《 国际红学会 》）
周汝昌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这次会上最长的一篇，长达三万字，名为《〈 红楼梦 〉“全璧”的背后 》。这是一篇考证性的论文，其中引用了许多一般人很难读到的偏僻资料作考证，其中心论点是说后四十回续书的出现有政治背景，乃高鹗奉乾隆皇帝的旨意有意为之，目的是扼杀改变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所体现的逆反精神。这个“大人先生操纵说”其实早在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的“后记”中就已经提出，不过这一次是以非常具体的考证形式出现。
应该说这篇论文有很强的学术性，周汝昌也是下了大功夫的。但周汝昌似乎没有考虑到两点，一是这种以僻书资料为根据的立论其实不一定能让大多数人所认同，即使是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海外的，真正能对这些资料有所了解的人也是不多的。这难免让一般的与会者，尤其是那些以搬演西方时髦理论为长的学者们，会感到有些艰涩和恍惚，因而对论文的结论也就会半信半疑甚至认为是想入非非。其次，这篇论文的结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刚刚过去的中国“文革”中凡事都要“抓黑后台”的情况，这或许引发读论文的人产生一种简单的想法，认为周汝昌这篇论文是否也是受了“文革”思潮的影响。钩沉索隐的考据，所需功夫深巨，还要有和古人作心灵交流的研究者之本己体验，但对于阅读考证论文的人，是不是也能进入与研究者相同的思路、境界，那就很难说了。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7）
但对于周汝昌来说，这是他多年思索考证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与“文革”的影响其实毫无关系，因为这至少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存在巨大思想、艺术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如果成立，则的确反映了历史上思想斗争的残酷和尖锐，以及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之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论文首先得到索隐兼考证派的老学者潘重规的称赞。另外，四十年以前燕京大学的老同学程曦教授，一度当过陈寅恪的助手，也对周汝昌的论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周汝昌在随笔中说：“他的高睨大谈的湖海豪气，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昨晚读老兄的鸿文，直到午夜后一点多，快两点，一口气读完了才得入睡！全文二十节，如闻柳敬亭说书，忘记读的乃是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 美红散记 》）不过也毋庸讳言，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原因，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对周汝昌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并不能真正“解味”的。特别是余英时① ，后来与周汝昌的红学观点还有进一步的学术交锋。
当然，在当日的研讨会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是节制而理性的，彬彬有礼的，也有不少有意义和有趣的插曲。周先生有这样一段忆录：
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是知名的历史学者和红学家。一见面就指着自己对我说：“我也是燕京的！”简短的话语，深情的含义。“燕京大学出红学家。”真的，国内的例子，不必举；到美国，不止一位老燕京。不想归途一回到（我国）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淇教授在夜里赶到机场迎接，初次晤面，几乎和余先生一样，宋先生也是向我先报燕京的“学历”。人，有各种情谊，如国谊，民族谊，乡谊，戚谊，友谊……等等，而校谊一层感情，也殊不在诸谊之下，只有到了一定的场合你才会感受深刻的。
余英时和宋淇，是海外研究红学提倡“文本”和“文学”角度最有影响的两位学者。余英时批评考证派红学，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倡导“红学革命”，并正面提出“《 红楼梦 》的两个世界”理论，在海外颇有影响，后传入中国大陆，也被不少人看重。余英时虽然是直接与赵冈争论的，但作为“考证派”集大成者的周汝昌，很自然也是余英时实际针对的论敌。而宋淇，虽然深入《 红楼梦 》文本实际而颇多独到的发明，如“怡红院的四大丫鬟”等，却也认为“新红学的重点几乎全部放在考据上，而忽略了文学批评与鉴赏，以致造成了轻重倒置的现象”（ 宋淇《〈 红楼梦 〉识要 》）。这都与周汝昌的认知颇有差距。显然，无论余英时还是宋淇，都把曹雪芹和《 红楼梦 》主要看作“文学”、“文艺”领域的对象，即使有更深的意义，也只是“引申”而已。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自然会对考据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感到困惑和不满，同时也表明他们同样对红学发展的时段性、考据是进入文本的前提、红学的核心问题是区分“两种《 红楼梦 》”这些真正的“红学锁钥”感觉迟钝认识肤浅。而周汝昌，则是从中华文化这一更宏广的立场出发，将家史、版本等考证与小说文本的解读密切相结合，与余英时和宋淇大不相同。过了许多年，周汝昌先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一大问题 》（ 1992年第4期《 齐鲁学刊 》，收入《〈 红楼梦 〉的真故事 》）的长文中正面与余英时商榷，后又在《 新红学—— 新国学 》（ 2002年第2期《 山西大学学报 》）一文中表达了他对这两位燕京大学校友的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