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对这个俄罗斯的藏本，周汝昌以第一回的文字特色作这样的分析和判断：
〈 一 〉如二仙与石头对语，说：“……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
此中两联四句的后二句，“在苏本”作“花锦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与前二句成为四个联文排句句法。已出的古钞本，唯“戚序”、“蒙府”二本（ 南图不另列 ）亦同此句法。尤堪注意的是“花柳”二字“在苏本”独作“花锦”。这乃是一个仅见的罕例。
一个思路会认为“锦”乃“柳”之行草致讹（如我已举的“锦囊”讹作“归囊”）。但细一思索，花锦气味远胜花柳，因为“锦上添花”“花团锦簇”等成语正是“花锦”的注脚；而“花柳”另有“副义”，在此遂有不伦不类之感了；何况第一次介绍全书环境背景，而出此词，尤觉欠好。若“花锦”则迥然不侔矣。此等断非笔误形讹之可比。
〈 二 〉甄士隐梦中听二仙自语：“……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诸本大抵如此，而“在苏本”后半却作“……赔他们去了结此业案”。乍看时，莫不以为“赔”是“陪”之讹字，殊不知非常重要的“甲戌”“己卯”二本，正作“赔”字。此种不容以“白字（ 别字 ）”相待，盖雪芹常是自铸伟词，另寓深意：赔者，又“欠债须还”之意味，非一简单肤浅的“陪伴”可比也。至于“业（孽）案”，所以区别于一般之“案”，且是僧道语气。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11）
类似于此，可能一般的研究者都有点匪夷所思，根本不会想到的，甚至周汝昌这样说了，也是不能同意的，认为这些看法是周汝昌“求之过深”。周汝昌因此总是“少数派”，难怪他一生都在书文中时常感叹：“大凡雪芹第一用自创的字法句法，就有人不许他独创自铸伟词，定要乱改，把伟词拉向一般化的庸言常语。悲夫！”“无论学术，还是艺术，都需要从‘灵性’上交流，不仅仅是什么‘知识’‘学问’的问题。不能有所感，有所受，又何从谈到交流？”（《 红楼夺目红 》）
1986年9月至1987年8月，周汝昌获美国“鲁斯基金”资助，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这当然是在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的协助下实现的。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在威斯康辛大学之外，还先后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讲学，并出席纽约亚美文化协会夏令营讨论会。而《〈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一书，也是在这个时期写作完成的，后来先出了中国大陆版，又出了中国台湾版。
周策纵生于1916年，比周汝昌年长两岁，湖南祁阳人，抗日战争后赴美国求学，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是以著《 五四运动史 》成名的，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很广泛，对红学的研究主要着力于考证方面，是一位在海外影响颇大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积极活动筹办召开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与中国大陆红学界的名流结交。1980年1月周策纵为周汝昌的《 曹雪芹小传 》写序言，其中这样说：
一九七八年七、八月间，我回到“一去三十年”的祖国来访问。
在北京的短短几天里，除了探访古迹名胜之外，为了我当时正在提议筹开一个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议，很想会晤几位红学专家。除了最老一辈者如俞平伯先生之外，当然首先就想到了周汝昌先生。果然经过旅行社安排，在八月二十二日，他就由他的令嫒月苓陪着到我住的旅馆里来会面了。一杯清茶，我们便一见如故地长谈起来，正有点儿像中秋夜大观园联句说的“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了。我顺便把几年前作的一首小诗“客感”给他看，这诗是：
秋醉高林一洗红，九招呼彻北南东。
文挑霸气王风末，诗在千山万水中。
久驻人间谙鬼气，重回花梦惜天工。
伤幽直似讥时意，细细思量又不同。
这诗自然只是写我个人久居海外的一些小感触，但如移作咏曹雪芹，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当。汝昌读了便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我们一谈就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临别时，天色已黑，照了几张相片，光线都有点太暗了。过了几天我就回到了美国，把当时合照的几张影片寄给他，还在每张上面写了一首小诗，现在录在这里：
燕京与周汝昌学长兄畅论《 红楼梦 》，归来得书，即以所摄影片奉寄，各系小诗。
（一）
故国《 红楼 》竟日谈，忘言真赏乐同参，
前贤血泪千秋业，万喙终疑失苦甘。
（二）
百丈京尘乱日曛，两周杯茗细论文。
何时共展初抄卷，更举千难问雪芹。
（三）
逆旅相看白发侵，沧桑历尽始知音；
儿曹若问平生意，读古时如一读今。
（四）
光沉影暗惭夸父，一论《 红楼 》便不完，
生与俱来非假语，低徊百世益难安。
（引者注：四首诗第二句标点符号各自不同，皆遵从原文真实。）
这些诗寄去后，很快就收到汝昌的回信，里面附有他答我的七律一首：
得策纵教授学兄惠寄照片，为京华初会之留念，四帧之侧，各系新诗，拜诵兴感，因赋长句却寄。
襟期早异少年场，京国相逢认鬓霜。
但使《 红楼 》谈历历，不辞白日去堂堂。
知音曾俟沧桑尽，解味还归笔墨香。
诗思苍茫豪气见，为君击节自琅琅。
（自注：姜白石词：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
这首诗不但适切地写出了我们当时谈红的情景，也表现了当代研红学者的一些感触。
周汝昌请别人给自己的著作写序言，只有周策纵给《 曹雪芹小传 》和黄裳给《 献芹集 》两例（ 21世纪笔者给周先生几种著作前面涂鸦不论；《 新证 》不同时期有王耳序和李希凡、蓝翎序属于特别情况，亦不论 ），此外顶多是请友人题诗，如《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前面有叶嘉莹和张中行题诗。黄裳是周汝昌的老同学又是学者型作家，周策纵则是海外著名学者，周汝昌希望能得到“知言”的情怀是可以理解的。周策纵的序言也果然不负所望，其中颇有一些精彩的说法。例如：
自从“五四”时期新红学发展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我们对《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编者和批者的研究，已进步很多了。这其间，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细密，都可令人敬佩。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12）
人人都知道《 红楼梦 》里的诗、词、曲子都作得好而恰当，但汝昌更能指出雪芹在这方面的家学渊源和特殊风格；能指出清代女诗人之多，女子作诗几乎已成为雪芹时代的一种习尚；更能指出《 红楼梦 》艺术上许多特点之一是以古典抒情诗的手法来写小说。
他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他所描述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政治演变和风俗习惯，都详征史实；对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证，比较起来也最是审慎；大凡假设、推断、揣测之处，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好作进一步探索。这种以严密的实证配合审慎的想像来灵活处理，我认为是我们目前写曹雪芹传唯一可取的态度。
周汝昌美国之游的这一年，已经年届古稀，自然不会再有青年人那种对欧风美雨、异域风光的渴望向往和热情洋溢。事后想起来，好像在学术上也并无特别显著的收益，但从了解西方汉学的发展态势、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扩大“周派红学”的影响以让世界所知这一视角而言，还是很有意义的。周汝昌在《〈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989年分别由工人出版社出中国大陆版、中国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台湾版 ）的“自序”中这样说：
这本小书的产生，或者说“成书背景”，是由于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之邀，来此作一年为期的鲁斯学人（Luce Fellow）。从一九八六年九月起，住到一九八七年八月为止，这期间除了为周策纵教授代课七次（四个班：“红学”，“诗学”，“研究方法”，“古文选讲”），以及赴外地三个大学和一个文化协会去演讲之外，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研究《 红楼梦 》。在此以前，我为红学执笔为文，已经有了整整四十年的经历，经历不为太短了。但此际仍然是思绪纷呈，胜义间出，一点儿也没有“头脑僵化”的感觉。我的思索和玩味实际上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我的新的感受，新的理解，可说是与日俱增。这些感受与理解，自然也不是自天而降。温故，探新，使我不断体会加深加切。于是我由冬季开始，将这些心中之所怀，一节一节地变为纸上的文字，——这就是此书的来历。
由于从《〈 红楼梦 〉新证 》开始，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成果是以考证为主，因此长期以来，他得了一个“考证派”的雅号。而这个雅号暗含有“欠缺思想艺术研究”的贬低、嘲弄意味在里面，由于和胡适联系在一起，还附加了一层“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言外之意”的批判。其实，正像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周汝昌的学术研究其根本宗旨是“综互合参”，是文、史、哲互相会通，考证只是基础工作，是为进一步阐释小说文本的思想文化内涵，鉴赏其美学艺术，理解曹雪芹其人的心灵境界服务的。其实从《〈 红楼梦 〉新证 》开始，他就一直有对小说思想和艺术作分析评论的方面，只是一直没有写一本专门的著作。这本《〈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可以说弥补了“思想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那么，什么是曹雪芹《 红楼梦 》的“思想本质”呢？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说：
在我个人看来，不管文章写得多么不好，这三大基点还是值得读者们注意、值得他们给以足够的重视的。我相信，当他们想到这是一个研红者积四十年之经历而后想要贡献于他们之前的关键性见解时，那他们一定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些信口开河、随心逞臆的东西。这三大基点的解决与否，乃是理解《 红楼梦》的根本问题——我相信他们迟早会同意我的这种拙见。
这三大基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 红楼梦 》的性质何属的问题；《 红楼梦 》的核心何在的问题；《 红楼梦 》的整体何似的问题。
周汝昌1986到1987年的美国游学，是他平生三次出国访问的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后来由于年龄更老，单位人事关系也更复杂，就再没有出国的机会了。这次在美国逗留的时间比较长，结交也颇广泛。1987年4月29日美国《 华侨日报 》登出了唐翼明的一篇文章，题目为《 周汝昌访哥大纪实 》。唐翼明1980年自武汉大学出国赴美，师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前面述到《 杨万里选集 》时已经提到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
一九八七年四月四日晚上，忽然接到夏志清老师的电话，说周汝昌先生七日要来哥伦比亚大学讲《 红楼梦 》，问我届时能不能去纽约领馆接一接。我向来对送往迎来之类的事情没有耐心，这回是奉导师之命，接的又是我仰慕已久的周先生，情形当然不一样，就立刻答应了。
下面的文章分五大部分，小标题分别是：闻名不如见面、红楼·水浒·西游、不怕惊世骇俗、与胡适交往、书呆子。在第一部分，唐翼明追述了自己与周汝昌的因缘和初次见面的情况：
读到周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则是多年以后了。那是在“文革”中，在著名诗人、被毛泽东点过名的胡风分子曾卓的家里。曾卓那时很倒霉不用说，我也是牛棚里进进出出的黑五类。因为另一个同是爱好文学，又同是“不干不净”的朋友的关系，我和曾卓成了忘年之交。我们借以相濡的“沫”便是偶尔得到的一两本好书。那天我去看曾卓，他正在桌边翻一本新书，见我来了，便指指那书说：“这书不错，可以看看。”我一瞥是《〈 红楼梦 〉新证 》，心里颇奇怪，曾卓对考据一类的学术性文字向来不感兴趣，甚至有点厌恶，怎么会称赞起这本书来？再看著者，正是周汝昌先生，才释然。我想，他大概是被周先生的文笔吸引了，而不是为考据详尽吧。说来遗憾，我当时也只是随手翻了翻。我自己不是研究《 红楼梦 》的，以后又忙着考研究生、出国，竟一直没有机会再读这本大著。
但周先生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声名如日之升，友朋中也常常谈到。出国前不久，我结识了一位朋友，叫梁归智，因为都爱古典文学，都写旧诗，颇谈得来。其时他正耽于《 石头记 》，时时谈起他对于高鹗续书的不满，说做了几篇文章，大旨为揣摩雪芹的原意应该如何如何。他便屡屡提到周先生，露出钦佩之意。不想我出国不久，他竟将这些文字集成一本书出版了，又添了好些篇新文章，取名叫《〈 石头记 〉探佚 》，特地托人万里迢迢地捎了一本给我。打开一看，冠在书前的序正是周汝昌先生写的。一开头便说：“此刻正是六月中伏，今年北京酷热异常，据说吴牛喘月，我非吴牛，可真觉得月亮也不给人以清虚广寒之意了。这时候让我做什么，当然叫苦连天。然而不知怎么的，要给《〈 石头记 〉探佚 》写篇序文，却捉笔欣然，乐于从事。”下面便分析探佚学是《 红楼梦 》研究中最重要最艰难的一个分支，称赞梁归智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成绩斐然”，是“卓异之材”，他所作的工作“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一方面为朋友高兴，一方面对周先生又增加了新的钦仰。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13）
所以，这回奉夏老师之命去接周先生在我也正如周先生之为《〈 石头记〉探佚 》写序一样，是一件“叫苦连天”，而此刻却“欣然，乐于从事”的事。七日下午二点廿分，我按前一天晚上电话中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推门进去，不明亮的走廊里摆着几张旧沙发，一位瘦削清癯的老人手里拄着一根拐杖，正坐在离门最近的一张沙发上发愣。目光呆滞，耳朵上还带着助听器。牙齿显然掉得差不多了，嘴巴是瘪进去的。头发已经花白，长长地分披在瘦削的两颧上。一套中山装倒是合身而整洁，脚上穿着黑面白底的布鞋。我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面前这个老者是一个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文弱衰拙中透出一股仙风道貌。我想，这一定就是周汝昌先生了，虽然跟想象的极不一样。我过去一问，果然就是。他颤巍巍地站起来，木然的脸上立时有了笑容，呆滞的目光也似乎增了精彩。他向里面站着的一个年轻女人招了招手，说：“伦苓，唐先生来了，我们快走。”这个叫伦苓的女子是周先生的小女儿，我们昨晚通过电话的。这时才看清楚，大约卅出头，健康而端正。“噢，是唐先生！”立时伸出一双手来，颇有一点豪气，不像父亲那样文弱。
在笔者见过的对周汝昌的描述中，唐先生的这一段似乎是最形象而传神的。当年周先生回国不久就把这张报纸的复印件寄给笔者，当时刚开始流行“地球变小了”的说法，读的时候也颇有此感慨，没想到笔者六七年前与唐先生的数面之缘竟又在周先生和唐先生在大洋彼岸的会面中接续上了。唐先生在其他几节文字里讲到周先生对纽约学者们讲《 红楼梦 》的情景，讲到周先生的书法——唐先生也是自幼习练书法，颇有功力，讲到周先生和胡适的交往……下面摘引数段，亦可管中窥豹：
到了哥大，时间还早，便领着周氏父女在校园里逛逛。周先生似乎很欣赏哥大的建筑，连连称赞，说有一种特别的气派，是他处所无的。他去年八月来美，作为鲁斯基金会邀请的学者驻节威斯康辛大学，此行迤逦东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去过，倒对哥大格外欣赏，我听了自然高兴。我带他去看哥大校园正中的圆顶大厦，从前的老图书馆，现在是行政大楼。我告诉他八二年冯友兰先生来受领荣誉博士时，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他似乎很用心地听着，木然的脸上又现出特别的精彩。“他们毕竟重视学术。”他自言自语地说。一边用手小心地抚摸着厅内光滑而粗伟的大理石柱，招呼着他的女儿：“伦苓，过来，你看这气势！”
三点差五分，我们来到东亚系所在的恳德堂，夏老师已在办公室门口等着了，看他们寒暄着，一个凄凉的对比掠过我心头：两人实际年龄才相差四五岁，看来简直是两代人。夏老师生龙活虎，行动敏捷，手快脚快，说话如连珠，诙谐百出。周先生则讷讷地笑着，一双失神的眼睛似乎在探索对象，又似乎茫然望着另外的地方。手里的拐杖提起又放下。我心里很难过，突然想起陈寅恪晚年，会不会也像这个样子，或者更糟？
从前读周先生论诗、论文、论书法的文字，议论恣肆，不怕标新，总以为周先生是一个才气纵横，善谈喜谑，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人。这回一见，却恂恂如经师，心里不觉奇怪。及至听他讲《 红楼梦 》，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这才恍然释然，心里对自己说：“不错，正是这样子。”周先生讲《 红楼 》，新见迭出，不怕惊世骇俗。……凡此种种，在一个不深于“红学”的人看来，大概都是非常可怪之论。但周先生引经（ 当然是《 红楼梦 》之经 ）据典（ 当然也是《 红楼梦 》之典 ），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相信。
总之，按照周先生的意见，曹雪芹和他的伟大杰作《 红楼梦 》在他死后都蒙受了千古奇冤，今天的红学家应为曹雪芹洗刷冤枉，恢复《 红楼梦 》的本来面目。他称这一工作为“探佚”，他说：“在红学中，现在有一门新的学问在兴起，即探佚学。”我忽然想起梁归智托人捎给我的那本《〈 石头记 〉探佚 》来，便问他对梁的看法。不料这引起他格外的惊奇：“怎么，梁归智是你的朋友？嗬，这个青年人了不起，我觉得是年轻一辈红学家中最有才华的学者。”停了一停，又说：“他现在的境界又不同于当年写《〈 石头记 〉探佚 》的时候了。”他呆滞的眼里又放出光来，看定了我，再加一句：“我真高兴你是梁归智的朋友。”
会后夏老师请周先生父女在月宫餐厅吃饭，让我和查建英作陪。吃饭时间还早，便先步行至夏老师家小坐。不久，唐德刚先生也来了，说本要来参加座谈的，但临时另有饭局，只能顺道来坐坐。后来由唐先生开车，把夏先生夫妇和周先生父女送至月宫餐馆。我和查建英则步行前往。席间自然谈到因《 红楼梦 》而引起的去秋唐夏笔战。伦苓说，那时他们刚到美国，住在威斯康辛的陌地生（Madison）。“周策纵先生天天带报纸给我们。父亲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得很带劲。”我们问周先生看法如何，他但笑而不答。
后来话题渐渐扯到周先生的家事，伦苓不断诉苦，说父亲工资不高，而食指浩繁，生活从来都是不宽裕的。三个女儿至今没有出嫁。大哥小时得脑膜炎，弄得又聋又哑，讨个媳妇也是聋哑人。还有一个小弟，所有这些人全在父亲这里吃饭，那二百来元人民币的工资管什么用？刚刚又碰上“文化大革命”……伦苓现在给父亲作秘书，但自认对文学对《 红楼梦 》都是外行。伦苓说：“爸爸，怎么你的脑子我们一点都没遗传呢？”周先生似乎没有听见，脸上纹丝不动。夏老师提高了嗓音对他说：“我说你是个书呆子，只顾自己读书，老婆不管，孩子们也没有教育好。”周先生突然像孩子一样地笑了，说：“你这话说得最好。我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最喜欢人家叫我书呆子。”然而在座者都惨然，终席不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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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在美国这一年，交情比较深，或者自己特别看重的美国学者，当数周策纵、赵冈、夏志清、唐德刚① 、浦安迪数位。在《 天·地·人·我 》中有《 弃园中的周策纵先生 》、《 海外红学三友——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刚 》两篇，在《 岁华晴影 》中则有《 海外红友小记 》一篇，都有所忆录。去纽约是受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 1921年生 ）邀请，唐翼明的文章中已经有生动的描述。周汝昌文章中提到，那日讲《 红楼梦 》而特意向他致意因而印象深刻的还有我国台湾籍的傅运筹、赵乐德伉俪，“傅先生在联合国工作，小行草钢笔字写得清秀之至。赵女士是《 老残游记 》作者刘铁云先生的曾孙女的女儿。夫妻二人，皆是‘红迷’。从此，我们成了好友”。周汝昌还说在夏志清的办公室，“为一群美国学生讲《 红楼梦 》的意义与原著佚失的‘后三十回’的探讨。其时名记者陆铿先生与一位台湾的报人，都赶来旁听。外国学生因下堂有课，都有点恋恋地、不得已地走了。查建英女士对‘探佚’这门新红学很感兴趣，对我讲的（ 推考而得的 ）情节表示惊奇”。而在月亮宫餐厅吃饭时，“奇巧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4月1日遇上的那日本学者夫妇，也在那里晚饭，我眼拙，早不能认出了，他们却记得我，起身向我行一个大鞠躬礼。这令我十分感动。还有更奇的：在北京教过英语、与我大女儿月苓同事的一位美国女士不知怎么得悉我在那儿，也赶来看我，并邀我与伦苓到她住处小谈叙旧。及至告辞出来，已然是满城灯火，目迷五色；宽敞的市街汽车如织。我们不识路，幸亏女士拦车‘打的’，才于深夜回寓”。
与唐德刚，早在1980年第一次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上就认识了。唐德刚后来又访问中国大陆，曾有多首诗赠周汝昌，其中一首是：
汝昌兄辱诗索和，用通叶原韵
试考芳园八九分，花枝巷口有脂痕。
排场残续忘真假，“评”“证”蝉联见梦魂。
我到大都访邸宅，人传耆宿别宵昏。
绍兴相国原居首，君住京华第二轩。
这一次来纽约，周汝昌和夏志清第一次见面，是唐德刚安排的一次聚餐会上，他邀请了好多位在美华人作陪，请夏志清和周汝昌上座。周汝昌带了一幅墨书红楼诗赠夏志清，夏志清立刻捧着赠诗条幅和周汝昌合影。唐德刚又请周汝昌为纽约市立大学的文学院长、系主任等根本不懂《 红楼梦 》的人讲一次《 红楼梦 》，因为唐德刚正为纽约市立大学筹备一项新课程：世界各国文化代表作，把《 红楼梦 》作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名著。周汝昌这样记述这次讲学：
这是个大难题！向全然不懂的洋人讲什么《 红楼梦 》？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烦得多呀！
我记得也是先从解说“红楼梦”三字的意义讲起。他们听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好不容易归到了一句话：“这部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丰厚的中华文化意义”时，德刚兄听到了我说出cultural significance时，他立刻大声呼出“there”一字。
这个字，在我们中国话里不能译为“这里”，而应译成“正是这话了！”“这才说对了！”
这么一来，院长们才像释然，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周汝昌从纽约返回威斯康辛不久，又受纽约亚美协会的萧文鸾女士力邀，再到纽约讲学。这一次是到一个岛上的“金氏学院”（ 本名King's College，意为“国王学院”，华人中的南方人把King读作“金” ）。周汝昌是和香港的两位教授及台湾的作家李昂同台演讲的，周汝昌的演讲题目是“《 红楼梦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演讲本有规定的时限，但香港教授在周汝昌按时结束时说：“我愿意让出二十分钟，请周先生再讲。”等讲完了二十分钟，因台下听众听得入迷，主席又宣布：“离晚饭还有一小时，请周先生再继续。”听众热烈鼓掌，周汝昌就再讲下去。
第二天，在联合国工作的傅运筹又开车把周汝昌父女接到自己家里住下，邀来一伙台湾文化界的人士，请周汝昌讲《 红楼梦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后来出了台湾版，就是这次会议上议定的。
夏志清、唐德刚等都是美籍华人，浦安迪（ Andrew H. Plaks，1945年生 ）则是纯粹的白种人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周汝昌第一次去纽约讲学，先行到了普林斯顿。那天正好是阴历三月初四（ 阳历4月1日 ），周汝昌的七十岁生日，早饭时桌上摆满了鲜花。下午在“壮思堂”讲《 红楼梦 》，听众多为大陆和港、台的女学生，另有一位研究巴金小说的美国男士。听众中的中国大陆二女士，其中一位是吕正操的女儿，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吴得安，周汝昌本来认识。晚上浦安迪请周汝昌到一家华人餐馆吃晚饭，吴得安作陪。但浦安迪只坐着不吃饭，因为他信教，不吃猪肉。第二天吴得安又请周汝昌和台湾籍的高友工教授吃饭，高友工写的一篇论《 红楼梦 》诗境的英文论文，周汝昌很欣赏。这次高友工又对周汝昌说，你先把那几回关键的补出来——这当然是指《 红楼梦 》八十回以后的“探佚”了。
赵冈（ 1929年生 ）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也是1980年就见过面了。周汝昌人生地不熟，赵冈很热情，对周家父女很是照顾。1986年除夕夜，周汝昌是在赵家度过的。周汝昌回忆说：“赵先生对我的健康与视力最关心了，几次三番开车陪我到大学医院去检查、诊目，有时是在大雪纷飞中开车到很远的这所校医院——大学是座‘无墙学府’，不是在一个圈圈里，比如图书馆又在另一地点。所以你若没车不好办，而车不像在国内必雇个司机，在那儿赵先生夫妇皆能开车。过八月节了，他会想着送月饼来——芝加哥的产品，送稿纸来……想得十分周到。后来他到北京，我请他在家吃‘家常饭’，比如锅贴，青韭炒黄菜，他都爱吃，总想北京的传统小吃，如‘驴打滚’、‘灌肠’……后来方知，他们夫妇就是在无量大人胡同斜对过一带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他是名校清华大学出身。以后他又陪同台湾女作家、红学家康来新来访我，敦促我向台湾供稿……”
赵冈夫人请求周汝昌给写一幅《 葬花吟 》，这是周汝昌平生给别人写的字数最多的一个条幅，整整三大张横纸联结才写完。赵夫人裱好后珍藏起来，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墙壁悬挂。这件书法佳品，当真算得上宝如珙璧了。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于1983年8月28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成立《 红楼梦 》电视连续剧顾问委员会，也就宣布了剧组的正式成立，历经数年奋斗后，终于于1986年制作完成电视剧《 红楼梦 》，于1987年1月30日至2月1日试播前六集，5月2日开始全播三十六集。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而产生了全国性持久影响的文艺盛事，对于把《 红楼梦 》的影响扩大到全社会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这部电视剧对小说八十回后故事情节的改编，对后四十回续书虽然也吸收了某些内容，却基本上取了探佚思路，实际上也把探佚学作了一次大普及。周汝昌被聘请为电视剧的顾问，他给演员们讲过课，审查剧本提意见，对园子设计、道具使用、服装设计等方面提出看法，还示范动作、写毛笔字题词等，《 人民政协报 》当时曾发表过相关报道。那时候他说话似乎还起一点作用，电视剧改编的“走向”应该说受了他的影响。通过这部电视剧，实际上把周汝昌多年红学研究的成果，他所倡导的《 红楼梦 》研究的大方向和精神气质，以强大的影视传播为媒介，无形中潜移默化到了全社会全民族之中。电视剧其实是对周汝昌核心红学观点的一次极为有力的社会性普及，也标志着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已经对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现实产生了实际的深刻的影响。尽管在表面上，红学界对电视剧八十回后改编取探佚路线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周汝昌似乎又是“少数派”，但学术的发展和飞跃其实并不取决于学术圈子暂时的“舆论”，像《 红楼梦 》研究这样一种天然带有全民参与性的人文学科，就更是如此了。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15）
在“少数派”、“有争议”的表象下，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实质性的业绩，已经逐渐无形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陶冶和文化水平改善的过程之中，未来的前景是如何继续深入地普及已有成果和如何更上一层楼。回过头来看周汝昌于1983年写的《 读〈 石头记交响曲序 〉感赋长句 》是格外有一种“历史意义”的。
胡风（ 1902—1985 ）这位著名的新诗人和新文艺理论家，1949年后著名“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头号主角，在1957年受审查被隔离期间，不能读别的书，只能读《 红楼梦 》，却读出了曹雪芹的真精神，读出了曹雪芹原著真精神被后四十回续书阉割篡改的历史文化大冤案，并写下了《〈 石头记 〉交响曲 》草稿，最终于1976年12月24日定稿，并于1977年1月15日加写了《 序 》，表达了自己对《 红楼梦 》的见解。胡风的这些成果作为“重放的鲜花”，《〈 红楼梦 〉学刊 》1982年第4辑发表了《 序 》，1983年第1辑发表了诗。周汝昌读后，大感震惊，也非常激动，因为胡风并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对红学也不过就知道一点表面皮毛的东西而已，所读的又只是一个通行的程乙本系统的文本，却能在那样一种条件、处境、情况下锋利地透视到《 红楼梦 》中最本质的文化精神问题。周汝昌“百端交集，发为歌吟”也就可想而知了：
读《〈 石头记 〉交响曲序 》感赋长句
六纪红坛阅死生，一痕石破九天惊。
锄兰谩拟沉湘愤，刖玉难同泣璞情。
肝胆嵯峨秦镜碧，是非寥落汉灰平。
谁能到此心涛静，病眼寒灯午夜清。
一九八二年《〈 红楼梦 〉学刊 》之第四期，刊载胡风先生所撰《〈 石头记 〉交响曲序 》一文。向不知胡先生于芹书寝馈实深，乃亟取读，——一阅之下，不禁大惊！余自顾平生，红潮阅历，行年六五，目中未逢如此文词识解。最奇者，彼之手边，除一部流行旧本《 红楼梦 》外，更无参考凭藉，而其所见，虽精研极究之专家，仅堪伯仲，或犹愧色焉。余故曰：此自“五四”以来，最奇倔、最直爽、最高明、最透辟之论红著作也。喜心翻倒，至不成眠；爰赋长言，用抒感韫。是篇所咏，全在胡先生痛言芹书真意之蒙溷乱，续貂恶札之叵测居心。窃存斯见，蓄愤最深，而不意胡先生畅论昌言也。百端交集，发为歌吟，有所由矣。至于学术阈外，岂区区之所能及，亦无旁涉之心。尚冀朗照当悬，烦辞无待，红学幸甚。
壬戌腊尾呵冻草
（ 1983年第2辑《〈 红楼梦 〉学刊 》转自
1983年2月19日《 团结报 》第595期 ）
胡风在《〈 石头记 〉交响曲序 》中这样说：
对高鹗续书和高鹗本人得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鲁迅说他和曹雪芹只偶或相通，当是指他保存了宝黛的悲剧结束（怎样结束是另一个问题），也许还有他所同情的贾家抄家时的小碎片以及他所熟悉的贾政当考官时的社会关系碎片。至于其他，特别是主要人物们的生活经历和命运，那不但“绝异”，而且几乎全是一些名字和影子。我认为，他不但和曹雪芹的斗争目标没有任何继承关系，而且是居心叵测地企图消除掉曹雪芹的整个斗争精神。
……
“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那首诗是寄寓了曹雪芹深远的思想追求的。通过这首诗和宝琴叙述的那个女子的形象（当然是空想的），曹雪芹寄托了他的遐想，热望能够从国际上（汉南—外国）取得社会人生的理想，借以认识已经进入了末世的中国历史，替中国人民的命运开拓出一个光明的出路。他把这个思想愿望和那个有特殊经历的完全是新型女性的宝琴结合在一起，还企图把他寄付了深挚的感情的，情操高尚，性格勇敢的劳动者和战士型的晴雯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在文学上（我还只能说在文学上），这样用全身心向国际上（汉南—域外）追求解决历史（人生）绝境问题的思想出路的，在十八世纪就有了一个曹雪芹。而一直到了将近两百年以后的二十世纪初，这才仅仅有了一个鲁迅而已，而已！
……
曹雪芹死了，悲壮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以后，死了。他做了超过中国历史（我只有信念说中国历史）上任何文人的劳动，例如，在精神属性和精神高度上超过了几千年来一直享受着中国最伟大诗人荣誉的屈原的劳动，而落寞地穷苦而死了。
（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胡风诗全编 》）
胡风不愧是有思想的理论家，他的目光十分犀利，同时他又是一位诗人，有情绪上的敏感，因此尽管他不是古典文学的学者，却能够单刀直入达到曹雪芹思想精神的核心部分。当然他把“汉南”误解为“外国”显露了古典文化修养的缺陷，其实“汉南”是用典故，是指中国，所谓“昔年移柳，依依汉南”（ 庾信《 枯树赋 》）。不过这种误解并不影响胡风对这首诗在义理上的引申，因为这首诗是假托身在异域的外国女孩遥想中国，毕竟还是从“外国”的角度描写的。
红学界一直缺乏像胡风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气质的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的精神差异不能感受深切就是表征，这是周汝昌从研究《 红楼梦 》以来总是感到“孤独”的一个根本原因。突然读到胡风这样的诗文，当然是如电光火石一般震撼和激动了。此后周汝昌和胡风有过一两次交往，曾另赋诗作赠给胡风，只是未留底稿，不能引录了。
顺便提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同是“胡风分子”而“反戈一击”的舒芜，也是一位《 红楼梦 》爱好者，还出过一册名为《 说梦录 》的《 红楼梦 》研究著作。有趣的是，舒芜在红学上的学术立场也正好与胡风尖锐对立。他说：“即使后四十回全是高鹗手笔，广大普通读者实际上已经肯定他续得成功。”“我从来说的是《 红楼梦 》，不是《 石头记 》。”“后四十回的功绩，就在它掌握了前八十回艺术形象发展的规律……”“高鹗的贡献，就在他遵守了现实主义的规律，而没有单纯地从自己的‘心志’出发来捏造情节。”（《 说梦录 》）为什么胡风与舒芜这两位曾是同一个文艺思想阵营的人会对《 红楼梦 》有如此针尖对麦芒的意见？舒芜曾与周汝昌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多年，按说比胡风有更多的可能和更好的条件了解红学的深层次内容，为什么却与周汝昌的红学观点圆凿方枘呢？而胡风根本不认识周汝昌，两人的红学观点却一致得惊人。笔者以为，这就是人的气质性分在起作用了。气质性分有差异，近在咫尺也是肝胆吴越的。气质性分有相近之处，则远隔天涯海角也能呼吸交通。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16）
鉴于对“两种《 红楼梦 》”接受之艰难的历史进程，笔者因此提出了一个“两个半”的命题：“真正从精神实质上理解了曹雪芹，读懂了《 红楼梦 》的，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两个半人：胡风和周汝昌，鲁迅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也只读懂了一半，但鲁迅的思想实质是与曹雪芹相通的，那就是对伦理本位文化产生的国民劣根性的深恶痛绝，对传统文化负面的深刻绝望。”（ 1988年12月18日作《〈 红楼梦 〉现象的文化剖析 》，见1992年版《〈 石头记 〉探佚 》）当然，这里面又有复杂的红学发展的时段性问题，所以笔者后来进一步说：“红学这个小梦魇之上，笼罩着更大的梦魇，那就是传统文化心理的惰性层面与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话语强行进入时造成的复杂纠葛与错位。续书作者、续书文本摆不脱传统的阴影，续书的接受者则除了传统的梦魇之外，又多了传统优秀层面断裂的窘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在清扫房间污垢的同时连同珠宝也一起扔掉了，后人只有在双重的梦魇之中颠倒困惑，恍惚迷离。因此，在红学研究与《 红楼梦 》的审美接受上，表面上只是一部小说的阅读，实质上却聚焦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病象与挣扎、升沉与进退。《 红楼梦 》接受史上能跳出梦魇的人寥若晨星，红学研究的途程格外荆棘丛生，原因全在这里。因为这需要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有鞭辟入里的感受、理解和认识，既能承续其精彩辉煌，又能对其负面进行严肃的反省批评，还要对西方文化的进入所造成的冲击与扭曲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清理。鲁迅与胡风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 红楼梦 》接受的干扰，因而更强烈地反思‘国民的劣根性’；周汝昌后来则更关注西方文化的侵入造成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断裂对接受《 红楼梦 》造成的障碍，这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针对不同的最迫切现实问题强调不同的侧面，是红学发展之时段性、针对性的体现。其实他们的精神本质是相通的，所以他们都要严格区分‘两种《 红楼梦 》’，要从精神上‘去蔽’——虽然对‘蔽’之所在因时代的差异而着重点不尽相同，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汝昌又会高度评价鲁迅与胡风，引为同道与知音。”（《 独上红楼 》）
从对胡风诗文的“惊奇”，到电视剧《 红楼梦 》以探佚思路改编而使曹雪芹的真思想真艺术初步深入社会大众，的确微妙地体现了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有内在的合理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周派红学”虽受非议和阻遏，但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发展壮大，走向辉煌，的确是《 红楼梦 》研究和红学发展史上一个兀然耸起的空前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艺术史演变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前面的行文，主要集中在红学方面的情况了，这当然是周汝昌的“主流”。但并不是说，除此而外，周汝昌就没有其他的日常生活情趣和文化活动。关于书法和诗文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将另辟专章评述。在《 北斗京华 》等随笔集中，周汝昌写有不少随笔，既有“斯文向往”，也有“胜迹寻痕”，还有“师友襟期”，读起来，可见周汝昌颇有雅人深致，除有各种文化胜缘如开会、交友外，在年龄尚未太老时，也不时出游，流连于燕京古都的名胜园林之中，如“蟠桃宫”、“二郎庙”、“红楼四壁驻长春”、“太平湖寻梦录”等。这些游赏也往往会和曹学、红学自然发生因缘，惟各篇未注明确切日期，不好“追踪蹑迹”一一缕述。这里就追述一件周汝昌在80年代红学之外的笔墨因缘，借以对周汝昌的“全人”风貌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