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对这个俄罗斯的藏本，周汝昌以第一回的文字特色作这样的分析和判断：.2
这件事还与笔者有一点小瓜葛。笔者于1964年9月至1968年12月下乡插队前就读于武汉华中师大第一附属中学高中，这是一所“王牌学校”，学校的师资很强。教语文的汪厚铎老师（ 1926年生，江西乐平人 ）原是国立杭州艺专学国画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厚。2001年2月26日汪厚铎先生给笔者写了一封信，并寄来上下两册《 西海诗词集 》，信中说：“屡蒙赐书，无以为报，这回借花献佛，寄一部《 西海诗词集 》给你。这是1949年4月与我一道自国立杭州艺专投奔中共湘西游击队的老同学陈朗的著作。他比我高几个年级，现已年近八旬，去新西兰与女儿、女婿一同办报。他曾当‘老右’，流放西陲十数年，一生坎坷。我们这些学画的老同学多半爱好诗词，但写得好的，就我所知要算陈朗和林锴（ 也是‘老右’ ）这二位。陈朗同周汝昌先生常相唱和，这也与你有缘了。我写过两首小诗寄给陈朗（ 今题于《 西海诗词集 》扉页 ）：‘故人绝塞腹中书，晨夕歌吟似品荼。吟到三禽肠断句，凄风暗雨撼吾庐。’‘曾坠冰天炼奇骨，遂教佳什压通眉。文章事业千秋在，遥向元龙寿一杯。’”
《 西海诗词集 》是杭州图书馆古籍部承印的非卖品著作，毛笔手写体影印的线装书，古色古香，印数大概十分有限。上册有两篇“周序”：第一篇是周采泉的序，第二篇是周汝昌的序，在两周序和作者自序后又有周汝昌题署“西海诗”；而下册扉页一是沙孟海题的“西海诗词集”，扉页二是周汝昌题的“西海词”——署“解味道人题”。
周汝昌的序写于“戊辰十一月”，也就是1988年秋冬之际，开头就说：“陈子旨言养疴湖滨，贻书于我，嘱为《 西海集 》制序，可见陈子不以我为不知诗之人……”后面勾勒中华诗歌的演变大略，三言五语，可谓钩玄提要，而特别标举：“史家者，那浑身解数专门纪叙别人而不肯自叙自纪之人也，中国的社会道德观念使得人们不肯不愿也不敢自纪自叙于此，乃有诗人这一群特殊的感情动物出而违俗骇人，竟来以诗句抒写他的自我。所以一部诗集，实质即是那位诗人的自叙自传，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对于陈朗的诗作，则这样评价：“诗人最大的本领是什么？我的体会是他能将美的写得更美，还能将丑的也写得很美，但他更奇的本领是能将他自己的最深刻的痛苦感受变成非常美的东西，并且能使我们从中得到非常美的享受。”后边周汝昌联系自己，又这样说：“我于诗道，荒废已久。我真正作诗填词，只是二三十岁那段时期，以后遂无意兼及，渐渐流为荒率滑泛信口随音之恶札，而陈子则不然，揽其所为，终卷无一语浮泛，皆精心聚血性命以之，故字字轩昂，斤两特重，其间磊落英多之气，苍凉萧散之风，中人如酒醴。大抵其才堪惊四邻，而其境终适独座者。右军曾云：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悲夫！”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17）
应该说，周汝昌的这些话，也无意中表明了他研究《 红楼梦 》的根本立场，即曹雪芹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 红楼梦 》就是“诗人的自叙自传”，而这部伟大的自叙传小说，也是“能将美的写得更美，还能将丑的也写得很美，但他更奇的本领是能将他自己的最深刻的痛苦感受变成非常美的东西，并且能使我们从中得到非常美的享受”。周汝昌对自己吟诗填词的自我评价，也值得玩味。二三十岁时，正当青春的花锦年华，感情奔放缠绵绮丽，专意于诗词，所作当为“诗人之诗”与“词人之词”，正像他品评张伯驹的作品一样；此后以学术研究为主，又撰著了两本宋人的诗歌注解本，理性思维渐强，诗风乃发生变化，学人之诗的特点愈重。
陈朗1922年生，当年投奔革命，本来也是热血青年，网上一篇不知作者姓名的短文（ 似乎是黄苗子写的 ）介绍说：“他出生于浙东破落的书香门第，父、叔咸能诗，故幼承家教，早通音律。他少年时代热衷金石绘画，曾负笈师事潘天寿，求艺于杭州国立艺专。建国后从事戏剧编辑，曾被打入‘另册’，发配大西北，二十年后返京复职。”“我请陈朗参加《 百美图 》，他推辞道：‘我不是名人，又不见经传，免了罢！’我以《 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 》收录了他的诗为由，请他以诗人的身份参加，他无辞可推，只得允诺。……壬午年春节刚过，我去他家串门，见他从抽屉里取出十六开大小的一页画稿，画稿上画着一幅奇异的肖像，长长的‘马脸’，一双小而机敏的‘马眼’，快长到额头上，头上一抹又短又硬的黑发，恰像一丛马鬃，那高高的、弯弯的鼻子，也像拴过缰绳的马鼻。我的眼睛一亮，好一幅‘马脸’的‘漫画像’。他见我怔在那里，一边让坐，一边笑着说：‘这是小稿，随手画的。’我拍案叫绝，请他移上统一规格的宣纸上。他数易其稿，却怎么也画不出小稿的感觉和笔触来了。他的题画诗请红学家周汝昌题，周汝昌患眼疾，近似失明，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诗题到画像上：‘牛头马面各风流，牛鬼蛇神占一筹。好向夫人夸外子，说他老气太横秋。’陈朗的自画像画得好，周汝昌的诗题得妙。夫人周素子对我夸道：‘陈朗这辈子就画了这一幅好画！’”
《 西海诗词集 》上册收有周汝昌与陈朗唱和的几首诗作。其中有周汝昌一组四首绝句，题为《 洋历八五年除日，收诵朗公自杭惠诗札，为拙句凡三次韵，笔笔警策，明日是元旦嘉晨（ 原注：非辰 ），乃吟四小句以报之 》：
一
数柯庭树见寒林，淡宕空明晚照沉。
贪数归鸦成久立，巢深巢浅替关心。
二
逐日偿渠墨债来，何曾忙里剩吟怀。
寒窗忽展钱塘札，无限灯花照眼开。
三
虽是洋风也岁除，数声炮仗有如无。
鞭牛几日夸牛耳，画虎连朝振虎须。
四
次韵真如土委地，属联惊识笔生花。
报君仍是一张纸，惆怅新诗管物华。
而下册也有陈朗赠周汝昌的长短句，其中一阕写于乙丑（ 1985 ）年，题为《 金缕曲·读某红著戏呈脂雪轩主人 》：
红事纷如许，见忙忙、蜂围蝶阵，燕叨莺絮。月荻江枫何处夜？崩剥诗催离绪。道有个西轩旧谱，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枇杷应合陪箫鼓，君自醉，客谁舞？
尊前身外闲凝伫，几沉吟、满庭芳积，午阴嘉树。偏是杜家工猜谜，肯把床头刀与？矜独会曹侯机趣。不恨同时非相识，恨同时孤负（ 即“辜负”的通假字——引者 ）先生楮。无鬼论，准看取。
“君自醉，客谁舞？”“矜独会曹侯机趣”——这还真能传达出一些周汝昌研究《 红楼梦 》的“个中滋味”。周汝昌于甲子（ 1984 ）年写的一支自度曲，最能体现这种旨趣风貌：
为芹脂，誓把奇冤雪。不期然，过了这许多时节。交了些高人巨眼，见了些魍魉蛇蝎，会了些高山流水，受了些明枪暗钺，天涯隔知己，海上生明月。凭着俺笔走龙、墨磨銕、绿意凉、红情热。但提着狗续貂，鱼混珠，总目眦裂！白面书生，怎比那绣弓豪杰——也自家，壮怀激烈。君不见欧公词切。他解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怎不教人称绝！除非是天柱折，地维阙；赤县颓，黄河竭；风流歇，斯文灭——那时节呵，也只待把石头一记，再镌上青埂碣。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1）
红学研究之外，周汝昌在古典诗文解注、古典文论研究、传统诗歌创作和书法的书写及考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20世纪60年代出版过《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和《 白居易诗选 》，前面已经提到。其实际的研究操作则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的失学时期。周汝昌曾这样夫子自道：“我的精神‘生活’是‘地下活动’：一是作诗词怀念故国反侵略，悲愤激烈，见者只有二三人，皆表惊讶。再就是以治学自遣黑暗岁月，整整六年，其内容包括文字语言、诗词笺注、书法探究。成稿有《 石鼓文新考 》、《 津沽方言解注 》、《 辛稼轩词编年 》、《 温庭筠〈 菩萨蛮 〉详注 》……这些，大抵历劫散佚。”（《 治学历程 》，见《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
散佚的成果当然可惜，但其治学的“功夫”却也积淀下来，后来在许多课题上偶然涉及，都能有不凡的表现，可见渊源有自。如果说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表现了体系宏大、卷帙浩繁的特点，首先以其“量”让人移神夺目，那么他的诗文理论研究则以其“精”而让人首肯心服，虽然著作不似红学研究成果多，却每下笔都别具一格，包蕴深厚，能引逗出无穷的话题，潜涵着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体系。
保留下来的论文，比较早的一篇是写于1952年8月的《〈 楚辞 〉中的“予” 》，其时已在成都。这篇论文是因读文怀沙《 屈原九歌译 》而引发，当时文怀沙的楚辞译本非常风行，而文怀沙又是《〈 红楼梦 〉新证 》的责任编辑，这其间的因缘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篇文章对《 楚辞 》中出现的“予”字，分别情况予以论证，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予”字都是“我”的意思，在有的情况下只是语气虚词。由于这一文字训诂的新发明，对《 楚辞 》中不少文句的解读也就不同于传统的成说。引一两段论文中的话：
好的《 楚辞 》本子，“余”“予”丝毫不乱，分得很清（坏本子如戴震的《 屈原赋注 》，把“余”多乱为“予”，实要不得），翻一下的结果，就有个印象：为什么某处用“余”？某处又用“予”？似非无故。进一步的印象是：“余”在句头句中的极多，在句尾的很少。而“予”则多在句尾……
然后逐条分析了《 九歌 》中《 湘夫人 》、《 大司命 》、《 少司命 》、《 河伯 》、《 山鬼 》以及《 离骚 》和《 远游 》中的十处“予”在句尾的例句，正论反证，都表明：
若必拘定旧说，赋“予”字以“我”义，是多半讲不通的。……“予”在这里可能只是一个声音，而没有实义。
这样，那十个例句都产生了新解。如《 湘夫人 》中的名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传统的解释都是说“愁予”是指怀念湘夫人的湘君之第一人称。而按周汝昌的新解，则“愁予”只是第三人称的描述，周汝昌并将这两句依新解翻译成白话：
高贵的公主——湘夫人啊！你降临在北岸的水旁，
你的双眸渺渺远望，流露出无限忧郁的辉光。
而一般的翻译都是把第二句作第一人称处理的。远的如文怀沙的译文，近的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 先秦诗鉴赏辞典 》的译文，“予”都作湘君怀念湘夫人的第一人称：
高贵的公主——湘夫人啊！你降临在北岸的水旁，
用尽我的目力我却看不清爽，使我无限忧伤。
（ 文怀沙译文 ）
美丽的公主快降临北岸，
我已忧愁满怀望眼欲穿。
（《 先秦诗鉴赏辞典 》译文 ）
而郭沫若的译文似乎与周汝昌比较接近，对“予”不作翻译：
公主们来在这偏僻的岛上，
望眼将穿，绕着愁肠。
当然先秦典籍的文字释义，是有各家说法的，周汝昌的这种解释也只是一家之言。但至少，这篇论文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且颇有创意的，而其研究方法，也是版本考察、文字训诂和文本之细读详绎互相结合，“综互合参”的。
周汝昌在燕京大学作本科毕业论文，就曾经把陆机的《 文赋 》翻译成英文，并作了一些研究。所以，他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关注钻研也是很早的。1963年第2期《 文史哲 》，发表了他的一篇长论文《 陆机〈 文赋 〉“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论文开头就说：
晋代陆机的《 文赋 》，是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 文赋 》中的重要论点，应当首先数到“缘情绮靡”一说。
可是，“缘情绮靡”四个字的确解到底如何？看上去，似乎不复杂；稍一追求，则问题就很多了。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对这四个字就有了误会错解。这种误会、错解，在诗坛上起了不小的坏影响，因而也影响了大家对陆机文艺理论的评价。
周汝昌从“缘情”、“绮靡”和“缘情体物”三部分作论证，说明这些词句的意义和关系。
针对已有的一些权威解释，如清代的张惠言和朱彝尊，以及袁枚、纪昀（ 即影视中大加渲染的纪晓岚 ），周汝昌指出其错误的理解阐释，而且“由于这班人的误解、歪曲及其影响所被，加上对‘绮靡’一词的更大的错会，再看到六朝时代南方民歌小诗中的许多情歌和士大夫的‘艳体’，于是就有人指责陆机，说他是纯艺术论的、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倡导者，似乎要他负全部诗歌史上的坏影响的重大责任”。
那么，陆机所谓“缘情绮靡”到底是什么意思？
周汝昌深入文本，考证词义的演变，并参阅征引朱自清《 诗言志辨 》等前人论说，条分缕析，首先阐明“绮靡”并不是字面上形式美、颓废美的意思，而是“精妙之言”（《 文选 》注者唐代李善语 ），是说诗比其他文体要精妙得多——细密精致，蕴蓄微妙得多。
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是与“赋体物而浏亮”并举的，他的用意不仅是说明诗和赋这两种文体的不同，也兼有“情”和“物”的联系，陆机并不是以“体物”来专指“形似”的“描写”，也不能说他有重“情”而轻“物”的倾向。陆机文论的意义，是从他那儿开始，才有明确意识将“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起来。
事情已经很清楚：“体物”的赋，侧重直陈铺叙，所表达的意思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气、语调，都比较显豁晓畅，读起来、理会起来，都比较朗爽通达，甚至淋漓痛快，因此就是“浏亮”。相对的“缘情”的诗，侧重沉吟涵咏，所表达的情致，都比较细致深隐，而与此相适应的，自然就是低徊往复，沉郁蕴藉的语式声调（这自然都是指当时的古典抒情诗而言），读起来，理会起来，也比较需要优游潜浸、循回体味，因此，这就是“绮靡”了。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2）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错会误解呢？这是由于陆机的《 文赋 》，本来是一篇广义的文论，并不是一篇狭义的诗论；而陆机作为一位作家，却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散文家；再加上他的“缘情绮靡”提法特别鲜明新颖，是一种创造性的“自铸伟词”，首先引人注意，这就容易使读者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他是重诗而轻文，重“缘情”而轻“体物”。而其实并非如此。
至于陆氏的“缘情说”被特别强调起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是事实，不过那实际上是较晚的事情，另有其客观背景与条件了。
周汝昌在论文的最后归结到讨论“缘情绮靡”说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中的意义：
从这里说起，值得我们思索、探讨的东西就太多了。
例如，“绮靡”和“浏亮”两种不同的风格，就关涉到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唐诗和宋诗的区别消长的问题，宋词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异同的问题，文学上的秀美和壮丽两种美的问题，作家的高明和沉潜的性格的问题，创作手法上的比兴和题咏的分合的问题，等等，恐怕认真研究起来，就都须从陆机的提法里面去参互印证一下，那研究才能更为全面。
例如，自从“赋者，古诗之流也”从附庸蔚为大国以后的发展、兴衰问题，我们这个诗的国度里独独缺乏史诗、叙事诗而抒情诗成为诗、词、散曲的实际本质的特殊现象的问题，若讨论起来，恐怕也不能离开陆机的“缘情绮靡”说的头绪。
这又是周汝昌治学一贯风格的体现：从具体的微观的问题进入，目光却延伸到了更为高屋建瓴的宏观的文化视野，引发出更多的研究课题。正像对《 红楼梦 》的研究从具体的文本和作家考证而提升到“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一样。当然对《 文赋 》的研究还仅仅是“提端引绪”，许多论题有待进一步展开，后来的人如果善于学习，接着这个话题拓展深入，继续作下去，是大有可为的。
对《 文心雕龙 》，周汝昌则更为热爱推崇。《 文心雕龙 》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它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刘勰，后来出家为僧，法名慧地，因此顾随曾以“慧地论文”赞誉《〈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撰有《〈 文心雕龙·原道 〉篇的几个问题 》和《〈 文心雕龙·隐秀 〉篇旧疑新议 》两篇论文，分别刊于《 河北大学学报 》1982年第1期和1983年第2期。
周汝昌自己曾说，对于《 文心雕龙 》，曾经投入很多心力阅读研究，也颇有心得收获，而写出来的有限，除了两篇论文外，许多札记和《 文心雕龙 》五十篇的“关系”图表则因“文革”浩劫而无可寻觅。不过这两篇论文是很有学术意义的，涉及《 文心雕龙 》研究中的两个大问题。第一篇讨论的是刘勰著此书的主旨，是不是主张文章的极致（ 即文章的最高境界 ）就是“归于自然”而轻视人为的文采；第二篇则力辨《 文心雕龙 》中的《 隐秀 》篇不是伪作——翻了从清代的纪昀开始即成定论的一桩“龙学”公案。
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点认为，刘勰主张“文贵自然”，人为的文采则是较低级的境界。周汝昌通过细致深入的考辨，证明这种说法实在是断章取义，是把书中《 原道 》一篇中的“自然之道也”一句话从全书的大整体中割离孤立起来，再引申出一种解释，实属似是而非。周汝昌论证说，刘勰的原意是说：无心之物如草木云霞，尚且有文采表现，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岂能反而独无文采呢？因此人有文采，正像草木开花、云霞布彩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刘勰本来就是在为人有文采寻求理论根据，怎么能误解为是主张“自然”不要文采才是高境界呢？再看其第四十四篇《 总术 》，带有总结性，正是讲作文章的规矩、法度、构思、谋篇、炼字……各种作文章的层次、技法，并且从反面指摘瑕疵病害，还论述修养、涵育等等，这怎么能说刘勰主张作文是以“自然”为宗旨而不要人为的文采呢？其实只要看看书名“雕龙”，也十分清楚，正比喻“人工”可夺“天巧”。通常所谓文如“天成”、“行云流水”，那实际上是指功力纯熟深厚所达到的境界，那不过是貌似“自然”，无非是大匠之能泯其“斧凿痕”而已。
《 文心雕龙 》中的《 隐秀 》一篇，从元代以来，残缺不全，到明朝天启年间，钱允治（ 功甫 ）从阮华山所藏的宋本补得四百余字，乃成全篇。清代的纪昀为《 文心雕龙 》作批时，首次提出疑问。后来的专家士子，就都认定这后出的四百余字是明人伪造。后来著名学者黄侃又提出，宋代张戒的《 岁寒堂诗话 》中引《 文心雕龙 》，有“情在言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两句，而这十二个字却不见于钱允治从阮华山藏本中所补的四百余字中，因此断言宋时另有原本，传本是明人伪造又得到一个力证。这样，新的注本如范文澜的《〈 文心雕龙 〉注 》等，都把那四百余字删去，恢复了残缺时的原貌。
周汝昌在论文中说：“黄氏此说，虽然大家靡然从风，众口一词，其实却是无多大价值的。”他经过详实的论证，说明张戒诗话中提到《 文心雕龙 》的“文例”，是以己意“撮述”而非原文引录，是一种概述性的说法，所以并不能以张戒的那两句话来判定传本的真伪。周汝昌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龙学”的集大成式著作——詹瑛的《〈 文心雕龙 〉义证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中就大量征引了周文所论，表示完全赞同周汝昌的意见，并且附印了增补的《 隐秀 》下半篇之刻板书影两张，从字的刻法和避宋真宗的讳这些特点，证明“可见抄补《 隐秀 》篇时，就照着宋刻的原样模写，而梅子庾补刻这两板时，也照着宋本的原样补刻”。
周汝昌的这篇论文又曾被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名家论学 》。这部书是香港中文大学郑子瑜教授主编的，征稿信由周策纵转周汝昌，当时周汝昌正在美国讲学，那天正好在周策纵家做客。周汝昌把这篇旧文提交，并附加了几大段的“后记”，其中说：
这篇论文并不算太长（将及万字），而其内容，实已涉及到了研讨学问的不少问题，说起来都是令人感触多端、深思而长叹的事。比如，在我国文化史上，越是重要的受人注意的名篇杰构，越是蒙受着许许多多的烟埃迷雾，特别是有一些颠倒是非、淆乱耳目的见解和说法，却往往来自“权威”“名家”。每当有这样情况时，其影响之巨大，贻误之深广，实难计量。这实质上都要涉及到学与识的问题，治学论事的精神与方法的问题。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3）
《文心雕龙》是我最喜爱、最佩服的我国传统文学理论巨著。能用骈文表达这么丰富的内容，真是一种奇迹。……今将商略《隐秀》的这一篇，重加核订，以存孤学微尚之一斑，因为它的内涵更是极关重要：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刘彦和（刘勰字彦和——引者）第一个提出了“情韵不匮”这一美学标准；而他又指出了“隐”和“秀”的两大美学概念，抉示了吾华文学艺术审美观念中的极其鲜明而超妙的特点特色。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神韵说”的源头。此义甚长，岂能置而弗论？
了解周汝昌对《 文赋 》和《 文心雕龙 》的研究成绩，也可以有助于理解他的红学研究。长期以来，都说周汝昌是红学中“考证派”的代表，而忽视了他的文艺理论素养也是很深的，因此引发许多曲解误解。这正好可以用周汝昌的话来评判：“这实质上都要涉及到学与识的问题，治学论事的精神与方法的问题。”
周汝昌对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比较专门和集中的理解表达，还有《〈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 〉序言 》、《 “灵、情、才、画”四题论 》和《 中国文论（ 艺论 ）三昧篇 》三篇。
《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 》是山西的一些学人组织编纂的，不过是当时编“鉴赏辞典”的时髦风尚之一波，主编者请周汝昌写一篇序，也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其实只想要几句门面上的话，并不希望写得多么“学术性”，尤其不希望写得太长。之所以想到请周汝昌而不是别的专家，是因为周汝昌在《 唐诗鉴赏辞典 》等书中撰写的篇目颇有特色，无论见解或文采，都秀然挺出，不似其他专家所写千人一面。但周汝昌事事都过于认真，又洪才河泻，下笔千言，居然洋洋洒洒写了近两万字。因为笔者当时在山西工作，周先生把这篇序寄到下处让笔者转交主编者，所以笔者看过这篇序的原稿。真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引文全凭记忆，因而有两处失误，笔者予以改正后告知，周先生来信表示：“极谢！”还有一个小插曲，可能是由于主编者回信不及时之类的琐故，周先生后又写来一信，有点生气，有“手稿在海外卖大价钱”之语。笔者当时思虑不周，径把原信转给主编者，引起了一点不愉快，记得主编者对笔者发牢骚说：“让他写篇序，写了那么长！”
但因此也可以知道，这篇序言不是泛泛而谈的一般性文章，而是纵论中国诗、词、曲、赋的源流演变，体现周汝昌多年学识见解的一篇重要论文。
文章分为七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诗词曲赋，代表了我国韵文的主体。对于韵文，应该建立两门专学：一是笺注学，一是鉴赏学。”然后论述：“鉴赏不等同于理解（ 文义的通晓 ），它包括了理解，不理解焉能谈到鉴赏？但是鉴赏毕竟不能是‘串讲文义’所能充数的一种文化精神活动。鉴赏又是多型态、多角度、多层次的，进行这种精神活动，需要很高级的文化素养和领悟智能。它涉及的事物和道理极繁富，极复杂。然而鉴赏的性质和目的却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鉴赏是审美，是对美的寻取和参悟。”
抓住了鉴赏的本质是审美，再结合西方的“接受美学”追溯中国“鉴赏学”的源头流脉，从先秦的“诗无达诂”，到魏晋的玄谈清义，特别举出谢家品论毛诗，谢玄标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小雅·采薇 》），谢安则说这两句比不上“谟定命，远猷辰告”（《 大雅·抑 》）才富有雅人深致。周汝昌评论说：“如让我们来辨析异同，那么不妨说是年长的注意深致，年少的却喜爱韵致。这大约是真正的鉴赏学的佳例。我们见他二人眼光不同，差别很大，恐怕还有人暗吃一惊，大感意外。然后，我们又该问问自己，我到底‘同情’谁？谢玄，还是谢安？这确实是鉴赏学上值得研讨的一个绝好的课题。”
后面还有“咏絮才”典故的例举，并阐释“韵”即是“均”——是一种“标准乐器”，可称之为“乐准”，当众乐器俱按“均”调好了，便发出了极有和谐之美的妙音。这种极美的和谐共振，就产生了一种悠然不尽的“和谐延续”。而这就是传统的韵文文学中特殊重要的“韵”的来龙去脉。再往下叙述，则是“朱弦疏越，一倡三叹”，《 文心雕龙 》中的“情韵不匮”，北宋诗人梅尧臣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一直到宋代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然后一语中的：“讲鉴赏韵文，第一要能感受这个不匮，不尽。”真可谓探赜钩隐，娓娓道来，让中国独特的“鉴赏学”（ 也就是“接受美学” ）之“理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第二部分深入论述“引而不发”的民族诗学观的根源，最后归结到“观察万物而首重神髓的问题，这才是吾华韵文的灵魂”。第三部分讲解以禅喻诗，仍然归到“中国古代诗人韵文家的感受与传达，是一个特色很强的精神活动，其所传达的，是神明，是神韵，是神采，不但写人，写景写境，也是如此”。第四部分谈“文采”，第五部分谈曲，第六部分谈赋，第七部分是余论总结，其宗旨是前后一致的。
这篇长论文不仅表现了周汝昌深湛的文学理论修养，更体现了他对“鉴赏”的本己体会。“五四”运动以后，学习西方的“分析”成为主流，传统的鉴赏被冷落，甚至被认为算不上学术，而丢弃了国宝，失落了国魂。这在《 红楼梦 》的解读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前面已经谈过不少。实际上，鉴赏和理解，感受和分析是不应该割裂的，还是那个才、学、识和文、史、哲要“通力合作”而不能各走偏锋的老问题，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碰撞融合的老课题。正是这个老问题和老课题激发出无限的感慨和表达欲望，让周汝昌下笔不能自休。而他也的确能洞悉此中奥秘并切中肯綮，说到点子上而且说得很漂亮。
这在《 “灵、情、才、画”四题论 》和《 中国文论（ 艺论 ）三昧篇 》中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前者的副标题是“中华文化精神讨源浅议”，后者以很大篇幅谈“风骨”、“气”和“韵”，说：“我们的讨论，是从解释‘风骨’开始的，但也连带涉及了若干别的、有所关联的中国文论艺论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理解中华文论艺论，必归结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高层灵智，而不可盲目搬弄外国观念。”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4）
万派归源，千缘一脉，那“关键词”还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几乎任何一个问题，周汝昌都是以这个“关键词”为出发点和落足点的，另外一些文章，如《 汉字繁简之思 》、《 中国文化思想——“三才主义” 》等，无不如此。有一篇写成于1984年1月18日的《 “金箍棒”的本义和“谱系” 》，九大节考据论证，从孙悟空的“金箍棒”说起，深入文字学、民俗学等多个方面，得出了有趣的结论：“民俗学与民间文艺的密切关系，产生了孙悟空的‘金箍棒’。它其实是一支殳棒，这东西从古以来专门制伏鬼怪。……明白这道理后，就确信‘金箍棒’是‘记音’的讹写法，其本字应作‘荆觚棒’，复言之则为‘荆觚棱棒’——儿童说成‘金毂辘棒’者，由于此故。荆，指荆竹，或‘矜’字之兼义。”无论是“高雅”的诗词歌赋，还是“通俗”的民俗文化现象，“情哥哥偏寻根究底”，那“根”和“底（ 柢 ）”，就是那棵支系深远盘根错节叶茂花荣的中华文化的参天大树。而周汝昌，正是终其一生在这棵“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桑梓树下往复盘桓，流连忘返，一往有深情（ 此乃《 世说新语 》中原样表达，后方浓缩为“一往情深” ）地由衷礼赞叹美，予以发扬光大，并因此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
1987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著《 诗词赏会 》，共二十万字。这是一册鉴赏研究唐宋诗词的书，分前卷“赏会编”和后卷“论证编”，前卷是对单篇诗词的鉴赏分析，包括李煜、温庭筠和宋代多位词人的词作以及杜甫、杜牧和李商隐的几首诗。后卷包括十五篇论文、文章，还有附录《 李商隐〈 杜司勋 〉诗今译 》、《 李商隐〈 韩冬郎 〉诗今译 》、《 诗的存在 》和“卷尾馀谈”。
2000年6月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了《 千秋一寸心：唐宋诗词鉴赏讲座 》，共十八万二千字。这册书是《 诗词赏会 》中的“赏会编”之重写和扩充。将旧著重新写过，不是“炒冷饭”，而是精益求精，“与时俱进”，这也是周汝昌的一个特点。《〈 红楼梦 〉新证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曹雪芹的传记，恭王府的考证，无不如此。
笔者亦曾为《 千秋一寸心 》撰写书评《 “咬文嚼字”印诗心 》（ 2001年第2期《 中国图书评论 》），指出书中鉴赏的诗词分为三类：名人的非名篇、非名人的非名篇、名家名篇，举例说明周汝昌鉴赏诗词的特点是追求与古人“印诗心”，也就是“解味”，并引申出三点值得反思的地方：其一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接续和“创造性转化”，最需要用力的并非西学的引进比附，而是要尽可能回归传统的“涵咏”、“含咀”（ 含英咀华 ），从根本的感受思维方式上“通电”；其二是周汝昌说“咬文嚼字”，并非所谓科学性的解剖分析，而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沉潜揣摩；其三，因此周汝昌是“赏会”而不是“分析”古典诗词、古典小说和一切中华传统的文化艺术，“以我之心去寻求古人之心”；追求两个“寸心”的契合，即禅家所谓“心印”，诗人所谓“心有灵犀”。三点其实还是一点：“赏会”是有机的、悟性的、投入的东方式玩味；“分析”是机械的、知性的、外在的西方式解读。二者是否能“殊途同归”，那就是读诗人解诗者的“综合素质”问题了。
这种特点同样表现在《 诗词赏会 》的“论证编”中，周汝昌写的论文也是融“赏会”和“论证”为一体的，并特别追溯到中华语文和汉字的本质。如《〈 唐宋词鉴赏辞典 〉序言 》中说：“我国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学的高级形式，它们的一切特点特色，都必须溯源于汉语的极大特点特色。”“格律的规定十分严格，词人作家第一就要精于审音辨字。这就决定了他每一句每一字的遣词选字的运筹，正是在这种精严的规定下见出了他的驾驭语文音律的真实工夫。”“‘青山’‘翠峦’‘黛岫’这些变换的词语才被词人们创组和选用。不懂这一道理，见了‘落日’‘夕曛’‘晚照’‘斜阳’‘余晖’，也会觉得奇怪，以为这不过是墨客骚人的‘习气’，天生好‘玩弄’文字。”周汝昌并因此非议王国维《 人间词话 》里的观点：“王国维曾批评词人喜用‘代字’，对周美成写元宵节景，不直说月照房宇，却说‘桂华流瓦’，颇有不取之辞，大约就是忘记了词人铸词选字之际要考虑许多艺术要求，而所谓‘代字’，原本是由字音、乐律的精微配合关系所产生的汉字文学艺术中的一大特色。”
周汝昌曾说，除了诗圣杜甫外，他最崇拜中华文化之“三圣”：稗圣（ 小说称稗官 ）曹雪芹，文论圣刘勰，书圣王羲之。他自幼习练书法，从未中辍，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书法名家。同时，他对书法不仅实践，也作研究，且同样颇有成就。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地震棚里撰写《 书法艺术答问 》，到2002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永字八法 》，是周汝昌“书学”研究的轨迹。
《 书法艺术答问 》的“后记”说：“那一年（ 指1976年——引者 ）夏秋之间，每夜临睡前，坐在临时搭的‘避震’床上，由于多年习惯，不能立即‘倒头就睡’，就把枕头叠高了倚住，信手取了一个敝旧的白报纸本子，把灯拉过来，用极大的钢笔字，涂鸦乱画数行。时断时续，积得久了，居然坚持到可以‘成篇’的阶段——就是这个小册子的形成经过。”在此前后，周汝昌还写了一些关于书法理论方面的文章，如《 兰亭综考 》、《 说“遒媚” 》、《 书学笔法考佚 》等。
《 书法艺术答问 》共分九章正文、“备检篇”一章及“后记”、“再记”、“馀记”、“补记”各一篇。全书篇幅虽小，却全无杂言，都是“干货”，而其表达，更是周汝昌一贯的生动活泼，雅俗共赏。这种特点只要看看九章的标题就窥一斑而知全豹了：特殊的工具、一大进化、八法——三个方面、两种力、横竖劲、精妙的譬喻、藏锋怎么讲、芒角、剩语。“备检篇”则是对唐代孙过庭《 书谱序 》的研究评价，其实是一篇书法论文。这本书的宗旨，用“后记”中的话是：“我想讲的，又意不在琐琐细节常识，常须牵涉到很多理论性问题，即书法史上的大关目。这本书其实是以最通俗浅易的方式来讲最复杂困难的问题，涉及美学原理上的许多事情。”“再记”则说：“‘答问’是一时即兴之作，实在又是学书数十年深有感受的一个简明总结。用意本是向初学者讲话，而又不拟多作‘老生之常谈’，只想单就书学上最关紧要的大节目，简述个人的体会见解。”
如果也挑几个“关键词”体现周汝昌论书的要点，那就是硬毫、侧锋、芒角。
明确的软毫论，大约来自明清封建科考时代，当时的皇帝和官僚喜欢“黑大圆亮”，把这种字标为考卷、书法的准则，所以用羊毫最合适。我看是很害人的。我曾尽可能地遍看已经发现的古代墨笔书（原件、影印），根本找不见软毫书法的痕迹。这说明并非是那时候有软毫而没有人使，而是没有所谓软毫笔这种东西。这情况一直到唐代，字体改，笔性基本一样。软毫这种东西，晚到宋代才盛行起来，——我国书法艺术史，以唐宋之际为一大分水岭，其前其后，笔致大不相同了，其间原因很多，而由硬毫到出现软毫，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如果你喜欢的是一种没有锋棱芒角肥软的笔画，或者是“圆熟”一路的书风，那就使软毫最合宜。如果你喜欢的是遒健骏爽、英风俊骨、神采焕发的字，你用软毫写是不易见功的。……书法本由笔的弹力而生，却抛开弹力强的笔不使，而说弹力最弱甚至毫无弹力的笔才是上品，试想，这岂不是从根本道理上自相矛盾抵触了。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5）
写字之时，笔管绝没有“永远垂直”的怪事情存在过。只要一写起来，执笔的指，运笔的腕，都要活动，笔管也就都要活动——倾侧。不然，笔管“永远垂直”（为了“正锋”），势必得笔管（和执笔的手）绝对地跟笔尖跑。那就成了一种垂直“画道道儿”的机器，焉能产生书法——并且成为艺术？
夸张一点讲，书法史就是一部“芒角得失史”。
使用硬笔才能有弹性，也就有力有劲，侧笔才能灵活变化，有“八面锋”而非仅一面中锋，这样写出来的字必然锋芒毕露，当然也就产生刚健、遒媚、骏爽的美学效应了。周汝昌的书学之理路，其实也并不复杂的。发人深省的是，他的这种主张，也曾在书法界受到批评非议，看来，任何一个学术文化领域，也都有庸常之辈对高明之士的不理解，而还要自以为是。原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第一个女性书法博士、欧阳中石的高足解小青（ 1971年生 ）在2003年第12期《 中国书法 》发表《 周汝昌先生的书法观及其书法艺术 》一文，将周汝昌的书法总结为“以侧取致，以瘦标骨，以涩见古”，亦可谓有见之言了。
如果将周汝昌的书学主张作一点引申，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唐代以前是中华民族走上坡路的时段，整个民族的精、气、神都充沛饱满，生机勃勃，因此在书法上也是硬毫行世，锋芒八面而神采飞扬。而到了宋代以后，民族精神开始向僵化、老化演变，专制主义氛围更浓，软毫乃应运而生，对运笔之法也变得教条而不知变化，不懂侧锋而流行所谓中锋正统说了。这当然是笔者的一点门外乱弹了。
周汝昌自己习书，是从王羲之的法书特别是《 兰亭序 》一脉而来的。他对《 兰亭序 》能够背临，现仍有一幅存世，但据说不是最好的一幅，最好的一幅是送给许政扬的，但在“文革”中湮灭。因此，周汝昌对于把他的书法字体称为“瘦金体”是很不满意的，而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误解。“瘦金体”是宋徽宗的字体，那正是唐以后的字，而周汝昌心仪师法的却是唐以前特别是晋代的书家，怎能晋冠宋戴？周汝昌也的确心仪诗圣杜子美（ 杜甫 ）的名言“书贵瘦硬方通神”，但这种瘦是王羲之的骏爽遒媚的瘦，而不是宋徽宗的瘦金体。
这儿“神”与鬼神、神秘等无关，是艺术的精神活动事。精神活动大致分两方面：道理的晓悟，灵智的佳会——例如“心手相应”“意到笔随”等语句，就是表明书家的精神境界正到了最好的地步、时空、境界，觉得运掉自如，无往不利，“如有神助”——这种造诣也可以说成是“神而明之”“神明变化”，已非文字语言和死规矩、硬条文所能“说明”“讲解”了。此之谓“神”。
书者领悟了藏锋沉著，笔笔入纸，就必不会是“墨猪”风格，定然偏于瘦劲的神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