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见山：我是主张，曹雪芹的荣国府大观园，有其实际地点的基本素材作为蓝本，这个地点即相当于北京什刹海（前海）稍西的恭王府。“恭王府”是清朝最晚期的一个名称，我们意中的实指，当然是说这个府园在雍、乾之际的那一处“前身”。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则分“纵横编”、“远近编”和“津渡编”三大部分。“纵横编”共有九章，是考证恭王府的“前身”，“粗叙了这处地方的前四百年的情状。最晚到明代万历十年，这儿已经出现了一座不知何人的大宅第，它就是‘荣国府’的前身”（ 第九章《 结上 》）。“远近编”则更从史料中钩沉索隐，证明这座府第到清代曾经先后是和珅府、庆王府，“我们今天称之为‘恭王府’，是以最后一代府主命名的，所能看到的面貌，当然也只是以恭王时代为主的大致的遗迹”。“津渡编”是关注过恭王府与大观园问题的人写的一些文章辑录。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扉页前，除了顾随当年赠周汝昌的词作《 木兰花慢 》之外，还有叶嘉莹的三首五言律诗和张中行的一阕《 浣溪沙 》词。叶嘉莹的第一首诗是：
飘泊吾将老，天涯久寂寥。
诵君新著好，令我客魂销。
展卷追尘迹，披图认石桥。
昔游真似梦：历历复迢迢。
张中行的词是：
贵邸名园水一方，崇垣内外说红妆，也曾深院问天香。
仙境奇言谁解味，新编妙笔自涵芳，十年辛苦不寻常。
自然，像这种考证性的题目是很难一锤定音的，但无论如何，在周汝昌自己的理路中，也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而能将枯燥的考证写成引人入胜的文字，更是周汝昌独擅的长技。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专门探讨《 红楼梦 》的文化思想内涵，《 红楼艺术 》专门讲论《 红楼梦 》的艺术审美，《〈 红楼梦 〉的真故事 》则是探佚的专门性著作。这三本书是从《〈 红楼梦 〉新证 》的基础考辨，上升到小说“文本”和曹雪芹其人之研究的学术体现，生动地说明考据性的学问与作家思想、文本艺术研究，是互为表里的，是前门后殿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还是那一个朴素的理路贯穿其中，提纲挈领：在曹学、《 石头记 》版本学、脂学特别是探佚学的研究基础上，才能本真切实地深入曹雪芹原著《 红楼梦 》文本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并使其呈现出来。
周汝昌这几本讲论《 红楼梦 》“思想”和“艺术”的书，与那种不作基础考证，而以一百二十回为“整体”观念“就小说谈小说”，泛论所谓“主题鲜明”、“形象生动”之类的“文艺评论”大异其趣。这不仅为红学考证与文学批评的辩证关系以及红学之为“学”提供了雄辩的实证，也揭示出那种说周汝昌仅仅是“考证派”的论调是多么荒谬。同时，“进入文本”作文学评论，更重要的是评论者要有才情，或者说有“文学细胞”，而这正是许多泛谈者们所欠缺的。文艺素质有缺陷的人居然总是揶揄出口成章的“才人”周汝昌“脱离文学文本”，实在是一件让人齿冷的悖论怪事。笔者为《 红楼艺术 》的新印本作序，以一首诗作结，或可供人玩索：“机锋涵咏较才情，难道天刑八股评。一脉沁芳凭解味，推敲月下可通灵？”
90年代红学界有几次影响较大的争论，而几乎每一次争论中，周汝昌都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遭遇到许多褒贬批评。
一次是1992年北京市通县张家湾发现了一块所谓“墓石”，石头正中有“曹公讳霑墓”、下角有“壬午”字样，据说是1968年冬平整土地时出土，被张家湾村民李景柱带回家中。由于“壬午”的明确标识，原来主张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年的“壬午说”的支持者就都说这块墓石是“真”，而主张“癸未说”者则说是假。红学界内外的不少人士也纷纷发表意见，说“真”说“假”，阵线分明。就红学界而言，主张“真”的代表是刘世德和冯其庸（ 冯原来赞成癸未说，从此改信壬午说 ），主张“伪”的代表是周汝昌和蔡义江① 。当年北京的文物鉴定部门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予公开表态，而只说“不能确定”一类模棱两可之词。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笔者认为，从这块石头本身及其发现过程的种种迹象看，疑点甚多，因此无论曹雪芹的卒年是壬午、癸未或者甲申，这块所谓“墓石”是应该排除出局的。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2）
有一位业余研究《 红楼梦 》的人王国华（ 1952年生 ），编写了一本《 太极〈 红楼梦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王国华的观点既有合理的一面，如说曹雪芹写《 红楼梦 》具有前后盛衰对称的大结构；也有荒谬的一面，说《 红楼梦 》的文本中还潜藏着一部“太极”结构的书。王国华向周汝昌陈述“对称结构”，这与周汝昌对《 红楼梦 》的观感相近，王国华多年来坎坷的遭遇经历也易引起同情，周汝昌因此答应了王国华的请求，在并没有阅读其全稿的情况下为其书写了一篇鼓励性的序。由于《 太极〈 红楼梦 〉》荒谬的那一面以及红学界内外的许多复杂因素，结果引起一些人的广泛抨击，周汝昌也被当作一个“靶子”，受到冷嘲热讽，批判与“声讨”。这件事，号称“《 红楼梦 》补白大王”的《 南京日报 》记者严中（ 1934年生 ）在《 红学界的两“国”之战——关于“太极红楼梦”的论争纪实 》（ 严中《 红楼续话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出版 ）一文中，对这场争论中最主要的一些风波有客观的记载评论，下面引录其中段落：
段献民关于王国华研《 红 》的报道中有许多涉及到周汝昌先生，为此我曾写信约请他通过《 南京日报 》谈谈自己的看法。（1994年——引者）4月22日他寄来了稿件，现已刊6月16日《 南京日报 》“雨花石”上，题为《 关于王国华和他的“太极红楼梦”的答问 》。
……
从周汝昌先生的上述文字中可以得到如下信息：他所支持的是王国华的“《 红楼梦 》结构说”，是王国华的研究方向与努力精神，而不是诸如“太极红楼梦”之类的花拳绣腿，然而恰恰是这“花拳绣腿”授人以柄，作为无端攻击周汝昌先生的口实。
后来又有人把王国华的《 太极〈 红楼梦 〉》和“探佚学”拉扯到一起，笔者在一篇文章中予以回应说：
至于王国华先生的《 太极〈 红楼梦 〉》，我坦白的看法是王先生对《 红楼梦 》原著的“大对称”结构有一种会心和直感，但其学力不足以使其思考和论述臻于完善，因而有许多可落话柄的缺失和偏漏。我们既不必因为其学力的不足就完全否定他的某些合理见解，也不必把其缺失和偏漏与探佚学拉扯到一起，更不必把王国华与周汝昌画等号。（《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收入《 箫剑集 》）
从90年代初以来，欧阳健① 就不断发表文章，表达一种观点：传世的几种脂批本《 石头记 》抄本是民国后的书商伪造的，一百二十回《 红楼梦 》都是曹雪芹所作。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书，1994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 红楼新辨 》，1996年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红学辨伪论 》，1999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健与曲沐、吴国柱合著的《 红学百年风云录 》，2003年10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欧阳健著《 还原脂砚斋 》，使这种观点有了几本著作依托。
这种“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的根本问题是脱离小说文本的审美实际，缺乏基本的审美素质，将“考证”与“义理”、“辞章”完全割裂开来，表面上似乎是从“文本”出发（ 所谓“避讳字” ），其实严重地脱离《 红楼梦 》文本的文学实际，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差异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周汝昌当然不可能同意这种观点，区别脂批本与程高本，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本质差异，乃是他毕生红学研究最根本的立场，怎么会接受这样荒唐的说法呢？不过，在这场辩论中，虽然周汝昌的红学体系是“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实际上想要颠覆的最主要对象，周汝昌是被针对的最主要的论敌之一，周汝昌本人却并没有成为论战的漩涡中心，而是武汉的张国光① 和以《〈 红楼梦 〉学刊 》为阵地的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一些人成为欧阳健的主要对立面。其中尤以蔡义江两篇反驳欧阳健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张国光又正是与王国华论争并“声讨”周汝昌的重要角色，所谓“两国”之一。而王国华因在北京北普陀筹建“曹雪芹祠庙”请周汝昌撰写匾额记赋等而涉及名利之争，又和京城红学界的某些人发生冲突。总之，这些争论颇有一点“混战”的味道。周汝昌由于其资历和学术成就的影响，虽然没有成为争论的“风暴中心”，但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引人瞩目。
有关曹雪芹“祖籍”的争论是90年代另一大热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其大体情况是周汝昌《〈 红楼梦 〉新证 》中详加论证的“丰润说”在80年代以前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后来以冯其庸、刘世德为代表的“辽阳说”崛起，与“丰润说”形成对垒之势。由于冯其庸后来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和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而刘世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90年代以降明清小说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张书才（ 1938年生 ）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俱是“名公巨卿”，所以争论就有了更为复杂的背景，有了学术之外的因素。
这场争论中，90年代以后的“标志”性事件有：
1993年6月6日《 光明日报 》发表《 丰润发现曹氏重要墓志铭和墓碑 》的报道以后，《 中国文物报 》、《 文汇报 》、《 中国青年报 》都发表了报道，说：史学家杨向奎② 认为，曹雪芹即丰润曹鼎望之嫡孙，曹鋡之子，自幼寄养在辽东曹寅家，曹雪芹便在曹寅家长大。1994年1月8日，《 文艺报 》发表了王家惠的《 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鈖之子 》和刘润为的《 曹渊：〈 红楼 〉的原始作者 》。1994年3月9日，《 中国文化报 》发表杨向奎《 关于〈 红楼梦 〉作者研究的新发展 》，肯定王家惠和刘润为的文章。这就是所谓“新丰润说”，其中心论点是：曹渊是《 红楼梦 》的原始作者，即小说中的情僧、石兄，曹雪芹不过是《 红楼梦 》的披阅增删者，曹雪芹也是出于丰润曹。
周汝昌并不完全赞同“新丰润说”的观点，更不同意剥夺曹雪芹对《 红楼梦 》的著作权，但认为河北丰润确是曹家历史发展演变迁徙过程中的一处重要地点，具体说即曹家出于宋代济阳王（ 谥武惠 ）曹彬之后。因此周汝昌也发表文章对丰润墓志铭和墓碑的发现表示支持，认为也是曹家与丰润渊源的重要证据。周汝昌因此也成为“辽阳说”支持者的批判对象。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3）
1994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山市政协和丰润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 曹雪芹祖籍在丰润 》，二十二万字，周汝昌作序。
1995年3月14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专题片《〈 红楼梦 〉与丰润曹 》，其中也有周汝昌的讲话镜头。这又引起主张“辽阳说”方面的强烈反弹，召开座谈会，发表谈话，火药味甚浓。
1995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编《 曹雪芹研究 》，十九万字，是倡导“丰润说”的论文集。
1996年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畅① 著《 曹雪芹祖籍考论 》，四十四万三千字，周汝昌、韩进廉分别作序，该书论证曹雪芹祖籍丰润，反驳“辽阳说”，成为继《〈 红楼梦 〉新证 》之后另一部主张“丰润说”的力作。
1996年9月13至16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和辽阳市红楼梦学会联合主办的全国《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辽阳市召开，大力宣传“辽阳说”，否定“丰润说”。会上试播了一部宣传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电视片。会后，1997年第1辑《〈 红楼梦 〉学刊 》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多篇肯定“辽阳说”反驳“丰润说”的文章。此后的《〈 红楼梦 〉学刊 》各辑也时有同类型的文章发表。
199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红楼梦研究所校订的第一版《 红楼梦 》的修订版，冯其庸于1994年7月7日改定1982年5月20日所写旧版前言，“改定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卒年部分”，宣称：“周汝昌、杨向奎先生认为曹雪芹祖籍是河北丰润，但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想，是不可信的。”
1997年6月辽海（ 辽宁古籍 ）出版社出版冯其庸、杨立宪（ 辽阳市委书记 ）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四十四万字。
1997年8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冯其庸1978年版《 曹雪芹家世新考 》之增订版，五十六万字，是“辽阳说”的代表作，亦是洋洋大著。
1997年1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① 著《 曹雪芹祖籍铁岭考 》，十三万五千字，周汝昌题诗并作序。此书具体考证曹家入辽后是首先在辽宁铁岭而非辽阳，因而提出曹雪芹关外祖籍是铁岭。“丰润说”关注的是曹家从宋朝到明朝时期祖先的历史，“辽阳说”关注的是从曹世选（ 从曹雪芹上溯五世之祖 ）明末到辽宁降后金（ 即后来的清朝 ）以后的历史，严格说二者并无实质冲突——只是争何者为曹雪芹祖籍学说的“正统”而已，真正与“辽阳说”形成直接对垒的是“铁岭说”。
1997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发表张书才《 “丰润说”证论评议 》及李广柏② 等人的文章，此后各辑时有相关文章发表，从“辽阳说”的立场上对“丰润说”、“铁岭说”质疑。
1998年3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刘世德著《 曹雪芹祖籍辨证 》，是刘世德多年来所写坚持“辽阳说”论文的结集，四十万字。
1998年6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畅、冯保成主编《 曹雪芹祖籍论辑 》，周汝昌作序，是坚持“丰润说”的论文集，三十一万二千字。
2001年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金鑫合著《 曹雪芹家世新证 》，周汝昌作序，继续论证“铁岭说”，三十八万四千字。
2001年8月16至18日在铁岭召开全国《 红楼梦 》文化研讨会，周汝昌出席并在会上发言，说：“铁岭出现了李奉佐、金鑫二位出色的学者，他们对曹雪芹关外祖籍的研考作出重大的贡献，考定是在铁岭城南四十里的腰堡。我之此来，是为了朝圣——朝拜这一胜地，并向李、金两位致以敬意。”（ 2001年第4期《 红楼 》）
2002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发表冯其庸《 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 红楼梦 〉的关系——对一个争论了半个世纪的问题的梳理和透视 》，重申“辽阳说”为唯一合理的结论。
2003年12月九州出版社出版金鑫、李奉佐主编的《 红学求是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年文集 》，五十九万五千字，论文集分三集：上集是“曹雪芹与《 红楼梦 》”，中集是“曹雪芹关外真祖籍是铁岭”，下集是“《 红楼梦 》和伪续研究”，三集的主体内容都是周汝昌学术观点的衍伸。周汝昌为此书作序，序末有五言绝句四首，其第一首曰：“何以念雪芹，编书为求是。铁岭有祖居，世代犹能誌。”
2004年6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和杨立宪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之续集，三十六万字。
2003年1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周汝昌著《 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 》，共三十六万九千字。这是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生平、家世问题的一部新著，当然也包括了祖籍问题。它在考证方面承接《〈 红楼梦 〉新证 》，同时吸收了王畅、李奉佐等人的意见，而又提升到了“氏族文化”的理论高度。
《 红楼家世 》的书名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两个基本的学术立场。其一，曹雪芹的家世研究与《 红楼梦 》的文本研究是密切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曹学与红学有分有合，分的一面是表相，合的一面才是实质，因此才能将曹雪芹家世称为“红楼家世”。作者在《 自序 》中开宗明义：“所谓红楼家世，即是雪芹家世。这是本书的大旨要义。这是因为，《 红楼 》一书，含有很浓郁的自传性成分。”其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目的与视野都在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文化“根源”——落足于中华文化的弘扬，也就是作者在《 自序 》中所强调的：“‘家世’一词的概念范围，实际上包含氏族文化这个中华文化上的一大特点……我心目中的‘家世’，又不只是一般所拘解的‘祖籍’‘家世’的狭义理解。实际上我所以致力于家世研究，正是为了追寻雪芹身上的文化积累、造诣，以及他的宇宙、人生、社会观的思想真源及客观因素。我并没有把这个课题狭隘、庸俗化，以致使之成为一种令人齿冷的‘地点之争’。”简言之，这个书名实际上勾勒出了从“自传说”到“文化论”之周氏红学研究历程的轨迹。
本书开首的《 曹雪芹氏族家世简表 》及其后三篇《 从“三曹”到雪芹——中国“氏族文采”说之初议 》、《 曹雪芹的根：“诗礼簪缨” 》和《 释“诗礼簪缨之族”——红楼绎史之一 》把《 红楼家世 》的立场、构架表明，可谓全书的“总纲”。续后诸篇则是各种具体问题之微观的考索和论证，曹雪芹的生年和卒年，“丰润说”、“辽阳说”和“铁岭说”的辨析驳议阐释，“曹雪芹小像”的真伪和“奇特命运”……都是红学界争论得热火朝天且至今余波未息的“热点”。
既从小说文本中寻绎家史的密码信息（ culturalcode ），又以家史原型的蛛丝马迹来阐释小说文本的形象命意。如果要说得更具有理论意味的话，那么可以说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与研究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法互相融会结合的方法论特点，曹学与红学，家世与文本，文学与文化，在周汝昌的视野中，是“互文”（ inter-textual ）的。许多具体问题还可以也应该继续讨论争鸣，但《 红楼家世 》至少在两点上有启示意味，一是考证不应该是单纯的为考证而考证，而应该有一种文化的视野和目标，有一种人文精神；二是正视历史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并从而开创“以小说证史”与突出“综互合参”考证方法的新实践。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4）
考证使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光环更加灿烂还是愈益黯淡？红学考证能不能脱离文学感悟而达到纯粹的“科学”？这里面其实存在着深广的理论探索余地，特别是在当今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之时，更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
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紧密联系，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也由简而繁，自浅入深。从1964年2月十三万字的《 曹雪芹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到1980年4月十八万七千字的《 曹雪芹小传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 原书只有出版年份，无月份 ）二十四万字的《 曹雪芹新传 》（ 外文出版社出版 ），再到1999年10月三十二万九千字的《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 东方出版社出版 ），一共四次写曹雪芹的传记。《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后来又略加修订，变为四十万八千字的《 文采风流曹雪芹 》于2004年3月由山西的书海出版社重新推出。作家出版社2004年4月则出版了赵华川绘图、周汝昌配文的《 曹雪芹画传 》，是一种普及读本。
有关曹雪芹本人的历史材料是奇缺的，因此写曹雪芹的传记，其实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周策纵在为《 曹雪芹小传 》写的序言中说：“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传记资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好像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越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一个好例子。因此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这小传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临的是何等的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可是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周汝昌居然一写再写三写四写，真可谓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是曹雪芹的异代知音。
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注意凸显曹雪芹其人与《 红楼梦 》其书是中华文化的具现与典型这一核心思想。《 文采风流曹雪芹 》的十二章正文再加《 雪芹赋赞 》、《 绪篇 》、《 楔子 》和《 附录 》，将曹雪芹的家族身世从蛛丝马迹中勾勒描绘出一个清晰鲜活的轮廓，但更重要的，是贯穿于这些“故事”中的灵魂，那既是曹雪芹的灵魂，也是《 红楼梦 》的灵魂，更是中华文化“华林”的灵魂。这是特别重要也特别有趣的，即在曹雪芹身上，凝聚了中华文化诸多复杂的因子，不仅有汉族文化的，而且也有少数民族文化的。
对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考证中，最能体现周汝昌“悟性”挂帅、“综互合参”研究个性而电光一闪豁然开朗的是对曹雪芹生年的考证。从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句，到小说文本中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到对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芒种节的核实查对，考定曹雪芹实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这也就是《 红楼梦 》中作者暗写的贾宝玉的生日。这样的考证的确是“前后交互合推”，“理据是明晰而且充分的”。这样的考证绝对不是那种只知重视死“证据”，再作一点形式逻辑的表面文章，而完全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不知融会贯通的所谓考据家所能梦见。更非抓住手抄本上一个字的“避讳”问题就想入非非牵强附会以建立“新体系”的“考证”可同日而语。在周汝昌这里，发现证据是要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有机结合的，是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互为表里的。能悟到小说文本中暗写了贾宝玉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就绝不是艺术感觉薄弱的人所能达到。周汝昌超过别人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悟性，是理性与感性思维“综互合参”的能力，也就是掌握了“辩证法”的卓越体现。
90年代，《 北京大学学报 》的主编龙协涛（ 1945年生 ）约请周汝昌写文章，1995年第4期发表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的长文。这是趋近世纪末的“反思”文字。全文共分九节，小标题分别是：“所谓‘旧红学’与‘新红学’”、“历史根源”、“‘新红学’的科学性”、“‘新红学’的不足之处”、“王国维与陈蜕”、“鲁迅大师”、“艰难的推进”、“红学的悲剧性”、“一点展望”。文章的中心论点是：
“新红学”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仅仅陷（限）于历史考据，而未能向文化层次的研索方向迈往直前，竿头进步。
鲁迅对《 红楼梦 》的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我素来以为，这才是够得上“学”的学者的真知灼见，亦即方能称为“红学”的早期模范和圭臬。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
读者随着我们前文的笔踪一路而来，应该对这些表述不感到惊奇了。周汝昌的确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实话实说。但对红学界来说，尤其是对那些以主流自居的学者来说，这些话当然是非常刺耳而无法容忍的。于是，一波新的“批周”浪潮又汹涌而起。一批“商榷”的文章纷纷发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胥惠民① 的《 读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 兼说〈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品格 》（ 1996年第3期《 红楼 》与1996年第3辑《〈 红楼梦 〉学刊 》）、贾穗② 的《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驳议周汝昌先生的〈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 1996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李广柏的《 世纪之末纵论“新红学”—— 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二三事 》（ 1999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等。
仅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想见其内容和情绪了。而杨乃济① 的《 马二红学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2月出版 ）更是对周汝昌批驳指斥，行文情绪化很浓。当然，“拥周派”也不是没有，比较典型的，是严中写了反驳贾穗文章的“五评”（《 红楼续话 》）和史直生（ 阎肃临 ）写了针对胥惠民的《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 1997年第1期《 红楼 》）。这些文章或义正辞严，或辩锋犀利，真可谓针尖对麦芒。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5）
笔者写了一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1997年第1期《 山西大学学报 》，收入《 箫剑集 》），则是从学理上呼应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中的论点，指出：“《 红楼梦 》的‘义理’、‘意义’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 红楼梦 》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 红楼梦 》研究，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重新铸造、民族精神的重新抖擞的文化事业。”“其实不仅是红学界，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文化精英都不能从本质上理解曹雪芹和他的《 石头记 》呢？”
北京的华艺出版社于1998年7月推出“周汝昌红学精品集”一套共六种：《〈 红楼梦 〉新证 》、《 曹雪芹小传 》、《 红楼访真 》（ 即《 恭王府与〈 红楼梦 〉》）、《〈 红楼梦 〉真貌 》（ 即与周祜昌合著的《〈 石头记 〉鉴真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虽然都是旧著新刊，却也有一些小的变化。如《〈 红楼梦 〉新证 》去掉了前面的“写在卷头”，改换成“第一章引论”，加强了文化理论的点豁，开门见山就提出：“‘红楼梦现象’是中国大文化的一种显相，绝非文学艺术的观念所能阐释。理解曹雪芹的这部伟著，离开中国文化是什么也弄不清的。……这样的一部书，面貌体裁是中国的野史稗官，实质是中国的文化集成体现。”
这就十分明确地把《〈 红楼梦 〉新证 》终极的研究目标即文化品位标举出来，并特别论及“雪芹与庄子”的渊源：“雪芹并不是一位‘小说家’（ 比如像他以前的无数才子佳人之作与后来的《 啼笑因缘 》的作者等流辈等量齐观 ），而是与庄子并列抗衡的哲士高人、大师巨匠。”并将笔者关于曹雪芹与庄周作比较之十点异同的意见，以及辰戈（ 王畅 ）关于“曹学”与“红学”之关系的意见，皆写入其中。总之，是明确《〈 红楼梦 〉新证 》并不仅是一部“考证派”的著作，而是“考证为了文化和思想”的。
以此为契机，1998年11月19至21日在北京市南的北普陀曹雪芹祠庙召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燕京大学校友会等十三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庆贺周汝昌八十寿辰、从事红学五十年暨“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首发式的学术讨论会，主办人为北普陀影视基地董事长梅子女士与河北省丰润市政府、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以及辽宁省铁岭市政府。新华社等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贵州省的《 红楼 》杂志1999年第1期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大会发言和提交大会的论文等。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韩进廉致开幕词，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润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张庆善发表了祝贺讲话，中央统战部的代表宣读了贺函，李希凡和蔡义江也作了大会发言。美国的周策纵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 1928年生 ）等寄来贺画、贺诗等，天津的朱一玄① 和石建国来函倡议尊周汝昌为“红学大师”，周汝昌的老友上海红学家邓云乡（ 1924—1999 ）亦到会祝贺，并赋七言律诗：
京华旧梦吾能说，一入红楼便欲迷。
世事过来真亦假，繁华回首是全非。
荣宁寂寞同王谢，宝黛排场似弈棋。
为祝周翁康而寿，先浮卮酒贺期颐！
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亲朋好友送礼致贺，有大幅红寿字中堂，九十九朵的绚丽杜鹃花，玉寿星……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 1911年生 ）填了一阕《 南歌子·寿周玉言八秩初度 》祝贺……
这次盛会得以实现，真正的“原初动力”其实是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王畅，他是最积极的发起、组织者。会议有某种“丰润说”、“铁岭说”向“辽阳说”较劲的意味。因此前一年（ 1997 ）北京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王畅等“辽阳说”的反对派虽经努力而未能与会（ 周汝昌则虽在京而拒绝出席 ），乃赴京私下拜访参加大会的周策纵等国际上的红坛“大腕”，赠书访谈。下面是一封周策纵写给王畅的信：
王畅先生：
奉到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邀请书，本拟赴会与诸君子接席欢叙，无奈正准备远出，诸事蝟集，无法抽身。兹附上小诗一首，以祝汝昌老兄八十大寿，如能印出分发，当可一表微忱也。大会文件，尚乞惠寄，以便得读各方高论为幸。
去年八月在京，蒙大驾过访，并承惠赐大著，更得聆教益，犹在念中也。
专此即颂研安
周策纵
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于
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
另纸：
八十松龄正少年，红楼解味辟新天。
两周昔日陪佳话，寔证相期读后贤。
据一九九五年统计：美国百岁或以上者共五万二千人，预计二○五○年时将达七十二万三千人，此皆未计亚裔移民及印第安人也。杨联升兄尝致函与我云：八十岁人犹是少年耳。海外红学家往往戏称汝昌为东周，我为西周，故有两周之称。
汝昌学长兄八十大寿誌庆
周策纵
一九九八年夏于美国陌地生
周汝昌在这一段时间前后亦与王畅有多封来往书信。王畅给笔者寄来周汝昌赠他的诗一共七首，兹摘录其中二首：
一
文心郦学擅研求，俊彦今推古涿州。
更有曹红新考辨，伪儒陋士尽低头。
二
健笔凌云破阵功，黄钟大吕正声洪。
高文何患无知赏？巨眼欣看一世雄。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还有不少后续的影响结果：《 北京大学学报 》于1999年第2期发表了该学报主编龙协涛访谈周汝昌的《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1999年岁末，文化部颁发《〈 红楼梦 〉新证 》获1949年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澳门回归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周汝昌讲《 红楼梦 》的节目……笔者在观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之后，正逢岁尾年头，即写了两首绝句向周先生恭贺新春：
一
荧屏讲梦字琅琅，古韵遗馨老凤凰。
更喜龙门新受奖，百年红学感沧桑。
二
揭竿国学大旗扬，风雨红坛独擅场。
可得后来多慧士？灵犀顾曲仰周郎。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6）
所谓“揭竿国学”即意指周汝昌与龙协涛谈话中提出的命题，笔者并撰写了一篇呼应的文章《 对“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的一点理解 》（ 后刊发于2003年第6期《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此文写出后，曾首先奉寄周先生过目，周先生于1999年10月20日来信谈读后感说：“你将主题提高到一个很新的高度，涉及了许多带根本性的文化问题，比我原先设想的要丰富得多。”并赋诗一首：
眢井死潭谁浚洗？枉投石玉空沉底。
徘徊不见波澜生，殷勤犹望英才起。
新篇立意不寻常，红学国学纲领张。
梁生素慕庄生道，也为曹侯心意降。
“红学国学纲领张”，这里面有什么真旨奥义呢？
“新国学”的提出，实际上涉及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西学与国学的消长、争持和融合的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到“文革”的“破四旧”，从“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科玄之争到八九十年代的种种论争，都是“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巨大历史变迁痛苦激烈的内心冲突。从整个趋势来看，西学长而中学（ 国学 ）消乃是“历史潮流”。在20世纪向21世纪交替嬗递之际，则更呈现出新的形势和情境，即当中华民族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生存危机问题而开始以一个泱泱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它是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人格和精神风貌？是否应该继承、发扬和光大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和尖锐。这就牵涉到对过去一百年来西学长而中学消这一“历史趋势”的重新认识和反思。
西学与中学的错综纠葛在《 红楼梦 》研究中长期存在而且格外尖锐。近百年来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 更遑论一般“民众” ）都不能从根本的精神实质上全方位把握《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真谛，构成了百年误读的“《 红楼梦 》现象”。因此周汝昌所谓胸怀一个文史哲“大文科”的文化立场和视野就很耐人寻味。他说：“我们中华文化从来的治学要求是词章、义理、考据‘三才’俱备，必如此方称上乘，否则只够一个‘偏材’而已。”曹雪芹的《 红楼梦 》是“‘三才’俱备”的，而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多是“偏材”，因此发生了大量误读、错解和曲说——造成此种情况又是失落中华文化本根珍粹的结果（ 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正是要把曹雪芹的《 红楼梦 》升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灵魂圣书、精神范本——同时它又是一部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此实不足为奇，追根溯源，中华文化本来就是艺术型的文化。
90年代后期以来，周汝昌还出版了好几本文化随笔结集和论文选集，随笔大多数是对生平遭遇和治学历程的回忆文章，也有某出版社约稿的“自选集”一类。这当然也有一些“市场化”因素的推动，有少数文章在几本书中重复出现。这一类型的书有：《 岁华晴影 》（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 ）、《 胭脂米传奇 》（ 华文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 》（ 华文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 》（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 脂雪轩笔语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 北斗京华 》（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 天·地·人·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等。这些书的出版，再加上《 红楼小讲 》（ 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和《 红楼夺目红 》（ 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的热销，对于普及周汝昌的红学体系和让读者了解周汝昌其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 红楼小讲 》十七万四千字，《 红楼夺目红 》二十万字，都是以随笔体写的普及性文本，但这种普及工作却做得十分有特色。随笔式的文体没有“论文”的僵硬面孔，能让一般读者更容易阅读、入境。同时，这两本书表面上信马由缰，实际上内部存在着严密的学术体系，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更突出的是，书中内容并非全是已发表过观点的重复，而有许多第一次提出的新发明。这一点在《 红楼夺目红 》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四春与八鬟”，讲到了贾家四春八个丫鬟的命名，比过去只注意四个丫鬟又进了一步，也就是对曹雪芹之文心更细致的体察，对《 红楼梦 》文本更深度的进入。此外如“宝玉的十小厮和四男仆”、“龟大何首乌”、“只有湘云是满红”等，都新意迭出，让人灵窍顿开。
万派归源，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是中华文化精义的一种学术实现。那么这种中华文化的精义又是什么呢？用《 红楼梦 》里的话语说，就是“正邪两赋”，就是“痴”。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正好十分有趣地体现了这种“痴”，有了这种“痴”，才一往情深，才无怨无悔，才生慧心，具慧眼，成慧业，达到了“人书合一”的境界，就是研究者超越了“知识”和“学问”的界面，而达到了与研究对象“灵性”的交流。这就特别能轶出常规的思路，破除各种教条的束缚，特别是对那些已经积淀下来的“人人都这么说”的所谓“定论”一类说法。
周汝昌的这些随笔式红学著作，让人联想起俞平伯的《 读〈 红楼梦 〉随笔 》。其实，最能体现俞平伯学术水平的不是《〈 红楼梦 〉研究 》（《〈 红楼梦 〉辨 》），而是《 读〈 红楼梦 〉随笔 》和《〈 红楼梦 〉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显然，《 红楼夺目红 》比起《 读〈 红楼梦 〉随笔 》来，无论思致和境界，还是深度和广度，都更上层楼了，这当然也是红学“历史性进程”的自然发展。这也彰显了周汝昌才是俞平伯“文学考证”和“红学的文学批评范式”之真正的继承人并予以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两本“随笔”是两位红学研究者的红学研究由基础的考辨论证而进入高级的“自由”状态的表征。因为只有“随笔”，才能完全摆脱“论文”的“智障”，才能真正进入“逍遥游”的境界，才能由“学”而跻“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