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还将曹子只称君，恭楷蝇头款雪芹。
尺简大书十四字，一双合璧证遗文。
二
细篆蛛丝小印奇，义明明义岂难知。
纪年丁卯何须考，定是乾隆十二期。
丙望先生一粲汝拜
再题镇尺
金薤银钩石鼓文，雁行才艺恰平分。
二难双璧连枝秀，记梦红楼早识芹。
戊寅小寒诗纪明仁篆明义题红绝句铜简汝昌
（ 张秉旺注：此诗附于1999年1月27日信中。先生考出明仁善写篆字，故有此诗。 ）
还有一次，张秉旺与周汝昌讨论汉字的四声，二人都感叹今天的中国人皆不知音韵之美。2000年3月26日周汝昌又在给张秉旺的信中赋诗相赠：
知音何幸有张郎，稍慰当今文化荒。
汉字四声谁共语，可怜斗室尚评量。
此外，周汝昌与张秉旺还有一些唱和之作，如张秉旺赠送周汝昌玻璃镇纸，周汝昌又长吟短赋，等等，不再一一撮录。周汝昌于“丁丑端午”（ 1997年 ）给张秉旺的信中说：“我对佛教有兴趣，并非磕头求福之意。这是个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问题，而我主要兴趣是民俗艺术（ 塑、画、建、绣、漆、雕、乐、唱、诵 ）……而且民间庙会实为一大‘农贸’，与万民同乐的古代中华百姓唯一的‘形式’与‘机会’（ 迷信不过其次要因子而已 ）……今日端节，门无蒲艾，臂无虎符，奈何！”对古董，对汉字，对民俗，周汝昌都怀有一番深深的情愫，说到底，还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迷恋。
作为一个爱好文史的科技工作者，张秉旺是这样评价周汝昌的：
“天才”二字，并无贬意，或以“天分”二字代之。周老应该说是个天分很高的人。他博闻强记，所以出书很快。写文章作诗，还是要有激情与悟性，否则难出佳品。周老作诗多、好、快，多数饱含激情。
周老讲《 红楼梦 》，从来不拿手稿，不疾不徐，看似信口说来，却是厚积薄发而成，听众听得丝丝入扣，点滴流入心头。讲解学术之事，固然有技巧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对这门专业有深深的悟解才行。
说到“悟”，中华文化更是突出。“悟”是一种境界，有了深度的浸淫才能达到。比如中医、太极拳、书法、诗词……都是如此。《 红楼梦 》文化蕴涵极深，必须深读细悟，用心灵与之交流，方能达悟解之境界。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4）
说到底，任何学术都有“悟”的过程。门捷列夫发明周期表，是在繁复的化学现象中悟出的。某化学家对苯（6炭12氢）的结构解不出来，睡梦中忽然悟出头尾相接即可完满，于是“苯环”呈示，从而出现大量环状化合物，成为系列。搞工程设计何尝不如此？学识、激情、悟性辐辏，方能出好的设计。
这种认识出自一个红学“票友”，也许比一些“红学界”中人对红学的感悟更有一种“触类旁通”的智慧吧。这和《〈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992年第二次印刷时，其责任编辑赵天琪在该书的《 编后赘语 》中所说的可谓一脉相通：
曾读过某君甚有见地的一短文，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大凡中等资质的人都十分用功；而那些绝顶聪明的，多作逍遥游，满腹经纶，为己自娱，无名利之想，亦无刻意之求。因此，他们往往带走的多，为后人留下的少，实乃憾事。”又指出他们和西方不同，“西方人将智慧高悬，当作汲汲追求的目标”，而中国人则“把智慧涵于深心把玩，难怪少一种积极求索、努力建树、泽被后世的精神”。这话中深意，也真可令人玩味一番的了。凡读过周汝昌先生的文章、还有他的诗词和书法的人，都可以感到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他同时又该属于上述的哪一种情形呢？
……台北友人带来的那首名为《 读破 》的诗，现在由我代录于下……其诗曰：
文采风流独擅场，其人如玉亦痴狂。
探新温故穷心力，读破红楼一汝昌。
1987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主编的《〈 红楼梦 〉辞典 》。这部辞典是在周汝昌指导下完成的，实际的主要组织编写者是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晁继周（ 1941年生 ），参加者则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的夫人杜琇、红楼梦研究所的王湜华等九人。晁继周这样叙述他与周汝昌的交往：
1981年，我在北京市职工大学海淀分校兼现代汉语课。我教的那个班有九十个学生，大部分是“老三届”。有些学生基础很好，由于“十年动乱”耽误了上大学，现在很珍视读书的机会，学习很刻苦。他们的班主任李梦嘉老师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议组织一部分同学编写《〈 红楼梦 〉辞典 》，并建议由我主其事。参与此事的除我和李老师外，还有北京九中资深语文教师杜琇。我当时只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就答应了。李老师辗转与周汝昌先生取得了联系，请他担任《〈 红楼梦 〉辞典 》的编写顾问。周先生慨然应允。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和我的这支“队伍”确实水平有限，对《 红楼梦 》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编词典除我略知皮毛外，差不多全是门外汉，周先生难道不怕编出不像样的词典砸自己的牌子吗？有了周先生的支持，胆气壮多了，开始联系出版社。当时书界还没有《 红楼梦 》词典，这个选题还比较有吸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经过研究，提出进一步要求：请周汝昌先生当主编。当顾问已是出乎意料，当主编连想都不敢想了。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托人把出版社的要求转达周先生，惴惴不安地静候回音。没过几天，周先生托人带给我——只有一句话——“这是我的责任！”真是一诺千金！由周汝昌先生任主编的《〈 红楼梦 〉辞典 》就这样上马了。
几天后，我到北京东城南竹竿胡同周先生旧宅第一次拜访了他。周先生当时六十多岁，精神矍铄，待人极谦和。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梦嘉老师是四川人，“晁”“曹”不分，我的姓氏由她传到周先生耳朵里，变成了“曹”。周先生对“曹”姓极敏感，一见面就问何方人氏，祖籍哪里。（后来一些曹姓师友也向我说过周先生曾询问过他们的祖籍。）当我说清楚是姓“晁”后，周先生也为自己的痴迷笑了起来。
这次见面，我和周先生研究了编纂《〈 红楼梦 〉辞典 》的指导思想，收词原则，编写体例。对于采用的版本，虽然程高本是很不可取的，但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只有以程乙本为底本的四卷本《 红楼梦 》，从读者考察需要出发，还得采用。到了1982年，在资料工作已经完成，部分初稿已经编写出来了的时候，以庚辰本为底本的三卷本《 红楼梦 》出版，周先生建议收词改以新本为主，两种版本互为参照。这样一来，工作量成倍增加，但辞典的学术价值提高了。“才刚”和“刚才”，“越性”和“索性”，“官中”和“公中”等词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后来就是用这部辞典提供的材料写出了《 曹雪芹与高鹗语言的比较 》的。周先生的建议对提升这部辞典的水平和价值起了重要作用。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周先生除宏观指导外，在许多具体条目的注释上都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我在看稿中遇到的问题，常常写信向他请教。最集中的一次有三百余张卡片（每张卡片是一个词条），送给周先生处理，先生当时视力已经很不好，仍然一条一条地做了修改。
1987年，经过六年的艰苦工作，《〈 红楼梦 〉辞典 》终于出版了。周先生拿到样书的时候兴奋异常，提笔写了七律一首：“六年辛苦幸观成，喜慰还兼感慨生。事久渐知学术贵，功多翻觉利名轻。红楼词采森珠目，赤县文明粲纬经。万象敢云囊一括，津梁倘可济初程。”稿费下来后，我和几位年轻人给周先生送去一份，先生坚决不收。我们反复解释，希望他收下自己应得的份额，周先生封了口：“这件事没商量。”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5）
后来有关《 红楼梦 》的词典出了好多种，当然各有特色。比如红楼梦研究所编的“大辞典”所收词条概括面更广，包括作者家世交游、版本、续书、红学人物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周汝昌主编的这部辞典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它也有“书中全部人物的姓名和关系，红学史上的一些基础知识等”，但主要集中于“语词”，在这方面所达到的学术深度是其他一些同类词典难以企及的。而“语词”是阅读《 红楼梦 》最基本的部分，套用一句经常有人说的话，是更面向“文本”的。这部辞典的一大特色，即晁继周所说将庚辰本和程乙本两种不同版本的语词加以比较对照，这当然符合周汝昌严格区分曹、高“两种《 红楼梦 》”的学术宗旨。此外的一些内容，也都别具眼光，为其他同类词典所不及。如周汝昌在辞典《 序 》中所提示：
还有一类词语，似乎辞典之中无收录的“合适地位”，但又容易为读者（特别是译者）忽略和误解。如“我说呢”，意思近乎“啊，原来如此”，或“这就无怪乎了”。又如“可是说的”、“可不就是这样罢了”、“可不是”、“可是呢”，这些“可”或“可不”，都不是今天用法中的转折词义。假如将“可不是”译成了“但非”之意，岂不是一个笑话。关于这一类，辞典如何处置为宜，我还拿不准，或许注一注也还不算多余吧。
我想，在典章、器物、服饰等“名物”词条必须收录之外，上述这些词语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
再引一段周汝昌所撰《 序 》中的话，亦可见编纂这部辞典的“抱负”和“眼界”：
《红楼梦》具备“三合一”的特色：体裁是小说，本质是悲剧，风格与手法是抒情诗。它是一位大诗人写的“小说体悲剧性抒情长诗”——还兼着“史诗”。总之，其间诗的成份非常深厚浓郁。我的意思，是说书里充满了诗的境界，不是单指那些诗词曲的作品形式和“诗社”等情节场面。中国的文人、诗人，对于文字笔墨，那是考究到了极点，其灵心慧性，种种创造与运用，达到了令人惊奇叫绝的地步。于是，又需要给这些有关的事物考虑词条和注释。这是一项难度比上列两项更大得多的工作。但是缺少了这一方面，《红楼梦》将不再成其为《红楼梦》，辞典的职责也就“失其泰半”。
《 南京日报 》离休编辑（ 记者 ）严中比周汝昌小十六岁，是周汝昌的一个崇拜者，自称“周汝昌的南京弟子”。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数百篇“考红”、“研曹”的小品文，后结集为《 红楼丛话 》（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和《 红楼续话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出版 ）。这两本书中有不少涉及周汝昌的内容。如《 丛话 》中有关于周汝昌和“靖藏本”《 石头记 》的真伪及下落引起的纠纷，《 续话 》中有“五评”贾穗《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而为周汝昌辩护的文章，等等，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如《 续话 》中《 俞平伯与周汝昌 》一篇中的“附记”：
1993年8月上旬，在庐山举行的“毛泽东论《 水浒 》《 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的一次分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就俞平伯与周汝昌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靖本”问题谈了一些看法。因为刘先生和俞先生在文学所共事三十余载，他的看法自然引起了我的重视。我答应会后写信给周汝昌，转达其看法。很快收到周汝昌的回信，信中谈及了他和俞先生的“同”（“自叙说”和对后四十回的评判）和“异”（曹雪芹生卒年和对“靖本”的评判），但他表示，与俞平伯绝无“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他一直是同情和敬重俞先生的。周先生并对我叙了三点：一、文学研究所创办的《〈 红楼梦 〉研究集刊 》，要发俞的《 记“夕葵书屋〈 石头记 〉卷一”的批语 》时，俞题原件的小照片他们没有了，由刘世德向周讨去，周明知这是一篇反对他的文章，但仍欣然费了大事觅得慷慨送给了刘。二、文学研究所召开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议时，周热情到会，并书面祝贺，还携有他人托代致的诗，亲手交给俞平伯先生。会后，满怀激情地写了《 满庭芳》词纪念此会，寄予俞之高足弟子吴小如（周之学友），吴为书家，用正楷书写此词，作为共同纪念的珍贵痕影。三、周于《〈 靖本石头记 〉佚失之谜 》刊《 明报月刊 》之前，特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明此事真相始末，并强调说：“此事意在澄清文物（批语）的真伪，以防搅乱学术研究，不是针对俞老——对俞，再不宜伤害他了。恐有人借此又挑拨是非，故特向中央报告、备案。今俞生前所在单位仍有个别人说要为俞‘打抱不平’……”，周言至此，掩不住他万分的感慨。
后面还附有吴小如① 写的《 读严中〈 俞平伯与周汝昌 〉》（ 原刊于1996年1月29日《 天津日报 》），其中有这样的话：
在我同俞、周两位的长期接触的过程中，相信他们两位也从无“交恶”之事（“交恶”字样见于严文）。至于周汝昌先生从燕大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大学，不久又从川大调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就我所知，实不仅为了请周先生主持出版《 红楼梦 》这一个因素。其中还包括周先生是北方人（原籍天津），过不惯南方生活；同时周先生虽毕业于燕大西语系本科，其夙志仍在治中国古典文学，故在川大任教有学非所用之憾。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确能展其所长。因此，在严中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做为当事人之一，实有站出来澄清一下的必要。严文是这样写的：“先是，俞平伯的友好闻聂绀弩等调周到京，以为是为了‘报复’，很紧张，遂由启功、吴小如等邀俞平伯、王佩璋……周汝昌宴会——当系寓有‘打和’之意在。”我相信，这段话严中先生肯定是听周汝昌讲的，但难免加入了严中先生个人的想像。第一，我和启功先生并未详知聂调周回京的“动机”，根本不存在什么“紧张”情绪，更无所谓怕“报复”的顾虑，故这些都是悬揣之词。第二，那次聚餐，确由启功老和我合伙作东道主（各出资一半），但动机和目的是一致的，即俞、周两位以前从未正式见过面，都是红学专家，恰好又是与我和启老相熟的人，便由我们出面邀饮，借以联络感情。至于“打和”云云，因既未“交恶”，自然也就用不着“打和”了。启功先生今健在，当可证实鄙言不谬。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6）
严中是个很有性格的人，颇有一点事事都要说透彻和追究到底的较真劲。他与周汝昌订交的时间也很早，起自1982年，二人通信，内容广泛，大概有很多是讨论南京地区发生的和曹雪芹、《 红楼梦 》有关的文物、遗迹的真伪争论等情况。有关靖藏本之真伪和下落的纠纷，严中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笔者的观感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谅有时其实是很难的。靖家托人带给俞平伯的那套《 红楼梦 》肯定不是所谓“靖藏本”，而周汝昌想见靖本的心实在太迫切，乃有种种猜想追问。无论周汝昌怎样采取预防措施，向中央打报告说明备案，在俞平伯本人及其家人和亲友看来，还是一种对俞平伯不礼貌的行为，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发表《 致周汝昌——替俞平伯伸冤 》（ 见《 红楼丛话 》，原发表于1987年1月号香港《 明报月刊 》），愤愤不平地指责周汝昌“把匿藏《 靖本〈 石头记 〉》的罪名”强加在俞平伯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上靖家的人、捎书的人等掺和其中，各说各话，乃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严中发表文章说明纠纷始末，最后说：“其实俞老自己表个态，说‘靖本’在他手，还是不在他手，也就够了。我们会相信俞老的话的，因为俞老是会考虑他的话‘一言九鼎’，是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红楼丛话 》之《 我和〈 靖本石头记 〉》，原发表于1987年6月号香港《 明报月刊 》。 ）
但人情之常是，你让我表态我就表态吗？我的外孙已经说了，还要我表什么态？如果双方是毫无芥蒂无话不谈的朋友，那么这件事只要来一两句幽默，彼此哈哈一笑，也就一切冰释了。可是，俞平伯和周汝昌虽然没有什么大过节，毕竟在学术观点上有过参差，历史的种种情况又使两人无形中成了“两派”的代表人物，于是一件本来并不大的事，也就演变成红学界的一场“风波”了。周汝昌和严中都是比较认真的人，认真有时候也就难免过于较真，不能适应“难得糊涂”的社会人情了。
严中于2004年10月12日给笔者来信中有这样的话：
周先生的人品，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书呆子”，当今红学界还没有第二人，过去有蔡元培和胡适之。因此，我在《 红楼续话 》第195页发出感叹：“至于周汝昌先生的人品……还有几个能有这样的胸怀和雅量呢？”我和周先生一个“主北”，一个“主南”（指周汝昌认为曹雪芹写《 红楼梦 》取材曹家在北京的生活较多，而严中主张取材曹家在南京的生活较多——引者），但我们二十多年来的师生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不仅是“忘年交”，而且是“莫逆交”。周先生和我的某些学术观点不同，但支持我的观点的许多材料是周先生告诉我的，比如康熙南巡时给曹玺的寡妻李氏题“萱瑞堂”匾额就是《 红楼梦 》里“荣禧堂”的原型等等。我们通信达300多次，无话不谈。这是我一辈子没有遇到的。在我的交往经历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周先生这样容纳别人的观点。对王国华，对霍国玲（《 红楼解梦 》的作者——引者 ），周先生都表示鼓励，但不等于周先生完全同意他们的学术观点。
如果谈及周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我认为他是可与钱锺书先生并肩的。
还有一件小事也可一提。苏州的贾穗对周汝昌的观点很不认同，写文章批评周汝昌和刘心武，特别是《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对周汝昌大张挞伐，颇有“火气”（ 胡文彬先生曾向笔者谈起此文投稿《〈 红楼梦 〉学刊 》最后得以发表的种种内幕情况 ）。严中则针锋相对地写了对贾穗此文的“五评”予以反驳。但后来贾穗英年早逝，其遗孀将贾穗的遗文结集出版，其中当然包括了批评周汝昌的文章，严中却帮助推销文集，并且寄给周汝昌一本，还请周汝昌写信给贾穗的遗孀表示慰问。而周汝昌也真写了一封信。贾穗的遗孀收到信后十分感动，回信说没有想到周先生如此宽宏大量，如果小贾活着，也不会再那么尖刻地写文章了。
作家刘心武（ 1942年生 ）从发表论文《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 1992年第2期《〈 红楼梦 〉学刊 》）以来，就不间断地以秦可卿为中心研究《 红楼梦 》，先后出版了《 秦可卿之死 》（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 红楼三钗之谜 》（ 华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 春梦随云散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 画梁春尽落香尘—— 解读〈 红楼梦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 红楼望月 》（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2005年则在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 百家讲坛 》作系列讲座，终于发展出备受争议但也颇有影响的“秦学”。
曹雪芹写《 红楼梦 》，带有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由于曹家的特殊身份，其家世盛衰演变的背景又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风云复杂地牵扯在一起。更由于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原稿未传，又采取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特殊写法，脂批则有某些隐约提示，使《 红楼梦 》成了“空筐结构”和“召唤结构”，有了无限的阐释空间。但这个阐释的“度”如何把握，那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7）
刘心武从对秦可卿的观察开始，逐渐深入康、雍、乾三朝的历史秘辛，提出了一整套看法。由于他主要是一位作家，并不是专职研究人员，这使他的研究较少受长期形成的一些“正统”思路的影响，当然“八股调”也较少。但同时，在某些研究者看来，似乎他的研究想象的因素较多，不太合乎所谓“学术规范”。因此，从“秦学”问世以来，在“红学界”中一直是批评的声音较多，而赞同的声音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商榷文章，是上海红学家陈诏（ 1928年生 ）发表的一篇《 也谈秦可卿的出身问题——与刘心武同志商榷 》（ 1994年第2期《 红楼 》）。后来陈诏又说：“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
一直对刘心武给予支持的只有周汝昌。《 秦可卿之死 》这本刘心武出版的第一本红学著作，就是周汝昌题签并作序的。在序言中，周汝昌谈到，他注意刘心武的红学研究，是从刘心武发表在《 团结报 》上的“红楼边角”开始的，“我见他能论到雪芹如何写帘幔，如何写雨雪，如何写那不为人重的小丫头……”，而这些读红心得与那些教条八股的评论（ 周汝昌称为“十六字真言”，即：“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描写深刻” ）大异其趣，“是他在潜心寻究雪芹的笔法”，并认为“中华的笔法是技巧，但更是境界”，西方的“叙述学”一类，“离境界还好远呢”。而到后来，刘心武由“笔法”转向考证秦可卿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作意，这更引起周汝昌的认同：
这更使我想到我曾说过的一点意思：所谓“红学”，是由《 红楼梦 》本身的特点发生的，是读它的人“读出来的”，而绝非掉自天上，或“黄袍加身”式地从外边拉过来强加于它的。小说家除了念那“形象……性格……”的真言之外，许不许应不应思索一些别的问题？心武是不是在这儿落入了“红学考证派”的“泥坑”里去了？……
这些话是在“中华古历癸酉八月初一日”（ 1993年 ）写下的。此后周汝昌与刘心武即保持通信论学的关系，而讨论的重点问题围绕着秦可卿原型可能与康熙废太子胤礽一系有关，也就是说曹雪芹写《 红楼梦 》暗示了乾隆朝之政治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曹家最终败落的重要原因。
早在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中，周汝昌就认为：“雍正、乾隆二朝之代换，为曹家败事、中兴二大关键。”但雍正朝曹家被抄家的史料确凿，而乾隆朝曹家一度小复兴后又卷入朝廷政争而彻底败落则主要是一种推断，其内幕已经很难了解，更不易找到坚实的史料支持。刘心武的“秦学”正是从秦可卿这一小说人物入手，而揭示出小说用隐晦闪烁的笔法写了乾隆皇帝与胤礽之子弘皙的“日月”之争，才是影响到曹家灭亡命运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当然对《 红楼梦 》的写作背景、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文化意义等都会有新的认识了。
周汝昌与刘心武互相切磋，经过多年努力，使这一本来似乎扑朔迷离的猜想逐渐落到了实处。其研究的“理路”，在周汝昌于“壬午七月初二日入秋之第三日”（ 2002年 ）写给刘心武的一封信中表达得比较清晰：
我们的共识是秦可卿一案涉及的是废太子胤礽、弘皙一支的史迹，是为清代入关后第一大事，几乎“翻天覆地”，曹家始终卷入此一旋涡而不能自拔——与“王爷级”竟会“同难同荣”，实指非它，即此是矣。
“神武将军”要到铁岭（附近的西丰至今有大围场遗址）去打围，也不是闲文淡话，中有事由。冯家与“仇都尉”家是“对头”，也就是当时政局大斗争中的一个小局面的反映。
如今还要说说你引录的太子胤礽的对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异常重要！我有一种新破解——
请看雪芹在书中第三回，黛玉入府，初见“荣禧堂”大匾，是御笔（先皇，康熙大帝也），故云“赤金、九龙、青地”的最高规制——而下面即又特写一副对联，道是：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黻黼焕烟霞。
我们立刻感受的是什么？就是此联文藻风格，怎么就和“老千岁”那么相仿！
我想，你必已注意到了：这副联的落款尤为惊心动目：“同乡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书”。“同乡”何义？都是辽北之人也。莫忘努尔哈赤破明，第一步是设计诱降了铁岭紧邻（东南接壤）抚顺，随即攻陷铁岭十几个戍守堡，而腰堡的曹世选（雪芹高太祖）被俘为奴，即此役中（满洲“大金天命三年，戊午”）。
奇怪的是：小说中写得分明的四郡王是东平、西宁、南安、北静，人人尽晓了；哪儿又出来一个“东安郡王”呢？难道是作者“一时疏忽”，致此笔误？那太把雪芹看“扁”了。
这就是特意逗漏重要消息：此是真实的“王爷”，另外一级，不在“四郡”之中。
尤其要注意一点：高鹗篡改雪芹原文，用心精密，他一见这落款，心里就知“了不得”，马上提笔抹去了真文，换上了什么“衍圣公”云云。
你看《 红楼梦 》的事情，如此之曲折复杂，没有“学”，不知“史”，只论“文”（也只限字面表层最浅一义），如何能读得其中之味，而解悟字里之情呢？
所以你说得最为深透了：很多人总认为我们的研考是节外生枝、是喧宾夺主，是“不务正业”，是“外围离谱”……殊不知，他们正是看不见雪芹的高妙手法，以“荒唐言”来晓示天下后世的一段特大的奇闻故事，这事牵连了多少人的生途命途，离合悲欢！所谓“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此种沉痛语言，乍看怎能理解？如果感受到我们的研考的主旨精神之后，就会另有体会了吧？
多亏你提示了《 居易录 》幸存的胤礽之对联，月与霞，在《 红楼 》中均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这也是一大发现。
周汝昌的这一段表述，似是信笔随心，实际上涵盖了周氏红学体系的方方面面。小说的“家史自传说”背景，祖籍的入辽铁岭说，“草蛇灰线”与“假语村言”的特殊笔法，高鹗改篡续补原著的“大人先生操纵说”，“文”“史”“哲”的“三才会通”，研究的“悟性”主导、文化品位，还“红学”以学……都融为一体了。正如他在同一封信中所点睛的：“这实质上是第一次把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大师的‘索隐’和‘考证’之分流，真正地汇合统一起来，归于一个真源，解开了历时一个世纪的纷争，而解读破译了《 红楼 》奥秘。”
应该说周汝昌的认识不无道理，至少也应看作一家之言。《 红楼梦 》从一诞生就开始了各种“索隐派”的猜想臆测，历百年而不断。尽管各家索隐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局部看来似乎十分荒唐，但也透露出一些不能回避的信息，其中应该说还是有某种“歪打正着”之“合理内核”的。笔者曾经这样说：“索隐派执着认为《 红楼梦 》影射清初重大政治事件，不是单纯的爱情小说，这种看法还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说明他们感受到了一些《 红楼梦 》的深广内涵。……曹雪芹家的衰败确与康熙诸皇子争储、雍正夺位有关，而《 红楼梦 》里隐约写到忠顺王与北静王的斗争，及原著佚稿中的元妃之死、抄家败落等，都显示出《 红楼梦 》确有‘干涉时事’的内容。”（《〈 红楼梦 〉的审美接受及其启示 》，1989年第1期《 明清小说研究 》，收入增订版《〈 石头记 〉探佚 》）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8）
刘梦溪也说过：“蔡元培的《〈 石头记 〉索隐 》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 石头记 》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么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 红楼梦 〉与百年中国 》）
自从“五四”大规模输入西方的思想学术以来，对“索隐派”是一棍子打死。而到1954年批俞批胡运动以后，则“自传说”被烙上红字。不能不说这种演变有某种“历史进步”的因素，但其中也有很大的片面性，“索隐”和“自传”的合理部分也被粗暴地全盘抛弃。“唯一正确”的只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一类理论模式了。这种片面性思维几十年来的影响，形成了社会性、习惯性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的背景，再加上《 红楼梦 》文本的特殊性，索隐与考证本身的艰涩和不通俗性，刘心武的某些论据论证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周汝昌和刘心武的研究不容易被理解接受而要遭遇批评抨击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刘心武与周汝昌的几封红学通信在上海《 文汇报 》发表后，获得该报笔会2003年8月“长江杯”征文优秀作品奖，获奖词曰：“闪电般的灵感和严密的考证，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雅人深致，引人入胜。”这让周汝昌十分高兴，在2003年“处暑”给刘心武的信中说：“日昨蒙你相告，方知我们得奖了，好比暑天中一阵清风，醒人耳目头脑。不知评委是何高人，寥寥数笔，不多费词而点睛全活了。那评词无一丝八股气，我所罕见，岂能不感慨系之！”在“癸未七月廿六”给刘的信中又说：“奖之中耳，是标志性纪念品，真正意义在于这是文化学术的第一次以公开评奖形式给了我们（ 基本论点和治学路向 ）以肯定和高层次评价。那位评委不知是谁，我深感佩。《 文汇 》影响不小，是很大的鼓励。”
刘心武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对周汝昌提携后学之高尚精神的佩服和感激。在《 画梁春尽落香尘 》的序言里，刘心武说：“我的研究，得到‘红学’前辈大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点。我们完全是君子之交。到目前为止，我只到他家拜访过一次，另在一些公众场合大约见过三四次。我们的主要交流方式是通信，以及在文章里呼应、切磋。周先生看到我一些文章，会主动给我写信。他一眼视力为0，另一眼视力仅0.1，写下的字每个有蚕豆甚至核桃那么大，往往互相重叠，常常落款为‘盲友’，每当展读，我都感动莫名。他有时还口占一绝赠我。”在《 讲述〈 红楼梦 〉的真故事—— 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 红楼望月 》）中则说，自己在1954年十二岁的时候就购买了初版《〈 红楼梦 〉新证 》，虽然“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并不能耐心把这本书读完，特别是‘史料编年’部分”，但“我要感谢《〈 红楼梦 〉新证 》，当然也便要感谢其著者周汝昌先生。于我而言，这是一本启蒙的书。……不是别人的书，而是周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头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现在传印的《 红楼梦 》，后四十回是伪作，把曹雪芹与高鹗这两个名字并列为《 红楼梦 》的著者，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努力把曹雪芹所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尽可能地探究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高鹗的胡编乱造，而接续着前八十回，尽可能地讲述出《 红楼梦 》的真故事来。”
邓遂夫生于1943年，本是四川省自贡市歌舞剧团艺术室创作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涉足红学研究，后来出版有《 红学论稿 》、《 草根红学杂俎 》和《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等。大概由于邓先生是四川人，又搞文艺创作，颇有一点“才子”的个性。周汝昌为1987年出版的《 红学论稿 》写的序言中这样说：
我平生的红学学术交谊中，老一辈人最少，多数是中青年人——至今不曾识面的人占了不小的比例。我喜欢他们不像年纪大的人那样僵化，对事物的洞察、感受要敏锐得多，而且目光犀利，思力精强，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善于提出新的见解。所以我喜欢和他们交流切磋。遂夫同志是这一批青年学人中的一个，也是文字修养、表述能力较高的一个。但我与他相识很晚，相识后的来往也不多，仅于红学年会中晤面，并看到他提交的论文，由此留下了印象：这是一位自学成材、具有才识的青年学子，如能不断精进，前程远大，未可轻量。——我不想虚致谀词，我是说，如果遇有“伯乐”见赏，给以较好的客观条件，加上他主观的虚心磨练，他会做出相当可观的贡献。
据我的浅见，遂夫同志是一个聪明颖慧的人，他个性很强，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影响的人，因而也不像是随波逐流、媚世趋俗的一类性情。他不太喜欢人云亦云，倒毋宁说是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
遂夫同志是有才气的人，天赋颖慧的人；这样的人容易表现为自信、自负——在别人的心目中不免被看成是有些“傲”气的。加上他的学术见解又颇有点儿“当其得意，不顾世人之怪也”的意味，这就增加了他的“落落寡合”之气。——这一切，都出于我的引申和推测。但我想来，一个人的虚怀谦抑是做学问十分必要的美德，有一点儿自信（只要不是“自是”）也能有助于前进，因为自信不等于狂妄自大，而是不过多地考虑和迎合一时的雌黄毁誉。须知，治学之人，从开始起步，到抵达目的境地，总是“顺途”而无“逆境”，未必是好事。虔心矢志，为学术，为真理，为民族文化事业的学人，如果有少许“寂寞”之感，倒是满可以砥砺自己的。
在为2000年出版之《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写的序言中，周汝昌又这样说：
与遂夫因红学相识，转眼二十年矣。犹记贵阳一会，他的《 曹雪芹 》歌剧演出，颇极一时之盛。雪芹之影，见于舞台之上，此为创举，史家应记一笔。
……
当我看到他论畸笏的诸段文字时，又不禁松散了暗存的顾虑（我们二人在脂本价值上如此契合，有人必又出谤语，说是什么“周派”的自相唱和而已……），因为遂夫对畸笏与脂砚二名的真关系与我截然大异，这就让那些谤者再无诬谤的“理据”了。所以我虽不同意他的论点，却又十分欣赏他自标所见的学术精神。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9）
邓遂夫则在《 红学论稿 》的《 后记 》中说：
对于这些已曾谋面或未曾谋面的入门之师，我自然怀着终身难忘的崇敬与尊重，但我从来不迷信他们，更不愿意专师哪一位而囿于一家之风范。
……
在这个问题上，使我最佩服也最感动的是周汝昌先生。自从1981年在济南红学研讨会上相识以来，无论见面与通信，他一直亲切地给我以指导和帮助。而对我和他在学术观点上的相同与相异，除清醒地有所了解之外，他心中从无芥蒂，且对我倍加信任与勉励。请读者诸君细读一下他为拙著所撰的序言，便足见其胸襟气度之一斑。他对我多有过誉之处，亦恰在于认为我“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以及“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这就不是一般前辈学者都能心口如一做到的了。
应该说周汝昌对邓遂夫的品评也多少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周汝昌一生治学，也是“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的。只是周汝昌不像邓遂夫那样锋芒毕露，有时甚至咄咄逼人，而表现为一种将“特立独出”与宽容海涵相结合起来的特点。顺便说一件小花絮：上世纪一次学术会议上，周伦苓和邓遂夫开玩笑，说你是四川人，怎么不给送点橘子？可能过了半年多，有一个人送了一筐四川柑橘到周府，说是邓遂夫托他带来的。周伦苓事后笑对人说，本来是开玩笑，没想到他真送来了。
与“青年朋友”和“草根阶层”的交往，也是几乎贯穿了周汝昌一生的一个特点。周汝昌为不少中青年学人的红学著作写过序，大概能列出一个单子。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引录过笔者在《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中的话，说周汝昌对青年后学特别愿意充当伯乐，但也因此引来许多非议。这个特点其实是周汝昌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很难找到知音，却特别能得到未成名的青年人的仰慕。
在《 献芹集 》的序言里，周汝昌说了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话：
在红学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当时是农场工人）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
说实在的，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
这个青年是谁呢？就是后来在《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任编辑的顾士敏① 。周伦苓检出一封顾士敏于1985年10月28日给周汝昌的信，全文如下：
先生：
贵阳一会，颇为失望，顷奉大函，再思苍凉，不想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
先生请不必多替士敏担心，红学缘深涕泪多，早有思想准备了。
补正一则，当于近期刊出，勿念。
讲学春城一事未果，学院内很多同志均感失望，学报内部同仁更是。看将来还有日否？甚盼。
中国红学当另辟蹊径，窃意以为不能再作如筑城会上之空论，当从本事入手而寻出曹公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渊源，拙文《 补天考 》（大会论文）即有意尝试之作也。
《 新证 》一书，乃开创之作，继志之士，当为之发扬。士敏谨以此自勉。
这是1985年参加贵阳举行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之后不久的信。所谓“贵阳一会，颇为失望……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的感慨，大概是指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争名夺利的现象。其实全国的各种学会情况都差不多，人类的弱点知识分子照样有，这一类事是难免的。顾先生那时还有一些文学青年未泯的理想主义情愫，所以发此慨叹。顾士敏注意到《〈 红楼梦 〉新证 》考证是表相而思想是本质，在当时那种普遍的误解氛围里，的确是空谷足音。周汝昌于2005年4月25日给笔者来信有云：“能注意我研《 红 》以思想为重心的另一位是长沙的邱惕盈，似一年纪较大的文化人，诗、文字俱内行。在《 小传 》（ 指《 曹雪芹小传 》——引者 ）上批云：（ 针对“正邪两赋”的论述——引者 ）此为读《 红楼梦 》的根本关键，时间约在十多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