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是一些民间的颖慧人士对曹雪芹灵魂和《 红楼梦 》思想本质的体认超过了专业的“红学家”，这就是笔者所提倡的“人间红学”之理据所在吧。
宋健生于1963年，在天津市宝坻区邮电局工作，兼职宝坻区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在天津地方文献研究方面颇有积累。从1990年以来与周汝昌有通信来往，周汝昌给宋健的第一封信署1990年4月17日，是答复宋健为《 天津文史 》向周汝昌的约稿信。其中说：“宝坻旗营，是正白旗无疑，因是定制。以前，我只与丰润籍友人谈论（ 王家惠撰文说他手中有周汝昌给他的信八十余封——引者 ），未想到宝坻也有曹家村，且是满洲旗人之聚居处，大喜！请您务必再多下功夫调访研索。……宝坻之曹氏人，其面型大多数何似？有共同特征否？（ 如长、圆、瘦、尖…… ）盼能一告。丰润一水之隔，您有便也可一赴调查（ 有曹家坨子 ）。冀有收获。”
周汝昌与宋健的通信主要是讨论曹家祖籍等考证问题，涉及宝坻和丰润的一些情况以及张家湾出土的“墓石”之真伪等。宋健将保存的周汝昌写给他的三十五封信全部寄给笔者参阅，基本可得周、宋二人交往之全貌。
统览周汝昌给宋健的信，能得到几点明显印象。第一点是对曹雪芹家族历史演变真相的孜孜以求，所体现的仍然是一贯的多方考索、综互合参的特点。如：
前读津报大文，考崔口，言及白水坨，此则足下未尝于赐函中提到者。愚以为“黑山白水”，乃是古来常见之对仗语，然则雪芹之“黑山村”（指《 红楼梦 》第五十三回向宁国府交租之乌进孝来自黑山村——引者），莫非即隐射白水坨乎？因为实在是天造地设之巧对也。（辛九望日——按即1991年10月某日）
至朱女士（当指上海红学家朱淡文——引者）谓受田已归曹宣，余亦不敢遽言是非。宣卒甚早，其时兄弟二人未必“分了家”各码为事，愚意以为楝亭之语，意只谓宣年少，不虑产业俗事，须族兄教之耳。盖寅在江南，宣在京师，必其每年尚有到宝坻受田之老规矩，故与丰润来往不疏也。否则寅之“余家”似欠妥恰。不知足下以为如何？总之我尚不能遽信受田与寅无涉，不然他何必操这个心。（庚午腊廿四——按即1991年2月某日）
这是讨论曹雪芹祖父曹寅、祖叔曹宣与丰润、宝坻的关系。当然周汝昌也在信中紧接着说：“亦止系随手而叙，聊备参考而已。”
第二点印象是周汝昌对宋健为学为文的指点，也颇能显示关心青年的热心和治学作文都要“活”而不要“死”的主张。
你是英年，字写得好，我平生只是爱才，故愿与交往。你说的那部书要我题字的，我根本不知此事，我与他素不相识，绝无来往。世上奇事尽多，亦勿庸深讶（我平生常遇同类事，不少人说与我“熟识”）。你世路经历尚浅，久自能悟也。（庚午四月朔——按即1990年某日）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0）
文章还是有些拖沓感（小有重复字句）。为文切忌复字，复则削弱笔力。再有我已说过，切忌多用“这是……的”语式。此乃最乏味的口气。应学会变换句法。（1993年9月11日）
你现在写不了文章，可是个“问题”。不过也没有什么大要紧，还是力争挤空读书为上策，必积学方能写出有斤两的文字。（腊廿五夕，1994年2月7日邮戳。）
你的文字，病在“太规范化”，一点儿也不能“自主”自己的句法，使之活便、自然些。此非你之过，“教育方法”所致也。另一病是句法弱，如用“……是……的”之句式太多。如此又死板又无味，像“文件”了。宜避之——变换之。（丙子四月初二夜书——按即1996年某日）
为这本书（指《 红楼家世 》——引者）写评，本是个难题，原不该“强加于人”，此文实难写。但（空格表敬——引者 ）大作还是很好，我已告知出版社程先生。……今日又接挂号函，提到在报端读及刘心武作家的“有感”，各人风格不同，“切入”角度亦异，无须“硬比”。刘先生文是笔活为主，不作“正面”“具体”摆叙，注入感情——此为文之善法，亦避难之诀也。（癸未三月十一，2003年4月16日邮戳。）
第三，从这些信也能看出周汝昌在某些争论问题中所持态度的“分寸”，以及学术争论中的复杂情况。如同一封“腊廿五夕”信中，就对“新丰润说”中刘润为对丰润曹家墓碑的“过度阐释”不以为然：“所询曹渊事，实见一月8日（ “一月8日”是原稿写法——引者 ）之文先报。丰润王家惠君先撰文考之（ 推测曾过继与曹寅 ），而光明报之刘君见之，遂出此新说，同付文艺报登了。我处所得信件，对刘文评价不高，表疑者多，盖本来是一种‘假设上的假设’，过于臆断了。我看未必能获重视，也难成立。”在1993年7月12日的信中则说：
丰润有进展，但又夹入了杨向奎先生提出“新说”，已公开披露，谓芹乃曹鋡之子。鋡为鼎望之幼子，而曹寅亦称四兄，若是其子，则辈份、年岁（生卒）、旗籍、经历……都将“成为问题”！杨老此说，未见具体论据，极易招来攻击——甚不利于“丰润说”（已是史实，而非仅是“说”了）。事情真是麻烦！你若涉足此“界”稍深，便知“五味俱全”——我已尝此味数十年了！！
这些信，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特色。比如大多数信中都提到“极端繁忙”、“感到岁月之骎骎，人在忙中自不觉耳”、“因赶时间，又夜书，病目不能细写，仅供数行”等等，一种“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积极奋斗的生活状态跃然纸上。
宋健在周汝昌的鼓励下，对许多史迹作调查、访谈、考证，也的确十分努力。他利用邮局工作之便，为周汝昌搜集地方史料，还曾特意寻觅北京东郊通汇（ 惠 ）河两岸的详细地图，二人还互相关问健康，介绍医方等。周汝昌也写有两首赠宋健的七言绝句，内容是有关张家湾“墓石”的，当然是否定的意思，诗后附语“不可示人，否则必引祸招灾矣”，读来让人不禁莞尔。宋健还给笔者寄来两本《 天津文史 》，一本是1992年第1期，内刊有周汝昌《 宝坻与曹雪芹家 》；另一本是1997年第8期，刊有周汝昌《 水西庄史片 》和《 水西庄查家与曹雪芹 》。三篇都是小文章，是掌故与探索性质的。
1982年冬，宋健在旧书店中发现了一篇不知谁填的词作手稿，是贺周汝昌1980年6月去美国参加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 南乡子 》：
红泪叠楼台，海上三山幻影开，今日寻春真个到，蓬莱。（《 红楼梦 》贾宝玉诗：“寻春问腊到蓬莱。”）含笑九泉脂砚斋。（“余二人亦当含笑九泉矣！”见《 脂评 》。）罗刹合低眉，（张船山诗：“生逢罗刹早低眉。”罗刹指高鹗。）细勘程书四十回。（此次赴美，系探讨程、高续书目的。）从此五洲醒梦魇，（俞平伯谓：“《 红楼梦 》为古今一大梦魇。”）休猜，惊倒周郎笔底雷。（周隽文采风发，人号笔雷。见《 世说补 》。）
宋健后来将此词抄给周汝昌，周汝昌判断说：“寇梦碧先生之作，他人无此手笔”，“其笔极健，且博通文史，不易到也”，并感叹寇梦碧“新近作古人矣”。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对周汝昌钦佩异常的还有一个乔福锦，前已提及，他是河北邢台学院教历史的老师，所以研究《 红楼梦 》侧重于文化史的视角。乔福锦人热情，与周汝昌联系颇勤，通报红学界的动态消息，对又聋又瞎且与“红学界”隔绝对立的周汝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耳目”。乔福锦撰文提出《 红楼梦 》是“反面《 春秋 》”和“《 诗经 》古文”，强调《 红楼梦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成了红学界的一个后起之秀。1997年周汝昌八十大寿之际，乔福锦写了一篇《 文心诗情润中华 》（ 1998年第1期《 红楼 》）的长文祝寿。这篇文章对周汝昌一生的红学研究作了一个总体性的回顾和评价，其中有一些话也说得颇为中肯。比如：
尝闻一些“现代学人”言，周汝昌一辈的旧式学者，其功夫、优势仅体现在考证方面，“理论”上则不见有甚“高明”之处，除作者与版本的考据之外，他们的工作于《 红楼梦 》思想艺术研究的进展，意义并不大，比不上掌握了“先进”的“主义”、“话语”的文艺理论家。实际并不然。以“理论家”自居的研究者由于其用以立论的学理依据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找不到根基的“舶来品”，故自视为最高深者反而无大价值。而周先生一辈立足于中华传统的深厚根基之上、有西方文化背景而西方文化又不能从根本上对其完成“征服”的学者，由于真正把握着《 红楼梦 》这一“中国文本”的脉搏，故对于“石兄”——“玉兄”的理解最为深刻，对于芹书的阐悟最为精当。先生没有脱离“知人论世”、“宗经言道”的中国传统去“创造”纯粹的“载之空言”的文艺理论专著，但他的治学范围实际上已包涵了作者、版本的考据与蕴于这两者之中的文化精神的探求三个方面。在周先生，思想、精神的探索已融入到作者与版本两个“深切著明”的具体课题之中，考据的最终目的正在于对芹书著作命意、文化内容的体察与解悟。这位在考证方面有极大成就的学者，其对于红学的巨大贡献，亦同时体现在对《 红楼梦 》精神文化血脉的深切把握之中。
先生之诗文学术，未能改变成熟于五六十年代“联共（布）教程”及西洋“文艺理论”模式之中一代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却给“文革”苦难中度过少年青春岁月、“新时期”之初跨进大学之门的更晚一辈的学子带来无比丰厚的学术文化滋益。1980年秋，我还是大学历史系的三年级学生，为研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开始系统地接触自少年时代即已神往的《 红楼梦 》及相关资料。星期天进城，在书店买到了刚出版不久的周汝昌先生的《 曹雪芹小传 》。归来捧读，立刻被其精辟的考证、精妙的义理和诗一般精美的文笔所吸引。一个生活在中华五千年“古典历史”尽头、饱经世间沧桑的文化巨人——曹雪芹，自此便成为我心头具有文化生命气息的人物，这部书亦成为我书箱中的珍品，时常翻阅，精心守护。……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1）
1987年秋，先生自海外归来，尔后，见面的机会多起来。先生的著作文章、言谈话语常给我以深刻的启示。我自己一些不成熟的习作，如关于“自叙传”的中国史学背景、关于“小荣枯”之结构等文稿，先生在指出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新的证据的同时，识其根本，多以奖掖鼓励。己巳初秋，我进京买书、查阅资料，一下车便决定先去看望先生。此时的朝内南小街，残存的旧宅区已被“现代化”水泥巨林所包围，四合院人家正处在拆迁前的不安之中。走在槐叶散落的古街上，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一老一少久别重逢，为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那种弥漫于时空中的历史沧桑感仿佛一瞬间凸现出来，从文化到学术，从孔夫子到胡适之，从民国校园到时下风气……一气谈了大半日。离京前，再到先生府上话别，得一幅“墨宝”，是劲秀、清俊的行楷写就的一帧条幅，内容是一首五言诗：
未用期来哲，当前自有人。
问年珍而立，奋志敢求真。
大业红楼梦，弘观华夏文。
高山复流水，良史即奇勋。
己巳新秋用真文韵合体赋赠福锦学人以志相知之谊津沽周汝昌
先生思接往古，心期未来，奖饰之语，吾辈受之有愧。然当时正处于苦闷中的我，却从“大业”、“弘观”句中，又一次读出了先生对自己既定为学方向的肯定，亦更加坚定了走自己学术之路的信心。
在写作本传的过程中，笔者与乔福锦电话联系，乔先生又热情地向笔者建议：如果可能，应在这本传记后面附周先生的详细年谱、《〈 石头记 〉会真 》的撰写始末、龙协涛访谈录三样资料，显示周汝昌其人、其学、其思三大方面。乔先生并且又顺便谈到一件事：《〈 石头记 〉会真 》出版后，出版社多给了周家一套，周先生和周伦苓说关系密切的朋友都自己购买了，你的经济比较困难，这一套就送给你吧。
同样是青年学人，当然也有对周汝昌的治学思想不能完全理解和认同的。原任教于汕头大学后到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又留校的陈维昭（ 1960年生 ），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陈先生学了一些西方的文艺理论，又颇有一点自负的书生气，他在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就呼吁“学院派”的学风，有一种用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红学界“清场”的抱负。陈先生于1997年11月27日致信当时任教于山西大学的笔者，同时将他的一篇大作《 “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 》寄来，对包括周汝昌的《 红楼梦 》“大对称”结构说在内的“探佚学”提出意见，在肯定某些“合理因素”的前提下作出批评，并要求笔者推荐到《 山西大学学报 》发表。笔者当即响应，为了说服学报编辑，特意请周汝昌也写了一篇回应的短文《 探佚与结构两学科 》，连同笔者写的《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一道，三篇文章于1998年第2期《 山西大学学报 》刊出。周汝昌在给笔者的来信中对陈维昭的文章评价说：“我看其文甚好，是端人正士论学……当然，我并未被他说服。”这让陈维昭感到很高兴，曾给笔者来信说“端人正士论学”几个字将是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不过，周汝昌的鼓励似乎也更加激发了陈先生的书生气。他后来又在《〈 红楼梦 〉学刊 》发文与笔者继续争论。刊于2004年第4期《 红楼 》的《 周汝昌：新红学的巅峰 》，是他上百万字的《 红学通史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中部分内容的缩略。
陈维昭立论的核心观点是：“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精神是一种科学与反科学相合一的学术观念，周汝昌则把这种‘新红学’精神推向极致。这使他的研究的价值向着正、反两极伸张。实证研究依然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手段，实录观念则必然使实证研究走入死胡同。这就是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乃至整个‘新红学派’的令人遗憾之处。”大概陈维昭对自己的一些说法是颇感得意的，如称周汝昌是“独行侠”，说“在红学史上，周汝昌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等，尤其自以为所谓“实证—实录”理论击中了“新红学”和周汝昌的“命门死穴”。但在笔者看来，陈维昭对周汝昌自以为是的“点评”其实仍然有所隔膜，仍然存在本书各章所反复谈到的中华和西方两种文化之感受和思维方式的冲突。
新一代的硕士博士学人，往往在“知人论世”和“体贴”方面力有未逮。比如苗怀明先生① 以淮茗的笔名发表《 周汝昌与胡适一段红楼公案——对红学史上一段学术公案真相的考察 》（ 2005年7月15日《 新京报 》）一文，有一百零八个注解，表面上是相当“深入史料”的，但由于不能真正理解周汝昌和胡适之间的同异，就在貌似客观的行文中得出浮浅的结论。周汝昌对胡适的帮助自始至终都是感激的—— 这一点在前后期的有关书信和文章中都表达得十分清楚，但在学术观点上又存在深刻分歧（ 当然这种分歧在二人的通信中表达得比较含蓄和隐蔽 ），而分歧从根源上可以追溯到二人气质、性格和思想的差异。无论对《 红楼梦 》的评价还是对白话文的功过，或者更深一层，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立场认同，周汝昌都与胡适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不能因为胡适帮助过周汝昌，周汝昌就只能永远诚惶诚恐地表示感谢而不能申述自己与胡适的思想差异，否则就是往胡适身上“人为地抹上许多污点”，显然这种评论体现了苗怀明自己的思想偏颇和治学局限。说“按说周汝昌应该在其《〈 红楼梦 〉新证 》一书中对胡适表示特别感谢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的指责，就更是脱离具体历史背景的无明之论了。前面也已经说到文怀沙作的历史证言。
这生动地表明后新时期的学人对过去不久那段历史的现场感已经比较迟钝。至于说周汝昌文章中似乎有对胡适的“怨气”——那主要出于胡适居然对曹著和高续之思想和艺术巨大差异缺少感觉而来，而这正是周汝昌感受最深切的。如果说有“怨”，那也是学术文化的“公怨”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私怨”。前已述及金岳霖、梁漱溟、余英时等批评胡适“浅”，周汝昌尽管没有多读胡适著作，评价胡适“堪当一个‘博大精深’的‘大’字”（《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宏观把握是得体的。周汝昌对胡适有些看法，当然也不影响他当时给胡适写信时毕恭毕敬，由此而推导出似乎周汝昌“表里不一”一类评价，实在有点胶柱鼓瑟——这似乎已经成了某些学人的通病，我早已指出过的太喜欢把弄“形式逻辑”而缺乏体贴人情透视本质的能力。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2）
这恐怕还是思想认识和性格气质方面的隔阂使然吧。由于气质思想的隔阂而导致对客观史料的不同眼光，也是一个颇有悖论意味的历史现象。现代文学研究中推崇胡适和推崇鲁迅的两派，文化研究中“西学”与“国学”的两派，乃至于“科学”与“人文”的两派，等等，都存在大体相同的问题。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根本能力严重失落，则极容易把从20世纪40、50年代积淀下来的一套思维模式当作不容置疑的箴规准绳，并随着新时期西学的输入而“与时俱进”，其习惯势力也是很大的，这在20世纪50、60年代从大学毕业或之前之后开始参加工作的一批人那里表现得更明显。如白盾① 主编的《〈 红楼梦 〉研究史论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及论文集，对原著和续书“两种《 红楼梦 》”的差异缺乏本己的体验，停留在表面的“政治”和“爱情”主题之纠缠，因而批评周汝昌“大搞曹雪芹个人崇拜”，“提倡‘曹学’、‘脂学’、‘探佚学’，将‘贬高’推向一个新的极端”。
再如前面的章节所辨析，关于“自传说”中“典型形象”和“生活原型”的纠缠也是一例。2003年第3期《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发表胥惠民《 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 》（ 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2003年第12期《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转载，并被2003年8月28日《 光明日报·书评周刊 》摘录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承1995年第4期《 北京大学学报 》发表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后争论之余绪的。此文当然也包含了红学界某些“派别”的纠纷因素，此处不论，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则相当鲜明地体现了本书各章都谈到的文化观念冲突。它最后总结周汝昌的“失误”说：
按常规要求，自传应全面反映立传者的生平事迹和成就，但《 红楼梦 》这部“自传”却不同，作家只重点详写13岁这年的事，14岁至15岁这两年只是略写一下。17岁以后只字未写，这能叫自传吗？曹雪芹写自传，以他的才学应易如反掌，照生活实录，略加“精细剪裁”即可成功，何至于要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呢？书名为啥不叫《 贾宝玉自传 》，却“题曰《 金陵十二钗 》”呢？
既然曹雪芹说自己创作的《 红楼梦 》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既然脂砚斋说贾宝玉只存在于《 红楼梦 》中，这是古今小说戏剧中从来没见过的人物；既然“写实自传说”存在那么多难以弥合的破绽，它连自圆其说都没有做到，那它怎么可能成为20世纪红学的惟一成果呢？
这种反驳“逻辑”是把“自传体小说”和“自传”画了等号，但“新红学”的内涵其实是“自传体小说”而不是“自传”，周汝昌也多次澄清过这一点，至于某种具体生活素材化为小说形象的“分寸”程度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学术正确”和“百家争鸣”有时也是一种悖论。当然到了互联网时代，言说的自由是基本实现了。新世纪兴起的“网络红学”中，“拥周派”和“倒周派”（ 大体上也就是“尊曹派”和“尊高派” ）也是阵线分明。作为纸媒形式的学术刊物，则其悖论的分寸更难把握。周汝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在《〈 红楼梦 〉学刊 》发表任何文字了，尽管这本杂志上不断刊出与周汝昌“商榷”的文章。贵州省红学会办的《 红楼 》虽然只是一个省内自办的刊物，却从1986年12月出版了“试刊”号以来，每年四期，一直坚持下来。刊物的主编梅玫（ 1946年生 ）女士倒真是实实在在地坚持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对立的意见全部照发不误。比如，既发表“批周”的文章，也发表“拥周”的文章；对“墓石”、“祖籍”、“程前脂后”等各种争论问题，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也次第刊出，连文字的“芒刺”也不作任何修改。针对周汝昌是《 红楼 》后台的说法，周汝昌在《 红学三题 》（ 1997年第4期《 红楼 》）中说：“但我能否成为（ 或‘就是’ ）《 红楼 》的后台老板？可不必辩，让事实来证明最有力，例如《 红楼 》上登有署名‘兰洪’的大文，专攻我这个‘后台’，内有‘周氏的日子不好过了……’云云。以我为‘后台’的刊物，敢如此作为吗？”
1999年第1期《 红楼 》刊发了北普陀召开之全国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讲话等文献后，周汝昌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
读贵州《 红楼 》第一期
赋谢韩、王、梅诸君子
大会京华事可思，凤鸣楼傍雪芹祠。
八方士女缘千里，十月风云献百知。
反正人瞻空际字，让贤书寄海西诗。
新刊也与丰碑似，贵岭梅花力主持。
注：1. 韩、王、梅：指韩进廉教授、王畅研究员、梅玫主编。
2.“反正”句：巨球高悬大字。
3. 让贤：周策纵教授。
2003年6月16日《 黑龙江日报 》发表赵荣群、王敬所写《 更上红楼看月明——访编辑家程俊仁校友 》，其中有一段和周汝昌有关的轶事：
时已85岁高龄的红学泰斗周汝昌，《红楼家世》付梓之际，其夫人毛淑仁不幸病逝。周先生非常希望能把夫人的照片印在这本书上，以为纪念。当时，程俊仁正在生病，但了解到周老先生的心愿以后，不顾自己的病体，加紧工作，而且选了一幅周老先生与夫人一同赏论诗句书法的照片，庄重地作为插页加了进去。样书一出来，便快寄京城。此时，周老先生已经卧床十天，可是接到样书，他马上就要下地，他要即刻题诗赠予程俊仁。他说：“我这一辈子出了三十多本书，但没有一本书能与这本书相媲美。程先生最能体会我的心情。”
程俊仁1943年生，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曾策划出版系列红学书籍。周夫人毛淑仁是2002年9月8日病逝的，周建临曾对笔者说，周夫人自知不起后，曾分别与几个子女谈话，安排家中诸事，井井有条。胡文彬先生则对笔者说，周家在丧事处理问题上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一点也没有给单位添麻烦。当然相濡以沫一生的老妻撒手西去，周汝昌是非常悲痛的。《 红楼家世 》配发的照片是1998年拍摄的，下面有周汝昌写的纪念文字：
贤妻名淑仁，姓毛氏。素喜书法。我每写字幅，她皆能评定，得出优劣，不失毫厘。这幅照片是她与我品评字幅时的情景。
淑不仅内助辛劳，病时还为我钞录资料，以解我目坏难读小字之困。今她已逝，将照片附印书中，感我伤悼之怀，并赋诗纪念：
诗云：
慧眼能分汉晋唐
一枝湘管悟锋芒
新书不及亲开卷
梦里犹同观墨香
（诗没有标点符号是原书实际——引者）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3）
有一位台湾的红迷福蜀涛① ，经常给笔者传来电子邮件询问大陆新出哪些红学书籍。就是他托在北京的台北书商将《〈 石头记 〉会真 》等红学书籍购入台湾。福先生于2005年4月9日传来的一封信中，颇有些有意思的说法：
今见台北出版的《 高阳说曹雪芹 》《 红楼一家言 》，初看，似都冲着周汝昌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
同一部《 石头记 》，同一个曹雪芹，两百多年后，时见南辕北辙的说法，让我感慨良多。曹雪芹叹“谁解其中味”，似已预见。个人以为，雪芹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但每个时代似都不缺高鹗、程伟元。
鲁迅曾说人与人的差异，有时比人与类人猿的差异还大。这有资质的成份，但个人以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说完全决定他的眼界，但一个人的眼界相当大程度受其出身左右。高阳1992年辞世，生前不善理财，但每日美酒佳肴。出身可能与当今在大陆似又走红的胡适较为接近。小说，大概也以娱乐视之，所以对《 石头记 》可能缺那么点虔敬，或因此而无法深刻体会“字字血泪”的意义罢。
新世纪的一大景观是“网络红学”的蓬勃兴盛，有关《 红楼梦 》和红学的网站多达一百多个。全球有华人处就有红迷，就有各种意见发表。前面说过，网络红学的一大看点是对周汝昌红学观点的争论。网络红学中也还真有智慧的“火花”闪耀，涌现出一些有水平的文章和观点。比如，南京师范大学一个在读的理工科大学生高飏（ 1982年生 ），以“飞云”的笔名在网上发表《 从“终久”看〈 乐中悲 〉及湘云结局 》和《 话说“金麒麟” 》两篇文章，对解决探佚史湘云结局问题颇有贡献，笔者推荐他投稿《 红楼 》发表，后来并作为“附录”收入拙著《 独上红楼 》。在笔者建议下，高飏直接写信给周汝昌，在《 红楼夺目红 》中就有了“《 乐中悲 》”一篇，其中说：“高先生是‘宝湘重会’说的坚定支持者。他解‘又写一金麒麟’的‘间色法’十分精彩，使我佩服。”“高先生是一位青年学人，未曾识面，我们通信研《 红 》，很是投契。我将他的好见解（ 用我的话 ）记在这里，以为‘存证’。”
网上有一篇《 学术巨子：周汝昌 》，是一位网名“悼红狐”的青年红迷访问周家的纪实文字。这位“悼红狐”远在云南，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只为一睹周汝昌的风采，时间是2003年。下面摘录其中几节：
到北京的第四天，这一天是我此次来京行程最重要的一天。早就和周汝昌老先生约好，前几天一到京便已联系。今天就要去正式拜访。
我虽数次来京，然年岁较小，又兼北京变化颇大，所详住址故无从寻觅。坐公交车至终点站，周老之女周伦苓阿姨便等在站台那里接我，让我深为感动。
走进老先生家，是一个小通道，左边即是两扇开着的门，是个大通间。房子未经修饰，也较为陈旧，但颇为朴实。通间布置紧密，摆着几张大办公桌，堆满了报纸书籍，又紧挨着旁边的沙发，结果沙发上也堆满了书，完全是一个学者的工作间。
老先生就坐在左边的一路沙发上，因为眼睛和耳朵的严重受损，从我进屋到进这个工作间，他都丝毫不知。虽然沙发有靠背，但却直直的坐在那里，侧着耳朵像是仔细的在听，好像随时都准备迎接客人。伦苓阿姨告诉我，先生近一年来精神大不如前，生活毫无规律，累了就倒下去睡，醒了就写东西，她们经常来给老人作伴，煮煮饭打扫一下屋子，但爷爷那些资料却是不准她们碰上一碰的。我轻轻走近，放下手里的东西，弯着腰伏在先生耳旁说“爷爷好”。周老这才知道我已经到了，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赶忙站了起来，十分客气，连声叫我坐，又忙着叫伦苓阿姨倒水给我。
之后我向老先生介绍网络，告诉他像《〈 红楼梦 〉笔法结构新思议 》都是从网上看的，并且朋友们都很关心你，托我来看你。周老很高兴，连声说，谢谢网上的朋友。
说话瞬间，老先生已经在每本书上都写下字了。《 红楼家世 》老先生写“小友来访快哉，以此赠之。盲者周汝昌（日期难以卒读）”；《 砚霓小集 》写上“小友来访，周汝昌癸未立秋后”；《 脂雪轩笔语 》写着“癸未立秋后，小友远路来访快谈，甚为欣慰。汝记”。
我说要为老先生照几张相，朋友们都关心你。老先生忙起身把沙发上堆积的报刊使劲的拿开，高兴的摆了个拿着扇子的姿势给我，不停的问我是看镜头还是随意点？又忙着把衣服扣子扣上……
我抱着老先生送给我的三本书，沉甸甸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在回忆着刚才的点点滴滴。想起了老先生自己的话：“我耳目皆损，唯头脑尚未全衰，每日仍笔不停挥，希望自强不息。我所不逮，时贤来哲，当有不弃而进教者，切磋之功，是为厚惠。”范仲淹的句子自然地浮现于脑海：“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再摘录几段网上一篇署名“无言咏落花”写的文章：
“嘟……嘟……”
“喂，您好。请问——是周汝昌教授家么？”
“是啊。您哪一位啊？”
“我？哦，我是他的读者。”
“读者啊……我跟你说，我是他女儿。我父亲他耳朵坏啦——听不见；眼睛也坏啦——也看不见。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在，它还在又听又看，不肯清闲罢休。以此之故，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周汝昌语）
“……我是江苏的一名高中生……”
“江苏的啊？那这得费你多少电话费啊？！”
“没关系。”
“真没关系？”
“真没关系。我从小学起就对《 红楼梦 》很感兴趣的，也拜读过周教授的《〈 红楼梦 〉的真故事 》等著作，有一些疑惑，又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得到周教授的指教……”
“你想问什么呢？”
……
“你看了他的《 红楼小讲 》了么？——那后面有‘红楼导读’，是写给学生的，比较好懂。”
“好的，我一定仔细拜读。谢谢您哦。打扰了。再见！”
“别客气，再见！”
——“吟鞭一指傲三秋，重镇红坛大纛周。小卒过河发妄语：痴情方许说红楼。”
……
当然网络上对周汝昌不以为然的、调侃性的观点、文章也有，如“周汝昌不是《 红楼梦 》的终结者”、“周汝昌为什么这样火”、“没有周汝昌，哪来《 红楼梦 》”等。不管正面还是反面，都说明周汝昌在“人间红学”中有巨大影响力。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4）
在周汝昌的生活中，还有各种人际因缘，也颇为有趣。比如周汝昌写了一篇随笔《 相见恨晚——纪念冒舒湮先生 》，是因为出版《 岁华晴影 》，属于一个随笔系列丛书，出版社寄样书时把冒舒湮的《 饮食男女 》错寄给周汝昌，而把《 岁华晴影 》寄给冒舒湮，两位海内名士因“换书”而始得相识。冒舒湮生于1914年，卒于1999年，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大名士冒辟疆的后裔、民国政界和学术文化界名人冒鹤亭（ 还是周恩来的亲戚 ）之子，又曾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后来失落了党的组织关系，多才多艺，是一位传奇人物。又比如著有《 井中奇书记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的陈福康① 撰有一篇《 周汝昌先生赐我“天书” 》（ 2002年第4期《 新华文摘 》）的文章，叙述了周汝昌看到他的书后主动给他写信的故事。篆刻家崔自默② 请周汝昌为其篆刻集撰序言，周汝昌写了一篇古色古香的文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1934年生 ）退休后向周汝昌请教书法，周汝昌赋诗相赠。与黄苗子、张中行、季羡林、朱一玄、任继愈、徐邦达、周海婴等人交往……其中2002年参加季羡林九十二岁大寿纪念盛会，周汝昌被列为第一个发言者，尤其有纪念意义。盖从1950年周汝昌英译季羡林考论《 列子 》的文章起，这两位学界泰斗就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为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发扬光大而辛勤耕耘，俱臻大成，实堪称双星并耀，为国争光。周汝昌贺季老诗曰：
何以奉公寿？微衷一瓣香。
乘风尊国粹，扬帜化西洋。
鲁殿灵光重，燕郊绛帐祥。
南山当采菊，古句共称觞。
其实，这首诗所传达的意蕴精神，又何尝不是周汝昌自己一生的追求、行履之某种写照呢？
到了2005年，周汝昌的“随笔红学”大行其道。周丽苓告诉笔者，自从母亲去世，为了让父亲摆脱压抑情绪，联系父亲到国家图书馆作红学讲座，谁知引起轰动，紧接着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央电视台也请他做讲座节目，再加上《 红楼小讲 》意外畅销，从此激发市场效应，各家媒体和电视台纷纷前来采访，各家出版社争先恐后上门约稿，搞得周家应接不暇。周家三姐妹帮助父亲整理、编辑书稿，忙得不亦乐乎。有的人怀疑，周汝昌又老又瞎，怎么能短期内搞出那么多著作？以为是周汝昌口述，女儿笔录的结果。其实除了旧稿作新编外，其他新著都是周汝昌自己写到纸上，写作已经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虽然那些稿子往往是字和字重叠在一起，除了多年训练有素的女儿是谁也无法辨认的。
在笔者此刻撰文之际，周汝昌已经又有《 红楼十二层 》（ 书海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 周汝昌梦解红楼 》（ 漓江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 周汝昌〈 红楼 〉内外续〈 红楼 〉》（ 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红楼真梦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 定是红楼梦里人 》（ 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 和贾宝玉对话 》（ 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我与胡适先生 》（ 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 神州自有连城璧——中华美学特色论丛八目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等陆续上市。前五种和最后一种有的是旧文新编，有的是旧著重新包装，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但客观上也使本来每版印数有限的学术著作扩大了影响，使周氏红学得到普及。
这些书里，《 我与胡适先生 》即本书前面章节所述有关内容的情节“细化”，以与胡适的通信为中心，缕述一生红学因缘，其实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微型“中国红学发展史”，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其中个别章节也有“牢骚”与“芒刺”，颇显其“率性任情”的某些特点。此书目录前除了周汝昌自己写的序外，还把季羡林回忆胡适的文章作为首序，并有与胡适通信原件等许多珍贵历史资料的彩色影印，是一本收藏佳品。《 定是红楼梦里人 》与《 和贾宝玉对话 》更是纯粹新作。《 和贾宝玉对话 》以一种对话文体讲论红学的方方面面，其中也不少新发明。这里重点说一下《 定是红楼梦里人 》。
张爱玲（ 1920 —1995 ）被文学评论界视为“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女作家，上世纪90年代后更形成了读书界风靡张爱玲著作的现象，特别在文学青年中出现了不少“张迷”。周汝昌并没有读过张爱玲的小说等文学作品，但张爱玲写过一本《 红楼梦魇 》，周汝昌在1987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时曾从图书馆借阅。限于目力和当时情状，周汝昌并未细读，只大体翻检了一下，却看到其中对《〈 红楼梦 〉新证 》的不敬之语。因此，在当时正在写作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的附录“桐花凤评语与探佚学”中，有忍不住的回讽，如：“我那十来条资料，被张爱玲埽数引在她的大著《 梦魇 》里，轻薄地给加上了一个‘一堆大杂烩’的名词，然而她在这‘大杂烩’的基础上却也写出了一个专章，长达七十页的洋洋大文！”
但再往后，周汝昌却发现，在对后四十回的态度等问题上，张爱玲竟与自己惊人一致，特别是张爱玲那种作家特有的形象尖刻的说法让周汝昌大感过瘾。于是周汝昌乃在好几处婉转地向张爱玲道歉，褒扬她的红学观。更专门撰写一篇《 张爱玲眼中的〈 红楼梦 〉》（《 天·地·人·我 》），其中说：
她说：第一点，从十二三岁时读《 红楼 》。第二点，只这年龄而头一回读，读到第八十一回，什么“四美钓游鱼”等等，忽觉“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
我读到此，真是又悲又喜，又喝彩、又感叹——莫知何以表达我的心情。
这是一位绝代的天才，她的文艺审美水平特高——用我的话说：她不俗，有灵性，有艺术眼，有上智上慧，非同小可。
她有一部考论《 红楼 》的专著《 红楼梦魇 》，其自序写得比这个更好。她有极精彩的话，如云：版本中一个异字，“字比芭斗大”，“往我眼里跳”！（笆斗，农村盛粮谷的柳条编成的大斗。）这可见她对《 红楼 》是如何地精熟至极。从这一点说，只有她能够称为真正的、头号的“红迷”。
她极感高鹗的伪续后四十回的毒害性，名之为“附骨之疽”——其影响之深且久，已难医治。
在回忆胡先生的这篇文中，她又提到：在美国，告诉洋人中国诗、画的“发展”（独特造诣之义也），他们因为不懂，只有承认；但若说中国小说的“发展”，就人人“露出不相信的神气”了。因为，小说代表是《 红楼 》，在他们读来，只看到一个“故事轮廓”——而且“是高鹗的”！那就是“钗黛争婚”的一场“三角恋爱”熟套闹剧，没有别的。
她的话不多，却极深刻沉痛。对这位国际驰名的女作家，我一无所知，只见到这么两篇论《 红 》之文，便觉十分钦佩与倾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