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的幼年时代，周家已经败落，其时人口多而收入少，各项开支都精打细算，很少有给孩子们买本新书的机会。周幼章自己的书房里，除了一部《 三国演义 》，也就是一本《 千家诗 》，一部《 古文观止 》，一部《 诗韵合璧 》，还有一函石印的《 郑板桥集 》。那本《 千家诗 》是木刻的窄册子，一点也不精美，可是其中的诗却最适合青少年阅读，特别是那些七言绝句，很让年幼的周汝昌入迷。周幼章虽然也懂诗，还会作诗，但要支撑一家的生计，还有许多商业上和社会上的应酬，不可能有多少诗兴闲情。周汝昌的诗歌启蒙教育，也是从母亲那儿得到的。
母亲自学成“才”，喜爱吟咏，摹仿唐诗的音韵，念“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抑扬曼吟，声腔健爽；背诵《 千家诗 》里的七言绝句，更是情动于中：“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慈母的这种“诗教”像无形的春雨，悄悄地滋润了小儿子的心田，让诗的幼芽萌生滋长。
周汝昌听着母亲的吟叹，翻阅着《 千家诗 》、《 郑板桥集 》和《 诗韵合璧 》，自己摸索，渐渐地弄懂了韵脚和四声平仄的道理，然后始而摹仿，继而创造，就这样学会了写诗填词。曹雪芹本来就是一位诗人，《 红楼梦 》其实是一本巨大的史诗，浸淫着馥郁的诗情画意，周汝昌幼年所遭遇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家庭熏染，再加上天分，都促成了后来对《 红楼梦 》和古典诗词的“因缘”和“接引”。
研究《 红楼梦 》的种子，到他上天津南开中学时就开始萌芽了。这就是和同窗黄裳① 大谈《 红楼梦 》，开玩笑地创造了“红学”的英文译词Redology。黄裳在1982年2月28日为周汝昌的《 献芹集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写序言，对这一段过往因缘有这样的描述：
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对这学校，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想过细研究。我只是想说，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那自由的学习空气，至今想起来也还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而不易忘记。完全没有以投考名牌大学为唯一目标而进行的填鸭式教育；舍监的面孔虽然严肃，但其实也还是宽容的。正规教学之外，课外活动是那么多种多样：体育，演戏，编印校刊，假日旅行，听演讲，学做陶器，养花……真是花样繁多，不过一切任学生自由参加，并不作硬性规定。图书馆里有着不算寒伧的藏书，学校附近有三家书店，出售新刊的书报杂志。学生有很好的机会接触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我知道学校当局曾经没收过北新书局出版的《结婚的爱 》，因此受到《 语丝 》的批评，不过这是我入学以前发生的事了。对我的宿舍床头小书架上排满的新书，舍监查房时确曾多次有兴趣地注意过，但并不没收其中的任何一册。《 水星 》出版后，校园里出现了几张小小的征订广告，通讯地址就在教员宿舍，那是由李林先生代理的。在这《 水星 》上，我第一次读到卞之琳、何其芳的诗。国文班上孟志荪先生给我们讲古典文学和考证。这当然就有些失之艰深，但他用天津腔曼声长吟《 桃花扇 》“余韵”的神情，实在是引人入胜的。他指定的课本之一是戴东原的《 屈原赋注 》，这书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可是第二天同学周杲泉带了一本宣纸印刷非常阔大的刻本来，却使我真的开了眼界。这是他的父亲周叔弢付雕的、有名的“建德周氏刻本”。这应该说是我对版本学最早的启蒙读物。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琐细的旧事，只是想表示我对这种教育方法的感谢。老师并不给学生规定某些未来的学习目标，只是像“抓周”似的在盘子里安放许多好玩的事物，任凭孩子自己选取。选择的机会倒是越广越多越好。当然像贾宝玉那样一下手就抓来口红也没有引起紧张的必要，可能这正是一种最好的抉择也说不定。后来许多同学的未来事业都是最初从这里开始的。
人们真的选择了五花八门各自未来的胜业。
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中一年级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像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快要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 春秋配 》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
题记听母亲讲《 红楼梦》（3）
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诗词，并曾熟读《 红楼梦 》。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 红楼梦 》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直至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 红楼梦 》的欣赏当然还停留在《 菊花诗 》和《 螃蟹咏 》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像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 红楼梦 〉新证 》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 红楼梦 》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
周汝昌本人，对这一段与容鼎昌（ 黄裳 ）同窗谈学论艺的生活有更加深刻的记忆。容鼎昌当时脾气执拗，特别喜欢争论“抬杠”，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小牛儿”。那时同斋（ 宿舍 ）居住的，还有后来著名的演员、文化人黄宗江，他演话剧时男扮女装，因此绰号“小妹”。周汝昌对当年的回忆与黄裳异曲同工：每日晚饭后，情意悠闲，风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墙子河畔为度，饱领落日归鸦之趣、霞天散绮之奇。我们不光是走，嘴里当然在说笑，不知怎的，话题往往落到《 红楼梦 》上来。这毕竟所因何故？今天我已解说不清了，而且所谈的到底涉及哪些点或面，也是不能追忆的了。只记得曾论及一义：像《 红楼梦 》这样的中华文学之菁英，必须翻译成一部精确的英文本，让世界上的读者都能领略一二。于是黄裳兄遂发一问曰：我们有“红学”这个名目，可惜外国还不懂得，比如英文里也不会有这个字呀，这怎么办？我当即答言：这有何难，咱们就coin（ 造 ）一个新字，叫Redology！——“Red”的意思是“红”，而“ology”正是表示“学”、“学科”、“学术”等抽象意义的英语词根。
容鼎昌是满族八旗人，祖先隶属镶蓝旗，可能是驻防旗因而落户于京畿 —— 这或者也是他喜欢谈《 红楼梦 》的一个诱因——少年时体质壮实，方脸，大眼睛，长睫毛，闪闪有神，流露着聪慧之气，自小爱书如命，后来成为著名的散文家和藏书家。当年他与清秀的周汝昌都是翩翩年少，两个少年饭后散步谈《 红楼梦 》，这一段佳话，真是当年南开中学的一道风景，在历史的时空中留下了文化的美丽，永远。
题记初入燕园足风流（1）
周汝昌1940年秋天正式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因成绩优异，文学院院长周学章批了“全免”的奖学金额。周汝昌从小学起，总是因成绩好而享受奖学金，给家中省了一笔开销。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园，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址，本是清朝的几座皇家园林再加一些新建的楼舍组成的，校园内行行绿柳，处处朱栏，湖中碧波荡漾，塔影悠悠，亭台楼阁，散落点缀。这些风华正茂的学子们处身其间，又惬意，又兴奋，当真有了一点“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豪情远志，激发起自命不凡要努力学习以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野心。
对热爱文史而且已经才情发越的青年周汝昌，进入燕园就读，当真是“得其所哉”。周汝昌不止一次回忆和感叹对母校的一往情深和无限眷恋：“燕园才是我的‘学术人生’的起步和成长的美好家园故土，也是我的‘精神乐园’。”那美丽的校园，丰富的藏书，卓越的师资，自由的讨论，浓郁的学术氛围，对那些有天分有才情的莘莘学子来说，真是天堂一般的境界。
周汝昌的中文好，英文也好。他一入学，就因入学考试成绩特别优异而获准一门必修课“大一国文免修”（ Freshmen Chinese Exampled ）。“大一英文免修”（ Freshmen English Exampled ）的资格开始没有得到。英文课的老师是Mr.Ridge，英国人，曾是英文版《 北方中国之星 》（ North China Star ）的主编，跛了一只脚，讲课态度严肃。上第一堂课时周汝昌坐在头排，对口语提问都抢先回答，而且答得十分流利，到第二堂课时，Mr.Ridge见周汝昌仍然坐在头排，就对他说：“你不要回答了。”言外之意是要让别的学生都有练习的机会，在下课时写了一张字条，让周汝昌去找系主任。
系主任是Mr. Harold E. Shadick（ 谢迪克，后来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名教授 ），周汝昌也听过他的莎士比亚戏剧课。他见了条子就对周汝昌说：“你的大一英文免修了。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见Ms. Speare吧。”Speare女士教19世纪英美文学课，见又来了一个学生，心中十分高兴。周汝昌则有些疑难地问她自己上这门课是否会有些吃力。Speare女士笑容满面地回答说：“I don't think so.You are welcome to my class，since your English is so quite qualified…”（ 我不这样想。既然你的英文这样好，欢迎你到我的班上…… ）不过，周汝昌听下去，觉得Speare女士讲课并不精彩，因此兴趣不高，成绩也就平常。他喜欢的课是谢迪克老师的莎士比亚戏剧课，听得十分入迷。谢迪克是地道的“不列颠”口音英语，周汝昌受其影响，讲英语也偏重英国发音。
作为燕京大学的“新鲜人”（ Freshman，意为一年级新生 ），在1940到1941这一年中，周汝昌还有一件堪可记述的“优胜事略”：参加国剧社粉墨登台演出。大学里都有各种社团，对刚入校的新生，各社团都大力宣传，招兵买马，今天的各大学仍然如此。周汝昌受遗传和家庭环境影响，自幼对音乐和戏曲情有独钟，他刚入校就加入国剧社是很自然的。除了古琴和筝之外，周汝昌对各种民族乐器也有所涉猎，所谓哀丝豪竹，颇得“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诣。对津门特有的法鼓—— 大鼓、铙、、铛、也很拿手。但对“管子”—— 大型吹奏乐器则不在行，因为身体清瘦，缺少吹奏乐所需要的充沛气力。
报名参加燕京大学国剧社，第一次聚会活动的地点在“岛亭”，这是俗称，正名是Luce Pavilion（ 鲁斯亭 ）——因为是美国人鲁斯先生捐款修建的。作为新成员亮相，周汝昌唱了一段《 汾河湾 》里的青衣。这是一个唐代的故事，说的是一段夫妻父子的传奇经历。薛仁贵投军后，妻子柳迎春在寒窑生下儿子薛丁山，长大后每日打雁养亲。后来薛仁贵功成封爵，回乡探亲，行至汾河湾，遇薛丁山，忽然有猛虎出现，薛仁贵发袖箭射虎，却误伤丁山致死。夫妻二人在寒窑相会时，薛仁贵见床下男鞋心生疑虑，柳迎春说是儿子的，薛仁贵要见儿子，才知道就是被自己误伤的少年，夫妻二人不禁大为悲伤。周汝昌所唱就是柳迎春的段子：“娇儿打雁无音信……”剧社的领导田淞评价说，还行，只是嗓子还没有放开——意思是潜力还可以发掘，还要继续努力。
不过，后来的几次正式“彩唱”，周汝昌却不再唱旦角，都是唱的小生：在《 虹霓关 》里扮演王伯当，在《 春秋配 》里扮演李春发，在《 三堂会审 》里扮演王金龙。《 虹霓关 》和一次《 春秋配 》是在燕园演唱的，地点在贝公楼大礼堂；另一次《 春秋配 》是在北平城内东三条的协和小礼堂。演唱《 三堂会审 》则是后来的事了。
《 虹霓关 》是隋唐之际的故事，秦叔宝（ 秦琼 ）带领瓦岗军攻打虹霓关，关上守将辛文礼出战，被秦琼手下的王伯当射死。辛妻东方氏为夫报仇，阵上擒获王伯当，见王相貌英俊，让丫鬟说合嫁与王伯当归顺瓦岗寨。在洞房中王伯当指责东方氏不报夫仇，将其杀死。
《 春秋配 》演的是明代书生李华（ 字春发 ）与两个女子姜秋莲、张秋鸾之间悲欢离合的大团圆故事。
《 三堂会审 》是明代故事，说吏部尚书的公子王金龙与妓女苏三（ 艺名玉堂春 ）相爱，历尽种种坎坷曲折。王金龙后来当了巡按，而苏三却被鸨儿卖给山西商人沈燕林作妾，沈燕林被正妻皮氏与其奸夫赵监生毒死，苏三反被诬陷为下毒凶手，王金龙与藩司潘必正、臬司刘秉义三堂会审苏三，终于使苏三平反昭雪而团聚。
这些戏曲故事，其思想内容在今天看来当然是精华和糟粕杂糅，但当时却是非常流行的，而中国的戏曲，其艺术魅力主要在唱、念、作、打的表演，那种在哼唱比划中蕴藏的浓郁的诗意，故事内容其实是次要的。周汝昌痴迷演戏，也有自幼环境无形影响的因子，他年幼时，母亲常有意无意给孩子唱戏曲听，也是排遣闺中情怀吧。
给周汝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母亲唱《 春秋配 》：“李春发，在荒郊、扬鞭马，猛抬头、观则见、大姐妈妈；年长的、也不过五十上下，年少的、约只是、二九一八……”母亲那悠扬的声韵，在周汝昌幼小的心灵里幻化为场景和形象，仿佛看见荒郊野外那个头戴公子巾的李春发和逃难的姜秋莲及其乳娘相遇……
所以周汝昌很小就十分迷恋那戏剧里的公子巾，希望自己也能戴上一顶表演一番。没想到在燕园，这个幼年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其少年人心情的兴奋和得意是可想而知的。第一次演完《 虹霓关 》，下场卸妆净面后，周汝昌来到台下找个座位继续看戏，旁边是同级学地质学的一个女同学，她激动地对周汝昌说：“你演得太好了！”周汝昌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嘴上谦虚客气，心里却说：真是高山流水有知音啊！
题记初入燕园足风流（2）
几次“下海”当票友，周汝昌对《 春秋配 》最有感情，印象更深，这当然和对母亲的回忆与眷恋有关。当年母亲一时学唱李春发的唱段，一时又学那乳母抢白李春发，一时又模仿李春发因遭误会而说“小生拉马去也！”的悠长声韵，都印在了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所以，周汝昌对《 春秋配 》里的唱词，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特别是那段西皮原板和过门夹白。
蒙君子、致殷勤、再三问话，虽则是、男女别、不敢不答。
——（过门小生夹白）大姐家住哪里？——
家住在、罗郡城、魁星楼下；
——令尊何名？——
儿的父、名姜绍、贸易天涯。
——大姐不在闺中，来到荒郊则甚？——
在家中、受不过、继母拷打，
因此上、到荒郊、来捡芦花。
周汝昌深情地回忆说，这段原版，不繁不赘，神完气足，实为名曲。加上和自己联袂演出扮姜秋莲的女同学卢鹤松有一副好嗓子，嗓音宽厚亮丽，而且是越唱越亮，真让人魂消魄散。
周汝昌在燕京大学演戏以及他对戏曲的爱好，他的燕大同学石建国① 老先生于2004年9月30日和10月2日给笔者写来两封信，提供了一些情况。今将两封信的有关内容转录于下：
我和周汝昌先生“三个三同”：①同乡，天津人；②同学，燕京大学同学；③同事，在天津海关（当时不知，因部门不同）。业余爱好也是“三个三同”：①京剧。他和名票张伯驹在一起，他说他会唱《 二进宫 》的生、旦、净的三人联唱，但净他则唱不了，不是不会，而是气力不足。伴奏方面，弦乐（京胡、二胡、琵琶）、笛、箫他都行，但管子不行，也是因气力不足。我是仅在台上演个丑角而已，伴奏的方面一点也不会。②曲艺方面，同爱好。他懂得伴奏三弦，指法甚精，台上有失误时，他能指出，我仅仅是爱哼唱，爱研究曲的词句。③我们都爱听白云鹏的京韵大鼓（今应当叫“大鼓书词”），我对此也是不通伴奏。好的大的方面我们虽然相同，但细微之处则相差太多。人家错了，他能指出，我常说这是“曲有误，周郎顾”。
周汝昌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和作家黄裳住同屋，同时同屋的还有黄宗江（他的表弟李金柜告诉我的），目前李金柜早已物故。黄裳于2001年12月21日在《 今晚报 》上登了一篇《 在天津听戏 》，里边说他看了周瑞安的《 金钱豹 》之后，回校后在宿舍里把被褥叠起来，模仿剧中孙悟空的枪背接叉，“曾为同寝室的周汝昌所笑”。
周汝昌在燕京和我同学时，曾在校内的国剧社彩唱过《 春秋配 》，扮演李春发（男主角），女主角姜秋莲由女同学卢鹤松扮演。还在校内演过《 虹霓关 》扮王伯党，卢鹤松与其妹卢鹤柏扮东方氏和丫鬟——丫鬟也是一个硬配角。两剧都有剧照，存至今日。与同学卢氏姊妹近年还都有一定的联系。
周汝昌对传统戏曲的爱好，后来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融化为他所标举的“中华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他在一篇名为《 反二簧与狱神爷 》的文章中对谭叫天的《 碰碑 》和梅兰芳的《 宇宙锋 》、《 黛玉葬花 》、《 女起解 》都津津乐道，其中有这样一段：“梅先生的唱，配上徐兰沅、王少卿那种大方家数而又考究异常的托腔与过门，真是无法形容的美，令人心折而魂醉，令人唾壶击碎，就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吧。如今已成广陵散了。……三大段反二簧，我尤喜苏三那一段。那是独角戏，满台空空荡荡，在丝竹琴音与铜撞星儿的异样美妙的声音里，她一人徘徊思念，柔肠万缕——就这样一个不幸的女子，‘充满’了台，唱出了诗的境界，绘出了诗的画卷。这是心声，这是美，这是悲剧，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特殊创造。这是‘戏’吗？我看更是中华的诗！”
1994年笔者代《 太原日报 》文化版的编辑安裴智向周先生为该报副刊约稿，周先生首先写了一篇《 太原随笔 》。这篇文章又一次提起了京戏《 女起解 》，说：“这出戏我很入迷，不但大段反二簧十分过瘾，整出戏也是一首诗，那么浓郁的诗境……鼓板一动，丝弦儿响了，—— 还有一副醉人的小铜撞钟儿增益了节奏之美。只见场上一个苏三玉堂春，柔肠百转，自悲自苦，那反二簧慢板的行腔，真够上一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一点儿不虚，不折不扣。那女子樱唇慢启，柳眉萦逗——脸上口里，无限的衷肠心曲。她记挂着王公子，（ 还梦想不到她到了太原，在按察院大堂里见着了他！ ）临末儿，她唱的是：‘我这里，跪庙前，重把礼见；尊一声，狱神爷，细听奴言：保佑奴，与三郎，重见一面；得生时，修庙宇，再塑金颜。’”
199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红楼艺术 》里，其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的标题是“鼓音笛韵”，说“有充分理由表明雪芹最迷中国长笛的音韵”，从戏曲音乐的角度解释欣赏曹雪芹写小说的情节艺术，而把其美的核心归结到“诗化”。书中其他章节还举出《 红楼梦 》里的许多描写艺术与戏曲的“诗化”表现一脉相通。比如贾宝玉出城私祭金钏，“只见宝玉遍体纯素，从角门出来，一语不发，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赶下去了”，说这才是“诗化”的极致，因为这是“诗化那人物的一切言词、行动、作为、感发”等。
题记初入燕园足风流（3）
周汝昌感慨说，一些影视编导等文艺界人士对“诗化”的反应总离不开“一片湖波，柳丝拂水……”、“一座花园，花木楼台，山石掩映……”之类，对人物行动的诗境则全然钝觉。“这使我深感失望，也倍加思索，在我们中华传统戏剧舞台上，昔时的艺术大师们创造的那些奇迹……如果只知道杜丽娘与春香二人‘游园’那叫诗境，就必然不能懂得‘山门’的鲁智深、‘夜奔’的林教头、‘起解 ’的玉堂春（ 苏三 ），那才是真正的诗境。为什么说这是诗境？因为这早已超越了西方戏剧理论观念的‘逼真’与‘再现’的艺术层次。一个粗鲁胖僧，不守戒律，抢酒喝醉，拆亭毁寺……这怎么‘逼真’、‘再现’？再现了能让观众在台下‘击节’审美大大享受吗？落难逃命、慌不择路、残月昏宵，人亡家破，急奔梁山……冤沉大狱，诬为杀夫，受尽屈辱，发解太原，自忖自祷，柔肠百结——这不幸之妓女，是个蓬首垢面的死囚！要把这些‘逼真’‘再现’？怎么可能？有何看头？可是请你看看咱们中华文化的舞台艺术吧！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个什么奥秘？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民族智府灵源中的善于‘诗化’的宝贵质素和本领才华。《 红楼梦 》则是在小说领域中的一个特立独出的范例。”
可以说，对戏曲、曲艺等中华传统艺术的修养，在周汝昌漫长的人生中，逐渐从一种业余爱好上升为融进血液里的美学因子，自然如行云流水，默默而汩汩地化入了他对《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大河之中。
题记沦陷期的挣扎和奋斗（1）
1940到1941年这一年入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光，是周汝昌一生中少有的情志勃发、心情单纯快乐的日子。但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军在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瓦胡岛南部的海军基地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美日交恶，占领北平的日本人很快解散封闭了燕大。周汝昌上学才一年，又失学回到了咸水沽。
而此时的周汝昌，已经不再是无牵无挂的青年，不仅“为人夫”，而且“为人父”了。1941年5月7日（ 阴历四月十二 ），周汝昌、毛淑仁夫妇的长子喜临出生于人世。虽然是天下动荡，对周家来说，喜得麟儿总是一件可庆贺的事。周幼章很疼爱这个孙子，他毕竟是幼子的第一脉血胤，给孩子起名“喜临”，那情态也可见一斑了。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孩子患病，也就是感冒发烧一类，但后来转为脑膜炎，找医诊治，结果吃多了凉药，造成了聋哑。而且医生和家人一开始并没有发觉，到孩子逐渐长大，才发现了这个让人痛心的事实。1943年1月3日，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这次是个女孩，取名月苓。
周汝昌已经有了“家庭负担”，他失学后不能再坐在家中白吃白喝，必须找工作糊口养家。天津和北平都成了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从1942年到1945年，周汝昌先后做过咸水沽小学的教员、同立木号的司账员、为中学当编外教员给人补授功课等临时性职业。
身在沦陷区，心情是郁闷的，也未尝没有上战场杀敌报国的青年人的雄心。但是，周汝昌已经不是单身，赡养妻儿老小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没有赴大后方参加抗战，或者投奔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中，“参加革命”也是有各种机缘的，但要受各种主客观条件诸如地域、家庭、朋友、社会交往等偶然因素的制约。
但一个爱国心不泯的青年，在沦陷区苦熬岁月，那是异常痛苦的。周汝昌不愿意报考敌伪办的大学，宁愿谋点小事情糊口，也有作“护身符”、“隐身草”的作用，因为那时敌伪的“新民会”总在搜寻那些不在校的青年学生，强拉去为他们服务——也就是当“汉奸”了。有一段时间，为了逃避敌人搜寻，周汝昌曾躲进暗室，不敢出门，那当然也十分憋屈难受。那时，周幼章也很关心抗战的形势发展，给周汝昌订了报纸，希望知道一些情况。可是报纸都是敌人办的，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提到英国、美国，都是辱骂的语言，连“英”、“美”二字前面，都要加上“犬”字偏旁，比为野兽。从这样的报纸上，当然不可能了解实情。周幼章抱怨儿子，看了报纸，一点也不给人说。
其实周汝昌实在是没法说。后来周汝昌想法弄了一个“耳机子无线电”——收音机，深更半夜秘密收听大后方的广播，从敌伪的立场说，就是“收听敌台”了。当周汝昌第一次收听到千万里之外的中国政府发出的微弱的声音，听到岳飞《 满江红 》乐曲的广播，那低沉、庄严而又雄壮的旋律和唱腔，不禁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有一次，他偶然看到了已去大后方的老同学容鼎昌为黄宗英创作的剧本写的序言，更是热泪盈眶，对他们又羡慕又怀念。这个时期，周汝昌写了不少表达亡国苦痛和爱国激情的诗词。下面引录两首：
次和羡季先生杂感诗二首
一
心焰难随意气寒，泪澜不逐墨花干。
当前有句非新得，到此无人是故欢。
一带重云山外结，十年流水镜中看。
依然霜月栏杆下，深抱朱弦未忍弹。
二
身世幽燕近市城，江乡诗思久曾听。
山川风物非无异，节序门闾定有情。
北地那堪庾信住，中原仍诵岳飞名。
来朝依旧尘沙里，浪向宵分说改更①。
这位“羡季先生”是谁呢？就是别号“苦水词人”的北平名教授顾随。周汝昌这时和他开始了鱼雁传书的学术因缘。顾随字羡季，生于1897年，比周汝昌年长二十一岁，是个才子型的学者，对诗、词、曲无不擅长，尤以词曲声誉甚隆。他在燕京大学开设“词选”课，还在好几个学校兼课，那时的不少教授儿女多，家口拖累沉重，谋生也并不轻松。“苦水”是“顾随”的谐音，因为燕京大学的文件都是中英文并列，顾随的英文姓名写成Ku Sui（ 当时的拼音法与现在有所区别，按现在汉语拼音，是Gu Sui ），流传成“苦水”了。大概顾随自己也喜欢这种音讹，因为这颇能表现出一点人生的甘苦况味，他又号“倦驼”，可见其对人生艰难的寄托寓意了。
周汝昌躲在家里自修，心情苦闷而求知欲强，就冒昧地给顾随写信，很快得到顾随的热情答复，两人从此鸿来雁往，作诗唱和，讨论学术，相契日深。
他们在诗词中抒发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不敢表达得太直露，就用燕园作祖国的代名词。顾随的诗词中总是提到“燕园罢讲”，或“郊西罢讲”，有一首小词抒写黍离之感，其后半阕说：“南浦送君才几日，东家窥玉已三年——嫌他新月似眉弯！”用“东家”比喻东邻日本的侵略，言微旨远，让周汝昌激赏不已。周汝昌青年意气，自然也写了不少，有一首怀念燕园的古体歌行，想象一位燕大的老工友向自己诉说被迫封校后的凄惨悲凉，蓬蒿狂长，狐狸兔子出没，用以暗指那些占领校园的日军和汉奸“学者”。周作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出任日伪北京大学教授和日伪华北教育督办的职务。这个时期的唱酬作品，周汝昌曾手抄为一册《 沦陷集 》，此后的《 燕园集 》则在“文革”中毁掉了。
也有学术商酌与互相激励，其中同样饱含着不肯吃侵略者的“周黍”而宁愿在钻研民族学术文化中求得寄托的情怀襟抱。周汝昌当日在家中撰写晚唐诗人温庭筠的词作笺注稿，顾随题写了五首绝句予以勉励，其中两首是：
一
北风卷地扑高枝，岌岌吾庐尚可支。
我有一言君信否：谋生最好是吟诗。
二
抱得朱弦未忍弹，一天霜月满栏杆。
怜君独向寒窗底，却注虫鱼到夜阑。
周汝昌与顾随的交往，一直延续到顾随于1960年初谢世。顾随给友人的信中曾说：“有周玉言者（ 天津人 ），燕大外文系毕业（ 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 ），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皆好，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而周汝昌也深情回忆顾随的丰采：“顾先生上讲堂之后，全副精神，全部感情……就是一个大艺术家，具有那样的魅力。先生的讲授，能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老师之声音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难以言语状其出神入化之奇趣与高致。”
1945年10月12日，第三个孩子丽苓出生，这次又是个女孩。添人进口，固然是喜事，但压在周汝昌肩膀上的人生重担也更沉了。这年冬天，周汝昌考取了“津海关暂用外勤助理员”，在天津海关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天津海关的职业，并不是日本人的伪职，而是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抗战已经胜利后的事情。
题记沦陷期的挣扎和奋斗（2）
那时经过了一段兵荒马乱的混乱岁月，散军杂牌的侵扰惊吓，沉闷已久的海河上空，老百姓忽然听到了轰隆轰隆的响声，然后就看见了一小队飞机自海塘、大沽方向朝天津飞来，再由天津飞向海口。后来才知道那是“盟军”（ 美军 ）已经抵达天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前来接管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城市，原来驻扎的一排日军也从周汝昌家乡附近的军营里悄悄消失了。
抗战胜利后的“津海关”张贴出广告，代一个名叫“敌伪物资接收管理局”的机关招考工作人员。在亲友的怂恿下，周汝昌参加了录用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用。第一名叫商文藻，是敌伪海关原职员刚被裁退的，他有工作经验，拔了头筹。
对于当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周汝昌在八十六岁的耄耋之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周汝昌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周汝昌回答说，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有几件，而最早的一件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上街游行庆祝，那真是发自心底的激动、狂喜、幸福、兴奋！其他几件高兴事则是1947年发现敦敏《 懋斋诗钞 》、1953年从邮局取回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1970年听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调自己回京。
在考取“津海关暂用外勤助理员”报到的过程中，还有一幕有趣的插曲。被录取者中有许多是原日伪时期就在海关工作，抗战胜利后被裁退又重新报考的旧任职员。这些人对海关的工作情况很熟悉，周汝昌则是一个“新手”，对工作内容一无所知。出来一位海关人员对新录取者询问情况，分派职务，挨个儿点名、打量、谈话。周汝昌印象中，此人身材相貌都很“顺眼”，魁梧端正，说话也和蔼，因此在问答时，周汝昌不禁想显示一下自己，侃侃而谈，从容自若。当谈到分配到哪一“组”去工作时，周汝昌问具体都干些什么，那人回答说是跟随大车协助关员等人去查仓库、点货、列单、编号等。
周汝昌立刻回答说：“我不干了——我辞职。”
旁边那些一同被录取的人听周汝昌这么说，都又吃惊，又好笑，心想这个年轻人大概是个傻瓜。那位关员的脸上也露出惊异的表情，不过他没有说“那你走吧”，而是想了想，问：“你是愿意在办公室做内勤工作？”周汝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并不知道“内勤”具体要干些什么。
那个关员微笑着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助理员，怎么又不干了？”周汝昌回答说：“我知道。我应考是试试，今天真不愿干这个了。”关员说：“你等等。”转身离去，不一会返回，对周汝昌说：“杨主任要见你，请随我来。”
周汝昌在办公室见到了戴着眼镜颇为威严的杨主任。杨主任一口京腔，但从咬字能听出是南方籍贯。杨主任询问为什么不愿做外勤，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周汝昌年轻心热，把这位杨主任当作抗战后方来的亲人，倾吐自己在几年沦陷中暗室偷生，努力学习的情况。杨主任没听几句，就打断说：“就不要说这些了，等调来你的卷子看看。”听差不一会就拿来考卷卷宗，杨主任找出周汝昌那一份翻阅查看，周汝昌从旁边偷眼一瞥，见右上角的一个分数是“97”。
杨主任看完考卷，抬起头来对周汝昌说：“那你就在屋里吧！——明日一早来上班。”
周汝昌在大办公室做起了“内勤”，与一位姓姜的同事一起，整天忙碌着写信封、发通知存栈的货单——这都是些和敌伪没有关系的商人自己存在仓栈的私产，但要不被政府视为匪产没收，商人们必须办理提货手续——当然是要纳税金的。工作不重，事情简单，周汝昌干得也挺来劲。但不久，因为与同事向上级“索薪”，周汝昌又“失业”了。
国民党政府的“接收”机构，天津人谐音叫“劫收”。这个“津海关”招收了新员工，却不按原规定发满薪，每月扣钱。此时的钱已经变得十分“毛”，政府今天发行“法币”，明天又发行“关金券”，名目花样翻新，实际上是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因为每一改“新币”，老百姓就得把几十、几百的旧币换成“新”的一元钱，遭受巨大损失。“津海关”扣薪不全发，让这些小职员更是雪上加霜。员工多次交涉，也没有什么结果。
这时，周汝昌与商文藻这两位考试录取的“榜眼”和“状元”，就起草申诉信，向上海的总税司丁贵堂申诉，要求命令“津海关”履行招聘时的条件。申诉信中英文一式两份，由周汝昌起草，商文藻负责打字成文。但其他同事却都不敢参与或协助出力。而且还有一个姓魏的装作同情，打听了情况后就向上司“打小报告”。
结果是，“津海关”的税务司司长召集员工代表到大厅开会“训话”，打官腔，企图将这些人威吓一番了事。一二十个员工代表都鸦雀无声，不敢抗争，害怕丢了饭碗。周汝昌又站出来侃侃而谈，据理力争，把税务司长说得张口结舌，只好由一个手下人说了几句门面话下台阶。
但没过几天，周汝昌的办公桌就被“调动”到一个后面的冷落大屋子，再无事可做。不久就宣布“接收”事务的工作量已经越来越少，“助理员”要分批裁减了。不用说，第一批被裁退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汝昌。而没有被裁减留下继续工作的职员却被加补了薪水。
题记重返燕园（1）
被“津海关”裁退，对周汝昌来说，其实是一件人生幸事。因为如果就这样长期干下去，很可能就不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了，大概仍然会成为一个业余文史爱好者，但那情况可就迥然有异。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因为一时失算，中途从大学退学，就业谋生，从此就走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虽然后来也在红学研究上做了许多工作，到底与专业学者有区别了。
辞职回家，就想到向燕京大学申请复学。但校方回复说，你提出申请的时间太晚，已经过了旧生回校续读的规定期限，要上学，必须按插班生对待重新考试。周汝昌最不怕的就是考试，而且阅卷子的其实是周汝昌已经留校担任教职的原来的同学。1947年的秋天，正是香山红叶如火如荼之时，周汝昌重新回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这次入学，原文学院长周学章已经作古，周汝昌是通过周学章的夫人许淑文联系返校的。办完手续后见时任文学院院长梅贻宝先生，呈上了各种单据、选修课表由院长签字确认，才算正式入学。梅贻宝看了周汝昌的申请书，很欣赏其表述文笔，对助手张光裕夸奖说：“这是个才子。”
1940年第一次考进燕京大学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汝昌没有见过校长司徒雷登（ 1876—1962 ）。这第二次入燕园，则有一次拜访司徒校长的经历。那是当年的圣诞良宵，燕园有个风俗习惯，这一晚凡外籍教师都要敞开门户，张灯结彩，欢迎同学家访。有一个同年级同学周培章，也是二度返校的，他抗战时参军，在南方见过司徒雷登，就约了周汝昌去司徒雷登住的临湖轩拜访校长。
周汝昌那时的英语口语很好，曾在英语训练辩论课中赢了当过美国兵的同学黄再兴。但这次初见司徒雷登，周汝昌却有点嗫嗫嚅嚅，主要是周汝昌不知道该如何讲自己二度入校的复杂经历。幸亏周培章在旁边圆场，替他介绍了几句，周汝昌才从激动中镇定下来，用英语和司徒雷登说了几句。司徒雷登立刻听出他的英语很好，就称赞说：excellent. 这句称赞让周汝昌印象深刻。1949年以后，周培章去了香港，后来曾托同学带给周汝昌一封信，还附有一纸英文短柬，是司徒雷登写给周培章的。周培章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周汝昌，自己又和老校长联系上了。
1951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陆志韦（ 1894—1970 ）为燕京大学校长，他是个语言音韵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在1941年就曾当过代理校长，处理一个日本人撞死一名燕大学生的事，陆校长严肃沉痛的讲话永远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周汝昌曾去过陆校长家一次，还保留有陆校长的一纸手迹，是通知周汝昌获得奖学金的事。
不过，再一次重返燕园，周汝昌的心境情态却和第一次入学时大不相同了。六年过去了，是饱经战火失学躲藏辗转求职动荡不定愁烦忧愤的六年，是生理和心理发育都从青年向成年转型的六年，这一切都早已在心灵中烙印下了永远难以抚平的痕迹。用周汝昌后来自我回顾的话就是：身世沧桑，伤情易触，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有时甚至是一种“消沉”的悲怀。
对这种悲怀情绪的排遣，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宣泄转移，可以是酒，可以是色，可以是赌博，可以是放浪形骸，可以是文学创作，可以是搞学生运动参加革命……但这一切都不适合周汝昌。他的性格、气质、兴趣、趋向和以往的经历决定了他只能以另一种方式消解生命的郁闷，使被压抑的生命活力得到升华。
这就是一头钻进燕京大学图书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大图书馆。
恢复后的燕京大学，有名的老师走了不少，教学效果也不如过去那样多姿多彩吸引人，教学活动本身已经不能让周汝昌满意，他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了图书馆的大量阅读之中。同时，有了六年来的自学积累，周汝昌已经不是一个只知道“被动学习”的学生，而开始一种富有研究性和创造性的学习——他走上了文史考证之途。
西语系的学生，却去作中国古典文史的考证。虽然不是十分自觉，这个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凤头”，就奠定了一种中西文化互相比较参照的向度，并且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是一种从“体悟”出发的考证。这一点，对于日后周汝昌全部的学术活动，对于形成他治学和写作的“个性”，具有深刻的意义。
周汝昌第一次研究考证的题目是针对一个砚台的铭言。这个砚台是年前在津海关当助理关员时，在下班的路上，他见一个人在摆地摊，没几件东西，但其中有一方砚台，很重，很黑，背面有淡黄色的纹理。这方砚台引起了周汝昌的兴趣，仔细端详，砚台墨池上面雕刻着一条龙，墨池旁边刻着三方印章，分别是：“吴桢”、“周生”、“大雅”。左上方则刻有精致的小字铭言：“雍正乙卯得于西小市① ”。但砚台背面又凿雕出一方小凹，刻着草书铭文，字体则很一般。周汝昌当即和卖砚台的人讨价还价，把这方砚台买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