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初次接触《 红楼 》这样的书，即能感到曹笔与高续是那么霄壤天渊之悬殊大异，你怎么解释？是谁“教”给她要区别？是什么机器统计出“词汇”差异表让她知晓了“科学数据”？都不相干。
这就是雪芹讲的“通灵”之性，是“娲皇”赋予的——“天分中生成”的。中华文化讲究这个，中有至理。
然而，也有人相反，他们感不到那种巨大的悬殊大异，倒是认为前后“浑然一致”，“都是曹雪芹的原著”……而且，曹之所以伟大，不在前八十回，全在后四十回，云云。
这个“附骨之疽”的毒害性一至于此——可也得思辨一下人的文艺审美能力，不能只骂骨疽。
这是个文化难题，也许一万年还会“君向潇湘我向秦”。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5）
张爱玲还指出说：“《 红楼梦 》应该把后四十回伪续割去，任其‘残缺’不完，后面可以加上研究佚稿的成果。”（按，应包括后文情节要点、人物结局、章法结构……）这又正合我们倡导并一直实行的“探佚学”的宗旨，可谓相视莫逆，会心不远。
应该说这就是张爱玲“红学观”和《 红楼梦魇 》的精彩华萃。周汝昌之所以对张爱玲大加揄扬，全出于这点“知己之感”。当然张爱玲祖籍丰润，也算锦上添花，“丰润也曾是雪芹祖上的籍地。……丰润又出了张爱玲，对《 红楼 》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但无论回讽或揄扬，由于张爱玲本人的生活方式及大洋的阻隔，她生前都是毫不知情的。
《 红楼梦魇 》又是一部复杂的书，它既有上述烛隐洞幽的卓见，也有不少“令人惋惜的错误”。最突出的是张爱玲对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成书过程”的“考据”推测，所谓“拆改论”和“分身法”。张爱玲的这些“考证”如果成立，那么《 红楼梦 》就不再是一本天才创作的伟大作品，而成了疵病多多的粗糙毛坯了。换句话说，张爱玲的研究有点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这就是周汝昌为什么要写《 定是红楼梦里人 》这本书的根本原因。他的目的是通过具体深入的讨论，从“细部”对张爱玲的红学观点“排沙简金”。应该说这是一本写得很“巧”的书，既弘扬了张爱玲红学观的“精华”，又扬弃了其“糟粕”。同时，借助张爱玲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使红学的是非通过“附骥”而得到了分辨和清理。对周汝昌这本书具体的评介就不必作了，还是摘录书封上咏叹张爱玲的一首诗吧：
扫眉才子女相如，梦里红楼景色殊。
早辨名貂联狗尾，渐疑颦黛幻仙姝。
云垂海立惊真本，鲥骨棠香恨佚书。
夺取狱神五六稿，鸿濛重启复还初。
周汝昌主要是以“红学家”名世的，其实《 红楼梦 》只是一个“代表”，更本质一点说，应该说周汝昌是一个中华文化学家。他曾说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分别代表了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阶段中华文化的辉煌。在和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他又提出“中华文化的两条主脉”的命题，说一条主脉是仁、义等伦理社会道德基则，以先秦诸子如孔、孟等为代表；另一条主脉是才、情等文学艺术的特殊表现能力与方式，以《 诗经 》、《 楚辞 》为首的历代诗文大家为代表，而这两条主脉都在《 红楼梦 》中有极其高超美妙的涵咏、赞叹与评议。
周汝昌的这种主张并不只是某种宣言或概念，而是十分具体的，生动的，它体现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各种层面，甚至待人接物的言谈举止，写作的文风、造句、措词等微细的地方。比如他评价某篇文章的价值高低，就不仅看其内容、思想、观点，而还要看文章所洋溢的神韵、气韵、韵致。这是从那第二条“主脉”特别是《 诗 》、《 骚 》、《 庄子 》和魏晋风流一脉而来，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气质和修养，就会觉得有点玄，有点莫名其妙。比如周汝昌阅过拙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收入《 箫剑集 》）之后，就来信说：“吾弟手笔之最大长处，端在简净健举。盖为文必求笔能举重，复能包大，神气完足。此三者近世以来不多觏。胡适‘白话文’兴，更无人晓此。大抵平板僵直的‘堆话’‘砌字’，而文者杳乎其不可复逢。每为浩叹。如弟文之佳处，今之人便只看‘内容’而不知其它矣。……弟此文实为一大‘纲领性’文字，若在古昔，即必有‘笺疏’随之——即每段之下设有更细的具体的说解……然今久不知有此体矣（ 此皆‘白话文’造孽结果 ）。”（ 着重号为原信所有。丙子六月初三，1998年7月20日邮戳。 ）
周汝昌对中华文化的领悟和理解，说千道万，或可用发表于2001年11月16日《 现代教育报 》的答记者（ 特邀记者王瑞兵 ）问中一段话概括：“中华文化最大最基本的精神是‘活’，禅也是一个‘活’。这怎么讲？‘禅’是什么？禅是古印度传来的佛法，佛法怎么学？就像我刚才说的翻译的问题那么复杂，（ 梵语 ）那里面有个名词，这里（ 汉语 ）却没有啊，那可要了命，麻烦透了。印度哲学是个繁琐哲学，中华民族又要学习这么高深的思想、哲学，怎么办？不能用抠字的办法，‘活’就是一下子抓住那精神，‘禅’就是指这个。……《 红楼梦 》里，什么叫‘通灵’？要是一块山野之石，无知无觉，怎会有思想感情，即感受能力，中国将感、受、通、悟，融会一个大字‘活’！禅、中华文化正是这样。南宋大诗人杨万里讲：我的诗是‘活’法！什么意思？不是写得灵活，随便顺手而来。是讲诗里的东西用这种表现方式向你传达一个意境，或者一个道理，或者一个思想。……禅与文艺的关系，就是一个字——‘活’，是精神境界的交通。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来使你接受，这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抠字，当然，典故也要懂些，不然会不明白。禅正是如此，不立语言，禅一说一写就是‘糟粕’，把真挡住了。……文艺的表现是要让人懂得、领会、接受，佛说法，也是让你接受、领会，共同点在这，这种讲授的方式及我们的接受方式与西方不同。”
中华文化的“慧命”，就是通过曹雪芹和《 红楼梦 》，通过红学家周汝昌生动具体的“这一个”，通过他身上“学术成就”与“文采风流”的辩证统一，而得到体现，这就是周汝昌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文化意义。
2005年7月5日于大连痴慧斋
尾声附录一：传主与作者（1）
作为本传记的作者，与传主周汝昌先生交往的史迹，本来分散在各章节中。编辑建议抽出来单列一章，以方便读者阅读。那就作为“附录”吧。
笔者属于插队知青那一代人，1966年“文革”爆发时，还是个高中学生，1968年12月下乡插队，辗转蹉跎，浪迹江湖，到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姚奠中教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作毕业论文时，本来并没有要作《 红楼梦 》研究，由于1980年暑假写了一篇《 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 》（ 后发表于香港《 抖擞 》学刊1981年第1期及1982年《〈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9辑 ），引发了探佚《 红楼 》的兴趣，又写了一篇《 史湘云嫁贾宝玉说 》，寄给了周汝昌先生，周先生于1980年10月31日赐函，予以热情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成了《〈 石头记 〉探佚 》，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是我第一本学术著作。自此以后，与周先生墨缘不断，一直延续至今。
1980年12月18日，笔者写了一首步《 红楼梦 》白海棠诗韵的七律寄奉周先生：
红海飞潜众妙门，觅来珍异贮金盆。
芹溪恨未窥新证，脂砚情多返旧魂。
探佚始知花有影，续貂焉得玉无痕？
缟仙有翼今宵去，立雪乞梅月不昏。
周先生看了以后很高兴，又来信说让我用毛笔写成条幅寄给他，并且随信寄来一幅写在宣纸上的手书诗作，让我转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意思示范我如何写条幅。但笔者的书法没有功夫，最后只好恳请导师姚奠中先生代书，才完成了这一任务。
附带一提，罗元贞（ 1906—1993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好诗词，曾给毛泽东寄信建议毛改《 长征 》诗中“金沙浪拍”为“金沙水拍”，获毛亲笔简短回信，但终因“组织反动诗社”被公安机关侦办而入狱。他出狱后素志不改，仍给全国认识不认识的“诗家”经常写信寄诗，他给周先生也寄过不少诗，并要求回赠，周先生大概一直未回，此次借机会手书答幅让笔者转也，所书内容即周先生颇为得意的那首“千年一见魏王才”七言律诗。记得送到罗教授家，罗先生看了后对我说周先生没有盖印，不很满意。
第一次见周先生，乃1981年夏秋之际去北京，专程到周府拜谒，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楚。1999年12月25日笔者写过三首诗，回顾最早两次拜谒周府的情况：
欲拜周公访路标，狞眉青面女官僚。
芳园幸会邓编委，指点前街杨柳飘。
注解：1981年余初谒周宅，不知确址，因往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人事处询问。不意办公室之女干部态度甚恶劣，不仅不肯相告，且云这些人归我们管，不通过我们怎能私访云云。余又赴恭王府《〈 红楼梦 〉学刊 》编辑部，幸遇邓庆佑先生，相谈甚欢，始知周宅在南竹竿胡同某号。邓先生且送余出王府大门，为指明路向焉。
胡同轻叩竹竿南，想象潇湘凤尾间。
传语老周杂院坐，不知劫后正攻关。
注解：余入南竹竿胡同113号，见院中住户甚多，乃推一门而问，一中年男子出，貌状甚俗。闻余问周汝昌先生，乃指上厢房为老周家云云。余见周先生正于廊下负暄执卷坐读也。
京华半月戏研班，心证怡红去又还。
求得法书归镇宅，双星犹唱奈何天。
注解：1984年再谒周府，取回电视剧《 红楼梦 》八十回后打印脚本及周手书条幅一卷，所书者乃去年《〈 石头记 〉探佚 》问世后先生赋七绝句其中之两首也。诗末句谓北京昆曲研究院为戏曲研讨班演出新改编之昆剧《 长生殿 》。曹雪芹创作小说深受《 长生殿 》之影响，余探佚考论贾芸、小红即所谓“双星”，证合宝玉、湘云劫后姻缘，乃化用《 长生殿 》末回“重圆”中牛郎织女证合唐明皇、杨玉环情缘之情节，此亦大巧合事也。
第一次去周先生家，周家刚搬迁入南竹竿胡同不久，这是周先生一生搬迁几次中最惬意的一处住宅，是夏衍住过的房子。我至今清楚记得，时间已到午后，周先生坐在古色古香的居室门外花廊下，坐着凿花雕空的仿古式高瓷凳，旁边是瓷桌，手执一卷线装书，正凝神阅读，那形象颇有一点古代书生的风范。
笔者生性比较拘谨，初见周先生当然也是“执弟子礼”的，不可能过分“脱略形迹”，记得带了一瓶山西的酒去。这第一次面谒，印象最深的一是周先生对笔者当时的导师姚奠中先生的胸襟阔朗、有容乃大深表敬佩。因为那时周先生已经看了我寄去的姚先生给《〈 石头记 〉探佚 》写的“前言”，姚先生在这篇“前言”中开头就说“我不喜欢《 红楼梦 》……”却对拙著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是周先生鼓励说要坚信探佚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深入搞下去，并说：“这是可以不朽的！”那种情不自禁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不过这也反映了周先生对自己红学体系的高度自信。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本来也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应该说周先生也是深受这种传统意念影响的。“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大罪状，就是引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走白专道路，如果要“抓小辫子”，周先生说的这句话可是够典型的。
在周先生赴苏联访问前数月，即1984年7月21日至8月6日，笔者从山西大学去北京参加中国古典戏曲研讨班的学习。那个时期，大家还真有点一心追求学术的气氛，像这么长时间的学术研讨班，现在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一次去北京学习，时间又较长，当然要去拜访周先生了。时间是7月22日，也就是到北京后的第二天。那天在周先生家主要的谈论话题是探佚方面的内容。讨论八十回后佚稿中贾家败落有朝廷政治斗争的背景，是“王爷一级”的争斗，即北静王和忠顺王的争锋影响了贾家的命运，周先生说贾宝玉的几个朋友柳湘莲、冯紫英、蒋玉菡都值得研究，同时强调要多了解清代历史。那时上海的徐恭时（ 1916—1998 ）先生也发表探佚文章，周先生认为徐先生用功很勤，但拘泥于情节、细节猜测，站得不高，缺乏更宏广的眼光 ——对曹雪芹精神境界的理解，周先生说：“这是批评朋友了。但不要做另一个徐恭时。”
尾声附录一：传主与作者（2）
这是笔者第三次见周先生了。此前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的讨论会，笔者已经参加，自然见到了周先生。那一次参观大行宫小学——曹家西园遗址，宋谋瑒先生在现场拾了一块老砖给周先生带回了北京，周、宋两先生都写了诗，记得周先生有一句诗是“残砖一片君能惠”。会议结束后我也写了一组七言绝句寄给周先生，其中两句是“小卒过河发妄语，痴情方许说红楼”。
1984年7月22日去周家时，我预先在街上买了一整张宣纸，请周先生赐写一张条幅，内容即从周先生贺《〈 石头记 〉探佚 》出版而写的七首绝句中选。周先生想了想，对我说，可以写两首，问我写哪两首。我回答说写第二首和第六首，并拿钢笔默写到纸上，因为周先生写诗自己一般不留底稿。我之所以选第二首和第六首，是觉得第二首是对自己的“评价”，而第六首是体现做学问的“品格”。如果两首都选谬赞的诗句，其实不一定合适。
那时电视剧《 红楼梦 》的剧本已经有了第三次的修改稿，我也正在写《 被迷失的世界——〈 红楼梦 〉佚话 》（ 1987年11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稿，其实就是为电视剧八十回后依据探佚思路改编作理论阐释。因此我向周先生借来了八十回后剧情的几册脚本作参考。那时候周岭（ 1949年生 ）负责写八十回后剧本，他很尊重周先生，每一稿都送给周先生请提意见。8月2日去周府，周先生给电视剧演员们讲课去了，不在家，只是从他女儿（ 可能是伦苓 ）手中接了条幅和剧本后就出来了。
1983年7月4日，笔者写成了一篇长论文《〈 红楼梦 〉·悲剧观·国民性 》，这是准备提交将于11月23日至28日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后来改题为《〈 红楼梦 〉的两种悲剧观 》收入1992年版的《〈 石头记 〉探佚 》。论文本来已打印提交会议，但周先生回京后来信说从南京寄回北京的邮包出了问题，故又重寄了一份打印本去。周先生读了论文后于1984年2月4日回了一封信。在周先生给笔者的一百多封信中，这封信颇有代表性，全璧录次：
今早接来札（并打印本），今下午适复奉到奠中先生朵云（过去对书信的雅称——引者），因而终日欣喜。——欣喜之中又有感慨叹息。大约这就叫“病态”吧？
我今日原是到一处饭店开《红楼》学刊之编委会，因身体未全复，发完了言也不愿去享大餐，就告辞回“府”了。加上下午会客人费精神……但还不顾疲乏地、艰难地阅读了你的论文。这是傻事，也是痴情。平生不自“爱惜”精力，不知“保养”如此。
论文好极了，我说不尽的高兴。我多年内心有此愿望，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讲一讲这个重大课题。但有心无力。去年“学刊”索稿，我仅能从“妇女观”的角度来衡量原著与续书，写成一文。那实在浅多了。今睹（原信此处空格是讲礼貌——引者）新作，无比快慰，今夜恐又应喜而不寐。从今日一般水平说，有些同志读了也未必“震动”。曲高和寡，自古为然，虽不免增叹，然亦不必担忧。天下士，高具眼者又何限，——但我说的“和寡”，是指“现有的”红界中人耳。俟稍强，或当以诗题之。
奠中先生惠札一纸，语不多，词翰极不凡，使我倾倒。一位老教育家，一生精力付与作育人材，这是最大的贡献！又何必“著作等身”始为有其“学术贡献”乎！我向他老表示甚深之敬意。我盼望今年政协会上再与他把臂快谭一切。
汉中师院学报之拙文（好像是题作“红楼别境纪真芹”）兄已寓目乎？有何意见？
耑此拜启，灯下以点画字，不尽。祝
春吉！
周汝昌
甲子正月
84?郾2?郾24夜
兄之文字极好，文中只有一句，拙意以为可改。即不要说“将甲与乙进行一下比较”只说“将甲与乙比较一下”。（在第一个“比较”上面和第二个“比较”下面又添写“对比”。——引者）
临缄又及
笔者之所以说这封信颇有典型意义，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出周先生好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考证派”，而是对理论思维极富兴趣和敏感，深知理论思辨在红学研究中非常重要，也是解决“根本的问题”的。第二，他对于真正有水平有道德的人非常尊敬，绝不以名位、地域等外在的东西作为衡量标准，绝不拿“京都名学者”、“中央机构大专家”的架子。第三，他对于自己暂时的不足之处毫不掩饰，而是深自反省，见贤思齐。第四，他对于“现有的”红学界中人估其斤两，颇有“知人之明”。第五，他对“曲高和寡”的历史真实有正确的了解和深沉的感慨。第六，他对自己所欣赏的后辈也不是一味地“溢美”“捧杀”，而是不客气地指出其需要改进的地方，即使是微末之处也不放过。
尾声附录一：传主与作者（3）
很快，周先生又寄来了两首五言律诗。第一首是《 赠归智学兄·题所著新论文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下浣”：
谁谓平生愿？今朝见此文。
箭因穿七札，笔遂扫千军。
示狗明貂尾，呼鸡洁鹤群。
大悲无鄙事，弘道显奇勋。
第二首题为《 再赠归智兄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廿六午刻”：
无憾平生事，何忧吾不能！
鹓林怜鼠腐，野畔服芹欣。
大业千钧系，微怀百感承。
中宵非自语，相照有书灯。
笔者于3月1日步原韵和了两首：
一
羞弄班门斧，难为冰雪文。
情痴悔九死，气壮驭千军。
孟浪宁随俗？孤明自不群。
春江潮又起，赤壁拜司勋。
二
浩气君真养，痴情我亦能。
神京飞雨润，陋室沐云馨。
微意脂芹系，覃思庄老承。
中宵无朗月，萤火自春灯。
4月10日笔者又收到周先生于“甲子三月初八夜”写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悲剧那篇文章写得好。弄理论确实难，但当今之世你想压得住阵，想服人，非得有点儿理论不行。理论靠学问，但也不是“书橱”的事。多读好书，启沃触磕、印证推衍、自生境界——还得靠自己一副好头脑好心灵，别的不过是借助罢了。但不学确是可怕的事，我自幼聪颖强记，有悟性，因而不肯刻苦读书，浮光掠影为多。至今深愧至悔，有何益哉。然我辈自知不足，故不敢狂妄。彼狂且妄者，皆自以为是，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也。红界此等最多。良可悲也。
既懂得理论重要，又强调更重要的还是“好头脑好心灵”的“悟性”；既对读书“浮光掠影”“深悔自愧”，又警惕“书橱”式的死记硬背。应该说，这是贯串周先生一生的治学之心得和经验，“绣取鸳鸯从君看”并不想密藏啬敛而切望“度与人”的“金针”宝典。但这实在是为上智的人说法，不要说下智者麻木迟钝不知所云，就是中智者恐怕也会感到难得其门而入吧？这也就注定了周先生一生都要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学者。
周先生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出版后，笔者于1990年阴历除夕写成一篇对这本书的评论文字，题为《 谁解痴中味——周汝昌先生和〈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 后发表于1990年第8期《 读书 》，收入1992年版《〈 石头记 〉探佚 》），就主要讲了周先生被称为“考证派”实际上是“文化思想派”的历史误会。对这本书的上、中、下三编分别作了评述，指出“性质何属”即“自传说”、“核心何在”即“《 红楼梦 》的思想性”、“整体何似”即“探佚学”，最后归结道：“诗人之心—— 这正是‘痴’最好的注脚。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诗的传统，‘痴’是其中的精义。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回到周汝昌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不解之缘上。……前面谈到周汝昌的‘性分’就是他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缘分’。”指出周先生说“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最后才是大小说家”，“周汝昌自己的‘性分’也恰巧具备这几种素质，那种诗人气质，悟性思维，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浮想联翩’的能力，爬梳考证的才能倒还在其次。这种与曹雪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性分默契才是周汝昌独占的优势，乃天之所钟非人力强为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
周先生读了这篇书评后十分激动，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透彻地点明了他从事《 红楼梦 》研究的“本质”和“关键”所在。笔者于1990年2月4日收到周先生于“庚午”写的一封不短的信，摘引前面几段：
立春大节之前夕，得手札，知所患转愈，且惠书评，喜甚。
前因来函述偏头痛，会此恙甚可畏，不容忽视，曾与姚先生（奠中）言之（他赠来论文集，我复谢也）。既病新痊，且属除夕良宵，乃蒙不惜心力，撰此佳文，喜何待言，转觉不安矣。
我于灯下读竟，心绪如潮。自文的角度而言，此篇亦极成功——盖以此短幅驾驭如彼内涵（所涉的、提出的，诸般课题甚伙矣），足见功力，非可一日而跻者也。自内容言，所见之角度（深度、高度），亦绝非当世俗流所能梦到。洵非凡品——此义与谬奖溢美并无交涉于我怀。嗟嗟，诚如（原信此处空格表示礼貌——引者）足下所言，高山流水，皆有“缘”在。人生得一知音，为不虚矣！
除夕为此，又以快递俾吾先睹，感切感切。
此文高层次，尚虑今之期刊编者诸公未必真懂。或竟以为“捧周某捧得太高了”，敢登乎？亦未可预卜。假如不登，此书再版时，我将置之于卷首。
此文之佳，亦在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片言居要。此皆俗流所昧昧也。
你提出性分、默契、缘分，使我心折，亦深感动。
尾声附录一：传主与作者（4）
这封信中，除表达获“知音”、“知赏”之乐外，仍然是流露周先生治学注重“活”、“悟性”、“文、史、哲会通”的一贯宗旨。欣赏文章篇幅短而内涵深远的概括力，“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的灵活性，能三言五语说到“点子上”的“片言居要”之功夫。
信外另附一纸，是一首诗：
己巳守岁之宵，而归智为文以弘拙著。既读竟作札，临缄复成五言，时正立春，因写寄焉：
文伟怜除夕，诗平愧立春。
因君骇时俗，而我待何人！
下士常谈道，中华正富民。
讵闻财为匮，长叹睿灵贫。
庚午立春之刻拜草
1999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请周先生选编一本1949年以后的红学文选，作为丛书“中国当代文化书系”之一。开始策划的篇幅很大，周先生艰于目力，乃给笔者来信，要我帮助粗选一下篇目。笔者遵命，即翻检书刊，分门别类，列了一个很长的篇目单子寄去，周先生很高兴，回信说“不致曳白矣”。后来这本书搁置了很长时日，最后将原计划的三大卷选本缩减为四十三万四千字的一册，即2003年3月出版的《 红楼鞭影：中国当代〈 红楼梦 〉研究 》。缩编篇目的取舍也并没有通过周先生，结果笔者自选的两篇也被拿掉。周先生拿到样书后，赶紧来信解释，说明经过，探佚方面的文章就留了赵卫邦、蔡义江和徐恭时的各一篇，徐恭时先生已经过世，没有出过书，就让给徐先生吧。笔者对这些事本来不太在意，就回信说这样也好，可免去选本之“周派”嫌疑也。周先生乃回信说：“弟文遭删，不以为意，反有妙论。是极，是极。真高见也。其实我亦不暇计‘口实’，选得再‘公’，其骂声之奉也不会惠免。我对某界人早已‘哀莫大于心死’。亦一笑！”（ 2003年7月19日邮戳 ）不过，这册《 红楼鞭影 》前边有周先生写的一篇很长的“导读”，共十七个小标题，其实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他对红学的看法，别处还是不多见的。
20世纪80、90年代，笔者还属于为“成才”而努力奋斗的阶段。那时对周先生的来信，笔者的回信有些“放不开”，一般都是就事论事，简单答复，除了少数几封，真正敞开心怀的交谈其实不多。所以比起周先生的来信，回信大为逊色。这当然既与笔者的个性有关，也和那时的情境处境有关，是不必为外人道的。周先生赐下的诗篇，我所和作的也不多。进入21世纪，诸多世缘渐了，似乎也有点老境将至、“心态颇改”的味道，好像诗情诗思也“回光返照”，吟咏增多起来。周先生过去的赠诗，乃有“补和”的兴致。如1994年周先生赠有一首五古，笔者于2001年12月补作了一首唱和之作。今将两诗录下：
周汝昌1994年诗
古人喻知己，拟弦曰知音。
岂在誉浮词，一矢破核心。
谓我和者寡，孤独之情深。
芹传得新评，椽笔肆漓淋。
恐惊俗世目，疑谀为市金。
良桐有时爨，尾焦幸犹琴。
雪芹孰能传，惭汗长在襟。
获知一为足，有喧亦有喑。
讵关一小我，感慨彻古今。
览文书短句，君或发长吟。
步周玉言先生1994年惠赐五古原韵:
高山听流水，昔人喻知音。
师友隔天涯，慧缘在赏心。
绰约海棠韵，两赋旨言深。
回首五十载，几度风雨淋？
牛棚积谗毁，名利能烁金。
衷怀坚素志，幽室独抱琴。
扶掖后来者，无私敞虚襟。
岂谋结宗派，殷忧万马喑。
火传薪尽处，扬古亦酌今。
采芹二三子，时发龙凤吟。
笔者赋赠周先生的诗，除传记中已引录者外，还有两三首周先生特别欣赏。笔者为《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撰书评，2000年6月6日《中国文化报》予以发表，周先生寄来一诗：
归智《 读〈 曹雪芹传 〉》见报书
（2000年6月7日）
死潭投石漫萦怀，健笔佳辰得眼开。
流水高山重叹惜，行云走月一徘徊。
诸芳语痛三春尽，两赋思深百代才。
独上层楼万灯火，颂君新句动微哀。
笔者乃于2000年6月30日有唱和之作：
和周玉言先生赠诗
新证横空骋壮怀，孤明襟抱海棠开。
压城云重添痴味，枕阁霞飞染砚斋。
斯室弥馨萦入梦，其人如玉痛怜才。
沁芳一脉听流水，独上层楼未可哀。
周先生阅后来信大赞：“诗函昨到，和韵之篇极佳。‘孤明襟抱海棠开’之句尤奇！馀亦工力悉敌，情辞兼至也。此种咏题自然为一‘空前’，可不论，至于后来，吾不敢知，唯见当代人能出此者亦不可得第二家也。”信尾又附加一笔：“斯室其人一联甚佳。”（ “庚·六·七夜”信，2000年7月9日邮戳 ）海棠是史湘云的象征花卉，枕霞旧友是她的别号，而周先生说史湘云的原型是脂砚斋，沁芳泉是大观园的“总钥匙”，《〈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中有一节论贾宝玉即云“其人如玉”——本从《 诗经 》篇中句化来。
尾声附录一：传主与作者（5）
另一首是2000年12月20日写的向周先生恭贺新春的诗，写在贺年片上寄去：
新千年将至奉赠周玉言先生
红坛谁弄百年潮？一缕心音韵未消。
王蔡胡俞输鲁史，李蓝何蒋混曹貂。
集成新证潜龙啸，质本真诗大吕敲。
探佚鸿蒙标国学，风流文采自天骄。
周先生于“庚腊除二夜”来信说：“这七律数句而已，然竟涵盖了一部‘红学史’，大奇！”并附有“庚辰冬至后”一首唱和之作：
归智赠新句奇绝喜而步韵难报佳音也
冬深暖句压寒潮，雪气宁随岁序消？
四杰多讥明自异，八仙过海暗争高。
逢人说项霞边指，为我成文月下敲。
天壤痴如君亦少，拙生得友向渠骄。
（ 注解：拙句原为“李蓝何蒋混曹高”，故周颔联为“高”韵。 ）
于“庚腊十二”，周先生又写来一首，可见其兴致极高也。（ 2002年“元旦之夕”还来信说：“去岁过年收小座历有七律诗使我一整年欢喜不置。” ）：
再和归智
感暮怀人绪若潮，积思新雪两难消。
绛芸书罢晴雯喜，青埂镌成宝玉高。
探佚心通闻感召，传诗字好悟推敲。
相逢明日还相说，万古芹脂为圣骄。
笔者这首引起周先生一再唱和的诗，其学术内涵已在《 独上红楼 》之《 再看一位红学大师 》一章中作过阐释。周先生与笔者的交谊，用刘心武先生的话说，“完全是君子之交”，只因为“志同道合”，故二十余年因缘不断。大约彼此的气质倾向与思维方式有相近之处，故学术见解每每相合，当然也并非没有个别观点上的不同意见，那就如周先生赠诗中所云“留得异同归一是，方知为学品尤难”。笔者从周先生获得的指点、教益，自是数不胜数，而感受最深的，则是周先生那种悟性主导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这一点，读周先生的著作会有感觉，但还不像亲聆馨颏时更体会深切。笔者与周先生面谈的机会也没有几次，但每次聆教后，都如嚼橄榄，余味无穷，曾与内子感慨不已。
周先生为笔者的几种著作写过序或书评。其中为《〈 石头记 〉探佚 》写的那篇序更具有深远的红学史意义，在传记的有关章节中已经作过回顾。而周先生的大著，笔者也往往写书评推介，到了新世纪，更为周先生的《 红楼小讲 》、《 文采风流曹雪芹 》、珍藏本《〈 红楼梦 〉新证 》和《 周汝昌论红楼艺术的魅力 》撰写序言。2004年，笔者的“红学三书”将要付梓，周先生又为其中的《 红楼赏诗 》和《 独上红楼 》各题诗二首，此时周先生的视力已近乎全盲，挥翰走笔已成难事，但仍然勉力将为二书所题之诗作各一首用毛笔书成，深情高谊，让人感动不已。待三书出版，周先生接到样书后，立即于2005年3月27日电传短简，评曰：“此三书：囊括三才，网罗万象，思力之深透，功夫之沉雄，当世无人能望项背。洵红学之北曜，而文史之南针也。装帧亦清雅大方，欢喜无量。先以数行为贺，不尽所怀。”后来，周先生又特别写了《 “独上红楼九面风”为君讲红学 》的书评（《 中国图书评论 》2005年第11期及《 古籍新书报 》2005年12月28日 ），对《 独上红楼 》给予崇高评价。
周先生赠笔者的诗有许多首。拙著《〈 石头记 〉探佚 》1992年10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了增订版后，他于1993年3月8日夜写的那一首七律是颇耐人寻味的：
身到红楼第几层？危栏迢逓石嶒。
诸方振铎仍须士，独夜传衣转慕僧。
腐鼠尚劳甘惠施，鸣鸾谁识晓孙登。
遥知辛苦十年事，听尽啼鸦睡未曾？
2003年12月26日，笔者曾赋《 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暨红学一百年感赋 》，也可以看作是从红学发展史的角度对周先生的一种观照吧：
文采风流劫运生，神州芒种降华星。
悠悠二百春秋后，半部奇书倍耀明。
论评索隐翻考证，王蔡胡俞纷争胜。
发慧燃犀数迅翁，后来周老痴入境。
零落诸钗象沁芳，怡红快绿两英皇。
意淫浊玉三王号，对称荣衰百八章。
真假梦分貂狗辨，超庸味异腐鼠香。
探佚学通新国学，壮怀激烈奏宫商。
意在高山意流水，晚有弟子传芬芳。
沉冤亘古幸昭雪，鹤影深宵渡寒塘。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注：
1. 题目：以王国维1904年发表《〈 红楼梦 〉评论 》为红学揭幕之时。
尾声附录一：传主与作者（6）
2. 首联：曹雪芹为“文采风流第一人”，《 红楼梦 》为“文采风流第一书”，见予撰《〈 红楼小讲 〉序 》。周汝昌谓曹雪芹生于芒种节，亦小说中贾宝玉生日也。
3. 王蔡胡俞：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
4. 迅翁句：早期红学研究评论唯鲁迅于《 红楼梦 》之“思想性”能升堂，入室则待探佚学出也。周老：周汝昌。
5. 大观园中“沁芳”溪乃众女儿“花落水流红”命运之象征。怡红院中蕉棠两植影射林黛玉、史湘云，而黛玉别号潇湘妃子，与史湘云之“湘”暗含娥皇、女英共嫁大舜而成贾宝玉两“湘妃”之隐喻也。
6. 贾宝玉《 芙蓉女儿诔 》有“怡红院浊玉”之自称，又宝玉有“三王号”：绛洞花王、混世魔王、遮天大王。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原著共一百零八回，前五十四回写盛，后五十四回写衰。
7. 原著与续书“两种《 红楼梦 》”优劣真伪之争论乃红学中最关纽之问题。
8. 周汝昌1981年为予著《〈 石头记 〉探佚 》撰序中提出“探佚学”概念，1999年答龙协涛访谈时又提出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之论。
9. 胡风晚年云要为曹雪芹、鲁迅、路翎之千古奇冤得昭雪而尽全力。史湘云中秋联句有“寒塘渡鹤影”，乃史湘云命运象征，而史湘云之结局实红学探佚之“大过节、大关键”也。
10. 末联：白傅，白居易。这两句是曹雪芹除《 红楼梦 》外留存于世的一联残句。此借以喻曹雪芹也。
尾声附录二：周汝昌学术年表（1）
周伦玲/编写
1918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咸水沽。
1935年 17岁
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并开始学术活动。第一篇读词杂记《 杂俎 》连续发表在《 南开高中 》。
1936年 18岁
散文《 无题 》发表在《 南开高中 》。
1937年 19岁
汉译林语堂英文《 白日梦 》，发表于《 南开高中 》。
1941年—1947年与顾随先生书信往来与诗词唱和。
1947年 29岁
于燕大图书馆发现《 懋斋诗钞·东皋集 》，发现咏曹雪芹诗六首，撰写《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发表于天津《 民国日报·图书副刊 》。
《 〈 红楼梦 〉新证 》（ 初名《 红楼家世 》《 证〈 石头记 〉 》 ）开始创稿。
以离骚体汉译英国诗人雪莱的《 西风颂 》。
英译鲁迅的《 摩罗诗力说 》。
英译《 二十四诗品 》。
1948年 30岁
《 曹雪芹的生年——答胡适之先生 》，发表于天津《 民国日报·图书副刊 》。
与胡适先生书信往来，并借来甲戌本，与其四哥萌生写石头记三真本文章。
《 〈 红楼梦 〉的考证方法 》发表于天津《 民国日报·图书副刊 》。
7月开始撰写《 〈 红楼梦 〉新证 》（ 原名《 红楼家世 》 ），10月主体定稿。
1949年 31岁
《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发表。
1950年 32岁
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毕业论文：
“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刊载于1950年第九卷《 Studia Seric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