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9日，胡适出席“国大”选举大会，蒋介石当选总统。但第二天中华三育研究社的苏醒之给胡适写信，说他们在中山大学500多个学生和中西教授中作了一次选举预测，得到的“投票”结果是：大总统——胡适之370票、蒋中正160票、居正6票。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12月15日下午六时三刻，胡适江冬秀夫妇到北平南苑机场，是傅作义派部队护送，因此时北平市内到机场的道路已经不畅通。飞机起飞不久，人民解放军就攻占了南苑机场。
胡适飞离北平后，留在北大的季羡林想起了李后主的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心想不如改成“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礼炮实际上是人民解放军攻城的大炮。“礼炮”和“含笑”真富有“春秋笔法”的意蕴。
12月18日胡适在南京回答记者采访说：“我正在思索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但我绝不反对年轻人作政治活动。青年人应该积极参加政治。”
1949年3月22日，胡适到台湾安置家属。4月6日，胡适登上总统轮前往美国，受蒋介石委托去活动美援。
上述关于胡适的行踪活动可参阅复按《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 胡适作品集 》、《 胡适的日记 》 （ 手稿本 ）、《 胡适书信集 》以及《 胡适大传 》等胡适研究著作。
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胡适也并没有完全中断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从事《 水经注 》的考证研究。如1948年1月某日，梁实秋来看胡适，胡适打开书柜，向他展示搜集的研究资料和手稿。梁实秋问胡适：“先生青年时代写《 庐山游记 》，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 水经注 》，是否值得？”胡适回答说：“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5月24日，胡适给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写信说：“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至今还盼望元任能到北大教书。（ 我还在玩我的《 水经注 》，有时候一天做七八个钟头的自己工作！ ）”
胡适给周汝昌的六封信基本上都是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写的（ 其中第一封写于民国三十六年（ 1947 ）十二月七日，但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一月十八日才发出 ）。下面将胡适的最后一封回信（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夜晚 ）录下，也可以看出胡适当日虽身处社稷沧桑颠沛倥偬之际，仍然葆有一份关心学术的兴趣和帮助后学的热诚。
谢谢你的长信。
初入燕园足风流与胡适的“一面缘”（5）
《 四松堂集 》，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了。
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 红楼梦 》的掌故。
故宫里曹寅、李煦的密折，都绝对无法借出，只可等将来你每日进去钞读了。
刘铨福是北京有名的藏书家。叶昌炽的《 藏书纪事诗 》有专咏他的诗，其注语可供参考。
你有好弟兄，最可欣羡。你下次写信给你令兄时，请代我致意。
脂本的原本与过录本，都可请子书先生看看。他若高兴题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价值。
这封信是回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写来的长信，信中主要谈《 红楼梦 》的曹雪芹真笔被程高本篡改而导致“二百年来，此书蒙受的不白之冤太大了”，谈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的收藏者刘铨福，并向胡适请求帮助找关系到故宫查阅文献等。胡适第二天就写回信，可以想见当时胡适在多事之秋及时处理来信的积极的生活状态，从容不迫的意度风神。
而周汝昌收到胡适的回信后，也只过了四天就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商借《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并且抄给胡适两首自己写的词，“因为可以代表我对《 红楼 》的看法和认识”。这是周汝昌写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再过一个多月，胡适就永远离开了北平。在这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周汝昌是这样写的：“家国学校，无一处不使先生忙碌劳神，心境也未必常得宁贴，我时时以极不要紧的闲事来琐渎清神，实感不安之至。天道乍寒诸，祈为道自重。”
可以看出，周汝昌是一个满心满意痴迷于学问而对政治缺乏兴趣也缺乏热情的青年，真有一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劲。他对当时的那些轰动激动的政治活动和游行示威等，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敬而远之，只自己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考索追求。他对胡适充满了敬仰，当然与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并和胡适发生冲突的学生完全不同。而这又和前面提到胡适所说“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的人生观有契合之处。虽然胡适并没有与周汝昌交换过这方面的思想，但应该说，两人有限的交往中是会有一份无形的呼吸交通之灵犀心感的。
不过，胡适虽然不失学者本色，实际上却是相当深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漩涡。他已经是“过河卒子”，是历史沧桑巨变中的重要角色。
而周汝昌，则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巨变中的局外人，一个于时局无足轻重也从不想自己有什么“轻重”的普通大学生，一个把绝大部分心魂精神都投注到曹雪芹和《 红楼梦 》研究中的“读书种子”。他已经在这个文化课题上感受到一种另外的历史使命，感觉到自己负有为曹雪芹洗冤去蔽，为一部事关中华文化精神命脉的伟大经典刮垢磨光的历史使命，比起那些乱纷纷的政治是非来，这自有其远为不朽的价值。
所以，胡适和周汝昌，这两个人之间的同与异是颇有文化意蕴的一件事，是值得深入发掘的一件事。俗话说缘悭一面，而胡适和周汝昌，虽然在一年中鱼雁传书多次，真正的实际接触则只有“一面之缘”。
这一面之缘，周汝昌晚年写有几篇回忆文章，其中以《 我与胡适先生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之《 脂雪轩笔语 》）和《 平生一面旧城东—— 纪念胡适之先生 》（《 天·地·人·我 》）两篇说得比较详尽。根据这两篇文章的回忆以及二人通信日期的考察，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
胡适约见周汝昌，据周汝昌后来推断，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六月二十七日。
会见的具体情况，周汝昌的回忆是：由赵先生（ 指赵万里——引者 ）的感情中介，胡先生愿与我会面一谈。我应约从西郊进城，到东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东厂胡同一号去看望了他。书斋兼客厅十分朴素。彼时在场的，只有胡适的秘书邓广铭先生一人。胡先生让我坐正面沙发上，自己却坐在东墙边的高书桌后，离得很远；加上我那时的听力已开始有了毛病，再加上他的安徽口音，所以这次晤谈只是他“单讲”，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也就是说，此次的见面不太活泼，有点儿拘束。临辞行，他拿出一本《 胡适论学近著 》借与我，嘱我带回去看。
初入燕园足风流与胡适的“一面缘”（6）
实际上，这一次见面还拿到了甲戌本《 石头记 》。周丽苓于2005年8月2日给笔者来信说：“以前父亲记忆甲戌本是胡适托孙楷第送来的，那胡先生肯定会先通知父亲一声的，所以总认为这中间丢了一封信。这次我和伦苓把两人来往所有信函互相对照，判断事实如下：即父亲六月四日给胡适去信要求借书，六月二十七日到胡适家当面借到甲戌本，径直带回咸水沽，然后录副……倒是觉得十月二十九日后少了一封信，因为找不到借到大字戚序本和归还《 四松堂集 》时间的书面证据……胡适的信，现在我们只是以所取得的实际信函数为准——六封。父亲原来回忆孙楷第送书、包书的报纸等实际上是送的戚序本而非甲戌本。”
周汝昌对胡适十分感激，但不是因为胡适借给他《 胡适论学近著 》，而是因为借给他红学珍本古籍以及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周汝昌说：“不知何故，此书（ 指《 胡适论学近著 》——引者 ）竟未给我留下什么较深的印象与记忆。我感念他的，不是这书，而是‘甲戌本’古钞《 石头记 》、敦诚《 四松堂集 》写本、‘戚蓼生序本’大字本三部珍贵的藏书。……我对胡先生如此慷慨与信任一个青年学生深为感念—— 这信任不止是借给我那么珍贵的孤本秘籍，更在于从借与之后，始终未再询问过一字（ 如索还、提及…… ），他对我的为人一切了无所知呀！”（《 我与胡适先生 》）“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我可以进而说明一点：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
胡适借出的三种古籍珍本对周汝昌立志从事红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周汝昌回忆说：1948年暑假，带着世人未见的奇书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回天津老家，四哥祜昌一见，惊呆了！“原来雪芹的《 红楼 》真面本相是这样的，而被程、高篡改歪曲得多么厉害，太可悲愤了！”从此，两人发下大愿要为芹书恢复本来面目。并且很快，周汝昌就和其四兄周祜昌开始投入了实际的研究写作。在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六月四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到半年来都在致力于搜集曹家身世的文献资料，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起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地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在九月十一日给胡适的信中则说到两月之间一力写《 红楼家世 》，完成了大部。这其实就是后来《〈 红楼梦 〉新证 》的雏形。
但胡适与周汝昌对《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认知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从一开始就存在，到后来也没有取得共识，实际上越往后分歧越严重。
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胡适曾一度赞同周汝昌提出的卒年癸未说，但后来又倒退回原来的观点，主张壬午说。生年则周汝昌主张雍正二年，胡适主张康熙五十六年。
不过生卒年的不同意见还只是一个考证的具体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则是涉及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文本文学价值的认知和评价。周汝昌兄弟一见脂批本就对程高本于原著的篡改感到极大震撼，胡适则一直缺少真切的感受。他虽然赞同周汝昌提出的需要搞出一个广集校勘的本子的意见，但只是从校勘学这一角度出发的，并没有深入到对两种文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文本方面。
周汝昌说：“胡先生对我写定一部真本芹书的意愿虽表赞成，但在评价程、高伪本上，在雪芹生卒年的考订上，却都与我发生了争议。我们之间的那种‘忘年’也‘忘位’之交虽然绝不可夸大说成是什么‘不欢而散’，终究宣告了彼此见解间的差距是无法苟同与迁就的了。”（《 我与胡适先生 》）
初入燕园足风流与胡适的“一面缘”（7）
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在胡适处已经多年，但胡适却始终没有对曹雪芹原著被程高本所篡乱的问题有所感受，更欠缺深入思考。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汪原放新式标点本，胡适作序，底本取的是程乙本，即高鹗和程伟元1792年第二次修订过的本子，对曹雪芹原著的篡改是最严重的。此后这个本子成了广为流行的大众读本。到1948年，已经是二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周汝昌向胡适提出，不应该再替程乙本作宣传流布，胡适却不予接受，辩解说我并不是赞许程乙本，只是“校勘的性质”。
周汝昌在《 我与胡适先生 》中说：
我见胡先生这一点上确乎是不实事求是了，确有强辩之嫌了——因为他的序文并非如此。
我那时已然感觉分明：这位大学者对中华语文的品格高下优劣是如此缺少审美鉴赏力，这使我十分吃惊，也十分失望。
还是年轻之故，我对胡先生的答复不但不服气，出言更欠克制，确实让胡先生有些不愉快了——我寄给他一篇文稿，论析“白话化”并非雪芹笔墨的向往与“极则”，除了人物对话，其叙述文字并不像胡先生想象的那样“白话化”；雪芹著书，也没有“提倡白话文”与进入《 白话文学史 》的愿望！而假如我把这部伟著用今天的“白话”再来“加工”改动一番，胡先生是否还为之作序吹嘘，重排新版？
这实在是说话太不知轻重了，应该自责。胡先生读了这些有意气、带讽刺的话（《 白话文学史 》是他所著呀 ），当然不会高兴。他用紫色笔将这些话划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并于眉上批注。将文稿寄回来，说这文章无处发表。
在《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中则说：
在1982年以前的八十年的长时期，普通流行的“标准本”《 红楼梦 》就是胡先生自己珍藏的“程乙本”的“化身”，胡先生为之制序、考证，成为“经典”。但此本实是程、高之辈伪续而又篡改前八十回大量文字的一个最坏的本子——即去真最远的假“全本”。胡先生赏识此本而为之印制推广于天下，理由只是它改得“更白话化”了。至于文字的优劣美恶，情趣气味的高下雅俗，他就一概置之毋论，“一视同仁”了。
我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难以“忍受”——也许是天性吧？我对朋友个别谈心乃至在某种场合中，都不讳言这一点。我的骇俗（甚至伤众）的话是：一个人连雪芹的原手笔与程、高等人妄改伪加之文字的优劣都不能区辨，不能感受两者的巨大而深刻的云泥霄壤之别，则此人有无可能（资格水平）来研究汉语文的文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问号。
难道大师如胡适之，竟会如此吗？
这个分歧是巨大的，深刻的。胡适与周汝昌存在着气质禀赋方面的鸿沟，其实是无法沟通的，这种差异又必然产生无法调和的不同学术见解。这个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续改本“两种《 红楼梦 》”的认同参商之尖锐分歧，今后将继续困扰着《 红楼梦 》的研究界。这个分歧也将在《 红楼梦 》的广大读者中体现出来，并引起长久的激烈的争论。
这个分歧所潜隐的文化内涵是复杂的、邃远的，关系着中华文化和语言文字的精神命脉，涉及对“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之功过是非长短的认识起伏，它将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读书界反复发作，并旁及世界汉语文化圈，甚至必然要延续到21世纪。
初入燕园足风流从“西语系”毕业（1）
在《 我与胡适先生 》中，周汝昌这样回顾了他与胡适的最后因缘：
迤逦已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局势很显紧张了，古都文化命运如何，那时议论纷纷，没人敢预卜。我想起“甲戌本”还在我手，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该归还物主才是道理。于是专程又来到东城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叩门求见。出来开门的是位中年人，问明是胡公长公子，说明来还书。他说父亲不在，书可交他。我就在门口间交付了书，便匆匆告辞了。
我与胡先生的来往关系，实际到此为止。
这里说1949年，可能记忆有误。胡适是在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的，行前只带走了两本书，一本是他父亲的手稿，另一本就是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可见，周汝昌到胡宅还书，应该在此前不久。岁尾年头，时间接近，那时又不通行公元纪年，是民国年号，所以误记成1949年。
周汝昌在最后时刻将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送还了胡适，这当然也体现了中华传统礼教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格光辉。对比后来“文革”时期红卫兵抄家，将他人财物中饱私囊的行径 —— 比如前面述到周汝昌的那方古砚台就被抄去后不知下落，不禁让人对传统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失落感叹唏嘘不已。
从历史沧桑的宏观视角，北平围城内周汝昌与胡适通信论学的活动和当时血与火的生死搏斗形成一种颇为有趣而耐人寻味的对照。天翻地覆江山易主之际，仍然有痴情的书生专注于民族传统文化精魂的艰苦探索，沉溺于远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的追求。
表面上，政治是那样强大有力，那样惊心动魄，学术是那样边缘化，那样渺小不足道，但从更本质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对一个民族的“慧命”（ 陈寅恪语 ）来说，铁血的政治与超越的学术，各自有其不可互代的价值、影响和魅力。
不过，现实的政治演变毕竟要影响书生的人生和命运。1949年4月20日深夜，中共中央发出《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强渡长江。23日，李宗仁与何应钦等逃出南京，当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城。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9月30日会议闭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也复名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周汝昌这个尚未毕业的本科大学生，也从中华民国的国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不管政治如何发生巨大变化，周汝昌仍然要过他普通人的生活。三女伦苓于1949年4月1日（ 阴历与周汝昌生日相同，皆为三月初四 ）出生，周汝昌成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家庭负担更加沉重。1949年秋，周汝昌虽然还没有大学毕业，但已经在燕京大学西语系做赵萝蕤教授的助手，兼任翻译课的教员，同时还担任教授美国留学生学汉语的工作，这自然也有了一份收入可以贴补家用。
与胡适，从此是“永别”了，但周汝昌并没有停止他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研究工作。1949年9月5日，周祜昌用当职员所存的大账本把周汝昌所撰《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横抄完毕，1949年12月第37期《 燕京学报 》予以发表。
脂砚斋等曹雪芹的亲友在《 石头记 》抄本上所作的批语，是理解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背景情况的重要资料，胡适和俞平伯在他们的红学著作中都曾经加以利用，但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此后长达三十年，这方面的情况一直乏人问津。周汝昌这篇文章的发表，是《 红楼梦 》研究史上第一次对脂批作专门研究，是他后来提出红学四分支的学术框架中“脂学”的铺路奠基。《 燕京学报 》能发表一个在读本科学生的文章，也是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当时，古文字学家容庚的女儿容媛在学报编辑部工作，曾要周汝昌补写一个英文提要，周汝昌很快写好送去，过几日又碰见容媛，容媛对周汝昌说：“你的提要写得很好！别无其他意见。”
1950年夏，周汝昌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毕业论文作的是：“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Ssu-K'nung Tu's《 24sty les of Poetry 》”（《 司空图廿四诗品之英译 》）；此外还有一篇翻译论文作品，译的是季羡林（ 1911年生，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所著“Lieh Tze of Budihist Sutra”（《 列子与佛经之关系 》）。
初入燕园足风流从“西语系”毕业（2）
周汝昌学习外语颇有天资，早在上中学时就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前面已经叙述过。周夫人去世之前两三年，有一次笔者到周府拜访周先生，不知怎么说起外语来，周夫人对笔者情不自禁地说：“他（ 指周汝昌——引者 ）学外语实在是太聪明了！”赞叹之情洋溢满脸，眉飞色舞，而周先生听了老伴的赞扬，也颇有点自得地微笑了一下。此情此景，笔者至今印象深刻。
对外语的“修行”，周汝昌自己写有两三篇自述行状的回忆文章。他对英文发生兴趣，是受四哥祜昌的影响，也因当日家境窘迫，父亲希望儿子能学一点获取高薪的本事。那时海关的工作颇让人羡慕，当然英文好是到海关工作的必须条件了。周汝昌一度报考“津海关”，正是缘于此。
但周汝昌天生对商业英语不能发生亲和，连对自然科学、新闻媒体等实用性英文也兴趣不大，倒不是不会，而是觉得那不过是熟悉各一套的专门词汇和“腔调”的事，需要用的时候自然就会了。所以周汝昌学英文，投入和钻研的还是“文学”和语文学本身的习用，主要是靠自己下功夫，相对来说，感觉教室听课收效小又进步慢。他订阅了英文报刊，靠四哥帮助，买了牛津字典，简明（ concise ）和袖珍（ pocket ）两种。自己下决心，啃硬骨头，把冰心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同时对各种机缘和方式都争取运用，所以进步很快。
周汝昌也回忆过自己学习英文历程中“英雄可论当年之勇”的几个故事。
周汝昌在上大学以前，英文方面从葛传受益最大。葛先生是一家著名英文杂志的编辑，有著作出版，英文造诣很深，写的英文非常地道，还编了许多英文书刊和辞典等。他给牛津英汉字典的主编者提出一些意见，都被采纳接受。但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自己编的《 英语惯用法（ idio matic usage ）词典 》，当中也有一些技术性的小毛病。周汝昌翻阅运用这本词典时，把发现的可商榷之处都摘录下来，列出了很长的一篇，然后寄给了葛先生。葛先生来信表示感谢，并说请他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再版时修订采用。周汝昌和葛先生的来往通信都是用英文。
有一次，周汝昌上一个英国人办的英语补习辅导班，晚上上课，月费三元。授课的方式是问答，很生动活泼。英国老师叫Boycott，有一次他发下讲义，其中有一个问答题，是列出许多国名，让学生看了后，就提问。Boycott问到了周汝昌：是不是这些国家都在欧洲呢？周汝昌回答：All these countries are not in Europe. 老师听了回答以后又问：Yes，What about Italy？周汝昌又回答：Italy is in Europe. 满堂的学生听了哄堂大笑。前面回答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怎么又说意大利在欧洲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时Boycott老师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哈哈哈。人家没答错，你们理解错了。All these countries are not in Europe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而是说它们并不都在欧洲 ——有些在欧洲，有些不在欧洲。如果要表达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应该说None of these countries are in Europe才行。同班的听课者当然都默默不再作声，不用说，周汝昌满心得意，只是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把得意之情形于词色了。
周汝昌后来总结说：这个例子说明，学外语不可以只用“字换字”的理解去对待，而要领会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和表达方式。比如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这句话，并不是说“只要闪光的都不是金子”，而是说“并不是所有闪光的都是金子”。
又一次，周汝昌请美国研究生Arthur吃中国便饭，邀两个朋友作陪，二人都是清华大学学生。闲谈中偶然说到中医中药，一个清华学生说他前几天服了中药，说成“吃草”—— 把中药说成grass这个英文词，还说中药是草药，与多为矿物性的西药medicine不同。Arthur讲究礼貌，没有笑，周汝昌赶快替朋友纠正说，应该说吃herb，不应该说grass —— 吃grass就变成马牛羊了。Arthur很聪明，也圆场说，这是由于“same character”。
初入燕园足风流从“西语系”毕业（3）
周汝昌初入燕京大学时，因为英文水平高，只听了一堂课，就被教师推荐免修大一英文，跳级上大二的课程，前面已经叙述过。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教授欧美近代小说的包贵思女士（ Ms.Grace Boynton ）最让周汝昌感到“投缘”，觉得她不仅懂语言，也懂文学，对同学平易近人，但对学业要求也严格。
有一次，包贵思老师指定学生读三本书：一本是美国某小说名著，另外两本是对这本名著的评论著作，读完后要提交一本读书报告，限期为两个多月。这时，周汝昌已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考证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到了临交作业的限期，才想起来。于是赶紧硬着头皮读那三本洋文“蟹行”大书，然后在某一个下午，坐在宿舍里奋笔疾书，那真有点文不加点笔不停挥的样子，一口气写了六十页。交卷了！
过了几天，包贵思老师忽然对周汝昌说：“星期四下午来我家吃饭。”原来燕京大学有一种风气，教师高兴时就邀请学生去家里吃饭，主要还是增进师生间的互相了解。星期四到了，周汝昌如约来到包贵思老师的住宅。一进门，包贵思就拿出一沓纸给周汝昌。周汝昌接过来一看，原来就是自己写的paper（ 论文、作业 ），上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字，翻译成汉语就是：这份卷子所凭值的，不是一个分数（ grade ），而是教师的一鞠躬。周汝昌看了以后，当然是十分高兴又有点惶恐，连连客气说：I can hardly deserve it.（ 您给我这样的评价，我如何当得起 ）但包贵思女士说：你当得起。
不过故事还有后续发展。周汝昌在包贵思老师家吃完饭，回到宿舍，再细细翻看自己的paper，发现这份卷子已经被赵萝蕤女士先看过了。赵女士是被包贵思老师赏识的高材生，传说还曾被选为燕京大学的“校花”。她是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千金，这时已经是燕京大学的教授。显然，包贵思老师是想让赵萝蕤女士“奇文共欣赏”，所以让她一睹为快。周汝昌看到，赵女士在有一页边角处写了一条批语：“这部小说的意义和研究的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这是对后学的论文表示不同意见，理解不同，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另一处，她用绿色的笔添了一个介词“to”。周汝昌对这一处涉及“语文”用法的改动却有点不服气。因为按照英文正规的用法，这种句法中的这一个“to”是应该省略不写的，有了这个“to”，反而显得累赘了。过了两天，周汝昌就去向包贵思老师请教：在此处这个“to”有必要添加吗？包贵思女士笑了，回答说不必加。
1950年的毕业论文答辩，当然也是颇有点“轰动效应”的。答辩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答辩后，按照惯例西语系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学术报告会。在报告中，打破了传统说法中的观点，如说《 文赋 》是陆机早年的作品，周汝昌说，不对，应该是他晚年的作品，接着举出证据，作了详瞻的论证。当周汝昌演讲完毕后，在场的教授全体鼓掌祝贺。散会的时候，燕大校园内博雅塔捐赠人之子博晨光（ L.C.Porter ）教授对周汝昌说：“你的论文太好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不要求这么好，这个足够博士论文的水平了。”周汝昌当年写的论文题目是“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 ，后来在《 Studia Serica 》1951年第9期发表，这里面又有个小故事。
燕京大学有一个美国籍的研究生ArthurLink，中文译名叫林阿释，他主修中国佛教史，具体工作是要把梁朝慧皎撰写的《 高僧传 》翻译成英文。作这项研究，汤用彤先生的《 汉魏六朝佛教史 》当然是必须参阅的。这部书是用文言文写的，文体考究，词义典重深奥，再加上是说佛教的事情，专门术语扑面而来，这对于一个对汉语不过初通的美国青年来说，那实在是有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阿释就托人找助手帮助，付给报酬。不过这个“助手”可不好找，因为那工作是需要把《 汉魏六朝佛教史 》口译成能让阿释听懂的话，那当然不仅要英文好，还得对佛教也有不浅的修为。周汝昌此时在校内已经小有名气，三转两转，就找上周汝昌了。
周汝昌与林阿释交往之下，感到颇为投机。林阿释说自己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人，曾在印度驻扎，由于这种机缘，爱上了东方文化。退伍后就立志研究佛教，并选定了中国佛教作课题。他富有美国人的幽默感，让周汝昌感到有趣。比如周汝昌问他对印度有何印象，与中国比较怎么样？阿释回答说：“印度人富有哲思（ very philosophical ），不像中国人那么实际（ practical ）。”他因此选定中国佛教作研究对象，因为觉得要了解印度人的头脑可不容易。印度佛教更富有思辨性、逻辑性，中国文化更富有“实用理性”，这的确也是后来学术界对中国与印度两种不同文化比较的结论。
初入燕园足风流从“西语系”毕业（4）
阿释偏爱中国文化，也还真有点“入境”，比如游颐和园，周汝昌发现面对一进园门迎面而来的巨大太湖石，阿释会伫立冥想，似有所悟，而其他的西方人，则往往对这块既无“规则”又少“形象”的大石头感到莫名其妙。一来二去，周汝昌和林阿释的关系就超越了“雇用”，成为朋友了。
周汝昌对阿释说，“阿释”这两个字不如改成“霭士”更有点耐人寻味的文采。阿释听了很高兴。周汝昌又写了两首诗送给阿释，一首是七言绝句，另一首是五言古体诗。阿释说：“我一时还懂不了，你先念一遍给我听听。”周汝昌就用普通话念了一遍，阿释闭目静听，然后说：“我虽然不太懂诗的意思，但能感受到诗的节奏韵律。”周汝昌心里暗暗佩服，因为一个西方人，能对汉字四声抑扬顿挫的声调节奏一听就有感受，也是让人惊奇的事。
林阿释和另一个研究南明史的朋友James Pansons一起合租房屋，地点在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村的东北边，是一个大四合院内的三间大北房，院内有走廊，植有大树，好像是清代官员住过的地方。因为成府村是皇家园林畅春园所在地区，清朝皇帝经常来，因此也有许多官员、士兵等要在附近置房舍作“下处”。周汝昌每天下午抽一个小时来帮助林阿释一起读佛教史。周汝昌事先作一点小准备，主要是查一查专门术语，然后就用英文把佛教史念给林阿释，阿释则用笔记录下来。过后，阿释再把记录整理打字。
周汝昌做这个工作感到很轻松，除了查几个术语外，基本上不用费劲，因为把古汉语和英文“脑口译”对他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阿释也很满意，连连称赞周汝昌是“活字典”，他就用汉语说，而没有说英文的walking dictionary。周汝昌在整个翻译工作中，事后回顾起来，只有一处发生了失误，对“转读”这一佛教专门术语，不知道应该翻译成sing（ 吟唱 ），讲错了。
林阿释和一份欧洲人编辑的学报《 Studia Serica 》（ 意为“汉学研究” ）有所来往。有一次，编辑将一篇中文稿烦请阿释翻译成英文，内容是考辨《 列子 》成书真伪与年代的。阿释当然没有这种能力，就请周汝昌帮忙。周汝昌拿回去，一个下午就完成了，第二天交给阿释。阿释感到纳闷，问：“怎么拿回来了？”当知道已经译完后，不禁惊叹不止，连说“太快了！太快了！”阿释因此对周汝昌愈加佩服，知道他的论文是英译陆机《 文赋 》方面的，看了一部分后，就向周汝昌建议，说可以推荐到《 Studia Serica 》发表。这对于周汝昌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经过向系主任柯安喜女士（ Miss Anne Cockran ）打招呼征得同意后，就连同那篇有关《 列子 》的翻译稿一起刊出了。
这件事过了三十年后，又续上了一个“end”（ 结尾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继“乒乓外交”打破坚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后来又建交。周汝昌收到了James Pansons的来信，是代阿释写的。信中说阿释的眼睛坏了，不能写信，James自己出身农家，仍然健壮如昔，说阿释十分希望周汝昌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英译《 高僧传 》。随信还寄来了当年周汝昌赠阿释的两首诗的复印件，说阿释一直把这两首诗悬挂在自己的床头。
不过此时周汝昌搞了大半辈子红学，年龄已渐老，眼睛、耳朵又都已严重受损，实在无法接受这个大洋彼岸的热情邀请了。再往后，就听说阿释病故了，说他一生未婚，只收有一个义女。阿释的确也是一个与世俗乖忤的畸士奇人。周汝昌记得与阿释分别的“最后一面”，是1950年在北京前门一带的某处共进晚餐，同席的还有中国学生蒋希文和法国留学生于儒伯。于儒伯是个京戏迷，在席上把毛巾搭在袖口，当京戏演出中的水袖，摹仿戏中人举杯饮酒，口中说“干”，兴高采烈。当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最后的分别时刻到了，周汝昌与阿释拥抱作别，依依难舍。谁知从此就水远天长，各在天之一涯了。
初入燕园足风流从“西语系”毕业（5）
这里还可以插入一段和钱锺书的因缘。钱锺书生于1910年，比周汝昌年长八岁，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邻，周汝昌读西语系，也有在清华读外文的朋友，朋友经常向周汝昌提起钱先生。而燕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阎简弼，也和周汝昌是忘年交，向他推荐钱锺书的《 谈艺录 》。周汝昌从哲学系教师吴允曾处借得该书，读之深感得味。后来又读到《 围城 》，周汝昌却不十分欣赏，对其中的“机警”、“俏皮”、“幽默”，认为“终是南士之风流”（ 这句话是周汝昌“甲戌元夕”即1994年2月某日给笔者的信中提到的 ），缺乏“气质坚刚”之真伟大。但对钱锺书淹博的学问和纵横的才气，当然还是很佩服的。
有一次在清华友人的帮助下，周汝昌听了一次钱锺书的课堂讲授。钱锺书那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和讲课的潇洒风致，真是名师风采，让周汝昌大开眼界。1948年秋，周汝昌读雪莱的Ode to the West Wind（《 西风颂 》），一时兴起，就把这首英文诗翻译成汉语，用的是《 楚辞 》的“骚体”。清华友人读了很佩服，就拿去给钱锺书看。钱锺书从此对周汝昌青目有加，二人有了交往。钱锺书曾在一封写给周汝昌的信中褒奖赞叹，大意是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
钱锺书甚至邀请周汝昌到家吃了一次晚餐，由夫人杨绛治馔，其中有盘烹大虾，那美味始终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周汝昌回到宿舍，感动而赋七律一首。此后钱锺书和周汝昌曾唱和七言律诗多篇。可惜经过浩劫，这些作品都片纸无存，化为云烟了。但周汝昌还记得，钱锺书给周汝昌回信，称赞他押韵“如土委地”，自然浑融，无勉强拼凑的痕迹。
周汝昌又想把鲁迅的《 摩罗诗力说 》译成英文，对其中的几个外国人名不甚了了，无法查对原文，就写信向钱锺书求教。钱锺书回札，有的指出即是某某，有的回答自己也不知道，十分坦诚。
为了考证文史，周汝昌经常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借书，借书时要填写借书卡。有不少清人诗文集，周汝昌发现借书卡上已经有一个签名，有人已经借阅过，就是钱锺书。例如顺治、康熙时期顾赤方（ 顾景星 ）的《 白茅堂诗集 》，在书眉上还有墨笔批注，那笔迹一望而知是出自钱锺书之手。
周汝昌还对钱锺书的著作提出过意见。有一次，他带了一束读《 谈艺录 》后写下的意见，去拜谒钱锺书，钱锺书把那一束意见接过去，顺手放在小后窗的窗口处，当然没有当着周汝昌的面立刻阅读。至于后来《 谈艺录 》的修订本中是否吸纳了这些意见，周汝昌说他后来再没有阅读过新版《 谈艺录 》，不得而知。
还有一次，二人谈起了中国诗的“神韵”问题。钱锺书对周汝昌说，神韵是确实存在的，并不是玄虚的，只是有人领会不到而已，例如我的servant（ 佣人 ），就无法理解什么是神韵。周汝昌想，钱先生的意思是说能否感到神韵的存在，乃是一个人文化教养水平的事，不能强求。同时也说明神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西方文化的类似概念并不完全相同，需要深入研究。
作本科毕业论文时，要把陆机的《 文赋 》翻译成英文。在论文前言中，周汝昌提到钱锺书为林方庆英译《 离骚 》所写的英文序言，把《 文赋 》译成A Fu-poem on Literature。周汝昌觉得Literature涵义有点过于宽泛，认为不如译成…on Writing —— 因为《 文赋 》的本来意思是讨论“为文之得失”，也就是写作经验心得。这时周汝昌还不认识钱锺书，但周汝昌在清华的另一个学友唐稚松，出于好意，把这篇文章的印本送给了钱锺书。显然，周汝昌对钱锺书译笔的“异议”，也并没有让钱锺书感到不快，因为后来的赞赏乃至请吃饭都能说明这一点。
周汝昌在晚年对自己后来没有在英文方面做出更多成绩颇为感慨，“可怜外语枉修行”。但对自己当年的英语水平，还是颇有一份自豪感的，曾赋诗云：“卷纸疾书六十篇，洋文口手似流泉。包师青眼惊人语，今日应疑是妄传。”
初入燕园足风流从“西语系”毕业（6）
后来周汝昌的主要精力都投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所身处的环境也在华文世界，外语没有成为专门的职业。所谓虽然开头时也曾想“呼吸欧风美雨”，但很快转变了，不是要变成“半个洋人”，还是愿当个学者，沟通中西文化的差异距离。周汝昌对自己的英语修养有很实际的评价：在说、写诸方面有了一些成绩，但实在又不是真正完全的“精通”，能写论文，但不能写“文学作品”；有些细致微妙的“讲究”之处，也没学到，乡语叫做“有点儿潮”，未能无懈可击。不过，与那一个时代的同辈人作一下客观比照，周汝昌的英文可能没有达到某些后来生活于英语世界的华人学者那样的水准，但也算得上佼佼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