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在20世纪80年代曾两次赴美国开会和讲学，第二次作为访问教授，还曾为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代过课；晚年在北京则多次为各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使节和夫人家属们讲解《 红楼梦 》，这时，他的英语又派上了用场。1993年周汝昌给笔者的信中，就曾有这样的内容：
27日为使馆界一群洋人讲红，很受欢迎，掌声（非“礼仪性”的）历久不息。在曹、高问题上似乎也引动了兴趣，有提问欲知八十回后情节者，我举起大著示之，告以此乃最新佳本，为你“宣传”。（癸酉清明次日，按即1993年4月初某日。）
自3月27日至5月27日两月间曾三次为驻京外宾（使馆界、联合国开发署）讲红，颇受欢迎。我英语四十年不讲，全荒了。然尚能凑合，还落好评。这似比粉墨登场唱小生更值得一入弟文也。一笑。前此被逼为电视台讲诗（对海外的），结果说我之所录效果居首，说我有“演员才能”，别的专家相形见绌，甚至需重讲重播云。然则我若当“明星”，何致受穷至今。惜乎后悔晚矣哉。（癸酉芒种，按即1993年6月初某日。）
我用英语讲红，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博士）赞我做得“beautifully”，联合国一美国女士则也说我的英语beautiful！（1993年8月29日）
那么，周汝昌学了小半生的洋文，对他的毕生事业来说，是否仅此“敲边鼓”？是否还有更大的作用？收获又何在呢？周汝昌回答说：最大的收获是“比较”，有了比较汉语文和英语文（ 引申开去也就是西洋语文 ）之异同的机缘条件。比较之后的深切体会归结为一点：洋文是“死”的，汉文是“活”的。
他的“理路”是这样的：一般人的错觉，以为西洋语文精密、清晰、准确……大约就是两点：概念清楚，逻辑周密。而汉语文则“模糊”、“游离”、“玄虚”、“不讲完整”、“不够精密”……但能这样认识问题吗？为什么说洋文“死”呢？我的感受很深：一是词性死，二是语法死，三是语式死，四是标点死。
什么叫“词性死”？就是在西洋语言（ 以英语为例 ）中，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连词等都区分得十分严格，界限分明，虽然也有词性活用，但从大体看来，是规定得相当“死”的，不能随意变更，否则就是用“错”了。比如，man（ 人 ）是名词（ noun ），没法当动词（ verb ）用。speak是“讲话”，作动词用，要用作名词，就得另用一个speech。pain（ 痛 ）是名词，你要用它的形容词（ adjective ），就得另用painful。虽然英语有时候也能名词动词一词二性，比如雨这个字是rain，下雨则是Itrains。但这里其实还是有区别的，rain作了动词，仍然不能“及物”（ transitive ）。而汉语则可以用作“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不必区别什么及物或不及物（ intransitive ）。因此许多成语，如“蜀犬吠日”、“吴牛喘月”，译成英语就得变成一大串，得说得更“详细”和“啰唆”。即使是“及物动词”，在汉语里所能搭配的宾词也与西洋语言不同，例如“担风袖月”、“栉风沐雨”、“戴月披星”……这些成语如果“直译”成西洋语言，那就“没法”理解了。
初入燕园足风流从“西语系”毕业（7）
再看形容词，汉语和英语也颇为不同，汉语中的形容词似乎有一种“形容不清楚”的特点，如“依稀”、“仿佛”、“迷离”、“凄迷”、“空濛”、“要眇”、“叆叇”、“氤氲”、“微茫”、“苍茫”、“渺茫”、“迷茫”……要在英语中找出每一个词的“精确”的对应译法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汉语说北风是“凛冽”，春寒是“料峭”，秋气是“凄紧”，落木是“萧萧”，桃花是“夭夭”，绿柳是“依依”……形容女性美丽，用“妖娆”、“妩媚”、“娉婷”、“婵娟”、“韶秀”、“窈窕”……还有“靓”、“娇”、“倩”、“艳”……都是很难在英文中“精确”翻译的。王维说“漠漠水田飞白鹭”，秦观说“漠漠轻寒上小楼”，这同一个“漠漠”，到底有何区别，那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还有“语法死”。那就是西洋语言的语法中，“主语”、“谓语”、“宾语”和“补语”等都规定得比较死，也和汉语的语法差别很大。这尤其在中国传统诗词中表现得最突出。比如“乱山雪烛夜，孤独异乡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类，没有“谓语”，也没有“主语”。所以这些中国的“绝妙好辞”一旦要翻译成西洋语言，就变成了一大堆十分冗长平庸的句子。甚至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汉语，也就韵味全失。
标点符号是西方人发明的，传统汉文只有顿、断、圈、点。当然是西方的“精确”，中国的“模糊”。换一个角度说，就是西方的“死”而中国的“活”。
追究到底，这种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其实是西方人和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西方思维和文字的讲究精确、准确甚至刻板也自有它的好处，从科学技术到法律人权，中国从清末以来，已经拜西方人为老师，从西方文化中“拿来”（ 鲁迅语 ）了不少东西。但问题在于，我们也必须懂得，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有自己仰观俯察的思维和感受方式，而其最核心的特点，则是富有浓郁的“诗质”。而这一特点，在语言文字中更有特别鲜明生动的体现。
不认识这一点，就很难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知其“宫室之美，百官之富”（《 论语 》），就难免会拿西方的一些“教条”和“原理”来僵硬地框套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玉石不分，美丑混淆。关于汉字语言要“拼音化”的偏颇认识曾经延续了一个世纪，也正来源于此。
这也正是后来《 红楼梦 》思想艺术评价中吵闹了上百年而没有结果的文化上之“症结”和“根源”所在，因为绝大多数《 红楼梦 》的阅读者和研究者都缺乏这种对汉语和西文深刻的比较文化视野，当然也就达不到明晰的认识。
所以，周汝昌读西语系是并没有白上的。他对英语“修行”的资源其实也没有“浪费”，虽然没有翻译“大部头”，却从思维方式上促成了他的敏锐和深刻，促成了他对汉语文和英语文（ 推而广之也就是西方语文 ）本真切肤的体察。
他曾感慨地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懂自己的语文之可珍可贵，一味‘慕化’别人，陶醉于洋八股语式，任意伤害、扭曲汉字汉文之大美至美。我每一念及此事，总是心伤意痛。”
当然，学习了英语，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还是得益于周汝昌天分的颖悟，得益于他“中华文化本位”的基本立场，否则，学了外语而“学贯中西”的学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就没有达到同样的认识呢？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他为什么从根本的思维方式上恰恰与周汝昌相反呢？归根结底，因为胡适是“西方文化本位”的。
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周汝昌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照，影响了他对《 红楼梦 》的体会和研究。其间的纠葛十分复杂，要辨析清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这也使周汝昌在“红学界”一生都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遭受到各种持续不断的误解。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1）
佛教说“因缘”，黑格尔、马克思讲“辩证法”，无非都是在揭示一个基本的宇宙规律，即万事万物都是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的，此“因”伏彼“果”，有时候真是十分奇妙。
周汝昌因为帮助林阿释学习佛教史，因此也得林阿释之助，使自己的论文得以在欧洲的学术刊物《 Studia Serica 》上发表，这样无形中建立了一种声誉：周汝昌的英文好，中文也好。
1950年，又一届大学生毕业，不过这可是在新中国而不是在中华民国毕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这是横跨两个“朝代”的一届学生。周汝昌正是这一年从西语系毕业，面临择业问题。建国之初，各政府机关都急需人才，国家新闻署也来燕京大学招人，条件是中文和英文都要好。周汝昌的名声这时发挥作用了，他被学校作为优秀毕业生推荐给新闻署。
不过，周汝昌这时却有一点小小的心理障碍。原来1947年他重新考回燕京大学时，开始时想转系，报了新闻系。可是后来选课，系主任一看周汝昌选的课都是文学艺术一类的，对新闻必修课兴趣不大，就驳回说这可不行，必须重新选课。周汝昌不想牺牲自己的兴趣，就去见西语系主任柯安喜，说：“我要回家（ backhome ）。”柯安喜听了笑逐颜开，立刻在选课表上签了字，周汝昌又回到了西语系。有了这一段小小的曲折，对去新闻署工作，周汝昌心里难免有了疙瘩。而这时燕京大学中文系招考研究生，周汝昌酷爱文史，权衡之下，就回绝了新闻署，进入中文系研究院继续学习，读研究生。
研究生刚读一年，周汝昌又接到了成都的华西大学拍来的电报，要招聘他去西语系任教。原来是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在宥①教授在同期《 Studia Serica 》发表文章，因而看到周汝昌的论文英译陆机《 文赋 》和英译季羡林的《 列子 》考论之文，认定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向校方推荐。
周汝昌一想，研究生很快要毕业了，也得考虑谋生问题，但还有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要上，还得作论文，这该怎么办呢？他就去向中文系主任高名凯② 先生请示。高先生十分通情达理，对周汝昌说，你就先去应聘吧，研究生课程差一个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半年内把毕业论文寄来就行，照样承认你的研究生学历。
在离开北京前，自然要和不少亲朋好友话别。这些话别活动大概从1951年冬接受了华西大学的招聘后就开始了。值得一提的是前面叙过的题咏周家咸水沽旧园的丛碧词人张伯驹，特别邀请了一些文人墨客，聚会开社，填词为周汝昌饯行。
张伯驹是大家公子，比周汝昌年长二十岁，但两人却早有交往。周汝昌早在第一次入燕京大学后就已经参加了张伯驹主持的诗社，一起赏鉴文物古董，谈文论艺，吟诗填词，吹弹拉唱，两人又都是戏曲票友，那“共同语言”实在不少，真是难得的忘年交。那时张伯驹还住在西郊的展春园，庭园宽大。此园本是清朝康熙时果亲王胤礼的庭园，因系康熙所赐，名承泽园，张伯驹收藏有隋代名画家展子虔的名画《 游春图 》，命名为展春园。当时张伯驹拥有园的东一半，尚有小楼二座，回廊相接，外楼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居住（ 这位昔日的“太子”此时已落魄，完全由张伯驹供养 ），张伯驹住在内楼。
周汝昌回忆说：“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 岱 ），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 脂雪轩笔语 》之《 张伯驹和潘素 》）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2）
周汝昌和张伯驹的订交，是在一次展览会上。应高名凯之请，张伯驹把自己收藏的珍贵的书画精品，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周汝昌当时刚考入燕大，正研究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听说展览中有《 楝亭图 》（ 曹寅号楝亭 ），非常兴奋，立即跑去观摩。只见在大玻璃柜中，展出了巨幅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清朝“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彩绘小照，立幅。在小照四围的绫边上，名家的题咏密密麻麻，首先有藏主张伯驹本人题的《 贺新郎 》词。周汝昌读到《 贺新郎 》中涉及了贾宝玉即纳兰性德的话（ 这本是旧红学索隐派的一说 ），就乘兴和了一首，第二天又作了两首。当时周汝昌正在才情发越的青年时代，又已经对曹家历史有所研究，当然兴会淋漓，文采灿烂，同时，还在每一句下都加了详细的注解，内容都是曹家的史迹事实。2005年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馆发现了周汝昌的后两首词：
十月二日草草赋《 金缕曲 》赠丛碧先生
幅隘感多，言不鬯意，追维图卷，因一再叠（凡入例得作平处不赘注）。
《 金缕曲 》题《 楝亭图 》
庭命存提耳，记当时，楝花亭榭，衮衣衙第。一树婆娑人雪涕，谁会蓼莪真意？天下事，半归知己（曹子清上自前明遗士下逮朝野名流罔不与游）。妙句清图都几幅，遍东南、争写瞻依泪。笔似绣，诗如水。
那兰① 小跋心先醉。重摩挲，手污爪，雅人生忌。三叶不殊风木思（ 子清以至雪芹 ），身世兴亡未已。又岂独、艳情堪悔（ 船山诗云“艳情人自说红楼”，前人大抵只于艳情二字着眼 ）。五采云龙馀诰锡（ 曹氏上世诰命今藏燕大图书馆，与《 楝亭图 》皆其家旧物流于世者也 ），泣流传、厂肆风尘里（ 李文藻《 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 》云：乾隆己丑——胡适在此行上方所加眉批：己丑乃乾三十四［1769］——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皆有楝亭曹氏印，盖付鼓摊庙市久矣 ）。忍重读，石头记。
又题《 红楼梦 》
奕叶愁耳（，第七世；耳，第八世。自曹氏始祖世选迄雪芹之殇子凡七世，盖不俟八世而衰矣）。更休论，从龙勋卫，绣才第。树倒猢狲含痛语，梦里座中同意（子清在日每举“树倒猢狲散”一语示座客，见施瑮诗集自注，即秦氏托梦语所自来也）。犹苦说，为人非己。噎虀围毡良何暇（脂砚斋硃批云“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此乃雪芹贫后实况），十年勤（胡藏脂本引诗云“十年辛苦不寻常”）、奇话传偿泪，分不出，血和水（依雪芹自批“绛珠”即隐血泪二字，故诗又云“字字看来皆是血”）。
贳酤卖画毷醉（敦诚、敦敏昆弟赠雪芹诗云“举家食粥酒常赊”，又“卖画钱来付酒家”，又“一醉毷白眼斜）”。叹蓬蒿、生屯死覆（敦诚《 四松堂集 》寄怀曹雪芹诗云“于今环堵蓬蒿屯”），绝才天忌。皕载更无玄识在，当日不如其已。回首处、九泉应悔。四海谁堪身后托？葺丛残、旧事芸编里。君浮白、吾能记（余辑《 红楼家世 》一书，搜曹家旧事差备）。
十月二日得见《 楝亭图 》，当时作了一首词给藏主张先生，向他乞录题辞，为辑书材料。因张先生题容若小像立轴用容若赠顾梁汾韵作《 金缕曲 》，我便用了此韵，第二天又叠了两首，因为都与《 红楼 》有关，特地检寄适之先生，以供一粲。原来本录为他人看，故附累赘小注。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3）
汝昌卅七、十、廿八誌
这当然让张伯驹青眼相看，把自己的词作《 丛碧词 》刊本送给周汝昌一本。周汝昌少年意气，真诚坦白，读了这本词集后，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意见，送给张伯驹。张伯驹不仅没有感到难堪，反而十分高兴，从善如流，对词作予以修改。周汝昌又为词集写了一篇跋文，在其中说，词人之词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以词人之词论，应当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恐怕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这篇跋文从学术、文艺上立论，并不是无聊的阿谀奉承，当然更让张伯驹感到十分知契。从此张伯驹每有词作，都首先让周汝昌看，听他的意见。周汝昌记得，有一次一起游览大觉寺，张伯驹年事已高，有点抖索地拿出一篇词让周汝昌看，两眼全神贯注地看周汝昌读词的面部表情，十分有趣。
前面引录过张伯驹填词咏叹天津咸水沽周家旧园的词作，其标题为“题周敏庵咸水沽旧园图”，寇梦碧的词题也是“酬敏庵兄”，这个周敏庵就是周汝昌，当时传统文化的氛围还比较浓郁，文人雅士们喜欢起各种雅致的别号。别号能寄托某种人生的文化追求，传达诗的意蕴，其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传统，《 红楼梦 》里“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贾宝玉和十二钗不就都各起了自己的雅号吗？周汝昌当然还葆有这种传统文化的芬芳遗韵，一生中曾起过许多别号，如禹言、雨檐、玉言、师言、敏庵、玉工、玉青、石武、禹苍、顾研（ 砚 ）、命新、寿康、茶客、念述、雪羲、脂雪轩、芹泥馆、庙红轩、李渔村、棠絮轩、响晴轩、解味道人、射雨村人等。张伯驹题咏周家旧园，周汝昌当年也有一首和作：
风入松
潮痕初涨柳风斜，笙管傍蒹葭。爽秋楼上人如画，背回栏、帆影交加。西畔虹桥驾彩，东头古渡流沙。
芳邻蒲扇坐听他，往事说周家。烟尘不许亭台驻，待重游、早换年华。剩有残泥走蟹，更无乔木栖鸦。
张伯驹与周汝昌的交往，也有红学方面的事。如周汝昌后来结识陶洙，三个人共同努力，促使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出世，并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收藏（ 庚辰本1932年被徐星署买进，1949年5月5日卖给燕大，即今日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者 ）。还有一年“人日”（ 阴历正月初七 ），张伯驹兴致勃勃地到周汝昌家（ 东城区无量胡同 ），探怀摸出一件宝物让周汝昌鉴赏，就是脂砚斋藏砚（ 此砚后来经历“展览”等遭遇，不知下落 ）。另一年重阳节，张伯驹把获知的有关日本三多六桥本《 石头记 》的消息告诉周汝昌，两人各赋《 风入松 》词，叠韵唱和。
甚至，周汝昌的父亲从天津到北京有事，也曾经住在展春园张伯驹家中。居室案上陈列有清末著名才女柳如是的黄玉凤砚，紫檀匣子上镂刻着其夫婿大才子钱谦益的篆书铭记。主人并不怕来客“顺手牵羊”，来客临辞别时也不请主人检查核对室内器物。
周汝昌记得那次送行的笔会名为“庚寅词社”，定题选调，填的词牌是《 惜余春慢 》，几十位老词人都有佳作，为自己惜别送行。
《 红楼梦 》里的诗社描写，本来是有清代社会文化生活之背景原型的。周汝昌也是赶上过这种社会风气的流风余韵的，他读《 红楼梦 》的感受心得，当然和后来那些从教条出发的“红学家”大为不同。
周汝昌很早就参加了京、津一带文人雅士们的诗社、词社等活动。周汝昌的侄子（ 周祜昌之子 ）周贵麟（ 又名周贵临，1952年生 ）于2005年1月26日给笔者寄来一阕词，是周汝昌1948年在梦碧词社所填，这应当是寇梦碧主持的一次雅集，是不是张伯驹也参加了？1948年正是北平即将发生历史巨变的时候，这些诗人和词人们照旧吟诗填词，流连光景，也可见古老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和魅力，受传统文化滋养的人对诗和美的追求，那也是很顽强的。生活的音调是宫、商、角、徵、羽俱全的，并不是只有当时时势的单音独奏。今将这阕词转录于下，可以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日的情景，也能对周汝昌的气质个性有更生动的理解。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4）
台城路·过水西庄吊津词人查莲坡先生故园
茫茫何处寻诗酒？西庄市声喧乱。藤架飞香，竹轩揽翠，华屋山丘都换。漫凭指点，叹豆叶瓜苗，是曾开宴。绿到河门，垂杨不见信安远。
东南一派曼衍，望名园带水，花树萦岸。满座笙歌，一栏帆影，谁立爽秋楼半？沧波放眼，但云气三山，年华一箭。断瓦同销，斜阳耕废畎。
周汝昌离开燕京大学时，对留在中国大陆原来属于中华民国旧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面临一种新的制度，迫切的现实是必须调整心态，适应新形势。
1952年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合并和院系调整，对原来所谓“第三种势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其今后生存状态的一次性命攸关的变化。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办的学校，从1919年起担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兼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返美，燕大于1951年被新中国政府所接管。在这次院系调整后，各院系就分别被并入其他学校，原来的燕京大学不复存在，校园也变成北京大学的所在地了。
周汝昌决定去四川应聘外文系讲师，当然也和燕京大学本身已经前途未卜的情况有关，那已经不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参天巨木，而是“雨中黄叶树”了。周汝昌向高名凯请示时，曾问到成都任教要注意什么，高名凯沉吟了一下，回答说：“多注意政治。”这短短一句话颇能体现那时的时代氛围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状态。尤其是我们如果知道高名凯出身教会牧师家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这种身世背景，他的话就更耐人寻味了。成都的华西大学知道周汝昌已经不是一个“单身贵族”，而是拖家带口的，正如鲁迅诗句所云“挈妇将雏鬓有丝”，因此两次给他汇来旅费，其招引人才的热心也是颇有感召力的。
1952年春末，周汝昌带着妻子毛淑仁和喜临、月苓、丽苓、伦苓四个孩子，举家踏上远赴成都的旅途。对周汝昌离开故里远赴四川的选择，周汝昌的父母兄长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仍然是“五世同堂”的旧思想。而周汝昌最终决定去成都，妻子毛淑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周汝昌顾及传统家族观念，不愿意谈这一点，周月苓告诉笔者：“我们去四川是我妈妈执意要我爸爸去的，或者说是在她的敦促下，更坚定了我们走的决心（ 当然不排除时局所迫 ）。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以及家里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我们的出行，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我妈和我爸准备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就曾经对我妈妈许过诺言说将来他大学毕业了就带我妈妈离开这个家，我妈妈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认为我们家大逆不道还有其他原因，就是我爸爸曾经转述别人善意规劝我爷爷把地卖了分家的事情，他们认为我爸爸是不孝。 ）我们离开老家去成都的那一天，我清楚记得家里没有人出来送我们，我们一家大小，坐马车先去天津市河西区我的一个姨家，再从那里转乘火车。我和丽苓穿着我妈妈用搬迁费给我们第一次在缝衣店做的蓝色列宁服（ 那是我们仅有的一套能穿得出去的衣服，我记得在四川念书的时候仍然穿这一套衣服，四川还特别爱下雨，我们的老师帮我们把洗后尚未晾干就穿在身上的列宁服搭在老师办公室的火盆上烤干，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个神气劲儿就别提了，特别开心，没有依依惜别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爸爸和妈妈的心情还是可以猜想的，因为在天津火车站，火车徐徐启动的那一刻，我看见了那些大人们——我的爸爸、妈妈以及来送行的姨和姨夫们的眼睛里含着的泪水，他们彼此都将眼神错开，那情景我永远都忘不了。长了这么大都没离开过家那么远的我们似乎永远地离开了。”
这还颇有一点“五四”以来青年人挣脱传统大家族桎梏的流风余韵。周汝昌和毛淑仁的决定事实上是正确的，这只要看后来留在老家的周汝昌的兄长们，都被划成“地主”、“地主兼资本家”的成分，从而在人生中遭遇挫折沉沦，儿女的前途也受了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周景颐接受周汝昌的意见，把土地卖了给儿子们分家，那么可能在划定成分时就是另一种情况，后代们的命运遭际也就可能有所不同了。当然事实上这不是某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历史、文化、观念、时代、家族、个性等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交错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周家的“运数”罢。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5）
李白感叹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是唐朝的情况，到了周汝昌赴蜀的时候，当然要好得多，但也不是一路顺风的。周汝昌先回天津咸水沽把家小接到北京，从北京坐火车经河南到陕西宝鸡下车。从宝鸡开始，就不再有铁路，而要坐汽车爬秦岭，沿着古栈道前往成都。
从宝鸡换乘了一辆敝旧的汽车，一车十几个人，有从上海到四川办事的，有军嫂赴新疆探亲路经蜀地的，有原本四川人游子归乡的……从宝鸡告别秦川平原，不久就峰峦丛起云彩飘荡了，唐诗中所谓“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的意境已经身在其中，手伸出车窗外就能揽到缕缕白云。周汝昌的孩子们高兴得拍手大叫，周汝昌自己也又一次体验到了人生的诗境之美。晚年回忆起来，那入川的胜景还历历在目：千盘万转，一辆破旧的车像个不识世务的牛犊，在无穷无际的山岭中左旋右转地爬行，车外一步一景，变化多端，瑰丽奇特，连山的颜色都不停地在改换，有时是生满草和树的茵茵翠岩，有时则是赤红色的峭壁孤崖矗入云霄。峰回路转，让人经常感到有险象环生，但那位开车的司机则精神抖擞，镇定自若。还有层叠的梯田，郁郁葱葱，恍若仙境。远远的巨大山岩上，“剑门”两个字由小变大，赳赳地威武雄壮地向车中人逼来……
沿途打尖休息，建国初期的景象点缀其间。在陕西凤翔，看见有人在召集村姑农妇，列队扭秧歌，表现妇女得到了解放。但也经常要检查证件和行李，因为此时全国正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
因此，当汽车开到四川省广元县，就发生了小故事。广元的检查特别严格，男的要脱掉衣服，儿童要检查鞋底儿，对行李则更是详搜细检。可能由于遗传原因，周汝昌在第二次考入燕京大学时就已经发生听力障碍，后来日益严重。因此，在奔赴四川前，他在天津买了美国进口的助听器，因为害怕摔坏，包裹置放在行李中棉被褥最软的地方。广元的检查人员不认识助听器，以为发现了“小电台”，怀疑周汝昌是“特务”。
检查因此变得十分费时间。找来“无线电专家”审查，费了一个多小时，弄清楚这个机器只能“收”一般的声响，不能“发消息”，但仍然不放心，把周汝昌叫到办公室盘问，检查证件。
周汝昌拿出华西大学发的聘书、当时军方部门开具的旅行证件和地方发的迁移证。没想到有一个证件上有一个字是圈改过的，当时周汝昌也没注意到，却被检查人员抓住不放，诘问这个字是怎么改的？周汝昌回答说原来就是这样，不是我的笔迹，与我没有关系。但仍然不能解除检查人员的怀疑。
不过周汝昌在问答过程中始终侃侃而谈，没有一点恐惧害怕的神情，检查人员最后要求周汝昌写一份书面的陈述，然后才放行。但把助听器扣留，说等进一步检查后再寄到华西大学。
这么漫长的检查时间，耽误了其他同车旅客的起程，有的旅客要求司机撇下周汝昌一家先走。司机却颇富有同情心，对大家解释说，他是带着家眷小孩的，撇下他让他怎么办？还是耐心等等吧。还有三位同车的热心旅客来到拘问周汝昌的地方不远处守候，见周汝昌被释放出来，立刻十分高兴地迎上来。周汝昌已经不太认识停车的地方，幸亏这三个萍水相逢的旅伴陪着走回客车。
五十年以后，周汝昌写小文回顾这段经历，对当年的司机和三位旅伴仍深怀感激之情，赋诗云：“秦岭盘纡落照昏，深山曾叩野人门。助听‘新物’原难识，感激仁心格最尊。”
周汝昌于1952年5月1日到达华西大学，住在学校的宿舍西斋一号。他被校方任为外文系讲师，教授本科三、四年级专修课中英文对译。1952年秋到1953年4月，四川各大学院系调整，华西大学改为医科大学，周汝昌调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员（ 周汝昌是华西大学调离人员中留在成都的唯一一人，其他同仁都分配到了外地 ），住地也从华西坝宿舍搬到四川大学的梅园校区了。在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英语翻译，周汝昌自创了一套教学模式，很受学生欢迎。这当然得益于他对英文和中文两种语文的厚实功底，进一步说，是对西方和中国两种不同文化的深入了解。
周汝昌的教授方法，分几个步骤：
首先，精心选择一篇或几段英文著作原文，其中要包含几处具有代表性的翻译难点。
其次，所选的篇、段最好是西方名著，而且已经有两家以上的汉语翻译文本，这样可以有所比较。上课时老师把原文和两家译文一起打印，发给学生。
第三，老师备课时要预先估计难点，在课堂上给学生指出，提醒大家哪些地方需要特别用心注意。
第四，要求学生对所发的两种参考译文之得与失做仔细研究，不许照抄，要另外译出自己的译文。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6）
第五，教师把学生的新译文收上来仔细批注，从卷子中找出翻译的佳例和劣例分类，每一类中再分上中下不同等级。
第六，再上课时就以学生翻译的佳例和劣例作为“教材”。把卷子发给学生后，教师逐一举实例讲解同学翻译的优、胜、劣、败，特别是学生自己所发现理解和翻译的“要害”之点，更要重点分析。
第七，教师特别要讲清楚那些所举句例被分列优劣等级的具体理由，包括语文方面以及所涉及的历史、百科等各种文化背景、知识、问题。但在讲解过程中，优秀的句例都说明学生的姓名以示鼓励，水平差的句例则不提译者姓名，以保护学生的积极性。
这样的教授方法当然效果好，受到学生欢迎。学生的上课兴致非常高，纷纷找老师谈心，表达感受。大家一致的反响是：
一、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课。
二、过去的老师都是把他的译文写在黑板上让大家照抄，也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翻译，不那样翻译。周老师的这种讲授方法太生动了，太新鲜了，帮助太大了。
三、周老师评作业的等级和理由，大家都心悦诚服，而且启发性很大，让我们顿开茅塞。
四、周老师的这种教授方法是“活”法，和死教条对立，我们衷心拥护。
鼓励独立思考，提倡“活”法，反对“填鸭”，这的确是周汝昌治学的一贯思想。不仅在教授英语时如此，后来在研究《 红楼梦 》和其他中国古典文学文化时也是如此。而这又必然与宁可死守“形式逻辑”和教条（ 往往美其名曰“规范” ）的“常情”构成矛盾，发生冲突——因为死守教条是最容易最省力的，不需要才情悟性的。在周汝昌今后治红学的历程中，我们还会看到因为这一特点而引起红学界的多次风波。
1995年秋，笔者在美国纽约认识了郦曼茵（ 1937年生 ）女士—— 她当年在中国大陆曾因爱好文学与人组织文学社团被当作“胡风分子”而受批判，后来更罹文字狱遭祸入狱服刑十四年，我把自己的评点本《 新评新校〈 红楼梦 〉》（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和研究著作《〈 石头记 〉探佚 》（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增订版 ）送给她。有一天她的一个朋友王舒（ 1933年生 ）女士看见了我的书，一看前面有周汝昌写的序言，不禁大为惊喜，原来她是当年在四川大学听过周汝昌讲英文翻译课的学生，60年代初因父亲在台湾等故被判反革命罪，劳改十年，也因父亲在台湾，80年代获准境外探亲而到美国，滞留不归，加入了美国籍。她本来误以为周汝昌早已在文革中过世了。王舒通过郦曼茵向笔者要了周汝昌的通讯地址，写信向她四十年前的老师越洋致意问候。
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教授英文翻译课十分成功，在全校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因此也惹来了麻烦，不是周汝昌班上的学生纷纷要求到周老师班上听课，原任课老师当然十分不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也是超越时空亘古如斯的。周汝昌独创的那一套教学方法，有他的“理论”和“指导思想”，他常常对学生说：不要忘记鸠摩罗什的名言，要好好思索。
鸠摩罗什是谁？是一位天竺高僧，于晋康帝时（ 343或344 ）生于龟兹，家世本属天竺，乃国相贵家，父亲鸠摩罗炎抛弃相位出家为僧，来到龟兹，却被龟兹国王逼迫娶了王妹公主，生下鸠摩罗什。后来鸠摩罗什的母亲也悟道，罗什七岁就随母出家，到二十岁时已经是有名的高僧大德。
初入燕园足风流天府之国教英语（7）
鸠摩罗什于后秦姚兴弘治三年（ 401 ）来到长安，被姚兴尊为国师，译佛经三百余卷，于十五年癸丑（ 413 ）四月十三日薨于寺，享年七十岁。梁朝慧皎撰的《 高僧传 》评论说：“鸠摩罗什硕学钩深，神鉴奥远。历游中土，备悉方言。”汤用彤《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说：“什公相从之助手，学问文章，均极优胜，而且于教理之契会，译籍之了解，尤非常人所可企及。”总之，鸠摩罗什是一位伟大的佛经翻译家。
可是，鸠摩罗什，这位大翻译家，却对翻译持悲观的看法，他虽然笔不停译，心里却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事。他说将梵文译成汉语，乃是：“如嚼饭哺人，不惟失味，且令人呕哕！”也就是说，梵文的优美精妙，其实无法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一旦勉强翻译成汉语，就好像把嚼过的饭食吐出来再让别人吃，饭食原有的美味都失去不说，简直就让人反胃呕吐了。
周汝昌虽然不懂梵文，但通过英文和汉语的对译，他深为认同鸠摩罗什的话。一方面，人类为了交流，不能把翻译取消，但事实上，只有涉及比较浮浅的日常生活、简单事实和道理等一般文字可以基本不失原来语言的滋味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至于比较高深微妙的文采、智慧、哲理覃思、情绪意念等，老实说翻译是无能为力的。周汝昌认为，其实是不存在所谓“直译”的。他举例说，比如汉语说“大”风“大”雨，而翻译成英文，只能译成strong wind和heavy rain，而不能用big或great的。这就形成了周汝昌的“翻译观”：说到根儿上，真够得上称为翻译，必须首先做到精通所译的双方语文，“知己知彼”才行，如果靠查词典找“对应字”，生造出一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文句”，乱翻译一气，那不但糟蹋了被翻译的著作，对汉语也将造成污染和混乱。
周汝昌进一步追问道：鸠摩罗什虽然说了名言，但如果再追根究底，那还得问一问：鸠摩罗什自己赞美梵文，以为翻译成汉语后尽失原味，他的梵文造诣可能的确很深，但他的汉语水平能达到什么境界呢？恐怕也不能估计过高。他当然了不起，但他能和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吗？所以他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实在也说不上什么文采，不过粗达大意而已。
所以，周汝昌在教授翻译的课堂上，反复向学生强调：要学好翻译，必须先精通双方语文，不能急功近利，用“换字技术”来对待这门严肃的文化工作。他对同学们说：前人已经提出翻译要追求信、达、雅，我看这三个原则也就是和真、善、美相对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信，就是信实，不走样，不扭曲，不变味，这不就是真吗？达，通过翻译传达出了原文原义，不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似是而非，不就是“善”于译事的功力成就吗？雅，就是文辞功夫，有修养造诣，不粗陋，不庸俗，不鄙野，不市井味，不流氓味，能给人以真正的审美享受，而不仅仅是“可读”就满足了。他又引经据典：信，大家看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大家不要误会啊，老子这里所说的“美”其实是指粉饰造作的假象。达，孔子说“辞，达而已矣”。
周汝昌在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讲授中英文翻译课本身，也是在追求和实践信、达、雅和真、善、美，在身体力行“精通双方语文”——进一步就是“精通双方文化”。他后来以一首七言绝句总结说：“嚼饭奇言最可惊，达真昭信会文情。登堂授业当年事，死法先生享万龄。”
除了上课教翻译外，他自己也在继续作研究和翻译的实践。1952年上半年，完成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论文《 宋词语言的研究 》。1952年8月13日，写定了《 楚辞中的“予” 》，后来收入文怀沙的《 屈原九歌今译 》（ 文怀沙就是1953年棠棣出版社初版《〈 红楼梦 〉新证 》的责任编辑王耳 ）。文怀沙对屈原和《 楚辞 》的翻译和解读是建国初期影响颇大的文本。
1953年4月，周汝昌又将英国大诗人雪莱的著名诗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翻译成汉语。还需要提到的是，1953年1月1日，次子建临出生。想象一下当年周汝昌与参加成都市妇联工作的毛淑仁夫妇，负担着两子三女的家庭，实在也是不容易的。周月苓说：“没有我妈妈做我爸爸的后盾，不知道爸爸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妈妈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可她帮了我爸爸的很多忙。我们从小任何事情都是在我妈妈（ 几乎是她一个人 ）呵护下长大的，我爸爸一直在外面，直到我们去四川他才和我们在一起。如果不是我妈妈，可能我们的上学都得成问题。记得我还非常小的时候，在天津老家，我妈妈就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问题。是她带我拿着小板凳去上学。到了四川，我妈妈不知道转学的手续，没有转学证就不让插班，我只好从头（ 重考一年级 ）念起，和妹妹在一个班里，所以我毕业比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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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负担非常沉重的情况下，周汝昌除教学外，还能做出许多研究成果，与妻子毛淑仁的能干大有关系。难怪俗语说每个成功的丈夫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了。周汝昌曾经说：“我平生得以饱食安坐，静心专神地做点学问，夫人毛淑仁功不可没。她对我治学的协助是多方面的，她尽管不能直接执笔，而在收拾整理和妥善保藏各种文献、信函的辛苦是不易殚述的。她的记忆力极好，无论何时，需用何种文献、物品，她好像连想都不用想，马上手到擒来。红学以外，可举《 范成大诗选 》改新版这一事例，她将一部书的所引古籍全面逐字核校了一遍，费时月余。记得她在家务之外，每日坐在床上不动，身边摆满了各种书信资料，专心致志地为这部书的质量做出重要的贡献。”
2000年6月，周汝昌教过的原华西大学学生刘浔生，看到1999年第4期《 人物 》杂志刊登的周伦苓写的《 我的父亲周汝昌 》一文，勾起了许多回忆，写下了《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一篇文字，下面择要摘录，可作为周汝昌在四川时期的某种史料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