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诗见《四松堂集》（刊本卷一叶二）。是了解曹雪芹的一篇重要资料。按《月山诗集》卷二《夏日闲居咏志五首》之五，咏习射，有"赌取佩刀催换酒"之句，可参见；然此为习射较量胜负时的"打赌"，与敦诚款待雪芹情事不同。）。
三十 文星之殒
去年一年，雪芹还只是兴致高低的问题。到今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情形便有些变化；好像从一开春起，便"七事八事的"都不甚顺手。 前年去年，连着是两年雨涝；今年又反过来，春旱异常。虽然皇帝"祷雨"，又"蠲诏无虚辰，常平百万石，度支千万缗"（注：敦诚《刈麦行》。），开设十厂，表示赈济，那不过是"贪墨臣"们中饱的好机会到了，小民何尝有多大好处到身？粮米如珠，百物腾贵，穷人更难活了。当时人记载情况是："是时饥民去〔离开〕乡邑，十室已见八九扃；犁锄抛弃付渚泽，榱栋折辇来神京。"（注：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十，"癸未·上"诗，《蔡观亭观澜侍御以十年前不寐旧作属和时侍御督赈东坝因次其韵》。）雪芹为了这种日月，也益形烦恼。他的身体，也觉不如往年，精神颇见委顿。 因此，当春暖花开，每年要和朋好们赏花聚饮、图咏纪盛的，今年却一次也没有提起这种兴致来。 三月初一，是敦诚的生辰；今年又恰值是敦诚的三十整寿（注：《爱新觉罗宗谱》："敦成（诚）：雍正十二年甲寅、三月初一日亥时……所生第二子。"雍正十二年到乾隆癸未（1734-1763），为正三十岁。按旧时的"岁"，与今之"周岁"意义不同，皆按生下的当 年为一岁而起算。）。敦敏的意思，要给爱弟正式过个生日，才对得起这个"而立"的大节目儿。这要邀几位至交，到期热闹热闹。本家人不用说，外人中间，先就会想到雪芹。敦敏体谅雪芹的处境，他是应酬不起的；而雪芹虽穷，却也不肯失礼不情（旗人最是不肯使礼数有缺的）：若明言请他来吃寿面，他一定又得为寿礼作难。于是敦敏就想出一个变通办法，先期数日，派人送给雪芹一纸便柬，上面只有一首小诗，别无他语。那诗是这样措词的：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平声）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注：《懋斋诗钞·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此诗前三首题下标明"癸未"二字。从全集诸诗年月次序详推，亦正是癸未诗，毫无可疑。且癸未全年诸诗题目正文所反映之各干支、时事、交游等线索，无不可证为癸未一年之事，无一例外或反证。可参看周汝昌《曹雪芹卒年辩》（《文汇报》1962年5月6日）。） 敦敏这里的苦心密意真是不同寻常。
敦敏费的苦心自是不小，然而哪里瞒得过聪明绝顶的雪芹的心眼去？他一看就明白了。 去年闰了一个五月，今年的节气便都在月份上特别显早。去年祭灶日前夕就立了春，今年二月二十二已到清明；三月初八就是谷雨，二十四就立夏了；这和去年二月二十五才交春分、三月十二才到清明相比，简直差了二十天。"现时才当二月杪，去年这时花还没影子，而今年遍山桃杏，已将开遍了，花期真早（注：此点曾次亮先生提出，最确。见其《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文学遗产》第五期）。），--但为什么特要我三月初一必到那里呢？哦，原来是敬亭（注：敬亭，敦诚之字。）的三十整寿啊！”
若在往常，说什么雪芹也兴兴致致地践约而至了。今年，雪芹竟没有到场。因此当敦敏说"阿弟开家宴，樽喜北海融"时，就只有"会者此七人，恰与竹林同"，这七人就是他的叔叔额尔赫宜，弟弟宜孙，敦奇，朋友朱渊，汪苍霖，加上敦诚，和他自己（注：《懋斋诗钞》《饮集敬亭松堂，同墨香叔、汝猷、贻谋二弟暨朱大川、汪易堂即席以杜句蓬门今始为君开分韵得蓬字》。诗中"阿弟开家宴"，正说明是敦诚寿辰。诗中又有"中和（二月初一日）连上巳（三月初三日），花柳烟溟濛"句，以见时近上巳节，亦正与"上巳前三日"相衔接。）。 雪芹之所以竟不能来，贫病忧煎，一切原因，敦敏、敦诚两人也就洞若观火了。 俗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概真有这种现象吧，不顺心的时候，竟然真是一事不了一事生。 从今年春末夏初起，北京城厢郊区，出了一桩百年未有的大事：痘疹成为惨祸。 原来，接种痘浆的办法，是嘉庆年代以来才开始的（注：丘熹《引痘略》自序，云嘉庆元年（1796）外医始得牛痘之法，十年（1805），由小吕宋舟载婴儿传其种至澳门。丘序在嘉庆二十二年。）；在此以前，出痘是人生一大关，--必须过了这一关，生命才算有几分把握，不但小孩，大人也如此。传说中"五台山出家"的顺治皇帝，实际就是出痘死的；满洲大将们往往不死于战场刀箭，却丧命在痘灾上，因此满洲人畏之尤甚。（例如蒙古王公，出过痘的才许入京"觐见"，叫作"熟身"。否则不许，叫作"生身"。）出痘，本是年年有、家家有的事，但到本年，却酿成一场空前的大惨剧。 这一年，从三、四月起，直到十月止，北京内外，儿童死于痘祸的数以万为单位计，诗人蒋士铨特为作诗纪叹，说： 三四月交十月间，九门（注：九门指北京内城共有九个城门。）出儿万七千； 郊关痘殇莫计数，十家襁褓一二全！（注："郊关"，指城门外"关厢"近郊，诗见《忠雅堂诗集》卷十一，"癸未·下"诗，《痘殇叹》。） 敦诚也记下了"燕中痘疹流疫，小儿殓此者几半城，棺盛帛裹，肩者负者，奔走道左无虚日"，"初阿卓患痘，余往视之，途次见负稚子小棺者奔走如织，即恶之！"（注：分见《哭芸儿文》《哭妹侄侄女文》。并参看下条注。）可见这次痘灾情势之剧是骇人的。 雪芹的友人家，遭此痘灾的，单是敦家一门就是五口："阿卓先，妹次之，侄女继之（注：侄女指敦敏女，而敦敏有《哭小女四首》，正癸未年九月作，若符契之合。）。司痘者何物？三试其毒手耶！"然后又死阿芸："一门内如汝姑、汝叔、汝姊、汝兄，相继而殇，吾心且痛且恶，竟无计以避，汝亦终遭此荼毒耶！"敦诚因此是"即以目睫未干之泪，续之以哭……；私谓自兹以往，可净睫痕，不意索泪者相继于后……；泪有几何？宁涔涔无已耶！"张宜泉家兄弟两支中小孩也是四口剩一。 雪芹只有一个爱子，是前妻所遗，孩子又好，又怜他失母无依，所以特别珍惜，也是雪芹穷愁中唯一的一点挂心悦意的骨肉。在痘疹猖狂流毒的今年，家家小孩不保朝夕，遍地惶惶。雪芹为此，真是忧心如焚。--不要说进城以会亲友，简直百事俱废。 可是，哪里有雪芹幸逃的"命运"在？他最怕的事终于临头了：他的爱子染上了痘疹（注：敦诚挽诗第三句原注："数月前，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此子即正在本年大痘灾中夭殇无疑。由吴恩裕先生见告，曾次亮先生先曾提出此点看法，唯来及具体论证。今得蒋士铨诗，已获确据，益无可疑。传说中提到雪芹子死于"白口糊（阴平）"。经与满族专家讨论，据云"白口糊"只系所患口疮类，稍大的幼几即不再有此病，且亦非足以致命之重症。传说中又将"白口糊"解释为白喉症。按抄本《效验诸方总记》云"喉问起白如腐症，其害甚速，乾隆四十年以前无此症。以后虽有亦少。近来患此颇多，小儿尤甚……"故亦不合。）。雪芹哪里又有力量给孩子"饵牛黄、真珠无算"（注：敦诚《哭芸儿文》中语。《儒林外史》第六回也写到治痘用犀角、牛黄、人牙。这是当时只能以大凉及镇惊的贵重药品来治痘的办法。）？只有眼看病儿日近垂危。其时约是秋天（注：雪芹子殇，敦诚诗自注谓系芹亡"前数月"，则约在秋天。），竟然不救。 我们这里不禁也像敦诚一样，要呼问"司痘者何物？！"这位"凶煞"，夺去了雪芹爱子的生命--也就夺去了雪芹的生命！ 儿子殇后，雪芹悲痛万分，据传说，每天要到小坟上去瞻顾徘徊，伤心流泪；酒也喝得更凶了。虽经友人劝慰，也不能解。--这恐怕是传说者的一种想象，总之，忧能伤人，再加上各方面的煎迫烦劳，不久雪芹自己就也病倒了。 "举家食粥"的人，平时岁月已不易捱；病卧在床，营养皆无；医疗药物，更是分外之想。朋友中间或者尚能小助，但今年敦家丧祸连绵，泪眼不干，自顾兀自不暇，哪里还顾得及数十里外远在西山脚下的曹雪芹？可能连知道也不知道。雪芹的病，其病在心，外境重以拶逼，如何望好？他的病情由秋天起，日益严重下去。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的除夕（实已入公历一七六四年，当二月一日），别人家正是香烟爆竹、语笑欢腾的时刻，雪芹在极其凄凉悲惨的情境下离开了人世（注：《香艳杂志》第12期《红楼梦发微》载有《曹雪芹先生传》一文，所叙父祖名字、籍贯、旗籍诸事与史实矛盾难合，唯云"生平淡于荣利，不乐仕进"，"性任侠，为乡里雪不平事，几絓文网，交友多道义，通有无不吝，暮年虽窘乏，犹质典琴书以应故人之急"，"晚年嗜酒，终日沉酣于醉乡中，卒以是致殒（按我在《红楼梦新证》旧版436页曾推测："据敦诚挽诗'鹿车荷锤葬刘伶'之句，则雪芹之逝，可能为除夕纵酒狂饮而猝亡。"与此偶合）。无子。著作甚富，散佚殆尽云。"颇符事实，可参考（此蒙张玄浩先生录以见示）。）！ 我们用什么话才能表达我们介绍到这里--一位最伟大的文学家的奋斗一生、在这个节日贫病而死--的崇敬悲悼的心情呢？真是感到词意俱尽。试以小诗一篇来结束这段叙述吧： 哀乐中年舐犊情，卢医宁复卜商明（注：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其子死，哭之失明"，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此比喻雪芹丧子致疾事。又敦诚挽诗有"一病无医竟负君"句，此反其意，谓有医亦不能起雪芹之病--雪芹之死，非只此一因也。）？ 文星陨处西山动，--灯火人间守岁声！
三十一 身后（一）
曹雪芹哀乐中年，情深舐犊，感伤成疾，遽尔早世，是惨酷无情的事实。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脂砚斋说雪芹"泪尽而逝"。他哭的不只是爱子一人。他的一生，是为"新愁旧恨"所充满的一生。并非是什么"司痘者"夺去了他们家人父子的生命，而是那个黑暗的时代社会不容他再活下去。
雪芹一死，身后只遗下一位后续的夫人（注：《四松堂集》本敦诚挽诗异文有"新妇飘零目岂瞑"句，故知新妇为续娶。）几束残稿，笔砚零落；备极萧条凄惨。二三朋好，赙赠相资，草草殡葬。西山某处，荒坟一角，衰草寒烟，便是这位文学巨人的归宿之地（注：雪芹坟在健锐营一带颇有传说，所指不一，恐亦无法考信。）！
敦诚当时为他的亡友，写下两首挽诗（注：见《鹪鹩庵杂诗》。此两首后经改并为一首，即《四松堂集》所存者是。）。其一说：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写出了那一片的伤心惨目的境象。
脂砚斋曾提雪芹"泪尽而逝"的话，那原文本是这样的：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注：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眉批。）
则可见雪芹临终抱恨的，最首要的还是全部书中若干地方尚未最后补齐写定。也可见雪芹把写作这部小说看作是他的毕生的事业，他是为完成这一事业而支撑苦斗地活下去的；及今力尽，只有把它托付给亲者脂砚斋一人了。
曹雪芹把他的一生付于写作《红楼梦》上；他虽过早地死去，却总算给我们留下了这部千古不朽的伟大作品，也就可以无憾于地下。但是最极不幸的是从八十回以后，雪芹原作扫数亡佚了。
原稿为某人借阅，有五六回迷失，其事曾为脂砚斋叹恨（注：脂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疑"借阅"也是婉晦之词。），这种残损，也可能是八十回传抄问世以后、下半部迟迟不出的一个原因。但这绝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注：如庚辰本即缺两回，而不碍传抄流行。）。其真正原因，实另有所在。
这原因，就是《红楼梦》解剖、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就是曹雪芹的叛逆思想深深地击痛、惹恼了封建势力，因而当时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对它加以注视。--这使得脂砚斋往外传写八十回以后小说下半部时，发生了很大的顾虑，遭遇了意外的困难。
封建势力痛恨曹雪芹和《红楼梦》，加以百般辱骂，斥为"邪说诐行之尤"（注：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引那彦成语。），污蔑曹雪芹死后还在"地狱"中受苦（注：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他们"欲得而甘心"的那种凶恶狠毒的面貌，已然十分清楚。他们甚至连雪芹丧子无后都引为足以释恨的大快事（注：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引那彦成语。）！--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正好说明了雪芹小说的反封建思想的伟大；他们的辱骂污蔑，正是一种最有力的赞扬歌颂。
《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感动了二百年来的无数的读者，给后世反封建的新生力量提供了无限的精神启发。雪芹死后才和敦诚等结识过从的宗室永忠（雍正死敌胤禵的孙子），因敦诚之幼叔墨香而得读《红楼梦》，对曹雪芹无限同情，深深推服，特为写诗三章相吊（注：见《延芬室集》。），其一云：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有可能和雪芹认识的明义，题《红楼梦》时最后咏道：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
石归山下无灵气，总使能言也枉然！
馔玉炊金未几春，王孙瘦损骨嶙峋；
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
前首"石言"，是用《左传》昭公八年的典故，暗隐"宫室崇侈，民力雕尽，怨■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的深刻意义；后篇"石季伦"，是用晋代石崇的典故，石崇豪富极奢，置金谷别墅，因党奸免官，被害，一门尽死，侍姬绿珠堕楼自尽，这故事也深具政治含义。前首尚专指小说，后篇则似兼切曹家情事而言，是很有价值的早期题咏（注：满洲人中最早题《红楼梦》的，当以明义《绿烟琐窗集》中《题红楼梦》十二首为最早（可考为乾隆三十年顷至四十六年期间之作，理由另见。此集早年蒙友人见告，当时因有远行，亦仅记线索于《红楼梦新证》447页，1954年返京后始蒙某先生见示，并为录副）。"不及当年石季伦"，乃杨升庵句。汉人中当以周春、钟大源师生为最早；周作《题红楼梦》《再题红楼梦》七律共八首，事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见其所著《阅红楼梦随笔》；钟作《红楼曲》，事在同时，见其所著《东海半人诗抄》及周著引录（《东海半人诗抄》抄本，蒙张次溪先生见示，敬志嘉惠）。周乃当时学者之一，诗殊庸劣；钟作七古颇好，当推为早期题咏中之上选。又彼时"红楼梦"三字已有为名家径引入诗之例，可看孙星衍《芳茂山人诗录·冶城遗集》中《口占赠庄公子逵吉》诗首句："青山丝竹红楼梦"云云。至女诗人之题咏，尤有可述者，然此皆须作专题研究，此处不能备及。），对曹雪芹和他的著作表示了特别深刻的欣赏和理解。
也是雪芹死后才和敦诚会面的恽敬（1757-1817，字子居，阳湖派大散文家），至手写《红楼梦论文（注：当时所说的"论文"是对文学作品赏析品评的意思，故评点者也常署"某某论文"之语，和现在一般作"学术研究文章"解的"论文"一词不同。）》一书，用黄、朱、墨、绿四色笔，精工至极。诚如李葆恂所说："子居为文，自云司马子长〔迁〕以下，无北面者；而于曹君小说，倾倒如此！非真知文章甘苦者，何能如是哉。"（注：见《旧学庵笔记》。（此则资料1955年蒙友人黄裳同志录示。））
从《红楼梦》问世以后，评、题、图、咏，真是汗牛充栋，自有小说以来（其实也可以包括非小说的文学而计），尚未见有在读者中引起这样深刻强烈的群众反响来的。
这些，是对那些肆行辱骂污蔑《红楼梦》者的最好的回答。
曹雪芹一生，受尽了穷愁坎坷。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不能及身享有应得的声望和荣誉，而后世才日益发现他的光焰万丈，历久愈新的，何止一人，不过像曹雪芹这样生前侘傺、身后萧凉的，实不多见；我们对曹雪芹这个名字开始熟悉和逐渐了解，仅仅是从"五四"以来的数十年间的事情。我们对他的了解，只是一个长途的起步，探索的尝试，正所谓管窥蠡测。对于曹雪芹，如果有人把毕生的事业放在研究他的一切上，我看是值得的。
这是因为，任何人都相信或将会相信，全世界想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的，都必须读懂曹雪芹所"编述一记"的《红楼梦》。研究曹雪芹而有所收获，有所发明，是对全世界的贡献，这确是需要中外人士共同努力的。
三十二 身后（二）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春，皇帝在永璇家才见《石头记》，未窥全豹，不尽了然，犹是事之初起。二十七年壬午九月，脂砚记下了"索书甚迫" 的话，并且借少陵遗祠之事而对雪芹受恶吏之逼、致无安身之地，深表愤慨。那事情的发展是看得清楚的。脂砚加紧"四阅"整订，雪芹匆忙由 南返北，看来是为保全书稿在奋力苦斗。
但是，乾隆皇帝"最后"是从什么人手里而看到"全书"的呢？是从和珅手里。这事情就极为耐人寻味了。
"唯我"在胡子晋《万松山房丛书》本第一集《饮水诗词集》后有一段跋语说：
……某笔记载其《红楼梦》删削源委，谓某时高庙〔乾隆〕临幸满人某家，适某外出，检籍，得《石头记》，挟其一册而去。某归，大惧 。急就原本删改进呈。…… 而郭则沄《清词玉屑》卷二也说：
……乃作是书；曰太虚幻境者，诡其辞也。初不甚隐。适车驾幸邸，微睹之。--亟窜易进呈，……
这种记载，如能博览，一定还有大同小异之辞，可知事出有因，传闻有自。一个证据就是《戚序本》八十回《石头记》的真底本据目见者 说就是黄绫装面的大册，这正是"进呈"本的样式，而且已将"脂砚斋"字样扫数删净了，一些秽语也净化了，也都是准备进呈的痕迹。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宋翔凤所传述的一段经过，他说：
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事情的奥妙就在这里了。
我们还能考知，和珅出身微贱，也是内务府当差之人，他是英廉的外甥，而英廉是二臣冯铨死后子孙没入内务府为奴的〔此满洲遗制，仅 清初残存〕。据说一次乾隆乘轿而行，和珅以近侍人员扶轿在侧，适乾隆欲问一事，而随从人等并无一个能答，这时和珅却引了一句《四书》，应对敏捷巧妙，大得乾隆的欢心，从此就步步青云直上。由此可见，和珅对文墨之事并不外行，全靠一派小慧聪明，揣摩迎合，博得了宠任 ，所以皇帝凡私下欲询坊间书物之事时，必找和珅。等到永璇事发后若干时候，乾隆仍然不忘《石头记》这桩公案，就委派和珅再去查访处置。
凭着鬼伶俐，和珅很快就弄明白了这部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圣上"所以注意它的缘故和意义。他便通过该管的旗上司，寻求雪芹的全稿。当 他判明这书只曾传出过前八十回时，便心生毒计，要用抽梁换柱的手段，使《石头记》不但不失其"全"，而且还要赢得主子的称赏--让它换步移形、夺胎换骨于不知不觉之间。办法就是：物色适当人选，编造四十回假书，凑成"全本"，而且也遵照《四库全书》的"精神"，将前八十回 也偷偷加以"润色"。（注：乾嘉人吴云为花韵庵主人《红楼梦传奇》作序，说："红楼梦……当《四库书》告成时，稍稍流布，率皆抄写，无完帙；已而高兰墅〔鹗〕偕陈〔程〕某足成之，间多点窜原文，不免续貂之诮。……"此极重要，盖《四库全书》的修辑，大量偷改原文，正是此 时风气，本来就是一种文化阴谋。） 这一大事的证据留在哪里？试看：--
清光绪三十三年开始出版的《小说林》，载有署名"蛮"的一篇《小说小话》，其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石头记》原书钞行者终于林黛玉之死，后编因触忌太多，未敢流布。曹雪芹者，织造某之子，本一失学纨袴，从都门购得前编，以重金 延文士续成之，即今通行之《石头记》是也。--无论书中前后优劣判然，即续成之意恉，亦表显于书中，世俗不察，漫指此书为曹氏作，而作《后红楼梦》者且横加蛇足，尤可笑焉。
清末的人士，对红学上的许多事情（如我们已经考知的），并不清楚，他说的不够准确的地方（如谓雪芹原本到黛玉之死为止，等等）是 可以理解的，他对雪芹、高鹗二人原作、续作的关系也还在混乱不清，但这都不是我们此刻注意的所在，最关紧要的就是他明确记录了他们清代人世代流传的一个事实：《石头记》的"后编"（即伪续四十回）是有人以重金延聘文士续成的--这续成的书，也已表白了续作意旨的这部"全 书"，就是一般在坊间流行那个百廿回本！
凡是读了本书的读者，谁也不会相信是曹雪芹"购"得了别人的"前编"而出一笔重金（他出得起呀！？）请人代作的。须知，"蛮"先生所说 的这个经过，正是和珅出钱、请程、高等人伪造"全本"的这个毒计阴谋的内幕。
天下的事，诚所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像伪造《红楼梦》全本的这种异事，毕竟在当时后世，都是无法全部隐讳，瞒过明眼人的 。
至此，乾隆指使和珅，找人作假弄鬼的真相，已然基本清楚了。
所以，等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连作带印，全功告成，而次年，程伟元、高鹗为再刊本《红楼梦》作"引言"已经表出：--
是书词意新雅，久为名公钜卿赏鉴。……
所谓"名公巨卿"，在乾隆五十年上讲话，非和珅而谁可当乎？两相对照，宋翔凤的话何其精确！
尤其对榫的，就是"唯我"还说过：
……高庙乃付武英殿刊印。书仅四百部，故世不多见，今本即武英殿删削本也。
事情更是如此的清楚明白！所谓"武英殿刊本"者，就是世人俗常说的"宫里头的"印本之意，这正是指皇家授意，和珅指使。活字摆印，本 来就像武英殿刊书处大木活字的派头，况且程本从"辛亥冬至后五日"到"壬子花朝后一日"，相隔只有三个来月的时间，普通书坊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内重新刊出一部细加修改的重刊百甘回（程乙本）大书来？不是皇家和名公钜卿如和珅在做后台，那是无从想象的事！
最后，乾隆对百廿回"全本"《红楼梦》表示了什么态度呢？"阅而然之。"他表示了赞赏！这一层重要意义，从来没有人抉出，点破。
乾隆皇帝不但对这部被痛加"厘订"过的"新全本"的存形变质的成果十分满意，而且他还做了红学史上的第一名红学家：他说《红楼梦》写 的原来是"圣祖仁皇帝"康熙朝相国纳兰明珠家的事情！
宋翔凤的话极为明晰：在此以前，是没有人这样认为的；自从乾隆这样说了之后，别人才只得跟着也这样说。
这也是乾隆与和珅的合谋。当时世人明明都知道《红楼梦》本来是一部"时事小说"，取材近在目前，不过笔端狡狯，善为隐约而已；这一 点，很难不承认，于是便出一妙着，将它的时代轻轻往上一推，推到康熙朝，找一个大家习知的"明珠家"作为"替身"，那么一切"现实意义"便都不消而自化了。
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特大的阴谋毒计。"索隐派"的红学家，不知不觉地都堕入了乾隆的彀中，而且这种流毒的延续期间极为久长，开 始破除它只不过是十分晚近的事。 曹雪芹一生穷愁著书，坎坷而终。身后还遭到了这等令人骇绝的厄运。回顾一下，围绕着真伪《红楼梦》的种种斗争，真是惊心动魄！
这种惊心动魄的斗争，显示着曹雪芹的思想和艺术的力量之伟大，以致在文学史上表现为一个如此奇特罕见、难以想象悬拟的、甚至到今 天还不能说全部解决了的极其异常的现象。 曹雪芹的思想和艺术的伟大，还要使人们不断地继续深入探讨下去，每天都能发现我们自己原来没有读懂弄清的新意义。
一九七九·十二·十四·己未冬十月廿五夜写讫
三十三 余音
我想在卷末增列几项崭新的资料和线索，请读者、研者注意参阅，因为对于了解曹雪芹来说，即一条新资料也会展示很丰富的远象和潜景。
要叙的第一项重要材料，是原来未曾识面的康承宗先生惠函提供的。他为研究什刹海而查阅北京地方的旧报刊时，发现了这项十分宝贵的文献。而且发现之后，不自秘藏，原原本本地告知于我，让我运用和披露。这种高尚的精神，令人深深感动。在此向他表示敬意。
以下是康先生提供的资料情况：--
民国二十四年印行的第187期《立言画刊》上，有一篇文章，总题是《染碧湖波雪浪，澹黄官柳烟霞--十刹海净业湖--风景幽静极适游览》，另有二处分题：《后海幽僻名刹林立》和《李广桥浓阴如画绝似江南水国》。作者署曰"槐隐"。在后一部分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雪芹官内务府笔帖式，学问渊博，曾为明相国邸中西宾，因有文无行，遂下逐客之令，后以贫困而死。传闻如是，不知确否。……
槐隐先生的笔墨不繁，著语无多，但就我所见，正面传述雪芹之为人、生平的记载中，当以此段文字为最有价值，最为难得。
今试析论其要端，说明何以我对它的评价极高，认为极可宝贵。
第一，先就明确了雪芹曹家的旗籍问题。大家可能清楚：自从二十年代初，胡适作出考证，一般人这才知道曹家是旗人，但是却错被当作了"汉军"。此后一直相沿不改。四十年代，我强调提出：曹家是内务府籍，不是汉军。由内务府籍这个基本点，才进而明白了曹家与满洲皇室的种种特殊关系。这个史实的抉示早已取得了公认。但是，至今仍然有个别人士沿袭旧说，或坚持"汉军"之称号，或立论确言内务府籍反是误说，或谓内务府人即是汉军人，两者无别……。说法不同，混乱则一。关于这个要点，《红楼梦新证》于126-138页已详加论述，不必赘一字了。现在这份文献，可说是民国以来最早的明确记叙雪芹为内务府籍的珍贵材料。当时犹然群奉胡氏之说以为定论的情况下，槐隐先生独标真实，可见他之所传，是有正式来历的。
然后，应当着重谈一谈笔帖式的事情。
身隶内务府籍的人，凡通文墨的，其当差任事的程序途径，大抵是以笔帖式为进阶之始。这是通例。因此，我早就疑心雪芹也一定做过府属笔帖，苦乏记载，无由确言--这意思屡与朋友谈到过的。多年以来，这也算是研究雪芹生平中的一个空白点。不料这次竟然找到了根据！我得康先生惠示此文，高兴极了，并曾赋诗赠谢，其句云：
什刹清波垂柳风，辛勤独自觅遗踪。
雪芹身是笔帖式，探得骊珠第一功！
这是用来说明：仅仅笔帖式这一点，史料价值就是很高的了。因此特别感谢康先生的贡献。
笔帖式又是何义呢？原来此是满语的译音。蒙古语中也有相应的一个名词，译写为"必阇赤"，元代有"比阇出"。满语是"巴克什"--后转为"榜什"，一源而分化为二支了。清人未入关时，巴克什地位是相当高的，是文职的一个赐名；入关后改译汉名为笔帖式，各部院衙门普遍设置，有翻译、缮本、贴写等名目，掌翻译满汉章奏文籍等事务，官级最高的不过七品，已经是一个最"普通"的文职小员了，但旗人由此进阶，升迁甚便，八旗贵官，实多由笔帖式出身。汉人是不能充当笔帖式的，内务府中，当然更没有汉人或汉军的笔帖式，这一点在清代制度上是十分清楚的，可以使一些不甚了然于内府籍与汉军籍之别的人们获得又一个辨识的机会。
雪芹当差，定然是由文职笔帖式开始，他的笔墨文才，渊源家学，受到上司的识拔，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才思艺业，和学问并不总是相等的一回事情。雪芹有言："我虽未学无文"，正就两者而言。雪芹自谦是"未学"，然而我们从《石头记》中看到了他的渊博的学识，知道他是撝谦得很的。可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文献中，没有正面提到他的学问这一方面的片言只字的，现在这篇新资料，又第一次提出了雪芹的学问渊博的这一要点。是崭新的内容。
接着，就叙到了他曾为"明相国"邸中西宾的事了。我们都知道，雪芹曾作"某府西宾"的说法，久所流传，在此又一次得到了印证。至于"明相国"，显然是传讹或附会，因为明珠是顺康年代的相国（即清代的大学士），距离雪芹年代很远了，雪芹不可能有在明珠相府做事的经过。那么，问题自然落到，在雪芹时代，前后海（什刹海）湖畔的相府，又是谁家呢？屈指数来，则以尹继善家为最相符合了，尹家是"两世平津"，即尹泰尹继善父子都是相国，在继善未入相时，他家早就称相府了。这一点是槐隐先生早年所不及知的，所以他仍然附会"索隐派"旧说，以为雪芹所入的相府当然就是明珠府了。但是这里的府主应当是谁的问题，是可以由年代、地点、其他历史线索来综合推断解决的。
当然，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雪芹只做过一次幕宾、或者从始到终就在尹氏相府一处当过西席先生。我在另处也曾指出过：敦诚在乾隆二十二（丁丑）年作诗寄赠雪芹，就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了，而"弹铗长歌"正是幕客的典故，敦家弟兄在他们的诗句中是有实例可以互证的。这就说明，雪芹至晚在丁丑年秋天已经到了西郊山村去生活了。我也说过：雪芹之迁居，并非自愿，去享什么"山林隐逸"之"乐"，而是被迫无奈，没有立锥之地可容安身，才一步步流落到郊外去的。现在，我们得知，乃是由于相府下了逐客之令。被相府逐出的先生，那在京城之内，会是传为新闻，尽人皆晓的，雪芹的"声名"到此更为"扫地尽矣"，结合他曾住水屋子、马厩、寺院、看街堆子等地方的传说，可见他是到了山穷水尽、城内无人敢于收留寄宿的地步，这才向城郊流浪而移徙的。
最极重要的，却是"有文无行"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独是被逐于相府的原由，也是不见容于当时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四字"考语"，正是封建传统士大夫们对于雪芹的"理解"和"评价"。行，去声如"杏"，是名词，意思是行为；无行，就是"行为不端"，"品质恶劣"。"无行文人"是旧时常见的骂人的话，大约从司马相如到李商隐、柳永、唐寅、龚自珍……都曾被这样看待过的，实际上，就是他们一方面才艺绝人，遭受俗子的嫉妒，一方面思想行为多有任情恣性、不循礼法、甚至明显违逆封建道德观的表现，因此就造出了这"有文无行"的罪名。--其实，要说"有文无行"的事实例证，第一条就是他写作《石头记》这样的小说了！
我还怀疑，雪芹在不止一件事上触怒了当时的封建卫道者流。例如，脂砚斋这位神秘的人物的身份性别（我早就提出此人是一个女性，现在承认此说的，日益众多了）以及她和雪芹的"特殊关系"，恐怕也是被当时人攻击为"有文无行"的重要条款之一。
"有文无行"和"贫困而死"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由此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了。我在正文中说雪芹之死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不能容他的结果。这种推理的认识，现在得到了简明但是确切有力的文献记载。
这一切，都是无比重要的。我为康承宗先生发现这一项宝贵材料再次向他表示感激。
第二项材料是尚养中先生提供的。尚先生是清初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人。"六部口尚家"是老北京都闻名的（六部口，西城地点名称）。他这一支也住过太平湖、花园宫等一带地方，他说年羹尧家也在太平湖左近，和敦敏家也相距不远--两家是姻亲。尚氏家谱中辈次取名排字是从未乱过的，最早四辈排字是"继""学""可""之"，尚可喜生七子，其一名之隆，他就是之隆这一支的后代，名排"久"字（养中是他的表字），如从"之"字算起，"久"字辈是第九世。"久"字上一世是"其"字辈。
尚先生在张伯驹先生八旬寿筵上告诉我，他知道有关曹雪芹的一些事情。此后，蒙他见访口述，最后还亲自撰写了书面材料。他的原文，俟征得他同意后在本书改版时再加引全文，此刻先概叙概略。
他说，在他少年时，家中有一位曹大哥，名叫曹久恭。两姓自早关系亲密，而这位久恭大哥因自己无家，就在尚家居住，如一家人，也就排了"久"字。此人性格不同常人，平常不喜言笑，落落不群，但人实温厚谦和，富有文才学识。所以全家皆以大哥呼之，都很尊重。有一次因看《红楼梦》，问起他来，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表现得神色有异，拒绝解答，只言"不谈这个！……"过了许久，又偶然回到这个话题时，执意要他讲讲，他被迫无奈，才告诉了尚先生一些秘谈。这位曹大哥说：他自己原是雪芹的后裔，雪芹当日是与一个丫鬟生了一子，但不为家族承认其合法地位，摒而不收。雪芹逝后，正妻所生之幼子既已先殇，所以只遗下这一支"谱外"的旁生弱苗。一直单传到久恭。此事已无人知，他自己也不愿提起，言罢有凄然不乐之色。
尚先生说，曹大哥并言：花园宫地方，曾是曹家故宅之一，宅内也有园池，尚先生小时常去玩耍，还有池沼湖石等遗迹。如今已成为新建楼房地址了。
我问尚先生，后来曹大哥怎么样了呢？答云，他后来因为长芦盐务上的一点关系，迁居天津，从此离开了尚家。我又问：后来是否还有音讯联系？答云，曹大哥生有一子，到津门后，不久去世，遗孀无依，携子改嫁了，改嫁后的姓氏里居，皆无从探寻。从此这个真正的雪芹骨肉后代，遂不可知了。
我听完了这些情事，不禁为之慨然怅然。今据尚先生所传，略述梗概，以供研考。如我转述有出入，有走失原话之处，当以将来披露的原文为准。
另一个线索是方行同志早年提供的，这事情是在1963年他发现陆厚信绘雪芹小照以后我们通讯时告知于我的，有一次他在南京，听到一个投考高校的青年谈到他所知道的南京有一桩打官司的纠纷，是曹雪芹的后人因争遗物而涉讼的事由。蒙方行同志把这位同学的姓名地址都写示给我，我就用信函向此传述者请询详情。我只记得，回信是寄来了，但信的内容未能答复我所需知的具体情况，所述大抵于考订雪芹家事并无关系，--也许是他说由于某种原因须待以后再述，我此刻已记忆不清了，总之，当时我感到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再进行调查访询，这个线索就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