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正邪两赋
曹雪芹不一定就有"天理教徒思想"，他也未必会是能够挺身执刃、实行"犯阙"的那种英雄人物；可是他却具有另一种类型的"叛逆"思想和性格，同样值得我们注意。没有了这种思想和性格，他之写作《红楼梦》小说便成为不可能的、难以想象的事情了。
他这种思想和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要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结果应该是一部称为《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厚厚的专著（因为《红楼梦》是这个作家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部著作），这册小书实在是无法包括这个巨大工作。但是我们这里如就一两点来谈谈，却是可以而且也应该的。
读者都记得，《红楼梦》开卷不久，就写下了以下一段重要的话：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沛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动摇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相不肯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摠（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廷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旛绰 、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异地则同之人也。"子兴道："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 读了这一大段议论，我们很容易地会联想到明代中叶进步思想家吕坤（字叔简，河南宁陵人，1536-1618）的一些哲学思想："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形者，气所附以为凝结；气者，形所托以为运动。无气则形不存，无形则气不住。""气者，形之精华；形者，气之渣滓。故形中有气，无气则形不生；气中无形，有形则气不载。故有无形之气，无无气之形。"特别是："无极之先，理气浑沦而不分；气化之后，善恶同源而异流。……气运之天，后天也，有三。一曰中正之气：一阴一阳，纯粹以精，极精极厚，中和之所氤氲，秀灵之所钟毓；人得之而为圣、为贤，草木得之而为椿桂芝兰，鸟兽得之而为麟凤龟龙、驺虞鸑鷟。二曰偏重之气：孤阴孤阳，极浊极薄，各恣其有余，各擅其所能，为邪为毒；人得之而为愚、为恶，草木得之而为荆棘樗栎、钩吻断肠，鸟兽得之而为袅鸩豺虎、虺蝮蜒■。三曰驳杂之气：多阴多阳，少阴少阳，不阴不阳，或阴阳杂揉而不分，为昏、为乱，为细、为浮；人得之而为蚩、为庸，草木得之而为虚散纤茸，鸟兽得之而为羊豕燕雀、蠛蠓蜉蝣之属。""纯粹不杂之谓理，美恶不同之谓气。……降恒而命之，听其所着：着于清淑之气，则为上智；着于顽浊之气，则为下愚；着于驳杂之气，则有美有恶；着于纷纭之气，则为庸众。均帝衷也，而禀受殊，所值之气则然，非恒性之啬也。"（注：以上所引分见吕坤《呻吟语》与《去伪斋文集》中《说天》《论性》。）
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所表达的那种看法，和上引这些话来比并而观，就有着令人注目的相似点甚至共同点。 不过，我们并不能仅就字面上的某些近似之处来牵合比附，说，吕坤既是明代反道学的进步哲学家，所以曹雪芹的这种类似吕坤的思想就因之一定是进步的。还是不要忘记分析比较。而且举吕坤，也并不是要证明曹雪芹的思想就是直接接受吕坤的思想，不过是借以更方便地说明问题罢了。曹雪芹的哲学思想究竟受谁家谁派的影响？这是个还有待专家考究论证的重要题目。
吕坤是反道学的，他在许多根本看法上都是和封建"道统"中坚人物朱熹针锋相对的，但是他的主要局限性和反道学思想中最薄弱的环节却是他的人性论部分，他在这一部分，基本观点没有超越朱熹的范围，只不过是有些次要的"改造"，既不彻底，也有时自陷于矛盾。如上面所举的他那几段话，就是明白的例证。
吕坤的"气"，相当于后来哲学家所谓的物质存在，这是一种唯物的认识论，主张"造化听命于自然"，自然就是"主宰者"，反对朱熹的"气"之上还有一个统治的"理"的那一套唯心和神秘主义的论调，反对世俗祈禳迷信。但是，到他的人性论中，他的唯物主义的"气"的一元论就因为依然承袭朱熹的人有"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妄说而认为"气"以外又有一种具道德性质的"天"的存在。这就又陷入唯心主义二元论中去了。
因此，他那种"中和""偏重""驳杂"的"三气运"论，实际也还是来自朱熹的"气禀"说。朱嘉早就说过："正如天地之气，运转无已，只管生出层层人物，其中有粗有细，故人物偏有正，有精有粗。""如贵贱、死生、寿天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票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天有那气，生出一个人来，便有许多物随他来（注：以上分见《朱子语类》卷九八、卷四。）。"朱熹就是这样明白不讳地提出了这种人物先天品类不齐和一切命定的哲学。
所以很明白，单就这"先天品类"一点而论，不管是吕坤还是曹雪芹，都是朱熹的"学生"，都承认品类存在论和命定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和朱熹的同而不同，或似同实异。 吕坤和朱熹的不同，在于他坚决否定命运，所以他那"三气"说中就没有那种"算命先生"式的"富贵贫贱、贤愚寿天，都是八字排定"的最荒谬的部分，而只就"气质之性"上来讲品类之不齐。这总是前进了一步。 到曹雪芹，则和朱、吕二家之间就又都有了更重要的分别了。 第一，吕坤讲的是"阴阳三气"，雪芹讲的是"正邪两赋"，姑且撇开吕坤的"中和""偏重"之气是否就直接相当于雪芹的"正""邪"或"仁""恶"之气这问题而不论，单就吕坤的"驳杂之气"和雪芹的"两赋而来"的观点而看，他们的分别就是很大的：吕坤以为禀赋这种气的人"为蚩为庸"，是最"无足取"的那些人们，而雪芹心目中的"两赋"之人，从许、陶、阮、嵇直到卓文君、崔莺莺等辈，却大都是历史当中在性格、气节、才情、文学、艺术上闪发着最强烈的光辉的一二流人物（注：按，这样说当然只是就曹雪芹在当时的认识而大概论其总的精神、倾向。如果我们今天要把这么多历史人物逐一地分析评价，那自然对其中个别例子可以另作褒贬。但是那未免过于拘迂枝蔓了。），和"蚩""庸"恰恰相反。
第二，曹雪芹在这种观点之下显示给我们的，他的名词都是貌似"传统"而实际另有估价的"假语村言"之类的话语，在他的笔下，所谓"残忍"而"乖僻"的"恶者"所秉的那种"邪气"，却是不为当今"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这分明是影射乾隆朝初期的封建中国）和"光天化日"所不容的、被逼得隐藏在"深沟大壑"之内的"妒正"的气。这听起来是很"糟糕"的。可是正就是这种气，当被激发时，才生出那些"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的"两赋"人来，如许陶嵇阮卓崔一流。朱熹、吕坤，说邪说谬，是当真的，是封建社会里对那种字眼的"正面"定义，是贬斥的。曹雪芹说邪说谬，是"真真假假"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特殊定义，是敬仰赞美和欣赏的！
第三，曹雪芹的这种哲学虽然也是"先天品类存在"和命定论的，但他这样来解释人性论问题的用意却和朱熹大异其趣。朱熹说："尝谓命、譬如朝廷诰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作官，性、譬如职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职事，县令便有县令职事。……气票、譬如俸给，贵、如官高者，贱、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贫、如俸薄者，寿、如三两年一任又再任者，天、如不得终任者。朝廷差人作官，便有许多物一齐趁"（注：见《朱子语类》卷四。）。你看，他的"气禀"说活画出一幅"封建秩序结构图"来了！因为他的哲学本就是竭力为这个秩序服务的。而曹雪芹则大为不然。他认为，同一气禀之人，生于公侯富贵、诗书清贫、薄祚寒门三"阶级"中，只表面表现有差而已，本质全然无别。"异地（此"地"即约略相当于阶级）则同（注：按"异地则同"当依别本作"易地则同"。然当时旗人往往爱犯写"白字"的毛病，例子很多。曹雪芹也不能尽免，《红楼梦》中的实例也不止一处。）之人"和"成则王侯败则贼"两句话，放言无忌地道出了阶级并不是"先天品类"产物和"命定"安排的。陈后主、宋徽宗，温飞卿、柳耆卿，李龟年、黄旛绰，平等排列，不过是"异地则同"，不过是"成""败"问题（社会、人事条件）罢了！（注：《板桥诗钞》中《南朝》诗序说："昔人谓陈后主、隋场帝作翰林，自是当行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其见解略可合参。）
请看，这和朱熹之流是多么大的不同！这是多么大胆的"邪谬"之论！--必须想到，清朝是最祟奉朱熹哲学的，时刻以产生"理学名臣"而自豪的，士大夫大都向朱文公叩首礼拜。而曹雪芹的"异端"思想竟是在这群人的当中而出现了！
曹雪芹的思想，落在理学家们眼中，是"异端"，不待言了；其实不必找什么理学家，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读书人，也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他的这种看法的。一个例子就是汉学家周春，他是南方最早的红学家，第一位写出红学专著《阅红楼梦随笔》的人（注：周春的红学观点是主张曹雪芹此书是以南京靖逆襄壮侯张勇家的事迹为素材的，但他也能看出一些别的问题，例如他说："此书曹雪芹所作，而开卷似依托宝玉，盖为点出自己姓名地步也；曹雪芹三字既点之后，便非复宝玉口吻矣。"此点实在很能说明当时读者的直感，而"石头"云者，原为假托，所以根本不在话下。）（他作此书还是乾隆朝），在周春眼里，曹雪芹的这种提法就无法理解，他说：
全书大旨，及贾氏一门，俱从冷子兴口中叙明。而议论宝玉，所拟古人，拉杂不伦，作者因出雨村口中，所以如此耳。 拉杂不伦--这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不能接受、无法理解的证明（注：周春的这个解释，全不合理，雨村在"议论"上，是有特殊见识的，所以由他来讲解"两赋"之理，怎能又说出他口中便"拉杂不伦"呢？这还是受了"好人""坏人"的机械看法的影响。）。
曹雪芹还不可能具有我们所理解的"阶级"这一概念，可是他思想中，毫无疑问，已经时时在接触到这个朦胧而具体的问题了。曹雪芹的"两赋"说，是他最突出的叛逆思想，他对那些不为封建社会所容的"邪僻"性格的人物作了他自己的哲学解释，景仰那些敢于向封建社会对立、反抗的前辈典型，--不待说，他自己当然就是以"两赋人物"自居的。曹雪芹的平等观念，"成败"议论，是他对封建秩序的勇敢的怀疑和攻击。
其次，虽然他所举的实例是自古及今（雪芹时代的"今"）的人物，好像他除了主张"异地则同"之外，同时还含有"异时则同"之义，但是仔细推求他的本意，则实际上是把这一批"正邪两赋而来"的"一路之人"作为那个时期的具有新兴的历史时代思想因素的一流人物而提出的。他以这一惊人的"邪说"提高到哲学认识的高度而"总领"全书，可见他寓有深刻的意义，这比一向为人常常提到的"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女人是水作的骨肉"那一"理论"实在重大重要得多，所以应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这样的人，虽然生活于"太平无为（？）之世"，却坚决不向"运隆祚永之朝"投靠，甘心离开"光天化日"，埋藏于"深沟大壑"，凭其"摇动感发之意"，来"搏击掀发"，--发奋写成一部《红楼梦》。我们似乎可以说，曹雪芹的整个生活道路，证实了这一点，说明了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理想而度过了他的艰辛但是光辉的一生。
从这个"理论纲领"来看，我们也可以理解，曹雪芹心目中最为关注的，是"人"（或者说人物）的问题，而人的出现，他所能发生的作用和价值，以及他的命运，则尤其是他关切中的关切点。在曹雪芹看来，天下之人可用"两赋"法归纳为"三大类"，其中"修治天下"的"大仁者"和"挠乱天下"的"大恶者"，他都不想正面去写（这并不等于说他对此二者毫无兴趣，漠然于衷，实际上他对此二者思考的恐怕更多更深刻）--因为一写他们这些人，那势必将"红楼梦"改变成为一部"理治之书"，而这种书，曹雪芹一开头就清楚交代过了，他是不肯写的，那种"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的道貌岸然的正言庄论他不想涉笔（他表面理由是"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注：这就说明，曹雪芹写小说也是估计了特定读者对象的本以"市井"俗人、城市百姓为主，而没有想给"高等人士"看。）），他的用意就是要以"适趣闲文"的形式来写自己熟悉的那些"两赋而来"的"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的"异样女子"，而她们比不上"班姑蔡女"之流，如果"异地则同"的话，倒和红拂、薛涛、朝云、崔莺莺、卓文君相似，但是她们的命运的"册子"都在"薄命司"中存贮。曹雪芹为她们伤怀感叹，立志要传写她们，"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们必当考虑到，在我们整个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写及名媛才女，淑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故事的，何啻千百，但有几个作者是抱着这样的严肃态度、崇高情操，而又站在一种"社会意识"的总高度来对待"女子"问题的？我们读《红楼梦》这部"淫书""邪说"的，首先要体认的正是它的作者的这种异乎寻常、超越往古的思想面貌、精神境界。
说曹雪芹注重写"人"，当然是社会的人，世上没有并无社会生活的人，所以，说文学是写生活，那自然是说人的社会生活，不言而喻。在曹雪芹时代，还没有"社会"这个名词（连带它的概念），但是我们又可以分明看出曹雪芹却正是从社会的角度和关系中去认识了"人"的，因此，他所考虑的"人"，并不是孤立的形象和现象问题，他所实际考虑并且认真深刻考虑过的问题就必然是很多的，否则《红楼梦》就不会是那个样子的了。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表达，那么他分明考虑过宇宙、世界、人生、国家、社会、政治、道德、宗教、伦理、制度、风俗，……。他确实考虑得极多，而且似乎想要得到一个哲学的理解和解决。他把小说的开头引到娲皇炼石补大的神话上，"说来虽近荒唐，细谙则深有趣味"，说明了他落笔之先，已然有了一种思想认识，而其中之味，是须要读者细谙才能理解的。
换言之，曹雪芹不仅仅是要传写"闺友闺情"，记述"悲欢离合，炎凉世态"，即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物，而且是要通过这个形式来表达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红楼梦》还曾写过湘云和翠缕主仆二人畅论阴阳的大道理，可以说明曹雪芹不但善于观察事物现象，而且精于思考哲理。他的"正邪两赋而来"的玄思奇论，就是他对事物（包括人）的构成的客观复杂性的哲学认识和解说。世界是由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如果拿曹雪芹的"两赋"论来比照参详，那么不能不说他在十八世纪前期就已然隐约地看到了这条哲学真理，而且用他自己的独创形式对它作了表述。
大家认为，像龚自珍这种写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多为稻粱谋"，"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的文学家，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若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从龚自珍等往上追溯，在启蒙思想家中，曹雪芹实在应该列为是卓立在最前列的特别伟大的一位。
十二 流浪播迁
曹雪芹家在南方的家产情况，据曹頫向康熙皇帝报告，是“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而据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的查抄报告，则是“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外有所欠曹頫银连本利三万二千余两。这些房地人口，都”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给了隋赫德了。至于北京方面的财产，据曹頫报告，是”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而隋赫德则说：“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故此他家在京的房子和奴仆，并未完全抄没，还颇有一些残余旧业，幸而得存。但详细情形，那就无法得知了。
曹家在北京的最早的一处房屋，据曹寅的诗句的自注，是在内城（那时八旗人都住内城，外城只是汉民的住处）东南角的贡院邻近。这所住宅，舍南有修柯浓荫，门外有老槐参天；因为地点是靠近城角以内，所以抬头望得见参差的城郭，宅门并且是“面寒城”而开的；宅内有小园，名曰芷园，园里有花木清阴、长渠细溜、白石苍苔，又有西堂、鹊玉轩、春帆斋、悬香阁，有桂树，有棠杜，有马缨，有垂柳……。这所宅园，当是曹世选随多尔衮入关进京以后的第一个住所，这一带本来多有明代园子，旗人们来了，就都分配占居了。
稍后的曹家住所，似乎在西城又增添了一处。这也是有些线索可寻的。原来康熙幼年因“避痘”的缘故，不是在宫内长大的，而是随保母人等住在紫禁城西华门外以北、西筒子河西岸、后为福佑寺的那个府邸里。康熙所赖以抚育成长的保母就是曹玺之妻、曹寅之母——后来康熙南巡时曾称为“吾家老人”、生前已封为“一品夫人”的那位孙氏夫人。而同时从西华门往西，直到西安门以内，这皇城西部一带地方又正是当时内务府的各部门的所在地，内务府人员当差和居住处所就密集在这里。从以上两方面讲，曹家人若仍从城内极东南角远远地跑到这“西苑”地带来，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家势必在这里有住处才行。再从曹寅的另一首诗的自注来看：“小园（按即自称自己家的小园）近上果园，去岁乞十五株（按指从皇帝的果园乞得十五株李树）植西窗下……。”那“上果园”，我想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指景山（当时多种果木，有“百果园”之称），一是指中海的蕉园，中多有果树。这两个可能的地方实际相去并不甚远，属于一个地带，即由景山到往西一些。曹寅诗、词集中又很有些描写这一带景物如光明殿、云机庙（今名巧机营）、蚕池……等等的篇什。再加上《楝亭诗抄》中明白写出他的家园是在“西苑”“掖垣”“左藏”（内库，指内务府广储司，在西华门内）以旁不远的地方，下值回家要出西华门。合起来看，他们家曾在这一地带有过住宅，十分明显。
然而，到曹雪芹时代，经过抄家籍没、种种变故之后，是否在上述地方还有住处，那就很难说了。——相反，倒是有许多传说，说明他住在另外的地点。
例如，有的传说曹雪芹曾住过什刹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北口的“水屋子”地方，并说这就是他的“悼红轩”所在。有的传说他曾住过外城广渠门内往北、东便门内往南的卧佛寺，艺术家齐白石还曾到此寻访遗迹，绘了一副画，并题以诗句，说：“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有的传说他曾住过西城旧刑部街，有的说他在郊西开过小酒店……。
上面第一个传说，和当地居民父老世代口传“东府、西府”就是曹雪芹所写的“荣宁二府”的蓝图这一说法倒可以合看，所谓东府、西府，是土著“老北京”称呼西苑北海以北、什刹前海以西、后海以南的清代和珅府（在人前为何人府第不详，在后为庆王、恭王府）与东邻蒙古罗王府的名字，大翔凤胡同，就在它后身不远，出了胡同就是后海，“水屋子”的古井正在此处。第二个传说，据张次溪先生见告，很有些老先生都如此讲，这或者是由于广渠门在清代是正白旗汉军人所该辖守的地方，寺内旧有跨院，颇具亭石花木，是个幽胜的地方，曹雪芹如因有同旗（虽然他并不是汉军）亲友在这一带住，又爱寺院的雅静，故而辗转牵引、觅居此处也有可能。第三个传说，大约和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担任职务有关，右翼宗学本在西域石虎胡同，而旧刑部街距离很近（二者分处于西单北大街以东、以西两面），他为了方便，在此寓居，或由宗学分配或代觅宿处，也都有可能。
这些传说,当然一时无法确定其可靠性究竟怎样,但无论如何,它们却反映出一个现象:曹雪芹在被迫离开自已的家园以后,有一个时期先是流落于城内外各处,为了生活,不安厥居,屡经播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老人传说:曹雪芹在极穷困时曾住过某王府的马厩。这现象，是大略符合曹雪芹当时的生活条件情况的。
这段时期的播迁流浪，从曹雪芹的生活变化来看，是窘困艰苦的，可是对他的思想发展来说，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阅历。他们这种“奴才家世”的几世几代，这历尽了种种的辛酸屈辱，饱谙了满洲统治集团的种种丑态内幕，眼见了无数的可笑可骂、可歌可泣的事故，本来已是牢骚满腹、感慨无穷的，但是只有到曹雪芹这一代这一时期，才有机会真正和统治集团圈外的世界接触，这样就使他视野阔大，头脑清新，把狭隘的牢骚感慨逐渐转变成为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和愤怒。他的叛逆性格和思想在这一生活阶段所获得的发展和成长，对他的《红楼梦》的创作是无比重要的。
十三 被钥空房
曹雪芹虽然后来落拓人间，为世俗所不容，和封建社会发生了矛盾冲突，但是他生平碰到的各种压力和打击，很自然地还是从家庭方面而开始的，他的叛逆的性格和思想、行为，必然先就和封建大家庭的"堤防"相遭遇。只要他不愿向这一道堤防低头降伏，那就一定得和它作斗争，和维护封建秩序的家长正面交锋陷阵。 看来，青年的曹雪芹是这样做了的，--否则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后来的曹雪芹那样的人物和作家。而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的推论，也还不无记载线索可寻，足供参证。 本来，像曹雪芹这样的人，一则既不是为当时封建士大夫所喜欢的，二则他本人又不是什么名流显宦，自然也不会受到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三则他家是曾因政治事件抄过家的，当时也很少愿意甘冒忌讳而提及他们这种人物和事情的，所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其有关传闻，即在当世也不会是很丰富的（这也就是涉及他的文献资料极端缺乏的原因）。虽然如此，那时候还是有些人知道"曹雪芹"这个名字和这个人物的一些影子--尽管那影子是十分地朦胧模糊。乾、嘉时期的文人，还是颇出我们意外地有几位居然记载下了点滴的有关曹雪芹的情况。 像名诗人袁枚（1716-1797），就不止一次提到曹雪芹，并且知道他是曹楝亭（寅）的后人，--不过他误认为雪芹是楝亭之子，差了辈数，又说"相隔已百年矣！"，而其实他正是雪芹的同时人，他说那话时是"丁未"（乾隆五十二年，1787）或略后，距雪芹去世才二十几年而已：这就是我所谓"朦胧模糊"的例子。然而稍后的梁恭辰、毛庆臻等人，也都知道曹雪芹是"老贡生""汉军举人"，无有后嗣，身后萧条，等等情况。这大致还是和事实符合的。由此可见那时还是有一些有关他的"口碑"在辗转传述。 长洲宋翔凤（1776-1860），字于庭，是乾嘉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常州派经学家，由他这里也传出一件颇为重要的"口碑"来。他说： 曹雪芹《红楼梦》，高庙（乾隆）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云。（注：《能静居笔记》，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按此笔记，徐珂所著《雪窗闲笔》还曾见及，引作赵惠夫《能静居随笔》。赵烈文，字惠甫（旧时表字，甫、父、夫三字常互用），其母方荫华，有《双清阁诗》。） 这个传说乍一听来好像是有些离奇附会似的。可是它实在是一段极有价值的文献，问题是我们怎样去看待它、阐释它。 宋翔凤是怎样一位人物呢？龚自珍非常爱重他，说他"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说他"朴学奇材张（zhàng）一军"；他虽是经学文儒，但又吟咏风流，时有奇气；"少跳荡，不乐举子业，嗜读古书；不得，则窃衣物以易。祖父夏楚（笞打）之，不能禁也。"其性格正和曹雪芹有相近之处。这种人的话，是颇堪注意的（注：宋翔凤这一传说的来历，当和庄存与或张惠言、恽敬二人有关。庄存与和孙灏（字虚川，前曾作右翼宗学稽查官，是敦诚的师辈。曹雪芹和敦诚为至友，曾同在宗学，所以也该认识他）曾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子，可能间接知道或认识曹雪芹，张，恽二人在雪芹死后和敦诚有交游痕迹，见《四松堂集》。庄存与之侄为庄述祖，宋翔凤即是述祖的外甥。张惠言、恽敬也和庄、宋交情密切，非师即友。而且，张惠言做过景山官学的教习，恽敬则做过咸安宫官学的教习，这两个官学都是专门教育内府包衣旗家子弟的学校，其间当然有知道曹家事情的，甚至有曹家的亲友。所以宋翔凤的话必由庄、张、恽等处而来，应当可靠。 又上举诸人，皆常州派经师文家中的重要人物，常州派是清代思想界中的重要潮流，而他们都如此重视《红楼梦》与其作者（参看第二十七节恽敬以四色笔细批《红楼梦》事），亦可注意研究。此点尚未有抉出者，附记于此。）。至于他把雪芹说成是楝亭之子，和袁枚的误说完全一样，可不必深论；《红楼梦》大概后来真个到过乾隆的眼里，这事还可能和这小说的迷失八十回以后的重要部分很有关系，不过这一点我们也须留待下文再讲。此刻值得注意讨论的，却是这个传说的后半。 所谓"素放浪"，正就是指曹雪芹的那种叛逆性格和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行为。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张宜泉，在其所著《春柳堂诗稿》中说雪芹是"其人素性放达"，完全证实了宋翔凤的传述十分正确，因为张说"放达"、宋说"放浪"，正是同义语，只不过口气在婉蓄和径直、赞赏和评论之间，微有差异罢了。所谓"至衣食不给"，其为可信更不待言，因为关于这一点的参证就更多了，我们此处无须一一列举。 由此足见宋翔凤的话颇有其真实可靠性，大可注意。但是重要点尚不在此。 宋翔凤的话，对我们说明了两点更值得注意的要义。第一，曹雪芹的"衣食不给"，生活贫窘，并不全然是家庭遇到巨变的后果，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如果"规规矩矩"，投靠统治集团，老实地为他们服务，衣食之给是丝毫不成问题的小事情。其所以竟至于"不给"，乃是他一意"放浪"的结局。第二，因为他一意"放浪"，竟至衣食不给，这终究还是小焉者；而如果任其继续"放浪"下去，那就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在等待着他（可能累及家庭宗族），--因此，代表封建力量的大家庭家长遂站出来干涉了。 "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里还有两点可以略加解释：第一，钥空室中的这种办法，我们今天听起来有些惊讶了，但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皇帝"管教"那些"不安分"、喜欢"生事"的本家宗室，就爱使用这种恶毒的惩罚，严重的"高墙圈禁"（特种监狱），轻一些的在家单室圈禁，再其次的还有所谓"不许出门"：都是严格限制行动自由、同时是隔离式的精神折磨，手段极为残酷。满洲式的家庭对"不肖"子弟也使用这一作法，是毫不足异的事情。第二，这一作法当然也不是随时随地、"家常便饭"式地轻易使用的，凡到了必须使出这一"绝着"的境地，那就说明别的办法都已想尽了，也就说明那种矛盾冲突已然达到了十分尖锐激烈的地步了。
至于"三年"，时间上是否这样整齐，那当然可以容有怀疑的余地；如果这只是表示曾经这样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意思，那也就罢了。重要的是，传说者还把《红楼梦》的创作和这段时期的被圈禁联系在一起。 《红楼梦》这部大书，是否就是在"三年"的期间之内写作完成的，那自然更难说一定。不过我们知道，这部书曾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且在早确还有过像《风月宝鉴》这类的"雏型"初稿，则可见曹雪芹开始兴起创作这部小说的念头，是很早的事情。他在青年时代"放浪"被钥的期间内而决定着手于这一事业，藉以消遣时光，抒发抑郁，完全合乎情理实际。 其实，这就是他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形式。
所以宋翔凤的传述，虽然过去一直未有人加以重视和研究，我们却不应该再掉轻心，轻加鄙弃。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使我们对曹雪芹的成长阶段的生活面貌、内心世界、创作动机、反抗精神，都增加了理解。这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 如果上面的解释和推断去事实不致太远，那么我们也就同时可以了解，为什么曹雪芹设计写一部百万言的小说巨著，却要立意从一个封建大家庭（包括几门命运相联的亲戚）的兴衰史下手，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出现像贾宝玉那样一种具有叛逆性格、和封建主义发生冲突、向它进行反抗的主角人物的艺术形象了。
（注：这自然是就曹雪芹这个十八世纪古代作家而言的，也就是就其心理活动、创作动机而言的。若就作品而言，就作品的客观展示而言，当然这两者就既有联系而又颇有区别。从后者来说，当然不只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一个叛逆子弟的问题，其艺术反映所包者自然要广阔得多了。）。
十四 身杂优伶
由于乾嘉时代人的传闻记载，我们得以知道曹雪芹和他的封建家庭的矛盾冲突的经过。这事情的梗概和实质意义，是比较鲜明的，但是其中的细节，却已不可得而详，连想象也很困难了。 说曹雪芹是和封建家庭发生了矛盾冲突并作过反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那种矛盾、冲突、反抗的具体事例和表现，却又不一定全部都是足以为今天的我们所赞美的东西。原因是，一则曹雪芹既不是圣贤化身，也不是英雄人物，他只是一个满洲八旗世家出身的子弟，他的思想感情本身就是十分复杂而具有矛盾面的；二则他生活于距今两个世纪以前的封建社会里，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风气、以至旗人阶层的特殊传统习俗，等等，都同样对他发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他不可能是"游离"于时代社会之"外"的。正因此故，借助于那时候的一般情况和一些事例，来"从旁"说明曹雪芹的问题，就不但是不得已的办法，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八旗人，特别是满洲上层成员，在一切方面，都享有特权，在生活上，也受尽了"照顾"。官高禄厚和按月领薪的有职务差事的不待更论，其余闲散人员，也同样是在京城内外赏给住房，近京五百里圈内拨给地产，这还不算，又发给"口粮"，七岁以上，即给全额（六岁以下减半），喜丧年节，还另有"恩赏"（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到贾府过年，族长贾珍派贾蓉去领年赏，领来一个"黄布口袋，上有印就是'皇恩永锡'四个大字"，"恩赐永远春祭共二分"，就是描叙旗家过年的恩赏的事例。）。于是这无数的剥削、寄生者（而且他们是日益滋生繁衍的，据粗略统计，从入关初到乾隆初叶，八旗人口大约增至六七倍之多）就得以一味游手好闲，专门考究鲜衣美食，追求各种玩好享乐之道，奢靡奇巧，蔚为风气。因此，他们的"收入"永远不能供他们的耗费，不久就陷入了"贫困"之境，八旗"生计"问题（这也要分别看，其中有被剥削阶级的旗人的生计破产问题，也有剥削阶级的奢纵败落的问题。这里主要是指后者），遂成为康、雍、乾时代（当然我们只谈到乾隆朝为止）的一件极伤脑筋的事情；朝廷累次想办法"救济"，诸如编制"养育兵"，豁免亏空，代赎售地，给还入官产业，赈米，赏借等等，不一而足。单是康熙朝两次整批的赏赐，就有一千二百万两之巨！其后较为零散但也是动辄数百万两的赏、贷、免，不可以数计。但是，这种浇汤沃沸、火上添油的办法不但"救"不了这些人，反而大大助长了他们的寄生倚赖性和挥霍风习。 由于这样，便产生了大量的八旗纨袴子弟，这些"哥儿"，凭着他们的"天恩祖德"、特殊条件，一无所事，每日只是游荡戏耍：饮宴，赌钱，听戏，唱曲（注：那时叫做"唱档子"。乾隆诗人蒋士铨《忠雅堂诗集》有《唱档子》诗，又有"花档小唱"之名。参看邹熊《声玉山斋诗》卷四《档子行》所写："华筵开，档子来：朱绳辫发金缕鞋，长袍窄袖吴绫裁。琵琶轻拨腕如玉，宛转当筵歌一曲；曲中眉语目传情，烛光照面佯羞缩。朱门子弟易魂销，袖底金钱席上抛……"实际则朱门子弟自己也学着唱，如《红楼梦》中写宝玉自弹琵琶唱"红豆"曲，即其反映。），嫖妓女，狎"相公"，游春，上庙（当时北京地方几乎一年到头有大小庙会），斗鸡，走马……。他们招朋引友，到了一起，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正是如《红楼梦》中所写的，讲说些什么"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谁家有奇货，……谁家有异物"，--当然，这还算是"高雅"的话题，自有比这些更不像话的内容，然而也就足以说明那一班八旗哥儿的"生活"面貌都是什么样子了（注：盛昱《八旗文经》序云："和珅擅政，凡其识拔旗人，以巧趋避为工，钻刺为才，以善进退周旋俯仰为知礼，而风气变：营第宅、美衣服、饰厨传、蓄姬侍、宠奴仆，酒肉弃于衢，罗绮照于市，楼台相接，钟鼓相闻，恣睢跳踉于辇毂之下。"然此不过是和珅时代的变本加厉，并非以前即无此种腐败生活风习。具体的例子，可看舒坤批《随园诗话》："吾亲友中如鄂二爷祥，乃祖父及其本身，皆司户部银库，家资百万，惟知养鹰养马，饮食嬉游，从不顾恤亲友；未及十年，产业一空，与余堂兄志书行为相似。志书年未五十以贫死，有子六人，无所得食，惟作贼而已。"此种例证，举不胜举。）。 在这些人中，品类也有不齐。粗野、庸俗、下流、恶劣的（注：可看舒坤所举一例："福康安死，封郡王，其子德麟袭封贝勒，吃食鸦片，日在南城娼家住宿，白昼贪睡，屡误差使，……逐出内庭，终于淫荡而死；其子庆敏，袭封贝子，依然游荡，吃食鸦片，……此皆福康安至淫极恶，作孽太重，流毒子孙，可以戒矣。"），不用说，自是多数；也有较好些的；可是更为"高级"的也不乏其人。他们在表面表现上、游荡戏耍的途径上是相差不多的，在作风和实质上却有区别。前者竭力追求声色玩好，醉生梦死，即以享乐本身为目的，是单一的、肤浅的；后者比较"雅致"，专门寻弄一些"精致的淘气"，而且往往从游荡戏耍起而不从游荡戏耍止，那些"淘气"最后转变为他们藉以寄托心志和抒发愤懑的手段。其所以致成这种"分类"的原因和条件自然是非常复杂的。 在这后一类中，往往又孕育、培养出一班杰出过人的艺术家、文学家来，其专长特诣、奇辉异采，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成为绝技独门，大师巨匠。--曹雪芹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推其原因，不外如下。他们在"方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社会风气之下，自幼耳濡目染，久受熏陶，对于那些"行（háng）道"就格外接近；寄生阶级、剥削生活又使他们不劳而获、不作而食，得以专心致志地一意追求其所好之事，而他们的优越条件又能够促成他们的偏工独造、以达于穷工极巧的境地，（例如虽是一味食品、一件用具、一个蛐蛐罐，他们不作便罢，只要讲求起来，势必不到穷极精妙、出类拔萃不止，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而这些，也有时是那个社会里使封建阶级的文艺天才获得充分成长的一种土壤。所以直到清末，起初"玩票"、末后为生活之计而"下海"的戏剧、曲艺和其他技艺界的有特殊成就的人材，旗人占去一个很大的比例数，绝不是偶然的。 曹雪芹的放浪生活以及他的多材多艺，就是上面所述的那种八旗社会风气的直接产物。 但是旗人封建家庭是最讲究"礼法"和"家教"的，尽管无数放浪子弟正是由那种家庭"培养"出来的，他们教管子弟却是极其严厉，正所谓"那边老爷也是天天打""说声急了，什么管儿子，竟是审贼！"，而当放浪子弟的"不肖"行径一旦和一定的思想内容联在一起，这便发生出封建势力和反抗力量之间的斗争的意义。曹雪芹无疑是这种事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封建统治者自然也不会不注意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对放浪子弟的认识可以从下面一个事例获得消息。在曹雪芹时代，八旗人丁屡有逃亡现象，包括幼丁在内。这逃亡一途，实际也就是旗丁旗奴向他们的主子进行消极反抗的一种形式。乾隆二十八年，正是曹雪芹逝世的那一年里，定出旗人逃亡治罪的条例；三十一年，又定出八旗迷失幼丁的处理条例。后者规定：十五岁以下的，查缉认领，不更治罪；十五岁以上的，照逃人办理；其在十五岁以前失迷而十五岁以后始行投还的，要查明"其失迷之时如系素好游荡、不肖成性者，亦照逃人例办理；如系愚蒙幼稚、本无恶习者，奏明请旨"。这一条文，很具体地反映出当时一部分八旗青年子弟的"游荡""不肖"的深层的意义以及统治者对他们的看法和注意。 那么，曹雪芹的放浪行为，毕竟都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在几乎无所知的怅惘心情中，无意中获得了一点滴情况。这尽管使人越发有"沧海遗珠"之感，但总还是"不幸中之大幸"。有一则《红楼梦》旧本批语，记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