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为拣〔楝〕亭寅之子，世家，通文墨，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如杨升庵所为者。（注：其详可看《红楼梦新证》页701。） 也是话并不多，却异常之重要，真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史料。 我们都记得，在《红楼梦》里，曹雪芹写过很多与演戏有关的事，无须尽举；单是"演员"（这是今天的词语），他就写了三种：一种是富家自己的小戏班里的女孩子，如芳官、龄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是从苏州采买来的；一种是如蒋玉菡（琪官）那样的男伶，也是某王府里"当差"的；再一种就是柳湘莲，他却不是"职业艺人"，而是一个世家子弟，玩票客串的风流人物。贾宝玉对这三种人，都十分欣赏、怜惜、同情。有的竟是知己，密友。甚至因为和他们这一流人交往甚密而惹了麻烦，吃了苦头。--他被贾政毒打，原因之一就是"窝藏"了琪官。 在当时，要和这些人交往，是十分"不光彩"的事，演戏的人，并不像今天尊重为演员、艺术家，而是叫做"戏子"，最受贱视，社会地位极低，--所以要和他们交往，这本身就为"上流"人所"不齿"的事。至于身杂优伶之间，躬自粉墨登场，"现身于红氍毹上"，那在封建人物看来，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无耻，败坏家门的"丑行"！ 只从这一点看，曹雪芹少年时候，被钥空房，不许出门自由活动，就不奇怪了。 曹雪芹对于"戏子"，自有他的看法和评价，止如他议论"两赋而来之人"时所说的："总（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这种评价，今天的人应该明白那确实是很高的了。 曹雪芹就是不甘为庸人"驱制驾驭"--像牛马般为之服劳供役。 稍晚的杨懋建，作《京尘杂录》，其卷四中曾提到才人落拓，甘伍优伶的故事，-- 昔乾隆间，黄仲则〔名诗人黄景仁〕居京师，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蝇之感，权贵人莫能招致之；日惟从伶人乞食，时或竟于红氍毹上，现种种身说法，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谑浪笑傲，旁若无人。如杨升庵〔明代杨慎〕在滇南，醉后胡粉傅面，插花满头，门生诸妓，舆以过市。唐六如〔即雪芹论"两赋"时列举的唐伯虎〕与张梦晋，大雪中游虎丘，效乞儿唱莲花落。才人失意，遂至逾闲荡检。此亦幸际圣朝，容其傲兀耳。 所以，十分清楚，曹雪芹的"放浪"，就是对封建礼法的"逾闲荡检"。这不止是一个个人甘愿与否的问题，还有一个"圣朝"容与不容的问题在。而曹雪芹，正是由于放浪而为"圣朝"所难容的位"君才抑塞"的失意才人--伟大的艺术家。
十五 杂 学
曹雪芹自幼如何读书上学以及后来如何考取科名、当差作事的详细情况，都已无从考见。我们最多只能作出一些揣测，聊为想象之资而已。 后金的满洲统治主因为形势发展上的客观需要，从很早就开始重视人材的教育和选拔了。天聪五年（1631）就有过凡贵族大臣的子弟自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令读书的明令。而在前此两年，并已举行过选取生员的考试。--在最初，努尔哈赤攻占明朝的辽东的时候，最厌恶念书的，凡是俘虏到的书生秀才人等一概加以杀戮；稍后杀戮之风渐减，得有残余；到这时，便从各贝勒以及满蒙等各家家奴中考选提拔，并赏缎布、免差徭：这说明满洲贵族为了统治工作，对文化和知识分子的需要日益迫切了。入关以后，便完全承袭了明朝科举取士的制度，这是封建朝廷所必然要采取的手段，不待细讲；但是对满洲八旗人参不参加和如何参加科举的问题遂成为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对此始终举棋不定、朝令夕改、变易频繁。这难题的实质不外乎是他们无法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由于客观形势需要，八旗集团、特别是满洲内部，不能不急起直追，竭力向优秀先进的汉族文化学习；一方面，由于对汉族文化接受学习的结果势必会引起满汉汇流、满人严重汉化的局面，而满洲封建主，恐对其统治不利，是最害怕他们丧失了自己原来的骑射的技能和"淳朴"的风气的。因此，他们始终找不到一个双全两美的政策，--而历史的发展却在他们的踌躇不定中而快速迈进。 在康熙前期，他们的"淳朴"的痕迹尚有可寻，而在乾嘉时代的满人看来，那些痕迹却已经成为话柄谈资了。康熙皇帝可以说是入关后第一个特别注意培养人材的，他本人就非常好学，所以他身边和周围的人大都是挑选很有文化造诣的，连包衣家奴、侍卫驱走之人也不例外。他在康熙二十四年就曾慨叹"看来内府竟无能书射之人"，因此下令在他"常见"的近处设立书房，专门培养内府佐领、管领下的子弟（注：内府佐领和管领本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前者本为兵弁家丁，后者本为管事家奴。曹家在内务府隶属前一类。），分习清书〔满文〕、汉书，一次就选了三百六十六名官学生（后来又迭有增额）；次年遂设景山官学--这是在顺治元年设立八旗官学之后的第一个专门为内府三旗子弟所设的专学。 雍正继康熙之后，对八旗人材也很注意，增设了很多培养旗人的学校。雍正六年，命令于景山官学之外再设咸安宫官学，在内府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已在官学的学生之中挑选俊秀者，委派翰林、乌拉、满洲人等为教习和"谙达"，分授汉、满功课和弓马武艺。结果选定十三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的学童九十名，于雍正七年正式成立。 我们了解了上述的制度，可以有助于想象、推测曹雪芹自幼接受封建教育的各种可能性和大概的情况。
曹雪芹是雍正六年才到北京来的，那时曹頫已被扣押拿办，家产已经抄没，京中仅留余房及少数奴口，而雪芹本人此时才不过是五岁的幼童，还不到就傅的年龄。这就说明，他在江南时期，即使聪颖早慧，也还来不及受到什么较为正式的教育，而到京以后的家庭情况，也不会还有自请专师的能力。他很可能是就读于族中其他支派下的家塾之中的。就他的放浪性格而看，大约聪明俊秀有余，却不肯勤学苦读，因为具有这种性格的人，绝不会"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去念死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封建教育中所刻板灌输的那一套东西，根本不发生兴趣。从封建观点来下考语，曹雪芹是个"坏学生"，书并没有"念好"，--在《红楼梦》的最前面不是还留下了"虽我未学"的自供吗？就透露了这个意义。 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那时代的所谓"学"，究竟是什么？ 说到"学"，大家可能首先想到人们常常提起的乾嘉时期的"朴学""汉学"之名，或且以为曹雪芹既然正是乾隆时候的人，生活在这种社会学术风气之下，他之所谓"学"与"未学"，一定也就是指这个。其实大为不然。 第一，以真正汉学言，吴派始于惠栋，惠栋生于康熙三十六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继之者如江声，生于康熙六十一年，卒于嘉庆四年。皖派始于戴震，戴震生于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常州派始于庄存与，存与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卒于乾隆五十三年。可以看出，这些"创始"人，除惠氏外，最多的也不过长于曹雪芹数岁而已，他们完全是同时人。而且雪芹年寿不永，反而先于诸学者下世了；在他生时，诸家还都没有十分重要的著作问世；例如到雪芹二十岁时，惠栋才得见到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时尚未刊刻，两年后才刻成）；雪芹三十一岁时，脂砚斋已再评《石头记》（乾隆十九年甲戌），那时戴震才不过初至北京，稍为都中人士所知；雪芹四十岁去世之时，戴震因会试不第，居新安会馆，段玉裁才得投札称弟子，往从讲学；到戴氏的《孟子字义疏证》成书与段氏《说文解字注》的始作，那已然是乾隆四十一年、雪芹逝世十余年以后的事了，--不必再多列举，只此已可见其时学人学术情况之大略先后。其时诸家壁垒粗成，流派未晰，所谓某学某派诸名目，那只是此后的人的概念和分析，雪芹生时，人们还根本没有这种认识，而且"汉学"的势力影响，这时也根本未曾打入满洲八旗人的圈子里去，旗人的"学问"，走的全然是另一条路径。 第二，即以"汉学"而论，当时也还远不是像后人所理解的已经取得"正统"学术的资格地位，最多，不过只被列入"杂学"之内而已。那么，什么才是"杂学"所不能拟议的"正学"呢？原来，那就是科举制艺、时文八股之学！比曹雪芹只小了十四岁的章学诚曾记下过那种情形，值得我们重读。他说： 前明制艺〔八股〕盛行，学问文章，远不古若，此风气之衰也。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至乾隆十年许，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1752-1753〕，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注：《章氏遗书·答沈枫墀论学》。并参看刘禺生《世载堂杂忆》77页："当科举盛行之时，其他诗文谓之'杂学'"。忆《潜研堂文集》年谱中亦有此等例证。按"杂学"一词亦见于《红楼梦》第八回与第七十八回中。《儒林外史》则第三回、第四十六回亦有之，并可参看。）…… 这情况才是当时的一般"念书人"的代表见解；章氏本人在乾隆甲戌年买得一部《韩文考异》，而塾师于举业之外，禁不许阅读他书，以致他不得不"匿藏箧笥，灯窗輙窃观之"（注：同上《朱崇沐刊韩文考异书后》。）。由此可知，在乾隆二十八年就已下世的内府包衣旗人曹雪芹，绝不可能在家塾之中学到什么别的学问，不但连"通经服古"的那种"杂学"（即我们心目中的乾嘉"汉学"）对他是无缘的，就是"诗古文辞"这种"杂作"，也不是在明白许可涉猎之列的东西（注：可参看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余幼时家贫，除四书五经外，不知诗为何物。一日业师外出，其友张自南先生携书一册到馆求售，留札致师云：'适有亟需，奉上《古诗选》四本，求押银二星，实荷再生，感非言罄。'予舅氏章升扶见之，语先慈曰：'张先生以二星之故，而词哀如此，固宜与之；留其诗可，不留其诗亦可。'予年九岁，偶阅之，如获珍宝：始古诗十九首，终于盛唐。伺业师他出，及岁终解馆时，便吟咏而摹仿之。呜呼！此余学诗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从"六岁就傅"的皇子、八岁入官学的觉罗、十岁入官学的一般旗人、十三岁以上挑入官学的内府子弟等等例子而看，长到十多岁的曹雪芹是有进入景山官学或咸安宫官学的可能的，因为他的资质无疑够得上是"俊秀者"，官学生概由官方挑选，挑着之后恐不容不去，再说官学生不但有公费资助，出学后也有"上进"之路，以当时曹家的情况来说，入官学读书也必然是家长求之不得的好事。 官学的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乾隆时代的文献未易寻觅，但晚清时代的也同样可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教习之勤惰有赏罚，学生之优劣有进退，岁颁巨款以为俸薪、束脩、奖赏、膏火、纸墨、书籍、饮食之费，于是官学遂为人材林薮，八旗子弟无虑皆入学矣；至近数科，每一榜出，官学人才居半。--然费如许心力所造就者：举业耳；于学之实，固无当也！"（注：震钧《天咫偶闻》卷四。关于官学的制度，可参看《啸亭杂录》卷九"八旗官学"条。） 曹雪芹能对这样的"教育"发生兴趣吗？
一方面，他绝不会发生兴趣；另一方面，又必须去走这种封建制度给他安排的路途。这里便又发生了他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读一读《红楼梦》，里面所反映的贾宝玉不爱读"四书"、深厌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见了。 曹雪芹的"科名"之有无与高下，也是无从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却记下过他是"贡生""举人""孝廉"等说法。"孝廉"，就是"举人"的别称（虽然清代确曾举过"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举人和贡生二说中，我以为后者较为接近事实（注：贡生说见于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时代较早。举人说晚出。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亦取贡生说。）。但也还不敢遽作定论（注：朱南铣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释》据《八旗通志·学校志》中无雪芹之名，因此断定"曹雪芹不会是一个贡生，但也许……是生员，故志书不载。"但又说：梁恭辰的话"殆系得自其父亲梁章钜的座师玉麟所述"（玉麟〔1766-1833〕满洲正黄旗人，曾充上书房总师傅，管理右翼宗学，并两次管理内务府包衣三旗事务），"玉麟有机会接触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档案，此说谅有一定的真实性。"）。 总的看来，有一点是明显的，曹雪芹因为封建力量的驱迫，少年时不得不去走科举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只不过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此后，便"不干"了。 不过，谈到这一方面，也还是不要忘记历史，只凭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想法去"套"古人的事。说曹雪芹对科举这种东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并不错，但这又并不等于说他一定就拒绝参加科考。他在小说中嘲笑"进士出身"的那些人的"原来不通"，就包含了另一层心理，即也要争一争谁行谁不行，大抵怀才之人没有不想使其所怀得有表现的机会的，而在科举时代要想显才也只有应考一条路可走，所以那个时代的才士，尽管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却也要争争榜上的名次。而乾隆时候，恰好又是对满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内务府人员的报考问题，控制得异常严格，不让他们有显扬才名的余地（注：参看《红楼梦新证》页731-732。）。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当敦诚后来提到雪芹时竟会说出"君才抑塞倘欲拔"和"三年下第曾怜我"的话。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就会指责说，敦诚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当然，曹雪芹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功名"的道路，而且也不是"杂学"的道路。他所选定的，是"杂作"的道路，甚至是比"杂作"还"低级"得多的、为人所不齿的道路--写作小说。
十六 当 差
曹雪芹是内务府旗人，所以他长大之后，一定要在宫廷当差作事，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他到底担任过什么差事，却也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一个题目。在传说中，有的说他作过内务府堂主事，有的说他作过侍卫（注：前说见英浩《长白艺文志初稿》；后说仅出香山张永海口传。）。这种可能，自然是有的，然而想要再作进一步的考查，那就别无参证可求，因此我们对此不能作出什么叙述或推测。内务府中各部门唯堂上和上驷院所属有堂主事，尚与雪芹身份切合，其品位在主事之下、笔帖式之上；和六部的堂主事皆系职掌文案章奏之例相类，也是管理档案性质的职务。至于侍卫，乃是武职，其品级、类别也繁，就更无从确指了（注：传说中说曹雪芹所任为"前三门（指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侍卫"。按前三门只有守兵，并无侍卫之制；疑系"乾清门侍卫"的音讹。乾清门侍卫，仅次于御前侍卫，地位很高。未知确否，疑不足信。）。 在这些传说之外还有一说，则是他曾在宗学里作过事。我个人认为，此一可能，值得探讨（注：此说根据系由敦诚赠雪芹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等语推得。按"虎门"一词何指，向不为人注意；我曾在《红楼梦新证》三版本640页"补遗"引《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虎门"条及《周礼·地官·师氏》推测敦氏所谓虎门有两解，可能指国学国子监或指侍卫值班的宫门处所，而以为"但清代八旗各有官学，不当指国学，且敦诚宗室，雪芹包衣，亦不能同在一官学，所以不合"（按当云八旗官学属国子监，而宗学属宗人府，固与国学非一），因此倾向侍卫一解。吴恩裕先生始进而指出，清宗室有以"虎门"指宗学之例，敦氏亦曾用指宗学，向来之疑遂解。吴说见其《有关曹雪芹八种》38-44页。当然，仅据敦诚诗，实不能断言雪芹必为宗学人员，盖"数晨夕"出陶诗，本移居喜得佳邻，日夕过从，交游甚密的意思，雪芹也可能当时居住西城，离右翼宗学很近，故而能和敦诚在学中晤谈。这些，还无法即作结论。）。 宗学的情况，还可以粗知梗概。宗学，就是专为宗室（清显祖塔克世的本支子孙皇族）所设的官学。清初时期，本来在顺治九年就设立过宗学，到康熙十二年因下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即等于将宗学撤销。雍正二年，复行设立。这时的制度是：八旗宗室按左右翼（清代制度分八旗为左右两翼：左翼是厢黄、正白、厢白、正蓝四旗，居京城的东半边；右翼是正黄、正红、厢红、厢蓝四旗，居京城的西半边）分设宗学，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等级和闲散宗室的子弟十八岁以下的入学读书（十九岁以上的亦接受），有愿在家读书的，听之。每学以王公一人总其事，下设正教长（后名总管）二人、副教长（后名副管）八人，皆由宗室担任；清书教习二人，以罢闲满官及进士、举、贡、生员之善翻译者充补；骑射教习二人，以罢闲官及护军校、护军之善射者充补；汉书教习无定额，每学生十人设教习一人，由举、贡考补（例如，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回里，就写到优贡考教习的事）。每月考试一次，每春秋二季宗人府考试，又每五年大考试一次。仅教长有官俸，教习只给银米衣服，学生月给文具及冬夏冰炭等物。 还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因为这对了解曹雪芹可能有些间接关系。 第一点，宗学之设，虽然名义上只是为了造就皇室本族的人材，而内里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教化"和控制这些子弟，要他们"安分守法"。清代皇室内部矛盾争斗的复杂与剧烈是出乎一般情况之外的，顺治时期的宗学最首要的一条规矩就是："有不循礼法者，学师具报宗人府，小则训责，大则奏闻。"康熙前期放松了这一点，不但令各就本府读书，而且还特别鼓励他们"延文学优赡之士"，"专精学习"。这到后来就引起了很大的"麻烦"，康熙的诸位皇子，为了"夺嫡"，分朋树党，各在本府延揽名士材人，造成势力集团，争斗极其激烈，正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之一。雍正本人是当事者、主角之一，最理解这种事态的严重意义，所以他"初登大宝"不久，一面穷治骨肉同枝，一面就要注意"后起之秀"--这就是他复立宗学的更实际的目的。 在宗学里，教长、教习等人便负上了沉重的责任。雍正向这些教师们交代得明白："朕惟睦族敦宗，务先教化；若非立学设教，安能使之改过迁善？……今特立义学，拣选尔等教习宗室，……导以礼义。或有不遵，小则尔等自行惩戒，大则揭报宗人府，会同奏闻（这和顺治早年的话简直完全一样）。……尔等既膺简任，务期勤慎黾勉，恪供厥职，以副腾笃厚宗亲、殷勤教育之至意！"这就是说："尔等"要帮我来管理控制这些宗室子弟，要好好地为此效劳，--否则可要小心！（注：有意思的是到后来八旗官学的教习中也出现了不循"礼义"的人物，如乾嘉人梅成栋《吟斋笔存》卷一所载："金果亭先生勇，亡妻之伯父也，乾隆丙子（二十一年）副榜，通脱不羁，充镶黄旗教习在京，忽月余不赴馆，长班遍迹之，有人言先生在樱桃斜街勾栏中，往侦之，见抱琵琶坐巨案上唱《可怜曲》，群妓环绕，奉为师，酣嬉于粉香花影，不复更知有人世也。"这事极有参考意义。） 和宗学关系切近而很有参证价值的，还有雍正七年的设立觉罗官学（觉罗其实也是宗室，不过清代以"宗室"特指塔克世本支后裔，"觉罗"特指旁支后裔；俗称以"黄带子""红带子"来分别）。觉罗学的制度规例大体俱如宗学，只是那"上谕"这次就不如上次的堂皇蕴藉了："所派出之管辖人员，不时训诲稽察，如内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该旗衙门居住学习，禁止出门！"--不但觉罗的子弟学生，连学生的家长觉罗等本人也在这里入了"学规"（这真是奇闻！）--："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觉罗内有行为妄乱者，亦行拘训，不准外出。"不用说，这种"精神"绝不限于觉罗学，对宗学同样起约束作用。 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当上了差事。
第二点，正像前一节里讲过的那样，在宗学这一方面也是无法解决"汉化"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顺治朝初设宗学的第三年，皇帝就谕宗人府说："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著永停其习汉字诸书。"他认为，学生们只要通过翻译文字，就可以来看"各项汉书"。这个天真的想法当然是行不通的。雍正朝的宗学是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在学的子弟，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但是当时规定却形成清书教习一共只设二人、汉书教习每十名学生即设一人的悬殊比例。这种规定（当然是由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本身就反映了问题和矛盾。雍正十一年又增入翰林官二人，分教两翼，"分日入学，讲解经义，指授文法"，这当然也是汉文的事情。乾隆三年，设总稽宗学官，又定两翼各增汉教习二人。但到七年，便又下了一道"上谕"，说："我朝崇尚本务，原以弓马清文为重，而宗室谊属天潢，尤为切近；向来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通骑射，诚恐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是以世祖章皇帝（顺治）谕停其习汉字诸书，所以敦本实而黜浮华也。……嗣后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学习汉文者，应听其专精武艺。……与其徒务章句虚文，转致荒废本业，不如娴习武艺之崇实黜浮、储为国家有用之器也。"这中间，对宗室子弟许否应乡会试的问题，也在八年和十七年出尔反尔，既准又停。二十一年便裁撤汉教习九人，改为翻译教习，并每翼各增骑射教习一人。二十七年裁觉罗学里每旗汉教习一人，改为满教习。一乾隆朝大致的政策趋势，是很明显的。 然而到乾隆三十七年召见宗室公（爵）宁升额，宁升额竟不能说满语，皇帝因此命令宗人府，加强学生对满语的学习和考试稽察，不许"仍似从前塞责"。这就暴露了以前满语教学完全是敷衍应酬的事实真相，也说明了满洲族人的汉化简直是封建统治者主观意志所无能为力的历史进展。 扼要地叙明了这些事势，是因为要想理解曹雪芹这一阶段的生活，必须向这方面参考研究，寻求消息。上述两点，对曹雪芹在宗学里的地位、遭遇都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曹雪芹究竟在宗学里所任何职？这一问题目前还不能作出肯定答复。 据传说，曹雪芹作的是宗学教习（注：张永海说。）。如果事实确是这样，那么结合上述种种，就可以看出更多的意义来。 不过这个传说也有一点不好解释。
传说中的"教习"的原语是"瑟夫"（注：据黄波拉、吴恩裕两位的调查记录。黄文发表于《羊城晚报》1963年4月27日-5月1日。），传说者解为教师之义。这个解说倒是对头的，因为清代官书也写作"塞傅"，是满人称呼教习的用语。但是雪芹的好友之一、宗学学生敦诚，在诗句里提到他和雪芹在宗学时的交谊的时候，说出了"接■倒著容君傲"（注：此用李白《襄阳歌》典故。（向来解"倒著接■"为倒戴帽子，实则接■乃古代鹭羽编制之簑，即鹤氅类。我另有考，此不备及。））的话。这语式语气，绝不像是学生对老师的关系。有人认为这应该从学生敦诚是皇室贵族而老师曹雪芹是包衣奴隶的身份来解释。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在乾隆时代，还像以前的各姓封建朝代一样，对作老师的，不管是私家延聘还是公家指派的，礼数都特别尊重，受到特殊的厚遇（例如官中教职，品位极卑，却只长揖以见公卿，不行跪拜；到晚清总督大员当书院开学典礼时，还要亲率诸生，先向教师行跪拜礼；皇帝皇子对师傅也要施以殊礼，绝不能和一般臣僚同样对待（注：如《晚睛簃诗汇》卷二对乾隆帝诗的案语所说："感旧之什，盖于诸旧臣中择其尤者始著于篇；师傅称先生，字而不名，尤致敬礼。"乾隆诗云："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最是佳证。《天咫偶闻》卷一："国朝自太宗以后不立太子，皇子之幼与诸王世子共学于上书房，选词臣有学行者，训迪加严，与民间延师无异。"又卷十叙旗家家法子弟礼节最严，而"其敬师也亦然"。）），师生的关系和感情，是极鲜明的东西，它虽不能完全"解除"其他身份差别，但满可以部分"抵消"或具体"压倒"之。康、雍时代的权相太傅马齐（注：此人是傅恒伯父，明义、明琳等人的伯 祖；是康、雍两朝与皇室内部矛盾和内务府人员关系都很密切的人物。马齐与弟马武，威权倾一时，有"二马吃尽天下草"的谚语。），不甚识字，因为所请的馆师常常不按时守职，他竟然和门下诸人说："所雇先生终不惬人意，他日当买一先生，定当差胜此也。"当时传为笑谈。敦诚却不是这样"保持"着"旧俗醇风"的满洲人，他在怀念他的几位师长如孙灏、李情、徐培等人的诗篇中，就有"鹿洞亲依徽国席，龙门曾御李君车；自为桃李公门后，不向春风更著花""依稀尚记南州客，于鹄曾经受业来""三年膏火西黉夜，一帐凄凉东馆风"等句子。试拿这些和"接■倒著容君傲"的口吻来比较，那差别就极分明了；我们很难想象他对一位老师可以说出"容君傲"的话来。 看来，在宗学里的曹雪芹不会是一位塞傅老师；而可能是一种较为高一等的杂役人员，比如抄写、助理文墨等事的"下手"。我们可能想到，如果他是举、贡一流的身份，岂不正合作教习的资格，宗学里何至于把他用为杂役之流？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曹雪芹家是获罪抄没并且又经过其他巨变的，这种家族的子弟因为被罪惩斥而沦为杂项人员，在学校里当当冷差，勉维生活，倒是很自然的事。 曹雪芹在宗学任职，起讫年月，都不可考。往上推，似乎可以早到乾隆九年（1744）左右，即敦诚初入宗学的年代，但也许比这要晚一些；往下看，恐怕不会迟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后，因为这时他已经移居到西郊山村去了.
十七 交 契
在我们所知于雪芹生平事迹的极有限的点滴之中，宗学的关系毕竟要算比较重要的一点。今姑照"宗学任职"说略加论析。 曹雪芹虽然是正白旗人，而其当差所在的宗学却不是北京东城（白旗属左翼，居东城）金鱼胡同（后移史家胡同）的左翼宗学，而是在西城西单牌楼以北的右翼宗学。这是因为他在宗学只是做事，并不必像学生要按本旗该属的哪一翼来入学。然而他之所以进入右翼宗学，也必然有其引绪。大概不是因为介绍他去的那个在宗学管事的人本来是住在西城或本属右翼四旗的，便是曹雪芹本人此时住家已在西城：两项原因应居其一，或是兼而有之。 右翼宗学从一设立，就在瞻云坊（俗称西单牌楼）以北的大街路东的第四条巷子：石虎胡同。那所房子来历很久远：在明朝先为常州会馆，后为太师周延儒的故府；入清以后成为吴三桂之子额驸（即俗称驸马）吴应熊的赐第；康熙十三年四月，吴三桂起兵叛清，因此应熊不久"赐死"，此府当即撤废，后来沦为右翼官房；到雍正二年，就在这里设立了右翼宗学。--大约到乾隆二十一年或略前，右翼宗学迁往瞻云坊以南的绒线胡同，原来的旧址成为裘曰修的赐第，--那就已是后话了（注：参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裘文达文集·行状》、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四《题裘漫士少宰苑东寓直图》（丙子诗）第四首及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石虎胡同"条；又后者"宣武门大街"条云："右翼宗学，旧在瞻云坊北，今移绒线胡同。"按瞻云坊北，即指西单牌楼以北的石虎胡同。）。 曹雪芹因在宗学，便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敦敏、敦诚兄弟二人，--只因他们两个，我们才得以知道了雪芹中年以后的一些概况。 敦敏，字子明，号懋斋，生于雍正七年（1729），比曹雪芹只小了五岁；卒于嘉庆元年（1796）以后。敦诚，字敬亭，号松堂，别号慵闲子，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比曹雪芹小了十岁；卒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两人本是胞兄弟，父亲名瑚玐（1710-1760），但敦诚在十五岁时出继给叔叔宁仁为嗣了。他们是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的第五世孙。 为了更好地了解曹雪芹，必须对他这两位宗室朋友加以了解，而为了了解这两位宗室，又必须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故，所以我们这里要提起一些老事和"旧账"。 原来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兄弟五人，三弟名舒尔哈齐，最为重要，在明朝人的口里曾和努尔哈赤并称为建州都督，朝鲜史料中也并称，而以"老哈赤""小哈赤"别之。可是努尔哈赤与弟不和，疑其有二心，竟先杀其两子，复禁锢其本身，最后终于杀死了完事（后来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又以十六款罪状杀了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努尔哈赤自己有十六个儿子，最喜爱的是"大福晋（忽刺温之嫡裔乌喇贝勒之女）"所生的三个：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努尔哈赤属意于第十四子多尔衮，想传位于他，不想后来第八子皇太极谋得了皇位，逼死了那位乌喇母妃殉葬他父亲。皇太极既死，以多尔衮和舒尔哈齐的第六子济尔哈朗同为摄政，"扶保"他的幼子福临（顺治）为帝。入关前后，多尔衮弟兄三人功劳最大，也威权最盛，不但导致了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系派之间的磨擦冲突，而且也引起了皇太极系的疑嫉，因此福临亲政之后，就假手于济尔哈朗，伺隙向多尔衮及其弟兄系进攻。阿济格本来就不忿皇太极抢得皇位的事，因此当皇太极一死，他就和多铎力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未允；及顺治七年末，多尔衮猝然病亡，阿济格就又要乘机行事，夺取皇位，结果为济尔哈朗等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别家（仇家）作了奴隶。八年十月，阿济格因坚决反抗这种迫害，竟要设法点火烧他那座牢狱，又企图用刀挖掘地道越狱，为监者告发，"赐"自尽（注：谈迁《北游录》，对阿济格之事有极生动的纪载，为当时亲在京师的见闻，可参看。）。 这就是敦敏、敦诚的"家世"来历。
至于多尔衮，虽然身死，势力犹在，所以也不能幸免，转年二月便宣布"罪状"，削夺封典，籍没家产，党羽都遭到穷治。--这又就是曹雪芹之始祖的旗主的下场。 所不同的是，曹家经过这次大事变，反而得以随了正白旗转为上三旗、并入内务府，又因了孙夫人是康熙保母的关系，得以享有了六十年的"全盛"，直到第二次大事变--雍正夺位时，这才遭了殃；而阿济格家，除了康熙元年曾将他的次子博勒赫复还宗室，追封镇国公以外，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才将他的第三、第八、第十、第十一诸子各支赐给觉罗红带子、附入玉牒；博勒赫一支，即敦敏弟兄的高祖，是唯一封公的，可是到雍正年间，应该袭封的经照（敦诚的叔祖，过继后的祖父）和恒仁（字月山，敦诚的叔父）也因"不应封"而夺爵：这就是说，他们家蒙"皇恩浩荡"，才仅仅得以从"庶人"恢复为"天潢"，但又因和年羹尧是姻亲而陷入了党祸，连身嫁年家多年的姑奶奶也勒令返回娘家，那地位也不过是"宗室平民"而已，远不能和其他非王即公的显贵宗亲相比肩。 犹有甚者：其实这种宗室有时连"平民"也不够，只是一种"宗室奴隶"。对于清初的那种制度，后来的人很难想象，很多的历史情状没有记载便无人了解了，如清代一位宗室描叙："国初宗室，不如是之尊也，凡下五旗（即八旗中除去厢黄、正黄、正白三旗的其余五旗）宗室，俱隶本旗王公包衣下当差：护卫、典仪至披甲（当兵）护军不等，出则为之引导，处（chǔ）则为之守护，且有挑为'哈哈珠塞'（满语幼童侍役）日供扫洒、侍巾栉者；无论叔、伯、兄、弟，本旗王公俱奴视之；其挟嫌者、或有谋不遂者，日以鞭挞从事，其苦万状，其贱无伦！"（注：奕赓《佳梦轩丛著·管见所及》。）雍正因为要削减宗室王公的势力，才下令将王府包衣佐领下的宗室置之"公中"（实在是皇帝势力内）当差效力，不许该王公私行使令；据说诸宗室这才"幸出水火"，但这仍只是稍高一级的"宗室奴隶"；直到乾隆四十七年，闲散宗室一律赏给四品顶戴，于是一时宗室才得"冠而冕之，堂且皇也。--诸王公又日益自谦，每于广众中见本族叔伯，必曲膝参见（按家人辈数请安行礼）：百数十年来凡从前之引导者、守护者、侍巾栉者、应扫洒者、奴视而鞭挞者，俱施施（yī）然与诸王公分庭抗礼矣！"（注：亦见《管见所及》。） 由上段叙述，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的图画。敦敏、敦诚和雪芹交游时代，上不及被奴视鞭挞，下不及"冠冕堂皇"，而核其家世实际，尚远不及曹家的门庭显赫。尽管他们的历史身份悬殊，却又同样有过奴视鞭挞的惨痛经历，同样由于皇室内部矛盾而遭到残酷的迫害。敦敏借咏柳的题目，说出"龙舟南幸人安在，汴水东流路正长""忍将上苑飞花种（zhǒng），空付离宫乱草中"的话（附按：他弟弟敦诚看了后两句，深恐不妥，就提笔代改为"新晴嫩绿离宫里，翠色和烟上苑中"（变为十分含蓄隐晦了），抒写他的"触忤心情类转蓬"；敦诚和哥哥联句，有"世味薄于纱，境遇冷如雹"的感慨；他们看不上那些"长安俗子笑拍手，轻肥驰过五陵东"的贵盛之流，表示"纨袴侈轻肥，布衣甘朴素"；他们当然也有时不免"热中"一番，但不久就自悔"胡为不自量，磊落负怀抱？"明白了"真妄判荣辱，静燥分拙巧"的道理而决意"从此恋云林，谋生非草草"了；敦诚甚至借《题枯林系蹇（驴）图》的题目而写出"忍使羁縻老此生，东家俯首一长鸣。阿谁为解青丝络，风雪教他自在行！"的感慨沉痛的句子1他也能模糊地看到阶级的不平而寄同情于穷苦人民："去年大水秋无■，田家卖牛供寒饥；今年地湿宜麦陇，可奈无牛更无种（zhǒng）！拆屋买种借牛耕，春寒露处（chǔ）何为生？--君不见城中大半闲手足，妇著绮纨男食肉！"（注：以上所引诗分见敦敏《懋斋诗钞》与敦诚《四松堂集》《鹪鹩庵杂记》。后不一一备注。）重要的是，城中的这些鲜衣美食的"闲手足"，绝大部分正就是八旗特权阶级。 由此可见，曹雪芹之所以能和敦家弟兄（注：八旗非汉姓人的习惯，署名称名皆不著姓，而为了方便，只将名字的第一个字假借为相当于"姓"的"领称"。如傅恒，本姓富察氏，而称为"傅公"、"傅相"、"傅文忠"等等。这是历史上的特殊事例，虽本不通，但相沿如此。"敦家"云云，仿此。）成为好友，是他们气味相投，谈得来，--也就是说，他们的遭际、生活和思想感情当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作为友谊的基础。他们之间固然不能尽同，有很多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比起共同的东西来，是不如共同者重要的。他们同是牢骚愤激，不平辄鸣（当然方式不一样），同是由于首先经历、认识了"小政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丑恶才擦亮了眼睛，进而有可能认识"大政治"（整个社会不平）的黑暗。生活在距离我们二百多年前封建社会中而出身于统治阶层的曹雪芹和敦家弟兄，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倒真是难以理解的了。所以，从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中间来研究、理解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