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虎门剪烛
身世遭际、思想感情，是敦、曹友谊的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敦敏、敦诚和曹雪芹结识之初，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却是雪芹的才华风度。
曹雪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可真不简单。虽然我们所获得的有关他的记载极为贫乏粗糙，而从这一点点也能觇其大概，也足资想象：这个人是有趣极了。
有机会和他接近的人，最容易发现的是，他善谈，会讲“故事”。只要他高兴起来，愿意给你说，那他可以说上一天，说者不知倦，也更能使聆者忘倦。裕瑞《枣窗闲笔》记载过：“其人（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而且，他的能谈是有特色的。第一是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潇洒开朗的胸襟，能使他的谈话挥挥霍霍，嬉笑怒骂，意气风生。这就是古人所谓“雄睨大谈”，听之使人神旺、色动的那种谈话。第二是他的素喜诙谐，滑稽为雄，信口而谈，不假思索，便能充满幽默和风趣，每设一喻、说一理、讲一事，无不使人为之捧腹绝倒，笑断肚肠。第三是他的自具心眼，不同留俗，别有识见，如鲠在喉，凡是他不能同意的，他就和你开谈设难，绝不唯唯诺诺，加以他的辩才无碍，口似悬河，对垒者无不高竖降旛，抑且心悦诚服。第四是他的傲骨狂形，嫉俗愤世，凡是他看不入眼的人物事情，他就要加以说穿揭露，冷讽热嘲，穷形尽相，使聆者为之叫绝称快！
有了这几个特色，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曹雪芹的谈话是如何地妙语如环，奇趣横生，是如何地精彩百出。无怪年纪还很轻的敦诚，一会到他，立刻就为他的“奇谈娓娓”“高谈雄辩”吸引住了，立刻就爱上了这个人物性格。
相处得久了些，慢慢地发现，曹雪芹的可爱绝不止这些，他“嘴”上的妙处固然过人，“肚子”里的妙处更是不一而足，同时“手”头也有绝活。越是和他相处，越是发现这个人的更多的了不起。因此敦氏兄弟很快地便在学里各种人等中间发现了这位非凡的当差者，而且他成为他们哥儿两个“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好朋友。
这时候宗学里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从乾隆十一年以来，宗学学生额数定为六十人，按规定应有汉教习六人。教习中有一位黄克显先生，是敦诚这一“班”的老师。黄克显，字去非（说来也巧，黄先生的号竟和敦诚的字全然相同：敬亭），他是江西·瑞州·上高（今县名同）人，由拔贡考取教习，入宗学；敦诚从十一岁（乾隆九年）进宗学读书，就是跟着黄先生的。黄先生是宋朝大诗人黄山谷的后裔，是一位爱好文学、喜欢作诗而不满意于流俗文字的人，他后来做了四川·岳池县知县，重视教育，建立义学，曾作碑记，说：“少陵（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洵不诬也。今岳邑士子家无藏书，人鲜力学，所读者多系庸熟文字，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一幸获司衡之节取，遂奉为博取青衿秘诀，无惑乎英资汩没而文体日就卑靡也！”他勉励人“日渐月摩，力扫旧习而更张之”，主张“沉潜乎六艺，含英咀华”。（他的县政也很好，爱民伸理，当地人立禄位牌，入二贤祠，以纪念他。）敦诚弟兄的叔父恒仁，本来就是八旗中的一位名诗人，自幼就教过敏、诚二人；如今他们在学里又遇上了黄老师，这对他们的诗文成就，就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稽查宗学的孙灏（字载黄，号虚船，一作虚川，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后来曾入值上书房，作皇子师傅，和他的同年进士陈兆仑一样），也是个诗人。我们单看《湖海诗传》卷四里保存下来的他那首《扑满行》，完全是对当时黔货贪财的官场恶风进行嘲骂，以及后来屡以直言讽谏皇戚的仗势凌人、皇帝的巡游无度，因而惹恼了乾隆，在乾隆二十三年竟大遭申斥，说他的奏疏与“本朝家法及我满洲风俗人心”抵触，“其心为何如心乎？”因而落职降调，则可见其为人一斑。敦诚作怀人诗，对他表示了很深的感情。这样的师长，对敦氏弟兄就一定也有所影响，而且也应该都和曹雪芹认识。
再看这时的宗学里的学风是如何呢？乾隆十年，稽查右翼宗学右通政熊学鹏曾因学内稽查皆系汉官，于满文翻译功课都不通晓（可见那种课程的具文敷衍），建议再派满洲文臣一人协理，获得实行；虽然如此，那些学生们却是如敦诚所写：“同学尽同姓，五陵马与裘；文章溯唐汉，诗赋追曹刘；或为李昌谷（李贺），锦囊才无侔；或为李供奉（李白），奏赋侍冕旒：谁谓吾宗内，曾不古人优？”可见一般风气仍是极重汉文学。至于敦诚自己，则是：“嗟余愧后学，操觚耽吟讴；雕虫矜小技，抚卷恣冥搜。”把课馀的全力都放在学习作诗上面了。
这样爱诗的敦诚，当一旦发现曹雪芹又有着惊人的诗才的时候，他的惊喜佩服，不难想见！这就无怪他们的友情越来越密切亲近。于是乎，敦诚在课余无事之时，就爱和雪芹交谈。
上面说过，宗学本是一座极古老的大宅院。不但如此，旧日相传它还是北京有名的“四大凶宅”之一！和雪芹、敦诚他们正同时的纪晓岚曾描写过这所房子，说：“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阅年既久，又窱■闳深，故不免时有变怪，然不为害也。厅事西、小房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又横通小屋两楹，僮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舁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这种迷信的说法，我们当然不会相信，但是他写下了当日那院子的情况和气氛，却可以供我们想像。——这所老宅院，到今天还有一株非常古老的大枣树，没有二百年的年龄绝长不到这么巨大，这棵老树应该是“见过”曹雪芹的。宅内也有过一区花木山石，早已拆掉了。
就是在这样一所大宅院里，敦氏弟兄度过了他们的求学的日子，曹雪芹度过了他当差的岁月。当差做事的曹雪芹，是要住在学里照料的，而当时学生们也按规矩要住宿学中，每隔若干日才许回家看望一次：因此，他们每逢日里课毕，教师退憩，晚间多暇，便聚在一起，剪烛快谈。我们可以想见，尤其当每年金风乍起，暑气日消，夕事渐长，秋灯有味，他们的夜话是多么大的享受！——这恐怕也就是少年敦诚的学校生活中是最大的快乐，所以他在若干年后，还总忘不了这种真正的乐趣，见于吟咏，印象永难磨灭。
按“理”说，曹雪芹是包衣、是职事人，而敦氏是宗室、是学员，所以雪芹见了他们应该恭敬侍立、谨慎答应的（注：可参看《清朝野史大观》卷二引某书：“凡各项包衣并小五处旗人，或奴籍，或重台，例不得与宗室、觉罗抗礼；若必不得已，必先半跪请曰：‘求赏一坐。’然后坐，方合于礼。”）——当时旗人最讲究的是场面礼数。但他们由于气味相投，道义为交，文章知重，只有互相倾倒的份儿，诚、敏弟兄也是颇为豪爽热烈的青年人，思想也比较自由清新，因此彼此便脱略故常，不拘俗礼；雪芹又是放达磊落，最恨世故的人，也便不和他们客气；加以夜话必然不免弄些小食，佐以杯勺，用助谈兴，那雪芹只要被了酒，狂情愈显，谈锋越健——这就是因何敦诚后来写出“接■倒著容君傲”的实情。诗人的语言常常别有妙趣：他们的所谓“容”，其实正是乐之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才得尽情充分地享受到了雪芹的那种迷人的奇谈娓娓和高谈雄辩。
敦诚他们的耳福是太大了。可惜他不曾给我们作下纪录，以致咳唾珠玉，随风散尽！雪芹到底怎样谈，谈什么？我们竟丝毫无从揣其影响。
敦诚后来写过一篇《闲慵子传》用以自况，其中有云：“常经旬不出；……或良友以酒食相招，既乐与其人谈，又朵颐其餔啜，亦出；出必醉，醉必纵谈。然谈不及岩廊，不为月旦，亦不说鬼。”这是他立的“谈约”三章：一不谈朝廷政治，二不谈人物短长，——这里我们嗅出那专制时代的“莫谈国事”“金人三缄其口”的恐怖气味，容易理解。倒是最后一章有点令人意外。“强人说鬼”，是苏东坡的故事，向来以为才人佳话，解释者以为东坡爱听人讲故事，可以增强文学上的想象力。可是敦诚却特别提出来“亦不说鬼”，有意翻案。这是何故呢？——难道是他因在“凶宅”里上过学而被吓怕了吗？
我们当然知道，这和“凶宅”“狐魅”等等全然风马牛。他所说的鬼，仍旧不过是借鬼指人，指那些“如鬼如蜮”的阴森险恶和卑鄙龌龊的人罢了。对这种人，他们不屑去谈，因为早已把这些鬼蜮置于不齿之列了。
看来，他们的话题是有范围、有分寸的，并不是胡谈乱道。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文人好弄狡狯，说话写文，往往是半真半假，有反有正。凡是他们特别指明所不愿去谈论的，实际往往也就是他们所特别关注的。岩廊、月旦、鬼蜮，虽然不是他们的话题的表面，却是他们心目中的讥评的对象。晋代高贤，放浪形骸，以酒为命，佯狂自全，口不臧否人物，——这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同所景慕仰止的，他们几乎是在有意无意地和嵇、阮一辈古人走着一模一样的路子，思想、行径、气味、作风，无不相似；但是晋贤“口不臧否人物”的实质，也正是深度的愤世嫉俗，是和他们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叛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他们的“谈约”并不能完全约束他们的具体行动，敦氏兄弟在诗文中的表现可以证明这点，而曹雪芹（他的诗文不幸无从得见了！）却是在他的故事、小说里面进行了他的更深刻的臧否。
十九 诗胆
曹雪芹这三个字，自从乾隆四十年前后开始较为普遍地为人所知起，直到今天，是作为极受欢迎的一位小说家的名字而流传众口的；可是在曹雪芹生时，情形不如此。还并不是说他的朋友们对他的小说天才完全不能赏识，——除非是他的小说写得还不够十足地好、或是朋友们的鉴赏能力还不如一般人高。显然两种假定都不合乎事实。那么究竟原因安在呢？
这有三点可说。第一，在当时，小说这种文学还远远没有取得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过是把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过是把它当作为“闲书”，最多也只是看了欣赏，思想上绝不以为它是可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朋友们爱重曹雪芹，不会把他这一方面的才能摆在第一位。第二，曹雪芹的小说，寓意甚深，牵涉颇广，由于当时的种种政治、社会的原因，大家不敢明白地提起它。和曹雪芹约略同时的人，如宗室弘旿，就曾表示：“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因此，像近人历史家所指出的：“康熙三十五年严禁小说，书估不敢私刻贩卖；明季以来盛行之风自此顿衰。又四五是十年，始有《红楼梦》之作，然只抄阅而已，作者阅者俱有避忌。”这是一点不错的。敦诚等诗中实在不无暗指《红楼梦》的地方，但是始终未曾有一字的正面明文，其原因也在于此。第三，雪芹多才多艺，除了作小说，他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学才能，更值得朋友们重视和赞叹。
换言之，曹雪芹在敦氏弟兄等人心目中，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别的文学艺术家。
这点是有证明的。敦敏在曹雪芹生时的诗句说他：“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在他死后的诗句说他：“逝水不留诗客杳，登临空忆酒徒非”。明以诗人待雪芹。敦诚就更强调了，他后来回忆和雪芹在宗学相会相交的原因之一就是“爱君诗笔有奇气”；雪芹卒后，敦诚有一次和人联句，追怀所有的亡友，一一加以列举，在说明“诸君皆可述，我辈漫相评；宴集思畴昔，联吟忆晦明”之后，其第一位列举的就是“诗追李昌谷”的“曹芹圃”（按即雪芹）；又有一次谈到他自己写作过一折《琵琶行》传奇剧本，说明“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之后，那首先列举为例的又就是曹雪芹的诗句——我说的还不够正确：其实是，在“数十家”题者之中，只举了雪芹的这个独特的例子。由此可见，雪芹这位诗人在敦诚评价中，是占着何等的地位了！
为什么敦诚这样推许曹雪芹的诗呢？第一因为敦诚本人是诗人，懂得诗，所以能赏识曹雪芹的诗；第二因为曹雪芹的诗实在好，比敦诚自己的诗要高得多，所以不容敦诚不欢喜赞叹，佩服倾倒。
八旗满洲，入关不算太久，就出现了有相当造诣的诗人；经过雍正朝到乾隆朝，情形是愈了愈盛了。乾隆时期的诗坛上，通常以袁枚和沈德潜等为代表。这二人，一个是小有才而最喜标榜声气、追求声色的一位时时失之于儇佻而又不能尽免于庸俗的红尘热客，是被人讥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假名士；一个是倚傍乾隆皇帝，想出大名，而终于得罪了皇帝、大受侮辱的御用文人，若比真正的诗人，还大有距离。余者虽众，但常为人称道的却是翰苑气、学者气、名士气、才子气很浓重的诗家占了很大比例，够得上称为真正的诗人的也并不是很多。论真诗人，——人品高、诗品高的诗人，却是在八旗满洲当中涌现了。这原因，当然并非如王国维所说只是“以自然之眼观物”的结果；而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斗异常残酷，一部分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中间较为激昂坦率的，就抱定“螈蝾吐云为龙乘，菱花背日笑葵倾”的认识，明白表示不向统治者投靠，不再为他服务；较为含蓄柔韧的，就口不言世事，专门以山川泉石、诗酒书画为性命、为事业，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隐和逸士。总之，他们这些人，在封建社会所能产生的诗人中，人的流品和诗的流品都比袁、沈一班人要高出十倍。
上面提过，敦敏、敦诚的叔父恒仁，就是一位诗人，他们弟兄都曾从学于恒仁，所以诗是有家学承受的。以他们兄弟二人而论，性格不尽相同，所以诗风也随之有异。敦敏为人似乎较为蕴藉沉潜，他的诗格是走唐人的路子，侧重神味，多简疏淡远之致。敦诚则热烈豪迈，近于开朗高明的类型，他的诗格是走宋人的路子，特别是受东坡的影响较大，才情要比敦敏为稍富，工力也很深厚。至于他的局限，则是生活圈子不够阔大，因而作品的内容不够丰富，诗才到底仍感窘束，缺少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器局。
正因如此，敦诚才特别赏爱、佩服曹雪芹的诗。一则雪芹的性格和他更相近，诗路也是以宋为主，所以惺惺惜惺惺。二则雪芹诗才器局，比他大得多：己之所短、人之所长，相形之下，所以愈加钦佩。
曹雪芹的诗，也是有家学承受的。他祖父曹寅是康熙时期的一位大文学家，诗、词、曲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那时候诗坛上人才辈出，百卉争妍，曹寅以一个八旗少年，利用他的特殊条件，广泛结识了当代的名辈诗家，饱闻绪论，尽情唱和，加以天分很高，又肯专精学习，所以能有成就，置之于偌多名诗人当中，不但毫不逊色，而且颇有出色过人之处，至为许多前辈们所惊叹。朱彝尊序他的诗集就说：“楝亭先生吟稿，无一字无熔铸，无一语不矜奇，盖欲抉破藩篱，直窺古人窔奥；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曹寅在清初诗坛上的地位和成就，应该说，实在出于纳兰成德之于词坛者以上（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纳兰的虚名一直是溢乎其实，而对曹寅的诗歌却尚未有相当的评价）。
曹雪芹对于这样一位祖父，当然是怀着爱慕和景仰的心情的。他虽然没有赶上他爷爷的晚年，但那部丰富多彩的楝亭遗集他却下工夫读过：有种种迹象证明，曹雪芹对他祖父的诗篇十分熟悉。这样，不论是他主动自觉地要向祖父的诗来学习，还是时常披读而熏陶浸染，他之作诗为颇受祖父诗格的影响是没有疑问的。曹寅的诗虽然各体风格不同、而又善于汲取六朝、唐、宋诸大家的长处，但其特别喜欢宋诗并接受其巨大影响则十分明显，——这就间接说明了曹雪芹的诗格也势必趋近宋人，势必具备熔铸矜奇的特色。
当然，这只是曹雪芹诗格所以形成的一个因素。由于环境条件、生活经历、性格才情之不可能尽同于祖父，曹雪芹自然又有他自己的风格特点。
对于这一层，我们也不妨试行窥测一下。
第一是他的诗绝不轻作。他的朋友张宜泉说他：“君诗曾未等闲吟”，可以为证。这并不等于说他不爱多写、篇什很少的意思，而是说凡无所为的诗，他是不肯作的。诗必有为而作，有严肃的目的，有不获已的感情，有有意义的内容，他才命笔成篇。可知他的诗里面绝少滥调陈言，更不用说无病呻吟，无聊酬应等等了。
第二是，他的诗，格意新奇，特有奇气。这是敦诚告诉我们的关于格意新奇，敦诚曾举雪芹为他题咏《琵琶行》传奇而写出了“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平声）蛮素鬼排场！”的句子，敦诚特为赏识，称之为“新奇可诵”。关于奇气，是他回忆和雪芹在宗学聚首时而说的：“爱君诗笔有奇气”。我们体会，这“奇气”和“新奇”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奇”只指诗格句意，而“奇气”就所指者更大、所包者益广了。
可以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因为悯念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妇”而“商人重利轻离别……去来江口守空船”的长安名妓的身世命运，进而联系到自身的贬官九江司马的遭遇，写出了“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这曾经引起了无数的旧社会里的诗人的共鸣同感（那原诗当然有它的时代意义和价值）。清代诗人敦诚所以取此题材、演为传奇脚本，无疑也是有感于自己的沦落不自得，因而借题发挥。那些题跋者，虽然“不下数十家”，篇章甚富，大约主旨不出一个：也还是叹老嗟卑、自伤不遇而已。——然而严格说来，这也不能尽脱于陈言滥调一类。如果一落入这个思路笔路，那就很难有什么“新奇”（即创造）可言了。而曹雪芹则不然。
曹雪芹的那首诗的全文，说些什么，因为敦诚悭啬，不肯整篇具引，以致我们无从想象（就这一点说，我们简直是非常埋怨敦诚的！）；但有一点是分明的，曹雪芹并没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来大发一顿牢骚，“感”上一番“士不遇”，相反，他把主题归结到完全出人意想之外的一层意思上去了：仅仅这一点，就是曹雪芹的了不起的地方。
他说：白香山这位大诗人，躯壳虽亡，精灵长在，仍旧活在“地下”，听见敦诚把他得意的诗篇编写为剧曲，十分高兴，必然就教他那两位擅长歌舞的侍女小蛮、樊素二人赶紧照本搬演起来，——那种快乐就像任何一个作家亲眼看到自己写的故事被搬上舞台（在今天还有银幕）、人物都如自己所设计地那样活动起来一样！请看，这是多么美妙的想象！
最妙不过的是他想象之中不但诗人白香山还活着，而且连他的生前的侍女也还活着，而且他们还像生前一样地生活在一起，还照样享受他们那种诗人和艺术家的共同歌舞风流的“韵事”。这实在是奇想妙想。那些一味叹老悲穷的诗人的想象和思路，如何能到？曹雪芹的新奇的诗格，在这一点上也充分显示出来。
这种想法，这样写法，自辟蹊径、绝不落人窠臼，一点陈旧、迂腐的气味也嗅不着。这位诗人的才性的潇洒跌宕、风流倜傥，令人闭目如见。同时，《琵琶行》既以长安名妓沦落落天涯为主题，曹雪芹就在题咏中仍以蛮、素二人为结穴，着落到此，气类相从，一丝不走，这又和他在小说里明文赞美“奇优名倡”的思想感情是一脉相通的。
再看这种诗的风骨格调，也正可以用“无一字无熔铸，无一语不矜奇”来移赠；十四个字，响亮深沉，可说渊渊有金石声，不同于浮声泛响，也不同于小才侧艳，以妖冶蛊惑为能。也实在是“抉破藩篱”，“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
这种诗，敦诚评为“新奇”，可谓承当得起，因为它不是装腔作态、哗众取宠的那种故意的求新求奇。
最后，敦诚还提出过一点，那就是曹雪芹的“诗胆”，而敦诚独称曹雪芹：“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雪芹的诗胆如铁一样刚硬，而且如刀一样锋利，——这种比喻也好像是第一次才听到的。
这一点更是无比重要。正是，在那时代要认真写自己要写的诗句，确实是需要胆量的。当时写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和“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咏紫牡丹）等句子的人，都得了奇祸，尽人皆知；人已死了、诗句后来被发现有“毛病”的，还要“剖棺戮尸”，那活着的要想写诗，须冒多么大的危险——得有多么大的“诗胆”？这简直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能想象的！敦诚独以“诗胆”二字许雪芹，可见那里面的事故就多了。
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敦诚所谓雪芹诗的“奇气”，乃是和“诗胆”相关联的东西，那意义比仅仅意格新奇又要深广得多。曹雪芹的“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固然我在上文也颇致叹赏，但那不过是要借此来说明意格新奇一点而已，我并非是就把这样的句子当作他的最高最好的诗篇来估价的。然敦诚为什么独引这十四个字而对他诗胆如铁的奇句反而一字不及呢？这可见，他对这种诗比对他诗胆如铁的奇句反而一字不及呢？这可见，他对这种诗比对他所修改过的敦敏咏柳诗的那种作品有了更大的顾虑，所以不敢随意引录。
只因此故，除了那两句十四字而外，曹雪芹的高贵诗篇竟然别无一字流传下来。——勉强举例，还有张宜泉替我们保存了雪芹的一个诗题：《西郊信步憩废寺》，和那首诗的几个韵脚：“吟”“深”“阴”“寻”“林”而已。此外的，都“荡为寒烟冷雾”了！
曹雪芹不止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篇什的散亡，和《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遗稿迷失或毁坏，同为我们文学史上的极其巨大的损失和恨事。这种无可不拟的损失和憾恨，大概是永远也无法弥补和消解的了。
二十 笔墨生涯
曹雪芹的文学事业，发端很早，如前所述，远在他少年放浪、被钥空房时，就已可能种下了写作小说（尽管那也许还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雏型）的种子。到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定名为《石头记》的小说，不但早已成形，而且已然有了"再评"的本子。现今流行于世的"甲戌本"，基本上应该是这个本子的遗迹（虽然它上面出现了较晚的批语，如有的晚至甲午，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但这可以是后人从晚出别本的过录汇抄，也可以是批者就原本历年陆续有所增添）。甲戌本前面有《凡例》，《凡例》的最后一则是第一回的"总冒"（此"总冒"在后来坊本中早已混为正文，不再可辨），"总冒"最后是一首"标题诗"（原本每回都应有"标题诗"，诗意切合本回内容；而这第一首诗却不是切合第一回，而是笼罩全部书的句意，可证这独属首回的"总冒"亦即兼属《凡例》，而为其末·例，并非转抄误连），那诗说：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注：这首诗，似即出于脂砚斋之手。我们今天读古代人的这种题诗，最须细心分析评论，如单看前四句，那就会或者认为这一派虚无、消极的人生观就是"红楼梦主题思想--色空论"，或者认为这种思想歪曲了曹雪芹。其实，无论批书者还是作书者，如果他们真是这样的看法，就不会再去批书、作书了；所以后四句的啼痕、抱恨、字字是血，才是要紧的所在。）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痴情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由这个本子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按指从此书许多异名中选定此名〕"的话来看，那抄阅再评实际也就是一次整理写定的工作，因此上引的那首标题诗应即甲戌年所加的。可知到甲戌年为止，曹雪芹为写这部小说至少已经历了十年的辛勤劳苦。由甲戌上推十年，约当乾隆九年甲子（1744）。
在我们极端缺乏史料、只能窥测推断大概的条件下，不能不注意到这里有一个现象：乾隆九年是敦诚初入宗学的年头，而乾隆十九年是敦诚写诗怀念曾与雪芹宗学相聚、并表明此际雪芹已经移居西郊山村的仅仅前二年，--可见雪芹移居城外的确切年头相去乾隆十九年必不甚远，即当在这年的前后。而如果敦诚既入宗学，雪芹也约略同时在宗学做事当差，那么，雪芹十年辛苦、经营写作《红楼梦》的时间，就大部分和他在宗学的时间相吻合。看来，这种吻合并非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宗学固然绝不是曹雪芹认为最"理想"的地方，他在这里的经历也不会是十分愉快的，但这毕竟是一个学校，和其他当差的衙门、侍卫的宫廷等等之类的地方大有不同，它是一种闲冷之地，比起宦场的那些乌烟瘴气、恶态丑形，在此要算清静幽雅得多了，而且不管当时师传弟受的"学业"是些什么，这里到底还是和笔墨诗文较为接近的一个"文化"之地；再说职位虽贱，终有一定的薪给，使曹雪芹的贫困生活得有相对的稳定感；他的差事也不是如何繁重，工余暇豫的时间较多：所有这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一个便利写作的环境。他充分利用了这个对他说来已然是十分难得的条件，决意要完成他蓄志已久的小说创作事业，--恐怕这可能是当日的实际情况。
以乾隆九年而计，那时曹雪芹才不过二十岁刚过：这样年轻的人，会创作出《红楼梦》这样深刻巨丽的作品吗？这个疑问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想到，开始创稿时的《红楼梦》，当然不会是十分完整和成熟的，实际到雪芹逝世为止，这部小说始终是在经历着一个惨淡经营的过程。到甲戌年"再评"本出现时，曹雪芹已然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了，何况甲戌年还远远不就是他最后写定的时期。"再评"本首回里"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自白，就说明了这整整十年都是他在不断写作、丰富、提高的岁月。现在所能见到的许多乾隆年间的旧抄本《红楼梦》，文字章回，种种差异，或巨或细，没有一个本子是和另一本完全相同的，这也说明了《红楼梦》随时都在修订、润色，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定型的。曹雪芹天姿极高，绝顶聪明，而又早慧，二十岁过便开始经营《红楼梦》，并不是什么出乎常理之外的事情（注：明清时期特别早慧的文人，有确凿证据证明并非记载夸诞的，例子甚多，举不胜举。袁枚七岁能作律句（十二岁中秀才）；王士禛八岁能诗；吴兴幼女严静甫九岁善书，兼工墨竹；陈洪绶四岁即能画十余尺巨像。邵二云五岁能作排律诗，龚自珍二十三岁就作政论文章了。至张岱自状其亡父张耀芳，云："少极灵敏，九岁即通人道，病瘵几死，日服参药，大父母夹持之同宿，至十六而方就外傅。"（《瑯澴文集》卷四《家传》）则封建时代之人子岂有捏造此等情事以厚自诬其尊亲者乎？故知为实录无疑。我举这后一例证，有人甚至颇为惊怪，以为"欠妥"。但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岂能自设清规戒律，连史实都不敢讲一讲？）。
由于曹雪芹的特殊身世和经历，他自幼便饱经忧患，阅尽沧桑，从较为切近的人情物态，一直看到了较大范围的种种世间相，对那个使他不胜其憎恶、愤疾的社会，日益走上叛离的道路。他认识到，在那个社会里他不可能作出什么有意义的事业；他看到，要想达到抒写自己一腔愤慨、发挥个人文学才能的目的，在士大夫所热中的那些文学形式里是找不到出路的，于是他就下决心要彻底作个"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人，发誓要以一生的精力来写一部为大雅所不齿的"演义闲书""小说稗史"。
他一经这样决定了，便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他把他此后活着的目的，紧密地和完成这部小说的事业结合在一起。香山一带的传说说过一句话："曹雪芹活着就是为了《红楼梦》。"（注：张永海说。）这话恐怕也是出于传说者的"自撰"，但传说者的文化水平似不太高，却能创造出这句话，倒是非常朴素、简要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意义。
二十一 山村何处（一）
宗学毕竟只能是曹雪芹的一个暂屈苟安的栖身地，绝不会成为他的久恋之乡，他是"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注：《红楼梦》首回语。这句话恐不应理解为曹雪芹因其阶级偏见而看不起奴仆等级的人，恰恰相反，他这话有他自己的特殊具体内容，因为他本身是包衣奴隶，世遭庸人之驱制驾驭者也。这实际是极愤激的反抗语。）的人；况且宗学本是皇家用以"教化"其族人子弟的机构，学中特设稽查官，负责考核教师和学员的"成绩"，其实也就包括着管理监视的意义--这地方忽然出现了曹雪芹这样一位诗酒狂放的当差者，如何能与"教化"谐调？则曹雪芹之必不为宗学主管者所乐、所容，就是意中之事了。所以他最后不能不离开宗学而另觅立锥之地。 曹雪芹，也许经过了更多的流荡迁徙，路经了海淀一带（注：我在京西海淀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当地人有传述曹雪芹曾在海淀一带住过的说法。虽未知确否，但不无可能。盖当时有圆明园驻防上三旗，又有隶属于内务府的圆明园的管理处，设管理大臣、郎中、主事、库掌、苑丞、笔帖式等；其下人役，又有库守、学习笔贴式、效力柏唐阿、园户头目、园户、园隶、匠役等等人色。则曹雪芹无论为当差或投靠同旗亲友，皆可以至此地一带居住。（内府包衣籍名诗人法式善，即因乾隆十九年祖父罢官、家业中落，移居海淀；而他的过继父亲和顺，即做圆明园库掌，此例可作参考。）其移居西山脚下，应非一次直接之远路迁徙，固当是逐步流落，愈徙愈远之故，揆其情理，亦必路经海淀一带。又庚辰本《石头记》脂批曾提及刚丙庙，刚丙当作刚炳，绰号刚铁，是明朝的司礼太监，（当时"有钱的老公"〔雪芹语〕专爱修庙，也使人为自己立生祠〕，刚炳庙座落在今北京大学东部，即原来燕京大学的"燕东园"（俗呼"东大地"）内，曾见旧地图，确然无误。则此正亦海淀境内之事，似可参看。关于"园户"，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曾叙"苑户常明"，"海淀二格"等人；震钧《天咫偶闻》也提过"老园户"。），终于来到了西郊的一处山村地方。从迹象看，他此后就绝大部分岁月安居终老于此，直到他离开了人世（注：还有一个传说：曹雪芹一度到京西蔚县教过馆。）。 这西郊山村，到底是何处呢？年代既远，遗迹久湮，本已不好确指。不过现存的许多传说，都集中在香山附近的健锐营这里，有的并指出了比较确切的地点。因为这些传说并不出于一源，竟能不谋而合，似乎其来有自，不尽属虚，因此应该予以应有的重视。过分倚赖书面材料而轻看民间的口碑，特别是当考查像曹雪芹这样的人物，那可能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感觉到一点：曹雪芹而居住于健锐营里，这说法里面是存在着很大的无法解释的困难的。 健锐营，前身是云梯兵，就是专门练习登高攻城的那个兵种；其建营之始，是因为在乾隆十三年夏天，控制金川的军事久而无成，就想到利用云梯进攻金川的碉堡，命令在香山山麓下建筑石碉，以便练兵。后来练得云梯兵二千人，这些兵都是从八旗前锋、护军两营中选取的壮健人材。及至出战"凯旋"，恐怕一旦分遣归营后技艺弛废，遂决定把这一批兵设为专营，使其永远存在；事在乾隆十四年，具名是"健锐云梯营"。又于石碉之侧修建实胜寺，筑了大碑亭，立有巨大四面见方的石碑，刻着满、汉、蒙、藏四种文字（注：实胜寺非新建，而是改建旧寺，原名表忠寺、鲍家寺。碑亭很雄伟，可惜已然幸存到最近，却给拆掉了。），寺之两翼（从香山循北山往东，为左翼，循西山往南，为右翼）盖造房屋，以居兵丁。大练兵场中有皇帝阅武的一座围城式的讲武台，前有黄琉璃瓦的殿阁。 由此可见，这是个很大的崭新的营盘，其中成员都是八旗兵将，绝不会包括着内务府包衣人在内，因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无由淆混交互，曹雪芹由城内流落西郊，如何会选取到这样的地方？--即使他自己"愿意"，这种地方也不会容许闲人入居的。 勉强寻找制度上的可能性，则只有两个：一是乾隆十七年曾在健锐营属下增设"养育兵"百名，上三旗、下五旗各五十；所谓养育兵，是由雍正初年兴起的一种"制度"，目的是借以收容贫窘至"不能养其妻子"的闲散满洲和八旗人，每月给银三或二两，至乾隆十八年增额减饷，改为一两五钱；名为"训练艺业"，实际是一种救济办法。其二是健锐营于乾隆十八年增设了水师教习、汉侍卫十人，又有从外地选送来的水手数十名，附隶于内务府正黄旗旗鼓佐领下（即看作为包衣的身份）--这是健锐营中唯一和内务府在制度组织上发生关系的一个"点"。曹雪芹如进入健锐营（传说中以曹雪芹到此为乾隆十六年前后的事，年月较为接近），恐怕只有是这种机会；而就"养育兵"和"水手"二者来看，当然以前者或能稍合曹雪芹的身份。而传说中又毫不及此，却说是因犯罪而拨归健锐营（注：张永海传说，有名鄂比者，住健锐营厢白旗。未知确否。为雪芹贫中义交。参看舒坤批《随园诗话》："鄂西林（鄂尔泰，著名满洲宰相，以诗狱获罪之鄂昌即其侄），诗学家传；公子鄂容安，字修如；鄂容安之弟，十二公子鄂溥，诗尤佳，以耳聋终于笔帖式；虽有世袭三等伯，而子弟皆穷酸傲慢，鄂氏遂式微矣。"此鄂比或即此"穷酸傲慢"之鄂氏式微子弟之一？唯鄂氏隶满洲厢蓝旗，传说中鄂比住厢白旗，不合。健锐营的厢蓝旗在西面极南方，距离亦颇远。）。但是不管怎么解释，据敦氏兄弟的诗句的描叙，雪芹所居之地却仍旧一点也不像是在这个新建的营房里的样子。 另外一个可能是，迁居郊外是依傍自家在这一带的老房产。传说中一再提到曹雪芹初到香山住的是"祖居"，是"回家"。这一点本身和确指所居即是健锐营营房是自相矛盾的（注：张永海的传说，以及后来的说法，都确指正白旗的某一所住房是曹雪芹的"故居"，而这所谓正白旗，正就是健锐营的正式的营房，在大营盘圈内，无论如何也没法与敦氏弟兄所写的雪芹居处的情景相合。此皆出于附会，不足凭信。），却和我们这里刚提出的这个可能相符合。据我们所知，当时依傍郊外坟茔而住的旗人日益加多，其中有的是因"褫职籍其家""遂赤贫"而"寄迹于先人丘垄之侧"（注：敦诚《璞翁将军哀辞·引》。）的，也有只是因为"近日生齿日繁，不得不移住坟茔之势"（注：奕赓《管见所及》。参看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一回写旗人安学海"他家的旧宅子本在后门（地安门）东不压桥地方，……他自家却搬到坟园上去居住。他家这坟园又与别家不同，就在靠近西山一带，……这地原是安家的老圈地。"此亦反映当时风气。）的。曹雪芹流落村郊，也以"寄迹于先人丘垄之侧"为最自然（抄家的，只有坟园祭田一类许留，不入官，这种制度，连《红楼梦》小说里也叙到过）。但是这里也有困难点：若说是依住坟茔，曹家隶属正白旗的坟地例当在东郊，不会在西郊；若说是其他一般房产，则不但曹颙、曹頫等自奏产业情况时并未言及西郊有老房，而且即使有之，也早该在抄没之数了。 总之，曹雪芹如何到的西郊？到西郊究竟确居何地？这些问题我们都已无法很好地解决了，以上只不过是推测种种可能性，想借以窥见其生活经历的重要变化与其原由和意义而已（注：按以上推断，皆以传说在健锐营"内"为前提，故如所云云。假如依我个人的看法，未必即在营区之内，而只在邻近一带（参看第二十节），则解释上可以较为合理，因为当时内务府所属有香山、玉泉山一带的"三园"管理处，除管理大臣、郎中之外，静宜、静明二园各有员外郎、苑丞、苑副、笔帖式，下面人役又有催长、柏唐阿、披甲人、园丁、园隶、庙户、园户、木匠、花匠……、闸军、苏拉等名色。曹雪芹如以内务府包衣人而派来充当下级差事，是完全有可能的。）。 由于敦诚诗中初次提到曹雪芹在西郊时有过"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话，我们却可以得知：曹雪芹在离开宗学之后、到西郊之前，还有过一时期投亲靠友和为富家作馆作幕的生活阶段。 这种困窘已极、以至于不得不向"收税的亲戚""作官的朋友"等人求一时之助、济燃眉之急的经验，大概曹雪芹是多少有过一些的。曹家有不少阔亲戚，上面也曾提到过。以平郡王府一处而言，曹雪芹的亲表兄福彭在乾隆十三年十一月逝世，次年三月，由其长子庆宁承袭爵位，十五年九月庆宁又卒，年才十九岁，无嗣，过继其叔父福秀的长子庆恒为福彭之后，于当年十二月袭封平郡王，十九年八月任厢红旗汉军都统。这是曹家的第一门重要近亲。其馀我们一时不能尽详的一定还很多，境况都该比当时的曹雪芹要好到不知多少倍。但是即以平郡王府而看，乾隆十五年以后的袭封人已经不再是曹氏母系的血统子孙了，那关系自然要远得多，况且封建社会的势利眼，对犯罪抄家、贫穷落魄的曹雪芹（庆恒应称之为表叔），如何会青眼看待？因此雪芹一定就要受到此等"富儿"的疏慢甚至轻蔑。 在《红楼梦》里，还有不少痕迹，可以看出曹雪芹和他的合作者脂砚斋通过写作和批点小说而反映这方面的人情世态、寄托他们的感慨。第六回写刘姥姥入荣府求贷，其回末收场联语是："得意浓时易接济，受恩深处胜亲朋。"而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的《石头记》回前的题诗也说："风流真假一般看（平声），借贷亲疏触眼酸；总是幻情无了处，银灯挑尽泪漫漫（平声）。"小说正文写到王夫人说刘姥姥："他们今儿既来了，瞧瞧我们，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简慢了他。"便有夹行批语云："穷亲戚来看、是好意思，余又自石头记中见了，叹叹！"又有眉批说："王夫人数语，令余几□〔当是"几乎"〕哭出！"写刘姥姥向凤姐启齿，未语先飞红了脸，侧批说："开口告人难"，眉批说："老妪有忍耻之心，故后有招大姐之事，作者并非泛写；且为求亲靠友下一棒喝！"写刘姥姥听凤姐告艰难，只当无望，"心里便突突的"，旁批："可怜可叹！"……这些，都是可供寻味的参考（注：蒙古王府本第九回批："可怜，开口告人，终身是玷！"第六回批："非身临其境者不知（按指"吃饭是空子"）。""还不请进来五字，写尽天下待（原抄误作"代"）穷亲戚的态度。"皆此类。）。 至于本回前的标题诗，则又说："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这后面的"胜骨肉"于小说情节并无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大概和作者本人的另外的一些类似的经历有牵连，而这些经历却是关于"骨肉"的。富儿里面，毕竟还有肯"拔一颗寒毛"的，而骨肉却又连富儿都远远不如了！从这里我们又可以推想，曹雪芹在不得已时也曾向自己家里人伸出过求助的手，但是那反应却是比求亲靠友还惨！这些经验，不能不使曹雪芹和脂砚斋深切地感到："可为财势一哭！"（亦本回批语） 详细情况，我们当然是无法知道了，但是敦敏诗句说雪芹"燕（yān）市哭歌悲遇合"，寥寥七字中，不知包括着多少为我们所难以想象的遭逢和事故。这句诗虽然写时较晚，但是就曹雪芹到西郊以前这一段生活来说，恐怕也是同样适合的。 曹雪芹在这方面，一开始是有些切身经历（注：潘德舆《金壶浪墨》曾记曹雪芹"无衣食，寄食亲友家"，可供参看。潘德舆曾在满洲人鍾昌家作馆甚久，鍾昌字汝毓，号仰山，隶正白旗，嘉庆十四年进士。潘氏在正白旗满人家中得知雪芹轶事，是相当可靠的。），但也可以看出，他很快地就明白了一切，决定不再去叩富儿之门、弹食客之铗。世态的炎凉，财势的凌轹，只不过给了他刺激和教训（注：蒙古王府本第七回批："此是作者一大发泄处，可知贫富二字限人。""总是作者大发泄处，借此以伸多少不乐！"似可合看。），使他的穷骨更加坚硬起来；富儿疏慢他，他更鄙夷富儿。他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些卑鄙龌龊的人物，自己朝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不过，在此应该一提的是香山一带传说中也出现过一副十分俗气的对联，说什么"远富近贫，以礼相交""疏亲慢友，因财绝义"等等，并把它和曹雪芹牵在一起；又有一种来历不明的资料，也假借雪芹的名号宣传类似封建士夫的那一套"君子乐道安贫"式的思想。必须指出，拿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肯定"雪芹，毋宁说是对雪芹的莫大歪曲。庸俗的地主阶级的哲学，例如富有之时是"乐善好施""惜老怜贫"，拮据之时就"辨义利""守贫素"，这些东西，加在雪芹的身上，是制造混乱，歪曲这位大思想家的精神面貌。《红楼梦》开头其实早也说得明白："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这种类型的叛逆者，思想家，绝不是那一两个杜撰伪造者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描绘的，他是不会"乐道安贫"，也并不以"救济穷人"为"志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