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终于来到了西山山脚之下，开始了他的另一阶段的生活。
二十二 山村何处 （二）
西山，这名称未免太泛，往大里说，它可以统指河北境内的太行山脉。清初最杰出的地理家顾祖禹说："太行山亦曰西山，在顺天府西三十里；志云：太行首起河内，北至幽州；今由广平、顺德、真定、保定之西，回环至京都之北，引而东，直抵海岸，延袤二千余里：皆太行也。"这把总形势叙得最为简切。每逢风日晴淑，云雾不生，站在北京的高旷地点，往西一望，翠峦如幛；往北一望，远山连延迤■（上'里'下'辶'），直引向东，极目无际。稍稍分疏，则在京西者有小五台山，百花山，在京北者名军都山，从蓟县往东者名燕山，其余名称，不计其数。一般常说的西山，则多指范围最小的一部分，即永定河以东的这一带山峦。其中真正是"西"的，有三山：翠微山、平坡山、卢师山，就是普通所谓"西山八大处"的名胜攒聚之处；稍偏北的，也有三山：瓮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在乾隆时代，就是清漪园（颐和园是很晚的改称）、静明园、静宜园"三园"之地（注：清代人对这些地方的观感上的差别，可从龚自珍《说京师翠微山》一文中获得消息："翠微山者，有籍于朝，有闻于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隐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不绝高，不敢绝高以俯临京师也。……出阜城门三十五里，不敢远京师也。……与香山静宜园相络相互，不触不背，不以不列于三山为怼也。与西山亦离亦合，不欲为主峰，又耻附西山也。"是当时人对"三山""八刹""西山"的概念是有分际的。）。 曹雪芹在西山一带的村居，到底座落何处呢？ 据他的朋友们的描写，他的村居情况是"于今环堵蓬蒿屯""碧水青山曲径斜，薜萝门巷足烟霞""庐结西郊别样幽"；到春夏之际是"谢草池边晓露香"，而到严冬之日则是"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可见他的这所小小村屋，门临野水、径掩蓬蒿，是个十分幽僻甚至荒凉的所在。 我们上文曾就旗籍身份不合的困难点而讨论过传说中曹雪芹居住健锐营内的问题；现在就地方情况气氛而看，也是很难牵合的。健锐营当时是个崭新而热闹的大营盘地带，原不在话下；即就"三园"一带而言，这也都是皇帝的行宫御园禁地，他不时还要来阅武巡游（注：参看《雪桥诗话·三集》卷六："香山距圆明园十馀里，乾隆乙丑（十年，1745）就行宫修葺为园，曰静宜，率憩含晖堂披阅章奏、引见庶官。坤一静宜园晓直句云：'尧台舜馆蔼朝阳，邃谷修林拥大行。'西山为太行东干，香山其奇挺处也。乾隆中香山阅兵，岁无定数，嘉庆中岁幸香山二次，一春避柳絮，一重阳登高。香山寺建于金大定间，……园内外幢刹交望，铃铎梵呗之声相闻，近者卧佛、法海、宏教，远者华严、慈恩……（按皆佛寺名）。"）。在规定上，平时香山静宜园宫门就归健锐营兵守卫；皇帝来时，才改由他的亲卫把守，而健锐营兵退守碧云寺"孔道"，这孔道就是现时当地人还能指为"御道"的通路。当时一出西直门往西北走，一路绿柳红桃、苍松翠柏，无数琳宫梵宇、丹碧辉煌，号称"三百寺"，掩映林峦之间，景致固是极胜，却正不是什么幽僻荒凉之地，--更不是二百年后我们所能看到的这种屡经旧社会和帝国主义入侵联军破坏荒废以后的情景。所以传说中以曹雪芹为住于前临"御道"不远的（先是）正白旗和（后迁）镶黄旗营房地方，是令人感到很难和诗中的那种寂寞山村相应的。 再有，当然也可以认为曹雪芹可能居住上述另一组"三山""八刹"的那处西山地带，这里性质和"三园"确有不同，较为幽僻，也非禁地。但是实际也有不易解释的疑难之点。敦敏、敦诚二人的集子里现存有不少游西山的诗文，其中不但绝无把游山和雪芹联系在一起的痕迹（例如或便道访他，或约他同游，或他死后重游故地而悼念他），而且敦敏在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作诗有"平生不识西山路，望眼欣逢一霁颜"的句子，敦诚则在乾隆二十八年秋天说"西山三十里，朝发午至，而二十年中，始三蜡其屐：是知软红面目，久为山灵笑客，则虽数日之眺游、数客之畅咏，岂易言哉！"可见他们曾屡次来访雪芹于其村居的那地方，也绝不是这一带（注：传说又有指雪芹故居遗址为在杏石口（旧作杏子口）的。参看周维群《曹雪芹的故居和坟地在哪里？》（《北京晚报》1962年4月18-21日）。这杏子口正是由京城到西山八大处的入口。如果雪芹当日住在这里，则敦氏兄弟游山时岂能不路过雪芹处？）。 传说特别提到，曹雪芹当日的故居左近，曾有成片的竹林子。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线索。曹雪芹对竹子有特殊的感情，也许和这互有关系？但是北京地区，会有大片竹林的胜境吗？北方绝不是生长竹子的地方，偶有几竿，也很难谈得上成林的。我们能不能够在京西一带寻到这样一个类似的胜境呢？如果能寻着，那就有些意思了。 据我所知，北京香山一带，确实有过这样一个地方。 明末人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卷六（西山、上）《水尽头》条说： 观音石阁而西：皆溪，溪皆泉之委；皆石，石皆壁之馀（注：同书同卷前一条《卧佛寺》云："游（寺）者匣（娑罗）树则返矣，不知泉也。右转而西，泉呦呦来石渠……泉注于池，……池后一片石，……石上观音阁，如屋复台层，阁后复壁，斧刃侧削，高十仞，广百堵；循壁西去三四里，皆泉也皆石也。"此处是接叙语气。）。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y6n，北京地区）故难竹；至此，林林亩亩：竹，丈始枝；笋，丈犹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按竹根横行，为鞭，鞭末端又派生小竹，名为孙竹）。 过隆教寺而又西，闻泉声；泉流长而声短焉：下流平也。花者、渠泉而役乎花；竹者、渠泉而役乎竹：不暇声也。花竹未役，泉犹石泉矣：石隙乱流，众声澌澌，人踏石过，水珠渐衣，小鱼折折石缝间，闻跫音则伏于苴、于沙。杂花水藻，山僧园叟不能名之。…… 看他写这一地方的风景，竹林和泉溪乃是两大特色。接着写春花之盛、秋叶（柿叶）之美，明朝诗人的题咏，如黄耳鼎："鳞鳞柿辉光，实叶丹相属；……每泉分一枝，为竹万竿绿。"如张学曾："柿林影靺鞨，竹圃声琅玕。"如李元弘："得水竹光争日好，矜秋柿粉饱霜红"。皆可作为真实写照。而再往西走，愈登愈高，到达泉之源处，土人名为"水尽（jǐn）头儿"，那里"鸟树声壮，泉■■不可骤闻，坐久始别（才能够分辨得出），曰：彼鸟声--彼树声--此泉声也。"可见这处胜境，是多么迷人了。这便是樱桃沟、退谷地方（注：按"樱桃沟"乃后来俗称；碧云寺以西又另有樱桃沟地名，与此易混。）。王渔洋在康熙十一年（1672）游退谷，有"溪南万竿竹，岁久渐蒙密"的诗句（注：《渔洋续诗》卷二《晚入退谷却寄北海先生》诗。），可证到康熙初年此处竹林依然很好。而敦诚在雪芹死后所作《臞仙（宗室永忠）以雪中往寿安寺（卧佛寺）访莲上人、用东坡腊日游孤山韵见寄、即次韵奉酬》诗，其中有"退翁亭上风竹合，卧佛庵前石磴纡"的话，上句正就是写这卧佛寺以西的"退谷"（明末孙承泽的山墅）、"烟霞窟"的景物，则不但证实乾隆年间竹林犹在，而且说明敦诚对这地方也很熟悉。 可注意的是，这地方距香山、碧云寺不过往北五里地的光景，而和传说中的香山稍东的健锐营正白旗、厢黄旗之地，相去最近，往后一转即是幽径可通。它位于营房的"背面"，入山较深，明朝人说是"山转凹"处，道光时人说它是"荒寂殊甚"（注：同上书。按此地自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修路以前，极为难行，人不易到。丁未年，有如意馆人员并太监等，捐资修路，以便行走，而前此之幽深险奥、自然之趣，已然略减（旧有小石碑记其事状）。民国间周肇祥营私人园墅于此，又加改造，其势再变。最近又大加开辟修治，奇石杂树，荡然以平，纯似宽豁之现代"马路"矣。园林佳致，多遭此厄，早非原来面貌。），乾隆时也不曾是多么"繁华"，和山前一带大异其趣，是幽僻所在。孙承泽描写这地方说："京西之山，为太行第八陉，自西南蜿蜒而来，近京列为香山诸峰，乃层层东北转，至水源头一涧，最深，退谷在焉；后有高岭障之，而卧佛、黑门诸刹环蔽其前，冈阜回合，竹树深蔚，幽人之宫也！"（注：《天府广记》卷三十五"岩麓"附"退谷"。）一般人游到卧佛寺的，也多不知其旁侧有此深秀幽僻的好去处。雪芹很可能是爱上了这块西山最胜之境、幽人之宫的地方。 如果考察一下明朝的题咏，那么如"一泉分碧绕精蓝，云壑逶迤振策探；崖转细流生乱石，风回清响下苍岚。"如"薜萝深处一泓流，碎石疏花曲蹬幽。"如"山将枯去晚烟肥，茅屋人家红叶飞。"如"黄叶栖树间，鸟鸣时一坠。"也都和敦家弟兄等人所写的薜萝门巷、曲径幽斜，黄叶村居的情景相似。 因此，我很疑心曹雪芹的游踪可能和这里十分密切，他友人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保存的一首雪芹散步西郊憩废寺的诗题，在樱桃沟深处，磵谷的夹山逐步升高的地方，正有一处有名的废寺，即广泉寺，明清人多有题咏，或称"广泉废寺"，或直称"废寺"二字，也是一个吻合点（注：关于废寺指广泉寺的论证，徐恭时同志有专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于奕正题《广泉废寺》，韵脚是阴、音、心、林，李元弘同题之作则用森、音、心、林。而康熙间宋荦与乾隆间雪芹的诗，韵脚也正是"侵"韵。）。他的村居也许竟然离此非远--因而离山前营房也就不是多么迢遥，这或者就和"健锐营"的传说有关系。能够和泉溪篁竹、健锐营房两相结合的地点，除了这一带，别无第二处地方。考虑到能和所有线索都十分吻合的，这确是一个极值得研究考察的地点（注：退谷竹林之南，传说中雪芹所住过的"厢黄旗北营子"之北，有小村名"北沟"，地点最合所想。 *我在樱桃沟，听管理人牛师傅讲到他听见一位游客（海军）说过，曹雪芹在此题过诗。又有一次，一位老人坐于石上和他的同游者讲"这是曹雪芹到过的地方"。）。 无论如何，曹雪芹到底是来到了西郊山村。这虽然不过是太行山的一点滴馀峰支阜，不过是靠北京城最近的这一小层"山坳"里，然而那里的气象、气氛已然无限幽胜，远望是重峦叠嶂，万木幽深；近瞩则山环水游，茂林深竹，杂花如绣，和三十里以东的那座"帝城""皇州"相较，简直是无法比拟的两个世界。曹雪芹一旦离开了"十丈软红"，来到这种地方，真是耳目双清，心胸大畅，他那份儿高兴，就可以想见了！他把身世的坎坷，生活的困窘，一切尘俗鄙事，烦恼辛酸，暂时都丢到九霄云外，欢喜无限地居留在此，再也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在这里，他度过了他的末期的生活年代，忍受了更艰苦的生计的磨折，但也更集中精神地进行了他的文学创作的事业。 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今日的茅椽蓬牖、瓦灶绳床，虽然较苦，但那风晨月夕，阶柳庭花，却正有助于他的襟怀笔墨。
二十三 黄叶著书
从乾隆二十二年二月，敦诚（时方二十四岁）因侍亲随任（到山海关税卡做司榷小官），身在喜峰口，时常想念曹雪芹，到秋天，便写了一首诗与雪芹，以寄远怀。诗一开头说，唐代大诗人杜甫当年写诗赠画家曹霸将军，曾有"魏武之子孙"的话，如今的雪芹，虽亦魏武之后裔，而现时则贫居环堵，蓬蒿掩径，不与世通，扬州梦醒，至如司马相如身著犊鼻裈（开酒馆、身著"贱役"之服而躬亲涤器卖酒，妻子当垆）甘为贫贱。中言特爱雪芹的诗笔富有奇气，直追李贺，抉破篱樊。然后怀念当年在宗学相聚的岁月，种种乐事；而感叹曾几何时，分襟两地，空相怅望。最后就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由此可见，敦诚很知道雪芹来到西山以后，主要的事业就是写作《红楼梦》（注：按此云"著书"，只能是指写小说。诗人陆续写诗，积为集子，这情形不叫作"著书"。又按敦诚此句系用康熙间王苹"黄叶林间自著书"句。苹此句为王渔洋所赏，时人号为"王黄叶"。"黄叶村"则出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绝句："家在江南黄叶村"。）。
现代的小说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们，恐怕很难想象二百数十年前的曹雪芹之写作小说，和他们今天之写小说是有多么大的条件上的差异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太不同了，在许多方面，根本无法也不应该强作不伦不类的比较；但是单就几点而言，还是可以两相对照来看看的。今天的作家，得到人民的无比的尊重、爱护、欢迎、鼓励；党和国家、社会给作家安排的创作条件和帮助，我们现代人的印刷、出版、流布的种种技术和便利，是如此地发达而且日益发展着；作家所得到的精神鼓舞是巨大的，物质报酬是合理的。所有这一切，曹雪芹在他那时代里不但无法获得，而且根本是无从梦想的事。曹雪芹当日所能得到的一切，都和上述恰恰相反。
写小说，不用说是面向广大读者，而不是为了给自己看。但在当时，曹雪芹却对读者都不敢抱有多大的信心。这活并非夸张，试看他在小说一开头就表示出一种心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余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调""听了此曲，散漫无稽，不见得好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问其来历，就暂以此释闷而已"。在彼时，他深知道"闲书"的地位、"市井之人"的读者的水平，都会使他这小说的深刻丰富的内容意义和高超的文笔不易获得理解，因此预先有此瞻顾怅惘之怀，聊作宽解之语。
他的友人张宜泉作《分居叹》诗，写父母双亡、兄嫂见弃的"亡家剩一身"的沉痛心情时，曾有一联，上句说："纵饮原多放，"句下有"评语"（或系自注）云："自供其不才者一。"下句说："拈毫只苦吟。"句下又有"评语"云："自供其不才者又一。"（注：诗和八股时文对立，可看《随园诗话》卷十六记陈熙（梅岑）"性爱吟诗，不爱时文"；《初月楼闻见录》记童钰（二树）"不喜治举子业，专攻诗"。）则可见他的家人兄嫂所以视他为眼中钉，就是因为他的"不才"，只爱吟诗饮酒，而不想求名逐利、升官发财，所以连门庭都不肯容留他了，把他赶出分居。这诗酒，也正就是雪芹嗜之如命的东西。当时的社会心理，把苦吟纵饮都是认为"不才"之至的行径，那么雪芹居然要把平生的精神用之于"写闲书"上，这是多么出奇惊人的"不才""不肖"啊！所以，他要写《红楼梦》，得到的绝不是什么"尊敬重视"（这在乾隆时代的人听来是个天大的笑话！），而是极端的轻蔑和丑诋，--说他是"疯子"（注：传说中有此语。）。
然后，因为我国古典小说（包括戏曲）文学史上的特殊传统，作家在创造人物典型形象时，常常是采用选取某些事迹作素材、某些人物作原型而进行艺术加工概括的方法，所以从六朝隋唐以来的小说便多数发生了所谓"影射"的问题（注：读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此传统问题之史的线路最为清楚。），往往一篇作品刚刚问世，马上便出现许多猜测的说法。在当时，一般读者都是这种看法，直到明、清时代，并无两样。但因此却也给曹雪芹的写作事业增加了不小的麻烦和困难。
先就是他自己封建大家庭的族人以及同样家庭的亲戚方面的疑忌和愤怒，认为他是在故意糟蹋他们。然后就是统治者的注意和迫害。这后者就直接关系到《红楼梦》原稿全具而八十回以后部分却閟不敢传以致痛遭散佚的千古恨事。原因是，八十回以前的情节固然是全书中不可割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不过是用以反跌下文、逼出结局的"反面"文章，其更为重要更为精彩数倍的正书却都集中八十回以后；而这里便要写到这个封建大家庭获罪抄家的事情，势必要牵涉到种种政治关系：在当时纷纷揣测这是影射某家、某人、某公侯、某相国的认识之下（注：这种揣测在乾隆时候就已出现了，如明义《绿烟琐窗集》中题红楼梦绝句诗序，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以及裕瑞《枣窗闲笔》等书，都已反映出这种情况。实际是从小说一传抄流行就开始了。），统治者之不能不加以注视，就是毫不奇怪的事了。
总之，曹雪芹写这部"怨世骂时之书"（尽管他自己在开卷之初就极力撒烟幕、作解释，预为地步，企图遮掩），是在甘犯众怒、身冒危险的情形下而坚决进行的。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那是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多么大的信心，多么大的毅力才能写得下去啊！
最后，还有经济生活、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我在北京西郊海淀读书时，曾听到一个传说提到，曹雪芹作《红楼梦》时，没有钱买纸，就把旧年的皇历拆开，把书叶子反过来折上，订成本子，字就写在皇历的背面。这种传说，我认为是可信的。潘德舆《金壶浪墨》就曾记载过："或曰传闻作是书（《红楼梦》）者少习华■，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每晚挑灯作此书，苦无纸，以日历纸背写书，未卒业而弃之，末十数卷他人续之耳。余曰苟如是，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鬱者也。"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注〔十一〕也说："故老相传，撰红楼梦人为旗籍世家子，书中一切排场，非身历其境，不能道只字。作书时，家徒四壁，一几一杌一秃笔外无他物。"可见写这一部大书所需要的物质和花费，对曹雪芹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就在这重重困难、压力之下，曹雪芹没有倒下去，奋斗到底，坚持不懈。家人妻子，啼饥号寒、穷愁无路，一个普通人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之下，有再"冠冕堂皇"的事业摆在面前，也未必干得了，不用说还有什么心情去孜孜矻矻地写一部为人笑骂的"盲词小说""稗官野史"了。在这一意义上讲，曹雪芹不独是"疯子"和"傻子"，实在也是一位英雄人物。"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没有真正的性格精神上的伟大和十分强烈的内心上的动力来支持着他推动着他，写出一部百万言的《红楼梦》是断断不可能的。
二十四 村塾过从
曹雪芹的朋辈过从，不限于满洲宗室。他在西郊时期，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教书馆的私塾先生。此人姓张，名字已不得而详，只知道字曰宜泉，也是旗人。介绍一下张宜泉，对了解曹雪芹也不无帮助。 张宜泉的几个显著的特点是：身世可伤，家庭多故，嗜吟好饮，不肖不材，坎坷穷愁，孤独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壮怀，诙谐放达，而不为世容。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和雪芹有共通之处，因而这也必然就是他们的友谊的基础。 张宜泉自言"先世曾累受国恩"，这是旗人回顾身世的套语，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措词；揆其家世，可能也是内务府包衣旗籍（注：《春柳堂诗稿》影印木"出版说明"以张宜泉为"汉军旗人"，当系据《八旗艺文编目》而云然。乾隆时代以来，内务府旗籍多被误说成"汉军"，例多不可胜举。）。他十三岁上就没了父亲；才得成人，又遭丧母之痛；兄嫂不容，逼迫分居。因毫无赡养，不得已觅馆课童以自活。生有二女一子，不幸因痘夭伤，仅存一女；后来又生一子（他曾续弦，不知是前妻抑后妻所生）。他长兄比他大十五岁，母亲死后相继而亡，所遗侄女也是幼年痘殇；嫂氏再醮，亦无立锥之地。张宜泉自己则"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这和《红楼梦》卷端的"作者自云"所说的"半生潦倒，一技无成"正是一个意思）；有时竟因"避横逆出门"而不及接款来访的客人，其况可想。因此不时发出"奇穷不一收""吐气在何年"的慨叹：潦倒抑塞，其心境大约与曹雪芹有略同之处了。 前文引到过，张宜泉是以诗酒为命，其所"自供不才"的，也就是这两件事。他的诗句有时写得不错，如"市近飞尘起，人多小利争"，如"霜花暗拂心花冷，日影旋移人影孤"，如"一声篱鸟曲初罢，数片瓶花香自来"，如"丘壑连村多磊落，桑麻填巷亦萧条"，都不失为佳句；有时在感叹愁颜病髮之后，而写出"幸得于今烟景好：野花零落在吾庐"。他的萧条寂寞的境界，故以热闹之笔、宽解之意以出之，使人读去倍觉感动。 但是引人注意的尚不在这里。他的诗还有其他特色。 第一，他喜欢在诗中开玩笑。如作试帖排律诗《凿壁偷光》，结句忽然说出："高东诚见悯，当教尽添油！"这是村塾先生向吝啬的东家呼吁：晚上应该多给点儿灯油，好叫我多读会儿书啊！他描写老妻病起，说她是"瘦容争岛魅，脱髮误庵尼！"写他的孩子，为争苹果，以至"怒叫容皆白，急争眼尽红！"都可令人绝倒。这可见他为人也是素性诙谐，放浪跌宕，时时在穷愁中滑稽为雄，自嘲自解；这里面就也包括着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意味。"正统"诗家、"馆阁"手笔，是绝对不肯也不敢这样写诗的。 其二，他能以穷儒之眼阅世，颇能见到阶级的不平，同情于贫苦大众，而致慨于统治寄生阶级的荒淫享乐。如春游诗写出"驱犊谁家牧？垂竿若个人？""独怜拾菜女，绕地步逡巡。"和刘二弟闲话诗，写出"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贫！"的愤语。《西宫即事》写道："拾薪子尽蓬头惯，荷蒉人多赤脚流。"触目所及，自然生感。这实在是乾隆"盛世"的一种侧面的真实写照。另如《四时闲兴·其四》说道： 午床簟展小堂空，积闷难消睡课中。
柴米只争终日贵，人家益较去年穷！
妓楼鲜润榴裙雨，僧寺清凉蒲笠风。
--怪煞先秋蝉噪急：一声声出碧梧东！
伤时愤世，写出了贫学究的一片感慨。在这一点上，张宜泉的感受和表现是比敦氏弟兄强烈得多了。这就非常重要。 最后的，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张宜泉的"政治思想"问题。 张宜泉的诗集子最前部分是很多篇排律、试帖诗，这种诗是练习应考科举用的，并无内容，只要堆砌典故、考究技巧，就是"佳作"，当中和结尾可都不要忘了"颂圣"。这绝无例外。因此有人说张宜泉这种诗也就是"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的"。可是事实殊不尽然。在《东郊春草色》篇中，张宜泉竟然写道： 日彩浮难定，烟华散不穷。……
几度临青道，凝眸血染空！
这后十字是结句（这里应该"颂圣"），--真是令人不胜骇异了！ 再有：
锦瑟离宫曲，膻笳出塞声。 --《惊秋诗二十韵》 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 --《萧然万簌含虚清》 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 --《美花多映竹》 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 --《闲兴四首·其四》 这简直奇怪到极点了！这些句子，分明是讽怨当时满洲贵族的统治的。在乾隆时候，这样的话，不要说屡屡出现于一本诗集子里，只要有一例被摘，就足以杀身灭族了！（注：可参看第十七节。）--即使曾兴文字大狱的那些例子也都只是些隐语暗喻，还没有见过这样显露激烈的！ 他的诗里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此处不能细论。只举较明白的，如《读史有感》写道： 拍手高歌叹古今，闲披青史最惊心！
阿房宫尽绮罗色，铜雀台空弦管音；
韩信兴刘无剩骨，郭开亡赵有余金。
谁似尼山功烈永，残篇断简尚堪寻。
这就隐涵了对当时政治的讥评。他的气骨很硬，壮心不死，也时时流露出来；一方面表示"首阳欣所跻"（不食周粟），一方面又常思"惊兔""射鼷""猎虎豹""樵虬龙"，极有一种桀骜不驯之气透出纸上，都不是泛泛常语可比。结合上面所举的那些令人骇异的句例而看，张宜泉的思想大有可以探讨之处。（注：从张宜泉诗集看，其曾祖柩尚遗弃于张家湾荒庙中，曾往寻访不获；其死因不明，年久遗于张家湾以致失迷。情事亦觉可疑。似其先世曾有难言之故。宜泉思想，或亦与此事有关。） 所以，这位朋友也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反抗思想的人物。这方面，成为他和雪芹之间的友情基础，因而也就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雪芹的性格思想。 张宜泉的诗集里有很多篇诗是涉及曹雪芹的。也有明白标示姓字于题中的。也有只以"友"来暗指的（注：《春柳堂诗稿》诸诗排列法多有以类相从之例。如《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为过友人家陪饮诸宗室阻雪城西……》《题芹溪居士》《伤芹溪居士》四题相连，其中陪饮宗室即指陪敦氏弟兄，为指雪芹家无疑（不能设想张宜泉穷馆师又认识其他友人亦恰与宗室交往）。是即以"友"代名之例。又如《春夜止友人宿即席分赋》《晴溪访友》《怀曹芹溪》三题亦相连，而前二题内容全与雪芹特点恰合，故亦可推知其所称友人实即雪芹。）。张宜泉和曹雪芹的过从相当频繁密切。有时候雪芹去访宜泉，主要就留他止宿，两人"破灶添新火，春灯剪细花"分砚裁诗，检鱼对酒，直到月斜，还不肯睡。有时候宜泉去访雪芹，携琴载酒，径隔溪幽，而"不便张皇过，轻移访戴舟"，他们的来往，似乎还避人耳目，不欲世知。有时候宜泉竟找到僧寺里去访雪芹。有时候想念特甚，扫径张筵，以待雪芹，而又"封书畀雁迟"，似又因故犹豫不发，因此叹息"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有时候敦氏弟兄到郊外来看雪芹，雪芹也特地邀宜泉来作陪共饮。宜泉歌颂雪芹的不为统治者服务、高情只为山中白云留住。及雪芹亡后，宜泉重访故居，怀人不见，痛泪成行，叹息雪芹的诗、画、琴、剑诸般才艺，都成绝响，而破匣里的遗剑，犹有铓铓的影气-- 象征着雪芹的叛逆精神的永远不死。试看： --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
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铓铓！
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注：原诗见《春柳堂诗稿》叶四十七，题曰《伤芹溪居士》。） 雪芹的朋友，就是这样地爱重他。
二十五 一别经年
曹雪芹自到西郊之后，虽是不常进城，但和好友敦敏、敦诚也并未失去联系。可是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的初秋，一个阴雨连绵的夜里，敦敏闭门闷坐，自斟自饮，感怀往事，便想起曹雪芹，不相见者却已一年多了。敦敏十分系念，因此在题诗时已经说： 短檠（qíng）独对酒频倾，积闷连宵百感生。 近砌吟蛩侵夜语，隔邻崩雨堕垣声。
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
忆昨西风秋力健，看人鹏翮快云程。
重阳以后不久，他偶然到友人明琳（注：关于明琳其人，可参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养石轩中去，忽然听到隔着一道院子有人高声大谈，那声音直传到这边来；敦敏入耳就听出这是雪芹的语音声口，除了他，别人是再没有这种意气风度的。他于是赶紧跑到那边另院去，果然不出所料，雪芹竟然来了！相见之下，彼此都又惊又喜，十分意外。他们便在明琳那里摆酒快叙，同话旧事。敦敏感而成诗一篇： 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 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注：按此系用《晋书·孟嘉传》褚裒暗识孟嘉故事。）。 秦淮旧梦人犹在，燕（yān)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只要看一下敦敏的情词之切，惊喜之深，就可知这一年多的离别，乃是他们这些年来的一次少有的离别，也是一次非比寻常的离别。 但是曹雪芹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往何处去了呢？他忽然离开北京西郊（如在这里，是绝不致于如此之久和敦氏弟兄不见一面的，他们此后的踪迹说明了这一点）（注：另一方面，当然可以是敦敏不在北京；但敦敏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夏就从锦州回到北京来了，此后他未再出门，诗集中历历可考。所以只有雪芹离开一个可能。），又是由于什么事故呢？ 尤其引人思索的是，如此一番稀有阔别之后，意外重逢、又惊又喜之下，赶紧把袂快谈，那话题却不是别的，就是"呼酒话旧事"，并因此"感成长句"，而诗句也说明所话的内容就是和"燕市悲歌"为对的"秦淮旧梦"。这就十分清楚地透露出，曹雪芹的此次离别，是和他祖上在南京做织造时的往事有所关联的。
不但如此，从这次重逢为始，直到次年的夏秋之际，敦敏、敦诚二人同访雪芹于其山村，赋诗纪事，那诗中的主要内容也还没有离开这一点，两人异口同声地写出"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的联语来。这绝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强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上面的推想。--如其不然，如果这都是泛泛忆旧的话，那么他们相识已久，于雪芹家世谈习已多，既非近事新闻，又何至于每次相见就只是重复这个雷同的话题？那不是太频数（shuò）可厌了吗？ 所以，我们有理由疑心，曹雪芹这次像是曾到南京"老家"一带去过（注：参看周汝昌《曹雪芹和江苏》（《雨花》1962年第8期）。又顷蒙阿英同志见告：吴兰征《绛蘅秋》传奇（嘉庆十一年丙寅抚秋楼刊）序中言及曹雪芹曾到南京，可供参考。），带回来丰富的见闻，也增添了更深刻的感慨。 同时再考察脂砚斋在庚辰秋月，正是"四阅"《石头记》的一次大评订已毕的时候，前此一段时间，也正像乘雪芹不在，故而得间为之批阅整理；批语里有些话，也流露了雪芹出外未归的语气。这事情似乎是有迹象可寻的。 至于雪芹远出的详细情由，看来敦敏是无意记载，讳莫如深。--他弟弟敦诚后来在敦敏诗集稿本上甚至连这首诗都不愿选存，竟用墨钩将诗钩去。其中的事故，也可能很有关系。可惜我们此刻都无从进一步了解了。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是在乾隆二十二年，第三次是在乾隆二十七年；雪芹的南游，在二十四、五两年，似和南巡没有直接关涉。我此刻设想，他南游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家曾在南京六十年之久，曾有远族或亲戚随住落户，曹頫本支抄家北归之外，尚有遗在南方的；或者雪芹此行，是因先世的家务私事（如抄家时还有外人欠他家的三万二千两的债权，由此可推，其他较细碎的事项、历久犹存的关系，或许不免），得老亲旧友的牵绪，而前往料理，也未可知？一是曾随别人，在江南作过事情。 近年镇江地方，出现了曹雪芹曾经南行，在瓜洲镇江之间因天气阻渡停留，绘画赠人的传说，似非巧合（注：此事镇江江慰庐先生有详细报告文章。略参《红楼梦新证》793-794页。）。 如果所推近实，则这次南游，阅历山川，凭吊旧迹，听话往事，无往而不是对他深有感触的宝贵史料，同时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和思想。这些，对他写作后半部《石头记》是会起着巨大作用的。 曹雪芹归来以后，和敦敏、敦诚的过从更加频繁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末秋初之际，敦氏弟兄二人曾到山村来访他，他曾留饮，各有题诗为纪（注：参看《红楼梦新证》1日版431、432页，新版735、736页。（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以为我把这次兄弟同访之事是定在"冬"日的，因而说那是错的。实则我并未有此说，我所谓"冬"是指敦敏当年另一次的"访曹雪芹不值"而言。原文叙次标点甚清，可复按。））。同年冬天，敦敏又曾来访，恰值雪芹外出，那时正是天阴日暮，野水寒云，诗人未归，门庭萧寂，敦敏对此情景，不胜怅怅之怀，因而有作。那诗写道：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
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
雪芹就是在这种荒寒凄寂的世界里过着他的坎坷但是不寻常的生活，继续着他的写作《红楼梦》的伟大事业。
二十六 南 游
雍、乾之际的最有声望最得民心的地方大吏有二人：尹继善和陈宏谋。尹继善是满洲人，姓章佳氏，隶厢黄上旗，父亲尹泰，也是官至大学士，所以旧日文人的话是"两世平津"；尹继善的女儿又嫁了乾隆的第八子永璇，国戚皇亲，家门贵盛。他的府邸就在京师西城大护国寺和什刹海之间的定府大街，府内有园，名曰绚春。 尹继善在雍正元年成了进士，只过了五年，便升任封疆要职、其时年纪不过三十多岁。他为人才干明敏，性情宽和，在雍正朝，仕风吏习专务苛刻的时候，他能不逐流俗，据记载说，有一次雍正对他讲授为官之道，叫他效法李卫、田文镜、鄂尔泰三个（这是雍正最赏识宠信的得意之人），尹继善却奏对说："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他以精辟深刻的知人之衡鉴，对这三位宠臣巧妙地进行了批评，有胆有识，应对得体，连雍正也莫奈他何。
尹继善在雍正六年，就官授内阁侍读学士、协理江南河务；秋天，署江苏巡抚（次年"真除"），--这正是曹頫一家落职查抄的那一年。九年，尹继善已署两江总督。十年，协办江宁将军，兼理两淮盐政（任至十一年调职）。乾隆八年，再署两江总督，十年，实授（任至十三年）。十六年，复调两江（任至十八年）。十九年，又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实授（任至三十年）。一生四督两江。 尹继善初到南京，曹家正好刚已北返；不过他的总督衙院，就与曹家"老宅"相邻，自己又兼着两淮盐政，也是做着和楝亭一样的官。在南京一住，才日益体会到曹家祖孙数辈、历时六七十年之久、在江南一带的深得人心，远非一般俗常仕宦可比，而他家在文学事业方面的成就与影响深远，尤为大出原来的想象之外。尹继善对曹寅，本已久所心慕，至此，宦地相同，官职联属，自己也十分喜爱诗文书史，于是有意无意之间，都在学步楝亭，也作东南半壁的风雅主持。 在这种心情之下，尹继善自然留意于访询曹家的现况，子孙的下落。 中进士以前，尹继善曾在怡亲王府做过记室；后来曹頫是雍正交与怡王"照看"的。尹继善早年就已可能与曹家相识。大约到乾隆十九年再署两江总督时，他乘着搜罗人才的机会，决意务要跟寻楝亭的后人。而雪芹此时，编述《石头》一记，已经有了脂砚抄阅再评本。意在问世传奇的雪芹，正也想为书稿谋一个乐为出资刊板的东道主。两相凑泊，事不难成，尹继善爱才好士，礼聘情重，雪芹又可藉此重游童年故地，一举数得，就答应了前来请聘之人。 雪芹前往江南，似非一次，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南京好像已有他的足迹，所以二十二年敦诚寄怀诗句，正劝他不必远游--"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这显然不是一种并无缘故的闲文琐语，而这一年，乾隆有意改变对待汉族旗人的政策，准许包衣人开户出旗，可能是雪芹生平中的一次颇有关系的事件。但到了二十四年秋天，他由于生计的艰难，为了著作的传布，还是不得不下决心，再度前往。这时，有人对雪芹也加紧注意，在形势不利的考虑下，敦诚弟兄也同意了他的南游的打算，如此可以暂避风波，保全书稿，因此反而赞助雪芹料理南行的一切准备。 一到江南，雪芹的才华立即受到了尹继善的赏重，并以楝亭有此嗣孙引为欣慰。初时，宾主相得，情好甚笃。常在扬州的肖像画家云间陆厚信（字艮生）者，来游南京，曾入尹府，见到雪芹，十分倾慕，为他绘了一幅小照，并写下了五行题记，其辞云：-- 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 这就记录了一时的景况。
可是，雪芹的处境到哪里也是复杂的。这次南来的遭遇，有几件事使他更叹命途之乖舛。 正如敦敏赠雪芹所说的，"可知野鹤在鸡群"，他的才华出众，易为人知，也易为人妒，同事中间，小人之辈，谮毁之言，久而遂多。尹继善虽然爱才好士，扬风■雅，但全是正统一派人物，眼见雪芹的一些言谈行径，渐渐心有不乐之意。尹继善是正人，倒出于一片好心，从他自己的正统观念出发，以为雪芹落到此等境地，是因无人"导之于正"，他就要设法挽救雪芹，而雪芹对于这种"挽救"，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根本不能接受。这么一来，各无恶意，皆本素怀，可是误会既多，彼此都无法谅解：别人本是一片热心为他好，而雪芹看来那是不能苟从的道路；雪芹如要自行我素，不肯污于流俗，就必然被人视为狂妄无状，负义忘恩。一个不能为世人所理解的伟大的哲士文豪，越是伟大，越是孤独，越是寂寞，--"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正是雪芹的最巨大、最深刻的悲哀。 雪芹本是为《石头》一记而仆仆南游的，不想最后事情也就出在这部书上。 这几年来，皇帝的主要的精力是花费在武事军情的调度上，但是使他颇为心烦的也还有文字科场，--"文治"方面的事情。乾隆二十年，胡中藻"诗狱"事件发生，中藻被杀。二十二年，段昌绪因收藏吴三桂叛清檄文、并加圈点评赞而伏刑，彭家屏因收藏明末野史，并其子皆处斩监候，家产籍没，家屏旋以撰《大彭统纪》赐死。更奇的是，到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命大学士蒋溥去向张照的儿子张应田家里查取张照的文字笔札，斥之为诗意怨望，文字狂诞，为一"丧心之人"，竟说："迨至再跻显秩，叠受殊恩，苟有人心，则从前肮脏（注：肮脏（kǎngzǎng），幸直刚正、不屈不阿之貌。曹雪芹写妙玉，曾用此词义，今人不解，乱加曲说。其实此词自古以来即如此音义，我曾引郑燮、潘逢元词中"飘零肮脏""风尘肮脏"为证，见《新证》页1055。乾隆此例，尤为显确。）激厉之词，亦当猛有铲削，而必将此刊刻流传，其居心又可问耶！"所以，对于"人心"的问题，一时颇为风雨满城，谈虎色变。 这时期乾隆皇帝不但"外头"事多，"家里"也觉烦心，皇八子永璇年少，不守礼法，最伤脑筋，他的师傅孙灏在二十三年已然得咎；二十四年秋天，永璇的岳翁尹继善也因为册送子弟乡试而不遵旨先自奏明，也受了指摘。到二十五年春天，为了加强管教，乾隆不得不亲"幸"永璇府第，意在察看。在清代，各种制度规定甚严，皇帝亲临臣子的住处，那是极为少有的特例，所以史官必书。这次临幸永璇府，就是史册可征的。 正因如此，从早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极堪注目，那就是：乾隆有一次亲至某满人家，发现了《石头记》，并挟其一册而去（注：参看第三十二章。），以致某人大惧，急谋删改进呈云。--显然，这是《石头记》未有刊本、流传未广时候的事情。 从年代上推考，只有幸永璇府这一事件正相合符。 当乾隆查出身有"内病"的永璇竟尔偷看这种"邪书"，自然十分震惊恼怒，决心要弄清这部"淫词小说"的一切原委。当这事的风波很快传到了水璇岳家尹继善那里，不觉目瞪口呆，--因为著书人就在他的幕席之间！由是，风声汹汹，人言啧啧 ，顿时大为紧张。尹继善毕竟还是厚道长者，不肯出卖楝亭的后人，就透消息给雪芹，让他赶紧托故离职，潜身他往，庶几可望避免多所株连，将关系的复杂程度尽量缩小。 于是，无可回避的雪芹，收拾行装，决意北返。 幸而永璇有力，多方弥缝遮掩，设法将事搪塞过去，一时未至酿成大案。这就无怪乎敦敏在重阳节后意外地与雪芹重遇时，立即写出了"秦淮残梦人犹在，燕（yān）市悲歌酒易醺。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这种万分感慨、无限悲凉的句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