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事情很早就有，而且历来不绝。魏晋之际的阮籍，以任情放诞、蔑视礼法著称于史。相传他在家喝酒，常散发裸体，无所顾忌。有时在酒店喝醉了，便躺在老板娘身旁，弄得人家很疑心。但当儿子阮浑要学样时，他却阻止说：“卿不得尔。”（你不许如此！）魏晋时有一位嵇康，是阮籍的好友，不但疏懒傲诞，而且刚直激切、轻肆直言。但这位绝俗之士，在《家诫》中，却教给儿子许多圆滑透顶的处世方法，例如，见人争论不休，就要赶紧走开。因为坐观是非，难免要说话，一说话自会有所偏袒，于是就结下怨仇。再者，对别人的私事，知道得越少越好，以免招来忌恨。这些教导跟嵇康自己的日常行为往往相反。往下说，清代有郑燮（板桥），为人疏放不羁，却劝堂弟谨慎做人，努力科举，不要学自己的模样。这样的例子多得很。
其实，所谓狂诞之士，都是个性特异，难与常人同流的人物，因而也就容易遭受诋毁甚至陷害。中国人好同恶异，强求社会的一体性，对异端难以宽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枪打出头鸟”。这些都是人们引以为戒的格言。那些狂诞的才士，虽不愿意改变自己，却深深懂得：最安全、最少烦恼的人生，就是平庸的人生。所以，他们教给子弟的东西，不是自己所信奉的人生准则，而是克己从众，和光同尘。
再则，狂诞也就是偏离社会的轨道，偏离社会的权力组织。即使从个人来说无足多虑，从整个家族来说，却决不能走得太远。中国是以官为本位的社会，没有人做官，整个家族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这种现象在明代特别严重，一个缙绅家庭下降为平民时，其财富常常很快就被权势者巧取豪夺，吞噬干净。谈修《避暑漫录》记载，松江一位老人，平生多次拆掉失势人家的坟给新贵筑屋，眼见兴衰倏忽，财产聚散无常。因个人偏离社会轨道而造成家族的衰落，狂士再狂，也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可以补救而又不必过于违逆个性的方法，只能是让子弟循规蹈矩，在社会的正道中猎取功名。以祝允明来说，祝家本是世代官宦，继承遗业，并发扬光大，乃是列祖列宗发自冥冥之中的命令。因此，尽管自己行为放肆，对儿子却管束很紧。在祝续中进士、点翰林之时，他当然激动不已，对皇帝感激涕零了。这一刻他完全改变了精神面貌，变得庸俗不堪。
父亲的品格影响儿子，那是极平常的事情。但历史上许多个性特异、卓立不群的狂诞之士，却少有把自身品格留传给子弟的。相反，他们的儿子大都是平庸，好像为了完成一种平衡。祝续官运亨通，但在父亲所精熟的文学、艺术、哲学等各个方面，却没有一项提得出的成就。
这里也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所谓狂诞，其实并非只是行为的奇特，而是表现着对旧有规范的破坏，对新的人生价值的追求。自己追求的东西却不愿儿子去追求，而宁愿他们平庸无奇，社会又怎么能够改变呢？
文豪做小官之苦
文豪做小官之苦
文豪当然才气过人，但也常常是傲气过人。古时，文人的正经出路是做官，所以文豪都想做大官。岂知文才官材本非一事，甚至多了文才却妨碍了官材，所以他们在宦途上倒是不顺利居多。有些则干脆不做官，认为无非是老天无眼，而自己则是怀才不遇。最苦是不尴不尬的只落得个县令之位，才叫倒霉。性情疏懒而事务繁杂，脾气傲诞却要逢迎上司，非搅得一塌糊涂不算数。中国文豪有这等经历的颇多。陶渊明做过江西彭泽县令，才八十天，终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挂印回家了。杜甫做过华州司功参军，是个管文化事务的佐职，被杂务缠得心烦，光火地说：“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高适做封丘县尉，写诗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前者有伤自尊，后者有伤良心，只好辞职而去。还有一位袁宏道（中郎），比祝允明晚生几十年，做过吴县令。他在《与丘长孺书》中，将小县令的苦处描摹得极生动：
弟作令备极苦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穀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今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正德九年（1514），祝允明第七次会试失败，已经是五十五岁，且儿子三年前已中了进士，再考下去实在无味，决定罢手。明朝制度，举人不愿参加会试，可由朝廷分配做官。只是出身低，弄不到肥缺。祝允明不知道是觉得人生总该过一次官瘾，还是想积点银钱应付余生，就走了这条路，远远跑到广东兴宁去做知县。他一向狂傲透顶，做知县便难受得要死，于是写了许多诗发牢骚，《戏作口号》是其中之一。“口号”是随口吟成、不复琢磨的诗，虽然率意，却易见性情。
道惠何曾惠，言宁又不宁。一春眼里过，三日水中行。坡老荔犹涩，陶公酒未成。哥哥浑不顾，枉费千万群。
兴宁属惠州。头二句用双关语，就自己的官职起笔，埋怨来此惠州兴宁，既不“惠”又不“宁”。祝允明同时所作《县斋早起》，有“拙谋果是因微禄，好傍吴田晏起耕”二句，表明做官是为了积钱为退隐之计。但明代官员的正式俸禄很低，其主要收入，来之赋税中按规定可以报损耗的部分。这是合法的、有一定比例的“揩油”，即“陋规”，赋税收入越高的地方，官员所得越多。兴宁在当时仍属穷乡僻壤，当然是不“惠”了。但越是僻远的县份，国家配置的公务人员也越少，什么事都得知县亲自管，所以又是不“宁”。不仅如此，知县最重要的公务，是按时向乡民催交钱粮，而老百姓总是设法拖欠，催交钱粮要靠皮鞭木棍。祝允明是一个饱学风流之士，终日冥想天地宇宙之精微，哪能干得好这种虎狼之差？完不成任务，不但自己的收入无来处，还得受上司的指斥，甚至停发有限的俸禄。据祝允明在广州所作《归兴》诗，他到兴宁的第二年就被罚俸，那更是不惠不宁了。
三四句写眼前之事。当时祝允明只带了老妻照顾起居，儿女远隔万里，又无酒朋诗侣相伴，恐怕在吴中的风流行径，在这里也难以重演。如此寂寞，不免辜负了大好春光，白白地看它从眼前流过。现下乘舟行水，连绵三日，尤其觉得无聊。不知道这次出行是为了什么缘故，就诗中看，大约是执行公务。中国文人在困顿之际，常会找出些理由自我排解。苏轼曾贬官惠州，作《食荔枝》诗安慰自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陶渊明做彭泽令，也说：“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五六句中，祝允明却反用典故，怨怪荔枝还涩，不能吃；酒也未熟，喝不成。当然，荔枝和酒都会熟，祝允明只是发脾气，想不出在这鬼地方有任何好处。
结句原有小注，说明吟诗时正子规（杜鹃鸟）飞过，遂有了最后二句。中国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子规的叫声是唤“哥哥”莫要远行。这两句后悔自己来此做倒霉的小县令，有归去之意。
后来祝允明升迁为应天府通判，官署在南京，地位比原来高了一些，繁华都市的环境，也比原来舒适得多，照理该满意了吧？然而他还是心烦。通判终究只是个掌管农田水利及粮运之类杂务的佐僚，没什么实权，又乏味得很。而且，南京是明朝的陪都，有全套不管实事的中央机构，大小官员麇集于此，勾心斗角的丑态，远过于偏远小县。他终于辞去官职，回家赋闲。此前作有《危机》一诗：
世途开步即危机，鱼解深潜鸟解飞。欲免虞罗唯一字，灵方千首不如归。
这诗跟前一首诗，都是触兴而发，写出在宦途中难以适应的处境与心态。祝允明从年轻时就很想做官，觉得借此可以显示自己的超群之才。但一旦入仕，却浑身难受。固然小官不好做，大官也得从小官做起，平步青云总是少的。说来说去，是书读得太多，道理想得太透，皮不厚，心不黑，手不狠。文豪做官，往往如此，只是在低卑的职位上转了一圈，仍回到老地方，还白白惹一肚子气。
沉闷的人生
沉闷的人生
祝允明五十多岁到广东兴宁做知县，寂寞枯索，心绪恶劣。在一个阴沉的天气中，他写下了这首《短长行》。首先是从天气说起：
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长。
昨日虽短霁而暄，今日虽永阴复凉。
接连的两天，本无日长日短之分。只是晴日风光宜人，情绪开张愉快，便觉其短；阴日寒湿渗肤，举目无娱，苦苦捱延，遂觉其长。这是就眼前光景发端，却已经有了象征意义。接着便顺势展开：
胡不雨雪为岁祥？胡不稍暖开初阳？
徒为蔽天氛噎日黭黮，人物惨懔无精光！
干脆就下一场大雪（“雨”作动词用），要不就云开日出，为什么这么阴沉昏暗，人也好，物也好，都在这阴森之气的笼罩下，显得灰暗失色，无法放出自身的鲜丽光彩！字面上还是写天气，而且写得很真实，但一个象征的主题，已经被巧妙地表达出来了，这就是沉闷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压抑。
对于个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生命的短暂，也不是追求的失败。项羽叱咤风云，横行天下，三十岁时自刎于乌江之畔，谁敢说他不是一个令人追慕的英雄？人以其自由创造的能力区别于一切生灵，而且每个人就其本性而言都具有这一种宇宙间最宝贵的品质。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许多机缘并不是人能够把握的，但总要发扬个性，努力创造自我，放出独有的光彩，这才是人生。
同样，一个社会最令人感到厌恶和可怕的，不是贫困，甚至不是暴虐，而是对人性的压抑。汉唐盛世，常牵惹后人的怀古之情，这不仅是因为国力强盛，疆域拓张，而且因为许多英雄才士得以骋其智能，各著风流。自宋代以后，却是用压迫人性的手段求得社会的稳定。在理学的教条中，世界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个人的义务，只是崇仰圣人，忠诚于国家和君主，消除自我的欲望，便完成了一生。于是，人渐渐变得委靡，像受了阉割似的；变得虚伪，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变得猥琐可笑，看不到一点飞扬跋扈的豪气。当历史发生变化，个性精神开始复苏时，先觉之士最直觉的感受，便是那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闷。
因此，这一首短诗的前半部分，实际是一声新时代的呼喊：宁可要短暂而美好的生命，也不要漫长而阴沉的岁月；要求打破社会的沉闷，使各人所具有的一段“精光”闪耀光彩。这一思想渐渐成为新的社会思潮，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晚明的李贽。李贽是福建泉州人，有人讥讽地问他是否认识福建的一个海盗头目，他回答说：那位海盗头目，横行海上几十年，攻城略地，朝廷也奈何不得，如果没有过人的才智，岂能如此？一班“大头巾”（明代人对酸腐儒生、假道学的蔑称）只会打躬作揖，跟在人屁股后面转，怎么敢同他相比！所以，清代《四库总目提要》站在正统立场上指责说，祝允明实际是李贽的前导。
即使到新思潮最为盛行的晚明，旧势力仍很强大，李贽就是被陷害致死的。何况祝允明比李贽还早近半个世纪，更是孤单无助。他不由得发出叹息：
物情望有常，造化诚叵量。
淑美气候少，君子道难昌。
阴阳长短不可问，古来万事都茫茫！
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怀疑：历史是有理性、有规则的吗？为什么尽管人们希望事物的运行能够遵循常道，而事实上支配万物的“造化”却不可探测？为什么在生活中美好的时光总是很少，君子之道总是难以昌明？顾望千古，真是茫茫不可知！在兴宁时期，祝允明常常为这样的迷惑所困扰。如《悲秋三首》之一：“日似宝珠容易掷，道如沧海等闲求。爱憎衮衮风千变，今古茫茫貉一丘。”《秋宵不能寐》：“官街彻夜鼓声悲，万古浑无至静期！”这也是明代文人的普遍苦闷。他们不满于现实，却总是找不到出路，不知道怎样才能令社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独怜穷海客卧者，魂绕江南烟水航。
这是全诗的结末两句。百索无解，无可奈何，只能回到眼前的实际，转为对家乡的怀念。收结显然是弱了一些。
从明中叶到晚期，要求舒张个性、发扬个人创造精神的思想潮流，曾经对社会的统治思想形成冲击，但最终仍告失败。清人入关后，更将专制统治发展到极点，所以后来的先进思想家仍旧重复着祝允明所感受到的沉闷。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所说“万马齐喑究可哀”，等于《短长行》的“人物惨懔无精光”。而且，晚清的沉闷，比明代更甚。用龚自珍的尖刻批评，是朝廷无才宦，军队无才将，甚至市井无才匠，山林无才盗，一切人才，都被摧毁干净。直至到鲁迅的时代，仍然感叹社会像是一间密封的铁屋子，人人还是沉睡不醒。
吴乡小景
吴乡小景
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田园诗，从陶渊明开始，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流派。大致早期的田园诗，以表现诗人自身的隐居生活为主，并借此抒发清高脱俗的情怀。所以虽是写乡村，跟真正的农人却并无多少关系。比如陶诗中出现的人物，虽然“相逢无杂事，但话桑麻长”，实际是些隐士。到南宋范成大作《四时田园杂兴》，明显地转向以乡村自然景色和农人的日常生活为主，形成一种改变。举一首为例：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这种变化，大约与范成大的生活环境有重要关系。他作这一组诗时，已经从宰相的高位上退休，闲居在石湖（范成大号“石湖居士”，即由此而来）。包括石湖在内的苏州西部乡村，是十分美丽的地方。即使比不上杭州风光的俏丽，也别有一种温媚闲淡。这里滨临太湖，大大小小的湖泊、河道交错密布，青翠的小山或断或续，丰饶的田野便舒展于山水之间。得天之利，农、蚕、茶、渔诸业兴旺，农人的生活，自然较别地富裕些。他们固然勤劳辛苦，却也不乏自足的快乐。这种环境，使诗人感受到特别的情趣，便以自己的眼光，去看待农人的生活，写出新的作品来。虽然《四时田园杂兴》也写到官府对乡村的压榨，但更多是反映田园的美好与令人愉悦的一面。
祝允明居住在苏州城内，也常出城游玩。他写的关于乡村生活的诗为数并不多，却有自己的特点。下面是一首《首夏山中行吟》：
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垆煮酒香。
诗读起来像一支小曲，轻快而闲淡，语言似乎未经任何修饰。这种语言风格同诗的情调相适应。诗歌语言的书面程度愈高，读者与诗境的距离愈远，从而造成诗学理论上所说的“陌生化”效果，使人将诗境作为特殊的审美对象来审视。相反，平易的语言，令人觉得这只是寻常的生活景象，很容易投入到诗歌的气氛中。这正是作者所冀求的。从画面的构置来看，与《四时田园杂兴》有明显不同。后者大多是一事一景，本篇则写得更分散。这同样是不经意地写出了生活的原貌，但作者毕竟是有意识的。他散淡的文笔，令人感觉到诗中的一切，是如此轻松闲逸，而忘记生活的紧张，得到情绪上的舒缓。尤其是末句，令人想像在村头简朴的小酒店中，从村女手中接过一碗米酒，是何等惬意。
另一首是《暮春山行》：
山艇出横塘，西山晓气苍。水车辛苦妇，山轿冶游郎。麦响家家碓，茶提处处筐。吴中好风景，最好是农桑。
这是一首五律。按照一般习惯，律诗是最讲究语言锤炼的，古人有“五律如四十尊菩萨，着一俗汉不得”的说法。但祝允明却不管这些道理。颔联与颈联的对仗，为格律所规定，但力求自然，避免警诡，尾联用口语，更越出律诗的常规。这样，就显得散淡。图景也是平常的，不加以强调。“辛苦妇”与“冶游郎”有对照意思，但“辛苦”未至于令人怜悯，“冶游”亦未至于令人厌恶，无非是一些生活的场景。农人勤苦劳作，与世无争，从中也享受到生活的乐趣。
西洋有称之为“牧歌”（Eclogue）的一种田园诗，多表现作者对大自然和乡村的宁静与美景的喜爱。这种牧歌与中国的田园诗并不很相似，但两者有一种共通的意识，就是把上层社会的文明以及整个城市文明，其中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看作堕落的表现，认为乡村的淳朴生活更符合理想的人性，更美好、自由。
由此来看，中国的田园诗从以隐士为主体转化到以农人为主体，其实并非出于对农人的关切。就隐士与整个社会的联系来说，并不能真正脱离上层社会的文明。与其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的样子，还不如直接描写农民。吴中乡村优美丰饶的环境，便为这种转化提供了条件。但这种描写，不管怎么样努力抹去痕迹，终究是经过诗人的刻意构造，反映着他们生活理想的某个方面。祝允明的日常生活，可以说非常紧张。紧张倒不在事务上，而在思想和情绪上。探究天地宇宙的精微、人生的本原和归宿，追求功名事业的成就，乃至个性与社会的冲突，都令他焦虑不安。作为实际生活的反面，他所写的乡村景象，就出乎寻常的散淡。其实，农人又何尝没有自己的烦恼？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恐怕更强烈。
心的遨游
心的遨游
祝允明以放浪不羁著称于世，他竭力要打破扭曲人性的理学桎桔，追求真实的自我，在精神上达到自由无碍、光明纯洁的境界。因此，同他的放浪外貌相为表里的，是好学深思的习惯。陆粲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在众若无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时独居著书，解衣槃礴，游心玄间，宾客来者，叩户呼之，若弗闻也。”（《陆子余集》卷三）《口号三首》集中表现了他这种外放内潜的个性，描绘出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口号”是随口吟成的诗，虽然不很精细，却有直达本心、毫无假饰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到活生生的诗人自我形象。以下是《口号》的第一首：
枝山老子鬓苍浪，万事遗来剩得狂。从此日和先友对，十年汉晋十年唐。
“枝山”是祝允明的号。他因右手多生一指（俗称“六指”），取此号戏谑自嘲。自称“枝山老子”，一种兀傲不可一世的神态跃然纸上。鬓发苍苍，阅事已多，但人间的所谓毁誉宠辱，成败得失，都不放在心上，都可以扔在一旁，只剩一个“狂”字不可改。这就是说，外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诱惑他、改变他。但反过来说，一个狂傲的人，在现实中也难免处处碰壁，往往只能反躬自求，从内在的精神生活中寻求满足。其途径之一，是博览群籍，与古人为友。读书，不可狭隘地理解为仅是一种求知行为。个人的生命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其有限，而凭借书籍，却可以使人的精神在广大的时空上开展，探求历史与人生真理，而不为产生于一时一地的规范所限制。祝允明把读书说成与“先友”相对，就是采取积极参与、体验、砥砺的态度，而不是被动接受。末句“十年汉晋十年唐”，也不是随意说的。在他看来，汉、晋、唐是中国历史上富有生气的时代，自宋代理学兴起，民族的生气遭到了扼杀。他激烈地指斥：“学坏于宋”，“诗死于宋”，这种极端的态度，不能说是对宋代文化的正确评价。但它的意义，在于通过追踪汉、晋、唐，恢复中国文化在宋代失去的生机。这种意识，与西洋文艺复兴运动追寻古希腊文明，有相似之处。
祝允明书《前赤壁赋》（局部），字字显出他不可羁束的性格。
不裳不袂不梳头，百遍回廊独步游。步到中庭仰头卧，便如鱼子转瀛洲。
第二首渗透着禅学气息。禅宗认为，人们在世界的幻想中迷失了本性，而通过内向自省、摒虑静思式的修炼，可以发现真性，解脱烦恼，达到人与宇宙本质的同一。“禅”的境界，信徒们说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祝允明通过形象的描绘，至少能够引起别人的某种感受。首句写自己衣衫随便，头发散乱，这是同外界疏离的表现。衣饰的严整，反映出拘谨、严肃的态度，所以人们越是在重要的礼节场合，越是注意衣饰。“不裳不袂不梳头”，便显出萧散无拘，忘怀人世。这样，在自家庭院的回廊中一遍又一遍地独自漫步，渐渐排除一切有意识的思维活动，进入无意识的沉冥状态，最后达到清静之境，这就是入禅。据说，进入禅定的人，能摆脱一切尘世欲望与烦苦，只留下未经人世污染的生命所具有的内在的、纯净的、自然的乐趣。这种带有神秘性的内省经验，很难用文字传达。祝允明用了一个比喻，就是仰卧中庭、物我俱忘之际，只有自由之心活泼泼充满生机，如鱼儿在水洲间回转自如，毫无阻碍。不过，对俗人来说，此种境界，还是只能作隔膜的揣测而已。
蓬头赤脚勘书忙，顶不笼巾腿不裳。日日饮醇聊弄妇，登床步入大槐乡。
第三首写了作者在求知和情欲两方面的沉溺。在一般人的认识中，这两者通常是对立的：前者是理性的活动，是冷静的思考，后者是感官的满足，是迷狂的状态。而且，如韩愈《进学解》所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沉湎酒色总是被看作是学术事业的大敌。祝允明偏偏将两者合在一起来写，而且都写得兴致勃勃，显然是与前人作对。这种诗，不能理解为对享乐生活的描摹，内中同样包涵了对人生的深思。首先，“勘书”（这里是比照推究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文字校勘）被写成充满热情、非常快乐的活动，而不是正襟危坐、枯索无味。也就是说，求知、研究学术完全是出于自我的需要，决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如获得声誉、受人赞赏）来折磨自己。其次，求知与情欲，都是人的自然本性所要求的东西，并没有高下之分，善恶之别。由此揭示：理学家以求知否定情欲，也是“恶伪”的表现，承认人的生活具有多方面内容，在多方面都合理，这才是“真善”。从而，亦可以看到明代人对学术事业不同前人的理解。
祝允明生活的年代，正是社会的变化刚刚显露兆头，而思想界总的还相当沉闷的时期。他的兀傲，其实不仅是自适自放，而且带有与社会势力对抗的意味。因而，他无疑也是孤独的。在这三首诗中，无论写日对先友，独步回廊，还是写纵情酒色，都是孤独无侣的形象。所以，他只好尽量向内心沉潜，在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遨游。但是，这样的自由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吗？读者不妨细细品味，在兀傲的情绪中，可有交杂着不易察觉的悲凉？
面对女性的困惑
面对女性的困惑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和男女之情的内容大量增加了。由于男性始终是社会的主宰力量，故这些作品的观点大体都是从他们的立场出发的。男性在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对待女性的态度，说来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有时，女性被描绘得纯洁而高尚，男子在她们面前显出懦弱而污浊的样子；有时，女性又被看作一种美丽可爱的玩赏对象，好像她们完全是为了男子的快乐而存在的；甚至，有些关于男女性爱的描写，由于过于放肆而呈现污秽的面貌，令人觉得难受。与此同时，与统治者强化道德控制的措施相适应，各种歌颂所谓烈女节妇的诗文也空前增多。几乎翻开每一部明人文集，都散发出这样的酸腐之气。当然，各种不同的态度，在过去也可以看到，但从来不曾像明代这样，各趋极端，反差强烈，矛盾混杂。而且，同一个作家，常常写出完全不同的作品。令人感到，在那个新旧思潮并存的时代，男性面对女性时，也有许多困惑。
祝允明是个思想深湛的哲人，也是纵诞放任的狂士。他贪酒好色嗜赌，曾招致许多正人君子的不满。在他的文集中，专写男女之情或女子风姿的小诗，数量极多。这里先选录一首《咏美人手》：
秋荑附夏藕，春玉剪圆锥。欢时持郎体，愁来支泪颐。那能握花绒，绾作同心丝。
前二句用比喻。“荑”是茅草的嫩芽，形容美人手的洁白柔嫩。这比喻出于《诗经?硕人》“手如柔荑”。藕也是白嫩的，这里形容手臂，与手相衬。第二句换一个比喻，写另一种感觉。玉是晶莹光洁之物，前面配以“春”字，透出温暖气息。“圆锥”则是说手指丰满而细长。专写女子身体的一部分，难免要用切近的眼光，细致的笔触。这两句，不重在手的形状、线条，而突出柔嫩、洁白、温润、丰满诸种感觉，更带有情欲上的刺激性。按照正统的标准，这已经有伤大雅了。
接着，“欢时持郎体”，把情欲的倾向更加推进。不过，“持”是平静的动作，又是有所收敛。往下再转出一笔，不向危险处走。但这两句，总的是写女子令人动情的一面，带有撩人的意味。最后说，这样的手，岂能去编织同心结一类的东西？暗示那种通常表示爱情的举动实在平淡无味。虽不是直接说明，仍是大胆强调感官快乐的重要，强化了前四句的效果。
这诗并不特别出格，比起明代许多风情小调，算是很收敛了，更不用说《金瓶梅》一类小说。不过，它的情调，同样是由玩赏女性而得到的欢愉，对女性有一种狎昵态度。
另一首《秋夜曲》有所不同：
明月深穿辘轳井，蕉梧成削藏石影。房帷萤火入还出，绡被轻围明玉冷。
这诗也写到女子的身体，甚至透过“绡被”写到女子晶莹如玉的裸体，但并无情欲和官能刺激的意味。诗中的气氛极为冷静，拉开了读者与诗中人物的距离。月光穿入深井，洒在澄清的水面；秋日已然凋零的芭蕉、梧桐，半掩于山石之后，在月色中只见依稀的影子；幽幽闪烁微光的萤火虫出入于房帷内外，悄然无声。——整个是一幅幽冷、清静，甚而是肃穆的景象，一层一层滤去读者心绪中躁动的成份，最后才写出那下睡的女子。这里也用了玉作比喻，但不同前一首的“春玉”，而是“明玉冷”。“冷”压住诗尾，又经过前三句的渲染，自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感。
这诗也是写女性的美，但美不在形体，也不在女性给予男性的快乐，而是女性的纯洁，以及由此唤起的一种虔诚的感情。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就是这意思。诗中的写景之笔，呈现为一个无比纯洁、宁静的世界，正是宝玉所谓“清爽”之感。以这种笔调写女子的裸体，也是中国古诗中不多见的。
最后再说《董烈妇行》。这诗太长，艺术趣味不高，不录于此。诗中写一名叫王桂芳的女子，十七岁嫁入董家，嫁后董郎卧病一年而死。王女年方十八，拒斥母亲、伯父之命，决不再嫁，一再自杀，最后悬梁而死。这样一桩可悲的事情，作者叙述完毕，竟热烈歌颂：“青天增高地增厚”，“英风烈烈满宇宙”！中国旧文人在道德问题上，常显出可笑的夸张，明智如祝允明亦不能免。读这种诗，令人怀疑：世界难道吊在女人的裤带上？结束两句尤其可笑：“呜呼天下多美人，人百其身傥可赎！”意思是：即使让天下所有的美人每人死一百次去换董烈妇的生命，也是值得的。但这并不真正是惋惜那女子的死——不死她也成不了“烈妇”——只是说美人算不了什么，烈妇的节操才是最可贵的。换言之，比起“节操”来，无论董烈妇的生命，还是天下美人的生命，全都不足道。这种对生命的蔑视，丑恶得令人愤怒。人们不禁要问祝才子：既然如此崇仰女子的节操，自己为何好色无拘检？又写什么美人手、美人体？可惜他早死了，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
如上的矛盾，不仅见于祝氏一人，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对祝允明这一类人来说，如果社会规范束缚了自己，是要反抗的，所以他们嘲笑禁欲的观念，鼓吹好色是人之常情；如果受束缚的是另一群人，则可以视而不见，甚至加以赞扬和维护。至于男子可以好色，女子应该贞节，其间的矛盾怎么办，也不必考虑。这显示出道德观的不彻底，而没有彻底的道德，始终如一的信仰，社会是很难改变的。中国近数百年的历史发展缓慢，与此大有关系。
历史的深处
历史的深处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所写的《大风歌》。公元前196年，刘邦平定了淮南王英布的叛乱，还师途中，经过家乡沛（今江苏沛县），召集家乡父老饮酒作乐，醉中取筑（一种乐器）自击，信口唱出这首豪壮的歌。他唱歌的这个地方，便成为有名的古迹，叫作“歌风台”。
刘邦实在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按照《史记》的记载，他原只是个乡村无赖，平时好吃懒做，爱说大话，贪酒好色，常借钱不还。但当秦末大乱之际，刘邦奋起草莽，提三尺剑取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起于社会下层的皇帝。他使骁勇无敌的西楚霸王项羽最终败在他的手里，韩信、彭越、英布等一代英杰，先是为其驱使，效命战场，功成之后，兔死狗烹，又一一丧命于其刀下。这一段历史令人产生许多感慨，祝允明也在近二千年后写下这首《歌风台》：
掉臂长安市，遥从日边来。
因过芒砀下，步上歌风台。
长安是西汉的都城：芒山、砀山在河南与安徽交界处，距沛县约有一百公里，刘邦起兵前曾躲藏在芒砀之间。长安、芒砀、歌风台三个地点，实际是刘邦一生经历的概括。这四句同时也写出了诗人自身的形象：他挥着手臂离开长安，顺便经过芒砀，随意地登上歌风台。这样广阔的空间，他似乎很轻松就跨过了，显得非常豪爽潇洒，不大把那位汉高祖放在眼里。当然，若不是很豪爽很潇洒，怎么能任意议论刘邦呢？要批评一个大人物，必须自居甚高。
沛公善任使，猛士亡其骸。
帝业袖手成，慷慨襟抱开。
大风飞云亦壮哉！
韩彭英卢相继死，寄命寺人髀股间，
未央志气拉飒摧。
刘邦是以善于用人著称于史的。他初登帝座，对群臣自述得天下的原因，说自己论计谋不及张良，论管理国家不及萧何，论用兵不及韩信，但对这三个当世豪杰能悉心任用，所以就获得成功。但刘邦用人的奥妙，不仅是善于发挥一个人的长处，而且是善于利用一个人的短处来控制他；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再有用，但却形成威胁时，还要抓住适当机会把他除掉。为他立下绝大功劳的韩信、彭越被诬为造反，英布被逼得造反，结果有的砍了头，有的剁成肉酱，连家族都杀个干净。《大风歌》的末句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那么“猛士”都到哪里去了呢？“猛士亡其骸”，全给杀了！这句顶着“沛公善任使”一句，显得极其尖锐。然后是两幅对照的画面：一边是刘邦凭借手下良将谋士的努力，成就帝业，慷慨高歌；一面是曾为刘邦效命沙场的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相继而死，特别是韩信，被吕后骗入未央宫，英雄豪气，摧为灰土。
祝允明说这些干什么呢？为古人悲悼吗？不是。
相望千余年，安能为之哀？
但是他又说：
明朝放舟淮浦去，项王韩侯祠下亦徘徊。
尽管那些已经死去一千八百年的豪杰无法引起诗人的悲哀，但那一段历史却是令人感伤、发人深思的。诗人想像，在离开歌风台，经过项羽的都城徐州和韩信的家乡淮阴时，自己仍会在他们的祠庙前久久徘徊。
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用了挖苦的语调描述汉王朝这位开国皇帝的种种无赖行径，而用充满同情的笔墨刻画了失败者项羽直率勇悍、富于感情气质的形象。鸿门宴、霸王别姬、乌江自刎，一系列戏剧性的、诗意的场面，至今还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还有那位韩信，刘邦的天下差不多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在完全可以脱离刘邦自立的时候，他因为顾念刘邦对自己的重用，拒绝了谋士蒯彻提出与刘、项鼎足而三的建议。对韩信最终无辜而死，司马迁也是充满同情的。
那么，历史的结果，还能说总是合于正义的吗？事实是，在历史上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坚忍狡诈、蔑视一切道德法则的人，他们更能够捕捉住机会。至于那些信奉固定的行为规范、多少有些浪漫情调的人，却是失败居多。这绝不是个别的现象，用祝允明的另一首诗中的句子来说，是“万古茫茫貉一丘”。甚至，在日常生活里，也经常看到善良正直的人走投无路，不顾信义、惯于取巧的人左右逢源。难怪会有这样的谚语：“善良是无能的别名。”也难怪有诗人会这样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歌风台（江苏沛县）
但是，若拿这样的话去指责刘邦，只会引起一阵耻笑。成功就是合理的证明，其余都是废话。何况，杀戮功臣，确确实实是汉初稳定政权的必要措施；既然是必要的，当然也就是合理的。历史难以用日常的道义原则加以解释。
祝允明是一个自负而渴望获得社会成功的人，也是一个追求真诚的道德生活的人——行为上的任诞纵放，只是表示对伪道德的排拒。他登临的歌风台，他徘徊流连的项羽和韩信祠庙，提供了成功与失败的重大范例。他不能不思考，在历史的深处，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奇怪法则？在追求成功和追求道德完善之间显然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人应当作什么样的选择？这些在诗中虽然没有明白说出，却是可以体会的。“相望千余年，安能为之哀”说明自己并不是为前人悲哀，也是为了指导别人对诗歌的正确理解。
还有一点难以确认的问题：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刘邦最为相像。他也是出身于社会底层，在元末的大动乱中力克群雄，建立帝业，并在开国后以残酷的手段杀戮了一大批功臣。祝允明这首诗，是否有影射当代史实的意思？这固然无法证实，但他至少曾经想起这一种历史的重复。
兴高采烈写市井
兴高采烈写市井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这首诗在本书作为总论的第一篇文章中已经引用过一次。在开始谈到唐伯虎的时候，再借此作一点议论。因为阊门是他的出身地，他的父亲唐广德便在这里开着一家商店，养活全家老小；再引申来说，阊门所代表的那一种商业社会氛围，又是他的整个生活背景。唐家在唐寅之前，世代以经商为业，没有出过读书人。唐寅在科举失败之后，虽没有经商，但他以卖画为生，仍不脱离商业气氛。
中国自古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所谓“四民”——士、农、工、商，商在最后，甚至常常被看作是贱民。汉代发生战争时，“良家子”是军官的来源，罪徒和商人子弟则是士兵的来源。宋代陆游在《家训》中告诫子弟：“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之事耳。戒之戒之！”似乎一入市井，便随落下流。明代朱元璋建国后，打击商人更不遗余力。禁止民间从事海上贸易，把城市富民迁往荒瘠地区，借故杀死巨商沈万三并抄没家产，甚至规定商人只准穿布衣等等，致使明初商业经济急剧萎缩。商人不过做买卖赚钱，为什么竟被视为洪水猛兽一般？关键在于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帝王要把读书做官成为获得社会地位与财富的惟一途径，把大多数人束缚在土地上，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中。商人财富和他们的享乐生活，在上层削弱了官府的权威，在下层引起人民的非分之想，最容易破坏专制政治和传统道德。
这一种传统影响于文学，特别是主要出于士大夫之手的诗歌，一般对商人也多取鄙视的态度。以白居易的《琵琶行》来说，那一位长安名妓“老大嫁作商人妇”，在作者看来是一种“天涯沦落”的结局。至于专门写商人生活的诗，像元稹、张籍的《贾客乐》、刘禹锡的《贾客词》、白居易的《盐商妇》，等等，都是用讥刺的口吻描摹商人的富足与享乐，并且常常拿农民的辛劳来陪衬。好像凡是不做官而有钱，就是荒谬，就是发不义之财。与此相联系，中国古诗词中写城市商业社会的作品也非常少。偶尔涉及，难免谩骂一通。如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诗：“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臛。啬止廿蟹 ，侈唯僣车服。”
但不管怎么样，商业总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行业；经商致富，是一条具有吸引力的生活道路。虽然受到政府的抑制，商业仍旧时起时伏地发展着。以苏州的情况来说，本来在元代已经相当繁华，明初受到沉重打击，萧条近百年，到明中叶再度复兴，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祝允明的朋友王琦著《寓圃杂记》，有《吴中近年之盛》一条，说苏州“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衙。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而苏州商业最集中的地段，就在阊门。
文学同样不能永远漠视商人的存在。首先在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如戏曲、小说中，歌颂商人的作品，从元代开始明显增多。在明代小说里，可以看到《卖油郎独占花魁》，写一个卖油的小贩获得了绝色女子的欢心；可以看到《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写一个落魄书生随商人出海，无意之中发了一笔大财。而一些居住城市的诗人，也开始用同情的或是艳羡的笔调写商人生活。
唐寅的《阊门即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从诗的语言艺术来看，并不是很讲究。它的最大特点，是作者以商人子弟的身份，兴高采烈地描绘阊门一带繁荣的商业经济。这里既没有传统士大夫对商人的蔑视，也没有狭隘地把金钱视为罪恶，更不带一点自卑的心理。诗人把吴中即苏州城赞美为“天下乐土”，又将阊门夸为乐土中的宝地。这里有大量的金钱运转不息，有许多美貌女子为商人献歌献舞，各种交易彻夜进行，各地方言喧喧嚷嚷，组成了一幅难以描绘的市井图画。从唐寅的笔下，可以感受到异常热烈的商业生活气氛，和一个年轻的商人子弟的快乐而自信的心情。这样的诗，虽然不能说过去从来不曾有过，但至少可以说过去极少出现。
人类的生活本是无比丰富，但有各种教条对生活加以否定，使文字能够表现的内容变得单调。当文学中出现新的生活场景，或是以新的态度看待以往被否定的生活时，只要诗人之心是真诚的，就应该承认这是文学的进步。
惆怅少年心
惆怅少年心
同明代许多商人家庭一样，唐寅的父亲在积聚了相当财富以后，希望儿子走科举道路，读书做官。因为商人虽然有钱，但如果家中没有人做官，地位是不稳定的。唐寅也不负家人的期望，从小便深深沉埋在书卷中。祝允明为唐寅所写的墓志铭，说他年少时读书不问门外事，心中有一日千里的气概。唐寅自己也有一首《夜读》诗，描摹了当时的情态和心境：
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卧残灯漏转长。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读文章。
第四句“腰带几时黄”，即何时可取富贵。古代高官的腰带以黄金为饰，称为“横金”。这首诗写得十分浅俗，赤裸裸地道出不可按捺的欲望。效古人悬梁刺股的精神，以求富贵，构成了唐寅少年时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寅也有另外一方面的生活。就是他十六岁以第一名考入苏州府学以后，到二十九岁在应天府（今南京）乡试中以第一名中举，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曾一度放下僵死的八股文章，把兴趣转入文学艺术的天地，同时纵情嬉游，过着放浪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