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他三十岁那年，赴北京参加会试，因牵涉科场舞弊案，彻底失去了在政治上进取的希望。人到中年，经历严重挫折，难免要回顾往事，计较一生得失。《怅怅词》就是他三十多岁时回顾少年生活的诗（有人说作于诸生时，不确）：
怅怅莫怪少年时，百丈游丝易惹牵。何岁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情不可怜？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老后思量应不悔，纳衣持钵院门前。
先从七八两句说起。“前程两袖黄金泪”，是因富贵的理想成为空幻而生的悲哀。唐寅本来对前程充满信心，别人也都觉得他是天下奇才，非连中三元不可，突然意外地遭到当头一棒，当然很伤心，但这并不是不可排解的。如果把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当作一个禅家的公案来参悟，悟透了，到头来，不都是一堆白骨吗？既然人生根本上是一场虚无的梦，人生的富贵也算不得什么了。
再回到诗的开首。既然求名求利并无真正价值，什么才值得珍贵呢？那就是少年时代才有的一种真诚、美丽而又迷惘的情感。唐寅十六岁入府学，正是年少英俊，才气奔放，在家中受到宠爱，在外也容易得到异性的青睐，再加上文艺的熏陶，感情好像生长在营养特别丰富的土壤上，旺盛而又纤柔。他爱欢闹享乐，爱美丽的女子，爱风花雪月，爱晨露夕阳……。一切美好的东西他都喜爱和迷恋。同时，因为他的感情是纤柔的，他也很容易伤感。“百丈游丝易惹牵”，就是此种“怅怅”少年情的极好比喻。空中的游丝，柔细曼长，随处飘拂，随处挂牵，数说不清，欲理还乱。也许，每个人的一生中，多少有过这样的心态。
种种牵挂之中，最令人动情的，是短暂的春光和邂逅的爱情。它们都是那般美丽，却又不能持久。少年的生命中，洋溢着青春的热力，常漫无目的地流向四方，渴望在异性的抚慰中得到升华、获得平静。这是一种幻想的情感，会借助各种对象，开放成不能结果的、却美丽异常的花朵。唐寅是一个特别多情的人，在他那个时代，能够自由追逐的女子，又大多是妓女，终究不可能结成婚姻关系，因而这种邂逅的、令人伤感的爱情遭遇就特别多。“何岁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情不可怜”，写出了诗人多情而多烦恼的生活。下面两句，又借“杜曲”、“灞陵”这两个唐诗中写宴饮、离别时经常用到的古地名（都在长安），描绘出“逢春惆怅”、“逢情可怜”两者合为一体的优美图景：在庭院，春尽时梨花如雪，落入手中的酒杯；在郊外，离别处芳草如烟，似在幽幽梦里。这是忧伤的场面，却是美丽而动人。
唐寅是位众所周知的风流人物。“三笑”的故事，早在他死后不久就已广为流传了，晚明时冯梦龙改写成话本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收入著名的《警世通言》。后世又有戏曲、评弹乃至电影表演这个故事。这故事是否靠得住，也许有些问题，但对唐寅不算怎么冤枉。在他的诗里，可以看到他有时在梦中也会发生艳遇：
抱枕无端梦踏春，觉来疑假又疑真；分明红杏花梢上，墙上人看马上人。
只是，人们似乎很少体会唐寅的内心世界，对于他同女性交往中一份纤柔而诗意的情感，实在注意太少，以至那些小说、戏曲、电影，都把他写得过于油滑。所以要真正知道唐伯虎，这首《怅怅词》是不可不读的。
这里，说了唐寅的少年生活有两个重要方面。读书求富贵，最后成了一场幻梦，而那些邂逅的爱情，也早已往事如烟。但在感情上，后者毕竟是珍贵的、真实的。所以诗最后写到：往日身穿破衣，扮乞丐乞食于妓院门前，这种事即使到老也不会后悔！这应该是纪实之笔。据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记载，唐寅曾和同学张灵及祝允明一起，扮作乞丐，唱着《莲花落》讨钱，而后买了酒在荒郊野寺中豪饮，同本诗可以互证。但诗中这样写，还带有象征意义。前接“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这里是表示：社会既然抛弃了自己，一切道德规范，风雅体面，都已显得无聊，只有任由真情的生活，才值得珍视。唐寅科举失败以后的生活，更加放任不羁，所以一班正统士大夫极感恼火，直到他死后还喋喋不休地骂个没完。
走向自由的文人
走向自由的文人
唐寅在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赴北京会试时，与江阴豪富举子徐经（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的高祖）同行。考试前，徐经收买主考官程敏政的家人，得到试题，唐寅也知道了这件事。他生性坦诚，不谙世故，竟与朋友闲谈时说起，因此被出卖，同徐经一起下狱，饱受皮肉之苦。事后放归，但已经失去了政治前途。这一波折，等于是青云直上之际突然跌入深渊，苦不堪言。
此后一段时间中，唐寅的诗歌多悲愤之语。这原是难以避免。在那个时候，文人若要得到成功，通常只有掌握政治权力这一条道路。一旦被排挤在权力组织和缙绅社会之外，往往就怨天尤人，无法解脱。但奇怪的是，渐渐地，唐寅又变得自信而轻快了。如《五十言怀》说：“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如此风流洒脱，有名还有钱，难怪接下去要说：“众人多道我神仙！”
凭什么他活得如此快活？不妨读他的《感怀》诗：
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万场快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仙。
另据蒋一葵《尧山堂外纪》、顾元庆《夷白斋诗话》，唐寅还有一首类似的绝句：“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原来是靠卖画为生（亦卖诗、文、字），可以免除其他一切烦劳，所以才那么轻松自在。祝允明在唐寅的墓志铭中说，求他字画人很多，“四方慕之，无贵贱富贫，日请门征索文辞诗画”。画的价钱缺乏记载，秦西岩《故剑编》提到朋友间曾以三两银子转让一幅。明代的物价，大约十两银子即可买一间不错的房屋。假定一幅画三两，如果求画的人多，虽不能大富，日子也可以过得很不错了。
柴门掩雪图（明唐寅）
文人的经济来源，或者说文人的社会身份，同他们的文学创作面貌有直接关系。大略地说，中国自汉代起才有主要从事文艺活动的“文人”，他们依附于宫廷，为帝王所蓄养，因而他们的创作，也是为了取悦于帝王，很少能够表现个人的感情。魏晋至唐前期，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贵族阶级，即门阀士族，他们成为文人的主体，其创作个性意识很强，同时也显示明显的贵族趣味，以超脱为高尚，甚少涉及世俗生活。唐宋时期，官僚成为文人的主体，他们的创作多受社会政治与道德观念的束缚。到了元、明，除了官僚文人，又出现一种立身于市民社会的文人。特别是明代，城市经济发展很快，比较富裕的市民、商人，除了物质的追求，也对文学艺术发生兴趣。风气一旦形成，又有很多人附庸风雅，这就出现了对文学艺术品的市场需求。即使是官僚，也只能参与这个市场，而不能凭权力支配别人。因而，一部分文人（特别是唐寅这样在政治上失足的），就可以把文艺作品当作商品来出售。有了这样一条谋生途径，他们就不须依附于包括官方在内的任何人，获得类似近代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而且，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来源，也带来相当的社会声誉，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成就。那些文人在生活上、精神上不再受社会规范、政治权力、传统道德的严重束缚，其创作也更具有个性和某种自由倾向。可以说，他们正在从旧时代的文人向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化，所以称之为：“走向自由的文人。”
明代这样的文人为数不算少，本书谈及的四位才士，都在其内。祝允明的书法很受世人喜爱，据记载，一大幅真迹曾卖五两银子。在他的文集中，有一首诗是为某个陕西商人悼念其亡妻而作的，看来也卖了钱。徐渭晚年的生活，主要靠出卖诗文书画。有时朋友送珍贵的礼物给他，他就作书画回赠，以免欠下人情。文征明的情况也差不多。
回过来再看唐寅的《感怀》诗。它是对自由自在而平平常常的生活的歌颂。在旧的价值标准破灭以后，唐寅并不寻求某种虚幻的超脱——炼丹或坐禅，而是沉浸于个人的情趣，个人的艺术爱好。“生涯画笔兼诗笔”，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则如前文所说，这是生活的经济来源；一则如唐寅在《六如居士画谱序》所说：“予弃经生业，乃托之丹青自娱。”艺术本身是人的创造能力的满足，是人的自我完善和提高。当个人爱好与经济来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生活确实有可以满足之处。再者，唐寅不像祝允明，喜欢沉思，老是探究天地宇宙的至理，他觉得人生是实实在在的，只要有了自由，吃饭睡觉，绘画作诗，寻花问柳，夫妻闲谈，就这么老去，就这么到死，便是神仙的生活。这里描绘了个人与社会组织呈游离状态的乐趣，表现了新的人生观念，所以是值得重视的。
当然，靠绘画、文字为生，有时也很辛苦。据李翊《戒庵老人漫笔》说，有人见到唐寅一本记录作品的大册子，上书“利市”二字。又说，某次有人来求文字，唐寅正在病中，勉强起床应付。别人请他休息，他说：“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李翊记载这些事，有讽刺唐寅等一群才士俗气贪财的意思。其实，这里正透露出近代商业社会的气息。要自由生活，总是须付出代价的。靠自己的才能、气力谋生，难道比凭仗权力盘剥老百姓“俗气”吗？
对侠义的向往
对侠义的向往
文学能够产生一种心理补偿的功能，生活中缺乏的，人们就在文学中创造，拿文学形象来满足自己。武侠小说，包含了“武”和“侠”两个方面。据小说家自己谈论，“侠”是主要的。“武”固然满足了人们的奇思异想，但说到底，只是行“侠”的手段。“侠”又是什么呢？主要之处，就是敢说敢为，不避权势，重然诺、重道义、轻货财、轻生死。这正是平庸的日常生活的反面。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利益的需要，往往不得不委曲自己，苟且度日，乃至相互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由此便产生了对“侠”的向往。研究武侠小说的人，探本溯源，把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尊为鼻祖。司马迁所以为游侠唱颂歌，就是因为他看到朝中官吏皆趋炎附势、委蛇善变、巧舌如簧，才特意表彰那些慷慨激昂的重义轻生之士。司马迁自己不顾安危，为拼命苦战后不幸做了匈奴人俘虏的名将李陵辩护，因而得罪下狱，遭受酷刑，也算是“侠”的行径。
前一篇说到唐寅因为轻信而被朋友出卖，下狱拷问，丢失功名，从此一生蹉跎。这位朋友叫都穆，年长唐寅十一岁，也是苏州一位著名的文人，成名比唐寅早得多。早期他与唐寅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所以，他出卖唐寅，对唐寅是双重打击。后来有人试图为他们弥合裂缝，唐寅死也不肯。有一次，唐寅在一位朋友家的楼上喝酒，别人把都穆引来了，他无可躲避，竟从窗子跳下去。这首《席上答王履吉》，也是在酒宴上作的。王履吉即王宠（字履吉），他称赞唐寅是世间少有“奇士”，大约也有消除唐、都之间矛盾的意思，唐寅便当场作诗回答。前半部分说：
我观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诺杯酒中；
义重生轻死知己，所以与人成大功。
我观今日之才彦，交不以心惟以面；
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变时心已变。
这里都是讲交友之道。所说的古代英雄，大约就是《游侠列传》中朱家、郭解一流人物。他们出言必信，对朋友敢以性命相酬。这种品格之所以受崇敬，正像司马迁所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急难之中，便需要可靠的朋友，一切事情，都能相托。下面“今之才彦”，是指都穆一流人物。他们与人相交，只是脸面上的功夫，酒宴上称兄道弟，亲热无比，心底里早已暗生歹意。这大约暗暗写出了当初唐寅对都穆说起徐经买通关节，及都穆因为嫉妒唐寅而心怀叵测的背景。八句诗，通过“古昔之英雄”与“今日之才彦”的比较，倾诉了唐寅内心的愤慨。他另有一首《侠客》诗，也以“酬知性命轻”赞美“侠”的精神，可见他对交友之道的重视。
诗的后半部分，是对王宠的正面回答：
区区已作老村庄，英雄才彦不敢当，
但恨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矢《沧浪》。
感君呼我为奇士，又言天下无相似，
庸庸碌碌我何为？有酒与君斟酌之！
“老村庄”大约是当时俗语，犹今日上海人所说的“老阿乡”。《伐木》是《诗经》中的一篇，歌唱朋友之情。《沧浪》是楚国的古歌，歌辞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第四句的意思，是缅怀古人的交友之道，表示对一班假朋友，就像浊水只能洗脚一样，再也不屑一顾。诗最后说：像我这样庸庸碌碌的人，能有什么作为？咱们不如喝酒吧！言外之意，其他的话不必多说了！
这首诗是酒宴上的即兴之作，不可能太讲究。但诗中慷慨激昂的情调，却显示了唐寅的为人。称颂古侠，指斥今人，感叹自身的庸碌无能，都表现着对猥琐苟且行为的厌恶，对正直而富于热情的人生的向往。
王宠称唐寅为“奇士”，也值得推究。“侠”的精神，包涵着蔑视社会成规、率性任情的意味。唐寅此人，“武”是说不上，“侠”气却沾染了不少。他少年时代就以“布衣之侠”自命，喜欢“周人之急”。在《上吴天官书》中，唐寅这样描叙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若肆目五山，总辔辽野；横披六合，纵横八极；无事悼情，慷慨然诺；壮气云烝，烈志风合；戮长猊，令赤海；断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毙名立，斯亦人生之一快，而寅之素斯也！
这里描写的，正是一个大侠的形象。横行天下，豪气冲霄，置生死于不顾，建不世之奇功，扬声名于四海，这是多么壮丽的人生！可惜这不过是唐寅的一场梦罢了。他能够做到的，无非是扮作乞儿，混迹市井，呼啸酒市，沉醉荒野，也算是保存了“侠”的些许痕迹。
南朝诗风的重兴
南朝诗风的重兴
唐寅的《春江花月夜》，是两首五言四句的小诗，其一是：
嘉树郁婆娑，灯花月色和。春江流粉气，夜色湿裙罗。
在这诗中，首先看到一株株花枝浓密的嘉树优美地摇曳着，灯光、月光与花的色彩融和成一片，荡漾如波，这真是动人心魄的景象！接着写嗅觉：随着江水的流动，传来脂粉的香气。这香气从何而来，原来是露水打湿了夜游的姑娘们，脂粉融入了江波。夜景本来容易写得虚淡，唐寅却借助夜色朦胧的特点，隐隐约约写出各种带有刺激意味的事物，使诗中景象富于诱惑性。“粉气”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很犯忌的，“脂粉气”本身是对诗歌的一种严厉的批评用语，唐寅也用上了，看来是有意的。不过，相似的例子，可以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身上看到，他就有爱舔食胭脂的奇特癖好。再看第二首：
夜雾沉花树，春江溢月轮。欢来意不持，乐极词难陈。
这首写一对情人在春江之畔、花前月下的幽会。前两句写景，为夜雾所笼罩的花树是幽暗的，在滟滟江波上涌起的月轮是明丽的。两者相互映衬，渲染了美丽而又神秘的情调。后两句用女子口吻，自叙见到情郎（“欢”是情郎的代语）后心旌摇荡、喜不自胜、难以言说。到此为止，留下许多余意。一对年轻生命缱绻无已的爱情，同样令这夜景富于诱惑和感动。
《春江花月夜》是南朝陈后主制作的一种乐府歌曲。他写的歌词已经失传了，现存最早的二首短篇歌词为隋炀帝所作。唐寅的二首在体制上仿照隋炀帝，其风格却更接近南朝诗。所谓南朝诗风是怎么一回事呢？历史上宋、齐、梁、陈几个王朝都建都于建业（今南京），统治江南一隅之地。这时期的贵族与宫廷文人，大多持唯美的文学观，排斥政治与道德准则对文学的束缚，强调文学的纯艺术目的，即抒情与审美的价值。他们的诗歌，特别是以描绘女性体貌、表现男女爱情为主的所谓“宫体诗”，大多有语言精巧、色泽秾艳、音节流荡、情调哀伤的特点。唐寅的两首《春江花月夜》，不但有意选用了宫体诗的题目，风格也是有意效仿宫体诗的。
《春江花月夜》只是一个例子，在唐寅的诗中，色泽秾艳、偏近南朝风格的作品几乎占了近半数；也不仅是唐寅，在明中叶以后，南朝诗风出现了相当普遍的重兴现象。祝允明、徐渭写过不少类似的诗，晚明公安派的领袖袁宏道曾经说：坐在高山绿水之间，读《玉台新咏》，是人间一大快事。——《玉台新咏》就是南朝徐陵编纂的一部以宫体诗为中心的诗集。还可以提到大名鼎鼎的汤显祖，他不但作诗好学南朝风调，就是戏曲的曲词，也是那一种轻艳流丽的味道。比如《牡丹亭》中《步步娇》一曲：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
这支曲子写杜丽娘游园前照镜时的娇羞之态，以后便是她在花园内与柳梦梅梦中相遇的情节了。
但是，众所周知，南朝诗风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十分严厉的批判，宫体诗更被视为“淫邪”的东西，它何以在明代又再度重兴呢？
文学实在是很复杂的现象。抽象地说，似乎很简单：文学是人类情感的审美表现。但是，一切情感都能够随意地、充分地表现吗？显然不能。那么，对情感的节制在何种程度上才是合理的？这又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不过确实有一个大致的规律：经济越是发达，对个人越是重视，文学中对情感的约制也相应地越是宽松。一种似乎是“罪恶”的情感，换一个时代，换一个地域，很可能就是美好的了。比如一个女孩挽着情郎在大街上走，今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百多年前，却是惊世骇俗，要被骂作“淫浪无耻”的。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南方的经济相当繁荣，上层社会中对个人情感的认可也比较宽泛，因而文学表现方面，就比较自由一些。
但是，按照严格的儒家文化观念，文学首先是政治和道德教化的工具，在情感表现上，也要求有严格的约制。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尽管宫体诗除了极个别作品有些出格，大多只是描摹女子体态的美丽和没有道德基础的男女之情，但写女人，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南朝诗歌那种艳丽流荡的语言风格，也不能被接受。因为这不仅是色泽的问题，同时也表现了情感的活跃和诱惑性。所以到了儒学重兴的时代，南朝文学便受到极苛刻的批评。
因此而言，就很容易明白南朝时诗风在明代重兴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江南城市经济的发展，反对个性抑制的要求再一次抬头，文学中的情感表现也变得活跃起来。于是许多文人对南朝诗风重新发生强烈的兴趣。这一文学风潮的主要带头人，便是唐寅。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发展，最根本的表现，就是为人的情感争取权利、要求把原来视为“罪恶”的情感纳入审美领域的过程。只是这一种过程，在中国文学中并不是渐渐地一直往前延伸，而是不断反复。这种现象如加以深入的考察，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桃花仙人
桃花仙人
唐寅《姑苏八咏》中《桃花坞》一篇，是这样写的：“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双燕舞……。”桃花本自鲜丽，一枝二枝，掩映于山石林莽，已有一种媚趣；千树万树地开作一片，更是灿若云霞，令人如痴如狂，欲歌欲舞了。
但是，正因为桃花是如此鲜丽娇艳，容易逗引情绪跃动，所以它并不是高人雅士喜欢的花。他们讲究清高素洁，不同凡俗，而桃花却是太热闹、太俗气了。在中国古诗里，写桃花虽然不算少，但很少同作者的人生追求联系起来。花儿中，兰、菊、梅、莲等等，都常常用来象征某种品行，桃花却不行，虽然它是南方最常见的漂亮的花。
唐寅却特别喜欢桃花，甚至拿桃花作为自己的人生象征。他三十六岁时，因在科举中蒙受不白之冤，与家人失和，遂迁出旧居，在当时以桃花繁盛而成为苏州名胜之地的桃花坞建了一所别业，叫作“桃花庵”，又自称“桃花仙人”。
他常在这里召请朋友，开怀痛饮，醉后各自歪歪斜斜，颓然花树下。《桃花庵歌》便是这种生活的写照：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诗的后半部分所说的意思，在古诗里也见得多了。所谓“不愿鞠躬车马前”，无非是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另一种说法；结束两句，也就是“酒不到刘伶墓上土”的意思。但这里仍然有些不同的。中国士大夫文化，历来把甘于贫贱、不慕荣华当作一种美德。因而论及贫贱之士，不管是真是假，大都首先从德行上加以肯定，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表现，是为了追求更高的人生精神，才不肯混同于浊流。唐寅却并没有以高尚其志的隐者自居，他认为“贫贱”与“富贵”，只是各得其所；与其富贵而奔忙不暇，不如贫贱而悠闲，得赏花饮酒之趣。这是很实际的利益计较，是重视人生真正的快乐。在《把酒对月歌》中，这意思说得更明白：
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杜甫《饮中八仙歌》夸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唐寅在这里表示：桃花庵的生活美好无比，比做官还舒服，所以不用像李白那样，既要到长安去求官，又要做出一副傲世的派头。他也是傲视富贵，但跟前人以高洁之德为骄傲不同，他以平凡的生活、自由的乐趣傲对官僚阶级。
再看前半部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流连醉酒于开开落落的桃树之下，其实也不全是写实，主要是借此表示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占有。就像《默坐自省歌》所说的：“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食色性也”，即孟子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唐寅看来，爱好享受，爱好女色，本来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像假惺惺的伪道学那样，引以为耻。只要大节不亏，不要存“害人谋”、说“欺心语”，尽可快快乐乐地过日子。所以，他说的“贫贱”也只是相对于做官的“富贵”而言，并不是穷得清清光光。要不然，怎么个“听罢歌童看舞女”？至于钱的来处，诗中也说了：“又摘桃花换酒钱。”意思是画桃花卖钱。
由此可知，唐寅是个什么样的“桃花仙人”。他既不羡慕富贵，也不自鸣清高，他要的是自由自在、尽情享乐，饮食男女无所忌讳。这是个世俗的神仙，兰的幽雅、竹的清拔、莲的出俗、梅的高格，都配不上的，正好配个热热闹闹、红红艳艳的桃花，做个“桃花仙人”。
这诗在当时是一种新格。它语言浅显，差不多完全是白话，音节流畅，首节更有衔连不绝、一气流注的效果，读起来非常爽快。它正好表现诗人真诚坦率的感情和诗中歌颂现世快乐的情调。
唐寅的诗文散失很多。据王世贞《跋伯虎画》说，他曾藏有唐寅手书《桃花庵歌》八首，并评价说：“语肤（浅）而意隽，似怨似适，令人情醉，而书笔亦自流畅可喜。”又说，他从李士牧处见到唐伯虎的一幅图，“深红浅红与浓绿相间，渔舟茅屋，天趣满即，宛然桃花庵景物”。可惜另外七首《桃花庵歌》与桃花庵图都不能见到了。
忍与不忍
忍与不忍
“忍”这个字，按照汉字“六书”（六种造字方法）的道理，应该是形声字，即上部的“刃”表示读音，下部的“心”表示意义范围。但从小就听到一句格言：“忍字心头一把刀”，那是把“忍”字当会意字来看。民间对“六书”的学问不太讲究，不过是借“忍”的字形说明“忍”的道理：一直要忍到心头插刀，也不反抗。这真是忍到底了。
也许可以说：没有一种文化，比中国宋代以后的文化更强调忍耐的重要。汉、唐人并不乏豪迈之气，“乘长风破万里浪”，常常是人们所向往的人生境界。李白的诗，动不动就要上天入地，狂呼大叫世道不平；就连以苦吟闻名的诗人贾岛，也会说：“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到了宋代，情况大变。就以最有豪气的苏轼（东坡）来说，他被贬谪到当时尚属荒蛮之地的广东，却能够安慰自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东坡著名的《念奴娇》词，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豪迈的句子起调，最终却归结到“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显出灰心丧气的样子。明代的统治思想，就是宋代理学的变本加厉，对“忍”的宣扬也更普遍。著名理学家陈白沙有《忍守箴》，说：“七情之发，惟怒为遽，众怒之加，惟忍为是，当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励。”在通俗小说里，也常常教人忍耐。《警世通言》中有一则《苏合县罗衫再合》，把酒、色、财、气描绘成四个诱人上当的女子，教人“忍气饶人祸自消”。
奇怪的是，历来宣扬忍让哲学的诗文，无过于唐寅的《百忍歌》：
百忍歌，百忍歌，人生不忍将奈何？我今与汝歌百忍，汝当拍手笑呵呵！朝也忍，暮也忍，耻也忍，辱也忍，苦也忍，痛也忍，饥也忍，寒也忍，欺也忍，怒也忍，是也忍，非也忍，方寸之间当自省。道人何处未归来？痴云隔断须弥顶。脚尖踢出一字关，万里西风吹月影；天风泠泠山月白，分明照破无为镜。心花散，性地稳，得到此时梦初醒。君不见如来割身痛也忍，孔子绝粮饥也忍，韩信胯下辱也忍，闵子单衣寒也忍，师德唾面羞也忍，刘宽污衣怒也忍，不疑诬金欺也忍，张公九世百般忍。好也忍，歹也忍，都向心头自思忖。囫囵吞却栗棘莲，恁时方识真根本！
这诗用铺张的笔法来写，所以很长。但为了全面地了解唐寅此人，也就不嫌麻烦，全部照录了。开首一部分都是大俗话，中间一节却是讲禅宗的微妙道理：种种世俗的欲念，如同一片凝滞的“痴云”，遮掩了人的灵根（“须弥”本是佛经中所说圣山，这里指人心中本有的妙境）。只要打破“忍”字一关，人心就化为一片空明，如梦初醒。“君不见”以下，列述圣贤忍耐的例子。最后说，能够把坚硬杂乱的棘团囫囵吞下去，方显出人的真实本性来。从直觉上说，这真是比“心头一把刀”还要难受的事情。
简直令人怀疑：这是否唐寅写的诗？如果真有这样好的涵养，百事能忍，他又为什么整日放浪，连一方图章，都公然刻上“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名号，向社会提出挑战？又为什么失却功名以后，久久不能忘怀那一场屈辱？又为什么常年悲愤难平，甚至说“公道还当一死休！”又为什么时时要显示个人的尊贵，要跟宰相平起平坐？
其实，这正是一场社会变革将要到来的时代。陈旧的、以约制人性为目标的道德传统面临极大的挑战，追求人生各种欢乐的欲望如同被放出来的魔鬼，在尘世中跳踉不停。唐寅本人就是这一种社会变革的先驱。正因如此，他必然面临两种激烈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放纵的自我与克制求平安的自我的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他有时也会想到“忍”这个祖传秘方，以此来抚慰自己。
但是，“忍”绝不是唐伯虎这位“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主导品格，也不是他能够做到的事情。甚至，就连这首《百忍歌》，尽管字面上说了一长串的“忍”字，它的表述方法，语言节奏，以及形象感觉，都跟“忍”的主旨相背。“忍”是一种理性的、冷静的、内向收缩的心理行为，但这诗却不知不觉地使用了铺张的、奔放的、节奏快而多变的语言形式，哪里还像是说“忍”呢？再看诗所呈现的形象感觉：“我今与汝歌百忍，汝当拍手笑呵呵”，套用李白“襄阳小儿齐拍手，……笑煞山公醉似泥”之句（《襄阳歌》），也跟“忍”的收缩状态相去太远。尤其是“脚尖踢出一字关”一句，更是奇怪。照诗的逻辑意义来说，这句的意思，是说要做到“忍”很不容易，犹如打破关口。一旦破关，就达到了新的境界。但这句诗所描绘的那一副豪迈雄健的气派，与其说是在形容“忍”，还不如说是要踢掉“忍”，好痛痛快快地活一场。所以，在理念上，这诗是劝戒自己要无所不忍，内在的感情，却像是在大喊：忍不住了！忍不住了！
既然忍不住，还是不要忍了。唐寅实际并没有忍，后来的激进文人更不说忍。李贽说，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做真人，“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无妨“发狂大叫，流涕恸哭”（《焚书?童心说》）。《列朝诗集》小传载，有人挟妓而行，遇上李贽，他笑道：“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还有一位汤显祖，也坚决反对“忍”，说是：“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啸歌，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直到满族人打进山海关，“忍”才再度成为社会的普遍信条。
唐伯虎与林黛玉
唐伯虎与林黛玉
《红楼梦》二十三回，写贾宝玉在大观园沁芳闸桥下读《西厢记》，见落红遍地，怕被人践踏，便捧来抖在水池中。一会林黛玉亦来扫花，说撂在水中不好，流出去，人家脏的臭的往水中倒，仍把花糟蹋了。不如扫起来装在绢袋里，埋入土中，日久随土而化，方是干净。至第二十七、二十八回，又写黛玉与宝玉发生误会，怨气无发泄处，“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着吟出一道葬花诗。可是，好像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情节和诗歌，很可能是有出处的。
《唐伯虎全集》附录其轶事，有一条说：
唐子畏居桃花庵，轩前庭半亩，多种牡丹花，开时邀文征仲，祝枝山赋诗浮白其下，弥朝浃夕。有时大叫恸哭。至花落，遣小憧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寅和沈石田韵三十首。
末句提到的沈石田，是唐寅的老师，也是苏州著名的书画家和诗人。他先作有《落花诗》，唐寅因葬花而想起此诗，唱和了三十首。《红楼梦》所写同上引文字的相似程度甚高。哭花、葬花、感花伤己而作诗，甚至唐寅葬花用锦囊，黛玉葬花用绢袋，全是一样。拿诗来比照，情调乃至语言相似之处更多，这恐怕很难说仅是偶合。可能曹雪芹曾读过唐伯虎的文集，并受其感染，有意将这一故事和唐伯虎诗意，加以脱化改造，写进了自己的小说。当然，《红楼梦》是一部内容丰富得多的作品，无所谓模仿前人的问题。只是两者之间的关系，颇令人觉得有趣。
黛玉葬花（刘旦宅绘）
伤花惜春的感情，在中国文学中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但为此而恸哭，特地拾落花盛锦囊而埋葬之，诗非要写到淋漓尽致方肯罢手，确是有些异乎寻常。由此可以想到，唐伯虎轶事与《红楼梦》故事之间，应该有一种更深的联系，这就是时代的伤感气氛。强烈的、普遍的伤感情绪，通常既不会出现在思想统治很有效，人的个性变得麻木的时代，也不会出现在新的社会力量具有充分自信的时代，而只是出现在个性已经觉醒，却无法与旧势力对抗而看不到出路的时代。明清两代都有这样的特点。特别是，清乾隆时代以曹雪芹、袁枚为代表的文学思潮，实际是明中后期文学思潮于明末清初一度遭受挫折以后再度复兴的表现。从这一点来说，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红楼梦》重复唐寅行事，很有象征意味。当然，林黛玉是虚构人物。但是，文学形象也常常集中体现着作者的人生情绪。特别是《红楼梦》中的宝、黛两玉，更是充分诗意化的，时时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
《落花诗》的主调是哀伤美的凋残陨落。娇艳的春花，美好的容颜，青春的生命，乃至帝王公侯的威势，一切曾经充满活力的存在，都会被无情的外在力量所摧毁。
其七
春归不得驻须臾，花落乃知剩有无。新草漫侵天际绿，衰颇又改镜中朱。应门未遇偷香掾，坠溷翻成逐臭夫。无限伤心多少泪，朝来枕上泪应枯。
其二十二
花落花开总属春，开时休羡落休嗔。好知青草骷髅冢，就是红楼掩面人。山屐已散休泛蜡，柴车从此不须巾。仙尘佛劫同时尽，坠处何须论厕茵？
春去难留，落英无数；今日红楼少女，明日青冢枯骨。不但是生命自然的凋谢，为命运所播弄的人们，也无法把握自己，就像枝头的鲜花，坠茵落溷，一任清风了。
《红楼梦》写黛玉不愿宝玉把落花撂入池中，怕花儿随水流到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与唐寅诗叹息花坠粪池，同是一个意思。黛玉《葬花诗》“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同样表现着哀伤美好事物凋残陨落的基调。根本上，整部《红楼梦》就是一支以此为基调的哀歌。按照从脂批所见曹雪芹的写作原意，十二钗、大观园、荣宁二府、四大家族、金玉良缘、宝黛深情，无不一一走向破灭，只“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红楼梦》有批判政治的意思，恐怕是自说自话。它只是于哀悼中追恋着美。
面对美好事物的毁灭而无可奈何，往往就带来寂寞的心境。《落花诗》中：“多少好花空落尽，不曾遇着赏花人”；“烧灯坐尽千金夜，对酒空思一点红”；“长洲日暮生芳草，消尽江淹黯黯魂”；“满堂欢笑强相陪，别有愁肠几日回”；“恻恻凄凄忧自谈，花枝零落鬓丝添”，都是这一种心境的反复写照。黛玉《葬花诗》也一再说：“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其实，曹雪芹安排黛玉住“潇湘馆”，就是深有意味的。“潇湘夜雨”在中国文艺中从来就是萧索凄凉的诗情或画意。曹雪芹自己写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也是深感人生寂寞，所以他自题一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万物生生灭灭，永无休止，原是宇宙的法则。于毁灭之中，有人看到人生的顽强，有人看到人生的无奈。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取决于社会与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但即使处在无奈之中，文学家仍然把讴歌美作为自己的责任；即使他们唱的是哀伤的歌，仍然唤起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不可遏制的向往。因此，他们是值得感激的。
歌唱《莲花落》
歌唱《莲花落》
《莲花落》是一种民间俗曲，以竹板或鼓打节拍。旧时乞儿行乞，常唱此曲，明清时也有民间艺人用来演出，内容大抵以劝人行善积德为主，兼及描述世俗情态。
据说唐寅常扮作乞丐，在外嬉游。有一则记载说，唐寅某日扮作乞儿，正遇一群文士登山赋诗，便上前开玩笑，要求唱和。诸文士觉得有趣，便让他写一首。唐寅下笔大书“一上”两字，回头便走。从人把他追回，要他写完。唐寅又写“一上”，不肯写下去，说是喝了酒才有好诗。众人大笑，答应给酒喝，但作不成诗，须受处罚。唐寅喝了酒，接书“又一上”三字。众人绝倒，逼他写完。唐寅写第二句，还是“一上”，又讨酒喝。而后一气到底，是一首绝句：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低，五湖四海皆一望。
这诗不能说特别好。但气派不小，从极俗的词句归结到天高地远的境界，更不容易。不管是否唐寅所作，跟他的诗歌风格确有相近之处。另外，前文曾引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说到唐寅扮乞儿讨钱，还唱着《莲花落》。那些传闻轶事，都无法证实其真伪。但唐寅落拓不羁，扮作乞丐的事情，未必全是虚构的。在他的诗里，就有几处提及自己“纳衣乞食”的行径，还自以为荣。同时，他对各种民间俗曲，包括《莲花落》在内，显然很熟悉。《唐伯虎集》所存诗作，凡题为“歌”的，共十余篇，都写得浅显如白话。尤其是《一世歌》、《一年歌》、《百忍歌》、《解惑歌》等，专说浅近的做人道理，带有讽世意味，又全是便词俗调，跟一般文人雅士的作品，相去甚远。稍晚于唐寅、嘉靖时执诗坛牛耳的王世贞批评他“如乞儿唱《莲花落》”，主要指这一类俗歌。
《一世歌》同《一年歌》是相互配合的两篇，说人生好光景无多，当及时行乐。前篇开首是：“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中间发以嘲谑：“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最后归结到：“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说完“一世”，再说“一年”：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热最难当，寒则如刀热如炙。春三秋九号温和，天气温和风雨多。一年细算良辰少，况又难逢美景何？美景良辰倘相遇，又有赏心并乐事。不烧高烛对芳尊，也是虚生在人世。古人有言亦达哉，劝人秉烛夜游来。春宵一刻千金价，我道千金买不回。
两首诗好像在做减法运算：一生中，除去年幼、年老、睡梦、烦苦、冬寒、夏热、风雨、无美景、无情趣，还剩下多少时光可供享受呢？难道值得为任何东西牺牲人生的快乐吗？一句句大白话，竟说得人惊心动魄。
人生短促，世变无常，当及时行乐，这是从东汉年间的《古诗十九首》就开始唱起的古老的调子，在后来的诗歌中，又见了无数次。但是，对个人来说，生命是茫茫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仅有的一段存在，如何度过它，永远是新鲜的问题。文学总是不断地以具体的个人体验和新的语言形式来表现这一永恒的主题。
唐寅自科举失败以后，曾反复考虑人生出路的问题。他在《与文征明书》中，表示要从事著述，说：“若不托笔札以自见，将何成哉！”这仍是士大夫建树自我的传统途径。但他很快就自我否定了。袁袠幼时与唐寅有过交往，他在《唐伯虎集序》中转述了唐氏的想法：自己已经蒙受耻辱，为伪善的缙绅阶级所不齿，想要立功立言，谋图不朽，只是“徒增垢辱”罢了。“且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因此，这两首歌，不能简单地从宣扬及时行乐一面看，还要看到作者对缙绅阶级的叛离态度，对他们的价值观的唾弃。既然自己不再同这个统治阶级站在一起，又何必为不能“马革裹尸”、“立言不朽”而苦恼！由此转向讴歌生命本身的可贵，通过宣扬及时行乐，抗拒社会共认价值对个人生命的强迫。
在等级社会中，不同的等级群体在语言上也各有区别。至于典雅的诗歌，更是中国士大夫的文化标志。唐寅出身于商人家庭，但当他成为“解元”（乡试第一名）时，已经步入缙绅阶级的优秀者行列。对那种典雅的语言形式，他当然熟悉得很。然而，一旦从缙绅的行列中走出来，并且自觉地在思想方法、生活态度上与之相排拒，在艺术趣味上有时也干脆来个大叛离，用自己同样熟悉的理俗歌调从事创作，唱一曲自由自在、犹如《莲花落》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