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本身来评价，这两首歌自然有缺陷，譬如不够精致、内涵太浅。但作为平民文化对士大夫文化的冲击，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况且它也不是毫无长处。因为用了俚俗的语言，显得自由活泼，对人生的可贵，说得远比前人透彻、清楚。
王世贞是贵胄子弟，本人又是官僚，所以尽管他佩服唐伯虎的才气，却讨厌这样的诗歌。
贫贱者的高贵
贫贱者的高贵
中国的明代中叶，相当于西洋文艺复兴时期，与西方一样也出现了具有近代特色的个人解放思想意识。虽然，依赖于血缘关系而获得特殊地位的贵族阶级在中国很早便消失了，但官僚制度仍然把人群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只是较有弹性罢了。所以，要求平等，仍然是个人解放的先决条件。这种要求，在唐寅等人的诗中，已经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尽管他们的思想，没有达到西洋的个人主义学说那样透彻而强有力的境界，但在中国历史上，仍然是新鲜而值得注意的东西。
唐寅的《寿王少傅》诗，是为王鏊的寿辰而写。王鏊也是苏州的一位诗人，论辈份，他是唐寅的师长，论政治地位，更无法相比了；王鏊官做到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少傅衔。明代官制不设宰相一职，由大学士代皇帝起草诏书并协助处理政务，其身份相当于宰相，而唐寅虽中过举，却已失去功名，只是个平民了。但他的诗却写得如此桀傲不驯：
绿蓑烟雨江南客，白发文章阁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双空手掌丝纶。
“丝纶”在诗中有双关意义：一是指钓鱼的丝绳，一是指皇帝的言论。后者出于《礼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意思说帝王的话初出口时很细微，施行于世，就变得强大有力了。诗的前二句将自己与对方并举，一句说自己浪迹江湖，不为世所用，一句说对方乃是朝廷元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内阁大臣。既然彼此的地位如此悬殊，照理应该诚惶诚恐地向对方表示极高的崇敬，才合符公认的规矩。但诗的后二句，却巧妙地利用“丝纶”的双关意义，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同等地位上。当然，这样说带有开玩笑的意思。但开这样的玩笑，正是要表明：作为平民的自己面对作为宰相的王鏊，并没有自惭形秽之感。
在“三笑”故事中，唐寅是扮作书僮，去追求秋香的，这好像有些“自甘下贱”的味道。但是，恐怕唐寅并不认为书僮就一定下贱。故事传说有可能不合真实，但根据同时代人的记载和唐寅本人的诗，他常扮作乞丐却是真实的。这不仅是对缙绅阶级的嘲戏，联系本诗来看，无疑可以这样认识：乞丐也好，文人也好，宰相也好，作为人，都是平等的。在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唐寅的故事，反映着普通市民对他的喜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唐寅具有鲜明的平等意识。
唐寅的另一首绝句，题目很长，等于是一个小序：《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八首诗大多是说因字画的销路不佳，又加连日风雨，生计发生困难，只好苦中作乐。其中第五首特别有气派：
领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茅衡；立锥莫笑贫无地，万里江山笔下生。
乡试的第一名俗称“解元”，唐寅所参加的应天府乡试在南京举行，所以首句自称“领解皇都第一名”。这以后因会试舞弊案的牵连被罢黜，回到旧茅屋中过着“猖披”即放狂的生活。他没有什么私产，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但他有一支画笔，“万里江山笔下生”，他仍是富有的。这一句的涵意，绝不仅仅是说自己能够画出无限广阔的江山。从“万里江山”这个词，很容易使人想起《诗经》中那几句被人们反复引用的话：“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拥有整个国家和所有的臣民，无疑是最富有的了；但唐寅却偏要说：我也拥有一个世界，一个艺术的世界。
本来，要求尊重个人自由的思想，傲视富贵的态度，很早就有了。但仔细审辨，情况并不一样。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但这种个性解放，主要是发生在贵族阶级的范围内。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同他引以自豪的家族血统有密切关系（他是东晋大司马陶侃的后人）。李白是很骄傲的，但他并没有多少根据，就常常与李姓皇家攀扯同宗，同样可以看到等级意识的影响。像唐寅那样，毫无凭依，既把自己等同于乞丐，又把自己等同于宰相甚至皇帝，是明代市民社会中才有的现象，是一种类似于“个人主义”观念的产物。这种新的观念给古老的诗歌灌注了生气。读唐寅的这两首诗，可以感受到：所谓贫贱者，依然有着高扬的人格；又可以意识到：任何个体生命，只要不屈从于他人，都是可珍贵，可骄傲的。
生死之际
生死之际
有生必有死。当一个人即将走入“死”这个深不可测的黑暗疆域时，必然要对“生”的世界作出最后的回顾；而各人的感受，所想到的问题，多少有些不同。诗人常在临终之际写下绝笔诗，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品格和人生观，而且透露出特定的时代气氛，是一种很有意思且发人深思的作品。所以，在谈论唐寅之前，不妨先读几篇前人的同类诗篇，既扩大视野，亦可作为比较的材料。
现存的这一类诗歌，大概要算项羽的《垓下歌》为最早。他一生所向披靡，一度拥有四海，最终却被刘邦的大军围困于垓下。项羽自知灭亡在即，夜饮军帐，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是英雄末路之歌。项羽一开口就高度赞美自己，描绘自己有如天神。作为英雄，他不相信任何世间的力量能够击败自己，只能把失败归诸“时”，即天时、命运。面对着死亡，项羽并不畏惧，他只是悲哀自己再没有力量保护心爱的女人，因而向虞姬长叹：“虞兮虞兮奈若何！”这个有名的“霸王别姬”故事，实际意义主要并不在爱情，而是英雄彻底失去了一切，连他的女人在内。
和项羽同时代的人物，很多具有英雄意识。陈涉耕作于田亩，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惊人之语；刘邦游手好闲，见秦始皇威风凛凛，敢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陈平为乡里父老分肉，想到切割天下也不过如此之易；韩信还在乞食，就预料将有万户人家为他母亲守墓，挑选了一块四周宽广的坟地……。项羽就是这个英雄时代的佼佼者，当然至死也不服输。《垓下歌》的背后，隐藏着如此的骄傲和自信：如果不是无法理解的命运，他是应该可以拥有一切的。
但在富于理性、深于思辨的陶渊明，面对死亡所想到的，却是人与整个世界（包括他人）本质上的疏隔。死不过证明：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下面是他的《拟挽歌辞三首》中的第三首：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窒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挽歌”是送葬时所唱哀悼死者的歌，但陶渊明不相信一个人会为另一个人的死怎么悲哀，便自己先给自己唱一支挽歌。他预料肃杀的九月将是自己的死期（结果死于当年十一月），想像别人给自己送葬的景象：马似乎还有思主之情，风却是自管吹个不停。至于送葬的人们，在葬礼上莫不痛哭流涕，事后也就照旧度日。亲戚（古时专指近亲）也许还有一点余哀，他人回到家便唱起了快乐的歌，而死者从此与山陵大地浑同一体，永归寂寞。这实际是以死观生，因为死彻底显示了人同世界的疏隔。日常中人们总是以“我”为中心审视一切，用习惯语言表示，是“我”的家乡、“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但陶渊明要说：没有任何人或物属于“我”。
宋代陆游的绝笔《示儿》是很有名的：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在陆游留下的大量诗歌中，有两种情调很不相同的作品，一种以闲逸散淡的笔调描绘他在乡村的安适生活，一种以慷慨激昂的笔调抒发他的爱国之情，尤其是对收复中原的渴望。显然，他在前一种生活中无法确认生命的价值，只能把自己的人生同一个更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临死前，他想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自我生命的结束，而是中原尚在金人的统治下。这里体现了宋代士大夫的人生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偏于享乐的；但对于人生最终目的、价值的认识，却是从国家、民族、政治、道德等立场出发的。
至于唐寅，他只是一个以自己的艺术才能谋生的文人。按照旧的价值观，他是失败的，但他也获得了一种新的、植根于市民社会的成功。在临终之际，唐寅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呢？存世的唐寅绝笔诗，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收在《唐伯虎全集》中：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另一种收在附录于全集的《燕中记》中，文中说，这才是唐寅最后的定本。也许唐寅先写了前一首，后来加以修改，成为下面的样子：
一日兼他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漂流在异乡。
比较起来，后一首更有意思。唐寅常把七十岁作为人寿的基数，但他只活了五十四岁。然而换一种算法，因为自己一日兼有他人两日之“狂”，那么差不多也等于别人的一百岁了（三万六千场），并不算短寿。就像现在人们常把一个人完成的事业作为衡量其生命价值的尺度，唐寅在这里用“狂”来衡量人生。由此而论，一个人倘从未“狂”过，那简直是不曾活过，即使他有一百年的自然寿命。
那么“狂”真是大可计较。“狂”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狂”常被用作肆意直言的掩饰。当一个大臣想要对皇帝作激切的批评时，便会自称“狂愚”，如魏征对唐太宗说：“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同样，任情而发、不遵规度的生活态度，也被称为或自称是“狂”。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两者合起来，再考察唐寅的一生，可以明白地说：他所自诩的“狂”便是真诚、自由地生活。这样活过五十多岁，胜于别人的一百岁。
不管人们是否赞成唐寅，当他把“狂”视为人生价值的尺度时，至少表明：这个时代确实与过去不同了。
石湖清景
石湖清景
石湖是苏州一带最有味道的风景区，它的水面不很开阔，却也不觉狭小，透过渺渺的波光可以看见湖岸的婉曲变化。湖水较浅，种植着大片的菱、藕、莼菜，把湖水映得同碧玉一色。湖的一面是平野，平野中青翠的树木环抱着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房舍，另一面则是连绵起伏的山峰。石湖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它的美在于色彩丰富而统一于绿色的基调，线条多变而统一于委婉的韵律，很漂亮，又很娴静，有一种天然清丽之质。
翻开文征明的集子，可以看到他对石湖有着特殊的偏爱。他写石湖景色的诗，有三四十首，春夏秋冬，晴雨雾雪，日光月色，无所不有，可见他常在石湖流连忘返。五十四岁时，文征明在久试不第之后，被工部尚书李充嗣推荐给朝廷，授翰林院待诏（最低级的事务官），所作思乡怀归的诗，也不断地提到石湖，以前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石湖旁建造了别墅，并自号“石湖居士”，但他对石湖的迷恋，也不及文征明之深。
对某种自然景色的偏爱，以及这种偏爱在诗歌中的表现，与诗人的个性有显著关系。譬如，南朝刘宋时代的鲍照，是一个欲望强烈、以才华自负的人，却因为士族垄断政治权力而难以上达，内心激荡不平，因而他笔下展现的自然景物，常常是不稳定、不平衡的，甚至连静景都带有尖锐的刺激感。像“高柯危且竦，锋石横复仄”，“攒楼贯白日”，“悬崖栖归月”等，都反映出他的特殊心态。读“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也很容易感受到李白狂放而天真的性格。唐寅的《桃花庵歌》，也说到他为什么喜欢灿若云霞的桃花。
那么文征明为什么特别偏爱石湖风光呢？其中也有个性的因素。在本书所谈及的四位诗人中，文征明最为温文尔雅。他虽然同祝允明、唐寅关系极密切，却不像他们那样狂诞纵放、不拘礼法，而是举止谨重。但文征明并不是一个坚守陈旧道德教条的人，他的感情同样是丰富而活跃的，他的思想也同祝、唐相一致。只是他善于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感情，避免与社会规范发生直接的冲突，性格也不是很强烈，所以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显得温恭谦和。就像石湖的风光，既丰富多彩，鲜丽媚人，又和谐清淡，娴静温柔，不带明显的刺激感。这种微妙的相似，大约就是文征明迷恋石湖的原因。
文氏关于石湖的诗很多，这里只取一首为例，这首诗的题目就叫《石湖》：
石湖烟水望中迷，湖上花深鸟乱啼。芳草自生茶磨岭，画桥横注越来溪。凉风袅袅青苹末，往事悠悠白日西。依旧江波秋月堕，伤心莫唱《夜乌栖》。
诗中的“茶磨岭”是石湖之旁的一座山峰，“越来溪”是流入石湖的一条河流，河上有桥。这是一个春天。远望湖水深处，雾气与水波融成迷茫的一片，湖边各色花儿开得正盛，花丛中群鸟竞啼；近处的山坡上，无人管问的野草欣欣然地生长着；越来桥下，河水同样流得自在活泼。春天的世界充满生机，令诗人迷恋，直到晚风轻轻地从湖面飘起，带来凉意，直到白日西下，明月又在水面沉落。这夜的月亮却是跟去秋的月亮一样，令人产生许多感慨。
在这首诗里，没有浓重的色彩，鲜明有力的线条，强烈的动势。虽是写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色，却是笼罩在一片柔曼的气氛中，如同一支优美而和缓的曲子，尽管流动不停，却有安静的感觉。只有“湖上花深鸟乱啼”一句稍显得热闹一些，但并未具体描摹其色彩与声音，不至打破全诗的和谐。这就是所谓“清丽”的景色。
然后再体味诗中的情。“白日西”意味着一天时光的流失，从眼前之月联想到去秋之月，意味着一年时光的流失。《夜乌栖》即《乌夜栖》，因平仄的规定而颠倒一字。这是一支古老的乐府歌曲，但诗中只是用其字面意思，以乌鹊夜栖反衬人生无所着落之感。
文征明写这诗时大约四十多岁。他年轻时气盛志锐，思以文学自立，不爱科举文章。后禀父命习举业，却不肯专心一志，仍想在文史方面追踪古人，有所成就，因而被同辈讥为“狂”。由于精力两分，结果是“彼此皆无所成”，匆匆将老（《上守溪先生书》）。这就是他面对时光流失而想起的悠悠往事，是他怕听《乌夜栖》之曲，恐怕一生无所着落的原因。
人既是自由的存在，又是被环境决定的存在，说得更准确一点，是自由意志与环境限制相互冲突的存在。陷落在这一冲突中不能自拔，是极其痛苦的。就内在的“狂”，即高自期许的人生态度来说，其实文征明与祝允明、唐寅并无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当感觉到失败的阴影时，文征明不愿纠缠在毫无出路的矛盾中，不愿听任感情的波涛冲荡不息，而希望寻得一种稳定。美是人生的安慰，尤其是石湖那种清丽温和的景色，更有治疗焦虑、澄清心志的作用，于是他就爱上了石湖，反复地描摹它，将清丽之景，再造为清丽之诗。虽然，石湖的景色并不能令他全然忘却人生的悲哀，但正像这首诗所呈现的，那种悲哀已经转变为渺渺悠长的伤感，而不是激烈的痛苦。
如果有机会去苏州，不妨一游石湖。尤其是细雨靡靡的时节，坐在茶磨岭的茶楼上，泡一杯好龙井，遥望烟水迷茫、连天碧色之中，点缀着红白交杂的花朵，真是可以洗去许多人生的烦恼。
朋友之间
朋友之间
“不知其人，视其友”。这是在司马迁《史记》中记载下来的一条古老谚语，意思说：若不清楚某个人的品性，可以看他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不能理解得太死板。以文征明和唐寅来说，虽是最要好的朋友，彼此的性格、行事却差得很远。唐寅为人放浪不羁，尤其是科场案以后，更把缙绅阶级的风雅体面丢在一边，只求自适，特别在女色方面，沉溺很深，他自称是“笙歌队中醉千场”。文征明的为人，则要严谨得多，据说是一生不近二色。这即使有些夸张，至少也能说明他在这方面绝不随便。有一则记载说，祝允明、唐寅为了同文征明开玩笑，某一天特地召请了一群花枝招展的歌妓，安排下酒席，然后派人请文征明赴宴。文征明来到以后，歌妓便按照事先商量的法子上前纠缠，把文征明吓得魂不附体，连忙爬墙逃走。
像唐寅那样的风流行径，当然不值得赞赏。但也要看到，在以前的社会中普通男女之间缺乏正常交往的机会，男子往往只能在妓女中寻求感情的满足。而且，唐寅的行为，也包涵了与禁锢人性的虚伪道德相对抗的意识。这是旧道德破坏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
文征明立身行事既与唐寅如此不同，他们怎么能结成那样浓厚的友谊？文征明又是怎样看待这位放浪的朋友？在他写给唐寅的两首诗中，可以看到两位文艺家除了外在的差异，还有更深的内在的相似，以及彼此间的相互理解。一首题为《简子畏》（“简”犹“寄”，子畏是唐寅的字）：
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目刘叉。只应郡郭声名在，门外时停长者车。
“落魄迂疏”、“性气豪华”写出唐寅豪放而不善于机巧的性格，以及因此而为世人所弃的遭遇。继而描摹唐寅在秋月映照的高楼上举杯狂呼，酒醉之后在深深的帷幄中拥着青楼女子嬉戏，并以阮籍和刘叉比喻他的行止。阮籍是魏晋之际的哲学家和诗人，“竹林七贤”的首要人物。他因不满司马懿父子一面阴谋篡夺，一面鼓吹礼教，干脆以蔑视礼教、纵诞放任的姿态表示反感。刘叉是唐代诗人，为人豪放热情、刚直任侠。这些描写，揭示了在唐寅的放浪行为之中，深蕴着巨大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对社会统治力量表示蔑视的态度。显然，文征明很清楚，唐寅的行为，是一个天赋极高、真诚热情的人受畸形社会压迫的结果。
同样，文征明也理解，唐寅是一个多情的人。尽管他的感情不能专注，常常转移，但他的感情是真实的。在题为《月夜登南楼有怀唐子畏》的绝句中，文征明以美好的笔调描述了唐寅与青楼女子的交往：
曲栏风露夜醒然，彩月西流万树烟。人语渐微孤笛起，玉郎何处拥婵娟？
通常文征明诗中景物，色彩是偏于清淡的，这同他平静温和的性格相应。但在这首诗里，皎洁的月亮被描绘成“彩月”，它散射出朦胧幻迷的光流，飘漾在千万株树枝间，当这城市渐渐沉静的时刻，一支笛子吹奏起悠悠的音乐，那是从唐寅的身边传来的吗？这位俊雅风流的朋友，又在什么地方依偎着美丽的姑娘？在这诗中，散布着温馨而绮靡的情调。
选出这两首诗来，并不是为了谈论唐寅，而是为了更深刻了解文征明。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即使作者是在描述他人的生活，仍然可以看出作者自身的感情倾向。特别是文征明这样的诗人，由于在表现自身感情生活时，多取节制的态度，透过他笔下的唐寅，反而更能够窥见他内心不常表露的一个侧面。可以说，这也是“不知其人，视其友”的办法。
文征明虽然持身颇严谨，但他所交的朋友，却多为放达之士。如果不是思想一致，这种交往是困难的。他的朋友当然也理解掩盖在文征明平和的外貌之下的内在精神，这样才能彼此相得。唐寅《送文温州序》说，他和文征明“尚好不同，外相方圆，而实有埙箎之美”。埙、箎是两种乐器，《诗经?大雅?板》有“如埙如箎”一句。唐寅就是借用《诗经》的成句，表明他们两人虽然外表有很大差异，内在情感却是十分和谐一致的，如同两种乐器演奏同一支曲子。文征明在为好友钱同爱写的墓志铭中，说钱氏以豪杰自命，阔达而无所拘检，对文征明行为上的规矩局促，似乎有些看不起（“若所不屑”），但情意特别亲近（“而意独亲”）。这和唐寅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再回到文征明赠唐寅的两首诗，不仅表现了对唐寅的放达生活的理解和肯定，更有一层欣羡的意味。他把朋友的狂诞不羁的形迹写得那样美好，似乎是证明了，尽管他自己难以那样自由放任地生活，但内心中确实有那样的向往。
外力的驱迫
外力的驱迫
人是在多方面的限定中生活的。社会规范、习俗，是人们不能不接受的东西；人们怎样选择人生目标，也受到社会共认价值的约制。如果是一个缺乏敏感的人，他会觉得人生本该如此，无所谓外力的驱迫。相反，如果是一个敏感而个性强烈的人，他会处处与外界力量相对抗，这非但造成许多痛苦，而且往往导致悲剧的命运。
文征明则代表了另一种情况。他很随和，并不是一个常常与外界力量相对抗的人；但又很敏感，总是在寻常的生活事件中意识到为外力所驱迫的无奈。随和其实是他对驱迫的顺应。所以，在文征明的诗中，常以淡淡的笔调，夹着几分幽默，几分自嘲，抒写人生的不得已。虽然无法断语这是不是一种可取的处世态度，但可以说是一种颇为微妙的人生体验。
《元日书事》共二首，其中一首说拜年的习俗：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刺朝来满弊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元日”即旧历新年正月初一日。明人陆容《菽园杂记》载：“京师元日后，上至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连日，谓之拜年。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投刺者。”这可能是关于拜年习俗的最早记载。不过，当时的习俗与现在不同，似乎大多并不与主人见面，只要把名刺（相当于今之名片）投到主人家中就行。据陆容所说，投刺的人有的与主人根本不相识，这显然是拉关系了。
文征明的诗由此而发。这一个元日，又有许多人送来拜年的名片，几乎满屋都是。其实这不过是风行的习俗，常人也就随例而行罢了，他偏偏要想：这许多“不求见面惟通谒”的人，有几个是出于真情？人世间总是假客套虚礼节居多。那么，既想到此，便做个真人如何？却又不妥，因为“世情嫌简不嫌虚”，虚情假义不要紧，礼节上有所怠慢却是得罪人的，免不得“我亦随人投数纸”。
其实不只是拜年的事，人生世间，免不了扮笑脸跟人应酬，免不了违背本愿而依从习俗，说到深处，就是社会对个人的驱迫。任性而行，便是率简成狂，反添许多麻烦，人趋亦趋，想来又是可笑可怜。
下面一首是《行色》：
秋山马前空复横，马蹄不作看山行。悠然回首何处所，先心已到他州城。灯火匆匆鸡一声，贵贱贫富俱有程。相看一语出不得，细雨欲落空江明。
记述行旅的诗在中国由来已久，通常总要说明从何处到何处，描绘沿途风光，抒发思乡之情。这诗却特别，只说一路匆匆之色。开首写马前秋山重叠，但马蹄却走得疾，不容细细观景，从事理说，是人鞭马，马蹄才疾。但人又何尝是主动的？他也是被世事所驱，所以马蹄作为一种外力的象征，反而是主动的了。回首望去，来路悠长，方才所经的村落或市镇，已不知在何处，因而此时心情，又只想着快到前方的州城。到了又如何？又是一个夜晚，又是一声鸡鸣，又是一天路程。看看周围，无论贫富贵贱，各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令人无话可说。只有眼前的江水，是那样的澄明，人来人往，都与它无关。
说起来，人活一世，也是这一般“行色”。不知从何处来，又不知到何处去，就那么急急地赶：读书做工，生儿育女，求名求利，忽忧忽喜，便老死成灰。不过是贫富贵贱，各有一段路罢了。并不是人们真的要到什么地方去，只是不走不行。从前阮籍常驾车漫游，到无路可走，便痛哭而归，留下个成语，叫作“穷途而泣”。那是因为他在精神上不肯随和，总觉得人应该有一条完全由自己选定的路，可是他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所以他痛苦，他痛哭。文征明则不然。所谓“贫富贵贱各有程”，人生的路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但也要那么匆匆地赶吧！
最后要说的是《金陵客楼与陈淳夜话》：
卷书零乱笔纵横，对坐寒窗夜二更。奕世通家叨父执，十年知己愧门生。高楼酒醒灯前雨，孤榻秋深病里情。最是世心忘不得，满头尘土说功名。
这诗大约写在文征明四十四岁那一年。陈淳是文氏世交之家的子侄辈（所以说“奕世通家”而自称“叨父执”），又是他的门生，中国艺术史上一位成就杰出的画家。师生两人在金陵（南京）的客楼上作长夜之谈，直到二更天，而他们最关切的话题却是“功名”。这一年是文征明第六次参加应天府乡试，仍旧未能中举，心里很不平静。“满头尘土”，并不是写实，而是以行路为比喻，写出自己差不多有二十年为一个举人头衔而奔波，却仍归失败之后的萎顿情态。其实，文征明对举业没有很大兴趣，性情也算淡泊，并且，他在绘画、书法上的成就，在今人看来应足以自慰，绝对比一个举人的功名有价值。但他仍旧不能忘怀于此。因为什么东西最有价值，根本上是由社会决定的。在他那个时代，功名代表最高的价值，不获得功名即意味人生的失败。“满头尘土说功名”，是自嘲，也是自悲，同时又是接受社会价值观对自己的驱迫，并没有就此决绝的意思。
随便从文征明的文集中找出了以上三首诗，却能够从几个不同方面反映出诗人对外力驱迫的感受，他对这一种驱迫的随和态度，以及在随和之中的无奈与辛酸。可以想见，这些内容的诗他是写了不少的。他正是生活在一个自由意识逐渐强化的时代，所以他具有对不自由处境的高度敏感。只是他知道对抗并没有出路，只好顺着走，一面写下这些淡淡自伤的诗。
以美人写花的意趣
以美人写花的意趣
诗人最早是用花来比喻美人的。尽管有这样的西谚：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便是蠢才了。事实上，由第四个到第无数个，人们仍将不断地比下去。那句谚语的意思，只能理解为重视创新，反对因袭，不好死抠字面。否则，诗人想要不做“蠢才”也太难了。试想，人间最动人的是美女，自然界最动人的是鲜花，欲写美人，怎能不借用花的娇艳呢？问题只在比得新奇巧妙，不落俗套。
反过来，诗人发现了以花比美人以后，又发现可以用美人比花。中国南朝盛行咏物诗，许多咏花的作品，其中就有一些零星的句子。譬如梁简文帝《咏初桃》：“若映窗前柳，悬疑红粉妆。”便是说，那窗前柳树下初开的桃花，隐隐约约好像是一位盛妆少女。唐玄宗陪杨贵妃赏牡丹，召来李白写新词，其《清平调》三首，第一首以花比杨贵妃，第二首以汉成帝之妃赵飞燕比牡丹，第三首将花与美人合写，那是很有名的风流佳作。其中第二首如下：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这是说，牡丹的娇艳，连赵飞燕那样的美人也得凭借新妆才能与之相比。
到了宋代，这种写法就更多，也写得更细致。苏轼贬官黄州时，有一首咏海棠花的诗，其中两联十分漂亮。一联是“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一联是“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前者以美人喝酒后红晕生脸的微醉之色，比喻海棠花的娇艳，以美人之翠衣与肤色相衬的情状，比喻海裳红衣与绿叶交映之美，后者则把雨中、月下的独株海棠，比作哀伤清绝的美女，写出某种特殊的情调。很明显的，这已经不是像李白那样作笼统的比喻，而是使用了奇巧联想细致描摹的比喻。宋末词人王沂孙以善于咏物著称，以美人写花，也非常精美。如《庆春宫》咏水仙：“明玉擎金，纤罗飘带，为君起舞回雪。柔影参差，幽芳零乱，翠围腰瘦一捻。”他紧切水仙的特点，句句写舞女的轻柔灵巧，绰约身姿，几乎不知是花是人。
比喻是一种联想，诗人以花比美人时，也就是把花所具有的鲜艳、娇丽，以及它所引起的活跃情绪，赋予了美人。那么，以美人比花，也是为了让读者对花的欣赏，可以更加丰富吗？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是有的，但另外还有些更复杂、更微妙的因素。
描写女性的美，特别是用切近的眼光、细致的笔触，描摹女性体态形貌的美，常常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是社会道德方面的。在大多数历史条件下，这种描摹容易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事情。譬如南朝的宫体诗，尽管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却一直被指责为荒荡无耻之作。又如前引苏轼咏海棠诗句：“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如果真是写人，恐怕也要引起非议。另一方面，这种描摹，如果处理得不好是会引起某种刺激感的，从而失去审美观照所需要的心理距离，破坏诗歌鉴赏的效果。
这样就容易明白了，许多诗以美人比花，特别是在喻体形象呈现得相当活跃、感染力甚强的情况下，尽管主题是花，实际的审美对象却是美人。但这一对象，因为有花的主题作为间隔，在写法上也要切合花的特点，总是若即若离，好像一个幻影，因而在道德上、心理上，都能保持一定距离，不致引起“罪”感和“欲”的刺激。
有趣的是，感情丰富而又注意自我节制的诗人，往往喜欢写花，喜欢用娇艳美丽的女性形象比喻花。就以苏轼来说，就是相当突出的例子。文征明的情况也是如此，下面就来读他的《钱氏西斋粉红桃花》：
温情腻质可怜生，浥浥轻韶入粉匀。新暖透肌红沁玉，晚风吹酒淡生春。窥墙有态如含笑，对面无言故恼人。莫作寻常轻薄看，杨家姊妹是前身。
在这首诗里，一株桃花被当作一位娇艳、温柔而又清雅的女子来描写。它的特点，是始终切合咏桃花的主题，同时完整地写出一个女性形象，而不是片断的比拟。首二句写“她”的气质与风采：“她”温情、细腻，令人怜爱，滋润而又轻柔的春光均匀地融入“她”的脂粉，散发出迷人的光采（这里关合桃花的粉色）。三四句写“她”的肌肤与面容（关合桃花的红艳），是从苏轼咏海棠的名句脱化而来，但写得更细致：因为天气晴暖，从“她”的肌体内有一种鲜丽的红色渗透到玉一般的皮肤表层：脸上的红，则是因为喝了点酒，又被晚风吹拂的缘故。五六句从动作、情态着笔，最能传神：“她”从墙头上探出身来，微微摇曳，似笑非笑（关合桃花临风的形状）；但若走到“她”的面前，“她”却故意不言不语，教人苦恼。由于一向有“轻薄桃花”的说法，末二句又特地声明：“她”可不是轻薄女子，高贵的杨贵妃姊妹是“她”的前身。
这诗当然可以作为单纯咏桃花的诗来看，但实际引动读者感情的，却是用作比喻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女性，也许是文征明心底里很喜欢的，不过他是个温文尔雅的君子，在他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词，甚至包括属于俗体的、拘忌较少的散曲中，都看不到直接地用细致笔触描摹美女的作品。这种写法只是大量地出现在咏花之作中，像“娇姿带笑情千种，弱质含羞意十分”；“风前袅娜腰枝软，雨后斜倚体态轻”；“云归巫女妆犹湿，浴罢杨妃醉未醒”，可以抄出很多来。终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宜写人，便移嫁于花了。
尴尬的功名
尴尬的功名
钟鼓殷殷曙色分，紫云楼阁尚氤氲。常年待漏承明署，何日挂冠神武门？林壑秋清猿鹤怨，田园岁晚菊松存。若为久索长安米，白发青衫忝圣恩。
中国自隋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宋代以后，才真正完全以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给普通平民进入社会权力机构提供了机会。但科举也存在很多弊病，特别是明代，以程式固定、内容不出《四书》范围的八股文为专门的考试文体，许多读书人实在并不读书，只是成年累月地揣摩一篇几百字文章的作法，“代圣贤立言”的语气，弄得空疏无比。《儒林外史》所写那一位有名的范进，中了举再中进士，又当了一省的学政，却不知道苏轼是什么人。并不是小说家的夸张，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就曾记载，有的举人连司马迁是谁都不知道。
至于一些真正有学识有才华的人，当然有可能在科举上获得成功，但也说不清为什么，同样可能永远不会成功。本书所谈及的四位诗人，无不是当时人们共认的饱学多才之士，但其中只有唐寅在场屋中少年得志（后来的失足，又是另一回事），其余三人，祝允明三十三岁中举，再也没有中进士；文征明、徐渭是一生未曾考中举人。
文征明十九岁进入县学为诸生（即“秀才”），一直考到五十三岁，九次参加乡试，未能中举。这事在他诗里经常提到。一方面他感觉到科举的无聊，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功名是难以忘记的东西。“功名无据频占梦”、“满头尘土说功名”、“业缘仍在利名间”，都是很真实又很辛酸的心理写照。只不过他说起这些事，语气总是很平静，不失温雅的儒者风度。
然而，当“功名”来到的时候，它对于文征明却又成了令人尴尬的东西。明代制度，举人是做官的最低资格，但前途已不及进士。如祝允明以举人身份出任广东兴宁知县，就是一个僻远而贫穷的县分。个别年资深而又有文才的秀才，也可以经官员推荐给朝廷，称为“贡生”，而后由朝廷授给一定的官职。但这已是抚慰的性质，地位是很卑微的。文征明于世宗嘉靖二年（1523）五十四岁时经工部尚书李充嗣推荐，被任为翰林院待诏，官秩为从九品，即官员品等中最低的一级。京城中“蔼蔼皆王侯”，翰林院尤其是一个进士考试的优秀者修习朝廷制度、准备出任国家高级官职的地方。一个不起眼的“待诏”，在这里真是寒酸无比。文征明不仅年岁老大，并且已经是江南文坛的领袖人物。他的社会声誉、实际才能同他在官场中的地位，形成奇怪的比照。所以文征明尽管在翰林院受到杨慎（他是一个状元）等官员的敬重，却一开始就未存久留之意。在京三年，便再三上疏求归。这一段时间所写的诗，大多围绕着自己在官场中的尴尬处境和思归的心情。
这里选了一首写早朝的诗。参与早朝，面谒君王，从来是文人引为荣耀的事情。唐代贾至写过一首《早朝大明宫》，同时在朝的杜甫、王维、岑参都曾作诗相和，无不着意渲染宫廷中庄严华贵的气氛和侍奉皇帝的得意。虽然早朝也很辛苦，天不亮就要在朝房中等候，而且那些诗人对自己的地位不一定都很满意，但早朝作为身沐“天恩”的机会，在心理和习惯上是不允许轻视的。可是，文征明在这首诗中，却是用委婉的语气发牢骚。因为在这种百官齐集、按品级排列的场合，他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屈辱和不平，而不是荣耀。
头两句写晨曦笼罩下的宫殿。“紫云”既是指早晨的云霞，也是指所谓“帝王之气”。这两句同一般的早朝诗没有多少异样。然而，紧接着颔联两句，却转为企望弃官而去的心情。“待漏承明署”，指在朝房中等待早朝时刻的到来；“挂冠神武门”，借用南朝梁代陶宏景辞官的典故。然后颈联两句，表达对家乡的怀念。“猿鹤”、“菊松”都是隐居生活的象征物。由早朝而引起归隐之心，是一种违乎常情的心理，其原因就在最后两句的自责之辞中揭示出来，“久索长安米”，是借用唐代白居易的典故。他初到长安，谒见顾况，顾况拿他的名字开玩笑：“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在这里是说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相当清寒。关键是结尾的一句。“青衫”，明朝人专用来指秀才身份。文征明是从九品官，按规定应该穿绿色的袍子，这里的“青衫”不是指身穿的衣服，而是说：自己头发都白了，还只是个秀才，蒙受皇家格外的恩惠，忝列朝官的末列，参与早朝盛典。两句诗的意思很简单，不过是说没有必要为了这么一个卑微的官职在北京久居，但“白发青衫忝圣恩”的表达却很微妙。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自惭无能，并对“圣恩”表示感激，但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像文征明这样的著名文士，会是“白发青衫”，蒙受了格外的恩惠，才得以从九品的官秩，尾随在百官之后？这到底是滑稽还是庄严？是屈辱还是荣耀？
这样的表达在文征明其他诗中也可以看到。他第七次参加乡试失败以后所写的《失解东归口占》说：
七试无成只自怜，东归还逐下江船。向来罪业无人识，虚占时名二十年。
这里把两桩事实并举：一是二十年的声誉，一是“七试无成”的下场。但诗人不说“七试无成”是不合理的结果，却说二十年的声誉是“虚占”，是“罪业”。然而，言外之意，是人人都看得懂的，跟前一首诗一样，在委婉温雅的词句背后，隐藏着深深的不平。
从早朝感受到屈辱，是不太多见的写法。当然可以说这是因为文征明的官实在太可怜。但同时必须注意到，诗人是用自己的社会声誉作为参照，才特别感受到身为从九品芝麻官的可笑与尴尬。这里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明代的市民社会中，一种不同于以官职高低为衡量标准的价值观正在形成。虽然这种价值观还不能打破官位等级的权威，却已经跟它形成了冲突。从发展趋势来说，平民社会中的价值，如财富、文学艺术的成就等等，最终是要打破等级制权威的。这样来看文征明的所谓“尴尬的功名”，就有了更深的意味。
文士与渔父
文士与渔父
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中，常可以看到在那高山脚下，绿波之上，泊着一叶扁舟，舟上坐一位头戴斗笠、身着蓑衣的渔翁，正安闲地垂钓。文征明生长于太湖之滨，对渔人的生活应该是很熟悉的，他所绘有关渔父的画，仅从《文征明集》所辑录的题画诗来看，数量就不少。这一类诗，既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亦可从中推想画面的情形。其中有一首是：
青山叠叠倚晴霞，路转涧穷有隐家。渔父不知仙迹近，停桡谷口看飞花。
这首诗隐括了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首节：“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画面的情形，应该也是世外桃源在即，房舍隐约可见，而渔人将入未入，流连于谷口的桃花林。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群避世的人们聚居的地方，是他把隐逸生活理想化的产物。文征明的诗、画都很巧妙，他不从桃花源落笔，却写渔父未入桃花源时，已有一番超脱尘俗的高趣，桃花源反而成了虚淡的背景。翻陈出新、新旧映衬的手段十分高超。
细心的读者或会提出：文征明诗中的渔父，似乎跟《桃花源记》所写的渔父不一样，他本身好像就已经是隐士了。确实如此，也许文征明还有一层言外之意：胸怀淡泊的人，未必需要遁入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其实，早在楚辞体的《渔父》（相传系屈原作）中，那一位劝屈原与世浮沉、明哲保身的渔父，已经是隐士的化身。此后，“渔父”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中，渐渐成为一种具有特定涵意的形象，成为士大夫思想情感的载体。唐代张志和有一首著名的《渔父》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