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位神态飘然、襟怀洒脱的渔父，就很像自号“烟波钓徒”的张志和本人。还有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位渔翁高傲孤独，凛然不可犯，也正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大概渔父钓鱼时，那种安闲若定的神态，颇有身世两忘的味道。令人体会到超脱尘世喧嚣的情趣，文士便用以表现自身的人生情感和审美爱好了。中国古画及诗词中关于渔父的作品如此之多，原因即在于此。无论是画或写渔父，实在以表现文士自身为主。
不过，借渔父以表现文士，在具体的作品中，还有隐和显的区别，要视作者的立意和爱好而定。在前面举出的几篇诗词中，数柳宗元一篇最明显。他把背景写得极度广大寥廓、幽僻寒冷，已经背离了渔父日常生活气氛，正是为了强调诗中的寄托：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和清高孤傲的性格。张志和的一篇，不像柳宗元那样刻意渲染，气氛较为轻松随和。只是他很注重诗中人物洒脱的气质，仍是属于“显”的写法。文征明诗，则在隐显之间。从字面上看，那位“渔父”逗留在溪谷口观赏桃花，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因为有了“桃花源”作映衬，作者的用意也就隐含在其中了。他用的是借典故作曲折表现的手法。
更隐晦一些，那就是单纯写渔父的生活，不将自我放在其中。如文征明《渔父》词中的一篇：
败苇萧萧断渚长，烟消水面日苍凉。鱼尾赤，蟹膏黄，自酿村醪备雪霜。
这是深秋季节，芦苇已然衰败，鱼蟹却正肥壮。渔父打开自酿的米酒瓮，烹鱼煮蟹，准备饱餐一顿，这是纯粹的渔家乐。诗中的渔父丝毫没有被文士化。但是，诗人对渔父生活的场面，却是经过选择的。好比摄影师的作品，看起来完全是客观的对象，甚至也未作特别的加工，但选择本身，已经渗透了作者的情趣。在这里，文征明仍然把普通的渔家乐与文士所追求的避世之乐等同起来。
还有一种完全以观察态度描述渔人生活之艰辛的作品，其中的渔父才真正与文士无关，只是文士表现同情、借以思考社会问题的对象。唐寅有一首绝句：
朱门公子馔鲜鳞，争诧盘中一尺银。谁信深溪浪花里，满身风雨是渔人？
文征明也有一首绝句：
小舟生长五湖滨，雨笠风蓑不去身。三尺银鳊数千鲤，长年辛苦只供人。
这种写富贵者不劳而获、劳者终年辛苦却无所得的作品，也是中国古诗的一种传统。像唐代孟郊的《织妇辞》：“如何织纨素，自着褴缕衣”；杜荀鹤《蚕妇》：“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苧麻”，都是这样的写法。
同一题材，从不同的立意出发，或者用不同的手段来表现，就会呈现迥异的面貌，所以中国的古典诗词才如此丰富。
诛心之论
诛心之论
杭州西湖旁有座岳王庙，是游人必到的地方。庙内有岳飞墓园。正对着岳飞墓的墙根下，有三尊赤裸上身、双手反缚、低头屈膝的铁像，那是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以及参与制造冤狱的万俟卨。过去游人到此，都要往铁像上吐唾沫，表示义愤。跪像始建于明武宗正德年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了。秦桧等三人挨了四百多年的唾骂，倘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其实关于秦桧是有话可说的。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南宋立国之初，力量微弱，根本不足与金人为敌，他竭力促成和议，这想法本身并不是没有道理。把这一点抛开不论，单说岳飞的冤案，也不能把主要责任归在秦桧头上。按照宋朝的集权制度，大权都在皇帝手上，相权则很有限。如不是得到高宗的认可，或至少是揣摩并投合了高宗的意图，他岂敢以“莫须有”三字，杀害作为国家军事主帅的岳飞？不要说岳飞，就是杀一个县令，也未必如此容易。
但在岳飞死后几十年，孝宗为了推行北伐政策，为岳飞平反，将临安（即今之杭州）栖霞岭下的智果院改建为岳飞祠庙，宁宗时，又追封岳飞为鄂王（所以他的庙称为“岳王庙”），他渐渐从一个力主抗战的爱国将领被改造成忠孝节义的典范。不但他的死须得有人承担罪责，而且“忠”须得有“奸”作为反衬，这任务就不能不落在秦桧头上。又按照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凡败坏国家的事情，总有女人掺杂在内，所以又扯上秦桧的妻子。
自宋代建立岳坟和祠庙以来，诗人来到此地，多有题咏。这种诗在明代已经刻成了专门的集子。南宋叶绍翁的诗，主要是感慨岳飞的冤死和由此造成的北方的长期沦陷：
万古知心只在天，英雄堪恨复堪怜。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到了宋末元初的赵孟頫（子昂）的笔下，已经把岳飞的死同高宗君臣苟且偷安的态度联系起来。赵孟 是宋朝宗室，在他的想像中，如果岳飞不死，宋似乎就不会灭亡，所以情调尤其悲愤：
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但真正能够指出岳飞被陷害致死的实际原因，还是文征明的《满江红》词。当时有人从地下发掘出一块刻石，上刻宋高宗褒奖岳飞的手敕，文征明见了以后顿生感慨。词就从这里写起：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盛？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是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上片叹息岳飞的冤死。从石刻想到高宗起初对岳飞的倚重，再与岳飞后来的惨死相对照，由此显示高宗的刻薄寡恩。然后又从“功成身亡”这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想到事已过去，后人发再多的议论，也毫无用处。这里作者的情绪似乎有些缓解，但缓解正是为了下一层高潮的涌起：尽管这是历史的旧案，与今人无涉，但想到风波亭（岳飞被害的地方）的冤狱，痛愤与悲哀之情，仍然无端地喷发出来。这一弛一张的笔法，令情绪更显强烈，也更显出害死岳飞之举的极端不合情理，使数百年以后的人，都无法忍受。
下片笔锋一转，追索高宗必欲置岳飞于死地而后快的原因：他身为皇帝，难道不想到小朝廷疆土迫促，正有赖于岳飞这样的良将恢复王朝的版图？他身为子弟，难道不想到父亲徽宗、兄长钦宗被金人俘虏囚禁的耻辱，正有赖于岳飞这样的义士为之洗雪？这些当然都想到了，但比起迎回徽、钦二宗而自己不得不让出皇位的结果，国家也好，父兄也好，都变得无足轻重。后人不要谈论当初高宗南渡是个失策，在他心里，却是害怕中原恢复！这里一句紧逼一句，揭出高宗的阴险心理。最后，又针对人们把罪责推给秦桧的说法，尖锐地指出：区区一个秦桧岂能害死岳飞？他不过是迎合高宗的欲望罢了！“逢其欲”三字，道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又置于篇末，短截有力，一字千钧。难怪清人毛庆臻在《一亭考古》中说：“此诛心之论。”
文征明为人温雅，诗词也以委婉蕴藉见长，极少写得如此锋芒毕露，尖锐而激烈。不过，无须对此感到特别奇怪。《明史?文征明传》说他“和而介”，已经点出文征明外圆内方的性格特征。这首词，可说是“介”的集中表现。
还有，咏史诗词，大都不是单纯怀古或就史论史，而多少与作者的现实感受有关。明代自朱元璋立国始，就特别褒奖岳飞的忠君精神，作为强化君主绝对权威的一种道德手段。既讲忠君，就不能计较君主有无过失，于是把一切罪责，推给所谓“奸臣”。正德八年（1513，时文征明四十四岁），都指挥使李隆在杭州岳坟前始设秦桧等三人的跪像，就是这一意识的反映。文征明在词中指斥宋高宗才是真正的罪魁，恐怕是有意与社会舆论相对立，并且意识到那种社会舆论的真正用意。由此可以认识到，虽然文征明不像他的朋友祝允明那样经常显现出深刻的思考，但也绝不是一个毫无思想的文人。
雨?宋诗?文征明
雨?宋诗?文征明
日本已故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所著的《宋诗概说》中，比较唐宋诗之区别，有一段很有趣的话，大意是：唐诗是激情发扬的，宋诗则显得冷静，对激情加以抑制。在唐诗中，作为诗人激情的载体，有两种自然景物经常出现。一是夕阳，一是月亮。在宋诗中，这两种景物都不像唐诗中出现得那么频繁，屡屡写到的，是连绵的雨。以陆游为例，南宋末批评家方回所著《瀛奎律髓》就已指出，他的近万首诗中，写到月亮的不多，反而雨才是陆游很感兴趣的景物，不但写得多，甚至把听雨当作写诗的秘诀：“语君白日飞升法，正在焚香听雨中。”（吉川疏忽了另外一个极好的例证，陆游还写过：“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他显然把雨视为典型的诗境。）吉川说：夕阳是燃烧的景象，雨是延绵的景象，这正显示了唐宋诗的差异。
一般读者从选本中读到的陆游作品，大都是表现爱国情绪的，因而容易觉得他是一个慷慨激昂的诗人。其实，除了这一类作品，陆游诗歌的情绪，几乎全是和缓而平静的，甚少有激烈紧张的表现。
明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思潮，其显著特征是对宋代文化的全面抨击。祝允明首先提出“学坏于宋”、“诗死于宋”的惊世骇俗的论点，其后，提倡复古，否定宋诗，成为明代诗坛最风行的主张。当然，简单地否定宋诗，并不是科学的态度，说“诗死于宋”，也不是客观全面的评价。这种偏激实际是矫枉过正的手段，是用简截明了的口号表达内涵复杂的新的文化趋向。其根本意义，是扫除宋代以来的官方道德对人性的抑制，以及这种抑制在诗歌中的表现，恢复诗歌的激情。就此而言，偏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有价值的。
在新的思潮兴起之初，文征明的情况显得比较复杂。他为祝允明的《祝子罪知录》所写的题诗中，也称赞“祝子挺实甚，举刺弗自偏”，也说“磋哉诗死宋，吊以《三百篇》”，表明他赞成祝允明的反传统思想和反宋复古的文学观。但是，他又对人说：“我少年学诗，从陆放翁入门，故格调卑弱，不及诸君皆唐声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证明他的诗与宋诗、尤其与陆游诗有相当深的渊源关系。王世贞《明诗评》也说：“大抵征明诗如老病维摩，不能起座，颇入玄言；又如素衣女子，洁白掩映，情致亲人；第亡（只是没有）丈夫气格。”这也是说文征明的诗一般不具有豪放昂扬的情调，与激情发扬的唐诗不同。
有趣的是，文征明也像陆游一样，容易被雨感动，喜欢写雨。一篇二篇地看，也许不觉得什么，若把他集子从头到尾翻一遍，几乎十首诗中必有一二首写到雨，就显得很突出了。不过在这里只能举些例子，看看雨到底引起诗人什么样的感受。下面是一首《夜雨》：
中夜清如许，沉沉听雨眠。无愁触还起，有忆正茫然。败絮和衣拥，昏缸背壁悬。俄闻喧屋漏，自起缚残编。
在清静的长夜，听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响个不住，因而久久无法入睡，这是文征明诗中屡次出现的一种场景。后二句，写出听雨时微妙的、难以解说的心情：本来没有愁，却被这雨触起了莫名的愁绪；想要抓住它，辨别一下这愁绪因何而起，却又觉得很茫然，说不清楚它由何而来。睡不着觉，便披起陈旧的棉衣斜倚在床上，挂在墙壁间的油灯，闪烁着昏黄的光芒。一会儿听到家人惊呼屋子漏了，于是赶紧起身，捆扎好陈旧的书卷，换个地方。这一细节也许是真实的，但写在诗中，却有更多的意义：一生与书相伴，所得到的只是清寒的生活，但要抛开这些书，却又不能。
另外，又选《暮春斋居即事三首》中的第一首：
经旬寡人事，踪迹小窗前。暝色连残雨，春寒宿野烟。茗杯眠起味，书卷静中缘。零落梅枝瘦，风吹更可怜。
长久没有人事上的交往（据另两首，是因为生病），闲来无聊，就在窗前向外眺望。在暮春的傍晚，看到天色暝暝，细雨迷濛，郊外烟气流漾，蕴涵寒意。周际寂无人声，呷几口茶，随意翻翻书，也很惬意。只是已经凋零的梅枝摇曳于风中，显得凄凉可怜。
在这两首诗中，都明显有几分寂寞孤独。一个温和而重视礼节的人，其实也就是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人，因此寂寞是难免的。寂寞有时令人难以忍受（如前一首），有时又带来平静的愉悦（如后一首），所以诗人并不急于摆脱寂寞。同时，在这两首诗的结尾，都隐约有些刺激的成份：屋漏意味贫困，花残意味时光也就是生命的流失。但执着于这些问题，为此而悲哀，归根结蒂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诗人也并不急于寻求出路。
以理智约束并调节感情，以平静的态度对待人生中的难题，这是宋诗的特点，也是文征明诗歌的特点。但感情处于约制的状态而呈现平静时，便容易转化为淡淡的、持续的忧伤。这种情绪，与绵绵细雨最为切合。或者反过来说，绵绵细雨，最适宜作为这种情绪的象征和载体。所以文征明和宋代诗人一样，喜欢在诗中描摹雨景。
文征明并不像宋代人，认为约制个人感情是必须的社会原则，是必须强加给一切人的强制性要求。他只是从自身的性情出发，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审美爱好。对于那些狂放不羁的朋友，他不但能够理解、尊重，甚至有些羡慕。就崇尚人性之“真”，厌恶一切虚伪行为而言，他又是同时代新思潮完全一致的，所以，既效仿宋诗，又赞同祝允明“诗死于宋”的论点。可以在他身上同时存在。因为仔细地分辨后，可知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刁悍尖湍之辞
刁悍尖湍之辞
徐渭同祝允明、唐寅一样，都是在民间故事中被改造过的人物，这种改造跟他们原来的情况相去甚远，但总是与他们为人性格的某个方面有关系。像祝允明的贪酒、喜好嘲谑，唐寅的风流多情，都是他们原来身上就有的。只是这些现象背后更深刻更复杂的思想情感，在民间故事中无法反映出来。浙江一带流传了很多“徐文长故事”，故事里的徐渭，是一个机智聪明，却又心肠促狭、专爱捉弄别人的人。这显然把徐渭歪曲得很厉害，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历史上的徐渭，既多才多艺、豪放不羁，又性格尖锐，对自己所讨厌的人，言语往往很刁刻。这种性格，在他的诗歌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他的同乡，明末散文家王思任在《徐文长先生佚稿序》中就说：“渭之才更刁悍尖湍。……口无旧唾，不少讥呵；目不再览，每多盱放。”下面就以他的《海上曲》为例：
暇日弃筹策，卒卒相束手。四疆险何限，但阻孤城守。旷野独非民，弃之如弃草。城市有一夫，谁不如木偶？长立睥睨间，尽日不得溲。朝餐雪没胫，夜卧风吹肘。彼亦何人斯，炙肉方进酒！
诗大约作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5）。当时，倭寇（实是中国海盗与日本海盗纠集在一起的集团）大肆骚扰东南沿海。明朝廷军队腐败无能，听任其横行作恶。当倭寇进逼至绍兴附近时，知府刘锡只顾守城自保，对人数有限的敌寇不敢稍有行动，把乡村的人民弃而不顾。徐渭大概也参与了守城，对知府的行为深感气愤，便写了一组《海上曲》加以讥讽。原诗共有五首，这里选的是第三首。前两首主要说流窜至绍兴的倭寇人数并不多，武器也不精良，官员们却吓得魂飞胆颤，第三首主要说守城的情况。
前六句批评绍兴府官员平日毫无应敌准备（倭乱已经发生好几年了），事到危急，便束手无策。在绍兴周围，多山陵河流，有险可据。然而官员们却只知死守一座孤城。进而斥责道：乡野中居住的，难道不是国家的人民，可以像草芥一般弃而不顾？接着六句写守城民众的情况：城中市民，无不被征调来守城，如木偶般呆立着。在官吏的监视下，连上厕所都不得自由。风餐露宿，正逢雪天，受尽寒苦。最后两句用极鄙夷的口吻责问道：那是些什么人啊，烤着肉，喝着酒，美滋滋地好不快活！
仅从字面上看，这首诗批评官员的无能、腐败，已经很尖锐。把乡村民众被弃如草、城市民众冒寒守城与官员们享受作乐的情形对比来写，已经取得了很强的效果。但徐渭诗的那种刁悍，还不在这里。他的撒尿（“溲”）和喝酒两桩事连在一起写。像叠现的影象，虽不加说明，却已造成暗示和联想，才是真正的刻薄！前面所说的意思，还是冷静的批判；后一种手法，已渗透了内心的厌恶情绪。
言语刁刻，不留余地，情绪尖锐而激烈，对无能的权贵充满鄙视，是徐渭诗歌（特别是早期诗歌）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蒙古首领俺答率骑兵直逼北京城下，在京都郊区烧杀掳掠，饱足之后才飞扬而去。远在江南的徐渭闻此感慨激愤，写了一首《二马行》。诗的前半部分用铺排手法，写京城中权贵家奴耀武扬威，所骑的马高大肥壮，装饰华丽；后半部分写城郊将吏无心作战，士兵所骑的马毛长骨瘦，无力奔走，通过两相比较，揭示朝廷将相的腐败无能。这种写作方法，早在白居易的诗歌里已经用得很多了，但徐渭使用语言的刁刻，却是前人少有的。他写城中游玩之马，是“胸排两岳横难羁，尾撒圆球骄欲死”；城外作战之马，是“天寒马毛腹无矢（腹中饿得连粪便都没有），饥肠霍霍鸣数里”，都是刻划到极点，显出泼辣味。如果想到徐渭的身份不过是个穷秀才，他骂的对象却是朝中宰相、当地知府，意义就更深了。
一般来说，中国的古典诗歌以温柔敦厚为正统的标准。即使批评，也讲究委婉含蓄。譬如李商隐的《贾生》诗，以“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讥帝王“求贤”的虚假，点破而不说尽，写意于言外，就很受诗家的赞赏。这当然是很好的写作手法，但一定要立为惟一的、排他的标准，就太嫌狭隘了。其实，各时代诗歌的特点，是相应于诗人精神生活的状态。温雅的语言，委婉的表现，除了艺术上的因素，也是社会上层的一种文化标志，是维持统治阶层内部和谐的需要。至于明代，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社会的中下层开始有了一定势力，特别是市民阶层，在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很活跃，他们会把自己的个性带到诗歌里。特别是徐渭这样的诗人，地位虽然很低，自视却很高，平等意识很强。愈是如此，在看到虚伪、腐败现象时，反感就愈强烈。温雅委婉的诗歌，已经不足以表现他们的感情了。
从徐渭来说，还有些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他天赋很高，却是出生在一个走向破落的官僚家庭，在家庭内又是婢妾所生的庶子，处处受到压迫，与外界对立、反抗的心理很强。因而，当他看到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就容易联想到自身，心中充满怨恨之气。作为发泄，他有意选择了尖刻的语言，甚至是很不文雅、在历来的诗歌中极少使用的辞汇，构成刺激的形象。
可以说，唐寅也好，徐渭也好，还有后来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都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起了某种破坏作用的人。但破坏就是解放，就是寻找新的方向。不管他们成功的程度如何，在一个古老的社会制度快要解体的时候，这种文化传统上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长夜作鬼语
长夜作鬼语
唐代中期有一批诗人，包括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等，作诗不循常规，好标异立新、惊世骇俗，追求力度和刺激，形成一个特殊的流派。其中尤其是李贺，风格诡怪奇谲，又喜欢写阴森恐怖的景象，被古人称为诗中的“鬼才”。
徐渭中年时期，对这一派诗人产生很大的兴趣。当时诗坛上流行“诗必盛唐”的口号，特别推崇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几家，认为到中唐诗已经不行了。这等于说诗歌有一定的标准风格、语汇，是大家都要学习模拟的。徐渭则强调诗是个人性情的表现，关键是感情的真实性。他从自己的个性爱好来看，认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人比较合于常规的诗，是“菽粟”（即日常的饭菜）；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等人的诗，别出心裁，才好比“龙肝凤髓”，不可多得。徐渭中年所写的诗，也被人评为“字字鬼语，李长吉之流也”（“长吉”是李贺的字）。《夜宿丘园》是徐渭三十五岁时，从绍兴去福建顺昌的途中写的。此行以水路为主，沿富春江转入衢江、南浦溪。一路风景极美，却不免有些荒僻。尤其是两省交界地带，到处是连峰叠障、老树怪藤、巨石乱滩。白天已是惊心动魄，晚间更令人觉得孤独不安。诗便是写山中夜宿的情景和心境：
老树拿空云，长藤网溪翠。碧火冷枯根，前山友精祟。或为道士服，月明对人语，幸勿相猜嫌，夜来谈客旅。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氛围：黑魆魆的老树高高耸向天空，蔓生的长藤在山溪两壁织成翠网，碧幽幽的磷火（传说中的“鬼火”）在形状怪异的枯树根周围浮动着，或明或暗，好像有一群精灵在前山相聚。忽然就从前山来了一个穿道士服的人，站在白晃晃的月光下向诗人说话：大家都是旅途之人，特来闲聊，可不要猜疑呀！
作为纪游诗，通常都有实事作材料。在那晚上，可信确实来了一位道士，那么徐渭写诗时，也一定知道他不是什么山精树怪。但诗的根本作用，不是纪实，而是构境，于诗境中表现诗人的心态。因而，有什么样的心态，便会构造出什么样的诗境。就原来的材料来说，这诗完全可以写成另一种情调，譬如寂寞旅途中陌生人彼此相亲近的温暖，未必不是一首好诗。但诗人实际写成的诗境，是那样阴郁和不安，充满了“鬼气”，连好意来闲谈的道士，都带来一份恐怖和威胁，这就是诗人心态的作用了。
向前追溯，可以看到中唐诗人的心态对他们诗歌意境的显著作用。李贺虽有皇家宗室的虚名，但谱系已远，兼且仕途蹉跎，穷困潦倒、体弱多病，所以他就专爱写荒芜衰败、冷落阴暗、恨深愁重的景象，喜欢用“泪”、“死”、“病”、“鬼”、“血”等等惊心触目的字眼；孟郊是个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人，却老大无成，所以他专爱写人生的病态，如贫穷、饥饿、寒冷、衰老，甚至麻木迟钝之类的感觉。总之，他们都是人生不得志、心理不平衡，所以要在诗中追求刺激。徐渭三十多岁的时候，经历了家道衰落、爱妻早夭、科举接连失败等一系列遭遇，乃至生计无着，漂泊人世，他的内心正是紧张不安、容易激动、阴郁压抑的时候，自然就喜欢上了李贺等人一派的诗。写出《夜宿秋园》这样带有“鬼”气的作品。
在这一段时间中，徐渭的诗大多写得不安静，常常带有某种惊悸的感觉。不仅是山中的深夜，就是光天化日之下，人群簇拥之处，也可以写出类似的感受。有一首《观潮》，是写他和师友一起观看龛山战地（在绍兴附近，当时官军与倭寇在此打过仗），然后登山观潮。开首是：
白日午未倾，野火烧青昊。蝇母识残腥，寒唇聚秋草。
据考，他们到龛山时，距战事结束已经很久，实际除了考察地形外，看不到多少战争的痕迹。但诗人非常善于构造他所需要的诗境。一二句借烧田（农民焚烧庄稼秸秆作肥料）的烟火渲染白日昏冥的气氛，暗示战场景象，这还只是手段巧妙；三四句写巨蝇靠着敏锐的嗅觉，聚集在遗有残余血肉的秋草上，舔食不息，这景象本来很琐细，不引人注意，被他特意摄取、放大，就显得很恐怖了。这也可以说是“鬼语”，同样是阴郁心态的产物。
所以，本文的标题“长夜作鬼语”，并不是专指《夜宿丘园》一首诗而言，而是同时象征着诗歌创作中的一种现象：当诗人的感觉特别敏锐，当他以阴郁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时，他的诗中就会出现种种不安宁的、带刺激性甚至是恐怖的形象，即所谓“鬼语”。
托物言志思奋飞
托物言志思奋飞
过去，“绍兴师爷”的名头是很响的。有人曾忿于鲁迅文笔的尖锐，便拿这话来攻讦他。不知道从何时起，绍兴文人惯于操此业，但至少在明代就很普遍了。徐渭的许多朋友，都曾为人作幕僚，他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件，也就是加入东南抗倭军务总督胡宗宪的幕府。
胡宗宪因为交结权相严嵩，而且生活奢华，搜刮民财，在历史上的声誉不大好，但他也是一个豪爽敢于任事的人，东南倭乱主要是靠他平息下去的。这比起那些唯唯诺诺的正人君子，到底要高明些。他起先任浙江巡抚，就很看重徐渭的才智，后来升任抗倭军务总督，主持从山东到广东沿海的军事，权倾东南半壁江山，却对一介布衣的徐渭再三殷勤相招，徐渭无法拒绝，只好作了他的幕僚。关于徐渭在胡宗宪手下几年的活动，有很多传说。袁宏道、陶望龄的《徐文长传》，都说胡宗宪用阴谋诡计擒杀倭寇首领，是听了徐渭的筹划。又说当时文武官员谒见总督，无不战战兢兢，唯有徐渭身穿一袭破旧衣衫，直闯辕门，放言天下大事，旁若无人。总之，他在胡宗宪那里是很受信任的。
但官场终究是官场。像胡宗宪那样的大官，对徐渭一类的文士在礼节上可以很随便，那是“礼贤下士”的表现；一旦事关利害，就由不得他了。譬如胡宗宪写给严嵩的文书，便大都出于徐渭手笔。尽管徐渭对严嵩是很厌恶的，他也不能不想尽阿谀奉承的辞语。大概还有一些事情，让徐渭感觉到不自由之苦，所以总想离去。有一次，胡宗宪送了一只白鹇给徐渭，徐渭趁机以此为题写了一首诗，表示自己的心意。白鹇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鸟，雄性上体和两翼为白色，并布满整齐的黑纹，又有纯白的长尾，腹部则为纯蓝黑色。
浙江绍兴
片雪簇寒衣，玄丝绣一围。都缘惜文采，长得侍光辉。提赐朱笼窄，羁栖碧汉违。短檐侧目处，天际看鸿飞。
这一类托物言志的诗，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九章》中的《橘颂》，那是拿橘树比拟自己的德行。如开首几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王夫之解释为“喻贤者内美性成，为天所授”，和“喻忠臣生死依于宗国”。以后这种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独特的类型，作品非常之多。一般仍如《橘颂》，借比喻抒发情志，只要求切合“物”“我”双方。比如唐末黄巢所写的《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皆带黄金甲。
这是黄巢因为考不取进士，下决心铤而走险，并预言自己将获得大成功。它以气魄宏大而受人赞赏。
至于徐渭的《白鹇》诗，因为要呈献给胡宗宪，表示自己希望脱离总督府的心意，就必须关合物、我、对方三者。多一层人际关系，必须考虑双方的地位、身份，写作的难度就更大。诗开首两句直切题面，写出白鹇鸟最显著的特征：它的白色羽毛，像是一片片雪花编结成的寒衣，又在上面绣了一圈圈细细的黑丝线。“寒衣”二字，已经有影射寒士的意思。而且据说徐渭是喜欢穿白衫的，这就更显得微妙了。但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是写鸟。下面转为清楚的双关笔法。“文采”，既可以指文章辞采，又可以指美丽的花纹。“都缘惜文采，长得侍光辉”，借白鹇毛色美丽而为人所爱，写出自己因擅于文章而被收罗于幕中的意思，语气中又表示了对胡宗宪知遇之恩的感激。“提赐朱笼窄”，好像回到了纪实的内容：胡宗宪将白鹇装在一只朱色竹笼内送给他；但“窄”带有明白的感情色彩，于是仍然透出显著的寄喻之意：总督府对徐渭来说，是个狭隘的、不自由的牢笼。鸟儿“羁栖”（被强迫栖留）在笼，隔绝了广阔的蓝天，虽然生活很优越，却是违逆本性的，徐渭在总督府的状况，也正是如此，最后两句，是点睛之笔，写得非常有力：鸟儿屈身在房屋状鸟笼的短小的屋檐下，虽不敢抱多少奢望，却心有不甘，仍然斜望着那天边自由翱翔的大雁。“短檐”、“侧目”都是予人印象很深的辞汇，两句所描绘的形象，又保持在一个未结束的动态上，所以诗虽然到此为止，言外之意却通过这动态强烈地表现出来：它希望奋飞出去，回到自由的天地。
可以看出，这首诗对所涉及的三个方面，都照顾得相当周到。作为咏物诗，它的字面每一句都紧扣白鹇鸟，而且还清楚地交代了作诗的缘起——胡宗宪赠送白鹇；对胡宗宪，又保持了适当的恭敬和真诚的感激，并无指斥之辞。希望离去的理由，完全是从己方立论，即和鸟相同的自由本性；而最重要的是自我的意愿也得到充分的表达，丝毫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作为一首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明的诗，做到这样当然是不容易的。中国文人常把诗作为社交的工具，这一传统培养了他们在语言表现上的严密和细致。
开首提过，徐渭在总督幕府受到相当宽容的待遇，他自己对此也是深为感激的，在《上督府公生日诗》中曾经说：“众人国士阶元别，知己蒙恩心所量。”但要是没有了基本的个人自由，他仍然会不顾一切地要求离去，由此对徐渭的性格可以有清晰的了解。
最后要作一些说明：那只白鹇，据徐渭在其他诗篇的附注中说，是死于虱害了。他自己则由于胡宗宪死于朝廷的权力斗争，并祸及总督府的幕僚，恐怕受到凌辱，以至发狂自杀。自杀不死，又在狂病中杀死了继室张氏，因此被逮下狱，坐了六年牢。要不是许多朋友救助，他几乎丧命。自由对于他，终究是“侧目”所望，却难以得到的东西。
情意温绵忆旧人
情意温绵忆旧人
徐渭的性格是很激烈的。而且，正像前面所说，他有时甚至显得相当刁刻。不过，这种性格的人，大多是内外如一、较少虚饰的。因而，倘若他们真正喜爱谁，其感情的表现，往往也比一般沉稳持重者更显热烈和温存。徐渭对朋友，尤其是对门生和子侄辈，态度十分真诚，而感情上眷恋最深的，则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潘氏。他们结婚时，徐渭二十一岁，潘氏才十四岁，婚礼的场所，是广东阳江县主簿衙门（潘氏父亲任职之地）。徐渭后来有诗追忆这场婚礼：
掩映双鬓绣扇新，当时相见各青春。傍人细语亲听得，道是神仙会里人。
徐渭是在家庭衰败、与长兄相处不谐的情况下，作为赘婿进入潘家的，所以心境并不好。只是他那妻子虽然年纪小，却特别聪明，尤其了解丈夫敏感的心理，给予他很多抚慰——可惜十九岁就死了。后来徐渭两次再婚，结果都很糟，第二个继室张氏更是死于徐渭发狂之际。这种不幸，恐怕与前妻的影子大有关系。
在牢狱中，徐渭常常想念前妻，积思成梦，便写下了这二首《述梦》的诗，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写得最为缱绻温柔的作品。
其一是：
伯劳打始开，燕子留不住，今夕梦中来，何似当初不飞去？怜羁雄，嗤恶侣，两意茫茫坠晓烟，门外乌啼泪如雨。
南朝有一首《东飞伯劳歌》，头两句是：“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牵牛星）织女时相见。”比喻情人不能相聚。徐渭借用这诗的意思，以伯劳比自己，说自己是硬被打散的；以燕子比前妻，说自己无法留住她在人世。然后又责怪妻子：既然今夕还要来到梦中，当初又何必飞走？“怜羁雄”是说前妻可怜被关在牢狱的丈夫，“嗤恶侣”是徐渭向前妻数说继室的可恶。一会儿天晓梦醒，梦中的一切都变得茫茫然，似乎融入了晨雾之中。只听门外乌鸦啼个不住，不由得泪如雨下。（按照古代一则传说，乌啼是坐牢的人将被放归的征兆，见《唐书?乐志》。）
其二是：
跣而濯，宛如昨，罗鞋四钩闲不着。棠梨花下踏黄泥，行踪不到栖鸳阁。
这是写梦中所见妻子的模样：她像生时一样，赤着脚洗东西，把罗鞋随便钩在什么地方。一会又在棠梨花树下走来走去，就是不肯到自己所住的地方来（按：鸳鸯鸟，雄性为鸳，雌性为鸯）。他们在阳江住过好几年，大概潘氏也学了广东人的习惯，爱打赤脚。从诗中看，留在徐渭记忆里的潘氏，实在还是个小姑娘。
专门为悼念亡妻而作的诗，大概始于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后继之作，真可谓汗牛充栋。夫妻的感情，在正常情况下总比一般的感情来得深厚，尤其当一方去世以后，回忆中所唤起的一切更为美好。所以，在这一类诗中，不乏感人至深之作。最有名的，可能要算唐代元稹的诗和宋代苏轼的词。元稹的悼亡诗写得很多，许多诗句广为传诵。如《遣悲怀三首》中“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等等。特别是《离思五首》之四，几乎人所皆知：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苏轼的《江城子》词，小题为《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写作的缘由正和徐渭相同。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可以说，从语言的精炼来看，徐渭的两首诗不如后面举出的两篇名作，特别是缺少像“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不思量，自难忘”那样惊策醒目的句子。但它有自己的特点，却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这两首诗语言虽浅，内容其实不是很容易明白的。若不是对徐渭的生平有仔细的了解，对诗歌本身加以仔细的辨析，一下子也难以知道说的是什么。记得清代的一篇诗话，就把诗意搞错了。因为作者无论在诗题还是诗句中，都未曾标明悼亡的意思，更不用说悼念何人。他只是“述梦”，表现梦中的一些情绪和场景。也许，他本来并没有让别人读懂的打算，只是写给自己看罢了。
生者对于死者，尤其是一个近五十岁的男子对于十九岁就死去的妻子，照道理说，应该有许多怜悯。一般的悼亡诗，都有这样的情绪。但徐渭在《述梦》之一中，却没有照“道理”说，反而指责妻子过早地抛下了自己。事实上，他并非真的指责妻子。他一生遭遇不幸，如今又身陷囹圄，内心里自然深深依恋于少年妻子往日所予的情爱，而指责正是一种温情的、依恋的表现。第二首只写了一个琐细的场面，没有强烈的语汇，也没有令人感受深刻的地方。但若细细地读，自会知道那一份感情是多么深沉而温柔，甚至感觉得到徐渭这样一个狂傲的人，其实内心深处是很孤独也很软弱的，需要有他人的感情来慰藉。
这样的诗是不会有警句的。因为诗人在写作时，距离真实的感情状态太近，只有一些迷茫、琐细、平凡、具体的情绪。尽管他在表现这些情绪时也很精心，语言的节奏和声调十分轻柔，但他没有隔一段距离、比较冷静地审视自己的感情，从中归纳出什么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感受，因而也就难以给读者留下过目难忘的印象。但这样的诗，在感情上恐怕比一般的好诗要更真实；当读者理解了诗人的处境和心情时，就会被它感动。这情况与明代散文的趋向有些相似。明代的抒情散文，有很多是写得平凡、琐细，以求真实的。
颓放而倔强的艺术
颓放而倔强的艺术
徐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书法家、画家和戏曲家。他的多方面创作，具有统一的基调，那就是以蔑视陈规、大胆创造的精神，表现自我的个性意识、自由意志，以及在个性遭受压抑时所产生的充满悲愤的反抗情绪，和因失望带来的痛苦。后人对于他的艺术品格表示出极高的尊崇。袁宏道称他为“明代第一诗人”，汤显祖誉之为“词坛（指戏曲领域）飞将”，郑板桥曾刻一印，自称“青藤（徐渭的号）门下走狗”，齐白石也说：“我愿九原为走狗。”若从单一方面来说，也许不难找到与之并驾齐驱乃至超越他的人物，但要说在众多领域内均能如此独树一帜，恐怕为数极少了。
下面透过他的几首诗来谈他的书画与戏曲，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先看一首题画诗：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诗题在一幅墨葡萄轴上，大约作于万历初年徐渭刚出狱时，他已经是五十三四岁的老人。经过了多年的磨难，尤其是发狂、杀妻、下狱，再死里逃生，确是“半生落魄”。在常人，也许早就颓唐委靡，然而徐渭仍旧很倔强，不肯向社会低头。“独立书斋啸晚风”，完全是一派高傲猖狂的气概。后两句把画中的葡萄比喻为自己的超人才智，说是既然俗世庸众用不着它，那就任由它随便抛掷了。比起古诗中常见的所谓“怀才不遇”之慨，这里显然有更多的骄傲。
葡萄图（明 徐渭）
那么，诗的意思又如何在画中体现呢？当然画不可能像文字那般表述，但它的情绪却是完全与诗合拍的。那幅画水墨淋漓，主藤自距上端三分之一处起笔，枝枝叶叶，向下纷披垂荡，可以看出用笔如风雨之急骤，显现出狂放的韵律，使人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激动、痛苦、寂寞和傲然不可羁勒的精神。徐渭是中国写意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许多作品，用笔极其放纵，形成刚健恣肆的线条，没有一点犹豫，一点拘谨；设墨也极其酣畅，有时甚至把水墨倒在纸上，随其散化之形而作钩勒。其胆大气雄、纵横不可一世之气，远非前人所能比。和《墨葡萄轴》一样，这类画都包涵了强烈的主观情绪在内。可以说，中国画注重主体、重抒情的特点，到了徐渭，变得更自觉、更充分了。
在这幅画上，题有前面所说的那首诗。它的书法，笔墨狼籍，呈潦倒之象，亦正与诗意相合。当然，徐渭的书法，并不完全如此。但总的来说，是以自由奔放、于苍劲中透露媚趣为特征，近年出土的《青天歌》可为代表。在正统的书家看来，似乎过于恣野，如其诗一般。但喜欢的人，则认为非常出色。袁宏道谓之“字林之侠客”，评价在以书法著称于世的文征明之上。另外，张岱、郑板桥等，对他也非常推崇。
至于徐渭的画竹和题画竹的诗，从保留在徐渭文集中的题诗来看，他画的竹，大量的是《风竹》、《雪竹》、《雨竹》，同一般画家的意趣明显不同。竹是国画中最常见的题材，它所以受人青睐，是因为在传统文化中，竹象征了一种清雅、幽静、有节操的品格。相传苏轼有首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取义正在此。徐渭画竹，亦取传统喻意中以竹象征节操的习惯，但他常置竹于风、雨、雪的袭击与压迫之中，则是更在强调自我与外力相对抗的态度，表达愤世疾俗的情怀，这与传统的画竹，已经有根本的区别了。下面录两首题诗，以见一斑：
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
《雪竹》
画里濡墨不敢浓，窗间欲肖碧玲珑。两竿梢上无多叶，何事风波满太空。
《风竹》
风竹（明 徐渭）
与戏曲有关的诗，想举他的《少年》。那也是徐渭出狱不久时的作品。他去天目山游玩，经过富阳，结识一位姓郑的老人。郑老是姚江人，往年也曾风流潇洒，踌躇满志，老来流落异乡，以教私塾餬口，一年只五两银子，还遭人欺凌。两人陌路相逢，却同病相怜，直喝得酒酣耳热。醉中郑老击鼓作乐，徐渭为之写下这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