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定是风流辈，龙泉山下鞴鹰睡。今来老矣恋猢狲，五金一岁无人理。无人理，向予道：今夜逢君好欢笑。为君一鼓姚江调。鼓声忽作霹雳叫，掷槌不敢让《渔阳》，猛气犹能骂曹操！
“恋猢狲”，指教小孩子读书（至今仍有称小学教师为“猢狲王”的）。末二句，用三国时祢衡裸衣击鼓，作《渔阳三挝》之曲，痛骂曹操的故事。诗的后半部分，节奏急促奔放，恰似鼓点，诗中似乎看到两位白头潦倒的老人，在叫嚎喧嚣，发泄着内心的积郁。
从徐渭另外的诗里得知，他不但爱听击鼓，而且自己也能为此技。鼓有着其他乐器所没有的特殊的急促与兴奋感，能引起特殊的心理效应，这就是徐渭喜爱鼓乐的原因。他的传世戏曲作品集《四声猿》中，最有特色的便是演祢衡骂曹故事的《狂鼓吏渔阳三弄》（现在京剧中《击鼓骂曹》一剧，便是由此演变来的）。徐渭嫌《三国演义》中这一段不够畅快，特意把情节改为祢、曹死后，由阴间判官主持，重演当日的场面，好有更多可骂的材料。这个戏可说是中国戏曲史绝无仅有的一例，从头到尾，就是由祢衡一边击鼓，一边数说曹操的罪恶，并加以嘲骂，一股孤高狂傲、悲愤激越、刚烈倔强之气冲腾奔泻。这实际是徐渭一生痛苦悲愤情绪的集中抒发。徐渭是能够演唱戏曲的，可以想像他击起激越的鼓声，引吭高歌，其实是把现实世界给予他的一切磨难、屈辱和不平，从文学艺术的孔道中宜泄出去，以求得心理的平衡。
徐渭一生之不幸，是历代著名文人中少有的。但这种不幸和他的高傲倔强的性格，却也成就了他的文艺创造活动，令人感慨殊深。
人生未必求平安
人生未必求平安
明代有一部历史小说叫《英烈传》，说的是朱元璋同他的谋臣猛将推翻元朝、扫平群雄、建立明王朝的经过。这书的作者不太清楚。早在书流传未久的时候，有人怀疑是武定侯郭勋命人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夸耀其祖上郭英的功劳。还有一种本子，题名《云合奇踪》，作者标明是徐文长（即徐渭）。经学者考证，把这说法否定了。但为什么伪托徐文长呢？一方面，大概是因为到了晚明，徐文长的名气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许同他的一首诗有关，这就是以下要谈的《恭谒孝陵》：
二百年来一老生，白头落魄到西京。疲驴狭路愁官长，破帽青衫拜孝陵。亭长一抔终马上，桥山万岁始龙迎。当时事业难身遇，凭仗中官说与听。
有几个典故、辞语需解释一下。“西京”本义是长安，这里代指南京。汉朝起初建都长安，东汉时迁都洛阳，以长安为陪都，称西京。这情况跟明太祖建都南京，成祖迁北京，而以南京为陪都相似，所以用来代指。“亭长”又是用汉高祖刘邦代指朱元璋。刘邦出身低贱，原来只是个亭长（最低级的小吏），朱元璋原来是穷和尚，两人后来都成了开国君主。“一抔”是说皇陵，“桥山”是传说中黄帝的葬地。又有传说讲黄帝死后，有龙迎他上天。这里是用黄帝故事代指朱元璋之死。“中官”，是说守孝陵的太监。他们负责每天给死去的皇帝供膳，操办逢年过节的大祭。
这诗是神宗万历三年写的。当时徐渭出狱未久，去南京游览，走了不少名胜古迹，又特地拜谒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孝陵。徐渭最喜欢跟人闲聊，听稀奇古怪的事情，守陵的太监又是无聊之极，就对他大讲了一通朱元璋的“当时事业”，大约是宫中流传的一些故事。因这诗写得炉火纯青，深藏不露，后来受到许多人称赞。另外，徐渭还画过一幅与这诗意相配的画。也许有人就误会了，把专说朱元璋开国故事的《英烈传》当作是他写的。
明孝陵（江苏南京）
这诗读起来，好像只是说谒陵的经过，其实含蕴很丰富。分析起来，诗中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诗人自身的现实境遇，一是朱元璋与他的开国事业。在后一方面，又有意借用典故，把刘邦的事情也一起带进来，增强某种历史感。两个方面的事情，经谒陵、听太监说故事联系起来，从中隐约表露出他自己的人生向往。
“白头落魄”、“破帽青衫”，概括了自身的境况。在这后面，藏着一生的遭遇：少年意气，科场挫折，抗倭风云，下狱始末……。总之，是生不逢时，才士不能为世所用，无法建立辉煌功业。但尽管落魄至此，傲气却未消减。“疲驴狭路愁官长”，意思说，去孝陵的路上常有官员，自己骑了头无精打采的驴儿，要是狭路相逢，真是没有味道。这其实是不愿给官儿们让道、怕受窝囊气的意思。
一个老人，天赋极高，抱负甚大，怀才不遇，却还是傲骨棱棱。他来到孝陵，听人说朱元璋与手下一帮英雄拔起于草莽、打下万里江山的事情，又由此联想到几千年前一个叫刘邦的无赖汉，也是趁着风云动荡，提三尺剑取天下，心里到底是在转什么念头？
中国有句民谚：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是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动乱时代，战火蔽天，白骨遮地，实是令人畏惧。但胸怀大志的才俊之士，则未必这么想。对他们来说，在太平年代，由于权力结构稳定，并且总是有一定的封闭性，很难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沉沦下僚，为无能的上司所欺辱，那是很平常；弄不好，就像徐渭，“白头落魄”，一事无成，也算不得稀奇。相反，在风云动荡、天下大乱的时代，才能比家世等外在的凭藉更为重要，才俊之士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机会更多。
只是这样的话不大好明说。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著名的《赤壁怀古》：“折戟沉沙铁未销，细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字面是说：若不是一场东风帮了周瑜的忙，让他得以火烧曹军，他的夫人小乔同孙策的夫人大乔都要被曹操抓去，在铜雀宫里陪曹操喝酒。但实际到底说什么？批评或赞扬这诗的人不少，往往说不到重点上。杜牧也是英锐而自负的人，他其实是说：人生之成功与否，要有外在的机缘。周瑜若非生当风云变幻之世，焉能成一代英雄而垂名青史？言外之意，自己何尝不及周瑜，不过未得“东风”之便，只好“青楼薄幸”。
徐渭这诗也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他写得比杜牧还要隐晦，没什么火气。他只管说自己距朱元璋二百年，身份很低，是个落魄的穷老头，听人说太祖皇帝“当年事业”，真是津津有味。其实，一种自负和自哀相杂、不甘心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全都渗透在里面了。说这诗写得“炉火纯青”，就在笔调轻松自然，只叙事而不着一笔议论，读者已能够感觉到诗里深藏了许多东西。
当然，才俊之士不爱天下太平，也不是好脾气。弄不好，像李白跟了谋反的王爷，还自以为得意，结果倒大霉。最好是社会能够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让人才都有用武之地，才是上策。
随想诗
随想诗
徐渭晚年有一类诗，风格颇为特别：这种诗没有严密的结构，看不出着意的剪裁和文辞的修饰，甚至没有特定的中心，就像一个人随便谈天一样，话题毫无目标地转换着。例如有名的《廿八日雪》。
《廿八日雪》所以有名，倒不是仅仅因为上述缘故，而是由于牵涉了明中叶几位著名诗人之间的纠葛；徐渭写了这首诗，自己也就卷进去了。为了读懂这首诗，并了解徐渭的为人，有必要把诗的背景先说清楚：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声势最为浩大的文学集团，主要成员有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七人，时人称为“后七子”（区别于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以李、王为正副盟主。后来谢榛与李、王在文学思想上发生冲突，又夹杂了个人意气之争，遂被他们逐出七子之盟，宣布绝交。在这前后，李攀龙、王世贞在诗文中对谢榛大肆辱骂，言语非常刻薄。比如王世贞这位以才华横溢著称于世的诗人，在他的著名的谈艺之作《艺苑卮言》中，说谢氏的诗“丑俗稚钝，一字不通”，却偏要“高自称许”，骂他“何不以溺自照！”就是俗语中骂人的话：何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嘴脸。明代许多文人很任性，涵养不太好，但这样骂法却和他们地位的差别有关：李、王官做得不小，谢榛始终是个布衣。徐渭的《廿八日雪》，作于万历四年（1576），当时他出狱才三年，在南京游玩。那时李攀龙己经死了好几年，王世贞成为文坛宗主，声势极为煊赫。徐渭对官吏欺辱平民的行为极为敏感，对借官势扩大文学影响的做法也十分讨厌，在南京读了李、王他们辱骂谢榛的诗以后，好像是位路见不平的侠客，怒火中烧，就写下了这首诗。
但正像开首所说，这诗并不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中心剪裁的，读起来好像是很随便。第一节是：
生平见雪颠不歇，今来见雪愁欲绝。
昨朝被失一池绵，连夜足拳三尺铁。
杨柳未叶花已飞，造化弄水成冰丝。
此物何人不快意，其奈无貂作客儿。
就像对人谈天，先说雪天寒冷，又被人偷去了绵被（诗题下原有小注：时绵被被盗），夜里冻得全身蜷曲，僵硬如铁。又说雪景虽美，犹如杨花飘舞，无奈穷愁客居，也没心思观赏。继而转入第二节：
太学一生索我句，飞书置酒鸡鸣处。
天寒地滑鞭者愁，宁知得去不得去？
不如着屐向西头，过桥转柱一高楼。
华亭有人住其上，我却十日九见投。
这里说有位太学生（大约是南京国子监的学生）请自己作诗，在城中鸡鸣山上设下酒席，投书相招，只是天寒地滑，恐怕去不了，还不如就近去访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华亭人（据考，此人系松江画家璩仲玉。华亭为松江古名），自己在南京和他交往最密，十日之中倒有九日相聚。
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
谢榛既举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
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
“帙”是书的布套，此处代指书。“朱毂”，朱漆车轮；“华裾”，华美的衣衫。“朱毂华裾子”，指贵人。这一节从准备去璩仲玉处，突然想起昨天在他那里读到李攀龙、王世贞他们骂谢榛的诗，觉得大可惊诧：绝交的事情从古就有，但既然交过朋友，为什么要在诗中公然辱骂对方？由此可知，那些身为贵宦的人，把布衣之民视为可以任意宰割的鱼肉，肆无忌惮。这样就把几个著名文士之间的纠葛，引伸到一个普遍的社会不平等、平民无尊严的问题上了。于是他又为谢榛担心：
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
回首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
因为把谢榛遭辱骂视为普遍的社会问题的具体表现，所以就像自己挨了骂一样，非要骂还不可。“谢榛敢骂此辈未”之一问，是把自己也卷到那一场纠葛中去了，显得很激动。由此联想到自己过去与官场中人打交道的经历，所受的欺凌，所见的世道不平，不禁怒发冲冠，怒火中烧。但过一会儿，想想这一切都很无聊，不过是过眼烟云，不足挂意，于是平淡地收束：
须臾念歇无些事，日出冰消雪亦残。
一般七言古诗多用铺排的笔法，不求凝炼。但按照通常的诗歌美学，铺排也必须围绕一个中心，从不同侧面、或事件的过程来描写。像这样一首诗，从失被、雪寒、赴宴不成直写到转访老友，倒有一半多的篇幅在说与后半部分无关的琐事，《廿八日雪》的标题也很含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仔细地读，可以发现这些内容并不是毫不相干。徐渭读到那些骂谢榛的诗，是“昨见”即廿七日之事，当天他也许已经有所感触，但尚未大动肝火。回家后发现绵被被偷，挨了一夜的冻，冻得他胸中块垒相积，有火无处发。廿八日再去璩仲玉家，途中突然想起“昨见帙中大可诧”，联想到自己穷困潦倒，一腔怒火便发泄出来。但这些只是潜在心理上的联系，作者并不曾有意提炼出什么明确的主题来，根据这一主题再对生活的材料加以斟酌取舍。他只是直接地表现了自己的一次内在心理活动过程，甚至，连这过程中几个环节的相互关系都不加交代。事情是由雪而起，便简单地拿《廿八日雪》作了题目。
通过这一类诗，徐渭尝试了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文学观念与写作方法。他是把心理、感情的活动作为最根本的真实，而追求直达的表现。这种方法更切近于作者心理和表现对象的复杂性，具有更强的真实感。当然，若要判断《廿八日雪》这种诗是否成功、是否值得给予很高的评价，各人的意见也许不同，但作为一种尝试，总是有意义的。
纵论古史说名分
纵论古史说名分
东汉初年有一位隐士名叫严光，原来与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派人把严光从他所隐居的齐国（今山东北部）某处大泽中找来，请他做朝中的谏议大夫。严光不肯答应，又跑到浙江一带仍旧当他的隐士去了。至今在桐庐县南的富春江边，仍留有一座严子陵钓台（严光字子陵），据说是他当年钓鱼的地方；台下有专为纪念他的祠堂，也就是本诗要说的“严先生祠”了。
大泽高踪不可寻，古碑祠木自阴阴。长江万里元无尽，白日千年此一临。我已醉中巾屡岸，谁能梦里足长禁？一加帝腹浑闲事，何用傍人说到今。
头两句仿杜甫《蜀相》的首联，意思加以翻新。“大泽高踪”指严光最初隐居于齐国的行迹，“古碑祠木”指严光再度隐居富春江畔和后人对他的尊崇与怀念。然后转到自己的登临凭吊。“长江”是说富春江。江水滔滔不绝，时光也流淌不尽，隔着千年的历史，自己又来到这里。前四句，以祠堂为中心，将严光一生主要事迹和千古以来对严氏高风亮节的怀想统括在内，笔力显得很雄健。但这还是常见的写法，其作用主要在交代背景和渲染气氛。后四句专论一事，才是重心所在。
严光有一桩著名的传闻：他入京时曾与刘秀共寝，把脚搁在皇帝的肚子上，次日，负责观察天文星象的太史奏告：“客星犯御座（代表皇帝的星座）甚急。”这事正式载入《后汉书》，表明古人对此是很认真的。它告诉人们：天命所系的皇帝是何等神圣，凡人的脚搁上皇帝的肚子，就在天象上反映出来！但徐渭不仅不相信那个神话，还对人们津津乐道于此提出责疑：我现今喝醉了酒，就已经屡屡“岸巾”（头巾戴不正，露出额头。这是一种率意放任的姿态），谁还能在梦中管住自己的脚？偶然把脚搁在皇帝肚子上，完全是一桩琐碎小事，哪里用得着当作一件大事，从古说到今？
这里，诗人论说古史，首先是从自己说起，等于是说：若换了我，也难免有此一搁。由此将一桩历史故事变成一个与现实相关的问题。末句的责问，更包涵了深刻的言外之意：千余年来，人们对这么一件小事说个没完，实在是一种荒谬的心理。这又把问题引申得更远了。
徐渭的思想，有些是相当深刻而尖锐的。他在《论中》一文中说：所谓“圣人”并不是那么几个人，从君主到马医、铁匠，“凡利人者，皆圣人也”。这实际是否定了超于常人的“圣人”的存在。他又在《赠礼师序》一文中说：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美德，只是儒家学说中粗浅的东西，这也是变相的否定。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社会不同等级与不同身份的人，要各守本分、各尽其职的“名分”观念，原本是传统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的基础，徐渭竟也投以蔑视，可以说是很大胆的了。《严先生祠》，正是借议论古史，批判“名分”观念，表述平等意识，所以这诗才写得如此豪放而英锐。
在徐渭所生存的环境中，公然对现实中的君臣名分问题提出怀疑是危险的，因而他只能用借古讽今的办法。不仅是这首《严先生祠》，在其他许多咏史诗中，都有类似情况。不妨再读一首凭吊伍子胥的《伍公祠》：
吴山东畔伍公祠，野史评多无定时。举族何辜同刈草，后人却苦论鞭尸。退耕始觉投吴早，雪恨终嫌入郢迟。事到此公真不幸，镯镂依旧遇夫差。
伍子胥原是春秋时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得罪于楚平王，遭灭族之祸，伍子胥只身投奔吴国。他帮阖闾夺得吴国王位，又发展了吴国的军事力量，受到重用。后率军队攻破楚国，开棺鞭笞楚平王尸骨以泄仇恨。最终却被吴王夫差疏远，以致被迫自杀。
徐渭此诗围绕伍子胥复仇和入吴后最终仍遭不幸两件事开展议论，辞锋十分犀利。伍子胥复仇一事，在早期似乎并未受到严厉的指责，至少在屈原的作品中还是把他当作正面人物看待的。但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伍子胥的行为越来越受到非议。因为按照严格的“名分”观念，不管君主有什么过错，臣子都不可表示不敬，何况鞭尸？徐渭针对这种意见，把“举族何辜同刈草”与“后人却苦论鞭尸”两桩事实对举，以事实本身揭示后者的荒谬：难道伍氏一族的性命，竟不如楚王的尸骨重要吗？下面他更进一步代伍子胥着想：“雪恨终嫌入郢迟！”意思是：要论报仇雪恨，本该生擒平王才能满足，开棺鞭尸，实在已经太迟了！这一句说得很“辣”。
至于伍子胥投吴，始受任于阖闾，末受害于夫差（“镯镂”即属镂，剑名，夫差以此剑赐伍子胥死），说明为臣不易，无论在楚在吴，终究都是一样，也深涵着历史的感叹。
还有好些例子可以作为旁证。譬如关于项羽的诗，徐渭强调他杀死反秦义军名义上的领袖义帝根本不足为过，以此指责项羽是一种酷吏判狱式的作法；关于韩信的诗，又说韩信早该背离刘邦自立等等，都表明徐渭在君臣名分问题上的特殊敏感和强烈的批判态度。
怀古、咏史一类诗篇，大多有些议论，做翻案文章也很常见。但是，只有当诗人站在新的高度上，以新的历史意识衡量古人古事时，这种议论、翻案才格外有生气，给人以启发。
节妇的悲哀
节妇的悲哀
从前在中国乡间行走，常常可以看到所谓“贞节牌坊”。那是用来表彰一些女子，或死了丈夫长年不改嫁，或自杀殉葬。由于“贞节”是通行的道德要求，能够立牌坊，必须有特异的事迹。所以说，每一处牌坊下，若不是埋葬了一个活泼泼的生命，至少也埋葬了一个女子数十年青春。
但是，道德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足以扭曲和改变正常的人性。在《儒林外史》中，可以看到腐儒王玉辉鼓励女儿殉节，在女儿死后，还“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真是令人惊心动魄。这毫无夸张，纯是写实。由于“节妇”或“烈女”死后，其家属引为自身的骄傲，便到处请人作诗文表彰，所以在明清文人的文集中，充斥了这类东西。非常奇怪的是，有些思想很激进的文人，譬如明代的祝允明、袁宏道等等，一旦写起这样的诗文，竟也是腐气熏天（前面已经举了祝氏一例），真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了。在此种背景下，读到徐渭与众不同的《节妇》诗，颇感难得。虽然，他本身也不能完全摆脱社会道德的约束，诗又是应人请求而作的，在今天看来未必尽如人意，但他立意在表达“节妇”之悲哀，在此类反人性的作品中，已经是极有人情味的了。
缟衣綦履誉乡邻，六十年来老此身。庭畔霜枝徒有夜，镜中云鬓久无春。每因顾影啼成雨，翻为旌门切作颦。百岁双飞原所志，不求国难表忠臣。
这位“节妇”已经守节六十年，大概不满二十岁就开始寡居了。很有可能，她才十五六岁，许配过人家却并未成婚，就走上了这条黑暗、漫长的人生之路。六十年来，她身穿丧衣（缟，白色），脚上缚着表示丧居的鞋带，在乡邻中博得贞洁的美名，渐渐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庭畔霜枝”，是以经霜的树木比喻她的德行；但她的无数夜晚，却是白白地、苦苦地捱过。女子乌云一般的头发，是她们博得丈夫欢心的珍贵之物，也是古诗词中经常吟咏赞美的对象，但这位“节妇”却几十年不曾用心打扮它。她的鬓发与一切人生欢乐竟是毫无关系的。
前四句从作者的角度概括，已经写出守节之苦，以及“节妇”对正常生活的向往。后四句以“节妇”的口吻来写，便更多酸楚。她每常看到自己孤独的身影，不禁泪如雨下；抬头望见门楣上表彰自己的贞节匾额（也可指门前的牌坊），尤其愁眉长蹙，心怀痛切。就自己的心愿，原是希望夫妇白头偕老，并不希望像国难时表彰忠臣一样，被表彰做什么“节妇”！至此为止，诗中确实没有反对守节的意思，但诗人也并没有把“贞节”作为一种抽象道德加以夸张渲染，而是以充满同情的笔调写出了“节妇”的痛苦，以及平常的夫妇生活的珍贵，从而引起人们对守节行为的怀疑。
末句的意思，在另一首《读某愍妇吊集》中也有重复：“尔辈借将扶世教，妾心原不愿忠臣。”这里隐藏着一层深意：表彰贞节，既不是“节妇”自身的要求，也不是社会对“节妇”的诚意尊敬，而只是推行教化的手段。也许徐渭没有再进一步考虑下去，但由此引申，却仍旧可以得出如下的结果：“节妇”是被社会制造出来的，倘不是社会的压迫，便不会有如此多的“节妇”；“贞节”的道德，是自身无须“贞节”的男性统治者在“节妇”的痛苦上建立起来的东西。
这些诗出于徐渭笔下，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他的某些文章，曾明确指出，女子本来具有与男子同样的聪明才智，只是由于社会的压制，使她们的聪明才智无法发挥。他的戏剧集《四声猿》中，有两个剧本是歌颂女性的：《雌木兰》写木兰从军故事，《女状元》写黄祟嘏的文才。她们两人，身为女子，便只能枯守闺室；扮为男装，顿时石破天惊，轰轰烈烈。剧中宜称：“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子汉！”“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这正是体现着新的社会思潮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所以，不少有文化的女性对徐渭的作品特别有好感。明末一位女诗人顾若璞写过一首《沁园春?读四声猿》词，很有气派地说：
须眉汉，就石榴裙底，俯伏何妨？
但是，有一桩徐渭生平中的大事也应该在这里提出来，证明在女性问题上，阴暗的传统道德对他仍有深刻的影响。他在精神病发作时，杀死了继室张氏，原因就是因为怀疑妻子有外遇。这当然不是一种正常情况。一则徐渭与继室感情不谐，二则他精神病发作时，常有幻觉，会无中生有地看到一些人和物。但不管怎样说，妻子必须对丈夫忠贞不二的潜意识，在他心中还是埋藏得很深的。人终究是历史的产物，当历史处于变革状态时，人的品格往往会出现矛盾乃至分裂的现象。
多彩多情的世界
多彩多情的世界
徐渭对花卉有特殊的偏爱。他年轻时写过几篇描摹牡丹、荷等花卉的辞赋，刻画得穷形尽态，可知他平时观察花是很仔细很入迷的。中年屡遭困厄，心情沮丧，诗多抒孤独忧伤之情，却也多次写到因看见花开而生出一份欣喜。如狱中所作《五十生辰》，全篇叹息人生渺茫无着落，结句却是“棘墙新月上梅花”，写月光把梅花的影子投在牢狱的墙上，透出一丝暖意。
作为画家，徐渭最擅长画花卉草木；作为诗人，他咏花卉的诗篇（包括题画诗）也很众多和优美。他沉迷于自然中花的世界，又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了一个花的世界。当然，后者并非对前者的单纯摹写，而是渗透了他自身的趣味和情感，表现出他的性格和审美爱好的各个方面。下面选出几首诗来，看诗人怎样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形式和语言来构造形象和抒发情感。
首先看《五月燕京歌》中的一篇。“燕京”即北京，徐渭中年以后多次到过那里。这组诗，以民间“竹枝词”的格调，写京城的风土人情，其中一篇咏石榴：
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与女儿染红裙。
诗中描摹农历五月时，北京街头石榴花开作一片红艳，如炽火如霞云，气氛热烈异常。前两句朴素而爽利，不加雕磨，便写出石榴花最显著的特征。尤其是“蟠枝屈朵皆崩云”，似乎树枝的蟠曲、花萼的凹屈，都是为着积蓄力量，最终崩裂开一片红云。这就把静态写成了有力的动态，与石榴花特别强烈的色泽相配合。所以，清人张谦宜《絸斋诗谈》称其“撰句高人数等”。其实后两句也很漂亮。石榴花当然不能作染料，但诗人用民歌中常见的天真稚拙的联想，把女儿家爱穿的“石榴裙”牵带进来，使诗中的形象更觉明艳活泼，同时也写出城市生活的特点。
石榴花之美，不在一朵两朵甚至一树两树的姿态，而在于那一片红艳明丽的色泽，在观赏者心中唤起的热烈而活跃的感受。因而诗人借用了民歌体格，以爽朗奔放的语言，大笔渲染，如果换一种形式、语言，效果就不同。至于特别富于力度的表现，那和诗人倔强而豪爽的个性有关。“崩云”一辞，徐渭在其他诗中也使用过。
这首《燕京五月歌》，如果笼统分类，也属于七绝。但这种民歌格调，实际与严格意义上的七绝有所不同。严格意义上的、属于文人传统的七绝，一般不是这样爽利，更不是这样写到穷尽无余的地步。读了下面一首《水仙》诗，就可以体会到两者之间的区别：
姊妹商量明月堤，夜妆莫解绿鬟丝。黄陵庙口无多路，去听女郎歌《竹枝》。
它不是直接描摹水仙花，而是用一群姑娘在月下窃窃私语、欲行未行那种轻盈美妙的情态，表现出水仙花微微摇曳、清雅素淡的风姿。或者，反过来说，诗人从水仙的姿态，想像出一幅月下群姝的图画。这就是七绝所要求得的“神韵”，一种言外之味。但如果用这样韵味去写石榴，恐怕就不见好。
富贵神仙图（明徐渭）
诗中的“黄陵庙”，是湖南湘阴的一座祭祀舜帝二妃的庙宇。所以“姊妹”也可能就是指二妃的幽魂（她们本来是亲姊妹，尧帝之女）。如果是这样，就更多一层清绝隔俗的意味。
《杜鹃花》却写得艳而凄厉：
烟雨艳阳天，山花发杜鹃。魂愁数叶暗，血渍一丛鲜。正色争炎日，重台沓绛笺。春风几开落，遗恨自年年。
相传杜鹃鸟是古蜀帝杜宇的怨魂所化，每逢暮春，啼哭不休，以至口中流血。诗中暗用此典，以鸟写花。首联起得平稳，写出在烟雨与艳阳时相交替的暮春，杜鹃花烂漫开放于山中的景象。承接二句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刻画：杜鹃叶片的暗，像是蜀帝的怨魂；花色的鲜，又像浸渍过怨魂口中的啼血。这种感情因素的加入，使得色泽无论是“暗”还是“鲜”，都变得强烈而富于刺激性。跟着转入开落两方面的概括：开时，鲜丽的朱红色（“正色”）可与炎日争辉，到了飘零之际，就变成绛色，散落在地，如同无人顾问的纸笺。它就这般倔强地开，无可奈何地落，一年复一年，永不罢休地述说自己的怨恨。
这是一首五律。律诗要求用严密的结构、精炼的语言，展现一个多层次的内容。尤其五律，更注重语言的简切。徐渭用五律写这首诗，正是为了便于作有力的刻画，创造一个凄艳的美感形象，同时寄托一种尖锐而不乏冷静的人生感受，表现了生命的痛苦、美丽与顽强。
七律的味道同五律也不尽似。虽然每句只多二字，节奏却婉转了许多。所以徐渭写素洁而娇艳的月下梨花，是用了七律的形式。
细蕊繁花带月芳，新妆摇荡宋家墙。银丛泛影通河切，酥的飘辉接梦长。夕鸟几条垂滴滴，春空一片缀苍苍。却嫌曙色催将晓，冷晕微收益渺茫。
首句点明《月下梨花》题意，次句用宋玉自称邻家美女常隔墙窥望他的故事（见于相传为宋玉所作的《登徒子好色赋》），喻梨花之娇姿。以下集中力量，写素色的梨花融入月色所呈现出的晶莹澄澈：成丛的梨花泛漾着银光，似乎在流向渺远的天河；偶尔有一片花瓣落在深闺少女的额上，像是一点“的”（古代女子的妆饰，通常为朱红色），它飘落时闪烁的光辉，也许就进了少女的梦中？被鸟儿所碰撞的枝条上，花儿颤动如将要滴落的水珠；在春日苍茫的夜空上，梨花连缀成一片虚幻的美景。到了天色将晓、月光渐淡的一刻，梨花的色泽似有似无，愈显幽渺。诗中写出了一种不容易表现的美：着色素淡、迹象若虚而情味悠长的娇艳。诗人奇妙的联想，和摇曳曼婉的音调，取得了很大成功。读者也许可以感觉到：在那个流连于梨树下的月夜，他是怎样的心情。
徐渭的一生，潦倒落寞，鲜丽的花卉世界和以此为素材的文艺创作，给予他很大安慰。以至到了七十二岁的暮年，他写《春兴》诗，还说“因思花草犹难辍，却悔从前受一经”。花草永远令他留恋，读经书求功名，却令他懊悔。
塞上和平曲
塞上和平曲
自有历史记载，直至清人入关，中国北方华夏族与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几千年。横亘万里的长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种象征。
战争的起因至为简单：长城以南是农业区，以北是游牧区，地理、气候的不同造成了生活条件的显著差别。从贫寒地区向富庶地区移入，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合适机会，总要南下抢掠，甚或索性大批涌入长城以南，在这里定居下来。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种族、多少人口，融入了汉族这个大家庭。习惯上，每个汉族人都喜欢自称是“炎黄子孙”，但这只能从文化传统上说，至于个人血缘，那是没法保证的。谁知道自己的身上有没有流着“胡人”的血液？
自有诗歌，从《诗经?小雅》中那一篇有名的《采薇》，到明亡以后的遗民诗，反映这一种战争以及将士戍边生活的作品，就从未断绝过。所谓“边塞诗”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流派。这一类诗歌，总是站在本民族立场，斥责敌方，宣扬爱国精神。这当然难以避免，也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想到历史原是复杂的过程，游牧民族向农业地区迁徙，原是谋求生存的努力，要说一句善恶是非，至少不是那么简单了。
毕竟，歌颂战争是不得已的，歌颂和平，才是人们心中真正的愿望，历史终究要走向和平。
在明代，蒙古族退出中原以后，在长城以北广大区域分散成许多部落，恢复了半军事化的游牧生活，并经常向南进攻，有时甚至攻到北京郊区。现存的长城，就是明王朝为了防御蒙古铁骑，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复起来的。直到穆宗隆庆四年（1570）以后，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几位边疆大吏的努力，才实现了与蒙古部落的和平。从此，蒙、汉两族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对发展蒙汉人民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徐渭晚年曾两度北游长城边境。一次在神宗万历四年（1576），应其青年时代朋友、宣府巡抚吴兑之邀，为他作幕僚；一次在万历八年，应北京附近马水口守将李如松（辽东大将李成梁之子）之邀前往作客。在两次游历中，他写下了《边词》、《上谷边词》等数十首边塞诗，描述长期战争之后的和平景象，下面选出几首来欣赏：
十八盘山北去赊，顺川流水落南涯。真凭一堵边墙土，画断乾坤作两家。
《边词》之五
这是面对长城而发的感慨。十八盘山远远向北延伸，山谷中的流水却向南奔泻，可见自然原是浑然一体的，只是人为的“边墙”，把世界分割成绝不相通的两块地域。其实，徐渭的时代，长城已经开始失去它作为边防工事的作用，在今天更只是一个历史的遗迹。但是，类似的现象，却是从古到今始终存在的。徐渭就眼前景象随意抒写，却给读者以很深的感想。
沙门有姊陷胡娃，马市新开喜到家。哭向南坡毡帐里，领将儿女拜袈裟。
《边词》之十二
这是一幅亦喜亦悲的场面。一位和尚（“沙门”）的姊姊做了蒙古人的胜利品，成为一位“胡娃”之妻。如今，“马市”（蒙古人用马向汉人交换其他商品的边境贸易。允许开马市即意味双方实现和平）新开，和尚也有机会去探望姊姊了。在蒙古包中，姊姊领着她那一群混血儿女，痛哭着向和尚舅舅行叩礼，这景象真是难于言说。现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中，汉、蒙之间通婚最为普遍，习俗上的障碍也最少，这与通婚历史较长是有关系的。但最初的通婚，大概多是本诗中所写和尚的姊姊那样的情况。
八里庄儿一堡中，银镮小杏坠腮红。妆成自不撩人看，起莝黄刍喂铁骢。
《边词》之十二
“八里庄”是个地名。徐渭在那里见了一位蒙族少女，耳上戴着银镮，镮上又荡着一枚小小的杏状饰物，在她红红的腮边晃来晃去，煞是可爱。这少女却不似江南姑娘，喜欢引人注意，她只是自顾自打扮，完了自顾自喂她的大马。蒙古族号称“马背上的民族”，马是他们的宠物。美丽的少女喂养雄壮的“铁骢”，既是边地特有的风情，从画面来看，又是一种奇妙的相互衬托：马因人而更显雄壮，人因马而更觉娇艳。在这里，可以看到诗人对蒙古人民的美好感情。另一首《上谷边词》之七，写蒙族少年的英武，也是同样情调：
胡儿处处路边逢，别有姿颜似慕容。乞得杏仁诸妹食，射穿杨叶一翎风。
“别有姿颜似慕容”，说蒙古人长相与汉人相异，颇似史书上所说的慕容鲜卑（有趣的是，慕容鲜卑早已汉化，只留下“慕容”这个姓氏；今日内蒙古人的长相，与汉族人的差别也已不很明显了）。诗中的少年，能一箭射穿杨树叶，若作为敌人看，那是很可怕的；作为朋友，他一会儿跟人讨杏仁给妹子吃，一会儿演弄武艺，却是可爱得很。
《边词》中还有六首专写三娘子。她是最强大的蒙古俺答部落首领俺答晚年所娶的小夫人，因美貌而得宠爱。三娘子渴慕内地文化，力主和平，在俺答死后，对维护和平局面起了重大作用。她常到吴兑军中来，吴兑待她如女儿一般，徐渭也因而有机会写下她的英姿：
汉军争看绣裲裆，十万弯弧一女郎。唤起木兰亲与较，看他用箭是谁长？
《边词》之十三
当这位三娘子身穿绣花背心来到明朝军营时，将士们纷纷围观，谁都想看看这位率领十万大军的女郎。诗人也不禁想：传说中的木兰姑娘，跟她比武，结果将会如何？言下也多有赞美的意味。
在本文中，选录了比较多的诗作。一则多选些才能看到徐渭所写到的各方面情况，二则这些作品在边塞诗史上确是少见。在传统的边塞诗中，看惯了逐敌千里、立功塞外的豪情，久戍不归、马革裹尸的忧伤和酷烈，再来读这样的诗歌，顿时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也许，描写和平景象不像歌颂战争那样紧张有力、激动人心，但是徐渭这些诗作，用笔随意而老练、充满人情味，却是同样惹人喜爱。
酒与诗画
酒与诗画
酒是奇妙的东西。最初，先民大概是从水果自然发酵而成的液体中，发现了它的妙处，然后学会了制作。近年在内地的考古发掘中，居然还找到了数千年以前的酒液。它的历史，差不多跟中国的文明一样古老。尽管中外都有禁酒的事例，但要完全禁绝，恐怕谁也做不到。人类为了组成一个社会，不得不设立许多规制，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所拘谨，有所防范。然而，一杯在手，胸襟渐开，人们就变得热情奔放，豪气倍增。若不是一连喝了十来碗好酒，武松岂敢过景阳岗？更奇妙的是，酒能催发人们平日被关闭着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所以诗人、艺术家，总是和酒特别有缘份。
中国第一位以喝酒著称的诗人，该数魏晋之际的阮籍。按照史书和笔记小说的记载，他是常常沉醉在酒中的，最高记录，是一连醉了近六十天。但他的诗中，却从来不说酒。而是表述清醒而深刻的哲理居多，可见他写诗时大约是不喝酒的，所以阮籍只能算一个能喝酒的诗人，而不是酒醉中的诗人。接下来要算东晋末年的陶渊明了。如果说阮籍喝酒，是求得麻醉，以忘却人生的痛苦，则陶渊明喝酒，已经是在追求一种人生的妙境：忘怀物我，超越人间的是非，归于自然，归于淳真。所以，他的诗就大量地说酒，描绘醉中的情趣。鼎鼎大名的《饮酒》之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不是有些儿微醺？不过，若仔细读他的诗，会发现他总是“醉后说醉”，用清醒的态度，去分析醉中状态带来的人生启示。如《连雨独饮》的一节：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
天岂玄此哉？任真无所先。
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
这是说：才喝不多，就觉得日常的忧恼都已渺远；再饮几杯，就忘了与人相隔的“天”的存在。但“天”并非离我而去，因为“天”就是“自然”，就是“真”。在醉中方能任由真情，这才是与“天”合一的惟一途径。此时就像骑上了传说中仙人的凌云之鹤，片刻间游遍了天地八方。这实在不是醉人说的话，所以陶渊明该算是醉后的诗人。
至今乡间的酒肆，犹有高悬“太白遗风”旗帜的，这里当然不能漏了李太白。他贪酒是不用说了，“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就是打九折，也还是个杜甫说的“酒中仙”；诗中写酒，照王安石挖苦他的话，十首中倒有九首；但真正构成“太白风”的，一是他常在醉中、或至少是酒兴方浓的时候写诗，二是他专爱写酒中豪放不可羁勒的狂态。“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还有那著名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这里可不是能嗅出酒气来？所以，李白才是中国真正的酒中诗神，或诗中酒神。
徐渭生性豪放，诗也受过李白的影响，常爱写酒中的狂放之态。他的老朋友沈炼被权相严嵩害死，十年后才得昭雪，徐渭参与为沈炼校定文集之事，写下这一首《校沈青霞先生集醉中作》：
曩昔曾蒙国士待，今朝幸校先生文。纵令潦倒扶红袖，不觉悲歌崩白云！
这时徐渭正值精神非常痛苦的时期，不久前刚自杀过，所以从朋友的不幸联想到人世的艰辛，不禁狂歌当哭。
不过，这里主要想介绍他的《又图卉应史甥之索》。“图卉”，画花卉。“史甥”即史槃，是他的晚辈亲戚，又是他的门生和崇拜者，也是一位有成就的画家和戏曲家。徐渭晚年厌于交游，平时来往的主要是一群门生、晚辈。他爱喝酒，又特别嗜好河蟹，只是不太买得起。他的门生常送这些好东西来，骗他高兴，趁机讨他的书画。徐渭喝得兴起，便狂涂一气，掷笔而成。这首诗大概是绘完后题在画上的：
陈家豆酒名天下，朱家之酒亦其亚。史甥亲挈八升来，如椽大卷令吾画。小白连浮三十杯，指尖浩气响成雷。惊花蛰草开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羯鼓催，笔兔瘦，蟹鳌百双，羊肉一肘，陈家之酒更二斗，吟伊吾，迸厥口，为侬更作狮子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