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漫话·晚唐风韵
作者：葛兆光/戴燕【完结】
出版说明
“小李杜”与晚唐诗坛
龙门之跃
在党争的夹缝中
十年一觉扬州梦
一寸相思一寸灰
朝过三清又拜佛
只到静时方爱僧
玄宗与贵妃
《九日登高》见悲凉
咏史翻案
《清明》——尚有疑问的佳作
片言役万景
于平凡处见匠心——《泊秦淮》
《西江怀古》的惆怅
莫寻诗义烟雨中
高朗的《长安秋望》
深契棋道
诗人的悲哀
圣女何处寻
却话巴山夜雨时
难懂的无题诗
《嫦娥》的寂寞
悲凉咏历史
何以树中独爱柳
一首《锦瑟》解人难
无题胜有题
李商隐诗的用典
湮没无闻命也夫
杜牧诗与许浑诗的比较
谁人得似张公子
李商隐与李贺
李商隐与温庭筠、段成式
从李商隐到西昆体
出版说明
《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15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3年6月
“小李杜”与晚唐诗坛
大凡后一时代的人与前一时代的某个名人有些相仿，人就会以那个逝去的名人作他的绰号，并加上一个“小”字，《水浒》里那个百步穿杨的花荣便称作“小李广”、《三国演义》里那个勇冠三军的孙策就叫作“小霸王”，称“小”并不意味着他的本领不高而只是说明其时代的较后。杜牧与李商隐被称为“小李杜”就是因为他们生于李白、杜甫之后，如果说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的双子星，共同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可企及的诗歌巅峰，那么，李商隐、杜牧则在晚唐是两个无人可与比肩的诗人，他们的诗给唐代诗歌史的最后一页添上了瑰丽的色彩。
宪宗元和九年（814）以后，孟郊、李贺、柳宗元、韩愈相继去世。随着中唐这批诗人的逝去，元和诗坛上那种活泼泼的生机和锐意创新的勇气也渐渐消失，虽然白居易、贾岛、刘禹锡一直活到九世纪四十年代才离开人间，但他们后期业已定型的诗歌创作也只能起承先启后的桥梁作用。直到杜牧、李商隐等年轻诗人崛起，晚唐诗坛才有了异于前代的生机。
杜牧（803－825）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进士，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既是大官又是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这种世家的出身是杜牧一直引为自豪的事情，《冬至日寄小侄阿宜》一诗云：
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
这一家世传统对他极有影响，使他常以天下为己任，特别关心“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还写了《罪言》、《论战》等有关政治、军事的文章，注释了军事著作《孙子十三篇》，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经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就像旧时绿林好汉常吆喝的一句口号“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可是，且不说他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在那时就算他真有管仲、诸葛之才也难补好唐王朝这件百孔千疮、捉襟见肘的“衣裳”，更何况当权的既非齐桓也非刘备，根本不会理会他的书生意气。所以在他中了进士以后十年时间里，除了一小段在京为御史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幕府中沉沦下僚，直到四十多岁才当了个州官，因而他又常常灰心失望，在他四十四岁任池州刺史时写的《春末题池州弄水亭》中，他自嘲道：“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无可奈何之余，就只有一觞一咏，歌儿舞女，“逐日愁皆醉，随时醉有余”。他那种“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式的放荡形骸，“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式的懒散颓唐，和他时时关心天下事的入世雄心合起来，正好是杜牧一个完整的心灵。
比杜牧小十岁的李商隐（813－858）则不同。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开成二年（837）进士，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虽然他自称是帝胄之后，但实际上早已家道败落，只不过和大唐的皇帝共姓一个“李”字而已。从他的高祖至父亲都只做过县令、州佐之类下级官吏，到李商隐幼年时更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他只能苦苦奋斗，从科举开始，争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杜牧式的自豪与他是无缘的，倒是一种自卑与自负扭结而成的激奋心理时时占据着他的心灵。因此，他一方面对政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方面深深地愤慨与失望，像《贾生》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他怀才不遇的感慨，《安定城楼》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就是他自嘲的哀叹，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正是他心里忧郁难堪的根源之一，所以他比杜牧更笃信宗教，常常在宗教世界里寻找心灵的解脱。同时，作为一个不挣扎就没有地位的文人，他不可能像杜牧那样陶醉于自我，故此他的性格也不像杜牧那么爽朗开豁，相反，他时时陷入难以排解的忧郁之中。
杜牧与李商隐关系不错，他们一为李贺写序，一为李贺写传，在牛僧孺死后，一为牛写祭文，一为牛写碑铭。李商隐还写了赠给杜牧的两首诗，《杜司勋》说：“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说：“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极尽仰慕之情（但杜牧集中没有赠李商隐的诗，也许是没有收或遗佚了）。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差异仍是太大了，气质、出身、思想的差异使他们的诗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杜牧身上那种贵族气质、史家遗风使他的诗充满了理性精神的高朗明快，而李商隐心中的那种浪漫情调与自卑压抑使他的诗郁积了感情的缠绵结绕；杜牧那种洒脱轻快性格使他的诗显出爽利俊逸，而李商隐那种悱恻于情的性格使他的诗偏于沉郁曲折；杜牧那种强烈的入世思想使他的诗更多地表现了现实精神，而李商隐那种自感不容于世的心理使他的诗常常指向虚幻的想象世界。
在晚唐，像杜牧、李商隐那样处境、地位的文人不少，像雍陶、薛逢、马戴、李频等，但他们的气质、性格、思想都与杜牧、李商隐不同，既不像杜牧那么爽利通脱，也不像李商隐那么重于情感，尽管都有满腹牢骚，却都做出一副潇潇澹泊的面孔来，所以诗歌大多写自然山水，意境也比较狭小单调，而多偏于走那种清丽尖新的路数，基本上沿袭的是大历十才子，姚合、贾岛的风格：比起杜牧来，气格要狭窄窘迫些，内容也浅近卑俗些；比起李商隐来，色彩要清淡些，意境要显豁些，往往千人一面。那种幽幽的伤感、残山剩水的境界，僵化的格律规范，往往使这些诗出现一种与晚唐时代相仿佛的灰暗、萧瑟之气。
就是杜牧、李商隐的朋友也难与他们比肩，杜牧称为“千首诗轻万户侯”的张祜绝没有杜牧那种俊逸爽利；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两句使杜牧“吟味不已，因目之为‘赵倚楼’”的赵嘏更没有杜牧那种深沉的历史感和开朗的胸襟；最像杜牧的许浑则只是像其皮毛，乍一看与杜牧形似，但仔细读来，就能发现他缺乏杜牧诗那种拗峭的韵律与高朗的批判精神，不仅重复的句式多、相似的意境多，而且显得格调不高，情绪低沉。而李商隐的好朋友温庭筠的诗也不像李商隐那么朦胧深沉，情感郁结，虽然语词意象色彩相似，却由于没有真挚的深情而缺乏萦绕回荡的韵味，显得比较直露浅显；另一位与李商隐诗略有相似的李群玉，虽然也有些诗的色彩、意象与李商隐接近，但总的来说却纤弱柔靡得多，像“多情草色怨还绿，无主杏花春自红”、“酒花荡漾金尊里，棹影飘摇玉浪中”、“二寸横波回漫水，一双纤手语香弦”，简直不像诗而走到词曲那一路上去了；至于唐彦谦、韩偓等学李商隐诗风的晚一辈诗人，那就更有点邯郸学步、画虎不成的味道了。
当然，决定一个诗人风格的并非仅仅是气质、性格与思想等内在因素，还应该包括他诗歌所采用的形式、语言、意象等外在因素。一般来说，晚唐诗人在细微局部的审美感受上是出类拔萃的，在捕捉细腻的、富于表现力的意象，选择微妙的语词、构筑幽远婉约的意境方面几乎可以说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是，他们在整体语言形式上却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完全沿袭了中唐，只不过是对诗歌尤其是近体律绝的格律、音节、用词遣字推敲得更细而已。但杜牧、李商隐则与他们讲究局部的习惯不同，杜牧除了有意在声律上进行一种“陌生化”的改造，形成拗峭峻拔的效果外，更注意意脉的流贯与整体的和谐，他的诗往往浑然完整，很难以句、字摘选；李商隐则更侧重于整体结构的回环曲折，使意脉似断而实续，往往以跳跃性的视角转移造成意境的朦胧恍惚、扑朔迷离，以反差极大的色彩意象与情感内涵融和，使人在不协调处领悟它的妙处，因此也往往使人感到它“陌生”与新颖。唯其如此，他们的诗才能在晚唐诗坛上显示出独特的华彩，并给后人开凿了新的创作途径。
历代留下来有关“小李杜”的评论、诗选、传记已经不少了，今人又增添了许多新的论著、诗选。本书为了避免重复，采取了类似“札记”的写法；为了避免单纯赏析，又添写了有关杜牧和李商隐生活、交往、影响的一些段落，目的无非想使读者立体地、多面地了解这两位诗人。比如科举常常是旧时代文人一生中幸与不幸的关键，很能影响到二人的心理，于是写了《龙门之跃》；牛李党争是晚唐人难以绕过的大漩涡，杜牧、李商隐在这场风波中究意如何表现，这是众说纷纭的旧公案，于是写了《在党争的夹缝中》；个人生活虽然常常被正统史学遗忘，却常常是了解人的极好机会，于是写了《十年一觉扬州梦》与《一寸相思一寸灰》；而宗教信仰则与诗的关系很密切，《只到静时方爱僧》和《朝了三清又拜佛》就介绍了这两位诗人心中不同的宗教意识。对于诗选，当然尽可能选代表作来进行通俗的赏析，但心里实在不愿意沿袭时下赏析文章的模式，于是在赏析时常常会借题发挥。同时，为了使读者通过“小李杜”这个坐标了解当时诗坛的演变和发展，也特意写了杜牧、李商隐与周围及前后诗人乃至宋代西昆派的关系的若干篇。我们觉得，孤立地看某一事物绝不如综合地多角度地看这一事物，就像悬浮在宇宙中的星球如无其他星球当参照系就无法确定其位置一样。
龙门之跃
龙门之跃
传说，鲤鱼跃过龙门可以变成龙，于是便拼死拼活地在龙门跳啊跳啊，一些跳过去的，就成了可以变化、可以升天的神龙，大多数跳不过去的，就筋疲力尽地相继死去。
唐代科举的意义恐怕不会比鲤鱼跃龙门小，自从文人的前程要由考试来决定，这科举就成了文人性命攸关的一道关口。考上了的，自然日后一路顺风；名落孙山的，则今后一生倒霉。因此，文人幸与不幸往往系于科举。从“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钱起《下第题长安客舍》）中，可以看到落第文人的伤心；从“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中，可以看到考完尚不知消息的举子的急切与卑微；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孟郊《登科后》）中，可以看到新科进士的狂喜。不仅如此，一试而中和屡试方中者，心理反应也不同，徐夤《赠垂光同年》中两句：“丹桂攀来十七春，如今始见茜袍新”，那喜中有悲、悲中有喜的神情，怎能和少年得意一举中进士的意气洋洋相比？
杜牧是个幸运者，也许是他出身名门的缘故，大和二年（828）他去参加进士考试，就有一帮人争先恐后和他攀交情，据杜牧自己回忆，当时“先进之士……争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投知己书》），而一个太学博士吴武陵更直截了当地找到主考官崔郾，说：
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
然后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阿房宫赋》，并要求崔郾答应给杜牧第一名，可崔郾早已把一至四名走了后门，所以只好约定为第五名。后来果然杜牧以第五名及第（唐王定保《唐摭言》）。
偏偏是好事成双，平时不常有的制举也在这年三月举行，杜牧赶早不如赶巧，又是一举成功，得到了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的职位，这年他二十六岁。“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本事诗》），少不了洋洋得意，有一首写于科举刚刚结束、制举尚未开始时的《及第后寄长安故人》，很能表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
可是，李商隐在这道龙门面前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他和杜牧同一年参加科考，但直到开成二年（837）才考中进士，中间经历了十年之久。据他自己《上崔华州书》等文的记述，一次是被贾□排斥，一次因病不能赴考，一次被崔郸贬抑，这使他有时想起来就气得恼火，常常写诗作文发牢骚。《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说：“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这还说得客气，另一篇《别令狐拾遗书》说：“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真令人不爱此世而欲狂走远飏耳”，就有些要骂人的姿态了。按他的说法，考不中的原因似乎是主考官总和他过不去及他未曾向当权者送行卷（《与陶进士书》），但根本原因是他后台不硬、靠山不大。唐代人考进士，常常后门比前门宽，没有人不通过各种渠道巴结权贵、结交名人来疏通主考官的，认识的人名望越大、地位越高，中进士的机会就越大。所以，当开成二年令狐绹极力向高锴推荐李商隐后，他终于考中了进士，在他的《与陶进士书》中曾直言不讳地写到了这次中试的缘故：
夏口主举人（即高锴）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
中了进士自然应该高兴，可是十年折腾，十年反复，他好像已经高兴不起来了。在及第后写的唯一提到中举的诗《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里，竟看不出多少欢喜的模样，反而有些淡淡的愁容：
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下苑经过劳想像，东门送饯又差池。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大雁塔。
唐代风习，考中进士者必游此塔。
杜牧中进士二十六岁，李商隐中进士也是二十六岁，看上去差不多，但实际上却大不同。杜牧出身贵族，是根本不着急应考，李商隐出身低微，是急于要考取功名；杜牧一试而中，根本不花力气，李商隐却考了十年，苦不堪言，所以杜牧的心理上充满了自信、骄傲与自豪，这使他一辈子都有一个高朗洒脱的性格，而李商隐却在心理上留下了伤痕，一种急迫、激奋、压抑的情绪使他一生都常笼罩在心理阴影中，这恐怕也是他们的诗风在后来呈现相异之处的原因之一。
在党争的夹缝中
在党争的夹缝中
元和三年（808），年轻的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考进士，把当时宰相李吉甫的政策狠狠讥刺了一番，弄得李吉甫又恼又怒，便到唐宪宗面前哭诉一番，唐宪宗拗不过面子，只好下令把牛僧孺、李宗闵等新科进士搁在一旁，不授给实际官职，还把录取他们的主考官杨於陵等人发放到外地去当地方官。从此两批士大夫就结下了仇怨，开始勾心斗角。
十几年后，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另一次科举则使两批士大夫的矛盾公开化。当时杨汝士、钱徽主持贡举，等发榜时，人们发现，和杨、钱一伙人的亲戚，像李宗闵的女婿、裴度的儿子、郑覃的弟弟、杨汝士本人的兄弟都考中了进士，而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李绅、段文昌等推荐的人却名落孙山。于是，段文昌就向皇帝告了一状，说杨、钱二人取士不公、营私舞弊，而当年早与牛僧孺、李宗闵有怨气的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也在一旁帮腔，因此唐穆宗下令重新考试。结果原来考中的那批人都落了第，而主考官钱徽也被罢官。这一来，牛僧孺、李宗闵一派便与李德裕一派更加势同水火，彼此党同伐异，“各分朋党，更相倾轧”，沸沸扬扬地闹了四十年，连皇帝也无可奈何，只能叹气，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在这个史称“牛李党争”的数十年里，两大派官僚在窝里死斗，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使得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人几乎没有人能摆脱这种争斗漩涡，而这一争斗漩涡的变幻无常，又使他们的宦海生涯不时出现变化，时而升天，时而坠地，时而荣华，时而衰落，就像一叶飘荡在狂涛中的小舟。
本来，杜牧与牛僧孺的私交是很不错的，大和七年（833）杜牧到扬州就是应当时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邀请去当他的节度府推官。牛僧孺对杜牧很够朋友，甚至连杜牧私生活中诸多不检点处都给予庇护。据说，大和九年杜牧离开扬州时，牛僧孺曾劝告他，不要因为风流韵事而伤了身体，当杜牧矢口否认时，牛僧孺便令侍儿取出一个书簏，倒出上百封“平安帖子”。原来，杜牧在扬州经常出入歌楼妓院，而牛僧孺不放心，便派士卒穿便服暗中保护，如无事便写一份“平安帖子”，于是杜牧恍然大悟，自然对牛僧儒感激不尽，这种感激之情一直保存在杜牧心灵深处。
那么杜牧是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是“牛党才人”呢？也不是，他虽然与牛僧孺交好，但他的政治理想却和李德裕相近，他拥护李德裕对藩镇用兵、对抗回纥吐蕃、清理江贼、贬斥佛教等政策。在他于武宗会昌三年（843）所写的《上李司徒相公论兵书》和会昌四年（844）所写的《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中可以看出，他不仅给李德裕出谋划策，还对李德裕抱有感恩戴德之情，一再说“某受恩最深”，并称赞李德裕“庙算深远”、“文德素昭，武功复著”、“上符神断，潜运庙谟”；据说李德裕也很赏识他的才干，并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
和杜牧一样，李商隐虽然与牛党中的令狐楚关系极深，但他却很难算是牛党中人。这里有一桩公案必须辩明，历来史学家、文学史家都认定李商隐先受知于令狐楚，但后来却受李党的王茂元器重，当了王茂元的掌书记，又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所以被牛党认为是背恩负义，连他少年时的朋友、令狐楚的儿子也指斥他“忘家恩，放利偷合”，于是“共排笮之”。其实这是错的，王茂元既非牛党也非李党，他和李德裕、李宗闵两方都不错，李商隐为王茂元代写的书札中，既有给李德裕的信，称李德裕“顾遇特深”，“早蒙恩异，获奉辉光”，“早尘下顾，曾奉指踪”（《为汝南公上淮南李相公状》，均见《樊南文集补编》卷二），又有给李宗闵的信，称李宗闵对自己“早蒙恩顾，累忝藩方”，“某早蒙奖拔，得被宠荣”（《为濮阳公上宾客李相公状》），可见王茂元和牛、李两派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而李商隐入幕王氏，娶王氏女，自然也不至于引起牛党的嫉恨。
然而，李商隐对李德裕似乎更佩服一些，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比起来在政治上更有建树些。他在会昌年间执政时，平定了泽潞藩镇刘稹，限制了宦官的权力，在大和年间任剑南西昌节度使时抗击回纥、吐蕃，帮助武宗灭佛以治理经济，限制科举中门生座师间的请托作弊。所以，作为一个一心希望大唐王朝重新振作的文人，李商隐和杜牧一样，一直是对李德裕的所作所为抱赞赏态度的。
可见，杜牧、李商隐都不是牛李党争中的人物，虽然他们与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这些“党魁”都有来往，却不曾卷进那种纵横捭阖的政治角斗中，至少在一段时间中比较超脱。
但是难处在于：中国的文人从来不曾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早就有人轻蔑地把这些文人称为“毛”，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人不能不靠在某张“皮”上。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很可悲而又很普遍的现象恰恰就是政治和党派总是连在一起，正确和错误的界线又总是以人头划分。“胜者王侯败者寇”，几乎很少有坚定而公正的理性标准，多数是偏执而不公正的感情界限，翻翻史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一朝天子一朝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看看现实也可以明白这一点。在剧烈的政治角逐中很难容忍一个人保持独立人格，尽管出淤泥而不染是中国文人的理想，但若然如此便必然失去在社会实现抱负的机会，因为这毕竟只是遗世独立的幻想，而不是入世济世的哲学。你要不投靠某个政治集团，就必然失去政治靠山，因为别人结党营私而你却刚正不阿，你就成了“异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箴言不但可以用于民族之间也可以用于党争之中。你不依附一个派别就有吃里扒外之嫌，更别说你和我的对头眉来眼去了，那岂不是“胳膊肘子朝外拐”吗？所以，当唐宣宗即位（846），重用牛党的牛僧孺、李宗闵、崔琪、杨嗣复、李珏、令狐绹而贬斥李德裕时，一个重大难题就摆在了杜牧和李商隐面前了：究竟是坚持自己原来偏向于李德裕的政治主张而失去升迁擢用的机会，还是放弃自己的立场以求新得势的当权者青睐？
理性和现实使四十四岁的杜牧选择了后者，在大中三年（849）为牛僧孺写的墓志铭中，他一反过去的态度，说李德裕一心想杀牛僧孺，而当李德裕被贬过汝州时，“公（牛僧孺）厚供具，哀其穷，为解说海上与中州少异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于前事”（《樊川文集》卷七），似乎李德裕是个无耻小人而牛僧孺则是坦荡君子。如果说他这样写是顾念旧情、回护死者，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大中五年（851）写的《祭周相公文》中“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则不顾当年的事实，把自己也说成李德裕执政时的受害者，就有些过分了。
作为一个不通世故、感情执着而又生活在幻想中的诗人，三十四岁的李商隐却选择了前者，就在李德裕失势的大中元年（847），他还替郑亚写了李德裕《会昌一品集》的序文，称他是“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他又替郑亚起草了致李德裕的信，称赞他“有大手笔，居第一功”。当李德裕贬到崖州时，他又情不自禁地写了《李卫公》、《旧将军》，前一首叹息李德裕的命运和处境说：“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后一首再次称颂了李德裕的功绩：“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当李德裕去世，他更写了《漫成五章》来追忆李的政治军事方略。
我们不必指责杜牧，作为一个一心要在政治舞台上一展雄才的文人，他不能不用这种人格的代价来换取机会，这是中国文人的悲剧。我们也不必过分赞美李商隐，作为一个诗人，他毕竟感情执着得有些迂执，他这样做只获得了“放利偷合”的恶名与“一生襟抱未曾开”的命运，这也酿成了他自己的悲剧。只有把这两种悲剧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中国文人的悲哀，独立不阿是行不通的，苟且附合也不一定行得通，一切都要视当权者的脸色，他们仿佛身处在一个“夹缝”之中，社会的丑恶与内心的道德律使他们左右为难，像一颗生长在这夹缝中的小树，他们生活得那么艰难，只能曲曲弯弯地在夹缝中挣扎。由于杜牧和李商隐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信念，多少表现了一下自己的内心，于是他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当牛党得势后，“凡（李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旧唐书?马植传》），用杜牧的话来说，是“逐者纷纷，归轸相接”，而唯有杜牧“远弃，其道益艰”，被外调到更远的桐庐，直到大中二年。这是无意的遗忘还是有意的惩罚？虽然后来靠了哀告周墀终于返回长安，但这一命运的玩笑却已经使杜牧磨消了志气，“自笑卷怀头角缩，归盘烟蹬恰如蜗”（《朱坡绝句三首》），他再也经不起争斗漩涡的颠簸与捉弄了，两年不到，他便又请求离开京城。当他即将离开长安时他登上乐游原，看看昭陵不由叹道：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李商隐也未能重新赢得令狐绹等的信任，尽管他屡次写诗文向令狐绹陈情，令狐绹却始终不肯帮忙。尽管他为牛僧孺写了漂亮的奠文，并赢得了牛党的称赞，但牛党并不把他当自己人，于是他只好依托于卢弘正、柳仲郢，辗转于徐州、梓州等地，一直到死，仍沉沦下僚。在他大中十年（856）最后一次在长安客居时，他也去了乐游原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登乐游原》
显然，这时的杜牧已不再是英气勃发风流倜傥的小杜了，李商隐也已不再是当年向往“上青云”的李生了，险恶的政治风云与平庸的宦海生涯已经磨尽了他们的理想。在这两首情绪灰暗的诗里，可以体会到他们一生的苦衷，感受到他们当时的满心失望。
十年一觉扬州梦
十年一觉扬州梦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这是杜牧的《遣怀》诗，就像这首诗后两句所说的，杜牧生活中的一些风流韵事，曾给当时及后世人留下了一种印象：这个恪守儒家价值观念与生活信条，自称“世业儒学，自高、曾（祖）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上李中丞书》）的诗人，原来竟是个薄幸浪子！
因为“世业儒学”的学者风范和“青楼薄幸”的浪子风流在人们心中总是冰炭不同，水火相异似的，所以后人总是不能理解杜牧这样一个人何以有两副面孔。于是，骂他“疏野放荡”的人觉得他那正经古板的面孔只是伪装，说得难听些就像“婊子立牌坊”；说他“乃以此自污”的人觉得他那浪荡不羁的模样只是遮人眼目，就好像逃名的人装疯卖傻，避祸的人故意逛妓院下赌场。
其实，很多人把古人想得太庄严了，总觉得人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全不想一个人是多棱面的活生生的。杜牧本来就不是那么刻板，他笃信儒学，一心想着干一番大事业，但未必就得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作为一个世家子弟，他生性就豪放开朗，少年成名，又更使他风流自赏。有一个传说记载，大和末年他到宣城沈传师那里去当幕僚，听说湖州“风物妍好，且多丽色”，便去游玩，湖州崔刺史把全城名妓都找来，又举行赛船嬉水会，吸引全城少女来观赏，让杜牧物色，但眼高于顶的杜牧竟一个也看不中。直到傍晚，才发现一个老太太领的一个十余岁小姑娘是“真国色也”，于是，杜牧和老太太相约，十年后来娶小姑娘，如果不来，则任从她嫁人，并送了许多贵重的物品为聘礼。过了十四年，杜牧才再到湖州，一问之下，那个姑娘三年前已嫁了人并有了两个孩子，怅然之余他写了一首诗：“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荫子满枝”（《丽情集》，见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可见杜牧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又有一个传说记载，李愿罢官在洛阳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大开筵席邀集名流，由于杜牧当时是监察御史，专管检查官吏廉政问题，所以李愿没有请他。谁曾想杜牧主动要来，来了以后还直着眼睛死盯这百来十个绝色歌妓，并且问道：“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愿只好指给他看，他看了后竟又说：“名不虚传，宜以见惠”，意思是该送给他。李愿大笑，众歌妓也大笑，杜牧却意气闲逸，旁若无人地连喝了三大杯酒，口占一诗：“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本事诗》）据说李愿就把紫云送给了杜牧，可见杜牧是一个洒脱不羁的人。
当然，这两个故事真实性如何还值得推敲，但即使是杜撰也不算太离谱。看杜牧的《樊川诗集》，里面真有不少风光旖旎的作品，像《赠别二首》、《张好好诗》，便写得柔情似水，这就无怪后人要编派他许多风流故事，并把晚唐另一个诗人杜荀鹤也想像成他的私生子（《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引《艺苑雌黄》）。
风流的生活与庄严的事业并不是势不两立的，这在道德伦理意识越来越浓厚的后世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唐人那里却自然得很。且不说李白常常携妓饮酒，就是杜甫，也曾陪着公子哥儿携妓纳凉，写有“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之类的诗句，杜牧的风流自然也算不了什么。不过，当杜牧在扬州过了一段浪荡生活之后，他却好像真的有些懊悔了，《遣怀》这首诗里，似乎隐隐地露出了一点儿追悔的意味来。
扬州，唐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
殷芸《小说》记载一个故事说，有几个人在一起各说各的理想，有的说想当刺史，有的说想发大财，有的说想骑鹤飞升为神仙，其中一个人更聪明，说他的理想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便把前三个人的好想头全囊括进去了。为什么不去长安不去洛阳而偏去扬州呢？原来，扬州在唐代人心目中是“天堂”的象征。杜牧的好友张祜说“人生只合扬州死”（《游淮南》），意思是能在扬州生活到死也无憾了。另一个中唐诗人李绅则说：“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又说：“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宿扬州》），后两句的意思是扬州到处都有歌楼酒馆，不须问人就能遇上“迷楼”消魂。还有一个诗人姚合则说扬州“暖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更令人想见当年弦歌盈耳、园囿如画、舟船如梭的繁华。于是，当满心感到寂寞，满腹雄才大略无法抒展的杜牧于大和七年（833）到扬州牛僧孺幕下任职后，这个三十刚出头的诗人就不免拿出放荡不羁、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派头，在扬州享受一番了。
一般来说，幕僚的生活很刻板，据韩愈说，“使院故事，晨出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抑而行之，必发狂疾”（《上张仆射书》），节度使属下当然制度也很严格。可是，杜牧却不管这一套，他常常在公务之余到歌楼酒馆去饮酒狎妓，过他的风流生活，究竟杜牧这风流生活是怎么过的，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从他的《扬州三首》、《赠别二首》、《题扬州禅智寺》等写于此时的作品中也还能看出一点痕迹来，他在扬州无非一是到处游山玩水，二是与妓女厮混罢了。他去过扬州城郊的隋炀帝墓，去过隋代末年行宫的放萤苑，也曾在城里名楼大阁间闲逛，又到过禅寺随喜题诗。在游览中虽也想到过隋末皇帝荒淫误国之类严肃的问题，但更多地是沉湎于扬州富庶奢华的生活和秀丽迷人的风光，像“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纤腰间长袖，玉佩杂繁缨”，“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等等，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沉醉与满足的心情来。所以，他也常常与扬州的妓女发生恋情，《赠别》二首就是写给他熟识的妓女的：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两首诗写得很温柔婉转。不过，杜牧只是风流而已，并不像李商隐那么执着专情，从他的《九日》“还有玉楼轻薄女，笑他寒燕一双双”，《不饮赠官妓》“无端千树柳，更拂一条溪”，《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自悲临晓镜，谁与惜流年”等句来看，他虽然也有同情恻隐之心，却无用情专一之志，只不过生来倜傥洒脱，邂逅一过便匆匆别离，流连之余即忘在一旁。所以，当牛僧孺一番规劝之后，便有些幡然悔悟了。
事情是这样的：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杜牧接到任命调离扬州，牛僧孺给他饯行，席间拿出一筐子报帖来，上面都是逻卒关于杜牧行踪的报告，写着“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原来这是牛僧孺怕他出事或过分纵情声色的特别安排，于是杜牧十分感动。当时牛僧孺又说出一番话来：
以侍御（指杜牧）气概远驭，固当自极夷途，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意思是说，杜牧很有才气，前途远大，但生活不拘小节，恐怕会伤了身体，影响将来的事业。
牛僧孺很会委婉地说话，据说当时把杜牧说得“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太平广记》）。杜牧是不是就因此而写了《遣怀》诗呢？这不大清楚，从诗意来看，好像有点关系，但“落魄江湖载酒行”一句又似乎暗示诗歌是为自己事业不能实现，故而在青楼酒馆寻找安慰而作。不管怎么样，看上去好像杜牧自己也开始追悔少年风流了，开始要改变生活的放纵颓唐了。但是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从杜牧后来依然狎妓饮酒的生活中可以看出，他的悔悟不过是把用在浪荡生活中的精力更多地移到政治生活中去，而牛僧孺的劝告只不过使他更看重自己的事业。他并没有像后人那样把这种风流视为“罪业”或“错误”，也没有“通过自我批判”而“觉醒”的意思（东方既白《从对两首诗的解释说起》），更没有“忏悔艳游”的味道（《唐诗三百首评析》），充其量是表示自己生活重心的偏移。在唐代人尤其是晚唐人看来，这种风流生活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对杜牧来说，这些风流生活乃是他贵公子本性所致，更何况还能在此中逃避现世的苦闷与烦恼。
因此，当我们感觉到《遣怀》诗里那种隐含的懊悔意味时，千万不要把后人那浓烈的道学意识带进去，更不要忘记杜牧身上那浓重的贵公子性格。
一寸相思一寸灰
一寸相思一寸灰
许多学者都断定，在李商隐早年“学仙玉阳东”时他曾与一个女道士有过一段恋情，只不过这次恋爱的具体过程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仅仅闪闪烁烁地在李商隐诗里出现。李商隐的诗历来以含蓄隐晦著称，于是这段恋情便整个儿地隐没在一片浓云密雾中，而人们越是看不清楚，这段故事便越是神秘奇幻，所以各种各样的“臆测”、“考订”、“索隐”便纷纷出笼，好像李商隐这段生活经历中藏了一个偌大的秘密似的。
其实，文人与女冠（即女道士）谈谈恋爱，在唐代绝不是什么稀罕事，不少文人学子到道观学仙道之术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就像韩愈在《谁氏子》诗里所说的那样“或云欲学吹凤笙，所慕灵妃媲萧史”。李商隐在玉阳山（今河南济源）学道时才二十二、三岁，自也不免风流多情，当然他与别人不同，别人对这类恋情视为过眼烟云，风流温柔一时便罢，而李商隐却十分认真。因此，这次恋爱的失败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极深的痕迹，以至于这种情感的伤痕刻骨铭心地伴随了他一生，时时撩拨起他的伤感与怅惘，并构成了他诗歌的情感基调。
唐代道教很兴盛，道教不像佛教那样提倡禁欲、无生，相反它追求长生不老，对于两性关系的观念也很开放。早期道教中曾有“男女合气”以求长生的方术，所以常有“男女媟合”之事（释玄光《辩惑论》）。虽然唐代道教在这方面有所收敛，但对于两性交往仍没有严格限制，道观中有道士有女冠，斋醮经诵时有男也有女，甚至有时还有意用女色来诱惑人们听他们讲经说法，和佛教争夺听众，韩愈有一首《华山女》诗就记载了这种现象。女冠的姿色与歌喉也的确很有诱惑力，敦煌卷子（B：3211）中有诗说：“观内有妇人，号名是女官，朝朝步虚赞，道教数千般”，想来很多人都很艳羡这些女冠，所以晚唐咏唱女冠姿色与生活的歌曲《女冠子》十分流行，像温庭筠就写有“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之类的艳词。道士向世俗宣讲的故事中又有相当多遇仙女结良缘而成仙的内容，像什么神女嫁园客、玉女嫁弦超、刘阮入天台等等，文人就也跟着想象起来，编了些娶仙女成大道长生不老的故事，像《薛昭传》、《裴航》、《少室仙姝记》等等，这种心理使文人对女道士不免有种种非分之想，常常把超越凡尘的出世之思、长生成仙的入道之念与享受人间之乐的世俗欲望一古脑地寄托在女道士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