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痛苦的心灵无从宣泄自身的愤懑与绝望时，便只有扭曲为这种诡异朦胧的诗篇了。就像一棵生长在山石夹缝中的小树，当它无法伸展自己的枝叶时，便只有扭曲盘旋，长得奇奇怪怪，卷成一团，君不见清人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李贺、李商隐正是那样一株被扭曲的梅树，所以他们才写出了同样奇诡的诗篇。在这些诗篇背后，我们应当看到，有两个不停呻吟的——
同样痛苦的灵魂。
李商隐与温庭筠、段成式
李商隐与温庭筠、段成式
唐代人讲究门第，又喜论排行，称呼朋友常加上对方的行第，就好像如今叫“张三”、“李四”、“王五”一样，不过绝没有半点亵渎或蔑视的意味，像杜甫称李白为“李十二白”，严武称杜甫叫“杜二”，储光羲称王维为“王十三维”，其实都是表示亲密。晚唐有三个排行十六的诗人，一是李商隐，一是温庭筠，一是段成式，据《旧唐书?文苑传》及《新唐书?文艺传》说，因为他们都善于写骈俪对偶、繁缛华丽的文章，又都排行十六，所以时人便把他们所擅长的文体风格称为“三十六体”。
温庭筠（约801－？）和李商隐是朋友，他本名温歧，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据说他的祖上是当过宰相的温彦博，但到他这一代却衰微没落了。他一生坎坷，也许是他生性傲慢尖刻、放浪不羁、不修边幅的缘故，总是得罪人，也一直考不中进士，只好当当小官，做做幕僚，这些都和李商隐很相似，所以他们气味相投，颇有惺惺惜惺惺之意。温庭筠《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便把李商隐比作司马相如，而李商隐《有怀在蒙飞卿》、《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则把温庭筠比作庾信和沈约，可见他们之间感情很深。段成式字柯古，河南人，他也是贵族后裔，他的父亲也当过宰相，不过到他这一代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虽然他比温、李官都当得大，但最终还是被牵累罢官当了平头草民。他与李商隐没有多少来往，但和温庭筠却极要好，这从他《寄温飞卿笺纸》、《嘲飞卿》、《柔卿解籍戏呈飞卿》中就可以看出。
骈俪文章是当时官场公文往来所限定的格式，为了混一碗饭吃或为了显示自己才华，写这类文章也是不得已。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都是在官场中混的人，写写这些文章自然情有可原，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到这类文章能传世博名，也未必想到三个人会因为这类文章及排行的巧合被连在一起被世人称道，更没有想到会被身后史家一道骂为“俱无特操，恃才诡激”。
一般来说，人说话、作文与写诗在风格上是有共通性的，这并不是什么难解的事情，因为人毕竟是用同一个头脑在思索与表达的，大脑与嘴、手（笔）之间的联系有一种习惯的样式，这使得诙谐乐天者好说笑话好写调皮文章，理智清明者讲话逻辑性强、文字洗练简洁，而同出于一个人手笔的文与诗自然不可能过于背道而驰，冰炭相左。比如韩愈的文与诗，都是那么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都有那么一些古硬横矫的语词，而且都是不讲对仗、不重骈俪、不求熟媚的古体，而柳宗元的古文则偏于自然流畅、清新隽永，不像韩愈那么奇崛雄放，他的诗也就写得温丽清深、简古淡泊些。
不仅一个人的诗与文会互相影响，就连一个时代的文风与诗风也会互相渗透，韩愈、柳宗元的时代古文盛行，一时诗风也渐有趋古之势，韩愈、孟郊、李贺等人都以古体见长。但到了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的时代，古文运动已到强弩之末，古文大家也星殒烟消，尽管有的人仍以古文为正宗，但朝廷官场里却依然盛行骈体文赋，而举子考试也仍旧考骈偶对仗的诗赋。像唐文宗元年秋的考试，就诏令“所试赋，则准常则，诗则依齐梁体格”，出题为《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诗》（《云溪友议》卷二），这样的题目加上这样的标准，当然要使文人都学会骈四俪六、对仗音律，否则混一碗官饭就太难了。所以，尽管李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不喜偶对”，但入了幕府之后还是得学写“今体章奏”，段成式虽然能写《好道庙记》、《毁》这样的漂亮古文，但在官场应酬公文往来时仍得四六对仗地写得像模像样。
骈体文赋的特征用柳宗元《乞巧文》的话说就是“琐碎排偶”、“骈四俪六”、“宫沉羽振”，用现代白话来说就是讲究对仗、字数、声律及用典，这恰恰也是近体格律诗的特征。近体诗与古体诗、骈赋与散文的区别正在于前者改变了古诗文那种散漫自由的形式而愈发讲究形式美感，如句式的整齐，语音的声韵，意义的对仗及字词的凝练，它一方面给诗文添上了一层枷锁，一方面却使诗文变得更为精致工巧、凝练含蓄，加速了艺术语言的独立与成熟。当熟悉、擅长骈偶文赋语言格式的李商隐等人把他们平昔爱用典故、长于刻琢字词、巧于音律安排的作文技巧不自觉地“挪移”到诗里的时候，他们的诗歌便也呈现了一种与“三十六体”相近似的特色：词藻典丽、音律圆转、色彩绚灿，而且结构绵密，往往反覆吟咏、重叠渲染，曲折回环，颇有“赋”那种细密铺排的意味。
段成式的诗至今所剩不多，《全唐诗》搜罗广博，也只能勉勉强强凑成一卷，不过从这些仅存的诗中似乎也可以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如唯一的一首七律《和徐商贺卢员外赐绯》中的“银黄年少偏欺酒，金紫风流不让人。连璧座中斜日满，贯珠歌里落花频”，其鲜亮明艳的色彩词及富丽华贵的意象就颇有柳宗元《乞巧文》所讽刺的“抽黄对白”、“锦心绣口”的味道，而“萧史通家客”、“扛壶入醉乡”（《牛尊师宅看牡丹》）、“秦娥”、“姹女”、“河车”、“黄牙”（《不赴光风亭夜饮赠周繇》、《嘲元中丞》）、“九茎仙草”、“五叶灵根”（《寄周繇求人参》）之类堆垛的意象又颇有绵密诡谲的风韵。另外，一些风流香艳的小诗如《戏高侍御七首》、《柔卿解籍戏呈飞卿三首》则令人想到温庭筠的词，而另一些清新冷峻的绝句如《猿》、《题商山庙》、《桃源僧舍看花》则令人想到李商隐的诗。
当然段成式的诗已大部分亡佚，令人很难论述他的主导诗歌风格，但温庭筠的诗却大半存世，可以让人窥见其诗歌的特色。《全唐诗》中有温诗九卷，可以看出，温庭筠和李商隐一样，很注意色彩的秾丽明艳、意象的神奇瑰丽、结构的绵密回环。古体中如“水客夜骑红鲤鱼，赤鸾双鹤蓬瀛书”（《水仙谣》）、“银河欲转星靥靥，碧浪叠山埋早红”（《晓仙谣》）、“江风吹巧剪霞绡，花上千枝杜鹃血”（《锦城曲》）、“赤帝龙孙鲜甲怒，临流一眄生阴风”（《昆明池水战词》），好像都从李贺那里学来了一套手段，正如晚唐吴融《禅月集序》所说，“至于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飞动文彩为第一流，而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而近体尤其是七律则深受骈体文赋影响，如《和友人悼亡》、《赠知音》等，音律圆熟，色彩明丽，结构铺排回复，常以典故丽辞镶嵌其中，如《经旧游》一首：
珠箔金钩对彩桥，昔年于此见娇娆。香灯怅望飞琼鬓，凉月殷勤碧玉箫。屏倚故窗山六扇，柳垂寒砌露千条。坏墙经雨苍苔遍，拾得当时旧翠翘。又如《七夕》一首：
鹊归燕去两悠悠，青琐西南月似钩。天上岁时星右转，人间离别水东流。金风入树千门夜，银汉横空万象秋。苏小回塘通桂楫，未应清浅隔牵牛。和李商隐那些七律诗颇有相似之处。当然，温庭筠的诗比起李商隐诗那种含蓄朦胧来要清浅直露些，往往缺少一种缠绵回荡的情韵，更容易显露明白的底色，意象的节奏也疏朗缓慢些，往往结构不是那么密集紧凑，这也许与他们的骈文风格稍有差异也有关系。因为按《旧唐书》的说法，“文思清丽，庭筠过之（李商隐）”，而按《新唐书》的说法，李商隐的文章“繁缛过之（令狐楚）”，可见温庭筠偏于“清丽”而李商隐重在“繁缛”，《杨文公谈苑》说“义山为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是不是这种作文的习惯也影响了作诗呢？倒是很可能的。
当然，在晚唐诗坛上他们三人令人感到颇为相似，并不仅仅由于他们都排行十六，都擅长骈偶文体，也不仅仅由于他们诗歌语言风格近似，还由于他们诗歌中常常出现一个主题即恋情或女人。李商隐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温庭筠和段成式大概更是常在脂粉堆中厮混的人，所以他们的诗往往写到这方面内容。李商隐《无题》之类的诗就不必说了，温庭筠的诗像《偶题》、《丧歌姬》、《偶游》、《和王秀才伤歌姬》，段成式的诗像《嘲飞卿七首》、《戏高侍御》等都有些香艳的内容。据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说，温庭筠、段成式看妓女打架还兴致勃勃地作诗，一个调侃“摔胡云采落，疻面月痕消”，一个咏哦“拂巾双雉叫，飘瓦两鸳飞”，显然和吟咏性情的山水诗不同，更与政治讽谏的政治诗格格不入，所以要被人斥责为“俱无特操”。旧时所谓“特操”即今人所谓品德，按旧时人的道德标准，读书人要恭谦慎行，文人要品格方正，对于女人是不可以津津乐道，更不可以沉湎浸溺的，可他们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诉之于行，而且形之于诗。因此，尽管他们对于女人态度并不见得完全一样，仍然要被后代板着道学面孔的史学家一锅儿烩成“俱无特操”的无行文人。他们的诗尽管写恋情与女人的不那么多，但仍然要使后代人感到，他们的主题与其他诗人不太一样，更何况他们诗歌的语言也确实与众不同。
从李商隐到西昆体
《古今诗话》记载了一则故事：
优人有装为（李）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大噱。
“诸馆职”指北宋真宗时代在中央政府当文官的一批诗人如杨亿、钱惟演、刘绮等，“挦撦”是撕夺的意思，“噱”即笑。这则故事讽刺宋代那批诗人抄袭模拟李商隐诗风，后来很多人都引用过它，并作为贬斥这批诗人的佐证。
当然，这批诗人不甚高明，但也未见得那么低劣，且从宋初诗风慢慢说起。
唐末五代以来，诗歌写得越来越纤巧平庸，姚合、贾岛那种尖新小巧诗风与白居易平易晓畅诗风逐渐合流，形成了一种格局狭小但清新流畅的风气，诗人生活情趣又集中在闲适淡泊的林泉山水之中，写来无非是老一套。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曾讲过两个故事，一则说当时有个叫许洞的进士，和九个著名的诗僧分题吟诗，他向诗僧们约定，不许出现“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字，于是诗僧都只好不写了，可见他们生活素材有限，写多了意象必定重复，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千篇一律。二则说宋初盛行白居易体，可是很多人却把诗写得滑脱简利，诗像大白话、顺口溜，如一个官竟写出“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这样的句子，所以达官贵人“常慕白乐天体，以其语多得于容易”。这两种风气都不利于诗的发展，因此，诗风新变是必然的趋势。
可是怎么变，在当时诗人中并没有特别自觉的意识，于是来自朝廷、官方的一些征兆就特别容易成为诗风的导向。当时那些满腹学问的官僚文人往往在应和酬唱时写些深婉含蓄、语词绮丽、对偶精巧的诗，这些诗在形式上有点儿像李商隐的七言诗，像姚铉的《赏花钓鱼侍宴应制》“上苑烟花迥不同，汉皇何必幸回中。花枝冷溅昭阳雨，钓线斜牵太液风。绮萼惹衣朱栏近，锦鳞随手玉波空。小臣侍宴惊凡目，知是蓬莱第几重”，只不过点缀了些典故丽辞，竟赢得宋太宗的激赏，“赐白金百两。时辈荣之，以比夺锦袍赐花故事”（北宋阮阅《诗话总龟》）。其实，这种诗虽然声律、语词、对仗上都很讲究，但并没有李商隐诗那种深沉的内涵与独特的意脉、色彩与气格，只是外貌相仿而已，可是它一经皇帝赏识、大官提倡，又与诗坛上思变厌熟的思潮结合，便形成了一股诗歌潮流。
真正使这种诗风大盛的是宋真宗时期的杨亿（974－1020）、刘绮（970－1030）、钱惟演（977－1034）等一批馆阁文人，正如当时人所记载：“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亿）与之鼎立，号‘江东三虎’……大率效李义山之所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宋诗纪事》卷六引《丹阳集》）当杨亿把这些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编为《西昆酬唱集》问世以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便弥漫开了。
平心而论，“西昆体”对当时疲软衰颓的诗坛是有“强心”作用的，比起姚（合）贾（岛）为代表的晚唐体来，它没有那种细碎狭小的弊病，内涵也开阔些、色彩也明丽些，像把荒疏的小园变成了华丽的殿堂；比起白（居易）体来，它没有那种理俗滑易的毛病，语言精致凝炼些，内涵也深沉含蓄些，像把一间简陋的茅棚变成了雕梁画栋、廊庑曲折的楼阁。像杨亿咏史的《明皇》：
玉牒开观检未封，斗鸡三百远相从。紫云度曲传浮世，白石标年凿半峰。河朔畔臣惊舞马，渭桥遗老识真龙。蓬山钿合愁通信，回首风涛一万重。八句里用了七个有关唐玄宗的典故，并非常精致地把它们镶嵌在格律框架里（像“紫云”对“白石”、“舞马”对“真龙”等），而且这些故事前后相续又表现了诗人对唐玄宗奢侈浮靡导致安史之乱的感慨及对杨贵妃、唐玄宗爱情悲剧的叹息，无疑是很花心思的。再如钱惟演《送客不及》：
桥阔川长恨已多，斑骓嘶断隔云罗。遥山几叠迷朱旆，芳草经时驻玉珂。高鸟可能追夕照，绿杨空自拂微波。短辕白鼻何由得，目送层楼一雁过。把因送客人而没有赶上、空对远去的雁影的感慨凝聚在八句由景物构成的诗里，四层一一叠进，反复吟叹。尤其是五六两句，以远向夕阳飞去的鸟影暗示心灵随客而去的惜别之情，又以杨枝拂波暗示自己羁留难行的惆怅之思，上下远近互相叠变，使人感到诗人伫立远眺时愁苦的心境。全诗重叠回环，结构很精致，无怪乎后来欧阳修、黄庭坚也称赞他们时有佳句。
“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六一诗话》）的确，由于他们的有意提倡与无意引导，北宋诗坛发生了变化，诗开始写得精炼凝重、格局开阔起来了，一代新诗人像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也从这不那么完美的诗风中成长起来了。可是，“西昆体”的弊病也开始显露，由于他们的诗缺乏深沉的情感内涵，因此语言上的精巧便流于形式。
他们学李商隐用典故，却没有学会李商隐如何化用典故。他们不是用感情来融化典故，而是凭知识记忆来堆砌典故，不是用典故来暗示感受与体验，而是用典故来替代某些词汇，不是用典故来表现朦胧迷离的心境，而是以甲换乙，以丙代丁，显示学识。所以，他们的典故不过是一些单纯的替代词，最多是一个浓缩了的故事，并不能产生感染人的力量，构成五彩的诗境，反而使诗变得晦涩堆砌。像他们三人以泪为题的三首《泪》诗，就只是把古来有关“悲”的故事集合起来，什么陇水的呜咽、三峡的悲猿、阿娇的长门之怨、荆轲的易水之歌、卞和的抱璞之哭等，好像是一大堆谜语。
他们学李商隐用丽辞，但这些瑰丽意象与绮艳色彩与诗的情感表现却没有深刻关联，只是对事物进行夸张性描摹，像他们三人的《夜宴》，便是一长串“芳罍”、“飞舃”、“珠喉”、“流雪”、“齿犀”、“柏麝”、“彩凤”、“斑骓”、“华灯”、“裴玉”、“兰芳”、“银潢”，绚丽是很绚丽，但在这绚丽的外壳下却什么也没有，就像万花筒，看上去眼花缭乱，但一经打开就只是一堆涂了颜色的碎玻璃。他们生活太优越，学问也太渊博，可是作为宫廷文人感情却很贫乏，生活也太单调，所以只是在文采上下功夫，在语词上变花样，杨亿《西昆酬唱集序》里说：“历览遗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正道出他们自己的毛病。仅仅靠在古人佳作中汲取“芳润”，仅仅由于仰慕前人而模拟效仿，当然缺少了自己的深沉体验与真挚感情。于是，他们很快就被诗坛抛开了，以致遭到了严厉得有些苛刻的抨击与嘲讽，本文开首那则“优人”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例。
李商隐很不幸，他独特的风格竟后继无人，无论是晚唐苦苦学他的唐彦谦，还是宋代的“西昆”诗人，都不免画虎不成反类犬，遭受“狗尾续貂”的讥评，就连他称为“雏凤清于老凤声”的韩偓（冬郎），也没有学到他的皮毛。但李商隐也很幸运，正因为这些诗人模仿的失败，证明了他的独特意义，因为从诗史的角度来说，一个天才诗人总是不可复制的。至于“西昆体”，公平地说，它是借了李商隐的诗魂在宋初诗坛上卷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于诗风变革不无意义，但它的本身却不值得过分恭维。这与李商隐全无关系，因为当一个诗人把他的诗写出来、传开去之后，这些诗及其风格就与他无关了，可后来有不少评论家竟迁怒于始作俑者，就未免有些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出去的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