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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效永 宋立诚 当前章节:15254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13:39

这首词是柳永俗词的代表,其实写得也没什么,只不过“暖酥消,腻云亸”写得似乎露骨了些,但此词迎合了当时市民们的口味,因而流传甚广,也就传到晏殊那里。而晏殊呢,身为宰相,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他认为这样写法太俗、太露骨,不合于文人士大夫的创作传统,当然也就讥笑柳永的“彩线慵拈伴伊坐”太俗了。柳永见此,他知道晏殊讥笑的原因,知道自己背离了文人士大夫的创作传统,讲也讲不清,只好走开了事。

这个故事曾多次见于古代诗话和笔记,如宋湜《古今词话》,张舜民《画墁录》,叶梦得《石林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等等,但各家记载略有出入。但不管怎样,却可以说明:当时市民欢喜的,晏殊不喜欢;而晏殊欢喜的,市民又不一定欢喜。在古代,这是两个不同的欣赏阶层,而晏殊和柳永是这两个不同的阶层的创作代表,他们一从事雅文学创作,一从事俗文学创作,从创作方法到欣赏标准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文人创作传统与时代通俗歌曲的区别。

晏殊鉴赏的收益

晏殊鉴赏的收益

  宋代词人晏殊,曾写下了一首至今仍人人皆知、口耳传诵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这是一首十分有名的小词,在文学史上也颇有地位。然而,殊不知,晏殊写这首词,并非是一挥而就,而是很花了几年功夫,当初,他写作这首词,当写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候,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无奈就只好搁笔,这首词也就只写了一半。

一晃几年过去,晏殊也就一直把这件事情记挂在心里,可总是找不到好的句子来补足这首词。一日,他忽然接到朝廷命令,让他到杭州去做官。于是他就赶快起程。途经扬州,晚上住在大明寺里。第二天,他当然要在大明寺游览一番。大明寺墙壁上专门有一块是让人题诗的,来往题诗的往往都是有名的人,都要写上自己的籍贯姓名。这时晏殊赏诗的雅兴颇高,他将眼睛闭上,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前行,让身边的侍从大声朗读墙壁上的题诗。而且,他还告诉读诗的人说:“一定不可说出写诗者的籍贯姓名,以便让我好好体味一下哪首诗好,这样才不会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读诗者遵照他的话,就将诗挨个读过去,谁知晏殊都没有兴趣,还是迈动八字步踱个不停。当读到这样一首诗时,晏殊忽然止住了脚步,侧耳细听起来:  

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国,废沼尚留名。仪凤终陈迹,鸣蛙只沸声。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

原来这是一首咏史诗,写的是隋朝亡国之事,感慨颇深沉,意境也颇凄凉。诗最后说的“芜城”,也就是扬州。晏殊听完,品味再三,连说:“好诗,好诗。”就问道:“此诗是谁写的?”读诗者答道:“是江都县尉王琪写的。”晏殊马上说:“快去派人叫他,我要请他吃饭。”王琪当然十分高兴,应约而来。

席间,二人谈诗论文,十分投机,也颇为得意。吃过饭,晏殊又约他到外面亭园的水池边走走。这时恰好是暮春天气,池边树下,已有不少花辦落在地上。晏殊见景生情,又回想起自己以前没有写好的那半首词来,说:“我每每想到一个好句子,总是把它写在墙壁上,有的却数年想不到对句。以前我写词,有一个句子,叫‘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晃一年,我一直都没想出来该用什么句子来对上它。”王琪马上应声说:“那么,你对‘似曾相识燕归来’,不是很好吗?”晏殊一听,马上高兴地拍手笑道:“好,好。你这一下子解决了我几年来的难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好吧,你从今以后就跟我在一起吧。”

王琪应对神速,出语恰切警拔,反映了他的艺术天才。晏殊写不出对句,是因为他生活视野还不宽广,思维走进了一条狭谷。这也给文学创作者一个启示:留心观察生活,拓宽生活视野,活跃思维方式,拓展思维的路子,对创作者来说,不正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吗?只有这样,才能闯过那“山穷水复疑无路”的艰难局面,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光明境界。

宋子京“蓬山”不远

宋子京“蓬山”不远

  宋代词人宋祁,字子京,同他的哥哥宋庠,二人俱有文采,都是文学家。宋祁同他的哥哥同一年参加科考,同一年都中了进士,而宋祁则名列第一。当时皇帝内庭章献太后向皇帝说:“宋祁是弟弟,宋庠是哥哥,宋祁虽然考得好,但不能将他取在哥哥前面。”于是皇帝就只好将宋庠取在第一名,而将宋祁排在第十名。他兄弟二人由此也就出了名,因为兄弟二人都在朝做官,人们也就将他们二人称作“大小宋”。

宋祁写词,才思特别敏捷,而且出语流利,善化前人诗句,常常天衣无缝,浑然天成。而且词意絪蕴,耐人寻味,如其好朋友刘原父要到扬州做官,他也要到寿春去做官,二人即将分别,刘原父写了一首《踏莎行》送他,他也当场写了一首《浪淘沙》回赠,词说:  

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觉韶光换。至如今,始惜月满、花满、酒满。  扁舟欲解垂杨岸,尚同欢宴。日斜歌阕将分散。倚兰桡,望水远、天远、人远。

短短的几十个字,即将离别的紧迫,分手的留恋描绘得淋漓尽至。特别是“月满、花满、酒满”,“水远、天远、人远”更是韵味无穷,含情依依。由于他才思敏捷,在当时特别享有盛名。

一日,宋祁从朝中出来,从繁台街经过,这时恰好皇帝的车子也从此街驶过,宋祁也就不得不站在街旁回避。此时,车声辘辘,彩旗飘扬,只见其中一个车子上的车帘忽然掀开了。车内的女子娇滴滴的声音喊道:“小宋!”宋祁大吃一惊,他知道车上坐的都是皇帝的三宫六院,当然不敢回答。车声滚过,他还在那儿想:这是谁喊我呢?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于是立即提笔写了一首《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这首词,将他在繁台街听车中女子呼喊的情况与心情和盘托出,描写得情真意切,而且颇有怅恨迷惘之思。特别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是移用唐人李商隐描写爱情的诗句。宋祁将之用在此处,水乳交融,达意传神,真是再恰当贴切不过了。

由于这首词写得好,很快在京城传唱开来,不久也就传到皇宫里去了。仁宗皇帝一听此词,颇有不快,马上将三宫六院及嫔妃们都叫来,说:“当时过繁台街是第几个车子上的人喊的?”这时有一位宫妃回答说:“乞皇上恕罪,妾罪该万死。当时皇上大摆御宴,招待翰林学士的时候,旁边曾有人告诉我说:这就是科举第一的小宋。过繁台的时候,我在车子上偶然看见他在路边站着,认出了他,就喊了一声‘小宋’。”仁宗皇帝听了,忙派人把宋祁喊了来。宋祁听此,吓得惶恐无比,只好战战兢兢分辩。仁宗皇帝见此,觉得事出偶然,也十分有趣,就向宋祁说:“既然您说‘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那么,现在我将她赐给您,蓬山该不远了吧?”宋祁听此,心中大喜,马上叩头谢恩。这种化惧为喜的结果,当然也该归功于写诗作词善化别人成句的功力。从艺术创作上说,学习前人的优美成句,也是提高自己语言素养的一个有效途径。

魏野题诗惊添苏

魏野题诗惊添苏

  宋代凤阁舍人孙仅,和当时有名的处士魏野关系很好。孙仅做了京兆尹,仍然常常与魏野书信往来,且以诗歌的形式常常向魏野叙说他府上每日发生的事情。因此魏野也就常常就其事论其事,根据孙仅的诗来写和诗,互相唱和。

当时长安城中有一位有名的妓女,名叫添苏,十分漂亮,孙仅对她很是爱慕。所以,他也就在给魏野的诗中时常提到添苏,并说添苏的美貌和才能是如何如何,魏野见此,也就在和诗中随和称赞说:

见说添苏亚苏小,随轩应是珮珊珊。

即将添苏与美女苏小相比,认为仅次于她。孙仅见此诗句,很是高兴,把添苏叫来,对她说:“我的朋友魏野,在他给我的诗中将你比做苏小,你看怎么样?”添苏说:“魏野这个人,因为诗写得好,所以诗名扬天下,他把我写在诗中,又把我比做苏小,本来我不如苏小,怎么能这样比呢?真是不胜荣耀。”孙仅听了此话,很是高兴,就将魏野的诗给她看,并将此诗赠给了她。添苏当然十分高兴,如获至宝,由于她是京城中的名姬,因此一夜之间,京城内几乎是人人皆知,大家争相传述此诗。添苏对魏野由此也就更加深怀仰慕敬佩之情。于是她就委托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将此诗书写在正房墙上,以此炫耀于人,广邀名声。

不久,魏野也因为有事来到了长安,孙仅知道好朋友来了,于是就将他安置在府上,安排好一处客宅给他住,这事,别人几乎都不知道。这时,由于魏野诗名轰动一时,添苏又以魏野的诗来提高自己的身价,而添苏又根本不认识魏野,一个知道此事内情而又喜欢开玩笑的人就偷偷地将魏野邀请了出来,到添苏住处去坐坐。到了添苏家,此人有心开玩笑,并不将魏野的名字介绍给添苏,而添苏也不知道面前的客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魏野。她见魏野其貌不扬,粗俗鲁质,也就不肯坐下来招待魏野,局面弄得很僵。魏野见此,也就东看西瞧,企图寻找话题打破僵局,忽然他抬头看见了墙上的诗。添苏也注意到魏野的眼睛看到了此诗,她也为了打破僵局,就抢先得意地说:“此诗是处士魏野夸奖我写下的作品。”魏野见是自己的诗,添苏又如此沽名钓誉,也不回答,就要了笔墨来,在此诗旁边又写了一诗,诗说:  

谁人把我狂诗句,写向添苏绣户中?闲暇若将红袖拂,还应胜得碧纱笼。

添苏见此,方才醒悟过来,面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魏野。她很是羞愧,忙备酒菜,将魏野很好地招待了一番。

原来,魏野此诗开头二句就点明了他们以前发生的事,就是说,他本人就是魏野,他也知道了面前的女子就是添苏。三、四两句是说,如果添苏在闲暇之时,一甩红袖拂在墙壁上,真比笼罩上一层绿纱还好看。这既赞美自己诗句之意,又有称誉添苏之意。诗写得明白如话,却又语涉双关,隐含一定的意义,魏野真不愧为才思敏捷的诗人。

欧阳修的终身之恨

欧阳修的终身之恨

  南朝齐梁时期的江淹,曾写过一篇在文学史上有名的《恨赋》。其中历叙了亡国之恨、大丈夫壮志未酬之恨、离别之恨等饮恨而吞声的例子。然而,宋代的大文学家欧阳修却有另外一种很特别的终身之恨。

欧阳修的这一终身之恨是什么呢?据欧阳修自述,他很喜欢唐代诗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中的两句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为此而经常吟诵,并且希望能模仿这两句诗,写出与此两句意境相同、堪与媲美的诗句来。可是,这一愿望好多年都没有实现。

欧阳修故里(江西吉水)

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六十四岁,这时他任青州知州,在青州已经住了两年多了。一日,他在书房歇息,凭窗临眺,看到自己居处的景色十分幽雅静谧,因此又想到了常建的“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样的佳句。他认为,常建诗中所描写的景色与意境就在眼前,自己已经掌握,是写出可与之媲美的诗句的时候了,于是便提笔凝思。可是奇怪得很,结果竟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他不得不怀恨作罢,并且埋怨自己说,前人已经写了好的诗句,开了个好头,景物意境就在自己眼前,然而却不能按自己愿望写出自己满意的诗句来,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自己的才力有限呢?还是人老文思衰退了呢?为此他留下了终身之恨。

欧阳修的这一终身之恨是关于文学创作的,这可以看出欧阳修对创作极为重视、态度极为认真。他所检查的写不出佳句的两个原因都有道理。才力,指文字表达能力;文思衰退,指创作没有了激情,想像活动、构思能力不如年轻人活跃。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创作要有其感情。他体会到眼前的景物与意境与常建诗句所描写的相合,但这只是欣赏,是审美感受。欣赏与创作是两个不同的方面,真正要进入创作过程,则非要真感情、融注真实情感不可。纵然是纯写景,也肯定离不了情,不然,丢了这一点,专为写佳句而写佳句,则肯定是写不出佳句来的。有些作家无意写佳句,只是注重情感贯注,结果写出来却是佳句,句句令人吟味不已。这一点,不少文论家都认识到了。如果说欧阳修对他的创作怀有终身之恨的话,那么,写不出像常建那样的句子并非是他的终身之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是他真正的终身之恨。

欧阳修一日千里

欧阳修一日千里

  北宋时的谢希深、尹师鲁、欧阳修三人,俱有才学,俱负盛名于一时。

当时,钱思公镇守洛阳,只结交他们三人,将他们三人待为上宾。一日,钱思公在洛阳建造了一座馆舍,取名为“临辕”,他让谢希深、尹师鲁、欧阳修三人各写一篇记,来记述此事,并以三日为限,到时他在花园水上凉亭里宴请他们三人,请他们交卷。三人听后,马上各自开始构思,还不到期,文章就都做好了。做好之后,三人互相之间很想知道别人文章是怎么写的,于是,就各自将自己的文章拿出来让别人阅读,互相比较。结果,三人这篇关于“临辕”记的文章都写得有条有理,声华并茂,实在难分优劣。于是只好以字数相比较,即看谁写的最简洁。一数,谢希深的文章用了五百字,欧阳修用了五百多字,而尹师鲁呢,才只用三百八十多字,就把这篇“记”写得有声有色了,并且,事情叙述得很全面,语言极为简炼,有详写,有略写,极有章法。这使谢希逸与欧阳修二人极为钦佩,二人连声说:“就以你的文章向钱丞相交卷吧,我们二人的文章都不如你,干脆不交了。”

三天之后,钱思公果然在花园内的水上凉亭内邀请他们三人饮酒,让他们交卷。因为有言在先,尹师鲁就将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谢希深与欧阳修借口说他们二人因其他事耽搁,没有写。钱思公当然不相信,说:“你们二人怎么会这么疏忽呢?我不相信,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三块大石头,准备让你们三人的这三篇记都刻在石头上,以作纪念。”谢希深与欧阳修二人见此情形,不得已,只好交卷。

此事一过,欧阳修虽然交了卷,内心总是有点不服气,他总觉得自己写文章的水平不在尹师鲁之下。然而这次尹师鲁却又的确比自己强,比自己的文章写得好。尹师鲁到底有哪些秘诀呢?他很想知道个究竟。于是,他就准备了酒菜,亲自到尹师鲁那里去求教。二人探讨作文之法,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尹师鲁告诉他说:“大抵写文章,所忌讳的是文章叙述得没有力量。你们二人写文章,出语不凡,文章的格调很高,这都不错,所欠缺的一点就在这里。”欧阳修听到这一批评十分高兴,他认为点到了他文章的要害之处,是帮助了他,连声表示感谢。几天以后,他又以钱思公的“临辕”馆舍作为题目,重写了一篇记,并努力本着尹师鲁的话去做,注意纠正自己的缺点,结果由于他的努力,这篇记只用了三百六十字,比尹师鲁的记还少了二十个字,而且叙述得比尹师鲁的文章还完备,还详略得当,篇章结构比尹师鲁的文章还有章法。此事使尹师鲁大为惊奇,也大为叹服,他逢人就说:“欧阳修写文章,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呀!”

               欧阳修墨迹

欧阳修为什么会取得如此迅速的进步呢?这可以归结为他的虚心好学,又努力改正,这对于学习写作者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同时,也向人们提示:简炼是文章的灵魂,在讲求篇章结构的完备,讲求叙述的详略得当之后,讲求文章字句的简炼就更是一个主要问题。古人有“字字珠玑”,或“字字干金”之说,都是表达这同一思想。欧阳修向尹师鲁请教的故事,实际上是说明了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问题。

诗穷而工与隐而工

诗穷而工与隐而工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给他的朋友梅圣俞的诗集所写的序中,曾提出了一种“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他说: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宾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这样:人们常常说诗人都是命运不好,仕途往往不顺利,以至经常穷困潦倒,欧阳修认为,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诗,却恰恰就是这些人的作品。为什么呢?欧阳修解释说:这些人处境穷困,心中都怀有一定的抱负不得实现,所以往往寄情山水,“自放于山颠水涯”,他们目及那些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于是借情于此,利用比兴手法,抒写自己心中的郁积,从而能够写出人的真感情,写得深刻。所以欧阳修解释说,并不是因为会写的就一定要穷困,而是正是因为他“穷”,所以诗才写得好。

欧阳修这段话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就受到不少人注意,在后代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不少人对此观点有解释,有阐发。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在历史上司马迁曾提出过“发愤著书”的观点。大意是说,人由于怀有一定的抱负,不得实现,往往会发愤著书,通过著书的方式来倾吐自己内心的郁结。在唐代,韩愈基于此,还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在《荊谭唱和诗序》中他还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所谓“易好”,也就是“易工”的意思。这些都是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直接基础。

“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揭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作规律,它的意义不仅是说创作要有真感情、真实感受的问题,而且,还包含了创作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问题,这个观点是十分有价值的。然而,就是本着这一观点,明代文学家吴宽利用类比思维(或曰逆反思维)提出了一个“诗隐而工的问题。他在《石田稿序》中说:  

诗以穷而工,欧阳子之言。世以为至矣。予则以为穷者其身厄,必其言悲则所谓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尝窃以为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为工也。盖隐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瑟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且有浮云富贵之意,又何穷云?是以发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  

吴宽认为: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倒是对的,但是这种“工”,写出来的大多是悲苦之音。这其实牵涉到作品的特色问题。所以他认为,“穷而工”的诗不如“隐而工”的诗好。这是为什么呢?他认为,所谓隐者,已经完全忘却了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他们甘心居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瑟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已经对官场仕途完全陌生了,把富贵看得像浮云一般,这样高的情趣,这样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当他们用诗歌来表现的时候,那么就是“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所以,比“穷而工”的诗好。

吴宽说的话也很有道理,其实,他和欧阳修是各自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他们一个是讲关心现实社会生活,抒写心中郁积;一个讲离开现实社会,不被那些富贵权欲等等名缰利索所缠绕,讲求内心情操的高洁,精神的超脱;一是讲对于社会生活的把握,并结合个人身世;一是进入一种澄怀忘象的审美。因此这两种创作就表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一是以“悲苦”为主要特点,一是以“清婉而和平”、“高亢而超绝”为突出表现。对于吴宽来说,他只不过是偏于喜好后者。其实他讲的“隐而工”的诗和欧阳修所讲的“穷而工”的诗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别、高下之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他们各自揭示了古代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的现象。如果我们结合古代文学创作的实例来说,那么,东晋诗人陶渊明和唐代诗人杜甫就很能代表这两种现象。陶渊明常沉浸在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里,而杜甫身置骚屑兵戈之中,辗转漂泊,却常常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们都在中国文学史上显示了自己创作的独特成就。

欧阳修的“近视眼”

欧阳修的“近视眼”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不独诗、文写得好,词也写得脍炙人口。一日,他的好友刘贡父要到扬州去做官,来向他辞行,欧阳修就设宴招待刘贡父,为他送行。因为欧阳修曾在扬州做过官,对扬州风物特别熟悉,当时,欧阳修曾在扬州蜀岗上大明寺平山堂前亲手栽了一棵柳树,如今一晃又过去几年,柳树该长高了吧?回想起这些依约往事,看到刘贡父马上也要动身到扬州去,欧阳修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他当即挥手写下一首《朝中措》词,来为刘贡父送行: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这首词,上阕即写他在扬州的生活,是对这段生活的回忆。词中写了他在平山堂远观碧空之景,写到他手植的柳树,想到如今已是几年过去。下阕“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是给自己当时的自画像——描写了一位才华横溢、痛快淋漓的风流太守。但是这一切毕竟又都是过去的事,于是作者又颇多感慨:应该在少年之时及时行乐,现在,自己毕竟老了。

由于欧阳修这首词写得直抒胸臆,笔墨畅快,因此也就在文人中迅速传播开来。不料,却被一位曾经到过扬州,却又善挑剔的文人发现了漏洞,他说:“欧阳修一定是个近视眼。我到过扬州,站在平山堂上,看到附近的山都比较近,看得都很真切清楚。欧阳修词中说‘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他就看不真切,说‘山色有无中’,不是个近视眼又是什么呢?”他自以为很有道理,就跑去将此事和苏轼说了,那知苏轼听了此话,并不回答,他沉吟了半晌,挥笔写了一首《快哉亭》词,其中有这样几句:  

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原来,苏轼用这几句词作答。他说,我记得欹枕在平山堂上,这时,一川烟雨笼罩,孤雁飞过都看不清了。这时我想到欧阳修说的“山色有无中”,果然有理。那位文士见此,羞得满面通红,再也不说什么了。原来,他只是望文生义,并不理解词的意境,也不了解作者所表达的独特感受。而苏轼呢?才真正是一位艺术鉴赏的行家,他有作为创作者所独具的感受力,也有鉴赏者所独具的判断力。这故事告诉人们的是,准确而又切合实际的批评,非有艺术的感受力不可,这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欣赏音乐需要有音乐感的耳朵一样。

欧阳修忆旧与妓女祝寿

欧阳修忆旧与妓女祝寿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送他的好朋友刘贡父到扬州去,曾经写过一首叫《朝中措》的词: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这首词是欧阳修的忆旧词。上半片写他在扬州做官的实际情况,下半片是欧阳修的自我写照,最后二句流露出作者“如今老矣”的暮年意识。由于此词通俗易懂,直抒胸怀,因而十分脍炙人口,在京都被人到处传唱。在欧阳修之后,还出现了一位妓女因改易此词而受到赏赐之事。

这位妓女是如何改易此词的呢?原来,当时有一位宰相,本来出身十分贫寒,中了宰相以后,还常以自己往日的贫寒为骄傲。当时恰好他要过生日,好多妓女都来为他祝寿。这时,有一位十分聪明的妓女想起了欧阳修的《朝中措》词,认为送给这位宰相比较合适,只是结尾的“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不太恰当,于是,她就将此词改易几字:  

屏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庭前桃李,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宰相,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不须年少,目前看取仙翁。

欧阳修的词原来是写扬州的,所以说“平山阑槛”,是指扬州平山堂。而此处这位宰相在京城洛阳,所以这位妓女将“平山”改为“屏山”。“屏山”,是指远处的山似屏风一样。

             江苏扬州平山堂两题额

欧阳修说“手种堂前垂柳”,也是确有其事,而妓女不可能仍用“垂柳”,所以改为“庭前桃李”。下片欧阳修原说“文章太守”是自况,而妓女面对的是宰相,所以就改为“宰相”。最后二句将原来的“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改为“行乐不须年少,目前看取仙翁”。改了三字,遂与欧阳修原词意义正相反,即是说人生行乐,不必一定要趁年少才行,你看,面前的这位宰相,不正是飘然欲仙吗?这位妓女改过之后,又通过自己的婉转歌喉将之唱出来,宰相一听,十分高兴。他十分佩服这位妓女的才华,立即着人大大地奖赏了这位妓女。

这位妓女改易《朝中措》词,只是艺术创作上的一个例子。实际上,改易也是一种创作,并非易事。宋代文学家黄庭坚曾经将这种改用别人的成语或别人的典故誉之为“点铁成金”,这种方法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是起过不少作用的。

姚嗣宗计遣诗叟

姚嗣宗计遣诗叟

  北宋时的高若讷与姚嗣宗是好朋友。一天,高若讷请姚嗣宗吃早饭,正准备吃饭,忽然进来了一位老郎官。这位老头是找高若讷谈诗的。他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吟诵了自己最近新写的诗,一遍又一遍,一首又一首。转眼个把小时过去了,太阳已升起,弄得高若讷与姚嗣宗二人还没吃上早饭。二人的肚皮早就饿了,只是没有办法让他走。

姚嗣宗也是当时关中有名的大诗人,这时他心里想:这位老头,非和他开玩笑、戏弄他,他是不会走的。于是也就心生一计。此时,老郎官果然仍是兴致勃勃,谈锋正健。他又举出自己最近所写的一首《甘露寺阁诗》,摇头晃脑地吟诵了一遍,说:

“我最得意的一句诗是此中的‘下观扬子小’,扬子,扬子江,也是长江,即登阁下览,看长江是那么样的细小。此句诗写得很有气势。”

姚嗣宗马上接过来说:“老先生此句诗写得确实不错,但如果要对对子的话,应该对上一句‘卑末狗儿肥’才最好。”

老郎官一听此话说得鄙俗劣下,不伦不类,不堪入耳,抬头看了姚嗣宗一眼,诗兴大减,却又不好发作,只好在脸上表现了一种不高兴的神色。但他却余兴犹在,又举出自己最近写的一首《秋日峡中感怀》诗说:“我这首诗,写得最好的一首是‘猿啼旅思凄’……”不料话音未落,姚嗣宗马上接上说:“那么对‘犬吠王三嫂’是再好不过的了。”老郎官见又被打断了话头,又被姚嗣宗如此奚落捉弄,这回是真的忍不住发火了:“好小子,你是什么人,如此年轻无礼?我场屋驰声二十年……”姚嗣宗见他仍在自吹自擂,不肯认输,说自己已经驰名于文坛二十年了,马上接着说:“场屋驰声二十年,未曾拨断一根弦。”他将“驰声”有意比作奏乐,又奚落了老郎官一番。

老郎官见所遇此人根本不懂诗,胡搅蛮缠,对他谈诗犹如对牛弹琴,只好起身告辞,愤愤然而去。高若讷见此,也给逗乐了,开怀大笑。二人才得以吃早饭。

姚嗣宗真的不懂诗吗?非也,他不过有意破坏老郎官的诗兴罢了。其实,老郎官所举的“下观扬子小”与“猿啼旅思凄”都是很好的句子,都很有意境,姚嗣宗也是欣赏的,所以就故意举了极卑俗不堪入诗的句子来戏弄他。此事说明,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好的音乐是没有用的;而对诗人本身来说,最易犯的毛病却又是孤芳自赏,自认清高,抱着一得之句而沾沾自喜,自我陶醉。

蔡挺玉关人老

蔡挺玉关人老

  宋代词人蔡挺,字子政,在神宗时曾历官至枢密副使。据载,他之所以能官枢密副使,还有一番曲折佳话。

当时,蔡挺中进士不久,即被神宗命为枢密直学士,让他到平凉去统帅边兵,戍守边疆。这年初冬时节,边疆已是十分寒冷了,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房子里摆上酒席,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际,他挥毫写下了一首《喜迁莺》词:  

霜天清晓,望紫塞古垒,寒云衰草。汗马嘶风,边鸿翻飞,垄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难报。塞垣乐,尽双鞬锦带,山西年少。  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圣主忧边,威灵遐布,骄虏且宽天讨。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尊频倒。  

这是一首边塞词,写得凄凉悲壮,弥漫着浓烈的边塞军旅生活气息。词中描写了边塞初冬的悲壮景象:西风雁叫,战马嘶鸣,战士铁甲裹身,悲歌一曲,仰天长啸。表现了作者为报君恩而戍守边疆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在日暮黄昏的愁思:我这里辛苦戍守边关,年年如此,谁又会想到我渐渐老了呢?也罢,趁现在边关无事,得欢乐且欢乐,喝个大醉吧!

词写好之后,蔡挺吟诵几遍,很是得意。于是闲步后园,交给儿子看。儿子看后,就将此诗顺便塞在了袖筒里,谁知并没塞好,却掉在了地上,被一位看门老头拾去了。看门老头不识字,就拿给了他的好朋友——一位专门抄写、起草文书的小官吏去辨认。这位小官吏当时正和此郡的一位最漂亮的妓女相好在一起,他一见是一首《喜迁莺》词,就立即送给这位妓女。

事有凑巧,恰好这时朝廷派出的给边关送棉衣的使者到了,蔡挺当然设宴招待,当时也把这位妓女叫了去。宴席会上,妓女手持檀板,微启朱唇,就唱起了这首《喜迁莺》。蔡挺一听大怒:“你怎么会把我的词弄到手又随便乱唱呢?”忙让人把妓女抓起来下了大狱。这时,这位歌妓的许多姐妹都来求情,说明原委,朝廷使者也从中说合,蔡挺才将这位妓女放了。这时朝廷使者向蔡挺说:“你这首词写得不错,我很喜欢,就送给我吧。”蔡挺也就满口答应了。

事隔不久,这位使者回到朝中以后,就将此词在宫中散布开来。宫女们一见是边塞词,又见词中有“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尊频倒”的话,认为是歌颂天下太平,也就在宫中传唱开来。这词很快传到当时皇帝神宗那里。他一听此词,很感兴趣,再加上对词中有“君恩难报”的话也很感高兴。但当读到“谁念玉关人老”的话时,也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就追问:“这词是谁写的,从什么地方来的?”使者只好以实相报。于是,神宗皇帝要过此词,又仔细品味一遍,提笔在上面批道:“‘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阙,留以待汝。”意思是说:你词中不是说“谁念玉关人老”么?我就想到了。现在枢密院缺一个副使,我就把这个位子留给你了,你就来吧。这样,不久蔡挺就被调到京中当了枢密副使。

蔡挺无意之中晋了京官,却是他始料所不及的,这真得归功于他的写词功夫。他这首词描写了边关将士的真情实感,特别是“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一句,确能打动人心。此词是一首成功之作,可以说,比起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并不逊色。

欧阳修的马屁

欧阳修的马屁

  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在为政方面颇有建树;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极有成就,后人曾将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和欧阳修交情亦相当深厚。

一日,欧阳修写了一首《寄荆公诗》给他,其中有两句夸奖他说: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这两句诗都使用了典故,总的意思是说王安石的文学创作极有成就。既是对王安石的奉承,也是对他文学创作、在文坛上地位的肯定。不料王安石接读此诗,十分不高兴。他马上写了一首《奉酬永叔见赠》诗给欧阳修,其中有两句针锋相对地回答说: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意思是说,在为政方面,在继承儒家的道统方面,有一天也许我能够上达孟子,继承他的传统,我此生此世,也不愿去追赶韩愈。他认为“望韩公”非其所敢,实存“不愿”之意。韩愈是唐代大思想家,也是著名文学家,他在思想史上曾以继承孔孟儒家的道统自居。所以王安石说,他希望继承孟子,而不是韩愈,在他眼中,是颇有点看不起韩愈或超越韩愈的意思的。

然而这样一来却出了问题。宋代吴曾在其《能改斋漫录》中认为,王安石身为大学问家,理解欧阳修的诗句出了问题。诗中说的“吏部文章二百年”是指南齐谢脁,而不是指韩愈。因为据《南史》载,谢脁在宋明帝时曾任过尚书吏部郎,他不但善写五言诗,而且写得很好。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读了他的诗,夸奖说:“二百年来无此诗。”意思是说二百年来都没有人写出这样好的诗篇了。欧阳修就是使用这个典故来夸奖王安石,谁知王安石未解此典,不知此中意,因为唐代韩愈也做过吏部侍郎,人习称“韩吏部”,他竟一下子想到了韩愈,这不是闹出了笑话又是什么?

那么,是不是真如吴曾所说,没有认识到“吏部文章二百年”的典故,就错了呢?看来又不尽然。同在宋代,黄彻在其《□溪诗话》中就把“吏部”理解成韩愈,因为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文起八代之衰”,至宋也差不多恰好是二百年。这样一来,当时对这句话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理解。

但这些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不管是谢脁也好,韩愈也罢,欧阳修的二句话是夸奖王安石的创作成就及肯定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则是确定的。关键问题则在于,王安石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不接受这一夸奖。因为他的“终身何敢望韩公”的回答确实令欧阳修很难堪,马屁似乎拍到了马腿上。

这就有点历史原因了。必须追寻到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心理传承。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是以儒家的政治抱负为指导的,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个传统从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了。立言是文学创作,立德是政治思想方面的抱负。它们一是“太上”,一是“再次”,先后不同,故而王安石不愿取“立言”而取“立德”了,这就是欧阳修拍马屁势必要讨没趣的原因。

张才翁巧化春游词

张才翁巧化春游词

  宋代词人张才翁,为人落拓不羁,狂放傲物,但却颇有创作才华。他在任四川临邛郡审判官时,郡守见他不修边幅,举止粗俗,颇有点看不起他。而张才翁对此也心中不快。

一日,郡守张公庠恰好要外出春游,他就带上了一大批下属官员和几个有名的能歌善舞的妓女去白鹤游玩,而偏偏没有带张才翁去。张才翁对此很是不满,临行前,他对一位和自己关系密切的官妓杨皎说:“张公庠喜欢写诗,他此行,必然有新作。如果他一旦写好,你可尽快将他写的诗词寄给我。”杨皎当然也就答应了。

到了白鹤,秀丽而清新的山水果然引发了张公庠的创作激情,他对境挥毫,当即写下了一首诗:

初眠官柳未成阴,马上聊为拥鼻吟。远宦情怀销壮志,好花时节负归心。别离长恨人南北,会合休辞酒浅深。欲把春愁闲抖擞,乱山高处一登临。

这首诗全写自己的亲身感受,抒发自己远宦他乡的别离情怀,通俗易懂,清楚明白。官妓杨皎见了,马上就将此诗抄了一份,寄给了张才翁。张才翁读过此诗,当即将这首春游诗改成了《雨中花》词:

万缕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犹未成阴。据雕鞍马上,拥鼻微吟。远宦情怀谁向,空嗟壮志销沉。正好花时节,山城留滞,忍负归心。  别离万里,飘蓬无定,谁念会合难凭。相聚里,休辞金盏,酒浅还深。欲把春愁抖擞,春愁转更难禁。乱山高处,凭栏重袖,聊寄登临。

这首词,不但全用上了张公庠的句子,而且所写的内容与意境也一模一样,所能分别的是,不过一是诗,一是词罢了。张才翁知道张公庠春游肯定要让歌妓唱歌佐欢,于是也就立即将此词寄给了杨皎。酒席宴上,杨皎果然唱起了这首《雨中花》。张公庠一听,大吃一惊,这首词怎么和我写的春游诗内容与意境完全相同,而且句子都同我的一样呢?他忙叫住杨皎一问,杨皎只好将实话告诉了他。他当即十分惊叹佩服张才翁的点化诗词本领,马上派人将张才翁请来,参加他的春游宴会了。

事实上,张才翁这种点化诗词的本领并不太高明。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就极善于“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他有实践,有理论观点,才真正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苏轼悲秋与朝云伤春

苏轼悲秋与朝云伤春

  宋代词人苏轼,在广东惠州为官时,一日与他的侍妾朝云闲坐。此时正值秋天,落木萧萧,芳草凋枯,苏轼睹此,凄然伤神,不禁有悲秋之思。于是他就对侍妾朝云说:“你去把酒拿来,我要在这儿多饮几杯。”朝云立即拿了酒来,这时苏轼又对她说:“我曾写了一首《蝶恋花》词,你还记得吗?你就唱此词为我佐酒助兴吧!”朝云满口答应,于是开口唱道: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词。苏轼当然也十分欣赏这首词。谁知朝云歌喉婉转,刚唱完“绿水人家绕”时,就已经泪满衣襟,涕泗交流,声音哽咽,再也唱不出来了。苏轼见此,吃惊不小,于是就问:“你怎么了?怎么不往下唱?”朝云见问,马上回答苏轼说:“我不能唱的是: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两句,它让人太伤心了。”苏轼一听,知道这两句触动了朝云的惜春情思,于是哈哈大笑说:“我见此落木残败之景象,正在悲秋,让你拿酒来,唱唱此歌,想驱散一下悲秋之思,想不到你却在那儿伤起春来,真是各有所感,难以驱遣呀!既然如此,那么就算了吧。”谁知此后不久,朝云就抱病死了,而苏轼回想此际此情,从那以后,再也不愿听人唱他的这首《蝶恋花》词了。

中国古代文人,大概从战国时宋玉起,就开始悲秋了,他的《九辨》里开头就说:“悲哉!秋之为气也。”之后,就开始形成中国古代文人的悲秋传统,此类作品从魏晋南北朝始尤多。至宋代,欧阳修就写了《秋声赋》,描写秋气的凄凉萧杀。苏轼官宦在外,见景生情,产生悲秋之思,正是传统文人心态的具体体现。而朝云呢,则显然是为苏轼所描写的意境所感染而产生伤春之情,这也体现了优秀艺术品会产生独特而不可企及的艺术魅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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