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漫话·南朝诗魂
作者：杨明【完结】
出版说明
前言
兰亭序与诗
陶谢风采
池塘生春草
怀新寻异向孤屿
此中有真意
才秀人微的鲍照
“非常清警”的《代白头吟》
雄壮与悲凉并存
颜延之的《五君咏》
折梅寄相思
诗歌语音美的追求
玄晖诗变有唐风
亦官亦隐的心情
一生低首谢宣城
孔稚珪其人其诗
老别旧交难
新安江水可濯缨
怡悦心神的“不急之务”
江山胜迹以诗名
梁武诗才
简文诗癖
萧氏兄弟
春色逗相思
吴均的边塞戎旅诗
借物言志
扫眉才子刘三娘
夫妇赠答
琼树金莲
亡国之君陈叔宝
《幽兰》度曲唱新恩
闺中哀怨多
哭亡友思故乡
太白惯押“宜”字的由来
别作深宫一段愁
古今几许昭君曲
大青山下长眠人
南朝的捣衣诗
诗人的香艳梦
女性化的乐歌
心灵的歌唱
团扇一曲足风流
哀哀哭声演作歌
千古风流话莫愁
民歌的谐音双关语
南北交流的小插曲
杨花飘荡落南家
“北方的平民”之恋歌
北国壮士之歌
肠断君看膝上弦
绝句和联句
联句的起源
说说杂体诗
回文诗
出版说明
《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15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內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內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3年6月
前言
前言
人生不能没有寄托。有大寄托，有小寄托。毕生为之努力奋斗，视为人生理想者，可谓之大寄托；怡情养性之具而深嗜笃好者，可谓之小寄托。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对知心好友元稹说，他酷好读书和写作诗文，而对其他则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与元九书》）。读书作诗便是他的寄托。又有一位现代诗人说过，原将爱情和友谊视为生命的把手，后来渐渐发觉都有些不稳，只有诗才是牢固的。他常常为推敲一个字而踱尽一个黄昏。把手也就是寄托，做诗便是他的寄托。我辈苦无做诗的好本领，但读诗却还是会的。不错，诗比较一般的书也许难读一些，不仅要靠理解，还得慢慢地品味，才能享受到其中乐趣。但到底比做诗容易。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从读诗中得到快乐，得到享受，从读诗中陶冶性情，学习用审美的眼光去看世界。也就是说，谁都可以将诗作为一种寄托。若由爱读诗进而尝试做诗，那趣味便更浓厚。古今哪一位大诗人不是由读诗伊始而进入创作的呢？
这本小书要介绍的是中国南朝——公元五、六世纪相继建立在南方的宋、齐、梁、陈四朝的诗人与诗歌。书中的介绍谈不上完整和深刻，但希望比较有趣，能让读者在辛苦工作之余得到一点有益的调剂。如果读者能因这本小书而激起了或加强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甚至觉得读诗可以成为一种小小的寄托，那笔者真是大喜过望了。
南朝属于所谓文学自觉的时代，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那时候的诗人、作家认为文学有它自身的独立价值，无须将它看作政治教化的工具和附庸。这种观点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或许不足为奇，可是与汉代儒生的看法相比，就有极大的不同。汉代儒生津津乐道的是诗的美刺说。据他们说，周朝的时候，卿大夫看到王政有所阙失，便做了诗献上去，婉转地进行讽谏；见国君的举措得当，便也做诗表示赞美。这便是美刺。他们又把诗歌作为训导人心、止邪防僻的工具。“诗者，持也”，“持人之行，使不失坠”（《诗谱序》正义）。他们也知道诗是诗人情感激荡时唱出来的，但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生怕诗中表现了什么不合儒家道德规范的情绪，有害于世道人心。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但无论什么事情，强调得过分了，固执而不知变通，往往就会走向反面。过分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忘记了诗歌本身的特点，便等于是取消了诗歌。做诗的时候老是想着一些清规戒律，怕未必能做出感动人心的好诗来。评诗的人老是拿着一把严厉以至苛刻的尺子去衡量，便会把那些干巴巴的说教诗捧上天去，而把流连光景、吟风弄月而很有意趣的作品都贬斥一边，至于带着些不满和反抗情绪的诗，更将被视为洪水猛兽。读诗的人带着那样的偏见去读，便谈不上欣赏，谈不上享受，也许还会猜谜似的去探求微言大义。
比如《诗经》的头一首《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苗条的好姑娘呀，公子的好一对儿呀；漂亮的好姑娘呀，醒着睡着都想她呀。）明明是一首情歌，可是儒生们偏说那是一首有关政教的诗。有的说是“冀得贤妃正八嫔”（《太平御览》卷一四五引《诗推度灾》），是周天子要求一位贤妃，好感化他的那些姬妾，叫她们都和和睦睦的，别生嫉妒；有的说“求”是“淑女”在求，即周天子的后妃求贤女做王的姬妾，好配合自己一起管好周家的内务。这样的解释，是不是白日的梦呓？汉代说诗的儒生，这类梦话是说得不少的。这是他们的头脑被那种狭隘、呆板的诗学观点支配的结果。
南朝的诗人做起诗来可就不顾这一套说教了。梁朝的诗歌理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里说过一段本身富有诗意的话，现将它译成白话写在下面：
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日的云雨，冬月的严寒，四时物色的变化，都感动着诗人的心灵。欢乐的聚会，大家因赋诗而更加亲密；悲哀的离别，也靠着做诗抒发自己的伤感。至于如楚臣屈原，被迫离开了眷恋着的京国；汉妾昭君，永别了富丽巍峨的宫殿；还有那阵亡的战士，横骨于荒野穷边，可怜他们的灵魂还追逐着飘转的秋蓬；征戍儿却负戈佩剑，依然雄赳赳地守卫着边 城；秋风吹薄了塞上儿的单衣，闺中孀妇的泪珠儿早已流尽；还有朝士解绶，一去不返，遨游于江海之上；少女入宫，媚态横生，叫君王忘却了他的家国。这种种景象、事件，叫人心灵震荡，不做诗怎能加以表现？不高歌怎能让郁结的情感奔放？
这就是说，诗人的心灵敏感极了，各种自然景色、社会现象都叫他情感激荡，他必得借着做诗加以宣泄，好复归于平静。读诗的人，当然也就跟着诗人经历一番情感的激荡。南朝人认为，这种情感的震荡和宣泄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或者说竟是人生的一种需要。用今天的眼光看，乃是一种审美的需要。南朝诗人认为满足这种需要本身就十分要紧，所以具有独立的价值。这正是一种视诗为人生寄托的态度。
进一步说，诗应该陶冶高尚的情操，应该帮助人们脱离卑下的情欲。从积极方面说，诗可以使人觉得人生更丰富，更有意义，更值得热爱；从消极方面说，可以让你消愁释闷，像钟嵘说的，“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试读一些好诗，这可以培养出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一种新的眼光和胸襟，让你觉得世界正焕发出一种新的光彩！
兰亭序与诗
兰亭序与诗
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乃脍炙人口之作。旧时的启蒙读物《古文观止》也将它选入，因此三尺童子，皆能成诵。而同一作者的《兰亭诗》，则少有人言及。其实诗、序合观，方能对这位大书法家的心情，有更真切的了解。
少年人读《兰亭集序》，所欣赏的大约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山水清景，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盎然兴致。中年以后，才知作者感慨之深，尤在于序的后半。“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非经历沧桑者，不能道此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少年人又何能体会及此！晋宋之际的大诗人陶渊明有句云：“昔闻长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便说得何等亲切。活泼泼的少年人不爱听长老追计平生亲故、嗟伤岁月流逝的颓丧话，但转瞬之间，自己也到了那样的年纪。岂能不感慨系之！
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主旨，在于抒发对已逝年华的留恋，对生死问题的悲哀。而《兰亭诗》，则体现了他在排遣此种愁烦忧闷上的努力。
心病还须心药医，思想上的苦痛须用别种思想予以疗治。王羲之用以消释烦忧的，乃是《老子》、《庄子》中随顺自然、安时处顺的观点。
《兰亭诗》云：“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又云：“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整个宇宙永不停息地运转变化，而一个人的生死老壮，不过是无休止的运化中的小小一曲而已。
兰亭序（局部）定武本
“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事物总是有合有分；所谓生死，也不过是气的分合。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生命虽有修短之异，变化并无始终可言。生是始吗？死是终吗？那不过是执着于“生”的立场、用狭隘自私的目光所看到的小始小终。如果能做到“达人大观”（贾谊《□鸟赋》语），从宇宙变化的角度去观察，则由无生而化为生，又由生而化为死，化为异物，“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庄子?大宗师》），既无开始也无终结。对于造物的这种陶甄变化，人实在无能为力，“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那么，便应该任其所遇，“即顺理自泰”。即顺者，安时处顺之谓也。《庄子?大宗师》说：“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当你“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兰亭集序》语）时，不必为之沾沾自喜、乐不可支；当所有者于俯仰之间已经失去，化为陈迹，也不必为之悲哀。因为得与失都只是无穷无尽的运化中的暂时现象而已。“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生便是得，死便是失，正亦无须为之悲欣。彻底地想通这个道理，便能消愁释闷了。因此《兰亭诗》说：“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
晋宋士人富于哲学的气质，又有颇为浓厚的山水意识。幽深秀丽、生气勃勃的自然美景使他们流连忘返，启迪了他们对于宇宙神秘的遐想和体验。他们的推理与欣赏山水常常结合在一起。《兰亭诗》云：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
便是此种情景的写照。在一位具有哲学胸襟的诗人眼中，大自然极其活泼，处处呈现着宇宙妙理。万物虽殊，却都在造化之中自得自足，都是“理”的生动体现。人，也是这神奇宇宙中的一员。他只要参透了宇宙的妙谛，就会感到自己与万物平等，与万物相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与王羲之同时的东晋简文帝有一次入华林园游赏，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也正同羲之的感受相似。哲理与美，在大自然中融洽无间，抚慰了哲人亦即诗人的心灵，减损了他们生命短促的悲哀。“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千龄。”陶醉于大自然中的诗人，更能体会宇宙的伟大、神秘和永恒；与万物为一的“我”，也因此而永存。千载而下，苏东坡在那月白风清之夜，旷达地说道：“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前赤壁赋》）也就是这个意思。
《兰亭集序》抒写的是生命流逝的悲哀，《兰亭诗》却说要忘怀得失，随遇而乐；《兰亭集序》批评《庄子》“一死生、齐彭殇”的说教，《兰亭诗》却处处以《庄子》思想推理散忧。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正属于同一作者。还可以说，此种思想感情，不仅属于王羲之一人，而且是那个时代知识阶层所共有。今人徜徉于山水之间，遥想晋宋风流，仍然不能不感慨系之。
陶谢风采
陶谢风采
大城市中的居民，固然能享受现代化生活的种种便利，但也不得不忍受许多烦扰：混浊的空气，喧嚣的市声，狭小的空间，快速的节奏，仿佛一张看不见的密密的罗网，将人们的身心罩在一片灰色之中。如果再加上各种事务的烦扰、人际关系的紧张，那简直使人被压抑得难以喘息，就是强者也未必能享有真正的乐趣。于是人们便会向往大自然，渴望享受山水林泉，或是竹篱茅舍之间纯净平和的情趣。可是或缠于机务，或阻于交通，或限于体力，或困于财力，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真正的自在逍遥。这时，一幅意境深远的风景画，一首清新明丽的山水诗，一支朴素恬淡的田园曲，便能调剂心灵，使人获得失去的平衡。
这一妙法，古人早有体会。晋宋之际的画家、音乐家宗炳，终身不仕，酷好山水，其足迹西陟荆巫，南登衡岳。不料跋涉攀登之时，足部受伤，无奈只得返回江陵。自叹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于是将所游历之处，都画在家中壁上，坐卧相对，名为“卧游”。他平心静气，一边欣赏，一边抚弦鸣琴，“欲令众山皆响”（《宋书?隐逸传》），得意忘形之际，便乐陶陶地进酒一觞。这真是何等的雅趣！赏画既是如此，读诗也是一样。东晋的阮孚，为人疏放，却被加以各式各样的官衔，受到种种拘束。幸好他爱诗，能赏诗。他曾吟诵郭璞的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说道：“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世说新语?文学》）所谓“神超形越”，便是说精神超越了种种俗务，进入了诗的境界，享受到莫大的乐趣。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自述其读陶渊明诗文的体会道：“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便可使“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陶渊明集序》）。就是说，当他欣赏陶渊明那些描写田园生活情趣的诗篇时，便可忘却世间的奔竞争夺，培养旷远、真率的情感，获得精神的自由。
陶渊明是晋宋之际的人，也是田园诗的开山祖。过人之处在于能从似乎是极平淡、极普通的田园生活中体味到无限的快乐。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这样描写自己的情趣道：
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阴，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读书有得，春去夏来，鸟儿在枝头啁啾，陋室中一阵凉风吹过，这是何等普通的事情。可是陶渊明为之满心喜悦，乐得忘乎所以。他有了这样的怀抱，因此才能写出许多讴歌田园生活的诗篇。比如《读〈山海经〉》之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好一个“不乐复何如”！一种自满自足的愉悦，洋溢在质朴、自然的诗句之间。僻居陋巷，他不感到孤独；躬耕稼穑，他也不以为艰辛。耕种之暇，享受着林木、园蔬、微雨、凉风，都是大自然的赐予，一卷在手，便乐不可支了。不是说陶渊明没有痛苦和烦恼，但这种热爱自然、快然自足的精神品格使他能比较容易战胜烦恼，获得心灵的充实和平衡。
山水诗的创始人则是略晚于陶渊明的谢灵运。当然前人不是没有在诗中描绘过山水，但是有意识地将山水作为诗中主体，加以精心观察和集中描绘，而且写得又多又好的，是谢灵运。
谢灵运是世家大族出身。他的祖父谢玄，是东晋时在淝水之战中建立殊勋的名将。他少年时即承祖荫袭封为康乐公。可是三十多岁时，东晋为刘宋所代，新王朝将他降爵为侯，虽对他仍然颇为优待，但并不给予实际的重要权力。他却自以为出身高贵，又有政治才能，本该参与权要的，因此满腹牢骚，愤愤不平。于是自放山光水色之间，尤其是浙东幽胜，更是他倾心之处。他和穷诗人陶渊明不同。他有得是钱财与势力，因此能修缮别墅，广占良田，凿山浚湖，尽幽居之美。每出城游玩，一去十余日不还，岩嶂千重，溪流百曲，无不尽历。甚至带着数百名随从，伐木开道，以至使邻郡惊疑，误以为山贼。为了登山之便，他还特制一种木屐，上山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唐代大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说：“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就是指这种木屐。既有这样丰富的游览经历，又富于写作天才，无怪乎成为山水诗的开山祖了。当他栖迟于始宁（今浙江上虞西南曹娥江东岸）山间别业时，每有一诗传至都邑，便为人竞相传抄，一夜之间，流布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宋书?谢灵运传》）。可见其诗受人喜爱的程度了。
谢灵运山水诗的优点，一是如沈约《宋书》所说的，有“兴会标举“的情致。他对于山水的赏爱，远过常人；对于山水之美，感受敏锐，别有会心。发为诗篇，不仅描绘出山石溪涧的形貌，还表现出游赏时的淋漓兴致。他自称“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游名山志》）。为了生活，不能不为稻粱之谋；然而其性灵却只有在山水之间才融洽畅适；“名利之场”，断断比不上“清旷之域”。这种态度正是其诗中“兴会标举”的根源。二是他能以自然的语言，生动真切地绘画山水之美：
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过始宁墅》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
《七里濑》
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陵隰繁绿杞，墟囿粲红桃。鷕鷕翚方雊，纤纤麦垂苗。
《入东道路》
有的清幽旷远，有的色彩明艳，皆或隐或显地透露出大自然的生气。至于如“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写高崖深树的光色音响。“残红被径隧，初绿杂浅深”（《读书斋》），写暮春初夏的丰富色调，则都显示了诗人体物入微的细致感受。正是这些美丽的诗句，使谢诗获得了“如初日芙蓉，自然可爱”（钟嵘《诗品》）的声誉。
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都给人一种远离世俗尘嚣的美好享受，使人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因此，后世常将他们二人并称，唐代大诗人杜甫便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今日读其诗，论其世，想象其风采；尚友古人，也正有无尽的乐趣。
池塘生春草
池塘生春草
谢灵运诗中有“池塘生春草”之语，是人们传诵的名句。关于此名句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据钟嵘《诗品》记载，谢灵运每与其族弟谢惠连晤对，便能得到佳句。当他在永嘉（今浙江温州）时，曾苦思冥想，终日未能成诗，乃困倦而卧。朦胧间忽如见到了谢惠连，于是一下子便得到“池塘生春草”之句。故谢灵运说：“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
谢惠连也是很有才气的人物，十岁便能作文；后人称谢灵运为大谢，称他为小谢。灵运比他年长许多，平时又很高傲，对谁也不推服，“唯重惠连，与为刎颈交”（《南史?谢灵运传》）。因此，谢灵运见到谢惠连，便神清气爽，灵感飞来，是完全可能的。于是留下了上述佳话。
这首“有神助”的诗，便是《登池上楼》。开首几句说：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潜虬”、“飞鸿”是比喻高尚不仕的隐逸之士。潜虬栖息于川流之中，沉入深渊，绝不露才扬己；飞鸿直上云天，也远离人间的俗氛。诗人惭愧自己未能隐居不出，有愧于潜虬飞鸿。既然出来做官，却又未能抓紧时机，进德修业，有所作为。躬耕退隐，又没有那份力量。他便处于此种两难的境地之中。诗人本在朝廷任职，出为永嘉郡守，乃是与当权者闹矛盾的结果。这几句诗看似自我贬抑，其实很有说反话、发牢骚的味道。
谢灵运以山水诗著名于世
诗人接着说：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诗人僻处于这天涯海角，生了一场不小的病。转侧衾枕之间，连春天已经来临也懵然不晓。待到病体初痊，便登楼眺望。此时心情之欢快，可想而知。“池塘生春草”的妙处，正在于自然率意、毫不费力地以平凡的景物，写出了诗人此时的情绪。诗人病前还是冬天，池中是一汪寒水；如今却见浅浅的水中生出了青青的春草，沐浴在温煦的阳光下，摇漾于轻柔的和风里。清新的景象怎不使他怦然心动。刚刚绽出新芽的柳条鹅黄嫩绿，枝头小鸟仿佛也换了一副歌喉，在那里鸣唱。（陶渊明不也说“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诗人对于大自然都有真挚的情感、敏锐的感受。）远处江海的涛声、岩峦的翠色也使诗人感到那样新鲜。他的身心与大地一同回春了。也许他初登楼时心情还比较平静；在感受了这春的律动之后，近乎狂喜的兴奋乃遍布全身。“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两句便传达了此种心情。《诗经?豳风?七月》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都写出了叫人心醉的骀荡春色。诗人的身心全融化于春光中时，自然而然地便吟咏起这些佳句来。值得注意的是那个“伤”字，那是被美好事物、美好诗篇深深感动时出现的一种“胸隐然痛，心怦然跃，背如冷水浇，眶有热泪滋”的心理反应，犹如李白《菩萨蛮》之“寒山一带伤心碧”和杜甫《滕王亭子》之“清江锦石伤心丽”。（钱钟书《管锥编》册三）诗人用了这个“伤”字，可知他此际的心情了。
诗的最后四句是：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面对大好春光，诗人想到自己离群索居，为时已久，于是思念起远方的朋友来。这里再回说“祁祁伤豳歌”两句。《七月》在“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下接着说：“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招隐士》则有“王孙游兮不归”语，因此诗人吟咏这些诗句时，自然可能由其字面发生联想，产生自己滞留不归、不能与友人同游等等感慨。诗歌有时具有多义性，因为诗人的情绪常是丰富复杂的，而读者也可以作多方面的体会和理解。谢灵运在这里虽感到离群之苦，但又说自己是能做到“遯世无闷”（《易?乾?文言》）、与古人一样操守坚定、不同流合污的。
由这首《登池上楼》，还想到了苏轼的《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
屋上山禽苦唤人，槛前冰沼忽生鳞。老来厌逐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卧听使君鸣鼓角，试呼稚子整冠巾。曲栏幽榭终寒窘，一看郊原浩荡春。
此诗也是写冬尽春来、病愈初起的欢愉之情。但是与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相比，显然豪放明快得多。它是跳跃式的，将快乐的心情突现在读者面前，一下子将读者抓住；谢诗却是渐进式的，将所见所感不加省略地款款道出，须静心下来，细细涵咏方能领悟。从语言来说，苏东坡这首七律当然比谢诗流畅。谢诗在今天的读者眼中，未免有些生涩。然而，谢诗也有它的好处。它厚重、古朴，咀嚼久之，真味自出。宋明瓷器固然可爱，秦砖汉瓦也是足供把玩的。
怀新寻异向孤屿
怀新寻异向孤屿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变得有些麻木，对那里的美丽可爱之处熟视无睹。于是便想寻找新的去处，以求得到新鲜的感受。如果是阔别已久，旧地重游，新鲜感便与亲切感融汇在一起，恰如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好书，有了新的感触一般。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便写出了这种求新好异的心情：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此诗也是在永嘉所作。首四句，写出痼疾烟霞的诗人，正以“怀新”、“寻异”的盎然意趣，前往江北探幽访胜。因为江南风景，已经熟稔而生厌倦，而江北则暌隔已久。“怀新道转迥”，是说兴致勃勃，于不知不觉之中，行程已远。“寻异景不延”，则是说一路行去，时光已经不早。景，指日光。“乱流”四句描写江中孤屿景色。乱，横渡。诗人着墨不多，仅“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两句，即已写出天光水色、表里俱澄澈的佳境。这里风景绝佳而路途迥远，人迹罕至，诗人不禁在无限欣喜之中，涌起感慨。欣喜的是如此秀色，他人不知，我今独能揽而有之，悠然心会；感慨的是山水之灵光四照，似有生命，似有妙理，而因其幽迥，遂无人赏爱，冷落无闻。诗人此时恍如置身于昆山（昆仑山）仙境，回顾人间，种种俗缘，如同隔世。其心境正如山水，一片宁静空明，感到无限的平和畅悦。于是更领悟到：缮性修心，祛除尘累以求虚静，确实是养生要术。（安期生是仙人，安期术即指长生久视之术。）
全诗完整和谐，脉络贯通，章法部伍，丝毫不乱。有人说谢灵运山水诗好说理，是为一弊，实不尽然。如此首“表灵”以下六句，似乎缺少形象，缺少诗味，其实并非泛泛说理，而是与当时情景和诗人心境密切吻合的。诗人竭力要传达出其悠然心会之“兴”。读者读谢诗，若浅尝辄止，那或许会开卷不久，即废然思寝；但若能平心静气，细细体会，则必能享受其隽永的真味。
谢灵运的这首《登江中孤屿》还使人想起柳宗元的《钴姆潭西小丘记》。柳宗元在描绘了小丘的种种清奇幽胜之后，感慨道：若此丘位于京城附近，则贵游之士将争着欣赏、购买，小丘将身价百倍。而处此偏僻的永州荒野，无人顾赏，“贾（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而自己与二三友人“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柳氏的话，其实是借题发挥，一吐自己贬逐荒远、怀才不遇的幽愤。谢灵运出守永嘉，也是受当权者排挤的结果，心中正愤愤不平。不过在这首诗中，他虽也感慨于山水幽胜无人赏爱，但并未直接与自己的遭遇挂起钩来。柳文骨子里有牢骚，令人慷慨；谢诗语调平和，使人恬淡。而均为佳作，都叫人把玩不置。中国的古典文学遗产中有许许多多珍品，让人享用不尽，不正是一桩大快事吗！苏东坡《前赤壁赋》有云：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一种欣然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这里且套一下他的意思：先人呕心沥血创造的许多文学艺术珍品，正是无尽的宝藏，“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怀新”、“寻异”者尽可徜徉其间，恣意玩赏。
此中有真意
此中有真意
上文说了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这里再补充一些。
《登江中孤屿》中的“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两句，实在是有深意存焉，切莫轻轻读过。在诗人看来，山山水水之间，都蕴含着“真”，因此表现出“灵”，辉映着灵光，焕发着灵秀之气，让诗人那样的独有会心者惊叹、礼赞、流连忘返。“真”是什么？就是《老子》中的“道”，《庄子》中的“真宰”。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却不落形迹，自然而然。它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宇宙主宰。“灵”是什么？其实就是诗人所感受到的山水之美。这种美，唯有真心热爱自然、与自然融洽无间的诗人方能见到。“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山水之灵，也正属此种境界。因此，谢灵运这两句诗看似抽象，甚至有些神秘，其实表现了诗人对于大自然之美的无限倾倒，不过这种倾倒是用了道家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
道家的宇宙观、自然观本来是富于诗意的。古代的哲人，仰观俯察，那深邃的星空，雄伟的山岳，活泼泼的流水，充满生机的森林、原野，宇宙间的运动与和谐，使他们赞美不已、惊叹不止，也激起他们探究的欲望：宇宙的奥妙究竟何在？这种深沉的思索似乎远离了人世间的嘈杂喧嚣，升华到一个美丽而带着几分神秘的世界中去了。
古代哲人的这种思索，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或者高不可攀的理论。当小草上露珠的晶莹给人带来清新，当初开的牵牛花轻盈得叫人屏住了呼吸，当新来燕子的呢喃、烟雨中的布谷声声使人心中涌起欢乐或惆怅，人们不是也常常会由衷地礼赞造化的神奇和美妙吗？看那风中的绿树，枝叶婆娑，摇曳得那样富有韵律；阳光下的鲜花，深红淡紫，晕染得那样和谐，真是“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更不要说那些奇伟壮观的景象——大山的雄深，荒原的苍莽，幽涧的冷峭，云海的翻腾，它们怎能不使人胸中涌起一种宗教般虔诚、神秘的情绪？古代的哲人，正是由这种情绪出发，构筑起他们关于“道”、“真宰”的理论。道和真宰无处不在，在深山大泽间，在天风海雨中，在花卉鱼鸟里，也在你、在我的身上和心内。人和大自然原来都是道的儿女，和大自然中的一切原来都是姊妹兄弟。人要归真返璞，回到大自然中去！
道家哲学的这种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尤其是晋宋士人，经过了玄学思想的薰陶，领略着江南山水的清秀幽美，更促成了他们审美人生的态度的形成。请看下列记载：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世说新语?言语》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同上）
正表现了一种与大自然融合一体、忘怀物我的审美情绪。尤其是简文帝“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的话，正好体现了人与大自然为亲为友的态度。鸟兽禽鱼、树木花草，都是道的体现，都蕴藏着“真”，表现着“灵”，所以这样活活泼泼。
我们自然忘不了陶渊明的那两句诗：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之五
“此中有真意”就是“蕴真”，就是蕴含着造化的神妙，或许在诗人看来也蕴含着归真返璞的人生哲理。这种“真意”是只能用审美的心灵去感受，却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的，所以说“欲辨已忘言”。这种审美的心胸并非人人都有，有感受的人偏又觉得言语不能达意。谢灵运所说“蕴真谁为传”，也包含着这层意思。
“此中有真意”、“蕴真”，这样的想法，既然来自古贤哲理和山水自然的陶冶，当然就不会只是一二作者所独有。山水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就说过类似的话：
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
神本无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
所谓“道”、“神”，便相当于“真”。宗炳说山水以其形体使“道”显示出美丽，而让哲人仁者欣赏、快乐。又说“神”栖止于形体（包括山川之形）中，可以感动其他事物（包括人），因为其他事物的形体中同样有“神”栖止。这些话与其说是发挥哲理，不如说是对于山水自然之美的赞叹。他又说“神”还可进入图画（“影迹”），因而丹青妙手可以将“神”写尽。《画山水序》还说：“山水质有而趣灵”，具体实在的山水形体中包含着空灵奇妙的意趣，不也正如谢灵运所说的“表灵”吗？宗炳真是一位有山水烟霞之癖的人。他也能作诗，有两首山水诗的残句流传至今：“嶰谷崩地幽，穷石凌天委。长松列竦肃，万树巉岩诡”（《登半石山》）“杲杲群木分，岌岌众峦起”（《登白鸟山》），也略能描画出幽峻壮阔的气象。不过比起“初日芙蓉，自然可爱”的谢灵运诗来，究竟逊色多了。
才秀人微的鲍照
才秀人微的鲍照
以下四首诗，录自南朝宋时著名诗人鲍照的《拟行路难》：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君不见河边草，冬时枯死春满道？君不见城上日，今暝没尽去，明朝复更出？今我何时当得然？一去永灭入黄泉。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丈夫四十强而仕，余当二十弱冠辰。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须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
朗读这几首诗，实在令人感到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迎面扑来。诗人忽而激动得投箸罢食，拔剑击柱，仰天长叹；忽而举杯狂饮，想要用酒浇灭胸中的愁焰；时而对命运彻底失望，只愿优游颓放，度此一生；时而又自我安慰，想望着光明来临，正如冬雪覆压的草木期待着春天。他为何如此痛苦？是由于生命短促，“一去永灭入黄泉”？是这样，又不尽是这样。从“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等句看来，他是在进取的路上受了挫折，才如此牢骚满腹。他进入了仕途，又难以忍受官场的种种束缚和压抑。本以一飞冲天自期，又岂能吞声垂翼，“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于是他喊道：“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遭受压抑、痛苦失望，又傲岸不屈、睥睨一世的诗人形象。钟嵘《诗品》评鲍照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才秀人微”四字，正是理解其人其诗的关键所在。
六朝是一个看重门第的时代。谁的血统高贵，祖上世代有人做大官、有权势，谁就能毫不费力地坐享富贵尊荣，官运亨通。出身寒门者，哪怕再有才学，想要在政治上有所发展，也是十分艰难；平时也总是被那些豪门子弟鄙夷不齿。当西晋末年，少数民族的首领在中原造起反来，西晋宗室司马睿渡江南下，在建康做了皇帝。中原旧族也纷纷奔亡，来到江南，重建他们的家业。唐人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朱雀桥在乌衣巷口，巷内便住着南来大族王、谢两家。两家子弟爱穿黑色衣服，因此那巷子被称为乌衣巷。这些南逃的贵族，和江南原有的朱、张、顾、陆等大族相互联合，把持了东晋的经济和政治。至于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倒是武人出身，并非出自名门。他上台后，既想限制一下世族豪门，但又不能不争取他们的支持。因为豪族势力早已盘根错节，不和他们妥协便休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寒士们总还是受着压抑，即使当了官，甚至受到皇帝的宠幸，可是到了门阀世族那儿，有时却连坐下都不敢。
鲍照不幸便是寒门出身。他青年时很有抱负，想要凭着自己的才学脱颖而出。他曾谒见皇室贵族临川王刘义庆（即《世说新语》编者），未被重视，便打算献诗言志。有人劝阻道：“你人微位卑，不可造次！”他勃然作色道：“自古以来，英才异士被埋没者，正不知有多少！大丈夫岂可终日碌碌，与燕雀为伍！”于是献上诗篇。刘义庆读后，觉得这个青年颇为不凡，便提拔他为临川国侍郎。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事务官。后来又做过太学博士、中书舍人和县令等。最后任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在宫廷内部斗争中，竟死于乱兵之手，只活了五十多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