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疑问：现场的血迹是警察的还是本人刁有福的？本人的血衣哪儿去了？通过血迹鉴定就可查出谁是凶手，是谁藏匿和销毁了证据？根本没有传唤证和拘留证为何说有？如果有，为什么没本人签字？能否拿出来？本人只是受下岗工人推选为代表，依法逐级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国有资产流失和下岗工人疾苦，请求依法落实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却被非法关押乃至判刑，本人未谋求任何私利，对党和国家未有任何不敬不恭，未做出任何违反国家法律之事，几次所谓传唤时的反抗纯出自卫，并未造成大的经济损失和伤人，不够判刑。本人被他们动用催泪瓦斯，后打伤休克一天，谁才是打人者是一目了然的。本人之所以遭此厄运，完全在于本人拒绝他们的收买而恼怒他们。难道他们不能够给小民一个说法吗？……
“你真的还要去？”听说他的打算后朱大军不以为然，劝他，“别去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是看穿了。你坐牢，咱们20多个被拘留，这事你斗不过他们。再说现在不少人得到了补贴，你坐了牢，啥好处也没有。现在吃低保的就不少了，大家一想，也就算了，不想搞了。人家就是教训你，杀鸡给猴看的，你一坐牢，谁都不敢动了。我也跑不动了，老婆要我照顾，陪不了你。也不想跑了，没哪个感谢咱们的。”
朱大军说，他自己弄个小酒坊，跟小舅子一起搞的。年纪也大了，穷点就穷点，图个安逸。
刁有福去工人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响应。大家看着他拄拐棍，风都吹得倒的样子，口里说你为大伙吃了苦，都有点避他。
家里呢？妹妹没钱给他，大声呵叱说你还想坐牢啊？没把家里人害死啊！你儿子现在在哪里游荡你晓得吗？是死是活你都不晓得，你半截身子入土了，你活着是为哪个你还不晓得？你白活了！你以为你是英雄，谁把你当英雄了？你充那个好汉干什么？给你六万你还不要，当过大老板是吧？瞧不起这钱，当初要是要了那六万，儿子至少可读个大学吧，还不会坐牢，把身体搞成这样，不就跟死了一样么？你管他们，厂里的那些人管你吗？
妹妹哭哭啼啼，还不留他吃饭，因为他有肝病，要他治好了再来。
刁有福站在湖堤上，面对茫茫大湖，只想哭。结果他哭了。不！我要为自己讨个公道。我连累了一些人，这是别人怕我的原因。我只有硬扛到底，牢不能白坐了。虽然我的确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那么庞大，我这么弱小。
刁有福去信访局，要求当初承诺给他的兑现，就是在市郊搞养猪场的，还有那些给他的猪呢？局长换了。刁有福找人找不到，说不是我搞的，你找过去的局长去，哪个答应的找哪个。刁有福去找原来的浮肿局长，浮肿局长浮肿得更加厉害，在住院，尿毒症晚期。把自己的血在机器里倒腾来倒腾去。浮肿局长说，我快死了，过去有对不起你的就带过吧，有什么事你还是找新局长去。
他回头找新局长：总得给我个说法吧？
新局长说，过去的事不知是他们怎么研究的，时过境迁了。你现在是劳改释放人员，只有找街道。
刁有福说，我现在连下岗职工都不是了？
局长说，从一定情况下说，你的确不是了，要我们怎么搞，都是法院定案了的。你要翻，去找法院。你只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那几天，水牛市在搞水牛文化节，还请了外国人来斗牛。刁有福真想搞一点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出来，让自己的气消下去，让事情得到解决。他想背氧焊的电石，一下子在会场上倾倒出去，然后点火。
他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在一个小餐馆切菜。给他点了一个回锅肉，还给他上了一杯啤酒。刁有福喝了酒，给儿子什么也没说。儿子破衣烂衫的，一看就是个没父母的人。刁有福喝昏了，在那个准备开幕式的大台子那儿就这么想。
他想走极端。
你们逼的嘛。
儿子竟然给他送来了一千块钱。
刁有福不想走极端了。他号啕大哭。
八
这一次刁有福把材料递到省高院后。赶快去了北京。
这一次有戏剧性，他碰到了几个老上访，老朋友，是长期驻扎在北京的，见到他这副鬼样子，一问，原来是这样的。大伙为他鸣不平，怂恿他再去使馆区。
又找到了乔警察，乔认了半天没想起来，后来总算记起来了，说，噢噢几年不见，吸毒了？因为他瘦得不成形了。刁有福说坐牢了，两年半，刚出来的。乔说，想要我做什么？刁有福说，拍照。乔说，你这样是错误的，得不偿失的，你们水牛市的人是不是都像你一样犟死一条牛？刁有福说，不是。你照就行。乔警察说，二进宫，你也不怕？能折腾哪。
这次再抓进去，驻京办把他领走就烦他了，他也不服，跟他们大闹。因为是平房，把他锁在屋里，他不吃饭，砸门，砸锁，保卫人员见这个死鬼样的人还这么凶狂的，冲进屋来就揍他，他经不得几下，高血压犯了，浑身抽筋，不能动弹。那些人怕出人命赶快溜了。好在妹妹给了他一个旧手机，刁有福就打电话要几个老上访来看他。这下来了不少人，上访的人互相帮助的，义愤填膺，说这还了得，驻京办敢打人？就扯了横幅到公安部去给他陈情。一个工人代表只因为下岗工人上访，被整成这样了，你们不能救救他吗？当时有一百多人。事情闹大了，公安部得知情况，派人来看了，一看，当场就发了脾气，说这不是草菅人命吗？立马把水牛市驻京办主任吼了一顿，指示：不管人家对错否，赶快把人接回去住院。
这次是有人护送回水牛市的，是抬到火车上的。本来他就动不了了。
这次他住进了医院。他住的是单间，天天有人给他饭吃，都是漂亮年轻的女护士。信访局的对他突然客气了，嘘寒问暖，还买来衣服，天天查血查屎查尿，吊营养水，还有人按摩治疗。刁有福哪享受过这种待遇，怕自己付不起这医药费。可信访局的人说，你只管住，有人买单的，住多久都可以，把病治好为止。
刁有福身体慢慢能动了，脸上也恢复了人相。体重也有增加，胃口也好了。
有个女医生看他很熟的，说你是淤泥村的？你记不记得那年水灾，你把我带到洪水里说有病人？刁有福想起来了，想起水灾那年他坐船到的那个地方，那夜晚的情景。他说我的确看到了一个快死的病人的，摊在屋里。但女医生说，事后我问了，我们没发现这么个病人，也没个孤岛。怪呀，他想，真他妈怪。
信访局这次不仅让他过足住院的瘾，还答应了他不少条件，关于翻案，他们说不可能了，有点难。让他举证。他难以举证。但可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可以帮他儿子安排工作；可以贷款给他五万元恢复生产。至于过去答应的六万，是当时的情况，现在不可能了。
刁有福拿贷款的五万元回到村里，想养猪搞酒坊，让儿子跟他一起搞。儿子答应了。这年有点大雨，淹了一些低洼地，他带着儿子回村时想到那年的事，是哪一家呢？是哪块高坡？或是走错了？或是碰上鬼了？让我这几年这么晦气？他就大喊大汪了一阵，把鬼吓跑，把身上的晦气抖落。儿子哧哧地看着他发笑。他说，你笑个么事，我真碰上过鬼的。于是就把发大水那年的事讲给儿子听。后来他说：
“儿子，你能不能把你妈请回来？”
儿子看看他，说：“我去试试吧。”
……前妻来到他的酒坊和猪场时，他已经开始生产了。他把基地安在了靠堤边的高台上，恐怕再来水淹。也是租的村里的仓库。有酒飘香。猪开始四处跑动了。他还在住院，没退床位；挂着，有时去开点药。差不多住了一年。断了六根肋骨的前妻是跟她弟弟一起来的，还有儿子和妹妹。拖来了一车高粱。
生活似乎又开始了。他给自己的舅子摆烟，端来新出的酒。舅子是个酒仙，鼻子红红的，在一个广告印刷公司搞办公室主任，专门陪客人喝酒的。他喝过之后闭了眼，然后看着刁有福，激动地对他说，好酒！46度，兼香型，“水牛哞哞”，好多年没喝了，你又把它给弄出来了？
是的，刁有福又把它给造出来了。舅子说，“水牛哞哞”死而复生，，反正早就没人要了，你去再申请注册，就是你的了。肯定受欢迎，我找人免费帮你设计包装……
哞啊——哞啊——
堤坡上，到处是哞哞欢叫的水牛，好像在替他未来的白酒作广告。
作者简介：
陈应松，男，祖籍江西，1956年生于湖北公安。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出版有长篇小说《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别让我感动》，小说集《陈应松作品精选》《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陈应松小说》《太平狗》等，以及随笔集《世纪末偷想》、诗集《梦游的歌手》等40余部，《陈应松文集》6卷。小说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大奖，第十二届《小说月报》百花奖，2006～2007年度《中篇小说选刊》奖，2004年《人民文学》奖，第二届梁斌文学奖，第一、二、三、四届湖北文学奖等。曾连续五年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十佳。中篇小说《像白云一样生活》改编成电影《复活的三叶虫》。现为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湖北省第十届政协委员。国家一级作家。
责任编辑 师力斌
“一个人”与体制的较量
陈应松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向我们揭示了当前乡村中出现的新经验，并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成就。我想，这首先得益于陈应松在家乡荆州一年的挂职生活，这让他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与理解当前社会的变化，并对各阶层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与心理有细致的把握，其次得益于他在艺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这让他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加以艺术化，从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一个人的遭遇》与肖洛霍夫的一篇名作同名，显示了陈应松的抱负，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两篇小说同样着重的是“一个人”，也即从“个人”或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展开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作为“解冻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反思了斯大林时期所造成的伤痕，从回顾历史中找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充满了沧桑之感。陈应松的《一个人的遭遇》所反思的，则是现实生活中的“伤痕”，小说写的是主人公刁有福上访的历程，通过他屡次上访所遭遇的事情，欺骗，诱惑，分化，劳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及其挣扎，小说涉及的一个尖锐问题就是信任问题，即底层人对基层政府能否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质疑，小说通过刁有福的“遭遇”及其心路历程的描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问题及其面临的困境。
小说中的刁有福，最初是因为家庭纠纷去派出所、法院、信访局告状，但是司法机关的推诿与冷漠伤透了他的心，“这不仅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且是一个冷漠的利益集团。走到哪儿都是一张冷脸，你说老百姓心气能顺吗？”家庭纠纷没有解决，但在与信访局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他作为“水牛哞哞酒厂的正式职工”，在厂子“改制”后，按政策应该得到安置，但是“下面没有执行”。于是他和其他下岗职工联系，并被推举为职工代表，开始上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遭遇了种种挫折，但他一直不屈，直到被以“妨碍公务罪”判刑两年半。他出狱后，当时拥护他的下岗职工也疏远了他，他继续上访，但被他们市驻京办的人殴打，虽然信访局治好了他的伤，但他自己也绝望了，只好回到村里“贷款”养猪搞酒坊，彻底放弃了上访的念头。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与一个体制的较量，安置下岗职工本来是国家政策，但基层政府不执行，并想尽种种办法阻止刁有福等人的上访。刁有福的上访是有理有据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实现，他倔强地一次次走上上访之路，是因为相信他们的问题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得到解决，但是现实给予他的却是一次次失望，直到他最后彻底放弃了上访的念头。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也是他对“上访”，对能够得到公平对待逐渐失望的一个过程，是质疑与不信任情绪逐渐弥漫的一种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意味着他对政府、司法、信访等部门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甚至是处于对立乃至对抗的位置。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这种信任，或许并不可怕，但刁有福所代表的是几百下岗工人，与他们相比，刁有福或许是最顽强地相信可以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所以他的失望与不信任，也代表着这些下岗工人的不信任情绪。如果仅仅是这些工人失望，或许也并不可怕，但如果我们联系到近年来不少突发事件的发生，就可以知道，这种不信任情绪是我们当前社会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一。我们只有正面应对这一危机，重新建立起民众与政府的互信机制，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才有可能建设成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一个人的遭遇》通过对刁有福上访历程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情绪是如何酿成的，让我们反思社会结构中所存在的隔阂与障碍。小说直面当前社会中的重大问题，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具体入微地展现了他在这一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屈辱直至最后的刑罚，让人看到“一个人”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是多么无力。而他最后的放弃，既是对现状的一种无奈认同，同时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在艺术上，小说平实自然，与陈应松“神农架系列”的瑰丽神秘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小说也不注重故事，而注重对人物命运的把握，在具体生活场景的写实中，展现了社会中少为人知的一个侧面。
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一个作家只有置身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才能发现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与新经验，才能不断地有自己新的观察、思考，并进而将之艺术化，写成文学作品。这就需要一个作家与社会变化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的不少作家那里，或者是关在书斋里“两耳不闻天下事”，沉浸在虚幻的想象中，与中国的社会现实颇为隔膜。或者是问题意识较为陈旧，仍然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思维模式之中，对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缺乏了解与认识，因而只能写出在思想意识上较为陈旧或僵化的作品。而陈应松与这两类作家不同，他始终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观察着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并以文学的方式作出自己的思考与回应。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曾先后到神农架、荆州两地挂职去体验生活。“体验生活”，作为作家与社会联系的一种方式，可以让作家走出个人生活的范围，深入到不同阶层尤其是底层生活的内部，对社会的变动及其在不同阶层心灵上所引起的波折，有一个更加具体、生动、形象的理解与把握，有助于作家观察与理解社会的整体，也有助于他们写出更加生动形象的作品。
“体验生活”是重要的，但仅有生活也是不够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否在生活中发现新的经验与新的问题，能否将这些加以艺术化，则是同样或者更加重要的。在艺术上，陈应松的艺术表现方式颇为丰富，小说的艺术风格也有较大的差异，这可以使他根据不同题材的需要，以适合的方式加以表达。而在这样的差异中也有相对的统一，那就是陈应松始终关注社会现实的变化及其对底层民众的影响，他的小说虽然具体的题材不同，但都从不同方向指向这一核心问题，并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陈应松努力的方向在于两个方面：在深入生活中发现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关注底层民众的命运与心灵；在艺术上不断探索，执着追求，不断开拓新的可能性。我想，这是陈应松的小说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也是他的创作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责任编辑 师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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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电影...李亚
放映员·电影场
从前，我们亳州市还叫亳县，我们淝河镇还叫淝河公社。公社里有个电影队，电影队有两个放映员，一个叫张杰出，一个叫曹如意，两个人都是二十三四岁。张杰出是公社文化站站长的儿子，曹如意是公社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张杰出留了两撇浓黑浓黑的小胡子，手脖子上一块闪银光的手表，惹人眼光的是他的表带子，我们所见不多的手表都是铁皮链子，他的是黑色牛皮的。白手脖子黑表带，一看就让人很神往。因此，张杰出可以坐在人当场里放电影。曹如意不仅脸黑，而且身材也墩墩实实的，看样子有把力气，平时在打麦场里放电影，他都是蹲在场边照看发电机，好几回我从电影场里出来撒尿，还以为是个石磙在那儿呢。那时候条件还比较落后，放映机和发电机还有大喇叭、银幕等一些放映器材，都放在一辆架子车上，通常都由曹如意拉着，张杰出则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跟在后边，两人就这样意气风发地排村放电影。
那时候，张杰出和曹如意很有名，比公社书记杨大头还受群众欢迎，而且还是全公社大姑娘的偶像，她们常常把张、曹当做理想的对象，老是说：“就是找不到张态出那样的，找个曹如意那样的也算烧高香了。”
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鸟孩子都是电影迷，对张杰出和曹如意的崇拜更是没法形容。每天下午，只要在乡村公路上看见他们的影子，不管距离多远，我们都会一阵风似的飞跑过去，簇拥着他们，问在哪庄放电影，放什么电影。曹如意每次都会笑嘻嘻地告诉我们，张杰出则探着头坏笑着问我们：“你们谁姐姐长得漂亮?”我们这些乡村鸟孩子虽然都是吃红芋片儿面长大的，肉体比较粗鄙，但脑瓜儿还是挺机灵的，基本上能听出张杰出说的不是好话。于是，我们就停下步子，等他们走远了，我们就一起狂呼乱喊：“张杰出，张杰出，你姐是头老母猪!老公猪爬上母猪背，一弓腰弄出一窝小白猪!”这时，张杰出就会恼羞成怒地掉转自行车，骂咧咧地一口气追到我们村头。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那时候在乡村放一场电影，怎么能搞得那么隆重，那紧张而热烈的劲头儿，比嫁闺女娶媳妇还厉害。公社一旦通知今天在哪个大队放电影，这个大队的几个头儿整整一天都会忙得脚板儿打屁股，又是安排赶集买酒割肉，又是吩咐捕鱼宰鸡，还要找个在方圆十里名声响当当的厨子，还得通知那几个在全大队出了名能喝会劝的酒囊饭袋作好准备，晚上好好伺候张杰出和曹如意。几个大队干部扯着嗓子咋咋呼呼，走马灯一样团团乱转，好像要招待老天爷一样。其实，张杰出和曹如意都不大喝酒，多数情况下都是一吃完饭就直奔电影场开始放电影，一大半酒肉都让那几个能喝会劝的吃了喝了，然后醉意十足高高兴兴地到电影场看电影。
一般情况下，张杰出和曹如意都是在夕阳西下时到达要放电影的村庄。他们到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选场地。因为放一场电影是件不得了的大事，三村五里甚至十里八里的人都来看，所以场地一定要宽敞，热天多在打麦场，冷天多在村当街。不管选在哪儿，都要埋两根柱子拉银幕，绑喇叭，扯电线，发动发电机，调试放映机。当然，这些活儿除了调试放映机之外，大都不需要张杰出亲自出马。曹如意摆弄发电机时，大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们这些鸟孩子根本挤不进去，所以，我们都是跟在张杰出的屁股后边，看他神气活现地指挥几个甘心情愿的年轻猴埋柱子。爬柱子拴喇叭这项任务属于我们这些鸟孩子，竞争很激烈，常常由张杰出决定竞争方式，那就是摔跤，我们这些鸟孩子摔跤没有什么规矩，一般就是连踢带打，直把对方打哭为止，张杰出才会把爬柱子拴喇叭的光荣任务交给胜利者。不过这项任务十分艰巨，而且不乏凶险，因为张杰出总是先把话筒线插好后才让你爬柱子，等你把十几斤重的喇叭吃力地提上去，费尽心血地拴好之后，你正抚摸着喇叭高兴呢，张杰出就会握着话筒猛地大喊一声：“有没有声音!”这声喊叫真够缺德的。有一次我经过一场血战抢到这个任务，被张杰出一声喊叫震得耳鸣好几天。
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张杰出和曹如意就会去大队干部家吃饭了，而我们这些鸟孩子则开始在银幕前的空地上划分地片，为自己家人占位子，常常为此打得头破血流，有时候还会因此引起大人们的争吵。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得很。不过，当电影开始以后，所有的争执都烟消云散，大人孩子仍然亲密无间地挤在一起，观看银幕上画面斑驳，人影晃动，当片名一出，还会异口同声地抱怨：“靠他娘，又是《地道战》!”
一点没错，那时候我们这帮鸟孩子晚上一跑就是八九里十几里，看的都是看过无数遍的老电影。有时候明知是看过的电影，但还是要跑十多里路去凑那份热闹。现在回想一下，那么多年看的电影总共加起来不会超过三十部，而且每一部都看了无数次。那些电影现在想来虽然还有些意思，但是每一次看电影时发生的故事却更有意思，这些我可以在后边慢慢说，眼下我先说说张杰出和曹如意后来的事。
张杰出后来比较惨。那次在杨集小学操场上放电影，放两部片子，一部是《奇袭白虎团》，一部是《三笑》，先放的是《奇袭白虎团》。张杰出凭借自己过硬的技术，把两盘片子接到一起，挂上放映机开始放映之后，他就不见了。没想到，《奇袭白虎团》的胶片老化了，接在一起的两盘片子放到一多半时突然断了，人们大声疾呼，到处找张杰出，最后在小学里一个教音乐的女老师办公室里找到了他。这个相貌堂堂的家伙被抓了个现行，当时社会环境哪里容得了这事，几个热血青年当场暴打他一顿，还专朝他裤裆里踢。后来，张杰出被判了六年。两年前我回老家，还见过他一次，在街上摆个鞋摊，在那儿给人家擦皮鞋，虽然不像当初放电影时那样意气风发，但仍然打扮得油头粉面，叼着一根过滤嘴香烟，龇着一嘴白牙给人说笑。
有意思的是，张杰出的鞋摊右边就是曹如意的小卖部。
说起来，曹如意当年还红火一阵子。张杰出被判刑之后，新放映员没来之前，曹如意又放电影又管发电机，两头忙。有一次发电机突然起火了，多少人都跑得远远的，曹如意一下就扑了上去，连胸脯带脖子被烧得剥皮兔子似的，最后县里还号召全县人民向曹如意学习。再后来，公社改成了乡政府，乡政府又改成了镇政府，农村经济情况有了改善，电视机普及了，电影不再稀罕，曹如意就失业了。正好他爹的供销社也取消了，于是，父子俩一合计，干脆长袍改小袄，在街上开了个小卖部。我那年回家，还特意在他那买了一条烟，不过他压根儿就不认得我，坐在柜台里边，大热的天穿一件高领无袖衫。
看到少年时代的这两个偶像如今这副样子，再想想当初我们无数次在公路上追赶他们的种种往事，我心里还有点不是滋味。但张杰出和曹如意他们的表情却十分安然，我在那儿站了半天，也没发现他们谁看谁一眼，谁给谁说一句话，那情景仿佛他们从来就不认识，仿佛从来就没有一起拉着电影机神气活现地下乡放电影。也许他们把那些往事都当成自己放映过的电影，再也没有兴味去观看一遍罢了。
朝阳沟·王桥集
我们这帮鸟孩子，都是有热茶不喝专喝凉水的货，而且都拜过锤匠，学过几套拳脚。我们那儿把拳师称为锤匠，如果是个老拳师，我们就叫他白了毛的老锤匠。比如我拜的那个老锤匠，都快八十岁了，基本上可以称为快伸腿儿的老锤匠。论说这么大岁数收我这么一个关门弟子，他开始应当教些武德什么的，但是他上来就说，练武学拳就是为了打架，要打赢架，得记住三点，一是打眼，二是打胆，三是打胶连。前边两点说的是眼光儿和胆量儿，这三打胶连外人不大懂，按照我师父的说法，就是一个快字，要是打起来，你的拳脚要不离敌手之身，好似橡胶粘连在他身上。
我们这帮鸟孩子，最捣蛋的都有个专供大人们骂的外号：歪头世界，地老鼠小江，花狗腚文启，狗腿子文化，傻兔子墙根，胡汉三小拐，猪头小队长小蹦，黑驴圣文兵，等等。交代一下，我们李庄的人虽然粗俗，但有些糙字眼还是不屑出口的，比如驴和狗的雄性生殖器之类的，我们称为驴圣狗圣。后来我在北京一所艺术学院读艺术史时，才知道古人早就将其称之为圣了，并且将其画在墙上，或做成陶器玉器之类，以代表人类进化的图腾或象征。当年读这些时，我就觉得我们李庄的人还是蛮有学问蛮古典的。除此之外，我们李庄的人说话还有许多规矩，比如，把未成年的男孩叫做鸟孩子，把男青年叫做年轻猴。经过很长时间我才明白，由鸟变成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这帮鸟孩子叫我狗头军师，大人们也这么尊称我。也就是说，不管谁干了坏事，也不管我在不在场，但追究起来，归根到底总是我出的坏主意。那时候，我们李庄的人很少吃过白面蒸馍，整天吃些杂面饼子抹酱豆辣椒，长出的脑子非常固执，人们坚决地认为，不是我还有谁能想出这么个孬种点子。
这段话先撂这儿，等你看完了我讲的看电影的故事以后，你就会明白我一上来就说这么一段话不是白说的。
我们这帮鸟孩子都是电影迷。可以说，那时候在我们那一带，每个村庄都有一群像我们这样的电影迷。只要听说哪庄有电影，太阳一偏西，我们就带上一块凉馍开始出发，有时候一跑就是十几里路，到了地方太阳还有一树梢高，电影队还没有来呢，我们就坐在人家村头等着，一边吃凉馍一边猜测今天会放什么电影。
我们这些电影迷有时候还会被大人们戏耍一番。我们村的生产队队长叫李忠厚，是个复员军人，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整天嘴里没一句实话，屁眼里夹不住一粒秕芝麻，动不动就给人讲他在朝鲜和美国鬼子如何拼刺刀，一看电影《上甘岭》，他就指着银幕上行军的志愿军队伍大叫：“看，快看!那个扛机枪的就是我!”我们李庄没有一个人信他，大人们叫他“瞎话篓子”，小孩子叫他“烂腚眼子”。这个人经常在中午饭场里散布谣言，动不动就说哪庄有电影，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你不信。我们这些电影迷经常上他的当，等我们来回跑上十几里路找他质问时，他就会笑眯眯地挠着头，一本正经地说：“我上午赶集碰到他庄的大队会计，又买肉又买酒的，说是招待张杰出和曹如意，还对我说今晚放的是打仗的片子，名字就叫《战斗英雄白跑路》!”于是，周围的大人们一阵哄堂大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大人见了我们，就要请我们看《战斗英雄白跑路》。
我们最喜欢看打仗的片子，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战上海》《铁道游击队》《三进山城》《渡江侦察记》《英雄虎胆》《打击侵略者》《黄桥作战》《延河战火》《董存瑞》等等，反正只要是打仗的，我们就高高兴兴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看。我们最不喜欢看唱戏的片子，什么《花木兰》《天仙配》《女驸马》《花枪缘》《李二嫂改嫁》《朝阳沟》《穆桂英挂帅》《梁山伯与祝英台》《抬花轿》《白奶奶醉酒》等等，我们一看就烦恼，就起哄，就挤出电影场后朝里边扔砖头瓦块。每当这时，大人们都恨不得把我们摁到尿罐里溺死方能解恨，因为大人们很喜欢看唱戏的片子。
其实，那时候我们那儿放的唱戏的片子也就上边说的那么些，其中最让大人们喜欢的当属《朝阳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几年，这部片子我看了有一百遍，大人们看了二百遍都不止。在我们李庄，大人小孩没有不会哼几句《朝阳沟》的，尤其是头天晚上刚看过，第二天一见面，迎头就是一顿吼。见面就唱的多数都是浪娘们儿和年轻猴，唱的大都是银环的娘出场那一出。那一出戏还真好，银环的娘一出场的那走相，那眉目，就是一场暴笑。我们村里的几个浪娘们儿，就数文启他娘柴秀荣学得最像，不管在田间地头，还是在村头巷口，只要她一发浪，就要学银环的娘扭上几圈唱上一段。男爷们儿里爱唱的不多，唱得好的是小江他爷，六十多岁的人了，头长得像块砖头一样方方正正，整天刮得明晃晃的，村里大人小孩都叫他“四棱子电灯泡”。只要一看见柴秀荣在那儿扭，这老头儿就把烟袋往腰里一别，模仿栓保教银环锄地，一弓腿拉个架势，高腔大喉咙地喊叫：“花狗腚他娘，来来来，我教你锄地呀!”一边说，一边动作，一边唱：“你前腿弓，你后腿蹬，一下，两下，我日，你把被子蹬了个大窟窿!”
当然，也不是哪个村放电影都要放《朝阳沟》，但只要王桥集放电影，基本上都要放这部电影。王桥集离我们村只有三里路，因为是个逢双的集，大队部又在集上，比较热闹，因此王桥大队每次放电影都在王桥集放。王桥集一放电影，我们村基本上是倾巢出动，比白天赶集的人还多。
有一次，一看又是《朝阳沟》，我们这帮爱看打仗片子的鸟孩子就鬼鬼祟祟地出来，准备朝人群里扔砖头。没想到，一个年轻猴拿着半截棍朝我们冲过来，破口大骂，抡棍就打，当即就把小蹦头上打了个窟窿，血流满面。我们也是在电影场里打惯了的，哪里肯善罢甘休，顿时一声呼喊，扑上去抱住了那个小伙子。几个人的太平拳还没抡开呢，就有人把我们拉开了。这时我们才知道打人的年轻猴叫平均，有点神经病。他爹叫李风勇，在王桥大队代销店卖货的，我们都认识他。这场架算是没打起来，不过我们最后还是知道了平均打我们的原因，也知道了王桥集只要放电影就得放《朝阳沟》的缘故。
得先说李风勇，矮矮胖胖，长得好像个菜墩子，人很老实，因为在代销店卖东西，手里有几个钱，娶个媳妇很漂亮，高高大大白白胖胖，诨号“俄罗斯母马”，闻名于方圆五里。不知谁的原因，两口子一直没生孩子，后来抱养了一个，就是这个拿半截棍打我们的年轻猴平均。
平均上学很厉害，拿我们那儿的话说，念书就像喝书似的。后来平均成了我们全公社第一个考上双沟高中的孩子，当时风传几十里，大人们都把平均当做教育自己孩子的楷模。平均上高中时，我们这帮鸟孩子还小，据我们村和平均一般大的年轻猴说，平均上高中时很神秘，也很高傲，星期天他从双沟高中回家，路过我们村西头的公路，骑着“飞鸽”牌自行车，穿着白球鞋，胳膊上带一块闪闪发光的“上海”牌手表，风驰电掣，一晃而过。我们村的那些年轻猴爱滋事，经常在公路上拦截骑自行车的陌生人，但没人敢拦截平均，他们总是敬畏地站在路边，看着平均骑着自行车飒然而过，因为大人们都说平均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毕业后就在我们县当县长。
不过，后来平均不仅没考上大学，而且连高中也没上完，因为他在学校里和双沟区宣传部长的闺女谈上了恋爱。我们那儿把谈恋爱叫做拍屁股，也就是说，平均和区宣传部长的闺女拍上了屁股。那闺女小名叫金枝，我们李庄有些人见过，星期天时她坐在平均的自行车后边，朝王桥集飞去。平均和金枝拍屁股那会儿，《朝阳沟》在我们那儿正风靡一时。据说，他们还在王桥集东头的水闸上对唱过栓保和银环的唱腔，金枝还把唱词改了，说什么要在王桥集扎根干他一百年。
当然，这事儿最后黄汤了，金枝被她爹赶回城里去了，闪得平均也不上高中了，孤零零地回家害起了相思病，山盟海誓成了万把尖刀，最终把平均戳成了神经病。从此后，王桥集只要放电影，平均就要人家放《朝阳沟》，要不然他就上吊，弄得他爹李风勇没办法。那时候一场电影两部片子要收二十块钱，李风勇只好每次单掏十块钱，让人家给他家平均加上《朝阳沟》。
不过，后来《朝阳沟》的风头还是过去了。因为有了彩色的《花枪缘》《穆桂英挂帅》《白奶奶醉酒》《七品芝麻官》《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更好看的戏剧电影，大家都不再留恋《朝阳沟》了。但是，王桥集的平均还在怀念《朝阳沟》，他时常在逢集的日子里攀上高高的水闸，面对赶集的人们大唱栓保那段唱腔。人少时，他就坐在水闸上抽烟，看见来了一群赶集的，他就站起来，摆个姿势，高声开唱：
自从你写信要回家乡，俺全家都是为你忙。俺的爹他为你修房子，俺的娘她为你做衣裳。小妹妹听说你要回家去，她为你腾了一张床。你上午不来等上午，上午不来等后晌。今天等来明天盼，等你、盼你、想你念你，谁知道你的心比冰棍还凉!
赶集的人们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时候，平均的娘“俄罗斯母马”也在下边，手里端一碗水，拿几块饼干什么的，等平均一段唱完了，她就仰着脸叫：“我的个平均儿啦，你下来吧，喝口茶再上去唱吧!”
赶集的人群大笑一阵子。
这时，平均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段唱腔，高腔大喉咙，字正腔圆，声震屋瓦，让人听得耳朵里嗡嗡作响。
傻兔子·西瓜地里的枪声
在我们这帮鸟孩子电影迷中，就数傻兔子墙根看的电影最多。墙根比我们大两岁，个子却比我们高一头还多，在没加入我们团体之前，他一直跟着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猴玩。跟年轻猴在一起时，墙根基本上是个听差的角色，大孩子们想吃什么了，就往草沟里一躺下，嘴角朝他一努，墙根立刻心领神会，一溜烟地跑到西瓜地里抱回一个大西瓜来。后来他得罪了年轻猴里的头儿小攮子西娃，人家就不再要他了。
西娃在我们那一带有点小名声，经常穿一件蓝色运动服，袖子和裤腿上都有两条白道子，老是穿一双蓝色回力鞋，跟他舅学过几年武术，整天腰后边别一把半尺长的小攮子，把柄上扎着半柞长的一片红布在屁股上飘来飘去，就像红公鸡尾巴似的。有一次他跟人家打架，一攮子下去，把人家的胃都给划烂了，淌出来一把没消化的黄豆，撒了一地，吓得西娃跑到黑龙江一年多才敢回来。但他的名声从此传开了，好事的人还送他一个响当当的外号：“小攮子”。不管南集北街哪儿打架，人家都是提着酒肉来请他。
西娃也是个电影迷，墙根跟着他跑腿时多看了许多电影。和我们团体搭帮以后，墙根动不动就卖弄他看过而我们没有看过的一些电影，什么《保密局的枪声》《平原游击队》(彩色的)《从奴隶到将军》等等，还有外国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真是让我们羡慕得流口水。当然，这些电影都是墙根跟西娃跑到二十里以外的淝河集看的。
那时候，在我们这帮鸟孩子里边，谁要是看的电影比大家多，排队放屁都可以排在前边。尽管墙根比我们看的电影多，比我们大两岁，但他在我们的队伍里还是扮演听差的角色，因为不管什么事儿，他就会翻着两个大眼珠子冒呆气，就连队尾巴小江和小拐之流都敢变着法儿使唤他。特别是在电影场里，不管谁出去尿尿，都会大声吆喝地说：“傻兔子，给我看着地方，别叫外庄的人坐了!”要是和外庄的鸟孩子对了阵，任何一个小孩都会把小脑袋一摆：“傻兔子，把小攮子西娃教你的撩阴掌使出来，给我狠往裆里打!”
这时候，墙根装模作样地摆个架势，呀呀呀怪叫着冲向对方。通常情况下，墙根都能把对方打得哭爹喊娘，有很多时候也被人家打得哭爹喊娘。
总之，我们一旦和外庄的鸟孩子打起来，基本上都是墙根先动手。
记忆深刻的是那一年夏天，我们在曹大庄看电影时打了一仗。
那一年我们淝河公社刚刚变成淝河乡，包产到户的头一年，曹大庄有一个叫曹蝎子的人，他家十二亩地打了一万斤小麦，轰动全县，乡政府的大喇叭几乎天天广播这件事，弄得曹蝎子高兴得不知所措，就自己包了一场电影。
本来我们村离曹大庄有八九里路，在我们这些鸟孩子印象里算是很远的，但一听说曹大庄放电影，这八九里路就等于八九步路，抬腿就到。更重要的是那天曹大庄放的是我们盼望已久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保密局的枪声》，不管是谁来说破了天，我们也得去看这两部电影。
曹大庄要放这两部电影的消息就是墙根带回来的，他姥姥在那庄，他下午给他姥姥送豆种时，看见了张杰出和曹如意在那儿指挥人埋柱子。墙根说他在曹蝎子家亲眼看见片盒子上写的电影名字，“我还能不认识那几个字吗?”上了八年学才上四年级的墙根很自信地直拍胸脯。
于是，天一擦黑，我们一群鸟孩子就揣上凉馍夹酱豆出发了。
但是，那天放的不是我们盼望已久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保密局的枪声》，而是《南征北战》和《珊瑚岛上的死光》。
《南征北战》是我们看了无数遍的，而且分别扮演过其中的角色，歪头世界最爱扮演的是那个敌情报处长，文兵扮演李连长，我小时候脸蛋比较白，就扮演那个女游击队长，在我们村南地的高岗上演出过几十次了。
《珊瑚岛上的死光》我们都没看过，放映员特意介绍说是一部“几年前刚拍成不久”的反特故事片。反特故事片我们也看过不少，像《羊城暗哨》《国庆十点钟》《秘密图纸》《东港谍影》《熊迹》《地下尖兵》等等，我们都还喜欢看。但这部新拍成的反特故事片真让我们看得心烦意乱，难免吹几声口哨，说几句怪话。没想到曹大庄的鸟孩子不愿意了，骂骂咧咧的。奶奶的，敢把我们当省油灯!顿时一阵拳打脚踢，电影场里一阵骚乱，狼烟四起。曹大庄负责电影场秩序的几个民兵晃动着手电刚跑过来，我们赶紧冲出人群，一口气跑到村头的公路上。
消停下来之后，我们一边走一边骂墙根骗我们，弄得大家白打一场架，也没看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保密局的枪声》。墙根傻笑半天，一点也没有愧疚的意思。后来我们的头儿歪头世界生气了，破口大骂了他几句，他才灰溜溜地走在最后边，等大家轮流放屁滋他一下。
在这里得多提歪头世界几句。
世界比我和文兵大一岁半，嘴里镶一颗金牙，一说话或者一坏笑，满嘴闪金光。其实世界小时候头并不歪，而且还很漂亮，四岁那年害一场病，落下后遗症，硕大的脑袋就歪在右肩膀上，到死也没有再直起来。说白了，他就是个残疾人。但你还不能小看他，他那右肩膀上脑袋里一串歪主意，说不准他把哪个摘下来给你使上。东西两庄都知道歪头世界是个赖猫瘟，动不动就赖上你，讹上你，谁要是惹了他，他就扛着歪头，咧着金光闪闪的大嘴，往你家堂屋当门一躺，要吃要喝，还要屙你一屋子。我们这帮鸟孩子之所以把世界当头儿，就是看中他这一手，因为不管惹了多大的事儿，只要往他身上一推，天大事儿也等于没事。
但是，那天从曹大庄看电影回来，我们惹的一件事，世界就是像以往那样乐意扛也扛不住。况且，他说死也不愿意扛这件事。
我说过，来看电影时我们吃的是凉馍夹酱豆，酱豆多咸呀，简直能齁死人，加上又打了一架，还疯跑了好远，身上出了不少汗，当时渴得马尿都能喝。所以，当我们走到周庄南地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步子：面前是一片西瓜地。
尽管近在咫尺，我们还是犹豫了好大一会儿。因为这片西瓜是周登科种的。周登科三十多岁，还是个单身汉，在生产队干活时权齿子把左眼珠子戳淌了，前后村都叫他瞎登科。周庄和我们李庄是前后村，地头搭地头，所以瞎登科这片西瓜就等于是给我们种的，我们动不动就来弄两个西瓜吃。一开始我们只知道西瓜很甜，后来我们才知道瞎登科也很厉害。有一天，我们几个趁中午吃饭时来摘西瓜，被全部逮住了，别看瞎登科一只眼，但他脚大腿长，跑起来比野驴还快，抓小鸡一样把我们几个拎到西瓜地中央。那儿有一口浇西瓜的机井，井台旁边是他晚上睡觉看西瓜的网床。瞎登科叫我们在床帮靠成一排，脱下臭鞋，用鞋底轮番把我们的嘴打得肿多高，最后还摘个大西瓜摔烂，尿上一泡尿，让我们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