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官城历史上的第一个抽水马桶，是小顺家安装的。为了他爷爷袁青山再从台湾回来的时候能住在家里，小顺就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在父亲袁大头给他盖的新房子里砌了个卫生间，在里头安装了一个抽水马桶，只是水箱里冲厕的水，要等用的时候拿水桶往里现灌。
小顺的爷爷袁青山是在尚进东办果仁厂的那年春末，杏花桃花都败了之后，第一次从台湾回到锦官城。小顺的爷爷回来之前，先是从台湾写了信来，告诉家里人他回来的日子，然后就是市台胞接待站里下来了一拨人，到小顺的家里考察小顺家里的生活状况。市里下来的人开着吉普车，先是到了乡里，最后才到了小顺家。
小顺的爹袁大头去市里的台胞接待站开过两次会，认识那里的几个人，现在看见他们开着吉普车来了，就知道他们一准是为了他爹来的。他先是搓着手在院子里站了一阵子，看着那些人亲热地拉着他母亲的手问长问短，然后他就折身出了大门，跑到村里的小卖部里买茶叶。锦官城人大都没有喝茶叶的习惯，家里也没有储存茶叶的，他们认为喝茶叶是那些在机关里上班的人家才有的做派，比如老邮差家和小顺家。平常人家吃盐都紧巴，哪里有闲钱去买茶叶。再说了，水里泡了香喷喷的茶叶，人肯定会多喝一碗水，开水可是用柴火烧开的，不是烧手指头就能烧开的。
买了茶叶出来，袁大头一眼看见了在街口上溜溜达达闲逛的大材，就吆喝着说你还不赶紧家去，叫你媳妇来帮忙烧茶，这几天你爷爷就要回来了，市里现在都来人了。
大材不以为然地说：“我爷爷回来还能惊动着市里的人?我爷爷又不是国民党的大官。”
袁大头不满地瞪了大材一眼，才说：“你以为呢。你爷爷不是国民党的大官，现在也还是代表着国民党那边的人。他从台湾回来，肯定还得受保护。”
大材哼哼地笑了起来，说：“我爷爷是锦官城的人，回到锦官城来，谁还会害他不成，哪里就用得着保护了。”
袁大头虎着脸说：“你懂什么，这里面也有政治。你爷爷过去是锦官城的人，但现在不能算锦官城的人了。他从台湾回来，名义上就是台湾人。”
好好好，大材说，你说他是哪里人，他就是哪里人，不管他是哪里人，他都先是我爷爷。然后转身回家叫潘红莲烧水去了。
袁大头手里托着一包茉莉花的茶叶末子，远远地看见门口的吉普车和那块圆石头，他就蹲到一棵榆树底下去了。他爹走了之后，他娘天天就坐在门口的那块圆石头上，看着远处的路发呆，现在那块石头都被他娘身上的衣裳磨得照人影了，他这个爹才要从台湾回来。这些天，他娘手里攥着他爹说要回来的那封信，已经多少日子不睡觉了，那只当年没哭瞎的眼里，天天泪包着泪。他一看见他娘眼里的泪，心里就会想着大门口上那块烈属的铁牌牌发愣。
小顺的爷爷第一次回来，并没有住在锦官城的家里，而是白天在锦官城的家里和家里人说话，夜里就和小顺的奶奶被台胞接待站的人用车接回去。住在城里的宾馆。台胞接待站里的人说小顺家里的卫生条件不行，怕袁老先生夜里起夜不方便。
小顺不明白什么意思，就偷偷地过去问他奶奶，他奶奶悄声地说：“你爷爷在台湾用坐着的抽水马桶用惯了，在咱们这里蹲茅坑蹲不住了。”
小顺说：“那还不好弄，等我爷爷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保证让他在家里用上抽水马桶。就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抽水马桶是个什么样子。”
小顺的奶奶喜悦地说：“人家晚上再来车接你爷爷去城里睡觉的时候，你跟着你爷爷去，到那里看过不就知道了。”
小顺笑嘻嘻地摇着头说：“我才不能去呢，您都五十年没见着俺爷爷了，俺爹说得让您和俺爷爷仔细地说话。”
奶奶说：“顺子你还小，大人的事还不懂。爷爷奶奶是几十年不见了，但见了面就等于把话说完了。你爷爷老了，比我想象的还老，他在台湾一辈子没个人照顾，日夜地想锦官城，比起奶奶来，可是苦多了。奶奶身后头不光有你爹，有你们，还有咱们锦官城。”
小顺在一边看着他爷爷，不明白锦官城有什么好想的。
老邮差摸过的第一封美国来信，就是小顺的爷爷从台湾写来的。
小顺的爷爷从台湾写了信，让人捎到美国，从美国辗转寄到了锦官城，锦官城的人这才知道，小顺的爷爷和尚一梁原来都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他们并没有战死在沙场上，当然也就谈不上是什么革命烈士了。二先生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一直用手指弹着他的黑色毡帽子，说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历史一开玩笑，就能笑断多少人的肚肠子。全国人民都认为他们两个死在了打鬼子打国民党的战场上，他们家里人也都披麻戴孝地给他们办了丧事，埋了衣冠坟，国家还给他们发了革命烈士的证书和光荣牌子，闪闪亮亮地钉在他们家的门框上，一钉就钉了几十年，让他们家享受着军烈属的待遇，谁知道他们竟然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还在那里好好地活着。
尚宗仁把这封美国来信送到袁大头家的时候，袁大头一家人都到地里干活去了，只有袁大头的娘浑浊着眼神坐在门口的石头上，一头白发在
秋风里飘着，像一小片茅草在头顶上倒伏着。尚宗仁从绿色的自行车上跳下来，扎好车子，手里拿着信走到她跟前，问她还有谁在家里。
“有一封从美国来的信，是寄给你的，把他们叫出来给你念念。”尚宗仁晃着手里的信。
袁大头的娘往前探了探头，瞅着尚宗仁手里的信，瞅了半天，又扬起脸来看着尚宗仁，疑惑着问：“你说信是从哪里来的，美国?咱和美国人不认不识的，谁会写信来。当年美国人没有来锦官城的，来的都是日本人。三九年日本人一到锦官城，就忙着抓人修围子，还杀过好几个人示威。大头他爹和你大爷都是那时候被抓到围子里去的．在那里给他们挑水，劈柴。后来八路偷袭了围子，听说他们跟着走了，一走就没了踪影，末了挣块铁牌牌回来，钉在门框上，连把骨头都没见着。美国人没有来过锦官城的，他们都在城里，盖了教堂，在里头传教。你爹到城里去买货，回来说日本人屠城的时候，不信教的人也都往教堂里躲，街上都传言，说日本人怕美国人，他们不敢跑进美国人盖的教堂里去杀人。”
尚宗仁拿着信，说信上明明就是写着寄给您的，锦官城还有谁是袁高氏，不就您吗?锦官城就你们一户姓袁的人家。
袁大头的娘把信接过去，摸了摸，又递给尚宗仁，说：“他们都种麦子去了。要是没弄岔的话，你就给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写来的，省得我心里纳闷。”
拆开信，尚宗仁看着上头的毛笔字，刚念了个开头，袁大头的娘就急急地把信要了过去。她把信兜在衣襟里，颤抖着伸出另一只手，枯树枝子一样的手指来回地在信纸上蹭着，反反复复地摸着上面的字，好像那些字里藏着谁的一张脸。
尚宗仁看着她摸了半天，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摸完了，叹了一口气，又把信递给了尚宗仁，说你念念下头说的什么。
念完信上写的字，尚宗仁的手也抖了。信是小顺的爷爷袁青山从台湾写回来的。他还在信上说，村里的尚一梁也在台湾，当年国民党撤出大陆时，他们被迫跟着队伍一块到了台湾。没想到去了就回不来了。
袁大头的娘听尚宗仁念完信，先是木头似的坐了半天，然后就放开嗓子，拖着长腔哭了起来。她哭的声音像狼嗥一样飘在了锦官城的上空。听得锦官城人浑身发冷，身上就像三九天被谁泼了一身的冰水。
尚宗仁手里握着信，也蹲在一边抱着头流泪。他想起他奶奶临死的时候，人躺在龙床子上好九天了，就是不咽气，手里一直紧紧地攥着半截子麻线不撒手。从尚一梁的烈士光荣牌钉在大门口后，她手里就一天也没断过麻线，逢人就念叨那个耳朵被她穿了麻线的儿子。她躺在那里不咽气，家里人知道她什么意思，都围着她说：人都没了多少年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您别再念叨他了，安心地走吧。但她圆睁着眼睛，就是不闭。到死也没闭上。
小顺放学回来的时候，他奶奶还坐在门口的石头上号哭，嗓子都哑了，一圈子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她，七嘴八舌地劝，但谁劝也劝不住她的哭声。小顺从人圈子外头挤进去，看看他奶奶。又瞅瞅木木地待在一边的袁大头，问：“我奶奶哭什么，谁惹着她了?”
袁大头说：“你爷爷。”
小顺说：“我爷爷都死几辈子了，怎么还会来惹我奶奶。真是怪事。”
袁大头一巴掌打在了小顺的头上，叫小顺滚一边去。“乌鸦嘴，没看你奶奶哭。”他骂着。
头上无缘无故地就挨了一巴掌，小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他又没说错什么。小顺红着脸瞄瞄众人，发现一圈人都在那里严肃地看着他。
二先生手里拿着毡帽子，威严地说：“小顺，以后可不能说你爷爷不在了，你爷爷还好好地在台湾活着呢，今天刚从美国来了信。你奶奶是看见你爷爷写来的信，才哭的。”
又是台湾又是美国的，把小顺都弄糊涂了。小顺说：“台湾，那不是蒋介石待的地方吗?我爷爷怎么会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肯定是什么人在胡编乱造!门口那个光荣牌不是说我爷爷是打鬼子的烈士吗，年年过年，村里都敲锣打鼓地来给贴对联，还能假了?”
袁大头抹了一把泪，把手里的信往小顺的手里一塞，说：“上一边放屁去。你睁大眼睛看看你爷爷从台湾写来的信。”
“也可能是寄岔了。”小顺执拗地说，“信不是从美国来的吗?我们在地理课上学过，地球是一个圆的球体，美国在地球的西面，中国在地球的东面，中间那么远的路，还隔着一个太平洋，尚连民的爷爷又不认识英语，你们想想，有没有弄错的可能?我爷爷要是没死，真在台湾，都去了几十年了，他怎么到现在才写信来。”
袁大头白了一眼小顺，怒气冲冲地说道：“你知道个屁，快家去给你奶奶倒碗水去。”
二先生看着袁大头说：“快扶了你娘家去吧。这是好事，快回去想想，抓紧给你爹回封信去，他在台湾这些年，日子也不见得好过。咱们这边以为他没了，心里还能把他忘了，他在那里，想回又回不来，心里还不天天叫灯头子火燎着一样，想家，想咱锦官城。唉，都是世道赶的。那样的乱世里，打完仗，人不回来，就等于没了，出什么蹊跷事都不足为奇。”
小顺的爷爷在第一封来信里，并没说尚一梁已经死了，只说当年和他一起从围子里跟着八路队伍走的尚一梁，也和他一起去了台湾。
几年后，小顺的爷爷从台湾回到锦官城来探亲，尚家人才知道，尚一梁到了台湾没几年，就在那里病死了。小顺的爷爷一直不敢在信里说他死了，就故意说和他失去了联系。
鬼子来到锦官城后，尚一梁仍然天天去赌博。他爹尚大贵给他养的女儿柳叶死了，他爹尚大贵也坐在他家那三亩豆子地头上死了，但他爹为了贪图几亩好地钱，给他娶回来的那个痨病女人，却还半死不活地活着。尚大贵死后，尚一梁索性更放开了手脚，不到一年的工夫，就把家里的地赌掉了一半。他娘边榆叶觉得这个儿是彻底地没指望了，再让他这样赌下去，他爹置办的几十亩地，早晚会被他赌个精光，就把剩余的地都给了二梁和三梁。不给地，尚一梁照样从天明去赌到天黑，他拉着母亲穿在他耳朵上的那根麻线绳，眼睛盯着母亲，声音平静地说：“什么时候这根麻绳上长了草，我就什么时候不赌了，你慢慢熬着吧。”
尚一梁是在去赌博的路上，被两个日本兵抓去的。他拉着耳朵上那根麻线，声音平静地给母亲边榆叶下完最后的檄文，然后转过身，故作轻松地出了家门，往赌场走去。不用看，他就知道母亲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后背在怎么打哆嗦。走在路上，尚一梁看着路边的树，看着树上飘落下来的叶子，再摸摸耳朵上的麻线，想想母亲的狠毒，一时悲愤交加，觉得自己竟然活得不如一棵树，树还能在春天里自由地发芽冒叶，在风里随便地摇晃呢。想到这里，他眼里的泪就潸然而下了。十几年来，他横竖也没弄明白，在父母的眼里，儿子一辈子的生活，怎么就没有几亩地重要呢?所以每次往赌桌前一坐，他都会咬牙切齿地想，你们不是觉得地是命根子吗，那我就去挖断你们的命根子。
因为赌博，他母亲已经恶狠狠地在他的耳朵上反复穿了三次麻线了。
慢慢腾腾地走到半路上，尚一梁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想象着他母亲站在门前，被他气得打哆嗦的样子，心里不由得冷笑了一声，从心底里冒出了一股子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感。正悲壮着，他就看到了两个鬼子兵，平端着刺刀，赶着一群人朝他走过来。尚一梁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斜着身子朝路边靠了靠，想让他们过去。一群人走过他身边后，一个鬼子兵站了下来，用刺刀指了指他，又指了指人群，然后朝人群扬了扬下巴，意思是让他也跟着走。尚一梁看看日本人手里的刺刀，刺刀刃在太阳底下放着锃亮的光，亮光刺激得他眼睛难受。他没反抗，就走进了人群里，问走在后边的袁青山：“这是干什么去?”
袁青山说：“日本人要修围子，挖壕沟。”
修了三个月的围子，挖了两个月的壕沟，袁青山和尚一梁都被鬼子留在了围子里，给鬼子挑水，劈柴，做饭。两年后，八路军要攻打围子，找到袁青山和尚一梁，想让他们在里面给八路军当探子弄情报。袁青山有点害怕，他看见过日本人杀人，一刺刀劈下去，枪子都不费一个。尚一梁摸摸耳朵上的麻线，想到他母亲的狠毒，他把水罐子往青石铺的井台上一蹾，说：“当就当，谁怕个狗日的，大不了掉个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