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娘这么说了，林振海还是隔三差五地送钱送物过去。过年过节的，林振海都要下山，去看望爹娘。爹娘把门窗关了，不见。他就跪在院子里，冲屋里的爹娘咣咣地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爹，娘，儿给你们拜年了。直磕得一头青包，才爬起身来，眼含热泪走了。
日本人终于把林振海的爹娘给带到了城里。千木大佐的条件只有一个，让他林振海下山，为皇军效力，好处大大的。
林振海并不想轻易就范，他想用交换人质的办法换回自己的爹娘。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带了二十几个精壮的兄弟，下山了。敌人早有防备，却还是丢了七八个士兵的性命，并被抓走了两个俘虏。
两个被俘的日本兵一连在山上绑了十几天。却不见日本人来交换，看来日本人为降他也是铁了心。想着在日本人手里受苦的爹娘，林振海死的心都有了。如果说自己的死能换回爹娘的自由，他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可日本人并不想让他死，而是要他为皇军效力。
他默默想了十几天后，终于作出决定：下山进城，换回爹娘。
决定作出后，他把几十个兄弟召集到了一起。把意思说明白了，然后就给弟兄们跪下，眼泪长流着说：弟兄们，想跟俺下山的就走；不想下山的，你们从今天起自由了。
当下，兄弟们也齐齐跪下了，一双双眼睛盯着林振海：老大，俺们的性命是你的，你走哪儿，俺们就跟到哪儿。
后来，除了有个别的人选择留在了山上，大部分人都跟着林振海下山了。
下了山的林振海就成了日本人的保安团长，并在这一绺土匪基础之上，他们又招兵买马，就有了一个三百多人的队伍。
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把林振海的爹娘放了，而是安排在了日本人的兵营里，派专人照顾。就是林振海去看望爹娘，也得经日本人的同意。看起来是衣食无忧，实际上是被软禁了起来。不大不小的独院，种满了花花草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有人伺候着，可二老过得并不舒心，整日里提心吊胆，愁眉不展。
林振海见到安然无恙的爹娘，心里踏实了许多。爹却留给他一个背，咬着牙道：不孝的东西，都是你惹的祸。
看着一边嘤嘤哭泣的娘，他又能解释什么呢?他知道自己被日本人给骗了，却也只能把苦水倒进肚子里。即使日本人真的把爹娘给放了，爹娘就能安全了吗?眼下，这是日本人的天下，爹娘无论躲在哪里都是不安全的。索性就让爹娘待在这里吧，除了心里苦一下，倒也不缺吃少喝的。隔三差五地还能见到爹娘，他心里也算是踏实了。这种日子只能是挨一天算一天吧。
以后有了县大队，日本人的日子又不得安宁了。日本人便开始围剿。围剿便围剿，他一点儿也不积极，日本人让保安团打头阵，那就打头阵；让压阵，他就压阵，反正到了山里，那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不能让弟兄们吃亏，吃亏的都是日本人，他也落得个逢场作戏的局面。
日本人终于在失败中长了见识，意识到在大山里还得要仰仗林中王。于是，这一次日本人让林振海排兵布阵，还下了死命令，如果仗打败了，他爹娘的日子就不用过了。
面对日本人的要挟，他只能无奈地指挥起了这一次的围剿行动。因为对于山里地形的熟稔，轻而易举地就有了这一场日本人的胜利、县大队的惨败。
锄奸队
日本人是狼，林振海便是豺了。要打狼，必先锄掉豺。县委和县大队同时意识到了眼前的局面。
日本人已经有了许多次的围剿行动，他们把县委和县大队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这钉和刺一日不拔，就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更大的野心便无法实现。
日本人在城里建立据点是有一番野心的，他们要先城市后乡村地占领整个中国，确切地说，是征服中国。如此，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就与县委和县大队的任务有了矛盾。
县委接到延安的指示，深入敌后，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同时扩大根据地，消耗敌人。只有拖住城里的鬼子，拔掉城里的据点，才能将根据地连成一片，最终向敌人发动真正的反击。
于是，你死我活的两拨人马，就在交手中斗智斗勇了。
眼前的形势是林振海这个豺在帮着日本人死咬县大队，一次扫荡就让县大队死伤近百人，这对于县大队来说，还从来没有过如此惨重的损失。
敌人收兵了，县大队拖着疲惫的身体，摇摇晃晃地从山里走出来。此时的县大队和县委怀着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的心情，仗打败了，以前虎虎有生的一溜队伍，一个月后就短了许多。再见乡亲们时，他们脸红心慌。开进山前，乡亲们倾尽所有，拿出家里仅有的嚼咕，塞到县大队战士的手里，千叮咛万嘱咐：拿上吧，孩子，吃了好多杀几个鬼子。
乡亲们有千万条理由相信，县大队是不可战胜的，小鬼子们表面张狂，其实没啥，他们是打不过县大队的。
仅仅一个月，日本人和保安团班师回到城里．县大队也灰溜溜地从山里出来了。
走在队前的三中队队长李彪脸上火辣辣的。胡小月在他身旁一耸一耸地走着，他也像没有看见一样，脸上一会儿热、一会儿凉的。
马上就要到白家庄了。
白家庄是县委和县大队的主要根据地，这里的群众工作开展得很好，各级组织建立得也最完善。这次反围剿失利以后，县委决定，把队伍拉到群众工作做得最好的自家庄进行休整。
还没有到村口，就看见妇救会主任白冬菊领着几个妇女，抬着水桶，拿着碗，已经等在那里多时了。
三中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白冬菊一眼就看见了三中队，确切地说，她是看见了队伍中的李彪。
李彪腰间的驳壳枪上的那块红绸子还是她给系上的，此时，那块红绸已经不如以往鲜亮了，蔫头耷脑地在李彪的身旁垂落着。整个队伍的情绪，也如同李彪腰间的红绸，了无神气和光彩。
白冬菊看着队伍，心里就“咯噔”一下。
她端着一杯水，向前走了两步，迎着走过来的队伍，喊了声：李彪。
李彪看了她一眼，便闷着头，从她身边走过去。
“咋了?连口水都不喝?”
李彪停了下来，他想冲白冬菊和她身后的妇女笑一笑。不管怎么说，自家庄是县大队最坚实的根据地，这里的乡亲为县大队可以说做了能做的一切。可他真的笑不出来，仗打败了，哪儿还有别的心思。
他勉强地接过白冬菊递过来的碗，没滋没味地喝了几口，就把队伍带到了村头的空场地上。他要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来。
白冬菊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小声地问：仗打败了?
李彪没有说话，那些战士也没有说话，他们一律回避着白冬菊的问话。
“当啷”一声，白冬菊手里的碗掉在了地上，眼里一时间蓄满了泪水。
自从县大队出现，应该说是李彪走进了她的生活，她的心就被县大队牵走了。敌人扫荡了，县委和县大队被迫撤到山里，去和日本人打游击，她的魂也被牵走了。每日里她都要走到村口，眼巴巴地向山里的方向张望。她明知道县大队正在山里艰苦地和日本人兜着圈子，打游击，但她还是忍不住一遍遍地向山里望去。
敌人扫荡的时候，鬼子的队伍也扫荡了白家庄，他们挨家挨户地搜，见什么抢什么。虽然在这之前，村里已经坚壁清野了，但鬼子总能顺手牵羊地翻出半袋粮食，牵走一头牲畜什么的。日本人的政策是，不给县大队留下一点可用的东西，让县大队无法生存下去。这是他们的政策和招数，群众对鬼子的行径已经见怪不惊了，在鬼子没来之前，他们就把该藏的藏了，该躲的躲了，留给日本人的是一座空村子。气得日本人匆匆忙忙地点了几户人家的草房。
鬼子一走，人们又从地底下冒了出来。于是，就又有了日子，鸡啼狗吠，又是一番人间景象了。
鬼子来时，白冬菊心里就空了。因为鬼子一来，县大队的人就要走了。后来，等来挨去的，日本人又走了，照例是一副鸡犬不宁的样子，这时她的心里就又满了。鬼子结束了扫荡，也就是县大队的人马回来的日子。她盼着县大队，更盼着李彪。
她连夜动员各家的妇女，烧水做饭，甚至号下了房子，腾出来给县大队的人马暂住。一个月的反扫荡，县大队在山里过着野人似的生活，该让他们歇歇脚了。
白冬菊是村妇救会主任，这是她分内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她做得理直气壮，可一想起李彪，她就心虚气短，整个身子都瘫软得很。
眼前的情形却让她大失所望，她意识到县大队一定是打了败仗。她的心便悬了起来，一荡一悠的。
队伍在天擦黑之前，终于全部赶到了自家庄。
白家庄的父老乡亲一起拥出来迎接县大队。有许多家里的孩子在县大队当兵，他们要看看自己的孩子是胖了，还是瘦了，是不是囫囵个儿地回来了。到处都是爹一声娘一声地呼唤，有的娘亲没有找到自家的孩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县大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即便在白家庄没有自己的亲人，但在这里无数次地吃过住过，和这里的乡亲们也早就熟得像一家人。乡亲们逐一地在队伍里寻找着自己熟悉的身影。
反围剿之前，近三百人的县大队，加上县委机关的几十号人，走在街面上也是浩浩荡荡的一大截。此时的队伍短了，人少了，昔日那些熟悉的面孔不见了，不用问，他们也明白，脸上的表情就有些悲壮。
天这时就暗了，乡亲们举着火把，源源不断地往村口聚来。当他们看到眼前疲惫不堪的县大队时，他们歔欷不已，热泪长流，一声又一声呼唤着再也回不来的孩子们的名字。
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曹刚，面对着乡亲，眼睛一直红着。看着眼前越聚越多的乡亲们和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他不能不说点什么了。
他站在一块石头上，喊了一声：乡亲们、同志们。声音就哽住了。
停了停，他才说：这次反围剿，县大队损失惨重，可以说是吃了败仗。为啥吃败仗，是城里出了一个汉奸，叫林振海，他现在是保安团的团长，是他让咱们吃了败仗。为了以后咱们不再吃败仗，当务之急就是要锄奸，革了林振海的命。
曹刚政委说完，还向下挥了一下手。停顿了片刻，人们明白过来，也一起挥着手说：革了他的命。他是汉奸，革了他的命。
县大队在自家庄休整了两天后，似乎从这次失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气可鼓，不可泄，这一带就这么一支八路军的队伍，全县的人都在看着他们呢?他们泄气了，乡亲们便看不到抗日的希望了。县大队是抗日的火种，一定要再一次熊熊地燃烧起来。
经历过血雨腥风、千百次历练的刘猛和曹刚，在白家庄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锄奸。随着形势的变化，别的县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他们当前最大的敌人不仅是日本鬼子，还有汉奸。汉奸有时甚至比鬼子还可恨，他们仗着人熟地熟，干起坏事来总是很彻底。于是，一批锄奸队和锄奸队员便应运而生。此时的县大队也要成立锄奸队了，汉奸不锄，县大队以后还要吃大亏。
听说要成立锄奸队，县大队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人人都想参加锄奸队，亲手要了汉奸的狗命。
李彪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整个县大队里，他是资格最老的一批游击队员。县大队的前身是独立游击队，直接归地下县委领导。李彪十六岁就参加游击队了，当时他还是交通员，负责把县委的指示传达给游击队。他的直接组织就是曹刚，后来延安指示，开辟敌后根据地，延安又派来了一些干部和队伍，于是就有了县大队。
在游击队里，李彪大小仗也打过无数次，城里城外他都熟悉。成立锄奸队，就必须摸到城里去，拔掉林振海这颗日本人的大门牙。林振海他是熟悉的，可以说是熟得不能再熟的一个人。
李彪是孤儿，自小在林家庄长大，是林振海的爹娘收留了他。那会儿，他管林振海叫哥。从八岁到十六岁，他在林振海家生活了八年。直到林振海失手打死林大户的少爷，跑到山里当了土匪，他才离开林家。不久，他就当上了游击队的交通员。
就凭这些，李彪觉得自己当这个锄奸队队长最合适不过了。刚开始，他有些同情林振海，林振海当土匪那也是被逼的，就是做了土匪后民愤也并不大，他不欺压百姓，也不鱼肉乡里，专找那些大户人家的麻烦，在一段时间里，有人甚至把林振海这股土匪称做是义匪。
在他参加游击队的时候，县委书记曹刚曾有过收编林振海的打算。他就跑到山里，去做林振海的工作。
兄弟再见时，已是物是人非，一个是声名远扬的土匪头子，一个是游击队员。当小土匪把李彪带到林振海面前时，林振海的样子有些激动。他
踉跄着脚步，一把抱住李彪，眼睛就潮了。他哽着声音说：咱爹娘还好吧?
当时林振海的爹娘与儿子早已情断义绝。他每次回去见爹娘时，爹娘连门都不开，他只能把带去的东西放在门外，跪在地上磕几个响头，骑马走了。不管林振海如何仗义，他毕竟是土匪，历朝历代是匪便是患，都是政府捉拿的对象。那些东西十有八九都被爹娘扔掉了，他们是老实巴交的庄户人，不会去享受儿子的这些东西，况且，这些东西又都不是好道上得来的。
林振海后来越发地树大招风了。他开始很少下山，但心里仍惦记着爹娘，隔三差五地差贴心的小匪给二老送些东西。爹娘对他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怨过，有哪一家的爹娘愿意自己的儿子是土匪呢?林振海对爹娘的这种不孝，便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痛。
李彪倒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游击队只要途经林家庄，或者是在林家庄一带活动，他都要请假去看一眼养父母。
每次见到两位老人，他心里都有股说不清的滋味。八岁那年，他爹娘带着他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爹一肩挑了个担子，前面是全部的家当，两个铺盖卷，一口做饭的锅，后面的筐子里坐的就是他了。走到河北境内，就遇到了瘟疫，先是爹倒下了，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就倒在了路边。娘用一个铺盖卷把爹卷了，放到路边的沟里。他和娘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象征性地捧了几把土，撒在爹的身上，算是把人葬了。娘背起另一个铺盖卷，牵着他的手，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关外，许多同乡都闯到那里去了，据说那里天高地阔，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得流油，插个树枝都能长成棵大树，那里成了多灾多难的中原人的理想之地。
娘最终也没能熬到希望的到来。
走到林家庄村口时，娘熬不住了。娘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一股风似乎就能把娘吹倒。风还没有来，娘就倒下了。娘用尽最后的一丝气力，手指着林家庄断断续续地说：孩子，你爬也要爬到村里去。只要有人给你一口吃的，你就能活下来。说完，娘就气若游丝了。
他没有喊娘的力气了，一点点地朝林家庄爬去。
最终林老汉收留了他。那一年，他八岁，林振海十岁。林家不仅给了他吃的，救了他一命，还帮他在村口把娘给埋了。
从此，他把林家庄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不仅有他的养父母，重要的是，这里葬着他的娘，他的心总算安了下来。
后来，在他离家后，养父母每次再看见他时都是一副欣喜的神情，扳着他的肩，上看下看地打量他，看他是胖了还是瘦了，身上有没有受伤?看着看着，两个老人的眼圈就红了，他们又想起了林振海，林老汉就说：孩子，在外要小心点儿，枪子儿可不长眼睛啊。你是干好事，老天爷都会保佑你的，不像你那个挨千刀的哥，干得不是正经事，不会有好报应。
爹娘说到这儿，他就落泪了，爹娘也落泪了，他们的心里都在痛，在流血。他明白爹娘的心思。
当游击队要进山收编林振海这绺土匪时，他没有犹豫，就进山了。如果林振海能带着山上的几十个兄弟投到游击队，不仅能壮大游击队，更重要的是，养父母的心就安了。即使是在战场上牺牲了，二老也可以拍着胸脯理直气壮地说：俺儿干的是正事。从此，可以挺起腰板走在人前。而此时的爹娘，不仅在村里抬不起头，走在路上都被人戳脊梁骨。
那次在山上，他把游击队要收编林振海的想法说了。
林振海许久没有说话，手里摇晃着一把刀子，转来转去的。他在一旁真诚地劝道：你归了游击队，咱爹娘也就放心了。
这句话让林振海的身子猛地一抖，他回头看了一眼李彪，瓮声瓮气地说：你们游击队除了打日本，还干啥?
李彪脱口而出：赶走小日本，建设新中国。
林振海又问：吃大户、杀大户不?
李彪不知如何回答了。当时游击队的任务就是打日本鬼子，不管多大的富户总还都是中国人．政策上是要团结所有的中国人。此时，林振海的问话，顿时令他语塞。
林振海就说：日本人没抓俺、没杀俺，俺干吗要打日本人?俺只对那些大户有仇。
大户对于林振海来说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当年他们一家种了林大户的山地，交租子时明明在家里量好了，可到了林大户那儿，只要经了林少爷的手，他们总要亏欠上十几升高粱。气不过的林振海终于失手打死了林少爷，被逼上山，做了土匪。十六岁的李彪被养父母藏到柜子里才躲了过去，养父母却被抓走了。原本温暖的家就这么散了。
要不是林振海很快在山里闹出一些名号，爹娘还不知在县大牢里被关到何时。因他闹得凶。又绑了林大户，爹娘才算平安地放了出来。
在山里，林振海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却无法保护爹娘。他曾想过把爹娘接到山里，过老太爷一样的生活，他也曾经这么试着做过。他差了几个小匪，强行把爹娘带到了山上，爹娘死活不依，几次欲寻短见。林振海这才放爹娘下山。
也就是从那时起，李彪也离家出走了，后来当上了县委的地下交通员。
李彪无法说服林振海。
林振海对大户的一口恶气，始终梗在心里。后来，日本人来了，林大户在县里做官的儿子连夜把一家人接走，逃出城去，至今去向不明。之前，林振海一直没有对林大户下手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爹娘的安全。如果自己对林大户下手了，在县城里谋官的林大少爷，也一定不会饶了爹娘。所以，他一直等着这样的机会。不想，机会却白白地溜掉了。
林振海便把所有的仇恨转嫁到所有大户的身上，在这一带的土匪中，只有他专靠劫大户度日。他是穷苦人出身，知道穷苦人的难处，有时劫的东西多了，他还把东西分发给穷人。穷人们不敢明目张胆地接受，只有在趁人不备时，偷偷地、狠巴巴地挖走几碗粮食。
李彪没能把林振海劝下山，只能怀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山里。那会儿，李彪已经是游击队的小队长了。
那一次，林振海牵着马，身后跟着两个小匪。他一直把李彪送到山外，两个人一路上说了许多话。
林振海说：兄弟，俺不在家，爹娘就托付给你了，有时间回去看上一眼，就算替俺尽回孝。
李彪趁机劝道：爹娘身体还硬朗，就是你是他们最大的一块心病。
林振海眼里涌出了泪水。他很快仰起头，透过树梢，望着天说：俺这辈子忠孝不能两全了。不管俺现在再去干啥，这个匪是永远也不会从身上抠掉了。
李彪抚着林振海的肩，语重心长道：你要是现在投到游击队，还来得及。爹娘的工作，俺去做。
林振海摇了摇头，重重地拍了拍李彪的肩膀：要是人能重新活一回就好了。你干游击队，俺不拦你，万一要是混不下去了，就上山找俺。虽说咱不是一个爹娘生的，可你毕竟在俺家待了八年，爹娘和俺早就把你当成自家人了。
听林振海这么说，李彪的喉头一阵发紧，他哽着声音说：哥你别说了，啥时候爹娘都是俺的亲爹娘，你是俺的亲哥。没有你们，就没有俺李彪的今天。
林振海挥挥手：兄弟，啥也别说了，咱们后会有期。
说到这儿，他从怀里拿出一根老人参和一些散碎银两，一把塞到李彪的手上：你替俺给爹娘带去。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说：你别说是俺给的，就说是你给的。
李彪把东西收好，用劲儿地冲林振海点点头，心里热热地叫了声：哥——
此时，往事竟一幕幕地在他眼前闪现出来。
夏天，林振海带他去田边地头割猪草，有一回兄弟俩热了，下河洗澡，一个浪头过来，他被呛晕了，只来得及叫了声“哥”。林振海没命地向他游去，把他拖上了岸。林振海看着一动不动的他，吓哭了。一边哭，一边使劲儿地挤他的肚子，水一股股地从他的口鼻里涌出来。他终于醒了，当哥的长嘘口气，笑了。后来，又哭了，他一边哭，一边打自己，怪自己没有照顾好弟弟，怕回家挨娘的打，直到李彪赌咒发誓不告诉爹娘，林振海才破涕为笑。
往事，是温馨而美好的。少年的情怀，又是让人永生永世难以忘怀的。
从游击队到县大队，李彪还从来没有打过这么窝囊的仗，事后在得知是高人林振海在背后为鬼子出谋划策，他的心就冷了。当初，他上山劝林振海下山，林振海不听，他也不好说什么，至少与日本人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算了。可现在，林振海竟归顺了日本人，当起了日本人的狗。
日本人把林振海的爹娘软禁到城里，李彪是知道的。他惦记着养父母的心情，一点也不亚于林振海。要是没有养父母的救命之恩，也就没有他李彪的今天。他曾向县大队提出请战，杀进城里。把养父母给救出来。事实上，他的请战是荒诞的，就凭一个县大队，想杀进城里去救人，情感上能够理解，现实是不可能的。
时日不多，县大队就听说山上的林振海带着队伍，投奔了日本人。不久，又听说他当上了保安团的团长。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事情会发展得有多么严重。
可就在这次反扫荡中，县大队吃了大亏。问题就严重了。
在白家庄休整的县大队，在请示了上级后，得到的结论是鉴于目前的形势，县大队要成立锄奸队，要锄的首要目标就是林振海。不用说，谁都明白，林振海成为县大队抗日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有了上级的明确指示，县大队便召开了中队以上的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曹刚传达了上级指示。曹刚是搞地下工作起家的，从那时开始就养成了低声说话的习惯，什么事情都一二三地分析得有理有据，缜密得很。
曹书记代表县委和县大队轻声细语地把上级的意见传达了，最后总结道：看来林振海是要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了，那他就是咱们的敌人，是真正的汉奸。是敌人，就要锄掉他。
锄掉这个大汉奸的好处显而易见：第一，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在下次反围剿中，咱们就不会那么被动；第二，杀一儆百，让那些给日本人做事的准汉奸们老实些。
曹刚慢声细语地把锄掉林振海的好处三条五款地讲完了。接下来，他就皱起了眉头。从他的表情上看，形势又严峻起来。他拧着眉头，半晌才说：林振海这个汉奸以前当过土匪，现在又住在城里，和日本人伙在一起，要想锄掉他，难度是很大的。城里的情况我熟悉，九街十八巷，三城六门，地形复杂，同志们，这次的任务很艰巨啊。
曹书记说到这儿，就沉重地望着在座的人，最后，他把目光定格在了李彪的身上，停在那儿，不动了。
李彪的血液先是停滞了片刻，接着就呼呼地涌动起来。他跟随曹书记已经有好几年了，从地下交通员到游击队，又到县大队；从地下，到地上，他太了解曹书记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都知道曹书记要做什么。李彪知道，这个锄奸队队长非自己莫属了。一股血“呼啦”一下，就顶到了脑门上，他有些热血撞头的感觉，他在心里喊着：林振海呀，林振海，你为啥要当汉奸呢?
从这次反围剿失利，他就意识到，他的命运将要发生改变，究竟会是怎样的改变，他说不清楚，但此时却猛然变得明晰起来——他要提回林振海的人头，消灭眼下这个最大也是最危险的汉奸。果然，曹书记的目光在李彪的脸上停留几秒之后，话锋一转：经过县委、县大队研究决定，现任命县大队三中队队长李彪同志为锄奸队队长。
开会的人，听到这一命令先是一阵骚乱和窃窃私语。这些人大都写过请战书，结果却让李彪抢了先，他们有些困惑和不解。
曹书记不慌不忙地清了清嗓子，说：决定让李彪担任这个锄奸队队长，是这么考虑的。首先，他对城里的环境熟悉，毕竟当过几年的地下交通员：其次，他对林振海熟悉，林振海的父母就是李彪同志的养父母。
刚才私下里还有些不服气的人，听曹书记这么一解释，立刻安静了。他们知道，自己再争也是没用的，这个锄奸队队长非李彪莫属。
在曹书记条理清晰地讲话时，大队长刘猛一直在门口踱来踱去。按照他的性格，曹书记左一条右一条的讲解都属于废话，是在浪费时间，照他的意思，立马组织锄奸队杀到城里，取回林振海的人头，这个奸就算锄完了。在他的观念里，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从第一次反围剿到长征，最后又到陕北，红军失去的机会太多了，现在都叫八路军了，不能再失去机会了。曹书记讲话时，他就急不可耐的样子，巴不得曹刚马上讲完话，他好布置工作。在县大队，两个人是有分工的，曹书记兼政委，那是代表政治，代表组织上的决定等。但在军事上，像打仗、杀鬼子、锄奸，这活还得他来指挥。他要把有声有色的东西落实到实处。
终于等到曹书记的话落地了，他马上抢过话碴儿道：曹书记，你的话讲完了吧?
曹刚点点头，很腼腆的样子。
刘猛就挥挥手：曹政委的话都讲清楚了，这个锄奸队队长就让李彪干，散会。
众人就散了，刘猛一把抓住向外走的李彪：你不能走，你还有任务呢。
李彪望着刘猛大队长。说心里话，他喜欢大队长的办事风格，风风火火，不拖泥带水，吐出去的唾沫都是个钉。
众人走后，屋里就剩下曹刚、刘猛和李彪三个人了。
刘猛用手指着李彪的鼻子说：三中队长，你说，你能不能把林振海这个汉奸锄掉?
李彪原本是坐在凳子上，听了刘大队长的话。立马又站了起来。他铁青着脸，斩钉截铁地说：俺能，大队长。俺要让你活着见人，死了见尸。
刘猛用力地一拍大腿：俺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爽快，像个爷们儿。
说完，刘猛又背着手踱了两步，停在李彪面前：今天锄奸队就算成立了，县大队的人随你挑。
讲到这儿，又道：不过，你锄奸得有个时间，今年冬天你务必把林振海给俺锄了。要知道，明年春天一到，天暖了，日本人还得来扫荡咱们。到那时，可就晚了。
李彪直到这时也没意识到锄奸这事有多么严重，他觉得带上三五个弟兄，杀到城里一趟，把林振海带到县大队，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于是，他铿锵着声音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李彪接受了任务，就开始组建锄奸队了。
小小的县大队也是藏龙卧虎。
李彪首先想到了自己中队的王一刀。王一刀是绰号，以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在县大队，王
一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别看王一刀才二十出头的年纪，他从三岁就开始玩起了飞刀，飞刀是他家的祖传。飞刀是特制的，刀上刻着三个字：王一刀。飞刀并不长，只有寸许，却是指哪儿飞哪儿。近距离的时候，比一支枪还管用。
说起这王一刀，还救过李彪的命呢。就在最近的这次反扫荡中，三中队在一个山沟里被敌人包围了，队伍左冲右突，也没能突破敌人的包围，损失惨重。等到天黑的时候，队伍又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县大队那时已经化整为零，想要得到其他中队的接应，怕是来不及了。
后来，三中队终于在北面撕开了一道口子。那里由保安团驻守，火力远不如日本兵把守的地方。队伍总算杀出来了，敌人哪肯轻易放过，穷追不舍。匆忙中，李彪带着一个班阻击敌人。没想到，打了一会儿，子弹就耗尽了。没有了子弹，只能和冲上来的敌人肉搏了。敌人越聚越多，三个敌人把李彪围上了，这时李彪手里的一杆长枪也抡断了。无奈，他抱起一棵被炸倒的碗口粗的树，拼命地向敌人抡去。
俗话说，好汉难抵众人缠。渐渐地，李彪体力不支了，他已经没有了退路，身后就是陡峭的崖壁。李彪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跳崖。也不能让敌人捉了去。
就在这时，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喊：中队长，俺来了。
接着，就有三股风声，“嗖嗖”地撩了过来。
李彪知道，王一刀来了。
三个敌人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一头栽倒在黑暗中。
他和王一刀一闪身，消失在丛林中，身后响起爆豆似的枪声。
除了王一刀，他又看上了二中队的李双枪。李双枪是猎户出身，曾和林振海干过一阵子，后来下山参加了县大队。李双枪是名副其实的双枪，弹无虚发，有一手好枪法。其中的一把枪，是大队长刘猛把自己从延安带来的枪送给了他。每次打仗，李双枪都以一当十，左右开弓，只要在射程之内，一勾扳机，就会撂倒敌人。
最后被选中的锄奸队员就是杨过了。杨过生得精干，浑身上下棱是棱，角是角的，这和从小习武不无关系。日本人没来之前，他和父亲在城里开了一家武馆，练的是气功，气功在身时刀枪不入。会气功的人一般都有些轻功，杨过最擅长的就是能跑能跳，多高的墙，多高的树，他都能一跃而上。
李彪最终只选了三名锄奸队员。他认为，锄奸队用不了太多的人，毕竟是深入到敌后，又不是正面和敌人交锋。
有了各具特长的王一刀、李双枪和杨过，李彪的心里就踏实了。他只等着刘猛大队长一声令下，就带着三个兄弟杀进城里，把林振海捉拿归案。
白冬菊
锄奸队成立了，这在县大队的编制中是一支特殊的队伍。队长李彪，队员王一刀、李双枪和杨过，如果把这四个人分散开来，也不觉得他们会有多打眼。可放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像是四块炼过火的钢，整整齐齐，利利索索，惹人眼目。
县大队经过这次反扫荡的重创后，将息了几日，似乎才恢复了些生气。
他们在白家庄村头的空地上，又操练了起来，声势浩大，情绪高涨。毕竟在这次反扫荡中，损失了大量兵员，招收新兵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村口的一棵老树下，摆了一张条桌，曹书记坐在桌子后边给前来报名参军的青年人登记。大队长刘猛负责面试，面试很简单，无非是和人家掰手腕或是捶打两把，看看小青年的劲道如何。力气有了，刘猛接下来就开始提问题了。问题只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参加县大队。有人答了：打鬼子，报仇。刘猛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怕不怕死。小日本的枪子儿可不长眼睛。
大部分青年人听了这话，会犹豫一下，但还是坚定地回答：只要能报仇，死了也值。
想参加县大队的青年力道有了，回答得也能让刘猛满意，就可以参军了。有的先发了一身军装，或者发一杆枪，没衣服、没枪的，就发一根和枪长短差不多的木头棍子，让人带下去操练。刘猛对那些没有枪的新兵就说：别着急，等过几天，俺带你们端几个鬼子的炮楼，就什么都有了。
没枪的新兵脸红脖子粗地、心有不甘地舞弄着一根棍子，练起了格斗和刺杀。
锄奸队的人也在练兵，他们和县大队的大部分人马练的不同，他们练爬树、翻墙和射击。县大队把最好的家伙都武装到了锄奸队，每一个队员都是双枪在手，还将反扫荡中缴获来的自行车配备给他们。自行车这玩意儿，大都是汉奸骑的，锄奸队员看过，却没有骑过，两个轮子总是不稳，东摇西晃的，人就摔倒了。李彪就冲着自行车发狠，一次次上去，一次次掉下来，逗得围观的众人捂着肚子笑。
围观的人中只有一个人不笑，那就是白冬菊，她眼睛死死地盯着李彪。
当李彪又一次摇晃着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时，她走了过去，一脚踩住了自行车的轮子。
李彪的腰直了起来，他先是看清了白冬菊的一只脚，最后连整个人都看清了。还没等他说话，白冬菊开口了：李彪，你说话不算数。
他直视着她，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样子。
白冬菊说：你答应过俺，这次反扫荡后让俺参军。
李彪记起来了，以前自己是说过这样的话。
白冬菊是白家庄的妇救会主任，俩人打小就认识。她父亲是私塾先生，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私塾先生，他和林振海等一帮孩子觉得新鲜，从十几里外，跑到白家庄看白冬菊的父亲教课。上私塾的孩子，家里一般都比较殷实，再不济的，也有几片山地；当父母的都巴望着日后独生子能有些出息，就让自己的孩子跟着白冬菊的父亲咿咿呀呀地读《百家姓》和《三字经》，大些的孩子还会读《诗经》、《论语》什么的。
看热闹的孩子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在一旁就笑，弄得那些读书的孩子总是心不在焉的。先生就用手势轰他们，像逗鸟一样。孩子们不怕，一起摇头晃脑地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弄得课就没法上了。先生再开口时，窗外的孩子们就学着先生的样子嬉笑一团。
冷不丁地，门开了，白冬菊从屋里冲了出去，手里握着一根烧火棍，嘴里咿咿呀呀地喊着。
孩子们见了这等阵势，一哄而散地跑了。
时间长了，林振海和李彪这些野孩子，就在这种游戏中找到了乐趣。他们对那些摇头晃脑读书的孩子没了兴趣，却被白冬菊深深地吸引了。白冬菊比他们小不了两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一件碎花衣服，一张小脸涨得通红，手里乱舞着烧火棍。那样子，在野孩子的眼里比呆头呆脑地读书的孩子有趣多了。他们一次次地来，她就一次次地出来追。他们还给白冬菊编了顺口溜：白冬菊干着急，拿着火棍去赶集，脚底踩了西瓜皮。
他们一喊，白冬菊就气得抹眼泪，一张小脸由红转青。
半大小子就是贪玩，隔三差五地，割完猪草，他们就一遍遍地和白冬菊玩这样的游戏。后来，再长大些，也就失去了捣乱的兴趣。
日本人来后，成立了维持会，还开了日本人的学校，逼着中国的孩子学说叽里哇啦的东洋话，他们要从肉体到文化彻底地征服中国人。
白先生生性耿直，日本人不让办私塾，他就偷着办；白天不能上课，他就把学堂转移到地下，在自家的菜窖里教孩子们读书。在这期间，他甚至被日本人抓进城里洗过脑子，可关了几天，他出来后还是继续教书。再以后，没有孩子敢来上课了，他就站在院子里自己读书，声音朗朗，压过了学堂里哇啦哇啦的日语。
日本人终于恼了，一根绳子把白先生绑了。
耿直的先生，直到这时也没有低下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他破口大骂。
就在村口那棵老树上，日本人把白先生杀了。临死前，他仍镇静地吟诵着豪迈的诗句。
一声枪响，倔犟的头颅终于脱离了生命，灵魂悠然地飘向了天国。
随着毛主席在延安又一次作出英明的指示——到敌后去开辟革命根据地，一支支队伍就开到了中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伟大计划。
白冬菊在父亲惨死后，很快就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她先是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后来又当上了妇救会的主任。自从县大队来了，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确切地说，她是死心塌地、真心实意地喜欢上了李彪。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李彪，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县大队时的情景，那是县大队第一次来到自家庄。她在队伍里一眼就看到了李彪，浓眉大眼，腰上别着一把驳壳枪，穿着八路军的灰色军装。从那一刻开始，她就暗自喜欢上了李彪。当年那个调皮捣蛋的李彪已经不见了，此时的他已经是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县大队中队长。
那一次，县大队是来开展群众工作的，他们要在每一个村里都成立革命组织。白冬菊冲着李彪，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妇救会。妇救会的任务是动员全村的妇女做鞋、做衣服，让县大队的战士吃好、穿好。一双又一双的鞋，还有一身身的衣服，通过白冬菊的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县大队。
那时，她多么希望李彪能穿上她亲手做的衣服和鞋呀!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为县大队做事，她从没有感到累过，纺棉花、织布，到做衣服、做鞋，她乐此不疲，心甘情愿。
每次做衣服、做鞋时，她都是比量着李彪的身形和尺码去做的，妇救会做好的衣服和鞋，被统一收走，再统一发下去，至于李彪能不能穿上她亲手做的衣服和鞋，她也说不清楚，但她仍感到心里暖暖的。日子也开始变得有了盼头，一切都在白冬菊的眼里变得美好起来。
白家庄只是县大队的一个点，在这里停留几天后，县大队就又要到别处打游击去了。尤其是在反扫荡时，县大队会撤到山里。
县大队走了，白冬菊的心里便空空荡荡的。睡不着，吃不香。夜半时分，她经常爬起来，冲着窗外发呆。外面的几声狗吠，她也会竖起耳朵，冲母亲说：娘，是不是县大队的人回来了?
女儿的心事，娘是猜得出几分的。娘就叹口气：菊呀，你的魂都被县大队给勾走了。你这么天天念、夜夜盼的，干脆就去参加县大队吧。
娘的话，“呼啦”一下便把她的希望点燃了。她要参加县大队，生生死死地和李彪在一起，只要和他在一起，再苦、再难都是甜的。
也就是在这次大扫荡前，她找到了李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