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一说A市吧。20世纪的A市。现在的A市跟很多中小城市一样了，有着千篇一律的街道、超市、广告牌、汽车、摩托、带玻璃幕墙的高楼、拥挤的人群，还有经年不散的灰尘。你看上一阵，也不知道那是A市，B市，还是C市，反正就那么一张平淡无奇的大众化的脸。从前可不是这样的。从前，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自己的特点，你到了那里，闻一闻空气的味儿，打眼看看不同的街景，听听那些韵味十足的吆喝，你就不会把这些城市搞混的。打个比方呢，现在的城市有些像流水线上的玩具，全是一个模子的东西，而从前的城市呢，那可都是手工作品，带着每个工匠不同的喜好，还有那些粗笨的朴拙的痕迹。
时间进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A市就那么几条大街，不过，小街小巷倒是多的，蜘蛛网似的，也有特色。那时候，这些小街还保存着很多古老的院落，到处可以看见那些苍翠的古树，雕花的屋檐，沉重的木门。以及木门上生锈的铜环，脚步在青石板上敲打着，仿佛在叩响一个久远的梦境……哦，从那梦境中醒来的，有人，还有那些细细碎碎的故事——噔噔噔噔，锣鼓响起来了，这戏也要咿咿呀呀地开唱了——
故事发生在工农街，也是一条几百米长的小街。街上铺着颜色深浅不一的青石条，犬牙交错的。一个人站在街上，伸开手臂，喔，不行，那么两个人，三个人吧，同时伸开手臂，似乎就能摸得着两边的小店铺了。这些店铺也有意思，有些是青砖灰瓦的老平房，瓦楞里钻出了尖瘦的茅草，墙角旁爬满了阴绿的苔藓；有些是二层楼的，楼下是白粉墙，楼上是木板房，楼上住人，楼下是小店。卖什么的都有。米店、布店、磨坊、豆腐坊、裁缝铺、杂货铺、饮食店，补锅的，榨油的，上漆的，修鞋的，剃头的，反正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不出这条街，大多都能解决了。之所以叫工农街这个平平板板没有花哨的名字呢，可能是因为这条街远离A市的中心，住的大多都是一些凡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既没有显赫的家势，又缺乏渊源的书香，算是工农子弟，草根阶层吧。不过，草根自有草根的热闹。一条街的人家大半都是知根知底的。这家早上出了点事，到了晚上，整条街的人大多也都闻到什么动静了，那点事就成了家家餐桌上的佐料了。这日子过起来就没有多少私密可言了，是把私密晾开来的感觉，世故得很，俗的，无奈的，什么都懂得的，却又因为什么都懂得了，反而又要遮掩一点，装着样子，护着面子的，温暖的，夹杂着一些苍凉的。
小街七弯八扭的，就像一条蜿蜒的水沟，在弯曲处会凸起一个院子，或凹进去一块空地。院子里都种了树，有槐，有榆，有梧桐，都是有些年份的。到了季节，飘起绒絮来，吊起小虫来，绽出花蕾来，撒下树叶来，自有一番家常的浪漫和情趣，好比一个朴素的平凡女人的姿色，要细细品，才能觉出其中的曼妙。粗粝的树干不是掉了皮，就是被虫蛀了洞，满身的沧桑，却大智若愚、金刚不坏的，仿佛成了精的老寿星。一到夏天，巨大的树阴就成了天然的篷盖，小街上的人便三三两两地聚在那些阔大的绿伞下，坐坐，聊聊，拍拍蒲扇，杀盘象棋，甩把扑克，喝点浓茶，再飘出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来。孩子们缠着哪家会说故事的叔叔讲鬼故事，一条街都飘着花露水和痱子粉的香气，浓郁得刺鼻。
有一天，工农街走来了一个要饭的瞎子。走到阿美家门口的时候，他大约走累了，就一屁股坐在她家门前的街沿上歇息。阿美见了这个半老的瞎子，起了一些怜悯，从家里给他搬来一张小木凳子，塞给他一个馒头，还倒了一碗开水，吹凉了才递给他喝。瞎子坐在凳子上，吃完了喝完了，用老树皮一样污黑粗糙的手擦了擦嘴，对阿美说：“这位大姐，你是个好心人哪，我就给你留几句话吧——云遮雾绕未见日，冷暖寒暑皆自知。阴盛阳衰天已倾，风高浪急帆正启。你自己要多保重啊。”阿美一听，吓了一跳，这明明是首诗啊，不过，诗的意思她却听不明白，搞不清是福还是祸，她连忙追着瞎子询问。那个瞎子已经拄起竹棍，摇摇头走了。
那一年，工农街的阿美突然成了一个寡妇。
阿美的丈夫老沈是一家国有运输公司的货车司机。那年头，司机还是一个让人眼红的职业，虽说辛苦点，但跑跑长途，带点紧俏商品，做个人情，拿点补助什么的，找上家门的人还是不少的，朋友哥们也多，日子过得就比一般人要滋润一点，好比是刚出笼的鲜豆腐，家常还是家常的，但是松软、可口、自得其乐的。阿美也知足，在这小街上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老百姓的日子，没什么奢望，就想一家人这么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了。
老沈跟不少司机一样，都有点嘴臭，粗口，脾气不好，但他的性格豪爽，仗义，平时给街坊邻居也没少帮过忙，所以在这条街上人缘还是不错的。当然，人们关注老沈，除了他那辆神气活现、昂首挺胸的东风牌大货车外，其实，跟他找的老婆、养的孩子都有很大的关系的。别看老沈是个流着臭汗，满身汽油味的粗人，可人家娶的却是工农街上最白净秀丽的女人啊，小街西施啊，而且还手巧，巧到在自家开起了缝纫店。老沈住的是运输公司分给他的老房子，虽然有些年头了，又是平房，但房子还是够大的，又有一间堂屋临街，巧手的阿美就把这间堂屋改成了一间没有挂牌的缝纫店。谁家的媳妇，大家都是张大姐李大嫂地称呼着，可是大家从来不叫阿美什么大姐大嫂的。人们早忘了她姓什么，只知道她的名字中有个“美”字，人又生得那么美，就一直阿美阿美地叫开了。这一条街上的人，怕都穿过阿美做的衣裳吧。那些衣裳穿在身上，看一看那细致的针脚，工整的扣眼，合身的剪裁，怎么感觉都像女人温柔细密的心思呢，好像有点舍不得换下似的。
老沈养的孩子也与众不同呀。那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大的叫沈大英，小的叫沈小英，长得都随母亲。她们从母亲身上承接了那一种清秀婉丽，却又比母亲多一点英气，这恐怕是得了一点老沈这个粗人的遗传基因了。可是老沈的遗传基因长到大英小英的身上，就变得像万绿丛中的那一抹红，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有出奇制胜的效果。
大英小英穿着母亲做的合身的花布褂子，一样的花色，下身是一样的蓝布裤子，脚下是一样的带襻儿的黑布鞋，梳着两条垂到肩膀上的麻花辫，辫梢上各扎着一朵头花，那是母亲用裁衣服剩下的花边为她们做的，大英是翠绿的，小英是粉红的。两人牵着手从工农街上走过，清新的，娇俏的，怯嫩的，像初春的第一片新绿，把一条街都衬得暗淡无光了。看见的人都忍不住向她们行着长长的注目礼，在心里叹一句：这画上的两个人怎么会跑到这小街上来呢?不少人还要凑上去，饶有兴味地追问她俩，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两人低头吃吃地笑着，并不搭腔。在学校里，两人的名气也响，诸如在大会上念决心书呀，给劳模献花呀，文艺演出时的报幕呀，操场上的领操呀，这样的事都少不了她俩的身影。两姐妹长得非常相像，打扮得又差不多，外人不仔细看，经常要把她俩搞混了。就连她们的父母，有时一晃眼，也能闹出喊错名字的笑话来。不过，处久了，两姐妹的分别就出来了。她们的性格不同，小的动，大的静，一动一静在眉眼、举止上就显出了不同的样子来。
虽说老沈没有儿子，但就凭这样的老婆，这样的两个女儿，他上辈子还不是烧了高香，积了大德吗?哪个做男人的，不在心里把他羡慕死了呀?唉。恐怕也是他命薄，享不了这样的大福吧，他刚刚四十出头，人就闭了眼，伸了腿。说起来就像是被鬼找上了门。那一天，他按照往常一样地到外地出车，车开到半路上，抛了锚，他从工具箱里拿出几把铁锤、铁钳，趴到车下修，也不知怎么搞的，小腿肚子上就被一把生锈的铁钳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流了一些血。他自己骂骂咧咧地拿一条擦汗的毛巾给裹紧了，也没当回事，继续修车，把车修好了，接着开。当天晚上，看看伤口，血止了，但还有点痛，老沈以为这么点小事，扛一扛就过去了，根本没放在心上。等他把车子开回家的时候，也没感到什么异样。又过了两天，老沈感觉有点不对劲了，腿痛得更厉害，而且肿了。阿美摸一摸他的额头，好像还在发烧，当下逼着他去医院。他自己呢，只当腿发了炎，以为吃点消炎药就不打紧的，加上腿痛得像有刀子在绞，实在不想折腾了，就躺在床上，吃了两片消炎药，早早地睡了。第二天天一亮，阿美就发现他人已经迷糊了。叫来邻居，拉上板车，火急火燎地送到医院。抢救了一天。人居然就这么伸伸腿走了。也没留下什么话。医生说了，那不是一般的发炎，那是破伤风，早一点送医院就没事，拖的时间太长了。就这样，完全没有征兆的，小街上最令人羡慕的男人，健壮的男人，就变成一只骨灰盒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阿美就像被一只巨大的巴掌拍下去似的，扁了，成了一个纸人了。两个刚上初中的女儿一夜之间也傻了，她们一边擦眼泪，一边帮妈妈应付着突然而至的那么多的亲戚，朋友，同事，还有不认识的人。这些黑压压的人，说着一些大同小异的话。也分不清具体的人，具体的话了。脑子像糨糊一般的，人好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心呢，心则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阿美的娘家也来人了。阿美是家里最小的一个，父母是前几年就过世了，哥哥姐姐都是成了家的，上有老下有小，都在郊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当菜农。从前就念着这个嫁到城里的漂亮妹子命好，找了个开大货车的司机做靠山。不料，平地一声雷，阴沟里翻了船，应了那句“红颜薄命”的老话。唉，除了陪她流几行眼泪，喊几声亲人，张罗张罗以外，还能怎样?也不指望沾她什么好处了。
一只黑色的骨灰盒抱回家来。它看起来像一只阴森的眼睛。那么冷的光，像刀片似的飞旋的光，看一眼，就把人的心绞得血肉模糊的。母女三人从这些天的迷糊中慢慢地清醒过来了。感觉到血淋淋的痛了。阿美插好门，坐在床上，发呆。两个女儿也一边一个，挨着坐在床上，发呆。天渐渐地黑了。没有人煮饭，不想吃饭，也不知道多久没吃东西了。日光灯在头顶上嗞嗞地响。她们的脸都是白的，眼睛却成了三对红红的大桃子。她们终于明白了，家，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就像抽了芯子的煤油灯一样，油还在瓶里盛着，可是，灯，还有什么用呢?
老沈活着的时候，也不觉得有多好。他脾气暴，酒喝得不多，但烟抽得很凶，阿美要是多劝几句，让他省点香烟钱吧，他一句话就能把你钉死在墙上。还不怎么讲卫生，每晚洗脚都要给他打洗脚水，你不打吧，他就能那么臭烘烘地上床。开车累了，回家就找碴儿，为了一点小事，非要争个脸红脖子粗不可。结婚这么多年来，虽然没有动过几回手，但嘴可没少吵。可是，阿美还是从心里让着他的。为什么呢?就是看着他对两个女儿好嘛。女儿小时候，他总喜欢一个大腿抱一个女儿骑上，两条腿一起颠，把女儿逗笑了，自己也开心地笑。出车回来，人一进门，就急吼吼地把两个女儿抱起来举一举，还用胡子轮番扎她们的小脸，扎得孩子们又笑又叫的。家里买了苹果吧，他总给削了皮，一分为二，让两个女儿一人拿着一半，边吃边上学去。买了甘蔗呢，他怕孩子们把牙咬坏了，就先用菜刀把甘蔗皮削掉，然后把甘蔗剖成筷子长的一段段来，再让孩子们啃。夏天，两个孩子躺在一张竹床上睡了，丈夫就在旁边坐着，给她们摇扇子，打蚊子，直到孩子们睡熟了，自己才上床。冬天呢，丈夫夜里一般都要爬起来一两回，看看睡在隔壁房间的两个女儿，怕她们把被子蹬掉了，冻着了，总要给她们掖掖被子。总之，他们虽是普通人家，可是两个女儿却也是宝贝似的，没有吃过什么苦的。阿美知道，老沈幼年丧父，没有尝到什么父爱温暖，就一心想把自己的亏欠在女儿身上补回来。这么多年来，一想到丈夫对女儿的那份心，自己的心也就软了，就算有什么委屈也都忍过去了。可是……壮得像牛一样的老沈，居然这么不堪一击!他自己命苦，也害得一家人都跟着他命苦。自己一个没有工作的寡妇，还拖着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日子该怎么过呀?阿美终于撑不住了，她扑到床上，发出了撕心裂肺的一声压抑的哭嚎。大英小英看到母亲那么伤心地哭了，也哇的一声哭出来。
母女三人，就那么对着一个骨灰盒，谁也不管谁地，放声痛哭了一场。直哭到她们觉得把自己的人都哭干了，直哭到她们终于相信，那个和她们最亲的男人，是真的离开她们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一哭，太彻底了，太绝望了，哭得以往所有的哭似乎都成了假的一样。哭的时候，真是天翻了，地覆了，以为路也走到头了，再也走不下去了。可哭完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路也还在前面伸着，该做的事情还是一样也不能少。大英小英在一个星期之后，又上学了。两人读同一所中学，在同一个年级，但不同班。她们的衣袖上都戴着黑色的袖章，上面用白色的机线绣着一个空心的“孝”字。她们的眼睛还是肿的，人也像隔夜的青菜帮子一样，蔫了，黄了。老师同学们对她俩是格外热情的，格外照顾的，可是她们自己在那些热情和照顾中，唯有加倍地瑟缩起来，好像自己得了什么传染病一样，下了课也缩在座位上，不愿意和人说话。放学的时候，两人宁愿你等我，我等你，也要候在一起。她们互相看着，如同看着自己的影子，寂寞的冷清的灰暗的影子。
半个月之后，阿美的裁缝店也恢复了。虽然她踩一阵缝纫机，就要发一会儿呆，但机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唱起来了，唱得虽不爽利，毕竟还是唱了。这些天来，阿美的眼前总是会浮现那个瞎子的样子，还有那首莫名其妙的诗。好像在云雾里看到什么了，可是再一定神，又看不清了。阿美想：这都是命啊，命中注定的啊。这么一想，起皱的心反而变得舒坦了一些。但就得到此为止了，再不能想了。再想，又想不通了，那些发疯发狂的念头又要爆炸出来了。
老沈一出事，这一条街的人就在背后议论开了。毕竟他刚刚进人中年嘛，毕竟是个壮壮实实的男人嘛，又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前兆的，就算是破伤风，那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个横死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前些年那
种抽筋似的混乱和疯狂都过去了，全中国的人都从漫天的大字报和红袖章中缓过气来了，家家户户都想把一天天的日子过好了，国家都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了，人们的视力都恢复到正常的色彩了，可是老沈偏偏在这时候来了个不正常的死亡。毕竟是城里嘛，又不是偏僻的乡下，“破伤风”算不得什么不治之症呀。人们觉得惋惜了，难过了，可怕了。总得有个原因吧?可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名堂来。当然要怨他自己的命不好了，不过也有很多人都说是怨阿美的命苦，命硬的。在粮店里卖米的朱阿姨，两片薄薄的嘴皮利索地给了个说法：“我看哪，阿美长得漂亮是漂亮，但你们没看到她鼻尖当中的那颗黑痣吗?那颗痣虽然不大，但我早就注意到了。你们想，谁的痣正好不偏不斜地长在鼻尖的正当中呢?我查过相书的，那是凶相，克夫。”大家听了，嘴里虽然不说，但心里总觉得一个女人如果不克夫，怎么能这么年轻就做了寡妇呢?不少男人还在心里估摸着另外一件事，难以启齿却又让人唾液充盈的一件事。他们关心的是，这个漂亮的女人到底能守多长时间的寡呢?到底有哪个男人，能把这母女三人一网打尽呢?偷鱼的贼心恐怕是很多人都有的，但蹚浑水的勇气却很少有人具备了。毕竟，那是一摊地地道道、污秽不清的浑水啊。三个女人，三张嘴，谁有能耐背得起这么重的包袱呀?这么一想，戏还是想看的，但人就站得远了一些。
来做衣裳的女人们倒是比从前还多了，跑得还勤了。那些女人们坐在阿美的店里，耐心地翻着几本已经翻旧的时装画报，如果看上了合适的一款，就让阿美比照着做。她们将布料摊开来，横摆摆竖放放，在身子上比画来比画去的，让阿美给她们当参谋。有时上午才选定了一款，下午她们就改变主意了，又跑到阿美的店里来，让她给换一种款式。她们带来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带来一些叽叽喳喳的琐碎。从前一些暗地里嫉妒过她的女人，现在好了，面对一个漂亮女人的怨愤心理平衡过来了，似乎有些互相扯平的感觉了，因为扯平也就真心同情了。阿美也懂得她们的好意，不过她的精神不济，神情淡淡地随着她们的话题走。她的脸色还是苍白的，瞳仁里的光还聚不起来，看到的，听到的，反映到脑子里去，还需要一段间隔，连眼珠转那么一轮，都像慢动作的画面一样。不过，这些女人们毕竟带来了一点活的空气了，一点锅碗瓢盆的温暖了。
其实，老沈这一走，不管是家人还是外人，最关心的只一个问题：这母女三人靠什么生活呢?说白了，就一个字：钱。凭阿美开缝纫店的收入，能养活一家三口，能供两个一般大的女儿一起上学吗?从前家里的开销多半是靠老沈的工资和补助顶着的，做司机辛苦是辛苦点，但钱还不算少的。阿美自己没有工作，缝纫店赚的钱只能充当一点零用。都是街坊邻居的，做件衣裳，缝条裤子，能收多少钱呢?
追究起来，老沈是死在出车的事故上的，虽有他自己的大意，但毕竟不是私自出车惹的祸事。这一点，也是阿美心里最大的安慰了。也就是说，老沈的死是跟公事有关的，你公家就不能不管。公家，那是多大的一个靠山呀。就如同一只蚂蚁想象巍峨的昆仑山一样，那是想不出来的大。只要有公家在后面撑着，多大的事也不是事，多大的灾难也不算灾难了。幸亏，老沈还是一个为公家做事的人哪。想到公家，阿美的心里就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点底了。
老沈出事后，运输公司的赵书记带着公司的几个领导，主动上门找阿美谈过了。赵书记是个复员军人，中等身材，肩膀厚实得像门板，圆脸，小眼睛，蒜头鼻，皮肤黑，人长得不出众，但有一种北方男人的大气和威严。他说话也带着北方口音，声音钢珠似的，硬邦邦的，爽快，利落。不等阿美提出什么要求，他自己主动说：“小美同志，我知道你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公司会对老沈有个圆满的交代，对家属有个圆满的交代的，你就放心地等着我们的消息吧。”
阿美知道，赵书记是代表“公家”的，公家的话怎么能不相信呢?所以她就老老实实地在家里等，没有找任何人。果然，过了一些日子，赵书记又来了，还带着两个人，其中一人拎着一只黑色的人造革包。阿美一看到那黑包，心跳就莫名其妙地加速了。血一个劲往头上涌，人也有些眩晕。不过，她还是竭力控制住自己，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茶。
赵书记清清嗓子，脸上摆出郑重的表情，关切又不失威严地说：“你家老沈呢，在公司里一贯表现不错的，他出事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对他的不幸我们深表同情。公司领导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决定除了承担老沈所有的医疗费、丧葬费之外，还一次性发给事故补助一千元。这可是我们公司发得最多的一次补助啊。你可以算一笔账，老沈每个月工资加补助就那么几十块钱，一千块钱差不多相当于他三年的收入总和了。我们这样做，也是考虑到老沈的家属，喔，也就是你，没有稳定的工资来源，这也算是对你的一种特殊照顾吧。你也不要客气，拿了钱，存起来，好好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你还年轻嘛，要想开些，往前看，有什么困难，还可以找我们的。”
这一番话，赵书记说得郑重，阿美也听得慎重。当赵书记说到“一千块钱”时，阿美的脑子倏地膨胀了起来。“一千块钱”，这几个字好像一颗原子弹，在她的脑子里迅速地腾起了一片巨大的蘑菇云，遮天蔽日的。她知道这是一个大数目，她从未经历过的大数目。但这个“大”又是虚的，具体大到什么程度，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又是毫无概念的。阿美没有上过班，不知道跟公家的人如何打交道，也不知道见到领导应该说什么话才得体。从前家里对外的事情一律都是老沈出面办的，现在老沈一走，她就得硬着头皮顶上了。她看着赵书记，他的态度虽是和蔼的，但说话、办事却透着一股气势，一种威严，像个黑脸包公似的，这就让她感到紧张了。这么重大的事情，她完全搞不懂的，抓不住的，但又不得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决定。她想想，公司能做的好像也就是这些了，关键是人家的话说得天衣无缝，合情人理的，你想多说一句都无话了，于是她就糊里糊涂地点了点头。那个拿黑包的人见此，就从包里拿出一张协议，让阿美签了字，然后将报纸卷起的一摞钱放到了木桌上。
“钱，你点一点。”
“不，不用点了。”
“还是点一点吧。”
“不，真的不用点了。”
“那好，你看清楚了。这一扎一百块，一扎，两扎，三扎，四扎……一共十扎，也就是一千块钱，你收好了。”
人走了，钱，留在桌上。阿美将门插紧了，窗关严了。她头晕得厉害，想不清楚任何问题。那沓钱，看起来厚厚的，可是一想，又觉得轻飘了。阿美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现在她看到了。都是五元一张的钞票，用纸条整齐地捆着。但她不愿意一张张地点清楚。她甚至都不想再看它们一眼了。它们就像地雷一样，扎着自己的眼睛。她也不能好好地想一想，心里的伤疤是结着壳的，一想，那壳就要破。她得赶紧把它们处理掉。她进了里屋，爬到凳子上，从衣柜顶上搬下来一只平时不常用的暗红色的皮箱，将那包钱原封不动地放了进去，锁上锁，再将皮箱举到柜子顶上放好。做完了这件事，她觉得自己虚弱得站不起来了。
阿美没有跟别人提起过这笔钱的事。那些邻居们串门时，想问，看看阿美的脸色，也不好细问，但到底拗不过心里的好奇，只得含含糊糊地旁敲侧击着。她们都想知道老沈用一条命到底给阿美换了多少钱。不过，有些话又不能挑明了说，她们就打迂回战：“阿美，你这一家三口今后怎么过日子呀?你去找他们运输公司呀，你去找他们赔钱呀，要赔一大笔钱。这种事情他们公司是不能不管的呀!”阿美支吾地应承着，没有透露出半点实情。
她要赶紧把它们存起来，现在就去银行里把它们存起来!今后谁也别想碰它们了，一丝一毫都别想碰了。她决不让别人碰了。从现在开始，她要为老沈撇下的这孤儿寡母的一家豁出去了。
下午，大英小英放学回家的时候，看到她们的母亲没有在厨房里忙碌，而是在缝纫机前车衣服。母亲对她们交代着：“以后，你们要学会做家务了。做饭，做菜，洗碗，扫地，这些事都要做，两个人分分工，一个星期轮换一次，比比谁做的饭好吃。你们也知道，妈妈没有工作，我们每个月的开销都要从这台缝纫机里赚出来。从今天起，妈妈就要拼命地做衣服了。对了，小英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待会儿给我在大门外的白墙上写几个字，拿红墨水写，就写：承接各种服装。”
大英问：“人家都知道我们家是做衣服的，干吗还要写那几个字呢?”
还没等阿美说话，小英抢道：“这都不懂呀?写了字了，人家就知道我们是正经做生意的，就不好意思少给钱了，再说，让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到，也好做个宣传呀。”
阿美看着小英那种聪明伶俐的样子，心里直想笑。虽说是一母同胞的两个小姐妹，可是两人的性格却如此不同。大英实诚，憨厚，小英机灵，淘气，自己心里是偏爱小英一点的，但又怕大英吃亏，在言行上往往又爱站在大英一边。
小英找来毛笔，红墨水，大英帮她拿着铅笔，尺子。小英说：“写什么呢?承接各种服装?这几个字，太一般了。不如这么写：阿美服装，欢迎惠顾，怎么样?”
阿美连忙说：“不好，不好，干吗要把名字写进去呀?”
小英说：“那就是牌子呀，任何东西没有牌子怎么叫得响啊?你看那些土特产，都是几百年的老牌子，人家就是冲着牌子买的。”
阿美依然坚持着：“那不行，我这么个小破店，能叫什么牌子呀?写几个字，是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三人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没有把“阿美”的名字写进去，只写了八个字：服装加工，欢迎惠顾。那是小英练过几年的正楷字，端庄而稚嫩。
星期天的时候，阿美带着大英小英去液化气站换气。从前灌气都是老沈用汽车拉一下就行了。他还经常帮邻居捎带一下。现在怎么办呢?阿美不会骑自行车，家里也没有买自行车，那么重的气瓶提也提不动，扛也扛不了。于是，阿美只好找隔壁汪会计家借了一辆自行车。好在她还能歪歪扭扭地推着自行车上路，可是气瓶一挂上后座，车子就斜了，没办法，只好让大英小英帮忙。她们一边一个，该用力的时候就推一下，要倾斜的时候就稳一下。一路险象环生，大呼小叫，狼狈不堪的，引得路人像看猴子耍把戏一样地看着她们。
正在这时，一辆蓝色的大货车嘟嘟地响着喇叭。朝她们逼迫过来，她们慌忙将自行车往路边推，可是车子却像一头倔犟的老牛似的，梗着脖子，硬是拉不过来。眼看就要被货车撞上了，三人急成一头大汗，尖声高叫起来。突然，车子在她们的身边戛然而止，从驾驶位置上跳下来一个人，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走到她们的身边：“你们也不看看，这是谁开的车呀?”
“哎呀，你这个大坏蛋!吓死人了!”大英小英大叫一声，扑过去要打人。
阿美连忙喝住了：“别这么没大没小的，快叫孙叔叔。”
来人是孙志强，老沈的副手，算是个不太正式的徒弟吧。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长了一身棱角分明的肌肉，高高大大，剑眉星目的，可以演电影里的男公安了。老沈在的时候，他有时也来家里坐坐的，偶尔还留下来吃顿饭。大英小英跟他混得也很熟的。他现在开的就是老沈留下的那辆东风牌货车。
阿美认出了丈夫开的货车，一时百感交集，一阵针扎的难受。孙志强似乎意识到一点什么，他忙岔开话题：“嫂子，你们换一罐气，搞得像蚂蚁搬家一样，这么受罪干什么?你一句话，我不就来了?来，来，来，上车，上车。”他不容分说，放下货车的车厢挡板，然后从自行车上卸下液化气罐，双手一举，就把它举到车厢上了，转身他又托起自行车，往车厢上一放，然后咣当一声，手脚麻利地将车厢挡板重又扣上。三个女人看到他这一连串的动作，惊呆了，也羡慕死了。这男人就是男人呀，方才她们三个拼了命都伺候不好的东西，到了他手里，就像玩具似的。她们三人挤到驾驶室里坐好。大英小英就叽叽喳喳地夸起孙志强来了：“孙叔叔，你的力气真大呀，你是不是小时候练过武功呢?什么时候也教教我们，好不好?”
孙志强得意地笑着：“小丫头片子，练什么武功?把书念好了，将来考大学啊。”
孙志强的笑声像鸽子的翅膀在驾驶室里回旋着。那是一种饱满的温暖的东西。阿美不禁扫了一眼正在开车的小孙。他那粗粗的手臂，粗粗的大手，握在方向盘上，给人一种特别踏实，特别有力的感觉。他昂着头，娴熟而自信地摆弄着方向盘，那神态，好像全世界的路都是为他一个人铺的。阿美不禁想起了老沈，老沈的手……
阿美问小孙，运输公司最近可有什么新的动静。孙志强告诉她，现在比过去要灵活一点了，加个班、出个外勤什么的，都能领到加班费了。阿美想到自己的丈夫，心里酸酸的。过了一会儿，她说：“小孙啊，你帮我打听着，要是哪里有什么招工的消息，你就告诉我。我那个裁缝店赚的钱还是太少了，再说，也没保障，说不准哪天就不许你干了。我还是想找个正规的单位，这样心里踏实一些。”
孙志强忙说：“嫂子，你有这个想法，干吗不跟我们运输公司提呢?老沈算是工伤事故啊，你没有工作，就完全可以向我们公司提出要求的。”
阿美犹豫了一下，含含糊糊地说：“公司赔了一点钱了。”
“光赔钱怎么行呢?你完全可以让他们帮你安排工作的呀。”
“是吗?!”阿美听到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懊悔得不行。老沈刚出事那会儿，自己怎么没有想到提出这个要求呢?那时候提的话，事情一定好办得多。只怪自己胆小，老实，身边又没有拿主意的人，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想了一会儿，她小心翼翼地问：“不知你们那位赵书记好不好说话?这些事情我是完全不懂的，小孙，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去赵书记那里打听打听呢?”
“我跟赵书记还说得上话的，没问题。”没想到孙志强爽快地答应下来。阿美喜出望外，一个劲儿地道谢着。
孙志强把液化气罐在厨房里放好，拍拍手，转身告辞。阿美留他在家里吃顿饭，孙志强说：“改
天吧。”阿美见他要走，赶紧说：“家里有什么，你就吃什么，又不为你特意做，你干吗那么客气呢?”大英小英一拥而上，一人拽一只胳膊：“孙叔叔，你要吃了饭，才能放你走。”阿美有些可怜巴巴地追着说：“小孙，你师傅不在了，今后家里恐怕还有很多事要麻烦你呢，你连坐都不坐，那我们哪儿好意思多麻烦你呀。”听阿美提到“师傅”两个字，孙志强就不好再推辞了。
一盘小葱拌豆腐，一盘辣椒肉丝，一碗粉条土豆，一小锅青菜豆腐鸭血汤，再加上半只淋着麻油的卤鸭子，桌子上一片青红白绿、姹紫嫣红的。这实际上是她们好多天来第一次开洋荤了。两个孩子过节一样兴奋着，一会儿就扒完了一碗饭，又去厨房里添了。阿美自己不怎么动筷子，只是一个劲往孙志强碗里夹菜，堆得孙志强的碗里鼓起了一个小山包。阿美说：“小孙，你单身汉一个，今后要是懒得煮饭的话，就到我这儿吃，很方便的呀，只是添一双筷子嘛。”阿美越客气，孙志强就越拘谨。他端着饭碗，等阿美又要夹菜的时候，赶紧转过身去，护着自己的碗，嘴里嘟嚷着：“够了，够了，真的吃不了了。”吃完了一碗，阿美递给大英一个眼色。大英心领神会，一把从孙志强手上抢过饭碗，又去厨房给他添了饭。孙志强连忙跟过去：“我真的吃不下了——好，好，我再吃一点，一点就行了。”这顿饭香是香，味道好是好，但吃得有点紧张了，简直成了一场阿美投篮、小孙防守的篮球赛了。
吃完饭，大英洗碗，小英收拾，阿美就给孙志强泡了一杯浓浓的绿茶。孙志强坐在椅子上喝了一口茶，热热的，香香的，刚刚吃过饭有点油腻的嘴巴和胃口，立刻有了春风抚动的感觉。他从心里感到这一家三个女人对自己的那份殷勤了。要说自己从前也没少来师傅家，但那时，阿美给自己的感觉还是个既贤惠又有点腼腆的师母，又因为她的漂亮，实际上他也没敢怎么仔细打量她。而大英小英呢，就是两个小萝卜头。可是，今天，他好像第一次认识她们。她们是那么的热情，热情得有点陌生了。
又喝了一口茶。阿美已经坐到缝纫机前车衣服了。她边车边说：“小孙，你今后要做衣服的话，就把布料拿过来，我替你做。”
孙志强一边答应着，一边无所事事地四下看看，这一看，就看到一个男人熟悉的眼睛。他在看着自己，目光从墙上一个带黑框的相架里透过来，冰凉如水的。那是师傅的眼睛。孙志强的心里猛然响起了一个声音：“寡妇门前是非多。”有点冷，有点硬的声音。他忍不住扫了一眼阿美——这是他第一次这么仔细地打量她。她白净的肤色，秀气的瓜子脸，一双湖水似的迷迷蒙蒙的大眼睛，眉毛像画上去的一样，睫毛长长密密的像个草帘子，嘴巴是往里微微地收着的，要不是她的眼角、额头上有几条明显的皱纹。要不是她脸上的皮肤显得松弛一点，她确实跟月历牌上的那些标准美女不相上下了。寡妇，这么美丽、巧手的女人怎么会是个寡妇呢?可是，她就是个——寡妇，新寡妇。想到此，孙志强茶也不喝了，他放下茶杯，站起身告辞。阿美连忙起身，却见孙志强朝自己摆摆手，大踏步地出了门。阿美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心里泛起了一点猜疑：好好的，他没有什么不高兴的吧?不会是因为我车衣服，他觉得怠慢了自己吧?我拜托他的那件事情，他不会忘记吧?
过了几天，阿美正拿着尺子、粉笔，在一块布料上画着裁剪线。她见光线陡然一暗，门口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定神一看，是孙志强。这真有点喜出望外了。她赶紧把他让进房间，还拿着茶杯要给他冲茶。孙志强挡住了她。他说自己是开车路过这里的，一会儿就走人，还说上次托他打听的事情，已经向赵书记打听过了，赵书记既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只是让阿美抽空到单位里去一趟，有什么想法具体和他谈。
“是吗?赵书记真的让我找他去呀?小孙，那你帮我参谋参谋，这事有没有可能呢?”阿美的眼睛里闪动着惊喜的亮光。
“这——说不准。不过，据我了解，赵书记这人还挺好的，别看他样子蛮严肃的，但心肠软，我们单位里那些女职工，有什么事情到他面前哭哭啼啼地弄一番，一般总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背后都说，在我们运输公司啊，那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过，你这件事情是大事，我看，可能还要多跑几次的。到时候，我们都帮你说说好话，你自己呢，就多准备几条手绢吧。”孙志强说着，仰着头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既有那种成熟男人的潇洒和爽朗，又带着一种男孩子般的顽皮和天真，一屋子的光线好像都给他煽动起来了，有无数的光的蝴蝶扑的一声飞起来。
孙志强一到家里，家里就明显小了，挤了，热了。他一个人就占了好大的一个空间。阿美觉得他的身上好像带着一种侵略性的东西，霸道，光明，温暖，不容分说的。可是，从前他来家的时候，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些呢?
下午一上班，阿美就坐在赵书记的办公室里了。赵书记见到她，并不意外。他还是一见面就爽快地说：“小美同志，你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吧?我早就说过，你有事就可以找单位的。你说吧。”
赵书记的目光像锥子一样地锥过来，阿美显得有点不自在了。她本来还想绕一点弯子的，但听他这么一问，就只好把自己的困难和要求直接提了出来。说得虽有些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的，但意思都在那里了。
赵书记一边听，一边用眼神鼓励阿美把话说完，然后他自己说了一段话，意思是阿美既不会开车，又没有什么专长，还是个女同志，解决工作问题一时比较难办，不过公司还可以想想其他的办法——他还没有说完呢，阿美的眼圈就红了，然后泪水就溢了出来。她掏出手绢，这么一掏，想起孙志强说过的话来，本来很实在的难受，自己突然感觉到有点装模作样了。不过也好，这模样一装，哭泣就夸张起来，有点声泪俱下的效果。赵书记明显有点尴尬，一个劲儿劝她：“你别哭，别哭呀，我也没说不行啊，我们再想想办法嘛。”
阿美好不容易停住了哭泣，她抬起头来，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好比葵花向着太阳似的巴巴地看着赵书记。她的腮上还挂着一滴泪，长长的睫毛也像沾了露水一样。还有她的眉毛，嘴巴，脸，手，身上的气息。一个令人吃惊的女人啊。那一刻，赵书记的心像被一把刀子划过去一样，痛，快，还有一种无名的东西。他*的，这个老沈真是没有福气啊，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女人一个人撂在世上了。不过，这小子也真算有福气啊，这个女人最好的东西不都让他这个粗人给享受过了?他哪里配得上她呀?怎么偏偏就有了这样的“桃花运”呢?这么一想，他浑身一阵燥热，搞不清楚是怨恨还是同情，他看着她，眼睛里冒出了热切的火光。
他劝她不要哭了，说这是桩很大的事情啊，他一个人办不了的，要跟其他几个领导沟通一下的。他亲切地拍着阿美放在桌上的手，让她过几天再来找他。阿美知道，这件事情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定下来的，她把眼泪收住，擦干了，说了几句拜托、谢谢的话，转身告辞。赵书记在门口紧紧地握住了阿美的手，他右手握着，左手还在阿美的手上拍了几下，目光炯炯地说：“啊，小美同志，你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再等等。”
赵书记眼睛里突然进出的那种奇特的光芒，让阿美有点陌生又有点惶惑。那是一种险情的暗示，还是一种希望的预兆?那是一个药引子，还是一个火星子?真是一片让人迷糊的云雾啊。阿美有一种预感，一种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预感。会是什么事情呢?她不愿意往下想，也不敢想。人有点糊里糊涂地回到家。缝纫机的踏板像蜜蜂那样嗡嗡地唱起来，吵得阿美的心像午后一只寂静的秋千，空空地荡着。
这日子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当晚，就做了一个梦。惊心动魄的，却又是欲仙欲死的。看不清脸的男人，等看清了，却不是老沈，而是孙志强。这简直无法无天，匪夷所思了。一头大汗地惊醒过来，四周一片漆黑，听得见心脏跳动的声音了，下身也是刀山火海一样。阿美羞得用被子捂住脸，无地自容了。天地良心，她并没有动什么歪念头呀，可是，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全是这些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的东西。她将叉着的腿收回来，可是一夹，又有蠢蠢的欲念，忍不住的。阿美的脸在发烧，心却是冷的。在这一热一冷中，她还是流下了几行清泪。再也睡不着了。头脑清醒得像拿冰水浸过一样，这半生的事都像月亮那样地升起来，升在她寂寞、清寒的夜空里，照得她的记忆冰山似的一片透亮。四周是黑寂的，无边，漫长，凄冷，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挨着，一寸一寸地挨着，可是要挨到天色放白，还得挨多久呀?为什么人家总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呢?从前没想明白，现在总算明白了，那“恩”也许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男欢女爱，也许，那“恩”就是枕头旁的一种依靠、温暖和踏实啊，是那种可以抓得住、靠得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啊。从前哪里知道珍惜!哪里懂得这“恩”!只有等做了——寡妇，一个寡妇，在夜半醒来的那种透彻的冰凉中，才真正懂得了。这就是一个寡妇的真正含义了。
第二天一早，阿美觉得自己的头痛得厉害，有点像患了感冒似的。她硬撑着起了床，将昨晚剩下的米饭，添上水，煮了一锅稀饭，将大英小英喊起床。两个女孩一阵忙活，照往常一样地上学去了。家里只剩下阿美一个人。头痛得越发厉害了，她只得爬到床上靠了一会儿。迷糊之际，就听得外屋有人在高声地叫着自己。
是粮店的朱阿姨，还带着一个极有风韵的女人。朱阿姨很骄傲地把那个女人介绍给阿美，说那是她的亲妹妹，在市黄梅戏剧团当演员的。“她就是朱香兰呀，你应该听过这个名字的。”
阿美是听过这个名字。那也算剧团的名角了，不过是唱老旦的，比不上那些青衣、花旦、小旦来得红，在小城算个二流的明星吧。阿美曾经在剧场看过她演戏的。当下，阿美的脸上放出光来，欣喜地说：“哎呀，你这个大明星怎么看得上我这个小店呢?”
朱香兰人挺随和的，并没有什么明星的架子，她笑着说：“早就听我姐姐说你手巧，衣服做得比买的还好了。这不，人家从上海给我买了两块料子，这种质地这种颜色的，做件普通的上衣吧，不合适，你帮我看看，做什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