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特殊见一般
一
凡称得上“艺术”二字的作品，它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总是遵循着一条规律，那就是以特殊见一般——典型化的规律。这是文艺反映方面的一个基本规律。
由于极左路线对文艺的长期干扰破坏，以特殊见一般这个典型化的规律被搞乱了，甚至无形中被否定了，所产生的作品在艺术反映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与那些作品相比，陕北民歌无论从选材上，表现角度上，表现手法上，语言上，特别是它的艺术风格上都显得那么与众不同，那么别致，那么特别。它脱“俗”了，不但在中国的民歌之林中独具特色，更脱了公式化、概念化之“俗”。它以一个特殊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总是给人以新的认识，新的感觉，新的启迪。
究其根源，也很简单：陕北民歌是在生活的自然状态下产生的，它的创作方法、手法、语言、情调、色彩等诸方面，完全以陕北劳动人民的审美观念为准则，没有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和影响。因此，与其他作品相比，它独有神姿，独具个性。
从艺术反映的角度来说，一部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与其他作品的相同之处，而恰恰在于不同之处；艺术反映上过多的雷同，正是一个作品走向死亡的征兆，而它的独到特点，才是它旺盛生命力的象征。
陕北民歌能够历久不衰，独树一帜，不仅在于它强烈的人民性，也在于它艺术反映上的特殊性。
现在所流行的陕北民歌，大部分产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六、七十年内。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斗争日趋强化的时期，也是陕北民歌最兴盛的时期。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的变革，反映了社会矛盾冲突与阶级斗争。其中有一些作品，对这些矛盾斗争的反映采取了直接的、正面的方式。如在《种洋烟》和一些信天游里，就反映了陕北人民对外来侵略的抵制：“洋烟本是外国草，谁吃洋烟谁倒灶①”，“骑马不骑三条腿，交朋友不交洋烟鬼”，“一脚踏烂你那洋烟灯，叫你那个洋烟抽不成！”等等。一批“长工歌”，更是直接揭示阶级矛盾，反映陕北人民对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反抗的典范。特别是革命历史民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作了全面的反映，是一批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
① 倒灶，陕北方言，即倒霉。
但是，在迄今见到的七、八千首陕北民歌中，这类作品毕竟还只是少数。那么，其他作品描写的是什么呢？——生活中那些极为平凡的琐事：小媳妇想娘家，大姑娘盼出嫁，女娃娃算卦，吹鼓手迎亲，出门人思念家乡，年轻人谈情说爱，夫妻间吵嘴逗趣等等，外加猫猫狗狗，花花草草，山山水水；所描写的人物虽然数以千计，但一个个都是普普通通，与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物相差无几：灰头灰脑的长工，受尽欺凌的女人，善良胆小的庄稼汉，四肢发达而“目光短浅”的青年，还有花言巧语的货郎，害了相思病的姑娘，昏头昏脑的赌棍、二流子、流浪汉，“痴心女子”、“负心汉”。还有一些反派人物：神气十足的兵痞，富富泰泰的地主，吹胡子瞪眼的土豪等。这些人中，似乎没有一个出类拔萃者，全象一群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兜来兜去、忙忙碌碌的蚂蚁，很少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
从歌子的表面看，似乎也没有抓住什么“重大题材”，描写的多是生活中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大女子养娃娃》这首歌：“白格生生蔓菁脆格铮铮地咬，大女子养娃娃天生下……”，描写了一个大姑娘因为偷情，生下了孩子，爹娘气恨女儿，女儿却仍旧疼爱孩子的事。作品的最后一段：
叫一声妈妈你不要气，
稆生①娃娃是好的。
① 稆生，陕北一般称为“柳生”。柳树不用专门栽种，根边便会自己萌发出新枝来。这个词泛指没有父亲的孩子，私生子。
充满了人性般的母爱，很难从中找出什么思想性来。
另如一段信天游：
要穿蓝，一身蓝，
好象个吕布戏貂蝉。
要穿灰，一身灰，
好象个鹁鸽满天飞。
要穿黑，一身黑， ……
说的全是衣着打扮，并不包孕什么思想主题。有一首《十不足》，倒还沾上了“思想”的边：“一见兄台笑嘻嘻，听我再唱十不足”，唱了什么呢？——
身上寒冷肚里饥，
方才得食又贪衣。
细缎袍褂都穿起，
思想起家中无巧妻。
大妻小妻都娶起，
思想起出门无马骑。
……
不是此人死故了，
上到天边还嫌低。
好了，不用再举例了，只要你有心，拿起一本陕北民歌任意一翻便是一例。由此，我们可以对陕北的传统民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它所选择的题材不能不算微小，所描写的人物不能不算平凡，所展现的生活面不能不算狭窄，与那些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相比，又不能不算奇特。这样的反映，可能会受到一些人的嘲笑和鄙夷。这些年来，对陕北民歌的评论文章也有过几篇，但开口便是那几首长工歌，闭口便是那几首《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似乎只有这几首才算有价值，而对其他大量的歌子提及不多或根本不提。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它与反映在文艺上的极左路线的侵蚀有着直接的关系。
社会生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丰富的整体，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固然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但却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阶级的矛盾冲突、斗争包括多种表现形式，而并非直接交锋一种。在具体生活中，它更多的还是通过非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陕北传统民歌用大量的篇幅展现了一些平凡琐碎的生活，刻画了大量平凡的人物，这绝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恰恰相反，正反映出了他们对社会生活体验的丰富和认识的深刻。可以说，他们的每一首歌，对他们来说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每首歌里所描写的凡人小事都包含着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态度、感情和对美的追求，只是包蕴得较深罢了。举个例子吧。如《搭伙计》这首歌。“搭伙计”，是陕北的一句土话，翻译一下，便是“嫁野汉”，文明点叫“找情人”。歌的名子似有些粗俗，歌子也真的叙述了一位怀春的姑娘向一位“久经沙场”的女人请教如何寻找情人的办法。格调似乎较低。客观的说，“搭伙计”这类的事在陕北的过去是十分平常的，歌中那位女主角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人物。但是，在这平凡的事件之中和那位平凡的人物身上，所揭示出的生活内容是极为丰富、深刻的。通过那女人对自己“学生”讲诉自己如何因包办婚姻卖给人家，十八、九岁时如何被丈夫抛弃守了寡，自己如何因生计所迫连续搭了五个伙计又一次次被抛弃，以致后半辈子清冷孤寂、无依无靠的身世，不露声色地、生动地控诉了封建礼教观念对妇女们所犯下的罪恶，揭示了封建社会广大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
仍以前面列举的几首歌子为例：大女子没结婚便养娃娃固然是一种特殊的、偶然的现象，但这首歌以此作为描写对象，写了姑娘对那稆生娃娃的疼爱，还说“稆生娃娃是好的”、“天生下”，这是对戒备森严的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多么有力的挑战和嘲弄！不正是广大劳动妇女希望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追求婚姻爱情自由愿望的具体展示么？“要穿蓝，一身蓝”一首，从衣着打扮的角度集中表现了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淳朴和对美的一种追求，不也很有价值么？至于那首《十不足》，作品内容本身就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做了形象生动的揭示，从而展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一种世态观念，并对此作了嘲笑和否定，（当然，这种否定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并不透彻、深刻。）它的矛头，直接刺向了封建阶级的丑恶意识。
我认为，陕北民歌对现实生活的描写，无论是它的题材、角度的选择，还是事件和情节的安排，都奇极了，妙极了，好极了。奇就奇在它与众不同，妙就妙在它既是平凡的，又是奇特的，好就好在这些奇特里面，总是包孕着社会生活的内涵。从平凡的现实生活出发，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着眼，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在文艺创作上的体现，也是现实主义文艺的实质和特征。但自然美并不等于艺术美，艺术对现实生活有着它特殊的反映方式，那就是以特殊见一般，以偶然见必然的方式。现实生活无不包含着丰富的奇特，而这样的奇特又无不揭示着生活的一般。因此，越真实就越显奇特，而越奇特就更见真实。这是生活与艺术的辩证统一关系。文艺创作过程，说实在点，不过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凡，再通过这不平凡揭示出生活丰富的内涵来，这叫“真中求奇，奇中显真”。
歌德有句名言：“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以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
真中求奇，奇中显真，是文艺典型化的特殊方式，也是唯一方式，是对作者才能的一个检验。知其真而不知求其奇者，不通文艺之窍也；知其奇而不知显其真者，不通文艺之道也。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主观因素起着不小的作用，但有一点必须摆正：作为现实主义的文艺，作者的主观必须服从于社会生活客观现实。陕北民歌的作者们受时代和社会的局限，头脑中必然含有许多不健康的东西，但可贵的是，他们尊重了生活的客观真实，服从了客观真实，反映了客观真实，因而陕北民歌也就具有了认识社会生活的极高价值。
二
陕北民歌与陕北民间故事传说，虽然同属于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但在创作方法上，两者所走的路子却不尽相同：陕北民间故事传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陕北劳动人民对生活的追求、理想和对自然现象的不同“理解”，是陕北劳动人民那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的一个美妙的天地，因而，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是极浓的。陕北民歌却不同，它基本是劳动人民面对现实生活的即兴之作，是对现实生活真实具体的认识和感受，是现实生活最直接的反映，因而，它具有着现实主义的鲜明特征。
现实主义必须是严格地面对现实生活的，是对现实生活真实具体的概括和反映。但是，因为社会生活是十分广阔、十分复杂的，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因而，任何巨大篇幅的文艺作品在这莫大深厚的社会生活面前都会显得微小而简单，它的广度，也只是对生活的某个局部而言；它的深度，也只是对生活的某些本质的某个方面而言。文艺固然应当对生活进行集中概括，应当具有超越题材范围的容量，这也是艺术典型的意义所在。但这个概括和超越绝不是无止境的，它受着文艺形式的制约，《红楼梦》洋洋百万余言，堪称高度典型化的巨著，却也不过概括了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的内部生活，在当时农民反抗运动此起彼伏、民主思想迅速萌发的社会潮流面前，它仍然只是一个方面、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是汇成主流的一个支流。
这里，牵涉到对典型化的理解问题。社会整体，是由若干个个体组成的；社会生活的主流，也是由无数个支流汇集而成的。作为文艺，它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揭示出了某些事物现象的社会内涵，它就是典型的。
基于以上对典型化的理解，我们对陕北民歌所反映的那平凡、微小却又奇特的生活就有了一个客观的分析和认识。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即兴之作，日常生活中某个微小的环节都可能触发他们的情思，引起他们的联想，形成一首歌。看到一片白雪，便冒出一段“天上下雪地下白，哥哥你走了多会儿来？”；看到春燕成双成对，便会联想到自身，唱出“一对对胡燕衔口口泥，好扔下个村子难扔下个你”来。听到一点新鲜事，发现一个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的“怪人”，激起了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便编成了歌儿来唱，《乱刮风》、《迎春揽工》、《张姐夫拜年》、《接小姨》等歌就这么产生了。这是民歌原始胚胎的形成。歌子唱出来了，众人听着怪不错，也触动了自己的感情和联想，便你传我，我传他地传了开去。这个流传过程，是社会对作品的一个检验过程，也是民歌的典型化过程。人们往往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这个加两句，那个减两句，久而久之，一首歌便从胚胎发育成熟了。它往往集中概括了人民对生活的普遍认识和感受，因而极富于典型性。
这是民歌创作的基本过程，也是它的典型化过程。民歌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在流传中逐渐定型，所以，客观因素相对地就强一些。现在搜集到的八千首民歌，它的胚胎绝不限于八千首，可能很多很多。这些民歌在流传过程中虽然经千万颗心、过千万张口，内容增强了，反映的思想感情更普遍了，但仍是在原题材基础上的增强，它的艺术上的特殊性也相应地增强着。劳动人民对于各种艺术的要求，娱乐性是他们很强调的。他们的艺术欣赏水平很高，哪首歌缺乏“新”意，就会被自然淘汰。而“新”，正是艺术反映上的独特，是艺术的生命。
从生活与艺术反映的关系看，一般决定着个别、特殊的价值。从艺术反映本身看，个别、特殊又决定着一般的价值。法国诗人歌德在他的《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中的一段话，基本上阐明了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很大的分别。由前一种程序产生出的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才有价值。后一种程序才适合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出一般。谁如果生动地掌握住这个特殊，他就会同时获得一般……。
以上说了这许多，无非是想从对陕北民歌的研究中得到一点启示。陕北民歌正是从生活中的特殊着眼的，因为这个特殊之中本来就包含着一般，只是包含的程度不同罢了。但经过长期的传唱，人们对生活的丰富感受逐渐赋予了民歌内容的丰富性，使之特殊更加特殊，一般达到了饱和。
当然，民歌毕竟与大部头的作品不同，受着体裁形式的限制，不可能拉开战线、摆开阵式“大干一场”。因而，每首歌的内容虽然达到了饱和，却反映的仍是生活的一鳞半爪，单独来看，象一颗颗碎小的珍珠，莫说生活的“主流”，连“支流”也谈不上，只能算是一滴滴水珠。然而，若将陕北民歌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看，它的份量就不一般了，展现给人们的，是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生动细腻、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画卷。各类不同的“水珠”汇在一起，便形成了一条条“支流”，“支流”汇在一起，便是一条社会生活的浩荡长河。在这里，所有的歌子所反映出的生活都是陕北民歌这个艺术整体所创造的典型环境的一部分，每首歌中的人物都是典型形象，同时又是其他歌中的典型形象所赖以生存的典型环境的一部分——首与首，人物与人物，这个环境与那个环境，完全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映照、相辅相成的关系。
说到这里，又使我想起了古人李斯的一句话：“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用这话来阐明主流与支流的关系，阐明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不是很恰当、很形象吗？只谈主流，却鄙夷支流和水珠，那个主流又从何而来呢？“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假如除去一切肢体，还有什么整体可言呢？
三
文艺作品的典型性，是对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而言，也只有把陕北民歌放进当时陕北生活里来检验，才会发现它的价值和意义。
从历史看，陕北曾有过“三起三落”：两汉时期，这里是一块富饶的地方，“上郡之地，畜牧为天下饶”①，是全国著名的
① 《史记·货殖列传》。
六个养马场之一。特别是无定河流域，更为繁盛，“沃野千里，谷稼即殷”，“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六个养马场之一。特别是无定河流域，更为繁盛，“沃野千里，谷稼即殷”，“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六个养马场之一。特别是无定河流域，更为繁盛，“沃野千里，谷稼即殷”，“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六个养马场之一。特别是无定河流域，更为繁盛，“沃野千里，谷稼即殷”，“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六个养马场之一。特别是无定河流域，更为繁盛，“沃野千里，谷稼即殷”，“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① 汉·虞翊：《复议三郡疏》。
② 清：《榆林府志》。
③ 民国：《宜川县志》。
清代后期，陕北已是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区。同治元年，又出现了一次大内乱，回汉相争，捻军进入，战争历时十年之久。陕北本来就很稀疏的人口又一次剧减，十不剩一二。“陕乱略定，十年（指同治十年），……不料兵燹已过，荒灾又来。光绪三年，天气亢早，赤地千里……青黄不接，死人枕籍，有闭户一家俱死者，实浩劫也！”③
这样的荒凉地区，经济价值很低，统治阶级已无心去顾及它了，但经济剥削却仍很残酷。从清代延安知府许谣的一个纪实性论文中，可以见其一斑：
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天下之赋莫重于延……延安之九州县荒残伤残之状，亘古史传未闻……千里顽山，四周重阻，商贾难以至其地，行旅难以出其力……民生莫不有居室，而延民独瓦砾邱墟，窟土而处；民生莫不有衣食，而延民独赭黔百结，肘露踵穿……本朝因兵燹之后，人民存者不及十分之二，所在荒抛……。荒残伤残之状，亘古史传未闻……千里顽山，四周重阻，商贾难以至其地，行旅难以出其力……民生莫不有居室，而延民独瓦砾邱墟，窟土而处；民生莫不有衣食，而延民独赭黔百结，肘露踵穿……本朝因兵燹之后，人民存者不及十分之二，所在荒抛……。荒残伤残之状，亘古史传未闻……千里顽山，四周重阻，商贾难以至其地，行旅难以出其力……民生莫不有居室，而延民独瓦砾邱墟，窟土而处；民生莫不有衣食，而延民独赭黔百结，肘露踵穿……本朝因兵燹之后，人民存者不及十分之二，所在荒抛……。
① 清：《榆林府志》。
② 民国：《宜川县志》。明代后，对陕北耕地进行了登记，按亩纳粮。后因人口大量减少，耕地大片荒芜，统治阶级仍按原登记耕地纳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种一亩地，却要纳九亩地的粮。
陕北人民凄苦于此，但“虽穷于昔日，赋未变于昔日”，竟然达到“一亩之地，九赋其粮”②的程度。可见统治阶级对人民压榨之残酷了。
时至民国初年，战争连绵不绝，统治阶级无暇顾及陕北，而陕北地方势力抬头，成了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这些土皇帝“老子天下第一”，对人民恣意蹂躏，使得农民衣食不保，卖儿卖女卖老婆，许多人流离失所，当了揽工汉，有的当了二流子、摸偷鬼、赌棍。
这就是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的陕北。
在精神领域，陕北人民本是具有多方美德的，当时也被誉为“四美”。据《延郡志》载，这“四美”是：“一、结婚不论财；二、交友多重义；三、思先时尽哀（每遇佳节，门前焚飘楮，继之以哭）；四、好善勤施舍。”这“四美”虽不能全面概括陕北人民的美德，但仍可见其一斑。只是后来因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陕北人民的这些美德被大大地摧残了，“结婚不论财”，变成了“必论财”、“论大财”；“好善勤施舍”，也因劳动人民普遍贫穷，“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变成了一句难以实施的空话。另一方面，因陕北人口稀疏，交通不便，居住又十分分散，所以行政管理难以强化，较之平原地区，姓族的势力也显得十分微弱。这样，这里又恰巧成了一个封建传统观念比较虚弱的、“自由化”的地区。这也是陕北民主思想萌发较快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土地革命迅速在陕北兴起，革命武装斗争风起云涌，陕北人民翻身而起，精神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似处在一种拉锯状态，民主思想与封建传统观念仍在较量，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一些地区，民主思想已经占了上风……。
土地革命斗争以来陕北生活的状况，下章将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四
陕北民歌以它那特殊的身姿，真实地再现了陕北社会生活的面貌，表达了陕北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陕北民歌那一颗颗“小星星”，都闪烁着它的光华。
在那些长工歌里，显露出一种哀伤的情调，长工们一个个都给人以灰溜溜的感觉。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对劳动人民精神摧残的结果。长工歌起于这个基调，显示出了作者们对这种生活的愤恨与同情。“掌柜的你在那家里盛①，堪
① 盛，方言，即呆着、停留、住下之意。
乎儿乎儿乎儿乎儿乎儿① 堪乎儿，方言，即差点儿。
② 爱，这里是馋的意思。
劳动人民当然不会做任人宰割的牛羊，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反抗情绪和心理也会冒出尖来，反映在他们的行为和语言上。土地革命斗争和历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自然不必多说，即使日常生活中，这种反抗情绪也会情不自禁地显露出来。如《十揽工》这首歌，从正月到十月，长工们一直在呻吟着，而到了十月，他就“神气”起来了：
十月里，十月整，
十月半头来下工。
叫声掌柜的你把银子称，
明天就和你是一样的人！
拿了工钱，有了银子，便以为自己可以和掌柜的平起平坐了，乍看起来也未免有些幼稚可笑。但是它把长工们向往平等、自由的心情表现得多么强烈啊！他们哪怕看到一星希望的光亮，便敢于口出“狂”言，豁出生命去干。试想，那些掌柜的用鞭子任意地抽赶着一大群只会哀叫的牛，突然发现这些牛向他瞪起了眼睛，竖起了犄角，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群暴怒了的牛的包围之中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
反抗情绪在其他题材、类型的歌子里反映的更为强烈。如《骂媒人》“倒灶鬼①媒人心眼瞎，给我寻下个儿②婆家”。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在骂媒人，在那个社会，媒人固然是为封建礼教卖命的，但在她的背后，却是封建社会那强大的、专制的黑暗势力。在一定条件下，受害人完全可能与那个媒人达成某种妥协，但与封建传统观念，什么时候都是势不两立的。假如这样理解，《骂媒人》这首歌的攻击目标就十分清楚了。骂，也是一种反抗。虽然并不有力，但敢于骂出来，胆量已算不小了。
① 倒灶鬼，陕北常用的一句骂人话。
② 儿，方言，坏的意思。
有一首流浪汉的歌，十分有趣：
王小子我大街上稳稳一坐，
单看那来往过路的人。
好一副无牵无挂、逍遥自在的神气！他虽然衣食不保，但自己觉得精神上已经摆脱了封建阶级的桎梏，显得一身轻。他稳稳坐在大街上，用审视的目光望着这个“沉重”的尘嚣世界，这是对社会多大的蔑视啊！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源发于陕北。但数百年来，一直被统治阶级视为犯上作乱，称之为“李匪”，似乎这已经成了那个社会的一个定论。但在陕北劳动人民的歌子里，这个“李匪”却一直被作为英雄歌颂着，成了这个地方崇高荣誉的象征。如酒曲《远照米脂城》会的一个定论。但在陕北劳动人民的歌子里，这个“李匪”却一直被作为英雄歌颂着，成了这个地方崇高荣誉的象征。如酒曲《远照米脂城》会的一个定论。但在陕北劳动人民的歌子里，这个“李匪”却一直被作为英雄歌颂着，成了这个地方崇高荣誉的象征。如酒曲《远照米脂城》
① 照，陕北方言，即看，米脂，陕北县名。
② 撑不定，即支撑不住。
远照米脂一座城，
近照上米脂无有西门。
西城楼下面压着九盘龙。
老鼠挖来么狐儿子拱，
出了那闯王李自成，
三返上河南攻打北京城！
（一作：脚踢上河南拳打北京城）
陕北人民为陕北出了这个英雄而骄傲，将他比作神龙出世，而将那些封建统治阶级比作老鼠、狐狸：他们欺压百姓，象老鼠狐儿子一样到处打洞，没想到竟然放出了压在地下的神龙李自成，造了他们的反啊！（这首酒曲的出现，与当地一个民间传说有关。）将李自成作为米脂人民的骄傲来歌颂，敢于同统治阶级分庭抗礼，真够“大胆”的了。寄向往于英雄，寄反抗情绪于英雄，使这首歌传数百年而不衰不灭，至今仍发着熠熠光彩。
反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陕北民歌抒发了一定社会状态下劳动人民的反抗情绪，就是它进步的标志。当土地革命斗争在陕北兴起后，陕北人民就再也不是那种悲剧性人物了，他们拿起了枪，向统治阶级猛烈开火了，那气概，大有“盘龙卧虎”之势：“红军的火力实在硬，打得那白军撑不定”②，“前不让他前来，后不让他后，关住个大门好打狗”，“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盒子枪，迫击炮，打得那敌人没处藏，叫声敌人你快缴枪”等等，其斗志之昂扬，气吞山河，与土地革命前的农民判若两人。
这就是陕北民歌所具有的时代性。时代性，是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作品所提供的典型环境的实质。陕北民歌时代特征的鲜明，是它严格的现实主义的体现。
五
诉苦歌，在陕北民歌中占有一定数量。这是一个泪的海洋。人们常说的民歌的“哀怨之声”，大概主要就指的这类歌吧？《走西口》应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它叙述了一位名叫蔡长生的青年医生治好了一个名叫孙玉莲的姑娘的病，两人发生了爱情，结为夫妻。婚后不久，因遇荒灾，衣食无着，蔡长生走西口谋生，夫妻洒泪相别的故事。这首歌感情十分强烈、真挚，是一首少有的抒情歌，现在仅掌握的唱法就有六十多种。《卖娃娃》，写了民国十七年陕北的那次大荒灾中，一个逃荒的男人卖掉自己的两个孩子的故事。卖掉孩子，并不是图点钱，而是为孩子谋条生路。歌中抒写的情景是很凄惨的：“可怜实可怜，可怜我没有钱。量得二斗糠炒面，一风吹上了天。”卖孩子时，父亲“手拖五岁女，怀抱三岁男，丢下这个抱那个，叫我好不难！”真是惨不忍睹。这些歌，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生活悲剧的再现。
在诉苦歌中，最多的还是那些抒写劳动妇女爱情婚姻遭遇的作品。如《寡妇无下场》、《搭伙计》、《玲娃和成娃》、《五更鸟》等。爱情，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反映，但在阶级社会中，这种人性往往被阶级关系和阶级意识所左右，因而，透过它往往能看出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意识。其中一些歌子所描写的状况是很动人心的。如《玲娃和成娃》，写了一对青年人相爱，但由于成娃没钱，两家社会地位不同，使这对有情人难成眷属，后来姑娘玲娃怀孕，成娃远涉百里去抓打胎药，回来的路上听到消息，玲娃已生产了，“娃娃生在个驴圈里，老母猪拉到个当院里。”她为什么要去驴圈里生呢？怕被人知道。女人生小孩，在过去是一大关口，她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到驴圈里去生，而生下的孩子又被猪拉在了当院里……那是母亲身上的一块肉啊，当玲娃看到自己的孩子成了老母猪撕玩的东西时，做母亲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她连招呼自己的骨肉的权力也没有了啊！
如果说《卖娃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状态的话，《卖老婆》就使这种生活状态更深入化了。歌子写了一位贫苦农民，没地种，没农具，只好“租了两犋牛，种了两秋田”。然而，一年的收获仅是“两斗秕荞麦”。莫说养一家糊口，连租钱也不够。日子没法过，妻子发愁，整日没完没了地埋怨丈夫。丈夫心里正急，加之妻子啰嗦个没完，便怒火中烧了，“老子要卖你！”“三辈子没老婆，五辈子不后悔”。这样，老婆卖给了人家，连两个小孩也被带走了。丈夫后悔莫及，精神萎靡，将得来的钱挥霍一尽，思念起亲人，却“再也摸不着”了。
将老婆当商品去卖，而且卖得那么随便，无疑是丈夫的过错。这岂止是个脾气、个性问题，而是他早已中了封建“夫权”思想的毒害。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还不起租子、生活无计是悲剧产生的根源。这同《白毛女》里的杨白劳卖掉女儿虽然有着形式的不同，但因身受剥削压迫才造成悲剧结局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封建制度下，受害最深的莫过于劳动妇女了，因而，在陕北民歌这“泪的海洋”里，女人的眼泪多于男人的眼泪。不同的是，生活中女人的眼泪往往是为自己流的，而反映在文艺作品里，往往成了许多人的眼泪。这当然也与民歌的发育过程、流传过程有关。如《妓女告状》。妓女，在生活中毕竟是少数，是“特殊人物”。这首歌通过这个特殊却展示出了一般。
歌子提名是告状，却用第一人称叙述了这个妓女的悲凉遭遇；她十三岁便被卖到了窑子上，十三岁的小孩子，这对她的身心是多么大的摧残呀。她不光接客，还兼干苦力活，“挣下钱来便是罢，挣不下钱来便是打”。这种奴役使她很快染上了疾病，无人理会，在床上躺了七天，最后“上了望乡台”。而死后的情景呢？老鸨母找来两个“摸偷鬼”①，用一张芦蓆将她一裹扔在了城壕里，草草埋了了事。“上身露出青丝儿头，下身露出金莲来”。作品最后说：
① 摸偷鬼，指那些不务正业的人。
当驴变马奴愿意，
再不要转了女裙钗。
歌子充满感情，小姑娘的遭遇催人泪下。但当掩卷时，总觉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其一，歌子一开始，用不少篇幅描绘了森罗殿的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可这妓女生前不去官府告状，为什么偏偏等死后才到森罗殿去告状呢？其二，这个状子告的怪：被告不明。是卖掉她的父母？是蹂躏她的嫖客？还是虐待她的鸨母？搞不大清楚。其三，这小姑娘在阎王爷面前哭诉了半天，其目的仅仅是请求阎王爷让她下世别再转成女人了。看了这首歌，请问，假如您是判官的话，您该把哪个作为凶手抓起来呢？
我料定你会迟疑不决的。因为姑娘的父母、鸨母、嫖客几个人的行为，虽然都是导致这姑娘死亡的因素，但每个人似乎又都不负有直接责任。
这被告不明的所在，恰是这首歌的高明之处。它没有把罪恶归于哪个特定的人物，而归罪于这些人物所构成的那个社会。作者让小姑娘去森罗殿请求正义，不是在故弄玄虚，而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人间比森罗殿更可怕，官府比阎王殿更不讲理——人官猛于鬼也！作品以小姑娘的个人遭遇，全力展示了旧社会的无情与悲凉。
它还有更有力的一笔，也就是作品的最后两句：“当驴变马奴愿意，再不要转了女裙钗”。“女裙钗”，就不单指妓女了，是广大妇女的代称。这画龙点睛之笔，使人物更具有了典型性，它使得女主人公跳出了个人遭遇的小圈子，概括展现了陕北广大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在这里，个别已包含了一般，显示了一般，作品内容的份量骤然巨增。这就是艺术典型的力量所在。
艺术的典型性，首先在于它的特殊性。它区别于一般，是新、是奇。艺术家们从生活中选取了它，无论如何加工，但它必须具备两个特性，一是更为特殊，一是包含有更丰富的一般。
另有一首在陕北流传极广的歌——《女看娘》，在典型化方面达到了又一个高度。
它取材于最平凡的生活，写了一个小媳妇想回娘家探望生身母亲的事：母亲病了，消息传来，女人想回娘家侍奉老娘亲几天，可谓是孝心一片了。可是，“正月里，女看娘，来人待客媳妇忙，你叫我什么时候看我的娘？两眼泪汪汪。”正月里忙，那就二月吧。可是，“二月里，女看娘，推磨滚碾媳妇忙，你叫我什么时候看我的娘？”那就三月吧。“三月里，女看娘，整顿家什媳妇忙”……忙，忙，忙，接人待客，洗衣做饭，锄地种麦，干不完的活儿。眼泪汪汪的小媳妇只好盼了一天又一天，从正月一直盼到腊月，才总算盼到了。她满怀欣喜，包上了老娘亲最爱吃的冰糖沙糖回娘家来了。可是，老娘亲已经闭上了眼睛，再也享受不上女儿的一片孝心了。女儿“一手搭在娘身上，一手搭在灵棚上；哭一声娘来叫一声娘，你把那冰糖再尝一尝。”
这首歌就是女儿跪在灵棚前，用哭的形式吟唱出来的。
小媳妇想娘家，本是人之常情，平凡小事。作者从这平凡小事中却发现了不平凡、不一般的东西，并攫取了它，以此反映了丰富深刻的生活内容。亲娘病了，女儿挂念，心急如焚，对她的这些情绪反映却无人理会，丈夫不管，公婆不问，直到人死了才放开了她。似这样，她在家庭里所处的地位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歌子选取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位普通妇女的生活。她的哭娘，客观上是哭了自己。特别是后面的处理，让她“满怀欣喜”地去赴丧，艺术感染力很强。但是，假如这首歌的思想内涵仅限于此，那就有些一般化了。不，它有它更深的一层——这女人除了对母亲的死极为悲伤外，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毫无怨言，似乎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合理的。她的哭诉，从心理方面分析，为自己未能尽孝来开脱的成分是较大的。
对自己生活的不幸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艺术处理问题，它微妙地揭示出了社会生活中一个带有普通性的问题——封建意识对劳动人民的侵蚀。这女人显然被这种意识蒙住了眼睛，是一个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指出的那种“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奴隶”。在她看来，女人在家庭中是不应当有什么权力的，她们应当受丈夫、公婆的绝对领导。接人待客、收拾家务、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天职。“大家都是这样的，我有什么可怨诉的？”作者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妇女生活状况、遭遇和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这一系列东西，还提供了一个深受封建意识观念蒙蔽的、麻木不仁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在这里，家庭生活已被投入了社会生活之中，变成了透视社会的一面镜子，歌子对封建统治下的社会生活的揭示，已摆脱了衣食住行这些现象上的东西，深入到了人的精神领域。这一点，与一般的诉苦歌显然有些不同了。
通过这首歌，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封建阶级对社会统治的严密程度，不光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压迫剥削，在精神领域，封建传统意识、观念扎的根也是很深的。
总之，诉苦歌不仅以泪水取胜，它在揭示生活的内涵方面也是强有力的。“泪水多”本来也就是封建统治下的劳动人民的一个普遍“特征”。
六
在已搜集到的八千首陕北民歌中，反映爱情生活、婚姻问题，或包括这个内容的作品占了百分之八十。被誉为劳动人民的代表作的山歌（陕北称信天游、顺天游或山曲），几乎全是这个题材。因此，民歌又往往被说成是“爱的海洋”。民歌其所以多次遭人非议，麻烦多半就出在这里。
其实，爱情和婚姻题材岂为民歌所独有，中外文艺反映这个内容的作品也不在少数。爱情在文艺中占有这么一把显赫的交椅，并不因为作者们是一伙“情种”，而实在因为，它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爱情，属人性范畴，是自然美的一个重要方面。
既然爱情和婚姻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那么作为生活的“镜子”的文艺就必然会将其反映出来，既然它受着阶级性、社会性的制约，那么文艺中的爱情和婚姻也就必然会包孕着社会生活的一些内涵——这些话是以文艺的真实性为前提的。
有人将反映这类生活的文艺作品作了分析，认为一般可分为两种描写：一是自然主义的描写，只写人的动物性；一是基于人是人，不是动物的理解，着力表现爱的本质，以包含更丰富的社会内容。此两种描写，从文艺的典型原则出发，第二种描写较之第一种描写显然更有价值些。
我以为，陕北民歌对于爱情、婚姻生活的反映，基本属于第二种描写方法。如：“哥哥你是个受苦人，受苦人和受苦人心连着心”，就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头枕着炕楞一对对，盒子枪打死也不后悔”，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爱情的忠贞；“不亲口，不拉话，见你一面就心安下”，又是多么质朴的感情和品德。陕北劳动人民是陕北民歌中爱情的主角，其感情的真朴、强烈和率直是一个突出特点，这些不必多说。这类作品的价值，更在于它通过对爱情、婚姻的描写揭示出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如有一首歌，叫《女娃要汉》：
骂一声女娃短命鬼，
明儿给你寻个讨吃的，
虱虱圪蚤咬死你！
铺上羊皮盖羊皮，
哪怕寻个讨吃的，
女儿我也愿意！
骂一声女娃你短命鬼， 对面坬上有个揽工的，
看下你就跟的去！
叫一声妈妈你是听，
不管穷富都能行，
揽工的也是人！
看，两种爱情的性质多么不同，爱情的观点又多么鲜明。歌子写的是爱情纠纷，而揭示出的却是那个社会带有普通性的两种观念的冲突。
艺术的典型性不仅仅在于你接触到了什么社会问题，更在于你对这个问题揭示得是否深刻，是否生动。这是对典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的要求。在陕北民歌的爱情婚姻类作品中，达到这种要求的作品实为不少。
《大女子要汉》这首歌，产生于陕北土地革命时期。从题目看，可能会吓人一跳的；“哎呀，一个大姑娘竟然迫不及待地向人家讨要起丈夫来，多不知羞！”但是，且慢，这个定义下得早了点。这姑娘为什么要这么干呢？真的没一点羞耻之心么？非也。请看：
十七八的女娃门前站，
公鸡怎把个草鸡断①？
① 草鸡，即母鸡。断，陕北称追赶为断。因无此名，仅取同音字“断”代之。
女娃娃泪不干。
这姑娘为什么看到一对家禽合欢，便“两眼泪不干”了呢？这绝不是因为什么条件反射，而是她心中有着积压多时的难言之苦： 我大我妈爱银钱，
给奴家寻下个疤女婿，
奴家不愿意。
这疤女婿是什么样呢？——
耳又聋来眼又花，
满口一嘴大酥牙，
脊背上有疙瘩。
看，她的父母贪图钱财，竟给她选了这么好的个女婿——老“背锅”①。这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姑娘已经有了相好的了——
① 背锅：陕北对佝偻病的俗称。
隔壁又盛个王干妈，
她的儿子十七八，
心里就有他！
姑娘有了相爱的人，而父母却要她将爱情献给一个老头子，有情人难成眷属，她怎么能不苦泪涟涟呢？“鸡都可以自由结合，而我呢？连个家禽都不如呀！”“两眼泪不干”五个字，道出了女娃内心的痛苦，也为她后面敢于扯开面皮向父母提出挑战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感情基础。爱情难以如愿，父母又要卖掉她，这两面夹击，才将她逼上了“要汉”的“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