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她的妈妈呢？全然不顾女儿的痛苦，仍耍滑头：
叫声女孩儿把话听：
小哩小哩整小哩，
妈妈舍不得你。
看，多么虚伪！可是姑娘对这一套早已看透了，决心也下定了，不干则已，一干到底：
叫声妈妈你把话听：
我嫂嫂和我同年生，
人家咋舍得？
妈妈无言答对，马上采取了欺骗手段。
叫一声女孩儿把话听，
你大①回来寻女婿，
① 大，读dá，陕北对父亲的俗称。
② 儿：方言，“不好”、“坏”的意思。
秋后出嫁你。
女儿早已知道父亲给她寻的是个什么样的“女婿”了，她果断地回答：“等不到秋后了！”母亲一招不成，又出一招，想利用姑娘们固有的羞涩之心做挡箭牌，让女儿自己退阵。
骂一声女儿不识羞，
院邻家听见唧咕你，
外人笑话你。
但是，她又失算了。女儿敢于向她挑战，是早已把别人的讽笑、打击置之度外了。这下，母亲没辙了，威胁起女儿来：
歪说好话你不听，
你大大回来要打你，
妈妈不拉你。
威胁吓不倒女儿：
三打两打尽你打，
人要眉眼干什么？
我的个儿②妈妈！ 母亲无可奈何，一下拉下了自己“白脸”的面纱。（从歌里可看出，母亲一直在装“白脸”，父亲装“红脸”。）：
扬起棍子拉下打①，
① 拉：方言，即“往”，拉下打即往下打。
叫你死在这个家，
不叫你寻婆家。
武力，哪里是爱情的对手！姑娘“一蹦蹦到街政府”，向“街长”揭发了父母买卖婚姻的问题，并大胆申诉了自己与王妈妈的儿子的爱情，终于在街政府的支持下和自己相爱的人儿——那个只有“两双筷子两双碗，后锅又扒些石板盆”的“穷光蛋”结了婚。而后，与丈夫艰苦劳动，大获丰收，当上了模范。
这首歌多年来一直被视为下流之作，现在看来并不是那样。封建统治下的陕北，婚姻全是由父母包办的，她们高兴的话，十二、三就可以出嫁你，她们不高兴，二十多岁也不理睬你的婚姻大事。至于婚姻是否称姑娘的心意，那他们是不管的。《秃子尿床》中“奴家十八他十一，十一十八配成双”是一种，这首歌里的“大女子”的婚姻也是一种。但不同的是，在《秃子尿床》所反映的那个时代，即便婚姻再不称心，姑娘们也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在民主思想与封建观念处于拉锯状态、民主思想已经占了上风的土地革命时期，这个“大女子”就不同了，敢于面对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提出挑战，敢于表明自己的爱情。作品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两种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无疑是极为普遍的，但却未必是以“要汉”方式表现的，“要汉”无疑是社会生活中的偶然现象、个别现象、特殊现象。作者选了这个特殊事件，揭示了一般，非竟然而必然，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时代冲
突”，人物形象明晰可见，作品的思想性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这样的作品绝不是咬着钢笔帽、面壁苦思可以得来的。这是生活真实的反映；这绝不是纸叠的马驹，是母马肚子里生出来的。因而，它新，它真，它奇，它活，它是天然而成，自有生命。并不单是这首陕北民歌，各地民歌都具有这一特征。
社会生活的必然，全都是通过偶然表现的；所以，文艺的必然也必须通过偶然才能得以展现。
以上说的是陕北民歌对爱情、婚姻的第二种描写。这些歌着力抒写了陕北劳动人民爱情的本质：美的情操，美的品德，美的性格。也揭示出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在这类歌里，也有一些例外，如《摘豆角》、《舅舅挎外甥》、《公公烧媳妇》等歌。这些歌中的“爱情”主角们所表现出的，是他们的动物性。其中的“男女之事”，并非因感情引发，仅是一种生理的需要。如《摘豆角》写了一位农村姑娘去野外地里去摘豆角，不小心被豆角蔓子绊倒在地，恰巧路边过来个当兵的，（地方军阀队伍），乘机强奸了她……。发生在路边的这场悲剧固然有极大的偶然性，“当兵的”这么做也纯属一种兽性的发泄。但这是不是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种描写”呢？不是。它展现的虽然是人的动物性，但这个“动物性”不正是那些一贯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的旧军阀的本质么？
严格的说，这类歌算不上什么爱情歌，但用兽性来暴露一种阶级迫害，无疑是恰当的。暴露便是它的价值。这种“兽性”反映在剥削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身上，总是一块少不了的、富于“特色”的标记。 但是，事情仍很复杂：陕北民歌对人的这种“本能”的描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种描写——有时也用到了劳动人民身上。恕我不再举例了。老实说，某些地方写得还很细腻。
对这类歌子，我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对于文艺来说，并不完全在于它写了什么事情，而在于通过这个事情所揭示的思想感情是否有积极意义，对社会生活是否有认识作用。陕北民歌中的这些歌子，有它消极的、不健康的一面，对此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同时也应看到，封建礼教本身就是毁灭人性的。民歌敢于大胆地反映人性，实质上与封建礼教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立和抗争。这是民主思想的一种反映。比如有首歌，写一位女性对给她包办的小女婿十分不满意，继而产生了极大的憎恨情绪，望着面前还不懂事的小女婿，她干脆来了这么一段：
图你的人样不.个咋，①
① 不.个咋，方言，不怎么样。
② 牛牛，对小男孩生殖器的俗称。
③ 桑瓜瓜，一种野草，叶子短而小，其果椭圆如枣，形同男孩生殖器。
图你的牛牛②桑瓜瓜③。
结了婚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夫妻生活，对于一位“人”来说，她怎能不忿忿呢？怎能不感到痛苦呢？表面上，象是对小女婿不满意，其实憎恨的还是封建礼教、包办婚姻。这类思想感情在陕北民歌中反映的还少吗？“对面坬上花花儿开，这么大的婚事由人派！”，“对面坬上花花儿开，这么大的婚事钱买来！”“倒灶鬼媒人两头扇，给奴家寻下个死老汉。”“哥哥你就攒钱财，攒够那钱财赎我来！”……。这是感情的倾诉，是愿望的光华。歌子虽是由男女之事引发的，但其无不具有着进步的、积极的意义。
在封建社会，封建礼教的直接对立面便是人性。
对于个别的对男女之事大量铺排描写却没有多少思想内容的作品，也应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这类作品程度不同地带有一些庸俗的味道，这是统治阶级的生活作风对劳动人民思想影响的结果，是社会打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印记，应当否定它。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说，这种自然主义的描写也是不可取的。其原因在于这样的描写将丰富的生活表面化了，缺乏应有的概括力；从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在封建社会，劳动人民一直被当作牛马看待，统治阶级根本不认为爱情与这些“牛马”有什么关系。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美好追求、愿望，被现实生活砸得粉碎，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社会留给他们的除了吃、穿、“男女”这些人的本能外，还能有什么呢？这类作品使我们看到了封建奴役下劳动人民所处的那种“原始”般的生活状况，看到了这群精神被严重摧残了的“原始人”。因此，这类作品仍具有着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作用。况且，反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这种“原始人”的“原始生活”，与那些封建阶级的糜烂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是一种正常要求的不正常表现。”①
① 何其芳：《论民歌》。
七
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一些民歌抓住了这个主体，在人与人之间那特殊的关系上大作文章，对社会生活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典型性。这类作品很多，小调中的大部都属这一类。在这几千首歌子中，《十三上订亲》算是佼佼者
之一了。可惜的是，历来出版的陕北民歌虽有其名，但编者显然是从音乐角度着眼的，歌词很少全载过。好在歌子不算长，为了便于分析，我将全歌抄录如下：
十三上订亲十四上引①，
① 引，即“引人”陕北将迎亲称作“引人”。
② 拉，陕北方言，“往”的意思。“忘拉回走”，即“忘了往回走”。
③ 坏，陕北对此字一般有两种用法。作形容词用，与“好”反意；作动词用，败坏之意。
十五上我守寡到了如今。
小小的丈夫一十六，
十七上他偷走到了西头。
到了呢西头出了一个口，
一去那五年忘拉②回走。
家里头老人泪长流，
公公安上坏③了媳妇的心。
公公安上坏了媳妇的心，
他说我这个媳妇不孝敬。
婆婆安上坏了媳妇的心，
她说我这个媳妇不正经。
高哭上三声无有个人儿听，
低哭上三声我跳了凉井。
低哭上三声我跳了凉井，
我娘家里都死断了根？
大哥哥来哩争人命，
双猪双羊都争上。
双猪双羊都争上，
童男童女站两行；
二哥哥来哩争人命，
单争个公婆跪灵堂。
小姑的奶头要半斤，
小叔的眼窝要三分；
三哥哥来哩争人命，
南京的和尚北京的道。
南京的和尚北京的道，
衫木的棺材玉石的套……
柏木担子哟尖底子桶，
压死压活歇不成！
“争人命”，是陕北的一句土话，即人死了，家属来讨人命。这样的事在陕北是经常发生的。“十三上订亲十四上引”，一句道出了这是一桩包办婚姻。歌子的主人公从十五上守寡守到了二十岁。那个时代，寡妇一般是不许改嫁的，这就是说，她一生的命运已经被注定了。在她出嫁一年后，丈夫便偷跑了。丈夫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歌里虽然没有注脚，但也不难理解：这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已经懂得一些爱情和生活了，他有无自己的相好很难说，但他确实是不爱自己的妻子的，她才十三四岁，懂得什么爱情生活呢？但是，她却是他的合法妻子。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共同生活，对夫妻双方来说都是极大的痛苦。但是，这个合法的婚姻产生了一个合法的家庭，它象一个无形的羁绊捆住了年轻人的手脚。爱情的幻灭，婚姻的不幸，家庭的束缚，使小伙子难以忍受了。因而，偷走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一去五年没有音讯，是他准备完全与家庭断绝关系的表现。这就是包办婚姻给男女双方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但是，对儿子的这些思想行为，做父母的却根本不理解。他们既然为儿子包办婚姻，大概是认为自己正确才这样做的，因而，儿子的出逃，他们是难以理解的。他们在寻找儿子出逃的根源，寻来寻去，难免寻在媳妇头上。于是，“不孝敬”，“不正经”等等责难接踵而来。小媳妇呢？失去丈夫，对她本来就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反遭公婆责难，她怎能承受得了这沉重打击呢？她“高哭上三声无有个人儿听”，为什么要高哭呢？她并不想死，她才二十岁，正值对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时候呀！对一个溺水的人来说，那怕是一根稻草，她也会抓住不放的。她希望有人来安慰她，希望有人来解救她。“我娘家里都死断了根？”一句，表明她曾寄希望于娘家的。可是她不知道，娘家是不会理会她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儿”，何必要干涉人家的“内政”呢？于是，她尽管高哭，向人间诉说自己的冤屈，最后还是在四处无援的情况下跳井自杀了。这个世界显得多
么冷酷无情啊！在这里，作者又用了“低哭上三声”来描述自杀时的情景。“低哭……”道出了这小媳妇痛苦绝望的心境。年轻轻地就这么死了——她是在哭自己的不幸啊！
这只是作品告诉我们的一部分，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媳妇的死，引出了另一场争端——娘家来争人命了！为什么一直保持着沉默的娘家突然一哄而起了呢？真是为死者抱不平么？非也！娘家争的，是活人，不是死人，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此话怎讲？我家人让人逼死了，我不去闹一场，不惹世人笑话，说我家没势力、软弱，怕人家么？陕北的一句土话：“活着是土圪瘩，死了是金娃娃”就是这个意思。因而，娘家来争的，是势力，是门第，是社会地位，压过对方，以得到四乡的敬重。这在民间是很残酷的争斗，往往发生斗殴、死人现象，有时连整个姓氏都全体动员，甚至一打就是数天数月，往往结下世代冤仇。
还好，公婆家人丁本来就不怎么兴旺，还跑了一个，怎敌得这人家龙虎兄弟呢？因而马上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应了人家双猪双羊，童男童女等条件，公公婆婆也被当作孝子贤孙去跪守媳妇的灵堂了。这显然带有极大的污辱性。可是，娘家提出的条件越来越高，什么要请来“南京的和尚北京的道，”小叔的眼睛仁和小姑的奶头，“杉木的棺材玉石的套。”这不是提条件，是蓄意寻衅闹事。这头办不到怎么办？这场悲剧该如何收场？还没有回答，歌子已经结束了——作品将更大的悲剧留在了后面。
如果仅仅用类似于“控诉包办婚姻罪行”或是“揭露封建意识对妇女的迫害”一类的话来概括这首歌的内容，那就太可怜了。这种“主题概括法”也不是个正经路子，真正的文艺作品，呈现在你面前的总是一场典型化了的生活和人物形象，让你自己去感觉，去认识，去联想，去品味的，其内容往往很难用一句抽象
的概念来概括。《十三上订亲》就属于这一种。作品没有将目光死死盯在某个孤立的人物的身上加以简单化的描写，而是通过这众多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和种种冲突（如父母与儿子，公婆与媳妇，妇与夫，两亲家之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所有这些人物都是普通老百姓，却谁也没能理解谁；没有一个面目狰狞的“阶级敌人”出现，却酿成了人命大案；他们都是这场悲剧的促成者，却同时又是受害者；他们之间的冲突并非阶级矛盾斗争，却展开了一场残杀……。作品以简捷的语言写了这许多人，这许多组矛盾，并将它们串在了一条链子上——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对劳动人民思想的蒙蔽、侵蚀和行为的支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①这群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被封建观念蒙住了眼睛，一个个在封建意识“划”出的渠道里盲目地行进着，象傀儡一样不自觉地干着坏事，又受着其害……。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
作品以短小的篇幅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宏大的陕北农村生活的画面，概括地反映了封建制度下劳动人民的精神状态，暴露了那个冷酷的社会。这一切，都是通过对特殊事物的描写而得到的，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因而，它生动，它有份量。在这里，首先应当重视的就是它的特殊性。一切必然都是通过偶然展现出来的，一般也只有通过特殊而起作用。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况且，一切民间文艺的第一要素，就是它的愉悦性，而愉悦性恰恰包含在特殊事物之中。我如此强调文艺的特殊性，实在是因为它是艺术的第一特征，实在是因为陕北民歌对以特殊见一般的规律的证实到了无可辩驳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