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出陕北民歌在人物刻画方面的一个鲜明特点——作者很少站出来说话，象博物馆的讲解员那样去介绍、解释人物，而总是站在一旁，以客观的态度去描写人物的外貌及行为动作，象摄影机在跟踪着人物，让人物自己去表演，去塑造自己的形象。这样的结果，使陕北民歌中的人物总是富于形象的立体感、真实感，总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很少给人以概念化的感觉。即使是一些一闪即逝的人物，虽然未必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以“活人”出场，又以“活人”退场。他们不是完成情节任务的工具，而是一个“人”。
四
通过以上的分析探讨，我们可以对陕北民歌的形象创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客观的说，这个创造是十分成功的，具有多方面的特点。由于陕北民歌基本属于陕北劳动人民的即兴之作，是对生活各个方面的直接的反映，因而它往往以客观描写为主，以客观描写为先，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形象的“直接展示法”。这就使它的形象感显得特别强烈。它善于从形象的特征入手，采用“点化”的方式达到对形象全面展示的目的，这就使得它往往能加剧人们的审美活动。“点化”的描写法，是一种生活中的典
型情绪、典型认识、典型行为等方面的再现。它适用于多方面：如对自然景色的描绘，对人物外表和动作的描写以及感情的抒发等。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陕北民歌创造了一大批人物形象，形成了一个不小的人物画廊。这就不仅仅是特点了，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成就。当然，这里牵涉对“人物典型”的理解问题。我以为，人，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正如黑格尔说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①而作为一个“形象”的人，只要它是以一个独立的、“活”的人在作品中出现的，无论他是主角还是配角，无论他出现的多少，都应称作是一个“典型”。“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个人”。②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仅是笔者的一些思考，说出来，愿与大家一同探讨。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② 恩格斯语。
陕北民歌在对人物外形动作的描写上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传神。通过外部展现内在，通过人物的外形动作揭示其内心世界，这也是文艺的一个特殊反映方式。人物的外形动作若不能达到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目的，我想哪怕它多么引人入胜，也是无多大意义的。用人物的外形动作说明人物的心理思维活动并不难，但要全面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所谓“传神”就是指揭示人物的精神、心理状态而言。鲁迅先生主张画人物的眼睛而不赞成画人的头发，仍在于强调人物的外形及动作描写要见人物的精神。陕北民歌能达到“传神”效果，是作品人物的主、客观高度融合的表现。
毫无疑问，这些富于表现能力的外形动作来自于陕北劳动人民对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体验和感受。他们总能抓住人物不平常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总能抓住别人没有表现过的那些富于表现力的外部动作。反映在作品里，便是艺术上的奇特和新颖。正如福楼拜对莫泊桑所说过的“应当久久地注视你所要表现的东西……区区小事也包含着未知的部分，把它找出来。描写燃烧着的火焰和树木时，要注视它，直到发现那些火焰和其他火焰有什么不同为止，这样写下来就是独创。”对于形象，没有仔细的观察、深刻的体验，想要抓住它的特殊是不可能的。“太阳出来磨盘大”和“太阳出来一点红”同是写初升的太阳的，但因作者对景物观察的细致，所产生的形象就不大相同。在薄雾天气，初升的太阳就会显得很红、很大；而在晴朗的天气下，太阳就会显得又红又小了。这样的描写就不一般，给人的形象感强。如若象我们的一些作品，一写朝阳，马上就是“红彤彤”、“霞光万道”、“金光灿烂”，究竟能给人什么形象感呢？这些东西显然来自于别人的书本而不是生活。陕北民歌的形象感其所以很强，不仅在于它表现描写了别人没有表现过的感情和形象，更在于它在描写表现上的独特和准确。独特准确的描写往往能给人一种新的感受，新的触动，因而也给人一种新的形象感。
应当再次说明的是，民歌作为民间文艺的一种，与作家的创作是不同的，它基本上都是劳动人民对生活的体验、认识的直接反映，因此，民歌中所展示的形象，基本是生活形象的直接显现。所谓“体验”、“感受”，就必须包括外部的（形式上的）和内在的（精神、心理、情绪、气质等）这两个方面。感受得愈深、愈强烈、愈独特，作品的形象感就愈鲜明，艺术价值就愈高。
这里极为重要的一点，是陕北民歌所展示的形象，基本是作者对这些形象的具体感觉，而不是什么理性认识的形象转化。与其说他们在写形象，不如说他们在表达对形象的感受或感觉中的形象。当然其中也包括理性的认识在内，但这个理性的认识仍然是通过感觉形式出现的。因此，陕北民歌的形象给予读者、听者的，更多的是精神上、情绪上、心理状态上以至生理感官上的感觉。我以为，文艺作品固然是客观和主观两种作用结合的产物，但从审美角度看，文艺作品以感性或以理性的面目出现，是艺术和非艺术的基本区别所在。形象思维是文艺的特殊思维方式，它是以作者的形象感觉和想象活动为前提、为基础的，也是以读者、听者对形象的感觉和想象活动为对象的。这正是文艺其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其所以是“特殊武器”的原因。无论作者对生活的理性认识多么深刻，多么有价值，它也必须以一派感性的面目呈现出来，其理性的认识，还是让读者、听者在通过对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感觉以后，自己去“飞跃”，去“上升”吧。
从这一点讲，文艺的价值、形象的价值就并不在于它“说明”了什么，而首先在于这个形象本身使人感觉到了什么。这个感受完全可能是模糊的，难以名状的，但却是具体的、实在的、强烈的。“唯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妙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①一切形象的感人之处无不在于这“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却又“理至、事至、情至”之中。只有那些能触动引发读者、听者的感觉，调动读者、听者的情绪，使之产生想象和联想等审美活动和审美愉悦的形
① 叶燮：《原诗》。
象，才可称为艺术形象。
关于文艺的理性和感性的问题多有争论。这里谈到的仅仅是对陕北民歌的形象创造特点的一点感想，是针对陕北民歌的研究而言的，难免片面，愿与大家商讨。
五
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揭示人物性格、心理等，也是陕北民歌刻画人物、创造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大概是因为人们习惯于用歌来问答抒怀的缘故吧，陕北民歌中人物对话很多，一些民歌，如《垂金扇》、《要顺顺》、《女娃担水》、《擦洋粉》等，基本是以人物对话结构全歌的。这些对话精练、生动，完全是性格化了的语言。如信天游《你妈妈打你》：
你妈妈打你你对哥哥说，
为什么要把那洋烟喝？
我妈妈打我我无处说，
因此上才把那洋烟喝。
一人两句话，但不知怎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土溜溜的、心灰意懒的青年农民和一个悲痛欲绝的年轻姑娘，正在用绝望的、痛苦的目光对视着，用嘶哑的声音慢慢倾诉着衷肠。
你穿那红鞋....畔上站，
耀了我们年轻人的花眼眼。
我穿红鞋我好看，
与你年轻人.相干！ 没有一句环境描写，没有一个人物动作，但是你瞧，那些年轻小伙因爱慕而急不可待的神气，眼巴巴的样儿，姑娘在这群小伙子面前那得意傲慢的神气，那下巴向上微翘的样儿，不是已经明晰可鉴了吗？在这些语言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所描绘的景物，看到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形态，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性格。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刻画了自己。如有个信天游《拉手手》：“你要拉我的手，我要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二人疙崂没有一句环境描写，没有一个人物动作，但是你瞧，那些年轻小伙因爱慕而急不可待的神气，眼巴巴的样儿，姑娘在这群小伙子面前那得意傲慢的神气，那下巴向上微翘的样儿，不是已经明晰可鉴了吗？在这些语言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所描绘的景物，看到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形态，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性格。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刻画了自己。如有个信天游《拉手手》：“你要拉我的手，我要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二人疙崂没有一句环境描写，没有一个人物动作，但是你瞧，那些年轻小伙因爱慕而急不可待的神气，眼巴巴的样儿，姑娘在这群小伙子面前那得意傲慢的神气，那下巴向上微翘的样儿，不是已经明晰可鉴了吗？在这些语言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所描绘的景物，看到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形态，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性格。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刻画了自己。如有个信天游《拉手手》：“你要拉我的手，我要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二人疙崂
① 疙崂，没人的地方，旮旯、犄角。
《女娃算卦》这首歌多用人物对话，给人的形象感特强：
……
女娃我开言笑盈盈，
叫一声先生仔细听：
二位爹娘上坟去，
你给我女娃算一命。
先生开言把话明，
叫一声女娃侧耳听：
生辰八字报分明，
我给你女娃算一命。
女娃开言说分明， 叫一声先生侧耳听：
女孩今年一十八，
八月十五子时生。
先生开言讲分明，
叫一声女娃仔细听：
生年八字坐的正，
你是五男二女生。
女娃开言怒冲冲，
我骂一声先生不是人。
不算男来不算女，
单算女娃动婚姻。
先生听言满脸红，
正坐念起白珠经。
白珠经上细查寻，
女娃婚姻秋后动。
女娃开言笑盈盈，
先生这卦算的灵。
双手拿出四百铜，
四百铜钱敬先生。
先生开言……
…… 四百铜钱我不挣，
一卦两卦送人情。
女娃开言……
……
四百铜钱你不挣，
你在山庄里扬名声。
通过人物的对话，听觉已转成了视觉形象，我们象看到了一幕剧，两个演员完全在我们的眼前活动起来了，一会儿是中景，一会儿是近景，还有特写镜头。真是闻其声如见其人了。女孩那聪慧、细腻的性格特征和先生那迟钝、老成的性格特征无不有强烈显现。脍炙人口的《走西口》，也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丈夫要去西口外谋生，妻子多方叮咛，谈起来娓娓动听，情意绵长，抒情色彩极浓。通过女主人公的语言，间接地，却又是深刻地刻画了这个人物的性格形象。她的叮嘱过程，正是她的性格展现的过程：
走路你走大路，
莫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儿多，
拉话①解忧愁。
① 拉话，方言，说话之意。
住店你住大店，
不要住小店。
小店里贼娃子多， 操心把你偷。
睡觉你睡中间，
不要睡两边。
操心那挖墙贼，
挖到你跟前。
喝水你喝长流水，
不要喝泉水。
泉水里蛇摆尾，
操心喝坏你。
吃烟①你自打火，
① 吃烟，陕北将吸烟叫吃烟。
不要和人家对火。
梢林里绿林响马，
操心那蒙汗药。
……。
行了，凡是一个做妻子应该想到的，她全想到了；一般妻子想不到的，她也想到了，让人听起来都有些啰嗦了。而且她操的全是些“瞎心”、“坏心”，什么被偷呀，被抢呀，被石头砸呀，被水淹呀等等。哪里会出这么多事故呢？好象她丈夫不是去揽工，而是去赴难。但是，从她的多操心、操“坏心”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温柔、细腻、多情而又幼稚的实实在在的陕北妇女的形象。毫无概念化之感，是一个“活”的人物。她有美的一面，也有狭隘自私的一面，甚至叮咛丈夫“过河过泥沙河，让人家前里走，”为什么呢？“泥沙河里泥沙多，操心你溺里头。”但是，不正是在这明暗的对比之中，人物形象才更有了立体感了吗？以缺陷来表现完美，就是美学家们称之的“缺陷美”。人常说，“人无完人”，这四个字里有辩证法。
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刻画自己，是不大容易的。非有对形象的仔细深刻的揣摸体验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
《垂金扇》这首歌，写了一位女人在情人的再三盘问下巧言答对的事，与《纱窗外》有相似之处。这首歌有它粗俗低级的一面，格调不高。但在艺术上有一些可取之处。全歌皆以人物对话组成，唱中有白，一问一答，很有点戏剧味，估计与民间秧歌剧有什么瓜葛。通过这些答对，不但交待了情节过程，更把女主人公的聪明泼辣、敏感细腻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不妨抽出几段看看：
（男白）那月那日我在你家门口过，你家里那个小相公……
是干啥的？
（女唱）说起个他，就有个他，
他是我娘家二表兄，
过路看老妈妈。
（男白）看老妈妈，你二人为何偷偷撒撒①？
① 偷偷撒撒，方言，形容凑在一起偷声换气地说话。
（女唱）表兄他出门少在家，
我两个多年没见啦，
因此上拉两句话。
（男白）拉话不拉话，你二人为啥嘻嘻哈哈？
（女唱）他拿了一把垂金扇， 要换我的牡丹花，
因此上嘻嘻哈哈。
（男白）……你二人为啥撕撕挖挖①？
① 撕撕挖挖，方言，即拉拉扯扯。
② 过，即过错。
（女唱）我要看他的垂金扇，
他要看我的牡丹花，
因此上撕撕挖挖。
……
（男白）你斜说斜对，顺说顺对，我告诉你哥嫂叫打你！
（女唱）告诉我哥嫂我不怕，
我哥满年不在家，
我嫂整天坐娘家。
……
（男白）告给你爹妈……。
（女唱）告我爹妈也不怕，
有过②没过打两下，
莫非还拿刀杀？
……
巧妙圆浑的答对，使人强烈地感触到了女主角聪明伶俐，能言善辩，而且泼辣大胆的性格。这不仅在于她的对答如流，更在于她能洞察情势的发展，自如地平衡掌握那个“二表兄”和“审问者”之间的关系。对话无意中为这个人物创造了一个“典型环境”——兄嫂、姐妹、爹娘、邻居等人物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生活状态。在这个环境的衬比下，女主角的形象色彩显得更为鲜明了。
通过人物的语言对话来刻画其形象的方式，在另一首同类型的民歌《纱窗外》中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以封建道德观念的卫道士面目出现的“王干妈”，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私下和男人们说话的女主角进行了多方盘查，在知道真情后，又对女主角进行多方威胁。但是，在那个简直把封建礼教当皮球踢的反抗女性面前，“王干妈”终于莫可奈何地自己败下阵来。歌中，王干妈对姑娘生病而起疑，利用请大夫、请师婆、请喇嘛等方式进行试探，但都被姑娘巧妙的回答击败了：
——提起个请大夫呀，
奴家不请他，
请来个大夫摸摸又掐掐，
因此上摸摸掐掐让奴家害羞呀！
——提起个请师婆①呀，
① 师婆，即巫婆。
② 听不下，方言，即听不懂。
奴家不请她，
请来那师婆乒乒又乓乓，
因此上乒乒乓乓让奴家害怕！
——……
请来那喇嘛呜哩又呜啦，
因此上呜哩呜啦奴家听不下②！
王干妈要请这请那，表面上是关心，其实是在试探勘察，姑娘呢？早已看透了这老婆子的把戏，却并不着急，而是以假对假，假装害羞，假装胆小，假装无知，完全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封建礼教的模式倒出来的“小媳妇”，巧言答对，从容不迫地对王干妈搞的那一套作了无情的嘲弄和讽笑。在这场较量中，女主角的性格披露得淋漓尽致了。这个形象较之前面《垂金扇》中的女主角，显然更为丰满，更为鲜明些。
探讨陕北民歌的语言其所以十分形象的原因，我以为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因为它们是从形象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