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有色地说着，小杨一脸乡下孩子讲起异事的惊怵和诚实：“我好奇怪，先生不是火化了吗？真的！他走进来叫我哩！”
我总分一只耳朵听音乐。音乐那么忠实，不肯弄错一处音节。我又问小代：“你喜欢今天的音乐吗？”
他直起身子，郑重地说：“丹青老师，你可以把这盘碟子留给我吗？”我说当然。他说：“有一段，我觉得，好像把你的心，拿出来，用——绳——子——在——上——面——拉。”
我立刻扭头与大家说话。深宵。灯愈亮了。终于众人起身离开，聚在楼梯口，等瑞琳。她仍站在壁炉下端的灵台前，兀自抽泣，盯着环绕烛杯的木心的书。我走过去，听她喃喃地说：“我们全都对不起他，都对不起他。”
第二天。有谁经历过丧礼过后的第二天吗？窗外喧嚣，人世如常。总有十点多钟了。宾馆餐厅空无一人。伺候的胖女孩几次看我，神色狐疑而怜悯。我看不见自己，独自吃完好大一碗面。之后去到晚晴小筑，那两条狗，跳蹿迎门。午后商议故居和遗物等等善后事宜，向宏、王韦、小代、我，坐在一楼客厅，全是在纽约看熟的木心的家具。夜里与王韦一家聚餐、告别，瑞琳和春阳一早就走了，唯陇菲留下来。饭后进先生面北的画室，满目遗物。水槽凝着涮洗笔色的积垢，案头摊着凌乱的排刷、毛笔、调色盘、试色的片纸、遗弃的废稿。东墙那方小小的匾额也是纽约见惯的，嵌着木心手制的半浮雕小字：
垂石彝荒
逼人的凄凉，收拾片刻，我们放弃了，回上二楼，各自捧杯热茶，守着灵堂。杯中烛火仍在哆嗦，几天来，这里变得好像从来就是灵堂。小代，小杨，知道我明日就要走了，单是朝我愣着。过去一个半月，我可依靠的人便是他俩——木心横躺在我们中间，昏迷，醒来——如今先生躲在壁炉上端，就剩我们了。
“烦吗？在医院时？”我试着笑问他俩。孩子不吱声，只是愣着。“久病床前无孝子。为什么你俩对先生这么好？”我又问。
小杨看看小代。停了片刻，小代，缓缓地说：“丹青老师，我们在外打工，你知道的……到这里来，先生把我们当人看。”
“怎样当人看？”
这回是小代看看小杨，然后直视我：“比方说，我做对了事情，先生会夸奖我，做错了，他从来不骂的……”那他怎样呢？“他就教我下次怎么做，下次怎么说。”
我转向小杨，他为必须说话而苦恼了。忽然，他又那么眼睛一闪，飞快地说：“我来这里，半年不敢看先生哩！这样的老头子，我没见过啊……”
两个小伙子都有连腮胡，都剃青。小杨，云南人，派来照应先生前，是巡镇的保安，随手擒拿游客中的偷儿，平日里俯卧撑连续八九十个，不在话下；小代，贵州人，十六岁一路打工到乌镇，跟了先生后，画起画来。壁炉边挂着他的速写，逸笔草草，我初见，吃一惊。先生入院后，俩孩子轮流在病室与宅子值更，小代每夜枕下藏一把匕首：“要是有人来偷东西，我就和他拼。”
那夜我们坐到几时？愈是夜静，灯光愈是亮。翌晨，阴，小筑一楼，景象壮观：所有先生的用具、摆件、衣帽、手杖、相框、书籍……全都堆放在客厅地上，三五位公司职员正在清点编号，逐一拍照，登记在册。固然这是好事，要做的，但人群背后的小杨见我到，转身拉我去到回廊，急得语无伦次：“不可以的！丹青老师，先生的东西不可以动啊！”我回到客厅，一眼看见木心的两只皮箱：陪先生回国时，是我办的托运手续，眼前，皮箱把手仍然缠绕纽约机场的行李签条，蒙着六年的尘埃。
午后与俩孩子拥抱告别，仿佛履行又一次遗弃。他们默默送到车旁，瞧我哭成那样，仍是呆着，直到车窗摇起，两张孩子脸忽地暗下来——先生未及写完的手书遗嘱，是将所有积蓄分给四个曾经照应他的青年：黄帆、徐晓琪、小代、小杨。
我现在看到小杨、小代就好像看见先生，木心暮年，这俩孩子寸步不离，尽心照顾他。上图：二〇〇八年夏，左起：小杨、木心、小代。下图：二〇〇九年冬。（郑阳 摄）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礼，当夜，第二夜，我和俩孩子在二楼灵堂守夜，楼下的前厅，木心已经变成这幅喷绘的肖像，拍摄者就是请他回乡的陈向宏。
丧礼结束了。我不知道这篇文字怎样结束。回想种种，唯一未做的事，是不能临别与木心单独坐坐。单独坐坐，又怎样呢，我不知道。大半年过去，我被冻结的记忆就是小隔间的那几分钟，眼看先生死在那里：缩小了，像个孩子，一个满头白发的死孩。
我没读过详详细细的文字，描述死亡——不是小说，不是虚构，是真的死亡——如今我试着做，但做不到。人总有目击死亡的头一次。到我这岁数，不少人早已经历过，而我的初次的伴送，没想到，会是木心。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都以为先生起码活到九十九岁，以为有的是机会跑来乌镇看望他。我听着，却又想起先生昔时的笑谈。
是在抗战末期，木心十来岁，说是乌镇人成天聚在那里闲聊斗嘴，口气之大，一扯就扯到世界大战——于是木心改口说起乌镇话——“那么，希特勒，罗斯福，到底啥人赢？！”
终于有位年长的男子结束道：“总归美国人。不相信？你看看罗斯福那只下巴！”
木心也有一个狭长丰厚的下巴。“还早哩！”我对他说。那时先生才过六十岁，重拾写作没几年。“是呀，我还是个文学青年，刚刚开始呢！”这回翻阅他暮年的笔记，其中一段大意是，真的艺术家便是活到九十几，亦属夭折的。
我懂他的意思。五十多岁去国前，他的艺术，他的记忆，先已死过一回：文稿照片被抄没，先生没有私人的物证得以勾连他的过去。此所以他在病榻撞见自己十九岁时的照片，扭头恸哭。而他的幼年的形影，二〇〇九年初，寻上门来：王韦，带着家族老照片送到乌镇。
那时木心名叫“孙璞”，四五岁，拍摄年份是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间，距今快要八十年了，影像模糊，但是好看，一帧典型的民国家庭照——孙璞，穿着绣花丝绸的小长袍小马褂，头戴小帽，身后的小姐姐微微扶着他，右侧是父亲，当胸握着礼帽，左侧是母亲，前额一缕刘海，再左侧，是他的美丽的大姐，二七年华，模样介于女孩和姑娘之间，伸一只脚踏着园林的矮栏杆。
照片中的家人全都看着镜头，唯小少爷略微斜睨——先生早对我笑说这幅记忆中的照片，说他当时顾念衣襟不妥帖，袖手拽着下摆，未及正视，照片已拍好了。现在，我总算亲见了这份珍贵的影像。
那是先生一家最好的时光。两三年后，木心的父亲病死了；又若干年，小姐姐死在十五岁年纪——一九八六年陪木心去哈佛办展览，车中听他说起小姐姐的死，说是装殓时身体已经蛮长了，她的男友跺着双脚，仰面大哭。言及此，先生看向窗外，哽咽而沉默了——一九五六年木心二十九岁，头一次牢狱之灾，囚禁半年间，母亲心焦而死，不满六十岁。一九六七年，木心四十岁，时“文革”初，他的大姐姐被批斗至死：那照片中的美丽的女孩。
此后岁月，这份江南人家就剩木心一人活下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木心的身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识先生，他对我说起过父母姐姐的死，语气平缓。其实当他大姐姐出丧时，木心在灵车里放声号啕，连惯见丧事的殡仪馆司机也回头看他：这一节，是王韦告诉我的，当年他在灵车里和木心舅舅一起送别母亲——王韦说时，正捧着木心的骨灰盒，与我并坐在桐乡回向乌镇的车上。
先生的死日，是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倘若喘息不止，到得今年二月十四日，木心便活满八十五岁：孙璞，是族中最高寿的人，现在他潜入这幅民国的照片，与全家会合了。
二〇一二年三月至十二月写于北京
木心先生仅存的全家照片，约摄于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由外甥王韦保存。左起：木心的父亲孙德润、幼年木心（当时名叫孙璞）、小姐姐孙飞霞、母亲沈珍、大姐姐孙彩霞。
木心，二〇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一九四八年木心二十一岁，摄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垂老的木心。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摄于晚晴小筑，当时他已接受两位纽约电影人的拍摄要求。一年后，先生不省人事。
[1]本文初刊于《〈温故〉特辑：木心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后收入《草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孤露与晚晴[1]
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
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木心遗稿
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到今年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这是实话，亦且法国人不磕头。
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又是实话。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么？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那是另一种“节奏”。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征性”确乎不带来“任何东西”——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反倒周年忌日，无所感。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的意思，不是哀伤。
年轻人居然记得：去年临到十二月，海淀区一群大学生就要我去，说是为纪念先生逝世周年，预先申请了北大的某座礼堂。二十一日，我去了，其时《文学回忆录》才刚弄好，正可是个话题。那夜来了好多学生，十之八九不见得知道木心，但大家听到终场——又一年过去，今岁十二月初，上海的郑阳，北京的刘道一，苏州的晶晶，又来问忌日那天要不要办活动。除了《温故》将出版第二回纪念专号，今年不拟办活动。晶晶，早在自行筹划小小的聚会，有书签，有小礼物，二十一日深夜来短信，说是到场六十多位各地的读者，仲青、郑阳，都去了，结束时，大家念了文学讲席的最后一课。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州读者晶晶借“雅舍书屋”举办纪念会，上海、厦门、长沙、苏州等地六十多位木心读者参与。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木心读者在乌镇西栅“当年照相馆”举办纪念会。
我无法知道木心怎样想象他的读者，也不能知道读者怎样想象木心。五月晶晶来乌镇，我领她进了先生的卧室，给她看搁在书架上的骨灰盒，还有纽约电影人拍摄先生的剪辑版——木心于是在自己的卧室缓缓说话，电视屏幕对着他的空床，我们就坐在空床上——晶晶没见过先生，几分钟后她退开，说是不忍看。
小代头一回看，也只片刻，起身走去客厅墙角，默默抽烟。他不哭。惟春末来过短信，说为别的什么事下泪，念及木心，趁势大哭一场，“好痛快”。木心逝世一年半，这孩子总算哭出来，说，他还是不能接受先生“变成了盒子里的一堆灰”。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来。初起着手《文学回忆录》，长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母亲在医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惨苦，回家坐定，录数百字，人即刻沉静。此事前后八九个月，如今回望，只一瞬，今年以来，则每月去一次乌镇：晚晴小筑，将要辟为木心故居纪念馆了。
晚晴小筑的幽静，如今转为凄清。一楼客厅陈设如昔，终日窗帘拉起，黄昏，临院仍是群鸟归巢的密集啁啾，入夜后，全楼漆黑，唯过道与吃饭间亮着灯，小代小杨仍住这里看守。面南三进小庭院那株枇杷树，枯死了：每片叶子并不掉落，有姿有态，就那么枯死了。两条狗，莎莎、玛利亚，是洗衣妇起的名字，春末莎莎死了，入夏，纪念馆开工，东门常是开着，玛利亚出走了，不再回转。西墙外是昔年孔另境先生的孔家花园，种有茂密的竹林，不知何故，去年割除大半，今年春，许是根脉窜入晚晴小筑，花园西墙根冒出十余株小笋，未久，竟成数米高的小竹林。
四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小代站在南院空房发呆。晚晴小筑落成后，南门迎对东栅景区街面，常年关闭，南院与北端的花园由白墙隔开，中有小门，进门穿过花园，便是木心暮年居住的二层宅邸。宅邸另有甬道通向东门，门外是公路，为避游客，主客由此出入。二〇〇六年先生还乡后，“木心美术馆”尚未动议，我催他将这面南的三间空房设为展厅，余事由我和镇方操办，可是木心从未打算清理，直到他逝世，经年空置着。垂老后，先生诸事嫌烦，除了勉力画画写写，已放弃一切。固然，他活着时，安康最是要紧，现在他死了，每想到南院空房，我便犯愁——位于西栅的美术馆动工了，纽约的设计者冈本与林兵来了怕有二三十回，亲自督造——纪念馆迟早总要弄出来，怎么办呢？
平畴远风
良苗怀新
坐东卧西之堂
作而不述之室
拟将悬在纪念馆的几幅匾额，先生几年前就写好了毛笔字。凡纸笔之事，他早早就有腹案，题签之类，平时就躲起来弄妥、放好，此外的事，做，还是不做，木心永在犹豫拖延中。新世纪头几年每次去纽约探亲，去看他，水斗堆满隔顿未洗的碗碟，我要洗，先生总是断然道：“不要弄！我们讲话。”之后瞅着话语的空当，他幽然自笑：
哪有哈姆雷特天天洗碗的？作孽！
木心哎，如今的事，何止隔顿的碗碟，便是一件件做成了，你也看不见。靠小代步步跟着帮衬，一年来，南院三进总算辟为家族馆、绘画馆、文学馆，每馆的展墙竖了起来，十余个展柜也做好了，分隔三进的两处小庭院栽种了新竹、李树、桃树，还有蓬勃的鲜草，草坛边缘，由本镇花匠编了弯弯的护篱。各厅的匾额、木心的字画，均已送去刻制配框，文稿和遗物好在现成，昭明书院有位木心的学生匡文兵，购得三百多册民国版书籍，明年元月打扫干净，着手布置，我已看见这些物事放入展柜的效果了。
沉重之事，是先生的大量遗稿，单由我做，断难下手的。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哪里？木心文学的常年研究者童明，远在加州教书，我能倚靠的，便是出版社。十二月中，《新周刊》为《文学回忆录》颁发年度书奖，典礼假乌镇举行，我与主编刘瑞琳、编辑曹凌志、雷韵和罗丹妮，联袂前往，花了三天工夫，清理遗稿。
到乌镇那天，先领大家上楼看望先生，众人站定，瞧着骨灰盒，三位女士先后抽泣了，依次上前行礼。除了颁奖那夜，我们朝夕聚拢晚晴小筑面北的画室，各人手里捂一杯热茶，将先生五六十册笔记本、数千页散稿，粗粗分类。小代，忠诚而细心，平日即留意木心散乱放置的稿本，葬礼过后，是他与黄帆，那位镇方最初派往侍奉先生的姑娘，默默集拢全部遗稿，等我们来。现在，哪些是废稿、正稿，哪些是早期、晚期，均须大费周章，逐一辨识；已发表与未发表者，则待今后一次次再来，细细审读了。十二月十五日夜，分类后的所有遗稿贴上标签，登记在册，放回保险箱，遗稿出版的工程，总算上路了。
我初次展读木心的稿本，也在两年前的同一日。其时先生被锁在桐乡医院重症病室，不省人事，下午三点探视前，我们无事可做。静静翻阅着，忽然意识到未经先生的同意，另一尖锐的意识迅即跟进：没有同意这回事，完全没有了。
惊痛，郑重，茫然，瞧着满桌稿本，我又像是对着木心的性命，不知所措。几十年来，我眼见先生开写、修改、丢弃、重来，狱中所写六十六页手稿是他仔细折拢了，缝在棉裤里，日后带出囚室……两年前，是的，就在这一天，我意识到木心遗弃了毕生的文稿。
去吧去吧
我的书
你们从今入世
凶多吉少……
那天下午是我最后一次面见活着的木心，又过六天，他死了。现在，我从遗稿中发现了以上短句。
这些凌乱而标致的手稿，部分写在各种稿纸上，大部分写在纽约文具店出售的笔记本上，封皮留着价目的贴片。木心讲究衣物用具，却不介意使用廉价的本子写作——以繁体字工整抄正的稿面，落笔矜矜，清雅优美，草字疾书的稿本则布满涂改；他会在每行白话诗尾端核算字数，斟酌节奏。可恼的是，每首诗、每一短句、每篇稿子，至少重写四五遍，分布在稿本不同页面，实在难以判断究竟哪篇是他所满意的正稿。
年迈后，他的字迹缓缓变化：越新世纪，笔画歪斜，气息愈见虚弱；整个九十年代，落笔矫健，神完气足，或是米粒大小的正楷，谨严而端正，或纵笔行草，字词与行距密不透风，任意写满纸页的正反面；好几个本子才写三五页，整册空白着，大量本子则是全部写满，写满了，还在篇幅间横竖添加——一九八三年我与先生密集交往，亲见他恢复写作后的头一批原稿，此番搜寻，未发现：没有《明天不散步了》，没有《哥伦比亚的倒影》，也没有《温莎墓园》。
“又写好一篇呀。”他在电话里说。那些年，隔三差五，木心就来报告。
“哦，不得了，你凶……”“凶”，沪语即“厉害”的意思。
“像煞摊大饼，又是一只！”
“写得怎样？”
“可以呀，还可以。”
会面地点通常三处：一是当年我们的“留学”之地，曼哈顿七大道57街“艺术学生联盟”咖啡馆；一是过学校北端的中央公园；若在冬季，木心便来我的寓所。现在想想不可信：那些年，我竟连连看的是先生的手稿。头几回，他如孩子般脑袋凑过来，从第一行开始陪读，点明若干潦草的简笔字，三言两语解释我所不识不懂的词，便催我往下读——看画读文，我是会叫唤的：“啊呀木心，这句好！”他的回应，或是急速退回上身，瞪眼瞧着我，忍着笑，竭力正色道：“呶——呶——呶，看出来了呀！”……或是一怔，喃喃地说：“噫，你怎会晓得？你怎么也懂？！”
这样的概率不很多，多的是瞧我越过他所得意的段落，便止住，手指点着稿面的某处：“看这里呀，看见吗？”于是自己念起来。什么句子呢，年头委实久了，不能记得。其时我三十出头，木心五十八九。
有几篇稿子经我无心撩拨，而他果真写了——去林肯中心，我说，音乐会场的咳嗽，没本事写吧。散场了，他还记得，喃喃地说：“咳嗽倒是不好写。”于是有《S. 巴哈的咳嗽曲》。新春，中央公园繁花盛开，木心缓步说出花草的名目。我说怪了，美国的花不香，你怎么写？！他作状嗅花，忽而神色飞扬：“杭州桂花开出来，喔——呦！胡天野地，香得昏过去！”几天后，写成《九月初九》——写成了，急急来见。那天是在金高家，一屋子人嘈杂说话，他看我兀自向壁默默读，忽而满脸窃笑走过来，低声说：“你这样子当真，我交关开心，交关开心哩！”说着，香烟递过来——每次分手，我们常会彼此送一程。某日傍午，对了，就在杰克逊高地，我到站，木心说，那么再走走。长长的露天站台，脚下街面，车声隆隆，一老一少站在风中各自点烟——其时纽约尚未全面禁烟，简直天堂——那天正大谈人在异国的寂寞，不肯歇，好句子堵嘴边，木心挫身停住，目灼灼看着我，双手擎着纸烟和火机，一字一顿说：“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地步！”那天回家，他就写《竹秀》。
很久很久的事了。我记得。“……那么尼采叔本华，你怎样讲法？”是在曼哈顿中央地铁站，我与木心仍在昏天黑地聊：“呶！一个么阴，一个么阳，一个借借佛家，一个去寻希腊……两只狗交配，见过么，弄好了，浑身一抖。”同时脸颊猛颤颤，学那狗模样，“这就是生命意志呀！”
地铁呼啸进站了，人群沸然骚动，下车上车。“所以呢，只有交媾的一刹那，人抗争死亡呀……”木心继续讲，一边由我护着进车厢，夹在各色乘客的前胸后背间。
去夏，母亲的墓碑未及安妥，定今春去纽约办。出机场，我暗暗预备大伤心，不料进得家门，放下行李，百静中，角角落落都是妈妈，我瞬间就被汹涌的亲切团团拥抱了，简直喜悦，不曾哭，夜里蜷在母亲的眠床上，即刻睡着。人下意识找寻死者，真可笑，唯一的认证，其实是亡者生前的居所。我于是明白何以每次去到晚晴小筑，心里并不格外难受，单是过道的荫翳、楼板响动，便有先生在，何况二楼就是他的骨灰盒。
纽约的那位木心，早经渺然了。可是杰克逊高地的同一站台、转角、文具店、烟纸铺……当年陪先生无数次来过。饭后漫步，走一阵，便是他撰写文学讲义的旧居，呆呆站一站。两年前在焚化室外的幻觉，不再来——我竟从未梦见木心。他要是礼帽压低了，变成鬼，隐在角落，忽地给我见一见，那才够交情！如今举目寻索，能与他对面而确凿无疑者，只剩这堆手稿。
然而手稿不是他。读者想象先生，是书中和照片上那位“文学家”，我所牵念的，就是，孙木心。再没人与我说这种老式上海话了，此处写来，只能是书面的普通话：“……没啦？那你想想看，再讲几句好不好？”读了稿子，痛聊过，沉静半晌，他会这样地嬉皮笑脸，烟灰抖落，还来跟我讨夸奖。
有谁对愈见老迈迟缓的人，年年月月不嫌烦？与木心相交的种种难为、积虑、不好办，唯有我知情。这一路为他操心办杂事，虽是情愿，到底吃力的。那年扶他走进乌镇住下来，如释重负，从此他身边有人照应了，我可以远远歇一歇：此后我很少很少去电话、去看他，实话说，我并不如外界所知，对先生那般好。
他知道。浙江人的脾气，木心，我母亲，横竖不肯麻烦人，也不愿说破。平时他晓得我在北京乱忙着，只是不做声，有次见面说起《退步集》，先生忽一句：“你弄这些，是白相大乘呢。”我当下惭愧，不是如何是好。又一次是好久好久不通话，拨过去，他难得如早先那样嬉笑道：“那么……有辰光你稍微来只电话，讲两句。”我知道，他是有事交代，隐忍着，终于要来托我。
如今说这些有甚用啊！眼看他仰面胡说，快死了，我才像所有糊涂的晚辈，非要临到这一刻，已是万事罢休。头一次见他，也是挤在地铁上，陪他的朋友给我们彼此介绍过，他便那样地抬眼凝神看看我，我现在瞧着比我少壮两轮的小混蛋，逾是明白当年的孙木心——人的情谊，再久长，数年、数十年，总归开初那段最是金不换。二十六年前，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四日，我在新买的公寓烧了菜，给木心过生日，那天，他满六十岁了：
如种之茁 如泉之淋
曰鼓在暮 曰钟在晨
志言烈烈 道载暾暾
作而不述 憬而不酲
早几天我就问，选什么花呢？他说，鸢尾吧，我便买了六株。那天好太阳，先生进来，看见花，说是蛮好、蛮好——瞧见花，他总会定睛一看，默默惊异——随即取出一本灰蓝封面的硬装笔记本送给我，掀开首页，便是这首四言诗——
亡麟绝笔 尼父此心
奠麟奋笔 小子此悃
前叩名山 后礼其人
得枝挂角 渡河留馨
取湮眸白 取显汗青
幸甚至哉 歌以咏诚
上下图：最近在木心遗物中找到了这两幅生日照片。那时他还留着长头发，现在看，好年轻，可当年我心里想：哎呀，木心变成老头子了——在照片中，我又瞧见二十多年前那几支鸢尾花，却忘记还买了生日蛋糕，蛋糕上插了六支小蜡烛。
我不懂古文，他便用普通话一句一句念下来，再回到起首，用上海话解释古字和用典。那些年，他正在恢复写作的猖狂中，自称“二度青春”，一篇接一篇，文思泉涌，“如种之茁”。其时，我俩居定纽约五年了，何曾想今后会还乡，更料不到先生的暮年会有乌镇的晚晴小筑——诗作读毕，便是以下这行字：
丙寅二月十四日，予满甲子，海外孤露，唯丹卿置酒相祝。
木心来信的抬头，每称我“丹卿”，偶或也用“佛耳”，是他给我的绰号——那是我与先生顶开心的时光，老小无猜，“海外孤露”。两年后，一九八九年，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又二十三年，木心死，“予满甲子”，《文学回忆录》出版了。
此刻这本笔记簿就在电脑边，没办法，写到这里，我只好掩面痛哭。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写于北京
翻开木心六十岁生日送我的笔记本，首页就是他手写的这首四言诗。
“天气好，心情不错，站在阳台上，一种小规模的君临万物之感。”（选自木心遗稿）一九九三年左右木心摄于杰克逊高地寓所门前的台阶。
[1]本文初刊于《〈温故〉特辑：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杰克逊高地[1]
我曾在纽约奎因斯（皇后区）杰克逊高地82街居住过好几年。那房子只好算是一条过道，我把它分三段，成了书斋、餐室、卧房。一个人的生活好像总是有意思，一个人哎，多妙啊，没有谁打搅我，要上进就上进，要堕落就堕落，何况几十年来，要堕落也堕落不了。
此刻我在纽约，在杰克逊高地的家。出了门，向北而偏西，步行半小时便是圣马可墓园；偏东而向北，沿82街走十分钟，就能看见木心当年的旧居。到临翌日，难免时差，黎明就醒了，我走去墓园看望母亲，折返时，天色大亮，顺便绕到木心的旧居前，站了一站。
阶梯上端的门窗仍是紧闭着，去年前年来，总想知道哪户人家租住着，然而四下僻静，无人可问。掐了烟，正要离去，见邻家有位南美汉子远远看我，我就上前搭话，才知这寓所空置多年，并没有租客。难怪。瞧那门墙萧然，实在破旧了，窗户上端的空调周边，锈迹斑斑。爬墙虎是消失多年了，据那位男子解释，草叶会生一种虫子，早经断根，所幸木心居住时，满满地绿了几年。
这里和皇后区所有民宅毗连的街道一样，木心旧寓混杂其间，难以辨识。他辞世后，我来探母期间走去一两次，此外还有谁呢，今年春夏，竟有位旅居加州的木心读者独自寻来了——好浪漫，好诚心——之后写成短文。我相信他不愿写出失望，只因知道文学课讲义写在那扇小窗内，使他在找到的一瞬，激动片刻，不然，这里不可能坐实任何有关木心的想象。我是本地的老居民，离得近，随时散步来去，虽有凭吊的意思，但十多年来关乎木心的一切，早已换在乌镇。
此地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退回与木心时相走动的九十年代，这里是活的。每次去，固然先已电话约好，到得楼前，大声叫过，老头子开门下看，就那样静静地笑了，说：来来来。常在我登上扶梯时他已说了什么好玩的话，等我纵声“痛咥”——这古语是他教我的，好不难解——那时，木心比我如今的年龄不过大几岁。
人在岁序中度日，很少念及今后。当年的“今后”，就是现在：现在，木心的身后事都在乌镇，我一件件做着，纽约远在天边，可是一朝回来，忽已站在小楼前，旧寓，街树，历历俱在，好似没有岁月，我像是从未归国，当场停在九十年代。
回想那段时光，真是好险。一九九四年文学课结束时，木心已在望七之年。自从迁来杰克逊高地，他给华语报持续发文，又在中国台湾接连出书的阶段，大致结束了。就我的记忆，《诗经演》（繁体版题曰《会吾中》）是他生前在对岸出的最后一本书。他的收入少了，却得意起来，自以为不必“粉墨登场”，可以整天弄自己的花样，“裸裎而行”了。
“诗经么，老早就想动呀，怎么动呢，像只狗一样绕来绕去几十年，不敢溜进去哎！”头几首出来时，他眉飞色舞要我读，顺着我目光一行行往下指，等不及地絮叨着，享受他唯一的放纵：
舒服吧？舒服啊！你看，这几句接得多服帖。
三百多首写成后，他手制了灰褐色的书皮和封面，捧在手里弄来弄去。今年从遗稿堆取出这本“书”，小代掀开内衬，给我看，只见“丹青抄本”几个字，是木心的字迹。这事我竟忘了。想起来，却是清晰如昨：那一阵我迷他小小的硬笔正楷，他大概需要副本吧，便取了正稿交给我，说：“你去抄去。”几星期后给他看，“嚯！简直乱真，”他装作惊喜的样子，“这笔熬不住啦，手脚横踢，像小孩子睏觉！”
是的，那些年我们相顾倾谈，动辄“痛咥”，唯独不涉将来，我瞧着他这样地老下去，心里想，将来怎么办？
他那时的心事是中国大陆能否出他的书，然而茫无头绪。我们与国内的文界毫无联系，九十年代我还没写作，既不认得出书人，更何谈出版社。那一阶段，老友刘丹倾力襄助，日后给先生的绘画归了好藏家；一九九四年，他出资请先生与我游历英国，住在他赞助人的那幢都铎古堡里，度过三周逍遥的时光。木心久在构想长篇小说，刘丹甚至物色了翻译人选。书名，老头子早经想好了，叫作《瓷国回忆录》，拖了好些年，终于有了开篇，我头一次电话里听他语音发颤：
“丹青啊，昨天开始写了，一上来就写牢房里放风，你听好……”于是他一字字念。
此后没有下文。我也不问。瞅着哪天胡聊的空当，我说：“弄什么长篇啊！你的短句谁能写呢。”很难描述他听后的神情：满脸留着不甘，心下似乎预备释然。那天在街上走，我又说起，他仍是绷着，我用了计：“你想想看嘛，十九世纪那样的读者现在还有吗？”老头子忽而一挫身，开颜笑了：“你这样子讲法，我倒要听。”旋即支开话头，忙不迭乱讲别的戏言了。
“来来来”，有一回他叫我过去，是哪位朋友送他大块鹿肉，说要煮了一起吃，只犯愁佐以什么菜料。我说，你的《竹秀》不是有莫干山的羊肉炖萝卜么。“喔呦！是呀！”木心大喜。又一次是上海来人带了大闸蟹，居然混过海关检查，到家解开看，个个蠕动着，蒸起后，满屋子江南的鲜香，只见木心目灼灼端着烟，忍着笑，显然又想到什么句子了：
怎么样——简直神圣！
每次听音乐，他却从不做声。有一段很少被演奏的海顿朔拿大（Sonata），委婉而标致，我拿去塞在他音响里，要他猜是谁。老头子又像动了什么隐衷，全程默然，只是听。
一九九六年木心迁往森林小丘，我们都为他高兴。黄秋虹以自家新置的独栋小楼拨出一层租给先生，宽敞，房间多，附有后院。我陪木心选了几件古董家具，他就摆开历年搜罗的小古董，其中有西班牙人盛酒的皮质“巴珑”，还有他幼年从洋书里看来的西式挂钟，钟一响，木制小鸟倏然钻出来……他的境遇渐趋开朗了，耶鲁大学美术馆为他筹划了高规格展览，印了好画册，新世纪开幕后，巡回夏威夷美术馆及纽约亚洲协会。二〇〇三年春我去看望他，正遇上主办方快递了一篮子鲜花到他门前。
而他居然不肯出席耶鲁展的开幕式。难缠的生性啊，羞怯，狷介，垂老的决绝，如对自己挑衅。我当即凶他：“你这是不给人面子呀！”他扭头不看我，平静地，很轻很轻地说：“不去。去做啥？”这是我俩久经熟悉的短促僵持，待彼此心软了，他于是聊他的新诗，转瞬飘然，背诵着某句，自己佩服自己——《伪所罗门书》《云雀叫了一整天》，便是在森林小丘写的。交给哪里出版呢？没有哪里。他的兴致是在书影，特意找来安徒生剪纸的图样，贴贴剪剪，做成诗集的封面，喜滋滋摊给我看，嘴里嘟囔着：
成功？啥叫成功？成功嘛就是你写出来了呀！
这都是后来之事。相较八十年代寓居琼美卡时期（刚刚恢复写作）与森林小丘时期（他渐渐有了收获），蜗居杰克逊高地这六年，画册、展事、巡回、鲜花，全无端倪。除了窗外的松鼠、爬墙虎，他所神魂颠倒者，是一首接一首无用的新诗。
他焦虑吗？日后的诗集页面干干净净。“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那位艺术家就躲在杰克逊高地……转机，是在一九九九年岁阑，王安忆受陈向宏托付，给我拨通越洋电话：乌镇请他回来。我记得禀告时他的脆弱的语音，如临祸端，而纽约生涯就此改变了。虽然又过了七年他才动身，但我们分享鹿肉时无从想象的“将来”，开始了。
之后的故事读者大抵知道，结尾，是木心的葬礼。那时——我说的是杰克逊高地的岁月——上百位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幼童，就是日后赶来为他送葬的八〇后青年。
今年五月，故居纪念馆总算落成。九月杪，位于西栅木心美术馆的外壁脚手架，终于拆除，模样出来了。来年春，美术馆墙根基部分将要放水浸入，与西栅的河道连成一片。
风啊，水啊，一顶桥……
在死床的谵妄中瞧着美术馆设计图，三年前，木心气若游丝，喃喃说道。他究竟弄清楚那就是他的美术馆吗？东栅，游客蜂拥，瞧着纪念馆标牌，纷纷问：谁是木心？开馆第二天，我亲见几对相貌好看的都市白领牵着手进门，略一张望，即回身出馆。他们是对的。馆员说，陈老师你不知道，每天都有木心的读者从各地专程赶来，盘桓终日，还有连续三整天待在馆内的人。入夏，有位外省大学男生来到乌镇，也是木心的小读者，只为在馆内谋一看守的职位，我初秋去，见他站在入口处，不声不响。
纪念馆的投资与施工，固然全由乌镇包揽，此外，向宏放手交我去做。此事没有二话，但我从未弄过纪念馆，全程助我的小代、小匡，更是布展的白丁：木心，绝不会想到身后是这三条老少野狗弄成了他的纪念馆。白天的忙碌，不去说了，夜里我们团团坐在吃饭间的八仙桌旁，筛选先生的手稿与照片，入冬，那里是全楼最暖和的角落，木心在时，饭后常会移坐到南墙的沙发上抽烟。
忽而小代笑了。我知道他又想起木心的哪件勾当。他说，有天先生在沙发上幽然说道：“大思想家的鼻梁都有一道平行的皱纹，”他指指鼻梁与眼角对齐的部位，一脸认真，“可是我没有。”小杨比小代先来半年，说是老头子看他拘谨，便讲笑话：入室的窃贼猛听得主人进门，慌忙躲进米袋。“谁？！”主人厉声喝问——“米！”袋子应声回答。小杨长一对很深的酒窝，说到这里，笑得浑身发颤。
我已不记得怎样填满三间空荡荡的瓦屋。绘画馆最先布置出来，待数十幅画作上了墙，我忽而想到：自一九四九年直到他死去，木心的画作从未在中国大陆展示。开馆前两夜，我们弄到深宵，游客尚未涌入，小小纪念馆有如我们的私产。放大的剪影使木心好像活转来，我在文学史讲席最后一课偷录的影像，将他拉回二十年前的岁数。当电工接通视频，调高音量，当年课上的哄笑骤然爆响，老头子又在唠叨了，这次，课堂是在他的故园。
开馆那天春雨豪注，下午，游客涌入。我们退出霸占一年的场地，穿过花园，躲进各自的房间。镇守纪念馆的不二人选，是小代，但他先已拒绝。冷眼看着参观的人群，他掉头走开。他当然会助我下一程，即西栅木心美术馆的庞大工作，之后，他说他打算离开乌镇。
有件小事不易忘记：江南潮湿，纸本展品全是高仿真复制品，临到最后阶段，真实的遗物一件件移了进来，礼帽、皮鞋、手杖、笔砚……唯展示遗稿的小橱柜，颇费思量。我要小代取来先生的老花镜，摆好的一刻，看出小代有心事，布展的琐细我都与他商量的，于是问，你看怎样？
小代不看我，不做声，怔怔地瞧着那副眼镜。他是木心的家人，侍奉先生，日日经手这些物件。我说，你心里不舒服，不愿意，咱们收回去。他还是不做声，默然良久，最后依了我，将玻璃盖罩上。
开馆后小代回乡探亲，行前，文学馆橱窗的几件真东西——《伪所罗门书》全本手稿，世界文学史三大本讲义——被他起出玻璃罩，全部收回。其时我已回京，得到他报告此事的短信，无话可说。难为他没取走那副眼镜，成全我——包括爱木心的来访者——也亏他懂事，他知道，顶顶要紧的遗物，还是手稿。先生渴望全世界读到他，然而手稿便是手稿，等同隐私。如今我已目击什么叫作无主的遗物，更亲历这样一种两难：我要守护这个老人——他曾以怎样的徒劳与意志，守护自己——同时，将他交给不认识的人。
“我们把木心扔到大街上去了。”我对小代小匡说。他俩梗着年轻的脖子，目光顺开。但我其实羡慕小代，眼下他仍住在晚晴小筑，角角落落都是木心。我呢，早已和先生空手分离。
木心，几次三番说起过一件事，带着自我的神话感，圆瞪双眼。他说，加州的童明那年专程来杰克逊高地采访他，谈到深宵，有一刻，当他刚刚说出自以为绝好的意思，登时，窗台外不停不停地有只夜鸟欢叫起来，叫到黎明。木心迷信——或者，这就是他所谓的诗意——我听出他要我明白的意思：这被视为征兆的鸟叫，不是关于俗世的命运，而是，天界正在报告他的非凡。
我知道，他不会满意我此刻选择的词（虽然他教我留心下笔的分寸）。不论如何，在他种种迷信念头中，从未料到身后会有纪念馆，更没想到是在故园。
他年轻时何曾梦见纽约生涯？飞机降落了，纽约五岛逶迤展开。我茫茫辨识木心曾经居停的几个点：先是曼哈顿林肯中心与哥伦比亚大学左近的一两年，之后，是皇后区琼美卡郡六年，寄居曹立伟寓所一年，杰克逊高地六年，最后，森林小丘的十年——迷信归迷信，他知道，每一程迁移便是年命的注销。二〇〇六年永别纽约，他乖乖地缩在轮椅中，收敛目光，不转睛，平看着前面，百依百顺。
有一次他停下讲课，瞧着我们，恬静地笑了——近乎温柔的“痛咥”——“说老实话，我们都在硬撑。”这时，他忘了那只深宵鸣叫的小鸟。说起另一句，他笑得更欢，像是报告喜讯：
我这里门开出去，死路一条。
他这辈子果真全是错的。直到归来乌镇，这才似乎渐渐“对”了。那些不敢敲门的读者，远道而来。我曾亲见晚晴小筑大门口站着一位广西青年，时已深秋，穿着夏衫，周身瑟瑟发抖，自说等了一整天。天黑了，再次回报先生，他还是不见：“可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弟找来了。给他买件衣服吧。”真的，在纽约，在各种微茫的虚誉前，我无数次目击他脸色一横，断然罢休，叫我不要替他去做。
如今诸事再不必征询他了，这是我唯一的快感，同时，悲哀而无奈何：纪念馆的布置，有如复仇，也如背叛。年来我和小代小匡不暇思索地做着，几次说：要是先生能看到，该多好啊。开馆那天，瞧着人流涌进场馆，忽然我不愿想象此刻先生活着，由小代小杨扶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