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开展，法比安说：“还没画龙点睛！”他居然学会了这句成语。在开幕式的混乱人群中，我想起他的“点睛”说，趋前追问。他将我领到二楼，在七个画柜的边上，有块扁平的正方形钢板，空置着（他早就放在那里，不告诉我理由），没有玻璃盖，也没有画，独自凝着幽光。法比安用中文说：
这是留给木心的位置。
我不知道木心是什么位置。他有位置么？人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你的文学是写实主义吗？陀氏答：在高的意义上，是。木心喜欢这段问答，引述再三——但愿我没错解，接着，我要说：在高的意义上，木心不是画家。
很久前我就这么想，现在说出来。“画家”若是一种动物，没想要遇到木心；如果我，包括我的成百上千的同行，都算画家，我想说：木心是另一个人。
真的。他是不是“画家”没有意义。便是他视为无比神圣的词，“艺术家”，也没意义。他是木心。我看他的文章、小画，总好似藏着拒绝的神情，近乎声明，拒绝此岸——这或许是为什么，他的一生也被此岸拒绝——从无数今世的作品跟前（都被称作绘画，都被称作文学），这个人老是退开、退远。他不停地写作、画画，但不要和我们混在一起。
不要写我。你们写不好的。
在文学馆墙面我贴上他暮年的这句话（随即想起我已应了他生前的请求，正在写他）。他当然渴望被看、被识赏、被纪念。“你们写不好的”，便缘自渴望：有哪位艺术家不是这样么？几十年来，我无奈何地瞧着这个横竖不肯满意的人……回乌镇后，他听说自己渐渐有了祖国的读者，在本子里自言自语地写道：
年轻人，我们唱歌跳舞吧。
他不唱歌、不跳舞，也不见人。除了几个朋友（他只好称我们为朋友），很少有人看过他的小画，在画中，木心，如他自己喜爱的形容，像个精灵，在满纸水渍中手舞足蹈。他说尼采没喝够酒，调弄水渍便是他的酒神精神么？在死床的谵妄中，他又几次说起尼采。我坐在床边，记录着……忽然，他静静地、清楚地说起他的画。那是我末一次听他谈起绘画：
……水彩画。
仰面看着医院的天花板，他喃喃地说，用了这个再平实不过的词，时在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他被送医的第三天。
有一种话不能自己说，旁人也不能说……是非常好的话。
在连串昏话中，这是相对清醒的片刻。他似乎知道我在身旁，但不看我。
大都会艺术馆有位女哲学教授看了我的画说：世界第一……我自己讲，谁相信？自己讲自己好？
他太少太少，几乎是，没有被赞美过，所以他记得每句赞美。第二天，谵妄继续，他又说起二十七年前为他在哈佛举办画展的巫鸿和凯里先生。那是他平生头一次个人展览，也是他唯一一次出席他的画展酒会。那位不知其名的“女哲学教授”，或许是二〇〇二年他在纽约公园大道亚洲协会巡回展遇到的观者吧。
《晴风》，木心转印画，一九九九年
止了喘息，他的视线移开天花板，缓缓转过头，看定我，用肯定的、我熟悉的倔犟，哑着喉咙说：
从水彩画讲，这些画实在是世界第一。
然后他盯着我，等待回应——罪过！那一瞬我又想发笑：儿时的弄堂小孩才会比什么什么“世界第一”。月底，桐乡公证处来人。我们摇起床头，扶他靠枕坐好，他的右手被塞进圆珠笔，在一式几份的打印遗嘱上签字，签完了，缓缓转动目光，巡看众人。
四年多过去了，我再没翻看这本令人伤心的笔记。但我记得他这句话，记得当时我想发笑。现在为结束这篇长文，翻出来，发现跟在“世界第一”那句话之后，还有被我完全忘记的一行字：
这也留给你，一定的场所，为之申冤。
二〇一六年元月五日至五月一日
写于北京、伦敦、纽约、乌镇
“一定的场所，为之申冤。”——木心对他的美术馆只有一个要求：用影像设备放大他的小画。图为美术馆地下层放映厅，放映墙长达九米。当然，他看不到了，但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二〇〇〇年，为纪念尼采逝世一百周年，雕刻家梅克飞制作了这组雕塑，安放在洛肯村尼采墓地旁边的草坪上。他的灵感来自一八八九年一月五日尼采发疯后两天致友人甫雅克的信。尼采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几乎一丝不挂”的自己，两次经过自己的坟墓。
[1]本文初刊于《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魏玛之行[1]
商借尼采文献始末
暮色四合，几尊白色的尼采雕像暗了下来，墓地空无一人。墓石左右是两尊全裸的尼采，胯间遮着礼帽，另一尊是尼采与他的母亲，并肩站立，造型取自母子俩著名的合影。
十余步开外，是尼采出生的祖屋，祖屋边的小小纪念馆连接本村老教堂，也很小，里面堆满杂物，显然很久不使用了。紧挨教堂的外墙，平躺着尼采一家的墓：他的父母，他的妹妹，还有他——草坪上配有雕塑的墓是复制的，建于二〇〇〇年，为纪念尼采逝世一百周年。雕刻家梅克飞的灵感来自一八八九年一月五日尼采发疯后两天致友人甫雅克的信。尼采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几乎一丝不挂”的自己，两次经过自己的坟墓。
洛肯村小教堂墙下的尼采家族墓园。左侧是尼采的墓，放置着凭吊者赠送的花束和小烛台。
教堂边是尼采出生的小屋，小屋边是尼采纪念馆。黄昏，看管纪念馆的本地大娘正在锁门。
天色将晚，看守纪念馆的大娘锁起门来。我先已在馆内留言簿写了两句，跟在欧洲各国文字，以及日语、韩语、印度语、阿拉伯语的留言后面：
尼采先生，今年秋后请来中国乌镇一坐，木心先生将与你晤谈。
这是我最短的一次欧洲行，前后才三天。全程由中国驻德大使馆文化参赞陈平先生引领。陈平任职文化部对外文委近三十年，适巧近年派赴驻德使馆，算我幸运：凭借他在欧洲各国的人脉，我们的尼采特展全靠他只手促成。
今年初，我决定以林风眠、《圣经》汉译本、尼采，作为木心美术馆的开馆特展。林风眠画作，上海画院答应出借十幅；清末民初汉译《圣经》高仿真复制，上海图书馆答应出借了；唯尼采的文献文物，须得向德国交涉。过去十数年，欧美博物馆与中国的合作逐年递增，我心想，小小的尼采文献展，德方谅必玉成。一过春节，助手王家沛即向德国相关机构频频发信，回函先后到了，很客气，或陈述出借文物的诸多规定，或委婉介绍别的机构，别的机构，也很客气，然而延宕、推诿，以至久无回音。倏忽进入初夏，我忙着馆内的千头万绪，转眼七月，欧洲人度假去了……
人的愚蠢是要被事实证明，这才自知。为什么早没想到：德国人并不知道谁是木心、哪里是乌镇；他们也未必知道，远在上百年前，尼采就被译介，进入中国……距开馆还剩三个多月，助手匡文兵（木心晚年的学生）早就从网络买到数十册尼采著作的民国汉译本，难道我们仅只展览那些汉译本么？
为尼采留着的展厅，空荡荡等着。办公室写字板上的倒计时数字，距开馆只剩不到七十天了。愚蠢的后果便是着急，八月，我这才想起早该动念的一招：找人。
阿克曼，北京歌德学院前院长，总该有点祖国的关系吧，我与他多年相熟，电话打去，人在南京的阿克曼立即求助的不是德国佬，而是履职柏林的陈平——陈平，剑及屦及，亲赴魏玛，接下来的故事，峰回路转，他以接二连三的邮件报告了以下斩获：
魏玛古典基金会主席、魏玛歌德席勒档案馆馆长、魏玛尼采学院院长、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馆长、瑙姆堡尼采故居兼文献档案中心主任，经他逐一面见、交涉、说服，初步同意出借文献，计有尼采手稿四份、尼采十九世纪原版书十八册、尼采肖像画并死亡面模等——上半年虚掷的四五个月，由陈平在数周内扳回。其中的周折，不细说了，每次瞧着陈平的邮件，如幻似真，我已隐然看见美术馆特展厅排开了尼采的文献……
九月初我被告知：为表示美术馆诚意，为促使德方最后敲定，我得自己跑一趟。日程定于十八日飞柏林，翌日与魏玛诸馆长面谈，二十日转赴瑙姆堡会见尼采文献档案主任，二十一日回京。
“哪天找到纯正的日耳曼人，用德语朗诵尼采！”木心曾在文学课中喜滋滋地说。现在，老头子想得到吗，我将替他去和一群“纯正的”日耳曼人商借尼采的纸片。
欧洲的云天，温润，壮丽，如我看熟的十七世纪油画，远远凝着银灰与甘蓝。柏林时间十八日黄昏，出机场稍候，陈平走来，伸手一握，旋即直去魏玛，车行三小时——五六年前我曾与他一面之交，近时连连通邮，轮番惊喜，彼此经已称兄道弟——同车八〇后青年吴天洋是他勤勉的助手，手机上全是尼采机构的资料：为了交涉，他俩密集做了有关尼采的功课。
十九日，照例因为时差，黎明即起，独自漫步魏玛街巷——每临欧洲，初到的头一日清早最是神旺——途经城边老树森然的斜坡，坡顶立着一幢十八世纪宫殿，不知那就是歌德席勒档案馆。几小时后我们进入档案馆正门，登上前厅石梯，被引向馆长办公室。阶梯分向两端的平台正中，立着玻璃柜，柜内有一个十八世纪的墨水瓶，瓶子边，斜着席勒用过的羽毛笔。
几位馆长都到了，我开始同时聆听日耳曼人的交谈（其中包括陈平的德语），瞧着他们的脸，我再次发现各国政府官员的面相似乎超越种姓，带有国际范围的相似性。倘若是文化官员，倘若是德国人，这种办公室神情显得更其郑重、沉吟，而且，无可商量。而且，我没忘记，长达四十多年，魏玛属于东德……早年当知青而动辄求人的心理，瞬间到位，我毫无理由地断然相信：他们会变卦。努力抑制着申辩的冲动——真讨厌，为什么知青记忆老跟着我——所幸我不会德语，一切谈判交付陈平，可是他间或笑着，像老同事那样与他们朗声交谈。
五分钟后，我就听出他们其实是在恳切地确认早已被陈平事先确认的事，就是，把东西借给我们。现在他们好像松了一口气，因为乌镇的使者已坐在面前。当他们听我说，尼采进入中国早于马克思，一时面面相视，带着西洋人遇到自己不知道的事物时那种诚实的谦逊，停下话头……在不能听懂的话语中，插话是不礼貌的，趁这短暂沉默，我再用英语问：“过去一百年，有没有亚洲国家前来商借尼采的文物？”
歌德席勒档案馆二楼，左起：档案馆外媒负责人、档案馆馆长、中国驻德文化参赞陈平。
建于十八世纪的歌德席勒档案馆。
席勒用过的羽毛笔和墨水瓶。
席勒雕像。
在档案馆资料库的陈平。
档案馆馆长指着这份尼采手稿说，这是他发疯后的笔迹。
又是短暂沉默，档案馆馆长那样地看着我，像在回想，又像是抱歉，低下头来，如认错般拖长声音说：“No.”
略微迟到的古典基金会主席，仪表堂堂，下颚与人中精致得无以复加，有如贵族，至少活像个扮演贵族的演员，或者，兴登堡时代的外交大臣——“请教：东方的虚无主义如何看待尼采的哲学？”陈平替他翻译道。我不记得怎样回应，但他立即满脸聪明，微妙而得体地拧动着那张端正的脸，做状首肯，正如一个演员或外交大臣那般，随即起身和每个人握别，高大、挺拔，目光炯炯，说是还要赶去参加什么午宴。
稍后我们被带进档案室，满壁橱架，每一橱架标明档案人编号，匆匆一瞥，有李斯特、贝多芬、叔本华，当然，还有歌德与席勒。馆长取出四份尼采手稿，果然，已做了适恰的分期——早年致母亲信，中年致友人信（告知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即将出版），疯狂前的潦草笔迹（神似木心暮年的歪斜笔迹），还有一册花红色笔记本（如木心早年用过的笔记本那么小，一巴掌即可盈握）——馆长说，档案馆今后愿意出借歌德与席勒的手稿。
尼采学院院长史密斯坐在魏玛尼采故居二楼与我们交谈。
史密斯导演，以尼采和莎乐美对话的情景朗诵作为木心美术馆开馆特展的活动，在乌镇大剧院上演两场。图为扮演尼采的话剧演员保尔，一到乌镇就坐在剧场地上，与将要弹奏尼采钢琴曲的谢亚双子进入排练。
西人谈事，不作兴请客，我们抑制着成交的快意，上街午餐。三点后，陈平提前约好的尼采学院院长史密斯，在尼采故居等候我们。
尼采故居。四年前造访魏玛，我曾远远瞻望这幢Art Deco风格的两层楼建筑。忽然我们与史密斯院长已经落座二楼的室内阳台，窗外林木葱茏。病中尼采时常被移到这里，盖着毛毯，由妹妹照应七年，他在这里逝世。楼下展室的每件家具都是Art Deco风格。热心的陈平一直争取商借尼采的打字机，当我看见玻璃柜内的实物，小巧，锃亮，键盘呈放射状（还是Art Deco），立即明白不可能如愿：那是当年的前卫艺术品，若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亦属珍迹，何况尼采用过它。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魏玛。九月二十日前往瑙姆堡前，照例晨起散步。上图：十七世纪魏玛大公的骑马雕像。下图：我又找到了上次来魏玛令我发笑的木质雕像，在市中心一座购物商店的面街位置上，站着比真人还高的歌德，指向商店的入口。雕塑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
史密斯先生，高大肥胖，七十开外，典型学界老油子，已能随口说出“WuZhen!”与“MuXin!”这两个词。他曾导演一出巡演欧洲的“情景朗诵”，以尼采和莎乐美原句全场对话，伴以尼采创作的钢琴曲弹奏。他乐意将这场演出送往乌镇：尼采特展因他的建议，多了一个维度——两个月后，德国男演员保尔与上海译音演员丁建华，果然在乌镇大剧院为满座中国人高声朗诵，留德钢琴家谢亚双子弹奏尼采。这恐怕是尼采乐曲头一回在中国演奏，听下来，业余水准之上，典型十九世纪下半的浪漫主义风格，似在肖邦和舒曼之间。
夜里的用餐是在大象旅馆露天座——托马斯·曼、希特勒，均曾入住这所魏玛旅馆——陈平为我点了德国猪蹄。木心爱吃肥腻，倘若在座，事后会以美文形容这块异国的荤腥。
但我心里惦记叔本华——念出“叔本华”的准确语音，总是很难——四年前问过导游：魏玛或德国别的城市有没有叔本华纪念馆，对方茫然。这次追问史密斯，他愣了半晌：“No，恐怕没有。”询问他身边助手，也不得要领。“德国人忘了他？”我问。他又愣了半晌：“Yes，恐怕是的。”
我曾满怀感激阅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叔本华，而不是尼采，一举消除了我对生存的种种困扰。他被遗忘？此刻我仍不愿相信。这是此行的阴影，或启示：我明白了什么。什么呢？无以言说，但是，很有意思。
陈平雇用的司机是位标致的九〇后青年，亚麻色卷发，活像电影里的党卫军新兵。他从隐匿的地方准时出现，悄无声息走来，打开车门。每次谢他，他就嫣然一笑，像个姑娘。
秋阳明艳，二十日我们去瑙姆堡。一八四四年十月，尼采生于洛肯村，五岁丧父，全家迁往三十英里外萨勒河畔的瑙姆堡。疯狂后，尼采回到那里，母亲说，她要照料儿子直到最后。逾三年，母亲死了，兄妹俩迁往我们昨天造访的魏玛故居。艾许伯格先生，瑙姆堡尼采故居和文档中心主任，慷慨做主出借本次特展的原版著作及尼采肖像。
巡视故居后，艾许伯格领我们坐到二楼露台，晴午和风，露台栏杆缀满绿叶。据说尼采的妈妈每天将儿子推送到这里。我记得木心弄到尼采疯狂后倚枕沉思的图片，视为大事，复印了一沓，讲课时分送给我们。当时哪想到，有一天我会坐在尼采发呆的阳台。
艾许伯格像个农场工人，脖子都晒黑了，这里没有雇工与文员，终年是他独自打理。德国政府持续资助文化项目，但欧洲名人故居多数民办，如家族企业。紧邻故居的文档中心是一幢极简风格的玻璃建筑，定期举办与尼采和欧洲文化相关的活动，君特·格拉斯曾是主讲嘉宾之一。档案室也是壁橱林立，艾许伯格抽出原版书给我们看：《朝霞》《瓦格纳事件》《瞧，这个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大抽屉里平放着尺寸不一、年代不一的尼采肖像，多数是版画，其中一帧，叔本华——艾许伯格也证实了德国没有他的故居，但有个松散的叔本华读者团体，来过瑙姆堡，当我认出画中的叔本华，艾许伯格微笑了：
“他们见过这幅画，却不认识。”
我并未因此得意。我是画家，留心脸，多年前在北京高碑店路边瞧见一匹狗，老皮老脸，严峻而苦恼，活像叔本华。
天气真好，我从雾霾之都来。大玻璃望出去，阳光普照全镇十八九世纪的赭红色屋顶，二楼一座小小的尼采胸像也是赭红色，也是Art Deco风格，来历却是有趣：新世纪后，经艾许伯格长达十年的申请，政府拨款，于二〇〇九年建造了这座文档馆。有位远来的客人，巡视后，回家给艾许伯格电话，说他祖上传下这座尼采雕像，愿意送给瑙姆堡——尼采馆有尼采雕像，想来理所当然，而眼前这一尊却是因为有了这个馆，才遇到私人的藏家，献出来：艾许伯格不说，我们便无从知道。“为什么你要独自守护尼采？”我问他。
瑙姆堡尼采文档中心二楼，艾许伯格和尼采雕像。
艾许伯格于是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一九九〇年，尼采逝世九十周年，正是两德统一之年，二十多位东西德青年去到洛肯小村，看望尼采。他们彼此不认识，没约好，到了墓地，发现对方也记得尼采死日。洛肯村纪念馆墙面有幅小小的照片，就是这群扫墓人坐在树下交谈，日后演成尼采读者的联盟，其中一位，即艾许伯格，当年的哲学系学生。
一九九〇年，艾许伯格混在这群爱尼采的读者中，坐在洛肯村尼采故居的树荫下交谈。
自尼采一九〇〇年逝世，欧洲发生多少大事，德国两度成为战败国，几近毁灭。而当一九九〇年这帮家伙来到尼采墓园，两德才刚历经战后分裂的初告愈合，头绪纷繁，东欧的动荡，余波犹在。想得到吗，在洛肯村的大树下，有这么一群德国青年只为九十年前死去的那个人，聚拢座谈。
想起鲁迅。五十年代迁葬前，鲁迅在万国公墓的小坟与墓碑，才数尺高，哪有少先队员一批批前往敬礼。一九四六年，鲁迅逝世十周年，倒是有年轻人自去祭奠，围坐墓边，时年十九岁的木心，混迹其间。后来，中国将鲁迅的五处故址辟为五座纪念馆，一律国有。鲁迅的雕像，遍布各省。
异端的坟前应是冷落的，如我在洛肯村所见；异端的雕像应是由爱他的人守着，辗转致送别的爱他的人，如我在瑙姆堡所见。我去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坟墓，也冷落，年年有人献花，不在多少，而在真心、自愿。木心死去，我所诧异者，是葬礼当天出现逾百位陌生青年，得了消息，放下学业或工作，远道赶来。
此刻我坐在尼采家愉快地想：尼采，在他的祖国，未必如木心想象的那么“重要”。眼瞧艾许伯格如大叔般抚摸那尊雕像，我发现尼采并不代表“德国”，而是艾许伯格正在抚摸的那个人，那个出言挑衅、生前很少得到回应的人。他死了九十多年，只因艾许伯格的固执、忠诚，政府于是拨款，建了文档馆。木心身后数年，家乡就给他弄了纪念馆和美术馆，他比尼采幸运。
请来乌镇吧，我对艾许伯格说。他神色为难，意思是家里一摊事，怕走不开。五十多天后，木心美术馆前厅，忽然，改穿西装的艾许伯格在人群中猛地站定，认出我，一把将我抱住。他变了个人，涨红了脸，用结实的膀子摇撼我，那样惊喜地笑着，更像个德国乡下人：
“It's so good! It's really really good! ”他不断说着，显然不相信眼前的景象。我说尼采就在二楼，看过了吗？“Yes!Yes! Yes! ”他连连点头，又紧紧抱住我。
回到瑙姆堡。那天下午，三点过，我们告别艾许伯格，去洛肯小村。途经瑙姆堡大教堂，远远看见大广告印着十三世纪微笑石雕女像的照片：这著名的雕刻，原来在这里！我立即下车进教堂，仰头观看高高站在柱头的八位捐款人石雕——除了云冈和麦积山的微笑菩萨，世界雕塑史再找不到如瑙姆堡这尊女像的笑脸。
此行匆匆。近时我常想起瑙姆堡尼采家的露台。目睹他的种种手迹，刹时与他近了。四点过，站在洛肯村尼采墓前，这才真是他。所有坟墓让人心里一静。倒也没什么感慨，平放的墓碑，一家人，彼此挨着。草坪上的墓碑和雕塑则是尼采读者的想象，他那奇怪的梦，被坐实了——西洋人还是耿介，其实不必真做出来——我所感动而竟欣慰者，是这里空无一人的寥寂。
异端的声名，永世寂寂，是对的。艾许伯格也孤寂。他终年在尼采家楼上楼下忙碌着，是令人放心的景象，老房子的木扶梯已被踩成下陷的弧形。木心曾饶有兴味地说，当丹麦的勃兰兑斯给学生开课介绍尼采，尼采大为激动，致信恳求道：能不能多给些细节？木心说到这一节，吃吃发笑：“你看你看，他也忍不住要问哩！”
此即异端的寥寂。木心生前没有一位勃兰兑斯，这一层，他远不及尼采幸运。当然，尼采身后的解读者，代代有人，本雅明、福柯、德里达……近世多少欧洲异端受惠于尼采。而他的想象究竟有限，他绝不知道，远在中国，另有个寥寂的人几乎毕生阅读他、想念他：
一九四八年，我在莫干山读尼采的《朝霞》，好像很默契，二〇〇九年，我在乌镇重读《朝霞》。
这是木心遗稿的一段话。一九四八年，他二十一岁。二〇〇九年，八十二岁，其间相隔六十一年，超过尼采的寿数：尼采得年五十六岁，扣去获病的十年……木心常说，尼采太年轻，没有晚境。
距开馆倒计时只剩两周了。十一月二日，馆员在网络意外看见德国中部“意志”电视台采访视频，赶紧让我看：只听得德语飞快地向人民报告，尼采将去中国。画面上，汉莎公司员工正在我去过的那间档案室忙着打包装箱，艾许伯格对着镜头，斟字酌句……
十一月七日凌晨，天津海关通知：展品出关，当日直驰乌镇。夜里九点过，匡文兵、王家沛，忙不迭联络乌镇西栅入口为运输车放行。美术馆特地空出的地下保险室，新铺桌布，灯光雪亮。《局部》摄制团队经已驻馆半个月，几台摄像机把守各通道口，严阵以待：尼采要来了。
夜里十点，庞大的货车缓缓开近美术馆后门，我迎出去，忽而如临祸端，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这就是九月间飞去魏玛的理由吗，木心瞧这阵势，会害怕，同时，怯生生笑起来——每有大事果真实现，他总是这样的惶然心喜——箱型车后门轰然打开了，工人先后抬下两个箱子，快步走向甬道。登时，团队年轻人前前后后跟着箱子，毫无理由地疾走、飞跑，场面滑稽而庄重——其中包括我——小代，戴上手套，全程负责开箱、取物、清点，与德国密集联络大半年的王家沛，协助核对。包裹一件件打开，我又看见了两个月前在魏玛和瑙姆堡看见的文献。
将近子夜，众人散去，保险室铁门砰然锁上——好像真会有什么歹人中宵潜入，偷取尼采的纸片——尼采开始度过他在中国的第一夜。
十一月十二日，尼采特展的竖幅大旗，六米多高，被四五位盘踞在脚手架上的工人分持各端，声声吆喝着，缓缓挂上九米高的前厅东墙，尼采侧影在巨大布幅的摇颤中，保持托腮沉思，布幅顶端，鸣谢魏玛机构的文字共有四行，最后一行，特别致谢驻德使者陈平：另一个尼采不认识的中国人。
十一月七日夜，尼采即将来到乌镇。这是为他准备的小房间。
夜里十点左右汉莎公司运输车开进西栅，停在美术馆入口的路边，右侧的女孩王家沛，为联系尼采展写了上百封信函。
尼采文献开箱清点现场，《局部》团队始终盯着拍摄。
将尼采送来中国的两个木箱之一。
保险锁锁上了，尼采开始在乌镇过夜。
尼采展大旗做好了，铺在前厅地上，法比安和小代正在张罗怎么样挂上高墙。
十一月十三日，尼采手稿和其他文献经已放置玻璃柜内，包括他的死亡面模。总设计师法比安为每本书制作了小铁架，然后亲自爬上高梯，调适照明。北墙，是两幅尼采壮年时代吹胡子瞪眼的照片，照片上端，是他潦草的签名。
十一月十四日深宵，开馆前夜，上墙的文字板模终于到货，尼采展厅一地纸片，我们忙着排列民初以来文人谈论尼采的语录：王国维、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林语堂、徐梵澄……十五日凌晨四点，临室东墙木心谈论尼采的二十多则语录，总算贴齐，其中一句是：
尼采……这位没有喝过酒的酒神……
开幕忙乱后，十一月十九日，我去西栅锦堂宾馆与艾许伯格道别，瞧这位瑙姆堡来的德国人坐在江南木格窗边，我又想起他和尼采的阳台，想到他独自经营的文档中心。我心怀歉疚：一大伙人在这里帮着我照应木心，单是馆员就有六七位，而簇新的木心美术馆比瑙姆堡尼采文档馆大几倍，甚至超过歌德席勒档案馆那座宫殿。
我俩不知说什么。艾许伯格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现在已无须向他开口商借，而是，日后把尼采还给他。我送他一幅以毛笔抄写的木心的七律，他默默看了，沉吟道：把尼采与木心的展览送来德国吧。
事后助手告诉我，他央我写的并非木心自己的诗，而是木心据尼采诗“夜謌”的改写本。等我知道，他已走了好几日。
也许是一种自由的思想，也可能是对不确定性的回避，或许也是一种重建，是对破坏了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尼采前往中国，并在中国使他的传播成为可能。
当“意志”电台询问尼采此去乌镇的意义，艾许伯格对记者如是说。欧洲知识分子知道词语的分寸，会说“也许”“可能”“不确定性”……天真的艾许伯格。他不知道，我完全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想到“回避”“重建”“挑战”，更没想到“传播”：除了极个别人——复旦大学尼采研究者孙周兴出席了开幕式，北师大尼采翻译者杨恒达一周前专程去了乌镇——我不会相信这里的大部分观众真会在乎这个展览。我们忙了大半年，只为一辈子叨念尼采的木心。
此外，艾许伯格，魏玛的馆长们，都不知这位商借尼采文献的家伙根本不懂尼采，几乎没读过他的书。此刻尼采的纸片和原版书还在美术馆二楼待着，过了元旦、春节，明年三月二十一日，就要撤展打包，运回德国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五日写于北京
开馆当夜，尼采情景朗诵《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在乌镇大剧院上演，图为朗诵开幕之前的视频海报。
尼采特展的尼采照片与签名。
仿照魏玛歌德席勒档案馆的十八世纪展柜，我们制作了高仿真件，存放尼采的亲笔手稿。
美术馆二楼四号厅辟为尼采特展展场，南墙是木心三幅大画，西墙是尼采肖像系列，中间案桌是尼采原版书。
展柜南墙，是民初知识分子王国维、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鲁迅等谈论尼采的语录。
尼采原版书玻璃柜。
图片深处的两面墙，分别是木心谈论尼采的语录中英文本。
仿真展柜里的尼采手稿。
乌镇的孩子[1]
记木心的英国之行
航班允许抽烟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甚至不相信有过那种时刻：当纽约机场柜台小姐迅速办理登机牌，同时会曼声问道：
Smoking or not smoking？
二十三年前为木心英国行拍摄的影像，最近剪辑成片，我一看，惊呆了：只见老先生坐在飞往伦敦的机舱，望向窗外，手里举着一支烟。
那么，与木心同去英国的一九九四年，美国尚未实行全面禁烟。
木心的英国行，是我的南京老友刘丹促成并慷慨出资的。他原先任职江苏国画院，一九八一年赴美，未久得英国古董商兼水墨画爱好者休莫斯识赏，私交甚笃。一九九二年，我介绍刘丹认识了木心。不久他去休莫斯庄园度假，来信说，他点起鲸油做成的十六世纪大蜡烛，阅读木心。
一九九三年，刘丹与休莫斯拟请木心去英国看看。其时木心仍住杰克逊高地，一九九四年春，我们三人坐在他小小寓所的前厅，一人一支烟，谈论此行，刘丹已定妥六月六日木心与我飞赴伦敦的机票，自己则先期去到英国与休莫斯会合，迎候我们。
那天我深知将要远游的木心多么感慨而欣悦——他强忍笑意的神情，我太熟悉了——有哪位中国作家无数次以欧洲各国作诗作文，却是从未去过？又有哪位老上海人不向往英国么？当少年木心初抵沪上，英法租界尚在，那时他已熟读拜伦或是哈代，更别说莎士比亚了。
但木心总在我们兴奋的话头之后，故意绕开话题，调笑戏言，扯闲天。
接下来的事，木心写在他未完成的散文《英伦夜谭》，我能接续的零星交代，是我们总共在休莫斯都铎时期老庄园待了三周，主人特意请一位法国年轻厨娘全程理厨，其间，休莫斯驾车带我们去伦敦玩了三天，稍后又去莎士比亚故居。
大部分时间我与木心在布满橡树的庄园内外散步，或留他在卧室独自待着，晚餐前请他下来。饭后众人聊天，有一回当我为几位英国人画素描写生，休莫斯取出吉他，轻轻地弹唱……
昔年耽读关于鲁迅的种种回忆，说他从不度假休闲，移居上海十年，唯偕许广平去杭州玩过三两天，算是晚年唯一的出行。木心亦然。我与他相交三十年，除了陪他去哈佛大学玩过一两日，便只这趟眼看他停了劳作，优哉游哉。
或是文人的本色，也为报复被监管而荒废的壮年，五十五岁的木心自到纽约后，惜时如金，玩儿命写作。
固然，云游欧洲乃奢侈之事，必要足够的闲钱，多少美国人也从未去过欧洲。就我所知，居停纽约后，除了波士顿、华盛顿，木心没去过其他城市，便是他数十年的中国生涯，除了少年时在莫干山隐过一阵，又曾赴北京与哈尔滨参与过设计工作，此外的名山大川都没去过，也不听他说起要去。
其实鲁迅或木心惯于纸上乾坤、书中的神游，并不热衷真的旅行。
“什么叫‘眼见为实’？”有一回木心嗤道，“去过金字塔，拍张照，就算眼见为实？游客哲学，就是‘到此一游’。”而他每次出门，即便坐地铁去曼哈顿见客，亦如临大事，各种聚会能推就推。
我曾怨责他，因几次出行是他的动议。他笑了，说，这倒像我母亲和姐姐，小时候见她们镜子前忙半天，头发怎么弄法，衣服到底哪件，忽然说：
“弗去了！”
英国行之后，直到二〇〇六年木心归国，两位与他最近的友人，章学林、黄秋虹，数次安排他去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俄罗斯走走，他也弄得像是真的，连连说起诸国的人物与掌故，眉飞色舞，可是临到几乎订票之际，“弗去了！”像是生谁的气。其时我已归国，听说这些，无可如何。
以我的揣度，那是他暮年的黯然：早岁的渴念经已褪色，年华、机会，俱皆失尽，远游欧洲之于木心，隆重而神圣，犹如声誉，迟迟到来，滋味已变，如他诗中所写：“庞贝城钥匙交给我，庞贝已是废墟。”
日后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他毕生唯一的体面的画展，开幕式他也不肯出席。
而少爷出门，便须体面。他要自己如昔年的绅士般去到欧洲，如他少年时在无数译著中读到的那样。刘丹与休莫斯的盛情，足够体面，现在想来，也只一九九四年那回，木心被说动，悄悄备齐他力所能及的行头——正装、便装、礼帽、便帽，还亲手修改了一件浅白色细麻布背心——果真启程了。
刘丹（左）、木心、亚历山大·梦露（右）
当然，有我陪着。老去的少爷哪有单独出行的呢，何况我随时举着录像机。
我说你管自走动，别看我，拍下来，以后可以剪辑。平日他绝少让人拍摄他，这回他都依从，孩子般羞笑着，跃跃欲试。所幸他那回的好兴致，日后除了由纽约两位电影人于二〇一〇年为他拍摄的纪录片，他唯一的日常影像，便是这份，那年他六十七岁，形貌举止，成熟而壮健。
真的，木心全程扮演了自己的英国行，举止带着所有人自知被录像的轻微紧张，渐渐展开他暗自修炼一辈子的潇洒。如今回看影像，他果真有风度，亦且老了，如木心这样的家伙老了，便是风度啊。
然而如我所料，他对英国严重失望了：二战后的欧陆，世纪末的列强，岂能核对木心早岁在译作中下载的十九世纪想象——虽然他只到了英国——自莎士比亚到王尔德，他的烙印般的英国记忆（包括五十年代饰演哈姆雷特而风靡他那代中国人的英国名演员劳伦斯·奥利佛），休想印证一九九四年的英国。
“平民化了，平民化了。”他喃喃说道。
有时他甚至生气，当眼看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名人墓碑全都嵌在大理石地面上，任由游客的无数鞋与脚走动踩踏，木心脸色发青。“岂有此理！”他惶急地对我说，“怎么可以这样！”
他赞美休莫斯都铎庄园的角角落落，以为处处都是“对的”，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富有的休莫斯老是穿着牛仔裤和衬衫。
他以欧洲各国为题的诗作，怕有逾百首吧，我未能详察英国行之后，他笔下的欧洲是否出现微妙的变化。
新世纪初，我曾将木心的全套著作推荐给德国人顾彬，一位翻译了许多中国当代诗作的汉学家。翌年又见到他，我没问他读了没有（那是我对木心做过的唯一的后悔之事），倒是他问了一句：
“你的那位木心，去过丹麦？”
我不记得是否说了实话，我仅知道，如我一辈的二十几位中国作家与诗人的作品，早在八九十年代就有了各种语言的译本，常会受邀出访，甚或久居英国或法国。今天，欧美中国文学的阅读者仍然没人知道谁是木心，当那次顾彬先生问起，木心已年近八十，如今则辞世六年了。
他辞世六年了。去岁春夏，BBC的英国人两度来到乌镇，为大型文献纪录片《文明》的中国山水画部分，选择木心的转印画允作话头。今年，大英图书馆的英国人又是几度来乌镇审察，十月，带着拜伦、兰姆、王尔德、伍尔夫夫人的手稿，进入木心美术馆。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
我又想起木心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那副惶急相，准确地说，是从我自己录下的影像中看见他在伦敦街头昂然行走。街风吹起他的白发。这乌镇的孩子。
实话说，我已不记得英国之行的详细。倒有两件事，想来如在昨日。
一是即将离英的前一天，木心取了私钱，要我陪他去庄园附近的小镇老店购物。每有稍稍奢侈的用度，他总会格外沉静，那天他乖极了，倒像我是他的家长，领他买糖。到得店铺，稍稍看过，他选了白金戒指、衬衫袖扣，还有别的两件什么，一声不响付了钱。
我想起我的母亲，她也是浙人，也抱着不与人说的奢念和俭省，心里存着很少几件自以为值钱的物事（也许十数年，也许半辈子），终于决定了，并不犹豫、讲价，静静买下，藏起来。而由民国过来的苏浙籍上海人，从来是认英国货的。
此后木心常戴那枚戒指，但从未见他扣上那对袖扣。莫非他念着哪天自己展览的开幕式，可以戴上？
二〇一一年底，他快死了，谵妄着，这么说道：“以后你出去讲演……戴上袖扣……把手举起来，让人看见，就说……我送你的。”整理遗物时，我忘了那段话，却在一个小盒子里看见那对袖扣，也像我母亲的习惯，贵重的小件，裹着手帕。
另一片刻是入住休莫斯庄园的翌日——啊，远游的最美的时光总在抵达之初——阴，晨起，出庄园，我们缓缓走向林边的田野。空气湿润，四外是初夏的青绿，间或，隔着树丛，远远传来清亮的马鸣。木心停了步子，转向我，掏出烟来：
“呀！长远不听见马叫了……”他满脸感动的样子，伫足聆听，忽而一激灵：“欧阳修这首你读过吗，我小时候欢喜，倒还记得。”
于是他转睛看定林野的某处，带着启始背诵时默想句子的近乎痴呆的专注，几分羞涩，而终于决然背诵，一句不断地，念了出来。
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仍记得他清弱的语音，记得我俩站在英国的露珠与草泥间。那首词，此刻只记得开头这两句了。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文学回忆录》宣传海报，海报上散布着五年讲课的部分语录。
[1]本文应大英图书馆网站邀约而写，发布于2017年。英译者是留英学者胡明媛。
《文学回忆录》后记[1]
二十三年前，一九八九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初起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十八年前，一九九四年元月九日，木心讲毕最后一课。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课后，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礼帽，我们送他下楼。步出客厅的一瞬，他回过头来，定睛看了看十几分钟前据案讲课的橡木桌。此后，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没出席过一次演讲。
那桌子跟我回了北京，此刻我就在桌面上写这篇后记。
另有一块小黑板，专供木心课间书写各国作家的名姓、生卒年、生僻字，还有各国的诗文，随写随擦，五年间辗转不同的听课人家中。今年夏初，我照例去纽约侍奉母亲，七月，母亲逝世。丧事过后的一天，清理母亲床边的衣柜——但凡至亲亡故而面对满目遗物的人，明白那是怎样的心情——在昏暗壁角，我意外看见了那块小小的黑板。
听课五年，我所累积的笔记共有五本，多年来随我几度迁居，藏在不同寓所的书柜里，偶或看见，心想总要静下心再读一遍，倏忽近二十年过去了，竟从未复读。唯一读见的老友，是阿城，一九九一年，我曾借他当时写就的三本笔录。
木心开讲后，则每次摊一册大号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字，是他备课的讲义。但我不记得他低头频频看讲义，只目灼灼看着众人，徐缓地讲，忽而笑了，说出滑稽的话来。当初宣布开课，他兴冲冲地说，讲义、笔记，将来都要出版。但我深知他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日后几次恳求他出版这份讲义，他总轻蔑地说，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兴出。前几年领了出版社主编去到乌镇，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
先生的意思，我不违逆。但我确信我这份笔记自有价值：除了讲课内容，木心率尔离题的大量妙语、趣谈，我都忠实记录：百分之百的精确，不敢保证，但只要木心在讲话，我就记，有一回甚至记下了散课后众人跟他在公园散步的谈话。
去年岁阑，逾百位年轻读者从各地赶来，永别木心。在乌镇昭明书院的追思会上，大家恳请我公开这份笔录，我应承了——当年讲课时，木心常说将来怎样，回国后又怎样，那天瞧着满屋子陌生青年的脸，戚戚然而眼巴巴，我忽然想：此刻不就是先生时时瞩望的将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