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诸事忙过，我从柜子里取出五本笔记，摞在床头边，深宵临睡，一页一页读下去，发呆、出神、失声大笑，自己哭起来：我看见死去的木心躺在灵床上，又分明看见二十多年前大家围着木心，听他讲课……我们真有过漫漫五年的纽约聚会么？瞧着满纸木心讲的话，是我的笔记，也像是他的遗物。
电子版录入的工作，细致而庞大。速记潦草，年轻编辑无法辨读，我就自己做。或在纽约寓所的厨房，或在北京东城的画室，朝夕录入，为期逾半年。当年手记无法测知字数，待录毕八十五讲，点击核查，逾四十万字。为纪念木心逝世一周年，近日忙于编校、排版、配图、弄封面，十二月必须进厂付印了：眼前的电子版不再是那叠经年封存的笔记，而是木心读者期待的书稿——“九泉之下”这类话，我从不相信的，而人的自欺，不过如此。喂，木心，恕我不能经你过目而首肯了，记得你当年的长篇大论吗？年底将要变成厚厚的书。
现在可以交代这场“文学远征”的缘起和过程了。
一九八二年秋，我在纽约认识了木心，第二年即与他密集过往，剧谈痛聊：文学课里的许多意思，他那时就频频说起。我原本无学，直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愿独享着这份奇缘，未久，便陆续带着我所认识的艺术家，走去见木心——八十年代，纽约地面的中国大陆同行极有限，各人的茫然寂寞，自不待说——当然，很快，众皆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
自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九年，也是木心恢复写作、持续出书的时期。大家与他相熟后，手里都有木心的书。逢年过节，或借个什么由头，我们通宵达旦听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强撑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铄。
木心在中国大陆时，与体制内晚生几无来往，稍事交接后，他曾惊讶地说：“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样子，过了几年，终于有章学林、李全武二位，纠缠木心，请他正式开课讲文艺，勿使珍贵的识见虚掷了。此外，众人另有心意：那些年木心尚未售画，生活全赖稿费，大家是想借了听课而交付若干费用，或使老人约略多点收益。“这样子算什么呢？”木心在电话里对我说，但他终于同意，并认真准备起来。
一九八八年，木心与我们在李全武家二楼席地聊天，木心身后即是李全武，第二年，他就召集大家开始了文学史课程（这幅照片在《文学回忆录》中刊印时，误记为一九八七年）。
劝请最力而全程操办的热心人，是李全武。他和木心长期协调讲课事项，转达师生间的种种信息，改期、复课、每课转往谁家，悉数由他逐一通知，持续听课或临时听课者的交费，也是他负责收取，转至木心，五年间，我们都称他“校长”。
事情的详细，不很记得了。总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五日，众人假四川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的启动。那天满室哗然，很久才静下来。木心，浅色西装，笑盈盈坐在靠墙的沙发，那年他六十二岁，鬓发尚未斑白，显得很年轻——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课。
开课后，渐渐发现或一专题，一下午讲不完。单是《圣经》就去两个月，共讲四课。上古中古文学史讲毕，已逾一年，越近现代，则内容越多。原计划讲到十九世纪收束，应我们叫唤，木心遂添讲二十世纪流派纷繁的文学，其中，仅存在主义便讲了五课。
那些年，众生多少是在异国谋饭的生熟尴尬中，不免分身于杂事，课程改期，不在少数，既经延宕，则跨寒暑而就春秋，忽忽经年，此即“文学远征”至于跋涉五年之久的缘故吧。到了最后一两年，这奇怪的小团体已然彼此混得太熟，每次相聚有如小小的派对，不免多了课外的闲聊，我的所记，则仍是木心的讲课。
以下追踪记忆，由年龄顺序排列，大致是全程到课、长期听课的学员名单：
金高（油画家）、王济达（雕塑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中央美院毕业，一九八三年来美。
章学林（版画家），六十年代浙江美院毕业，一九八〇年来美。
薄茵萍、丁雅容（中国台湾女画家），一九七七年来美。
陈丹青、黄素宁（国画家），一九八〇年中央美院毕业，一九八二年来美。
曹立伟（油画家）、李菁，一九八二年中央美院毕业，一九八六年来美。
李全武（油画家），一九八四年中央美院毕业，一九八五年来美。
孙韵（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来美年份不详。
殷梅（舞者、编舞家），来美年份不详。
黄秋虹（广东女画家），一九八〇年来美。
陈捷明（广东画家），一九八〇年来美。
李和，不详。
其中，殷梅由全武介绍而来，黄秋虹、陈捷明，由别人介绍木心认识。五年间，因呼朋唤友而听过几课、不复再来，或中后期听说而加入的人，也颇不少。我所熟悉的是上海画家李斌，南京画家刘丹、钱大经、薛建新，北京人薛蛮子、胡小平夫妇。两位木心的旧识：上海画家夏葆元（“文革”前与木心同一单位）、上海留学生胡澄华（其父是木心的老友），也来听过课，久暂不一。人数最多的一次是讲唐诗，也在我的寓所，来三十多人，椅子不够，不记得终于是怎样安排落座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听课人几乎全是画家，没有迹象表明有谁听过文学史，或职志于文学，课中说及的各国作家与作品，十之六七，我们都不知道——木心完全不在乎这些。他与人初识接谈，从不问起学历和身份。奇怪，对着这些不相干的脸，他只顾兴味油然地讲，其状貌，活像谈论什么好吃透顶的菜肴。我猜他不会天真到以为众生的程度与之相当，但他似乎相信每个人果然像他一样，挚爱文学。
木心讲课没有腔调——不像是讲课，浑如聊天，而他的聊天，清晰平正，有如讲课——他语速平缓，从不高声说话，说及要紧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语气，如宣读早经写就的文句。录入笔记的这半年，本能地，我在纸页间听到他低哑苍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记得，他在某句话戛然停顿，凝着老人的表情，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
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竭力克制着，等自己平息。
讲课与聊天究竟不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木心在上海高桥做过几年中学老师，此后数十年再没教过书——起初几堂课，谈希腊罗马、谈《诗经》，他可能有点生疏而过于郑重了，时或在读解故事或长句中结巴、绊住，后来他说，头几课讲完，透不过气来——两三课后，他恢复了平素聊天的闲适而松动，越讲到后来，越是收放自如。
我的笔记，初起也颇仓促，总要三四课后这才找回画速写的快捷，同其时，与木心的讲述，两皆顺畅了——好在木心说话向来要言不烦，再大的公案、史说、是非、纠葛，由他说来，三言两语，惊人地简单。
而笔录之际最令我感到兴味的瞬间，是他临场的戏谈。
木心的异能，即在随时离题：他说卡夫卡苦命、肺痨、爱焚稿，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他说西蒙种葡萄养写作，昔年陶潜要是不就菊花而改种葡萄，那该多好！在木心那里，切题、切题、再切题，便是这些如叙家常的离题话。待我们闻声哄笑，他得意了，假装无所谓的样子——且慢，他在哄笑中又起念头，果然，再来一句，又来一句——随即收回目光，接着往下说。
如今座谈流行的录音、摄像，那时既没有器具，木心也不让做。他以为讲课便是讲课。五年期间，我们没有一张课堂的照片，也无法留存一份录音。
“结业”派对，是“李校长”安排在女钢琴家孙韵寓所。应木心所嘱，我们穿了正装，分别与他合影。孙韵母女联袂弹奏了莫扎特的《第二十三号钢琴协奏曲》。阿城特意从洛杉矶自费赶来，扛了专业的机器，全程录像。席间，众人先后感言，说些什么，此刻全忘了，只记得黄秋虹才刚开口，泪流满面。
木心，如五年前宣布开课时那样，矜矜浅笑，像个远房老亲戚，安静地坐着，那年他六十七岁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与全体听课生最后一次聚会。他的发言的开头，引瓦莱里的诗。每当他借述西人的文句，我总觉得是他自己所写，脱口而出：
你终于闪耀着了么？我旅途的终点。
八九十年代之交，国内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早经恢复。文学专业的硕博士，不知用的什么讲义，怎样地讲，由谁讲——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木心也从未修过文学课。讲毕唐诗一节，他送当时在座每位学员一首七绝，将各人的名字嵌入末句，这次录入，我注意到他也给自己写了一首：
东来紫气已迟迟，群公有师我无师。
一夕绛帐风飘去，木铎含心终不知。
木心所参考的郑振铎《文学大纲》，最早出版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想必是少年木心的启蒙读物之一。前年得到这两册大书的新版，全书体例与部分资料，大致为木心所借取，我翻了几页，读不下去。“可怜啊，你们读书太少。”暮年木心又一次喃喃对我说。那时他已耳背，我大叫：“都听你讲过了呀！”他一愣，怔怔地看我。
听课五年，固然免除了我的蒙昧，但我从此愚妄而惰怠。说来造孽：木心所标举的伟大作品，古希腊，《圣经》，先秦诸子，莎士比亚，尼采，拜伦，纪德……二十多年过去，我一行也不曾拜读。年来字字录入这份笔记，我不再将之看做“世界文学史”，诚如木心所说，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眼下全书付印在即，想了很久，以我难以挽回的荒率，无能给予评价。实在说，这是我能评价的书吗？
如今我也接近木心开课时的岁数，当年愚昧，尚于讲课中的若干信息，惘然不察，现在或可写出来，就教于方家，也提醒年轻的读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战初期，十三四岁的木心躲在乌镇，几乎读遍当时所能到手的书，其中，不但有希腊罗马的史诗、神话，近代以来的欧陆经典，还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日本的文学。郑本《文学大纲》所列举的庞大作者群，当年不可能全有汉译本，木心也不可能全都读过，他诚实地说，哪位只是听说，哪本没有读过，但他多次感慨：“那时的翻译家做了好多事情哩。”最近承深圳的南兆旭、高小龙二位提供数百册私藏民国旧书，供我选择配图，虽难测知其中哪些曾是木心昔年的读本，但他的阅读记忆，正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的私人旁证。
讲述《圣经》时，木心念及早岁与他频繁通信的十五岁湖州女孩，使我们知道早在四十年代的浙江小城，竟有如此真挚而程度甚深的少年信徒，小小年纪，彼此辩说新旧约的文学性。提到《易经》，他说夏夜乘凉时教他背诵《易经》口诀的人，是她母亲，抗战逃难中，这位母亲还曾给儿子讲述杜甫的诗，这在今日的乡镇，岂可思议。他忆及家中仆佣对《七侠五义》之类的热衷，尤令我神旺，他的叔兄长辈居然日日去听说书，此也勾连了我的幼年记忆：五六十年代，沪上弄堂间尚且隐着简陋的说书场所……这一切，今已荡然无存，而木心的记忆，正是一份民国青年的阅读史。
这份阅读史，在世界范围也翻了过去。木心的生与长，适在同期步入印刷时代与新文化运动的民国，他这代人对文学的热忱与虔敬，相当十五至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电子传媒时代的芸芸晚生，恐怕不易理解这样一种文学阅读的赤子之情了。
以上，是木心生涯的上半时，下半时呢？
自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欧美文学的译介几乎中止，其间，值木心盛年，唯以早岁的阅读与文学相濡以沫（他因此对五十年代专事俄罗斯文学的推介，甚表好意）。讲课中一再提及的音乐家李梦熊先生，也是此等活宝：他俩听说乔伊斯与卡夫卡，但“文革”前夕，哪里读得到？而早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就知悉欧洲出现意识流、意象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新潮，之后，对西方的文学景观该是怎样的渴念？浩劫后期，战后文学如“黑色幽默”与“垮掉的一代”，曾有内部译本，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总之，就我所知，五六十年代，各都市，尤其京沪，尚有完全在学院与作协系统之外，嗜书如命、精赏文学的书生。而木心出国前大量私下写作的自我想象、自我期许，竟是遥不可及的西方现代主义。
“文革”初，木心早期作品被抄没。“文革”后，地下文学与先锋诗陆续见光，渐渐组入共和国文学史话。现在，这本书揭示了更为隐蔽的角落：整整六十多年目所能及的文学档案中——不论官方还是在野——仍有逍遥“漏网”的人。
漫长，彻底，与世隔绝，中国大陆时期的木心没有任何举动试图见光。到纽约后，带着不知餍足的文学的贪婪，他在恢复写作的同时，靠中国台湾版译本找回被阻隔的现代文学图景，与他早年的阅读相衔接。久居纽约的港台文人对他与世界文学的不隔，咸表惊异，他们无法想象木心与李梦熊在封锁年代的文学苦谈——“出来了，我才真正成熟”，木心如是说——私下，我完全不是可以和他对话的人，他几次叹息，说，你们的学问谈吐哪里及得上当年李梦熊。但木心要说话，要以他所能把握的文学世界，印证自己的成熟，不得已，乃将我们这群人权且当作可以聆听的学生。
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木心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本书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几乎濒于徒劳。
一个在八十年代出道的文学家，能否设想木心的历程？一个研修文史专科的学者，又会如何看待这份文本？木心不肯放过文学，劫难也不曾放过他，但我不知道他怎样实践了尼采的那句话：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固然，尼采另有所指，尼采也不可能知道这句话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境——在这大语境中，木心怎样营造并守护他个人的语境？去年秋，木心昏迷的前两个月，贝聿铭的弟子去到乌镇，与他商议如何设计他的美术馆。木心笑说：
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不是反讽，而是实话，因为实话，有甚于反讽——讲课中，他说及这样的细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庆十周年夜，他躲在家偷学意识流写作（时年三十二岁）；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他与李梦熊彻夜谈论叶慈、艾略特、斯宾格勒、普鲁斯特、阿赫玛托娃；七十年代他被单独囚禁时，偷偷书写的文学手稿，我亲眼看过，惊怵不已：正反面全都写满，字迹小如米粒；八十年代末，木心年逾花甲，生存焦虑远甚于流落异国的壮年人，可他讲了五年文学课——我们交付的那点可怜的学费啊——九十年代，他承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妄想，满心狂喜，写成《诗经演》三百多首；新世纪，每回走去看他，他总引我到小阳台桌边，给我看那些毫无用处的新写的诗。
在与笔记再度相处的半年，我时时涌起当初即曾抱有的羞惭和惊异，不，不止于此，是一种令我畏惧到至于轻微厌烦的心情：这个死不悔改的人。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这本书，布满他始终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数家珍的文学圣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样持久地影响了这个人。
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魏晋或唐宋文学、伊丽莎白或路易王朝文学，各有专家。其他国家所修的世界文学史又是怎样讲法呢？当年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想必也多所参照了外国的写本。迄今，我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史，除了听木心闲聊。若非年轻读者的恳求，这五册笔记不知几时才会翻出来。其实，每次瞧见这叠本子，我都会想：总有一天，我要让许多人读到。
或曰：这份笔记是否准确记录了木心的讲说？悉听尊便。或曰：木心的史说是否有错？我愿高声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或曰：木心的观点是否独断而狂妄？呜呼！这就是我葆有这份笔录的无上骄傲——我分明看着他说，他爱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作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我真想知道，有谁，这样地，评说文学家。我因此很想知道，其他国家，谁曾如此这般，讲过文学史——我多么盼望各国文学家都来听听木心如何说起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不断不断与他们对话、商量、发出诘问、处处辩难，又一再一再，赞美他们，以一个中国老人的狡黠而体恤，洞悉他们的隐衷，或者，说他们的坏话。真的，这本书，不是世界文学史，而是，那么多那么多文学家，渐次围拢，照亮了那个照亮他们的人。
讲课完结后，一九九四年早春，木心回到远别十二年的中国大陆，前后四十天，其间，独自回到乌镇，那年他离开故乡将近五十年了。返纽约后，又两年，他搬离距我家较近的寓所，由黄秋虹安排迁往皇后区一处宽敞的公寓，在那里住了十年。到了七十九岁那年，二〇〇六年九月，我陪他回国，扶他坐上机场的轮椅，走向海关。黄秋虹，泣不成声，和年逾花甲的章学林跟在后面：自我二〇〇〇年回国后，就剩他俩就近照看木心。
同年春，听课生中年龄最大的金高女士，逝世了。其他学员早经星散，很少联络。之后，每年春秋我去纽约侍母，走在街上，念及木心经已归国。去年木心死，我瞧着当年众人出没的街区，心情有异——今夏侍奉母亲，黄昏散步，我曾几次走到木心旧寓前，站一站。门前的那棵树，今已亭亭如盖，通往门首的小阶梯砖垛，放满陌生租客的盆栽。
这寓所的完整地址是：
25-24A， 82 Street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中译：纽约市，杰克逊高地，八十二街，邮编11372）
木心讲课时，还给众生留下这里的电话：718-5261357。
如今不能上前叩门了。木心在时，书桌周围满是花草，卧室的小小书柜旁竖一乐谱架，架上摊着旧版的苏东坡字帖——在我见过的文人中，木心存书最少最少——自一九九〇到一九九六年，文学课讲义、蓄谋已久的《诗经演》，都在这里写成。凡添写几首诗经体新作，他会约我去北方大道南侧一张长椅上见面，摊开我根本看不懂的诗稿，风寒街阔，喜滋滋问我：“味道如何？”
讲课中，他两次提到与他相熟的街头松鼠，还有寓所北墙密匝匝的爬墙虎：“它们没有眼睛哎！爬过去，爬过去！”每与我说起，木心啧啧称奇。忽一日，房主未经告知，全部拔去了，他如临大事，走来找我，狠狠瞪大眼睛：
“那是强暴啊！丹青，我当天就想搬走！”
木心绝少诉说自己的生活。五年讲课间，难得地，他说出早岁直到晚年的零星经历，包括押送与囚禁的片刻。他说，和朋友讲课，可以说说“私房话”。本书编排时，我特意在每讲之前排几行摘录，并非意在所谓“关键词”，而多取木心谈及自己的略略数语，俾使读者走近他：经已出版的木心著作，刻意隐退作者，我相信，这本书呈现了另一个木心。
有次上课，大家等着木心，太阳好极了。他进门就说，一路走来，觉得什么都可原谅，但不知原谅什么。那天回家后，他写成下面这首“原谅”诗，题曰《杰克逊高地》：
五月将尽
连日强光普照
一路一路树荫
呆滞到傍晚
红胸鸟在电线上啭鸣
天色舒齐地暗下来
那是慢慢地，很慢
绿叶藂间的白屋
夕阳射亮玻璃
清晰 和蔼 委婉
选这首诗，因为木心、金高、全武、立伟、我，均曾是杰克逊高地的居民，当年辗转各家的上课地点，多半散在那片区域：二十年前，木心这样地走着，看着，“一路一路树荫”，正在前来讲课的途中；下课了，他走回家，“天色舒齐地暗下来”。木心的所有诗文，只字不提这件事，纽约市、杰克逊高地，也从不知道一小群中国人曾在这里听讲世界文学课。如今木心死了，母亲死了，金高死了，此后我不会每年去到那里——“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现在，唯愿先生原谅我擅自公开了听课笔记，做成这本大书。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日写于北京
感谢在乌镇从事摄影的李峻先生，他为晚年木心拍摄了一组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木心交代小代用在他的葬礼上。今年夏天，李先生交给我这批照片的电子文本，任我使用，直到这次排版我才决定打开，看见了我所熟悉的调皮的木心，他给我们讲课时，就是这样的表情，但比这组照片的容颜，年轻二十岁。
一九九四年二月摄于世界文学史讲课结业聚会，左起：胡承华、章学林（“副校长”）、李全武（“校长”）、黄素宁、金高、木心、殷梅、孙韵（聚会地点就在孙家）、黄秋虹、李斌；前排左：小翁、陈丹青。
木心，二〇〇九年摄于乌镇西栅。（李峻摄）当初，他延宕四年方始谈论自己；如今，我静观三载这才公布他的夫子自道。老头子知道了，什么表情呢？我真希望他一机灵，说：“倒也是个办法。”
[1]本文初刊于《文学回忆录：1989—199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后收入《草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木心谈木心》后记[1]
二〇一二年底，《文学回忆录》发排在即，我瞒着读者，擅自从全书中扣留九讲，计两万余字。三年过去了，今天，这部分文字成书面世，总算还原了《文学回忆录》全貌，但因此与母本上下册分离，成为单独的书。
也好。以下我来交代此事的原委——先要告白的实情是：返回八十年代，这份“课业”并不是听讲世界文学史，而是众人撺掇木心聊他自己的文章。初读他的书，谁都感到这个人与我辈熟悉的中国大陆文学，毫不相似，毫不相干。怎么回事呢？！我相信初遇木心的人都愿知道他的写作的来历，以我们的浅陋无学，反倒没人起念，说：木心，讲讲世界文学史吧。
大家只是围着他——有时就像那幅照片的场景，团坐在地板上——听他谈论各种话题。一惊一乍地听着，间或发问：你怎会想到这样写，这样地遣词造句呢？
木心略一沉吟，于是讲。譬如《遗狂篇》的某句古语作何解释，《哥伦比亚的倒影》究竟意指什么，《童年随之而去》的结尾为什么那样地来一下子……几回听过，众人似乎开了窍，同时，更糊涂了。当李全武、金高、章学林、曹立伟几位恳请老先生以讲课的方式定期谈论自己的写作，他却断然说道：
那怎么可以！
总归是在一九八八年底吧，实在记不清经由怎样一番商量，翌年初，木心开讲了。最近问章学林，他也忘了详细，但他确认木心说过：“零零碎碎讲，没用的，你们要补课，要补整个文学史，中国的，西方的，各国的文学都要知道。”众人好兴奋，可比得了意外的允诺，更大的礼物。之后，承李、章二位“校长”全程操办，这伙乌合之众开始了为时五年的漫长听课。
一九九三年，文学史讲席进入第四个年头，话题渐入所谓现代文学。其时众人与老师混得忒熟了，不知怎样一来，旧话重提，我们又要他谈谈自己的写作、自己的文章。三月间，木心终于同意了，拟定前半堂课仍讲现代文学，后半堂课，则由大家任选一篇他的作品，听他夫子自道。查阅笔记，头一回讲述是三月七日，末一回是九月十一日，共九讲。之后，木心继续全时谈论现代文学，直到一九九四年元月的最后一课。
二〇一二年，我将五本听课笔记录入电脑，一路抄到这部分，不禁自笑了，历历想起容光焕发的木心。我与他厮混久，这得意的神采再熟悉不过，但在讲席上，他的话语变得略略正式，又如师傅教拳经，蛮乐意讲，又不多讲，听来苍老而平然。那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对着人众，豁出去，滔滔不绝，但以木心的做派，话头进入所谓“私房话”，他总会找个潇洒而带玄机的说法，用关照的语气，交代下来：
我讲自己的书，不是骄傲，不是谦虚。我们两三知己，可以这样讲讲。
麻烦来了——唉，木心扔给我多少麻烦啊——《文学回忆录》数十万言，可以说都是他的“私房话”，这九堂课，更是私房话里的私房话。现在临到出版，这部分文字也发布，是否合适？
“私房话”一语，固然是木心调皮，可作修辞解，但他有他的理由，且含义多端，此处仅表其一。通常的文学史著述者未必是作家，而木心是，所以他的话，先已说到：
在学堂、学府，能不能这样做？
我们才不管那些，巴不得木心毫无顾忌，放开说。麻烦是在下一句：
要看怎么做。
他怎么做呢，诸位在本书中将会看到。可是三年前拟定出版《文学回忆录》之际，“要看怎么做”便成了我的事情——木心生前不同意我的五本笔记对外公开。他去世后，“私房话”语境终告消失，新的，令我茫然失措的状况出现了：他的大量遗稿，理论上，都是有待面世的文本，那是他的读者殷切期待的事——哪怕不过数十人、数百人——出版《文学回忆录》，我能做主，可是夫子自道的这部分，委实令我难煞。难在哪里呢？
传出去，木心讲自己的书，老王卖瓜，自赏自夸。所以要讲清楚——传出去，也要传清楚。
是的，他自己当场“讲清楚”了，二十多年后，我该怎么“传”法？怎样地才算“传清楚”？
二〇〇六年初，木心作品的简体版面世了，零零星星的美誉、好意、热心语，夹着各种酸话、冷话、风凉话，陆陆续续传过来。我久在泥沼，受之无妨，但那几年老人尚在世，他开罪了谁吗？二〇一一年冬，木心死。二〇一二年秋，《文学回忆录》全部录入，重读他以上这些话，我心想：这污浊的空间，“传”得“清楚”吗？而当年的木心居然相信“传清楚”了，便是善道，便得太平。
老头子还是太天真。纽约听的课，北京出的书，世道一变，语境大异，我得“学坏”才行。诚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一横心，将这部分文字全部剔除了。
然而新的麻烦，须得收拾：全书九十多课抽去两万多字，便有九堂课的内容骤然减半（其中，两堂课全时讲述木心的作品）。为了版面的齐整均衡，我还得煞费苦心，将九堂课上半节谈论的内容（萨特呀、加缪呀、新小说派呀）挪移、衔接、拼合，既经压缩，课目的数序也随之篡改而减少。诸位明鉴：《文学回忆录》下册，便是这样地被我挖去一块，哪位读者的法眼，看出来么？
此即木心留下的麻烦，也是我自找的麻烦——以上交代，亦属小小的麻烦。
我从木心学到什么？其一，是他念兹在兹的“耐心”，虽则跟他比，我还是性急。当初，他延宕四年方始谈论自己；如今，我静观三载这才公布他的夫子自道。老头子知道了，什么表情呢？我真希望他一机灵，说：“倒也是个办法。”但这办法并非“传清楚”，而是，索性抹掉它、存起来、等着瞧。
我等到什么、瞧见什么呢？很简单：感谢读者。
迄今我不确知多少人读过《文学回忆录》，多少人果真爱读而受益：这不是我能估测、我该评断之事。然而风中仿佛自有消息，三年过去了，近时我忽而对自己说：“行了。这份私房话的私房话，可以传出去了。”年初编辑第三期木心纪念专号，我摘出听他讲述《九月初九》的笔录，作为开篇，“以飨读者”，随即和责编曹凌志君达成共识：过了年，出版这本书。
有谁经手过这等个案么？我的心事放下了。木心的顾忌、处境，长久影响了我，以至临事多虑，留一手：这是何苦呢？所幸木心讲了他要讲的，我传了我能传的，此刻想想，还是因为读者——包括时间。
诸位，我不想夸张《文学回忆录》的影响。如今的书市与讯息场，一本书、一席话，能改变读者吗？难说。而读者却能改变作者的。木心的夫子自道，只为一屋子听课生的再三聒噪；我发布五册笔录，乃因追思会上向我恳请的逾百位读者——虽然，我不是《文学回忆录》的作者——此刻全文公布这份“补遗”，说来说去，也还是因为顾念读者。读者的从无到有、由少而渐多，谁做主呢？时间。我所等候的三年，其实是木心的一辈子，他的远虑，远及他的身后。
木心终生无闻，暮年始得所谓“泛泛浮名”。一位艺术家，才华的自觉，作品的自觉，说，还是不说，熬住，还是熬不住，这话题，鲜见于通常的文学史，木心却在讲席中反复言及，虽举例者俱皆今古名家，但以他自身的际遇，度己及人，深具痛感——眼下这本书，便是此中消息，便是他这个人。
天才而能毕生甘于无闻者，或许有吧；庸才而汲汲于名，则遍地皆是。木心渴望声誉，但不肯阿世，他的不安与自守，一动一静，盖出于此，而生前名、身后名，实在是两回事。木心自信来世会有惊动，但生前的寂寞，毕竟是一种苦。苦中作乐，是他的老把戏，而作乐之际，他时刻守度。日常与人闲聊，他常坦然自得，眉飞色舞，形诸笔墨之际，则慎之又慎，处处藏着机心、招数，兼以苦衷。一位作家顶有趣而难为的事，恐怕是闪露秘笈、招供自己的写作，在高明者，更是智性而旷达的游戏，本身即是创作。
现在回想，如果我们不曾围拢木心催他开课，年复一年撩拨他，他会有这份机会、场合，慨然自述吗？我记得那几堂课中的木心：恳切、平实，比他私下里更谦抑，然而惊人地坦白——好像在座全是他最知心的朋友——同时，也如他俭省的用笔，点到即止，不使逾度。
木心写作的快感，也是他长年累月的自处之道，是与自己没完没了的对话、论辩、商量、反目，此书所录，一变为亦庄亦谐、进退裕如的谈吐。他的自赏与自嘲好比手心翻转，他对自己的俯瞰与仲裁，接踵而至。日间校对这九堂课，我仍时时发笑。当他谈罢《S. 巴哈的咳嗽曲》的写作，这样说道：
好久不读这篇。今天读读，这小子还可以。
如今“这小子”没有了。下面的话，好在他当年忍不住：
很委屈的。没有人来评价注意这一篇。光凭这一篇，短短一篇，就比他们写得好。五四时候也没有人这样写的。
“他们”，指的谁呢？“五四时候”是也果然没人这样写的——今时好像也没有。就我所结识者，对木心再是深读而赏悦的人，确也从未提及这一篇，而他话锋一转：
幸亏那时写了。现在我是不肯了。何必。
这是真的。我总愿木心继续写写那类散文，九十年代后期，他当真“不肯”了。此是木心的任性而有余，也是他诚实。一九八五年写成《明天不散步了》，他好开心，马路上走着，孩子般着急表功：“丹青啊，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写得顶好的一篇散文！”可是八年后课中谈起，却又神色羞惭，涎着脸说道：
不过才气太华丽，不好意思。现在我来写，不再这样招摇了。
当时听罢，众人莞尔，此刻再读，则我怃然有失：老头子实在没人可说，而稍起自得，便即自省，因他看待艺术的教养，高于自得。你看他分明当众讲述着，却会脸色一正，好似针对我们，又如规劝自己，极郑重地说：
当没有人理解你时，你自己不要出来讲。
什么叫作“私房话”呢，这就是私房话。全本《文学回忆录》的真价值，即在“私房”。他谈到那么多古今妙人，倒将自己讲了出来，而逐句谈论自家的作品，却是在言说何谓文学、何谓文章、何谓用字与用词。这可是高难度动作啊，爱书写的人，哪里找这等真货？眼下，隐然而欠雏形的木心研究，似在萌动。此书面世，应是大可寻味的文本，赏鉴木心而有待申说的作者，会留意他所谓“精灵”的自况，所谓“步虚”的自供吗——承老头子看得起我们，提前交了底，以世故论，诚哉所言非人：这是文学法庭再严厉的拷问也难求得的自白啊。
我知道，以上意思，不该我来说。但我也憋着私房话。那些年常与木心临窗对坐，听他笑叹“不懂啊，不懂啊”，我好几次急了，冲着他叫道：“怕什么啊，你就站出来自己讲！”
这时，他总会移开视线，哑着喉咙，喃喃地说：“不行的。那怎么可以。”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写于纽约
木心，1994年元月摄于世界文学史课结业聚会。
晚年木心（郑阳 摄）
[1]本文初刊于《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漫谈木心[1]
《新周刊》：木心和我们的时代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关系？
陈丹青：木心结结实实活在“我们的时代”，饱尝他那辈人的种种侮辱。他只有一件事可以拒绝时代，就是文学艺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出国，也就是二十二岁到五十五岁之间，他从不发表作品。
多少人六十多年来都在巴望“时代”收容，木心不然。他刚在中国台湾报纸发散文时，我劝他寄回中国大陆，他不愿意。
从传播层面看，木心的书六年前出版了（他七十九岁），今年《文学回忆录》面世（在他逝世一周年），木心终于和“时代”发生了关系；但你读他所有文字，你会同意，他的内心、语言，他的个人立场，和我们的时代没有关系。
《新周刊》：我们试着找到描述他的关键词——局外；观望；离线；不在场；还有人答，陈丹青。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们时代的局外人，观望者，不是没有，但未必在木心的状态和层次。“离线”是指什么？还有“不在场”？木心在中国大陆这个“场”长达三十三年。他在上海的单位是工艺美术工厂——这单位与我们知道的那个木心，简直难以勾连——位于石门二路，我老家在石门一路，小时候常去那里奔跑玩耍，说不定他正在马路上走。
他和时代的关系是因为“我”吗？太奇怪了。我哪里能代表时代。我认识他之前，他也有亲近的朋友。一个人不和时代玩，但不会不和人交往。
《新周刊》：木心太难界定，我们曾想过一个说法——木心，一个人的中国。或一个人的中国腔。
陈丹青：为什么要“界定”木心？你怎么界定？你界定了，就了解木心，就把他摆平了么？
“一个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语言：大字眼。
《新周刊》：我们的语境发生了问题？
陈丹青：密密麻麻的问题。如果觉得木心有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过，照木心的说法，“问题大到了好像没有问题”。
《新周刊》：我们在谈木心时，想寻找他的一个镜像，他在这个时代的对立面。找到一个关键词——粗糙感。同这个时代的粗糙感对照，木心算是精致的吗？
陈丹青：他精致，我们粗糙？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试着不粗糙，就精致了吗——其实是贫薄、单一、匮乏、混乱。这时忽然出现木心，于是我们想到“粗糙”。“粗糙”，只是文字现象，或指粗陋的生活品质。但说木心“精致”，也没有说出他。我刚认识他时，他就说，做艺术家，做文人，要有点“草莽气”，不然不会有出息。很久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和官方文艺人来往，可是有草根朋友。要说粗糙，则他顶顶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陀氏写得“毛毛糙糙”，简直“望粗兴叹”！
《新周刊》：我们现在必须打破这个状况，木心是木心，我们是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木心永远会被这个时代孤立的。他真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这里面能不能建立某一种联系，一种共性？
陈丹青：“打破这个状况”也是套话。何况你怎么打破？打破得了吗？打破了又怎样？
木心被时代孤立，那就被时代孤立吧。那是他的选择，求仁得仁。
固然，没有这六十年的一切，我们本来和木心在分享一个大语境，或许会有争议，好比胡适与林琴南、鲁迅和梁实秋，打打笔仗。
现在《文学回忆录》出版了，有一个读者就好啊。木心不是写给群众看的，他写给一个人一个人看。
《新周刊》：对。我们怎样去寻找到一个通道，能够让木心更加顺畅地进入到读者群体，大家接受起来更容易？比如我们刚才谈到时代是时代，木心是木心，完全隔离。我们要是换一种思路，有没有共性，比如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愿意谈论艺术，都愿意去爱。
陈丹青：不要把木心说成另外一个物种，好像他活在云端里——什么高人啊，超逸啊，博学高贵啊，遗世独立啊——还是我们的话语习惯，动辄大字眼，喜欢夸张，急于定性。把木心说成仙人，或对他冷漠，其实是同一种思维。
你要是听他话家常，谈小市民、乡下人，谈单位里弄堂里的鸡毛蒜皮，谈怎样做菜，穿衣，怎样调情，你会发现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健康的老头子。”
他和我们都用汉语写作。陈村说，用汉语写作的人，应该读读他。结果倒是许多八〇后九〇后读起来了，未必懂，但愿意读。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说，汉语好像就该是这样的。年轻人不一定讲得出道理，可是好的汉语，对的汉语，自有说服力。许多八〇后告诉我，他们不读五〇后六〇后写的任何东西。
木心不和时代玩，但他的文句会和各种人玩，只要你愿意。最近我得到一些青年读者回应，说读了他讲文学课，开心死了，从头到尾狂笑，疯了。我相信。八十年代我们与他通宵聊天，他常把大家逗得狂笑，跌到椅子下面去，爬起来坐坐好，他又来一句，又笑倒。
木心很调皮的。他见生人，人家要是不知道他画画写作，他根本不谈文艺，目光炯炯地沉默着，装得什么都不懂。
《新周刊》：这个通道能不能建立起来？木心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人，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
陈丹青：他没在说外国话。我们读不懂他，看他不起，是我们离开自己，离开本该如是的状况，太远了。
《新周刊》：我们还没有成为应该是的那个自己，已经成为了另一种自己了。这样说有些沮丧。
陈丹青：我感激他，自从我认识木心，沮丧被唤醒了，从此我开始改变。
《新周刊》：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就是觉得我们这个文坛和木心还是没有对话。
陈丹青：没有，起码的交集都没有——为什么非要对话？木心也从来不和“我们这个文坛”对话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