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看不见自己，看得见儿子，他小脸焦黄。连着两顿啥也没吃，儿子耷拉着头，嘴唇又干又白，他已经连着十多天不抬头，两天不睁眼。
眼看着儿子要饿死，俺想放声大哭，又把自己劝住了。哭顶啥用，得给儿子找点儿吃的。左看右看，就看见桌子上有点儿干榆树皮，还有一个枕头里填的是谷瘪子，已经十多年了。俺赶紧把榆树皮剪碎，和谷瘪子一起磨成面，做了六个饼子。
俺咬一口饼子，一嚼满嘴糠，脑油味儿可大了，想吐。儿子他闭着眼大口大口地吃。俺呜呜地哭，干哭也没眼泪。
儿子听见俺哭，一着急把眼睁开了，说：“娘你别哭，俺吃这中，能拉出来。”
叔伯嫂子听见俺哭，一看这娘儿俩一粒粮食也没有，孩子快要饿死了，回家拿来三斤多野菜糠面，这糠面里掺了点儿高粱面和黄豆面，星星点点的。
头一次俺做了五个小饼贴在锅边，一掀锅就闻到粮食的香味儿。四十多天没碰粮食，那粮食味儿咋那么香啊，俺使劲往鼻里吸，一大口一大口往肚里咽，好像能管饱似的。这个叔伯嫂子现在还活着，俺感念她一辈子，要是没有这三斤多糠面，俺娘儿俩饿死在屋里也没谁知道。
快到领供应粮的时候，婆婆他们回来了。
俺把小锅支到俺住的前屋，婆婆问：“你这是干啥？”
俺说：“跟你分家。”
她很生气：“俺儿不在家，你分的啥家？咱又没吵没闹，俺找社长去！”
俺说：“你想找谁找谁。”
社长来了，问俺：“他婶子，他大叔不在家，你为啥要分家？”
俺说：“社长，俺不多说，说多了有战争，你看看俺的脸吧。”
社长看看俺的脸，回头跟婆婆说：“婶子，她要分家你就分家吧，分了家你少操一份心。”说完就走了。
这次分家，婆婆给了俺一个勺子两个碗，还给了俺半碗杂面。俺给儿子做了三顿粥，俺两天半啥也没吃，凉水也喝不进去。供应粮还不知道啥时给，俺想回娘家看看能不能有点儿吃的。
一早起来俺就走了，儿子走不动，俺抱起儿子，腿发软眼前发黑。看不见道，就和儿子在地上躺一会儿，看清道了再站起来冒蒙往前走。走到下午两点多，才走出十一里地到了仁桥，离娘家还有七里地，一步也走不动了。
桥下水流很急，俺想饿得这么难受，不如跳河死了。又一想，俺这样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婆婆就得跟人说，俺跟野汉子跑了。那是农历三月，俺正左右为难，东北边天红了，好像连风带雨过来了。俺想：好好的道俺都走不动，要是下雨，俺就抱着儿子跳河。
大风过来了，没雨，俺抱起孩子来身子飘轻，道也能看清了，七里地俺就歇了三次，大风把俺送到家，就停了。
两个嫂子出来接俺，二嫂向俺问好，俺一句话都不说，她就把饿得半死的孩子接过去。俺走到外屋躺到小床上，脸冲里。
娘问：“妮儿，你咋了？”
俺不敢说话，说话就得露出哭腔，俺想俺不能哭，俺哭一家人都得跟着难受。
三嫂说：“娘你别问了，俺妹妹是饿的，俺给妹妹做点儿吃的。”
小侄没奶吃，三嫂从娘家拿来一点儿白面，她就用这白面给俺做了一小盆疙瘩汤。
娘来拉俺的手，说：“天都热了，你的手咋这么凉啊？”
俺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二嫂问：“这孩子咋不说话呢？总耷拉着头？”
俺说：“他就那样。”
俺娘身体不好，俺还没孝顺娘哩，不想再给她添心事。
这碗疙瘩汤是俺娘儿俩的救命汤，可娘跟三嫂在一个锅里吃饭，俺不能赖在娘家，住了三天俺就走了。
临走，娘问俺：“妮儿，公公婆婆对你好吧？”
俺说：“婆婆比你会疼人。”
家里这些事，俺光告诉了三嫂，三嫂背着娘跟俺说：“妹妹你别走，咱饿死死到一块。咱不回那不是人家的家。”
俺说：“俺得领粮去。”
三嫂说：“妹妹你别多想，你这儿还有一个家哩。”
俺说：“记住了。”
回去这十八里，俺娘儿俩都有劲儿了，儿子头能抬起来，也能说话了。
回到家，婆婆跟俺说：“玉米领回来，你两个弟弟崩爆米花都吃了，你的谷子和稻子还有。”
俺没跟她争，把谷子和稻子拿到俺房里，能吃着分给俺的粮食，娘儿俩挨饿也饿不死了。分了家，婆家的活儿俺一点儿都不干，他们生气。吃完饭，俺娘儿俩在大门洞玩，先是公公指桑骂槐：“操他娘的！治不了她了！心眼子真多！真精！”
公公骂完，婆婆接着骂，还是那些话。俺生气，想回骂他们，想起俺娘的嘱咐就忍了。过了一会儿，二小叔子又骂，骂的还是一样的话，俺实在忍不住了，连骂了五六句操他娘的：“他仨骂的，还有俺骂的，操他娘的，都去堂屋操他娘去！”
骂完俺就回屋去了，那三个人把俺的门堵上，看样子想打俺。俺提着公公的外号喊：“小老妖，你敢打俺，俺去告你，跟你没完！”
喊完俺就走到大门外，骂他们：“没好心眼子，对你们再好也是狼心！”
俺一骂邻居可高兴了，说早就该这样对待他们了。婆婆跟四邻打仗都打遍了，她打完仗逼着公公去骂人家，老实的人家就忍了，厉害的人家就骂他一顿。
婆婆打仗是个常胜将军，跟俺打完仗她回到娘家，托人给她儿子写信，说俺骂他爹，给他爹气死了，正在医院抢救。她儿子来信说要撵俺走，不要俺了。
丈夫哪次来信都是邮给他爹，从没让俺看过，这次来信婆婆高兴地喊三小叔子：“你哥来信了，给你嫂看看。”
小弟把信送过来，俺找人念信，人家不给念，逼得急了，人家才念给俺听。俺一听火冒三丈，躺到床上大哭。俺本来想着丈夫回来就好了，听完他的来信，俺一天都活不下去了。俺得回娘家一趟，叫他们知道俺是咋死的。
俺顶着小雨往娘家走，一路上大声哭了小声哭，还有二里地到家，俺不哭了，走到家得像没事一样。
三嫂见了俺，问：“妹妹，下着雨你咋来了？”
俺说：“来时没下雨。”
三嫂要给俺做饭，俺说：“吃完饭来的。”
下午两点多，俺要回去，他们都留俺住一夜，俺说孩子在家呢。
俺走了。爹看见桌上有封信，叫三哥借个自行车把俺追回来。三哥追上俺时，俺已走出三里多地。
俺问三哥：“你有事啊？”
三哥说：“俺没事，爹叫你回去，他有事。”
俺没哭，俺都想好了，回家就抱孩子跳到浇地井里，跳到吃水井人家害怕。那时的女人过不下去就得死，离婚丢娘家人。跟着三哥回到家，看见爹流泪，知道他看见那封信了。
俺大哭，爹说：“俺给他去信，他要是不说人话，就跟他离婚。俺不怕丢人，俺的好孩子不能死在他手里。”
爹给丈夫去了一封信，八天后丈夫回信了，他赔礼道歉，还邮来二十块钱，十块钱给俺，十块钱给俺爹。
婆婆的用具啥都不给俺用，俺用就得出去借，儿子天天拉屎，俺就得天天借铁锨。俺那时候死都不怕，都活够了，跟儿子说：“你拉屎到你奶奶屋里去，别怕，俺在这儿看着你，你奶奶有铁锨，咱没有。”
儿子进屋就拉，吃的野菜多，他拉稀。婆婆用铁锨铲完粪便，又把铁锨藏起来。
第二天，儿子要拉屎，俺说：“你去她厨房拉。”
儿子连着去她屋里拉了三次屎，婆婆才把铁锨放到外边。
俺说：“儿子，再也不用去奶奶屋拉屎了。”
儿子想吃鸡蛋。俺没鸡，就垒了四个鸡窝，窝里铺上干松的草，又管别人要鸡蛋壳，做了四个引蛋。东西院邻居的鸡想在这窝里下蛋，俺都往外撵，婆婆的鸡来了，俺不撵，当天就有一个鸡下蛋。过了五六天，婆婆的六只鸡全来这儿下蛋。
婆婆叫二小叔子来俺鸡窝里拾鸡蛋，俺眼睛一瞪说：“你要是敢上俺鸡窝里拾鸡蛋，俺把你爪子掐了！”
他没敢动，走了。
过了几天，俺叫儿子给婆婆送去一碗鸡蛋，儿子说：“奶奶，俺家鸡蛋吃不了，给你送来了。”
第二天早晨放鸡的时候，婆婆抓住一只鸡喊儿子：“来顺，给你一只小鸡。”
这回俺就留了一个鸡窝，剩下的全扒了，有一只小鸡，儿子就有鸡蛋吃了。
丈夫从东北回来，带回来十五斤小米。这回见着粮食了，顿顿都做小米粥喝。俺和来顺吃惯了野菜，一时半会儿吸收不了粮食，拉稀拉了四五天。
婆婆和公公都活到七十四岁，后来到东北投奔俺，跟俺过了二十多年，活养死葬都是俺和丈夫的事。有好几回，丈夫要跟婆婆算算当年的账，都让俺打住：“都过去了，过去了还提它干啥？”
参加“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春天，“大跃进”开始了。当时的口号是：“深翻地。广积粮，幸福生活有保障。”平常青壮年挖地，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从八岁到八十岁，凡是拿动铁锨的都得上工地。
最初在本庄挖地，一锨深就行了。午饭是各家做的，管后勤的齐上来送到地里。吃饭时在路边排成两排，一个对着一个。就坐在地上吃。
有一次天都黑了，队长突然叫俺们集合到溪楼去，溪楼离徐庄一里多地，他说：“男的一队，女的一队，抱着铁锨，跑步去。”
俺从没跑过步，一只手抱着铁锨头，一只手摆动，铁锨杆向上竖着。好不容易跑到地方，歇都不让歇，到地方就挖地。挖到半夜才回来。他们把这说成是“吃饭军事化，挖地战斗化”。
没多长时间，徐庄成立了大食堂，各家各户都拿着家伙什到食堂领饭，领完了回家吃。不用做饭了，还能吃饱饭，俺当时可高兴了。各家的锅收上去都给砸了，各家的粮食都让送到仓库去，队长说：“谁要是有粮不交，翻出来就给你插白旗，粮食收上来，食堂没你的事，你就等着饿死吧。”
后来挖地都集中到一块儿，红旗遍野，一个庄的人就是一个连队，各连队喊着口号摽着劲干。
口号有现成的，也有临时编的，积极点儿的大闺女喊出来的口号是：“不打双千斤，永远不结婚！”
那时候女人不戴啥乳罩，外面就一件褂子。到了晚上，有的闺女褂子湿透，光着膀子干活儿。有两个连队编口号喊出矛盾，你想压着他，他想踩着你，两个连队的人都不服气，打到一起。
那一次，各连队都住在管庄挖地，管庄离徐庄七里多地。俺孩子三岁了，还在吃奶。两天两夜没喂奶，俺的奶胀得疼，俺跟队长请假，想回家给孩子喂奶，他说：“白天不行，咱连队本来人少，让人家看见了影响不好，你晚上回家，早早地来。”
俺胆小，从没走过夜路，队长的话让俺脑袋都大。龙固集有个枪毙人的地方，俺得从那儿路过。俺跟大家说俺害怕，最害怕枪毙人的地方。
她们说：“走到那儿，你就闭上眼往前跑。”
俺说：“不行，闭上眼，鬼再把俺抓住。”
临走前俺拿了铁锨壮胆，一路上前看后看左右看，越害怕越觉着身后有个人跟着。还没走到枪毙人的地方，后背就一冷一冷的，汗毛都竖起来了。那天晚上有月亮，到了那地方，光溜溜的啥也没有，庄稼都收回去了。过了那个地方，俺还不放心，一遍一遍回头。从这以后，俺再也不怕走夜路了。
第二天起大早俺就回来了，没走到工地就听见口号声：“跃再跃，翻再翻，红旗插遍野，卫星飞满天。”听见口号声俺快跑，人家都干上了，俺还有一里多地没走到地方。七点半跑到管庄，她们都没起呢。听她们说，昨天晚上干到下半夜，喊口号的是第九连的，他们要跟俺们连队挑战。
俺跟她们说，看见一个小脚老太太自己挖地，她用脚后跟蹬铁锨，铁锨干晃也不往下去。她们说，她成分不好，这回挖地表现也不好，现在是白旗，那是罚她呢。
吃完饭去工地，这回挖地叫翻一米深，先挖一个一米深的沟，再挖土往沟里填，这样叫“深翻地”。没等翻完地，该种小麦就种小麦了。挖一锨深的地庄稼还行，草很少，可能草籽都翻到下边去了。深翻的地都不行，有人说因为地凉，庄稼不愿意长。
没事了，俺回娘家看看。百时屯也吃大食堂。赶上中午吃饭，食堂给俺一份草根做的干粮，里面有点儿高粱面和黄豆面，人家要是不给，晌午俺就得饿着。娘说食堂给俺面子呢，俺婆家离得远，离得近的闺女回娘家没饭吃。
从娘家回来，食堂一天三顿给地瓜。吃了一阵子，地瓜也没了。没啥下锅的，一九五八年冬天食堂停火，家家没锅也没粮。
百时屯俺邻居姜继兰、姜继卜亲哥俩，六十来岁，都饿死了。
开始他们大声喊：“俺吃窝窝！俺喝糊涂（糊涂：山东人也称糊涂粥，是用玉米面熬成的粥）！”
没力气大声喊了，他俩小声喊，喊到死。
榆树皮扒光了，榆树都死了，能吃的草根都挖出来了。家里的皮腰带、皮鞭、皮更（此处指用皮子拧成的绳子做成的牲口套）都煮着吃了，找不到吃的东西，饿死的人越来越多。
一九五九年春天，公社成立了水肿院。人一水肿就快饿死了，医生经常下屯检查，看见水肿的就带到水肿院。
水肿院一天给两顿吃的，一顿给一个窝窝、一碗糊涂粥。俺娘腿肿了，一摁一个坑儿，也去了水肿院。听说上面按人数给水肿院拨粮，经常下来检查。娘在水肿院吃完上午饭，不让走。他们怕上面检查时这儿没人，吃完下午饭才能回家。
娘浑身上下没一个褡裢，每次下午饭她都把糊涂粥喝了，窝窝吃一半儿留一半儿。怕叫人看见，剩下的这一半儿藏在袖子里，她揣回家给两岁的小孙子吃。
自从成立水肿院，就没听说谁再饿死。
偷青
一九五九年二月天，青黄不接，家家挨饿，叔伯嫂说：“咱去南边溪楼地里整点儿麦苗子，回来煮着吃呗。”
俺说行。
饿得没有好办法了，俺俩起早去偷麦苗子。那是俺第一次偷东西，还没等去，就心惊肉跳，可不去不行，不偷就得饿死。想来想去，俺找了个包袱皮带上，嫂子挎了个竹篮子。
麦苗一拿高（一拿：张开的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黑绿色，俺把包袱皮铺在地上，捋的麦苗子就放在包袱皮上。刚整了不多，嫂子说：“来人了。”俺赶紧把包袱皮一卷，往腰里一扎，把上衣往下一拽，出了麦地。看青的把嫂子的竹篮子抢走了，看俺两手空空的，没追俺。
麦苗子煮出来的汤没啥滋味儿，麦苗子嚼不烂，到了嘴里一嚼一个蛋，只能吞着吃，咽起来费劲，可总比空着肚子强。
三月天还好些，有树叶子和野菜，用水煮煮，连吃带喝的，好多了。大家都挖野菜，越挖越少，树叶子也抢着吃。
洋槐叶子软，没味儿，吃饱了不难受。
桑树叶子硬，也不难吃，就是吃下去难受，扎心扎胃，想吐吐不出来。以后就不敢吃饱了，顶多吃到八成饱。
臭椿叶子还没吃到嘴里，闻着就臭，吃它的时候得闭着气，不敢使劲呼吸。
榆树叶子最好吃。一九五八年大锅饭散伙，家家没吃的，庄上的榆树皮让人扒光了，那些榆树全死了。
有一天，俺抱孩子去地里挖野菜。大家都挖野菜，地里的野菜很少。刚挖一会儿就起大风了，孩子站在地头捂着脸大哭。
俺急忙跑过去，孩子一边哭一边说：“娘，俺迷眼了。”
俺把孩子的眼扒开，用舌尖儿舔，俺问孩子：“还有吗？”
他说：“没有了。”
风越刮越大，俺抱孩子回家了。那时候丈夫在哈尔滨干活儿，一走就是一年，他的事俺一点儿不知道，他一封信也没给俺邮过。孩子问：“俺爹咋还不回来？”
俺说：“咱不要他了。你那个爹也不管咱娘儿俩死活，把钱都邮给你奶奶，咱一分钱也花不着，这样的爹要他有啥用？来了，咱也不要他。”
孩子说：“不，要爹，爹在家俺不挨饿，俺也不迷眼。”
俺说“要要要”，小东西才安心了。
俺挖的那点儿野菜，不够吃一顿的。家里有两棵树，离俺的门口四米远，一棵是臭椿，另一棵是洋槐。俺看槐花开了，连叶带花揪了两把，配上野菜，俺娘儿俩香喷喷地吃了一顿。
下午没风了，俺又抱着孩子出去挖野菜。回来一看，洋槐树上一个叶子都没了，连叶带花都整到婆婆屋里去了。
刮风下雨天，俺不能抱孩子出去挖野菜，俺娘儿俩就吃臭椿叶，婆婆他们不吃。俺骨瘦如柴，还得去社里拉犁子、拉耙。牲口全饿死了，种地就得用人拉。
又晚几个月，麦子能搓下麦仁子，嫂子和对门耿三婶来找俺，嫂子说：“小顺他娘，今天夜里咱去偷麦子吧。”
三婶说：“昨天俺俩偷一趟了。”
她们说，偷回来把麦穗子搁磨上，用擀面杖摁着磨眼，不摁麦芒不下去，推磨一转，麦浆像小面条一小根一小根往下下。把麦浆倒在水里一搅，麦仁沉底，麦糠浮上来，用笊篱捞出麦糠。把上面的清水倒锅里烧开，再倒麦浆搅着烧开，就是粥了。这样的粥，肯定比清水煮麦苗子好吃多了。
她俩偷麦穗子是站到麦地里撸麦穗头，麦子快熟了，一撸咔嚓咔嚓响，离老远都能看见，也能听见。俺说：“今天俺去，咱不那样偷了，一人拿把剪子，走到麦地咱坐到地里，用腿把麦子压倒，用剪子剪。”
她俩说：“好主意。”
坐到地里剪麦穗，看青的看不见，也听不见，俺仨连偷了六天。吃了六天粮，身上也有劲了。
第七天夜里，三婶和嫂子来找俺，在窗户底下低声叫：“小顺他娘，咱该走了。”
俺说听见了，想快穿衣服，可一起来就想吐，躺下啥事没有。
俺说：“你俩去吧，俺实在去不了了。”
她俩走了。俺啥事没有，睡到天亮。
天亮了，她俩来看俺，问俺：“好点儿没有？”
俺说：“昨天不知咋回事，就是起不来，想吐。俺啥病也没有，睡到天亮才醒。”
她俩说：“昨天夜里偷麦穗子回来，走到村头碰见社长冯西善，他把俺俩的剪子和布袋都抢走了，今天夜里要开俺俩的会。”
俺劝：“谁知道你俩咋想的，俺这个人没事时躲着事，事来到头上不怕事。他们能把你俩咋着？别怕，没事。你俩要是真害怕，俺去陪着你们，俺对社长说俺也偷了。”
她俩说：“你这么一说，心里宽绰多了。”
俺说：“开你俩的会也不丢人，没东西吃谁不偷呀？没抓住的，就是好运。”
俺那儿有冯庄、徐庄、正行，三个庄挨着。冯庄和徐庄是一个社，正行是另一个社。天黑以后，三个庄的广播喇叭响起来：“大家注意了，喝完汤到大场院开会。”
在场院里，大家坐一圈儿，中间留出空来，三婶和嫂子坐在中间。社长冯西善讲话：“今天的会就是批斗这两个人的，一个是张富新的媳妇，一个是耿德臣的媳妇。这两个人破坏生产，毁坏青苗，今后大家都要监督这两个坏人。昨天夜里，我抓住她俩了，大家看这布袋和这剪子，都是剪麦穗用的，我给没收了。”
有的人小声说：“麦穗没收了，你拿家吃去了吧？”
社长说：“今年购粮证不给她两家，自留地也收回来。”
批斗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喊了几句口号：“打倒偷青的！打倒破坏分子！”喊完口号就各回各家了。
俺跟叔伯嫂住一个院。开完会，社长拎着袋子去敲嫂子门。
嫂子问：“谁呀？”
社长说：“是我。”
嫂子把门打开，社长一腚坐在当门小床上，说：“嫂子你害怕了吧？”
嫂子哭得像个泪人，说：“你大哥不在家，俺怕把两个孩子给饿死了，没办法才去偷。”
社长说：“你别哭了，购粮证我给你，自留地我也不收你的。我要不镇压，到收麦地里啥都没了。”社长说完就走了。
快收麦的时候，邮递员来了，公公婆婆都不在家，丈夫邮来二十元钱，俺急忙找公公的手章，盖上回执单。
拿到汇款单，俺跟孩子说：“你在家等着，娘给你买好吃的去。”
俺到龙固集把钱取出来，那天不是集，就一个卖花生的，俺给儿子买了一斤花生。俺还没到家，儿子就把俺卖了，回来一看公婆的脸拉得老长，俺就猜出咋回事。俺干脆不看他们的脸，该唱就唱。丈夫是个孝子，有钱全给爹娘。结婚五年了，俺第一次花丈夫挣来的钱，还不应该吗？
有了丈夫寄来的钱，俺还赶了一次集，这个集叫李集，来回十四里路。集上的大公鸡和干榆树皮一个价，都是八角钱一斤，都买榆树皮，没谁买大公鸡。买鸡损失大，骨头和鸡毛都不能吃，榆树皮是干的，可以多吃几天。俺买了一斤干榆树皮。地瓜干一元钱一斤，俺买了四斤。怕孩子在家哭，俺背着东西赶紧往家跑。回到家，把地瓜干放到石头囤窑子里砸碎，把干榆树皮剪碎放在磨上，磨成面，两样放在一起做粥，又黏又滑，很好吃。
那时候，十六两是一市斤，购粮证上一个人一天给十四两粮食，有谷子、玉米、稻子，家家都是连皮一起磨成面。有了丈夫寄来的钱，俺娘儿俩能接上顿了。
收完麦子打完场，俺娘儿俩分到二百四十斤麦子。过一回麦季，俺没舍得吃一顿白面馒头，都是把麦麸子拌到面里吃。
到了秋天，地瓜下来了，三婶和嫂子来找俺说：“咱去溪楼偷地瓜，咱庄南边没有地瓜地，就是让咱庄看青的抓住也没事，咱也不是偷咱庄的。”
那天半夜，俺仨出去偷地瓜，三婶说：“咱别走一块，分开去偷，抓住一个，还有两个送信儿的。”
俺仨分开了。俺不会偷，呆呵地往地瓜地里走。那天没有月亮，是个半阴天，俺往前走，差点儿就踩着一个人的脚。那个人躺在坟子的慢坡上睡着了，用衣裳蒙着头。要不是看地瓜地的，谁会到这儿睡？俺慢慢离开，走了很远还浑身哆嗦，俺只好坐在地上，哆嗦够了再起来。
俺换了个方向走，扒了不到二十斤地瓜。三婶和嫂子都在高粱地头等俺，她俩扒得多，都扒了三十多斤。
路上，俺对她俩说：“再往后去偷别叫俺，俺实在害怕。”
她俩又去偷两次，俺没去。
过了几天，嫂子要去三方西边溜地瓜，听说那里刨完地瓜，坑里还有。
早晨三点钟，她俩来找俺，孩子醒了。俺赶紧给孩子穿上衣服，把孩子哄好了，给他点着柴油灯。让他坐在小板凳上俺才走。俺想她俩走远了得快点儿追，挎着篮子一边跑一边喊：“三婶！三婶！”
没有回音。
跑了七里路，到了三方西边，衣服出汗都湿透了。俺放开嗓子使劲喊，听见有回音，俺就奔着回音走。走了很远，走到一片松柏林子里，这里有一百多个坟子，有很多石碑、石桌子、石凳子、石香炉，后来听说这里叫李林，是李家的坟茔地。
俺怕鬼，走到这么大的坟茔地，一个鬼也没看见。俺掉头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喊：“三婶！三婶！”
天还黑着，俺这么喊，没看见一个人，就把篮子放下，用抓钩刨了十多棵地瓜秧。沙土地的地瓜长得好，刨出来的大地瓜光溜溜的，把篮子装满了。俺把篮子挎到溜地瓜的地方，坐在那儿歇着。天亮了，三婶她俩才来。她俩在三婶家等俺，干等不见人影儿，问了俺儿子才知道俺走了。
她俩说：“篮子满了，你就回家吧。”
俺说：“这样回家俺害怕，俺再溜点儿小的盖在上面。”
俺又溜了一些小的，早早回家了。
到了一九五九年冬天，家里啥吃的没有，有一次俺两天半啥都没吃。人饿得狠了，一天天躺在床上，还没那么难受。就是下地不行，走路腿软，直打摽（打摽：腿不听使唤，不走直道）。饿得最狠的时候，站着眼发黑，啥都看不见。要是坐着坐着猛一站，眼前就像下雪似的，看哪里都是白的，模模糊糊能看见道，感觉头悬起来老高，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在茅厕蹲的时间长了，起来的时候眼前全是一朵一朵金花，一亮一亮的，站一会儿别动，金花就慢慢没了。
一九六○年过完年丈夫回来，把俺娘儿俩接走。到了东北，干活儿吃供应粮，能吃饱肚子，俺再没偷过东西。
过了一年多，婆婆带着小弟来了。婆婆五十多岁，小弟十五岁，正是饭量大的时候，俺口攒肚挪省出来的一百五十斤粮食很快吃完，粮本上一个月的供应粮只够吃半个月。到了秋天，婆婆和小弟去外面撸草籽，晒干了磨成面，掺到玉米面里做窝头。每次撸草籽，他们都偷玉米，一次三穗五穗的，回来煮着吃。后来玉米熟了，婆婆和小弟一次偷十多穗。
当时二儿子六个月，俺抱着孩子把玉米粒搓下来，放在炕头炕干，青点儿的扒粒子煮着吃。炕干的玉米粒一共二十多斤，俺藏起来。俺这一间半房一共住了三家，三家都偷。
这天，左哥背了二十多斤玉米，起大早想去福来庄亲戚家磨成面拿回来。路上，让看青的抓住了，把他送到俺住的保国三队。小队去了很多人，有审左哥的，有看热闹的。
审他的人问：“你那屋里还有谁偷了？你不说就把你吊起来！”
左哥吓坏了，说：“张富春家也偷了。”
小队来了几个人，进屋就翻，在小炕上啥也没翻出来。回去问左哥：“你说老张家偷了，咋没翻出来？”
左哥问：“你们翻后窗户了吗？”
那帮人回来，直奔房后，就听见后窗户呼啦一声响，俺知道坏了。后窗有两扇，里面糊着窗户纸，玉米粒放在窗后，外面用棍子和秫秸支上，再用泥抹上，和墙一般平，外人咋也看不出来。
不大会儿，进来一个人，问：“你家偷苞米了吗？”
俺说：“没有。”
那人问：“要是从你家翻出苞米呢？”
俺说：“那是偷的。”
有个人拎着一小袋子玉米问：“这苞米哪儿来的？”
俺说：“偷来的。”
那人问：“谁偷的？”
俺说：“俺偷的。”
那人说：“你跟我走，上大队。”
俺问：“晚点儿行吗？俺奶饱孩子。”
那人说：“行。”
俺把二儿子奶饱了，交给婆婆，那人押着俺去了大队。从三队到大队二里多路，路上俺想：人家农民辛辛苦苦种地，咱偷回吃，人家打俺骂俺都是应该的。
到了大队长跟前，大队长问：“你偷苞米了？”
俺说：“俺偷了，俺是饿的。年前婆婆就捎信儿说要来东北，他们在山东都快饿死了，俺坐月子都没吃几回净玉米面干粮，就喝些甜菜叶子粥、白菜叶子粥。俺省出来一百五十斤粮食，一家六口早吃没了。丈夫一个人上班，一个月才开四十多块钱。俺也知道，没有比偷更可耻的，可要是这二十斤玉米粒掺上草籽磨成面，俺六口人能少饿几顿。”
大队长说：“你坐下歇歇，歇歇就回去吧，再往后别偷了。”
俺说：“再往后，饿死也不能给大队长添麻烦。”
大队长说：“快走吧，你还有孩子。”
俺回到家，婆婆看见俺就哭。俺问：“娘你哭啥？”
她哭着问：“你到大队，他们打你了吗？”
俺说：“没有。”
婆婆本来爱骂人，这回她连骂了六七天：“你死在沟里，把俺拉到壕里，没一点儿好心眼子，死不出好死来！”
骂得左嫂天天在炕上蒙头哭，俺咋劝她都不听。实在听不下去了，俺吓唬她：“你再骂，俺就走。”
婆婆说：“你走吧，咱各回各的家。”
俺说：“俺没家，俺身上有钱有粮票，走到哪儿，哪儿是家。”
这才把她吓住了。
有时候想想挺可笑，在关里，俺偷青偷了十来回，一次也没抓住俺。到了东北，俺一个玉米粒子没偷，倒顶了个偷名。
购票证
现在想出趟门抬腿就走，一九六○年的时候可费劲了。那时候，想上东北，得要两边公安局的证明，有了两边公安局的证明，车站才给购票证，有了购票证才能买到火车票。
连着几年山东歉收，要是随便往外走，山东人就走光了，没人种地了。很多山东人逃到关外不敢回家，怕回家以后出不去，饿死在家里。丈夫在关外找到活儿，干了一年多，说回家就回家了，说要死咱也死在一块。回家以后，他跟俺说：“咱不能等着饿死，还得去东北。”
一九六○年三月，俺们从龙固集搭汽车到了济宁火车站，身上啥证明都没有。天都黑了，候车室灯光很暗，丈夫坐在那儿想办法。
半夜十二点左右，候车室东边的人都站起来了。俺们在西边，丈夫说他去看看，回来说是查证明的。
查证明的人越来越近，问一个人：“你上哪儿去？”
“上东北。”‘
他就说：“跟我走。”
又问一个：“你上哪儿去？”
“黑龙江。”
他还说：“跟我走。”
丈夫说：“问咱的时候你别说话。”
俺点头答应。
人家问到俺：“你上哪儿去？”
丈夫说：“俺到十里铺，回家天黑，天亮了就走。”
十里铺离济宁不远，人家就信了。当时候车室里得有一百多人，都要去关外，没有证明的给关在一个大屋子里了。他们查完证明，候车室里就剩下十来个人。
早晨，丈夫去找证明，问问这个再问问那个：“你的证明多口人不？”像个要饭的，低三下四。
俺很心疼，说：“咱不找证明了，咱回家吧。”
丈夫说：“再等等。”
下午，一个农民拿着两边公安局的证明来到候车室，人家光给盖了个章，没给购票证，那个老实的农民汗都出来了。
丈夫问他咋回事，他说：“他不给俺购票证，光给盖了个章，你认字，给俺看看。”
丈夫说：“这个章是‘此证作废’。”
丈夫拿着那个证明看了半天，跟那个农民说：“俺拿你的证明试试中不？俺给你一斤粮票两元钱，你先去吃饭，俺去要购票证。这张证明上是三口人，要出来一张购票证归你，要出来两张咱一人一张，要出来三张俺要两张。”
农民大哥说：“行行行，太好了。”
丈夫带着很生气的样子去敲门，咣咣咣，有个人问：“你找谁啊？”
丈夫打开证明叫那个人看：“俺的证明差哪儿了？你给俺说说！”
那个人啥都没说，给了三张购票证。农民大哥回来，拿着他的购票证高兴地离开了。俺们有了购票证，就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黑锅饼，坐了两天三夜火车到了黑龙江。
现在想想，用购票证控制人口外流，也是没办法的事。
出疹子
一九六○年四月，俺家三口来到黑龙江省安达市房产处砖厂，接待俺的把俺送到家属宿舍。这是五间新盖的土平房，门窗都没上，屋两边地上铺了一些草，行李一铺就是地铺，中间是过道。宿舍里已经住了十几家人，俺住在东边窗口下，对着门口。接待俺的送来这个月的粮票，说到月就开支，俺两口子可知足了。
俺刚开了一个月工资，儿子就病了。临来俺娘对俺说：外孙还没出疹子，得记住出疹子症状，高烧，咳嗽，拉肚，肚子疼，流鼻涕，打喷嚏，嗓子干，眼泪汪汪。孩子出了疹子怕风，不能吃凉的，凉开水也不能喝。要是屋里热乎，多喝热乎水，总有点儿汗更好。
俺这屋七个孩子出疹子，另一个屋六个。娘嘱咐俺的话，俺一字不落都告诉那些妈妈了。她们都比俺大，假装没听见，谁也不信俺的。
刘哥他们年轻的时候不生，老了老了，生下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亲戚朋友都跟着高兴，那年孩子六岁。
丁哥家连生三个女儿后生了个男孩，那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头发有点儿黄，谁见了都喜欢，已经八岁了。
这哥俩总在一起玩，都发高烧，要出疹子。刘嫂和丁嫂打回一缸开水，放了些饼干，跟他俩说：“渴了就喝水，饿了吃饼干。”
她俩上班走了。那时候穷，她们跟俺一样跑盲流跑过来的，都想多挣点儿钱。这小哥俩就躺在地铺上，过堂风呼呼的，等他们想喝水，大概水也凉了。孩子病重，送医院晚了。才八九天，两个孩子都死了。
儿子一高烧，俺就请假不上班，缝了个布帐子吊起来挡风，把孩子放在里面。不管白天黑夜，儿子想喝水，俺就点着三根苇子，把茶缸里的凉开水烧热再给孩子喝。
儿子睡着了，俺到那边屋里去看左嫂的孩子，想看看疹子出来没有。俺一看，孩子嘴唇和眼圈都黑了，左嫂还忙着给人家加工鞋底子呢。
俺急了，抓过鞋底子扔到地上，说：“左嫂，你儿子病重了，快把左哥找回来去医院。”
下午两点多三个人去的，四点多就夫妻俩回来，孩子死了。左嫂家两个女孩大，这个小儿子才五岁，在老家爷爷奶奶看这个孙子就像一块宝。
左嫂哭诉：“我的儿啊，我咋去见你爷爷奶奶啊？”
小老于家更惨，五天死了姐俩，姐姐四岁，妹妹两岁。孩子妈妈啥也没干，孩子出疹子发高烧，她就给孩子凉开水喝。孩子没了，两口子整天哭，不吃不喝，也不上班，挨到开工资的时候，领了工资就走了。
大老于家女儿四岁，从高烧到死就八天，于大嫂哭得死去活来。他们在山东老家的时候，大女儿病了，送到医院没查出啥病来就死了，于大嫂在家天天哭。他们逃到东北，想换换环境，赶上出疹子，二女儿也没了。
于大哥劝于大嫂：“咱俩今后都别哭了，咱就是这个命了，跑得慢了被狼咬，跑得快了撵上狼。”
他们在老家都有工作，又回去了。
家属宿舍十三个出疹子的孩子，就剩下俺儿子，跟那些孩子比，他又瘦又小。这次疹子毒气很大，十多天以后疹子下去，他全身都像紫茄子皮，像个小黑鬼，后来脱去一层皮，才变过来像孩子样了。可怜那十二个孩子死得苦，要是当时有个家，有个暖瓶，哪怕啥都没有，家属宿舍有门窗，可能他们都能活到今天。
大宿舍
一九六○年六月二号，俺们都搬到大宿舍住。大宿舍是新盖的土房，十间，东头一个门，西头一个门，两边是对面炕，中间有个两米宽的过道。
俺家住的是南炕，靠着东门第一家，三口人也就一米五左右宽的地方。晚上平躺着睡下，要是侧身睡会儿，再想平躺就难了，旁边的人早把这点儿地方占了。南北炕上都住了二十多家，少的三口人，多的六口人，一家挨着一家。
砖厂新来了干活儿的人，还都往这儿安排，安排住处的人跟俺们说：“将就将就，挤一挤就有地方了。”
宿舍里没有电，没有灯。睡觉的时候，男人挨着男人，女人挨着女人，中间是孩子。刚住下那些天，天天都有起夜回来找不到住处的，他们大都住在中间，男的多，女的少。
有的站在地上喊也不敢喊，摸也不敢摸，实在憋不住了，小声喊妻子或丈夫的名字：“你在哪儿？”
对方说：“我在这儿。”
这才应声找回去。
有的男人习惯往回摸，摸到别人妻子的头，脾气好的女人小声说：“错了。”
脾气不好的女人被摸醒了，嗷的一声喊：“流氓！”
有个男人起夜回来，一摸有空，以为是自己家就上炕躺下了。这家男人起夜回来，一摸有个人就问：“谁啊？”
那个人急忙下地，往自己的家找，这家女人坐起来破口大骂。这样的事，第二天都被厂子里的人当成笑话讲。好在，挨骂的是谁，骂人的是谁，谁都不知道，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十多天以后，宿舍还是没灯，可再没人走错地方了。
大宿舍住着两百来口人，南腔北调，有山东人、河北人、河南人，也有辽宁人、安徽人。有干净的，有窝囊的，有吸烟的，也有随地吐痰的，一进门臭脚丫子味儿很大。走到十间房中间，啥味儿都有，就是没好味儿。
有一家孩子得了百日咳，咳起来没完，全宿舍的人都睡不好。还有六七个人呼噜声特别大，这屋里好像有六七台大风箱一夜一夜地响，俺开始睡不着，困得很就能睡着了。
俺靠门住，又凉快，又方便，空气也好。后来他们起夜出门就尿，尿得门口骚烘烘的。出去进来的人不断，门总响，俺三口人就换个方向头朝里睡了。
在宿舍住了半个月，俺也不认识几个人。白天去上班，吃饭去食堂，晚上回来累得就想睡。有的说自己的钱丢了，还有丢布票的，俺没丢过。
大宿舍的房后有一条土道，道那边是一片玉米地，是当地生产队的。有几个胆子大的，偷几穗玉米烧着吃了，后来大伙儿都去偷，谁也不管谁。
厂里有个老何头，专门管这事，他一天三遍到大宿舍来查，说查到玉米就罚钱。半截地的玉米都偷没了，老何头也没抓着谁。宿舍有十来个炕洞，谁偷了都直接放进炕洞，烧炕的时候就把玉米烧熟了。
那时候口粮少，男人一个月给三十七斤粮票，干活儿的女人给三十斤，活儿累，不偷点儿东西吃也受不了。
住了一阵大宿舍，丈夫张罗买房子，一家买不起就商量几家合买。在大宿舍住了五个月，俺就搬出去了。
大宿舍后来改成住宅，住了五家，住的都是砖厂的家属。那地方叫“小北屯”，在安达八道街大北头，二○一二年房子刚扒了，楼房正盖着呢。
合住的“窝”
一九六○年十一月，俺家从砖厂的大宿舍搬出来，跟老左家、老宋家在鸡房子合买了一间半破土房，一共花了一百八十元。当时丈夫工资一个月四十多元，哪个月都得往家汇二十元给公公婆婆。为了凑房钱，厂子里发的布票俺一尺都没用，都卖给人家了。
左哥和宋哥是河南老乡，他们选了朝阳的南炕，一家一半儿，晚上在中间拉个帘。俺家住北炕，帘都没有。三个男人一人推一个小推车，都是半车东西，就搬完家了。屋里没电，没灯，没炕席，没柴烧，炕冰凉，灶台倒是不小，可俺几家都没锅。上厕所得去房后，房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天黑下来就有狼叫。
仨男人上班走了，两个嫂子大声哭起来，哭了一阵停下，我走到她俩跟前说：“你俩不要哭了，哭坏了身子咱不是更难了？”
她们说：“啥也没有，这日子咋过？”
俺说：“咱有了自己的窝，东西一点儿一点儿置呗。”
当天晚上．仨男人下班从食堂打回饭菜。吃饱就都睡了。屋里臭虫可真多，天亮一看，大人孩子身上都是包。在凉炕上睡了一夜，大人孩子的脸色都是紫的。没锅也得做饭吃，左嫂把瓷盆支上当锅，俺有个小耳朵锅也支上，脸盆当锅盖，能做粥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