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仨商量一下，让大孩子看着小孩子，俺们去打柴。头天下了一场大雪，没道。俺们把绳子扎在腰里，手拿镰刀走出三里多地，在雪地上看见很多大大小小的动物脚印。
宋嫂突然喊：“这儿有草！”
俺过去一看，可不是，咋这么多草啊？一人一捆背回家，正高兴呢，人家来找，说俺们偷人家羊草了。
俺说：“以为你不要了。”
那人很生气，说：“不要了？我没拉回家的羊草多了，能不要吗？”
俺说：“俺一会儿就给你送回去。”
他说：“现在就给我送家去。”
姐仨背起草给人家送到家，那人告诉俺，往北一里多地有片苇塘。
第三天，姐仨去找苇塘。俺说：“宋嫂，你是爱唱的人，咱唱呗。”
宋嫂说：“俺想哭。”
俺说：“你哭吧，你哭完俺再唱。”
宋嫂说：“你先唱吧。”
俺唱了一首《苏武牧羊》，又唱了《北风那个吹》，宋嫂问：“你有完没完？”
俺说：“你要想哭也行，你得哭出点儿调来。”
宋嫂笑了，说：“俺哭不出调来，还是唱吧。”
宋嫂唱的是河南豫剧《拷红》，她唱得可好听了。左嫂不会唱，拍手叫好。到了苇塘，俺一人割了一捆苇子背回家，以后天天去背，不愁烧的了。
屯子里的人都看不起俺，男人借水桶用，得挑上一挑水送回去，俺们女人送回去的是空桶，再借桶就不借给俺了。姐仨上井台端水，井台像冰山似的老高，稍不小心就连人带盆骨碌下去。第二个月开支，三家合买了水桶。到供销社买东西也得有票，俺没票。宋哥给人家说了不少好话，买回一斤柴油、半斤六六粉、两个油灯。
两年以后，当初看不起俺的那些人都到俺这儿来借钱、借面、借油、借自行车。俺吃供应粮，到月就开支。他们在生产队干活儿，动不动就“胀肚”。一个劳力出一天工，记多少工分都是有数的，年底生产队按当年的收成和账上的工分分粮食分钱。劳力少的人家工分少，还不够买口粮的，不但一分钱拿不到，领了粮食还得记下欠账。
那一间半房，俺三家住了两年半，姐仨就像亲姐妹。那房子早就扒了，现在这地方是安达市卧里屯乡保国村三屯。
五十年前的家常话
一九六○年冬天，俺跟左嫂、宋嫂三家住到一间半土房里。刮风下雪天，啥也干不了，姐仨就坐在炕上说话。
她俩是河南延津县的，俺是山东巨野的。最初，她俩说的话，俺听不懂。俺说的话，她俩听不懂。过了一个多月，才能拉家常了。
左嫂问俺：“你咋到东北来的？”
俺说：“他爸在哈尔滨四砖厂上班，写信叫俺自己来。俺没出过远门，不敢来。他回家，把俺娘儿俩接来的。要不是挨饿，俺哪能来黑龙江？”
左嫂说：“俺那儿饿死的更多。先饿死的，还有人抬出去，埋了。后饿死的，没人抬，抬不动了，就埋到自家的地瓜窖。俺怕饿死，领着两个闺女、一个儿子出来逃活。没想到，俺儿子出疹子死到这儿。”
说起这事，左嫂的眼泪流出来。
宋嫂说：“你两家都是挨饿到东北，俺不是挨饿出来的。”
宋嫂在延津有工作，在木器加工厂上班，吃国家供应粮，宋哥是乡长。有一天下班，她领着四岁的小妞子来到婶子家，让婶子给看会儿，她要给娘家妈送点儿粮食。婶子说：“行，你走吧。”
她前脚扛着粮食刚走，小妞子不见了。婶子求大家帮着找，坑里、井里，四面八方都找了，没找着。
大家猜：“去姥娘家了吧？她妈快回来了，等一会儿吧。”
宋嫂、宋哥都回来了，小妞子还是没影儿。他俩为人好，宋哥又是乡长，很多人帮他们找孩子。天黑透了，有回家拿手电的，还有点蜡烛挑灯笼的。
找孩子的人里，有个会吹唢呐的，他说：“俺要是找到孩子，俺就吹唢呐，大家都到俺这儿来。”
找到半夜，唢呐响了，宋哥、宋嫂以为找到孩子，飞跑到跟前，一看没孩子。宋嫂一屁股坐在地上，用袖子抹眼泪。
宋哥数了数，找孩子的人走了一半儿，他说：“都这时候了，黑天饭还没吃，你们都回去。”
那些人都走了。
宋嫂和宋哥找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宋嫂先看见了孩子，孩子在泥坑边上。宋嫂把孩子抱起来，解开腰带和扣子就装到裤子里，让孩子的上身贴到她肚子和胸脯上。宋哥走上前一看，孩子的脸都青了。那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一，宋嫂抱着冻了一夜的死孩子，抱得紧紧的。
宋哥用了很大力气，才把死孩子抢过来。他把宋嫂扶起来，提上裤子，扣上扣子。正好婶子家两个兄弟来了，他让他们拿铁锨，把孩子埋了。
宋嫂说：“俺半夜找孩子，再往前走十步，就能看见孩子了。就在那会儿，提灯灭了。这孩子想去她姥娘家，走岔路，掉到泥坑里出不来了，哭得眼泪鼻涕都冻在小棉袄上。在老家待不下去，俺才来到东北。换换环境，好多了。”
俺说：“啥事都是该着，这个灯早不灭晚不灭，偏偏那个时候灭，就是该她死呢。这样的孩子不是孩子，是要账鬼。宋嫂你今后别想她了。”
后来，俺姐仨住得东一个西一个，再没凑到一起。十年前在街上碰见宋嫂，她抱住俺亲。六七年前，听说左嫂病了，俺去看过几趟。去世的时候，俺去送了。她身体不大好，左哥和孩子照顾得好，她多活了好些年。
坐月子
一九六一年三月，俺在三家合买的一间半房里生下二儿子。俺总害怕赶在晚上生孩子，南炕两家哥哥白天上班，晚上在家不方便，赶来赶去还是晚上生的。
三月十六号晚上九点多，丈夫把接生的找来，隔上一个布帘检查，说是要生。我再不好意思也得生。十二点半，二儿子出生了。丈夫提前从厂子拿来一个破棉帐篷，拆下上面的窗帘，又铺了一张窗户纸，就把孩子包起来。
接生的看俺穷，一个鸡蛋、一两红糖、一块褯子都没有，不吃饭要走，俺说准备好了炝锅面条，下锅煮就行。人家听了起来就走，南炕俩嫂子送走了接生的。那时候接生三块钱，俺给了她四块钱。俩嫂子回来就给俺煮小米粥，煮了两碗，俺都吃了。
吃完粥，丈夫用旧毛巾包着十个鸡蛋回来，说是从隔壁邻居那儿买的，让俺好好补补身子。邻居知道俺生了孩子没鸡蛋，问他买不买，她卖给别人一个鸡蛋七毛钱，卖给俺八毛钱。俺生丈夫气，说俺能吃饱肚子就行，让他现在就把鸡蛋退回去。
他一个月工资才四十多块，这十个鸡蛋就是八块钱，哪是个小数，俺心疼。丈夫啥都没说，落泪了。结婚七年多，跟他过了很多苦日子，第一次见他落泪，俺也心疼，就不再说啥了。
坐月子第二天，下午两点多俺就下地了，南炕两个嫂子说：“俺俩都能给你做饭，你快上炕，你的嘴唇都是白的。”
俺说：“没事，晚饭俺能做了。”
坐月子第四天，俺就开始熬碱。俺住的地方叫鸡房子，是盐碱地，北边的碱土可多了。外屋有仨锅台，一家一个，看着那两个嫂子熬碱挣钱，俺也坐不住了。丈夫上班前往家背百八十斤碱土，俺就在家熬。
这活儿挺简单，也挺累人的。半锅水烧开后，下碱土，锅满了，用棍子搅一搅，用笊篱把草捞出来。坐清一个钟头，就把锅里的碱水舀出来，一盆一盆端到院里过夜。剩下的碱泥挖出来，扔到房后。早晨起来，再一盆一盆端回来，把盆里的水倒出去，把盆子放在热水锅里烫，稍稍一晃盆，就倒出来一个个水碱坨。
有时候熬出来的水碱坨是红色的、黄色的，那不行，不光得把碱坨里的水控净，还得一遍一遍用水冲，冲干净了再控干。三锅水碱，能熬出来一锅纯碱。熬纯碱的时候，锅里就加一碗水，把水碱坨砸开放到锅里，不用烧开，水碱坨化完就行了。还得坐清一个钟头，把清亮的碱水舀出来，一盆一盆地端到院里过夜。早晨起来，一盆一盆端到屋里用热水烫，烫好了把盆翻过来轻轻一扣，大大小小的碱坨从盆里下来，就能卖钱了。
俺刚熬碱的时候不愁卖，总有人上家来买的，有的自己家用，有的是再往外卖。一个月子里，俺卖碱挣了二百多块钱。
坐月子第十天，丈夫把碱土备足了，才去给孩子落户。落户的时候给了两斤猪肉、两斤红糖、一斤豆油、三斤鸡蛋、十斤白面的票，还有布票。猪肉买回来，他们爷儿俩解馋了。红糖和鸡蛋买回来，俺喝了吃了。剩下的票都没动，俺那时还有九十多斤余粮，也不舍得吃。老家来信说，婆婆公公和小叔子挨饿，他们要到俺这儿来。那时候有钱也没地方买粮，都给他们留着。
一个月子里，俺就吃了六个纯玉米面的大饼子，甜菜叶子是俺的主食。熬碱倒不出锅，俺就做两顿饭，中午饿了，就把菜窝窝放在灶坑里热一下，大儿子吃一个，俺吃两个。没有暖瓶，他渴了喝凉水，俺在月子里不敢喝。
宋嫂说：“小妹，你在月子里得吃点儿好的，你吃那么多菜叶子，吃坏了身子是一辈子的事。”
俺说：“没事，天老爷照顾好心人。”
俺的奶好，坐这个月子，娘儿俩都吃得白胖。
大儿子比二儿子大六岁，因为在山东挨饿，俺四年没来月经。到东北吃饱了，三个月就来了月经，有了二儿子。二儿子出生三天，身上一个布丝都没有。厂子里沙土多，俺就把沙土温热了，把他放到沙土里头，上面盖着他哥哥的旧衣服。尿了，就把尿湿的沙土扔出去，拉了也一样。穷人家的孩子好活，吃足了奶就不哭，没耽误俺干活儿。
保国三屯西北的碱土能熬大牙子碱，打开碱坨上面的那层薄蒙（纯碱熬好以后，上面会有一层薄皮，底下是碱牙子。这层皮叫“蒙子”），里面的牙子像一个个大蒜瓣挤在一起；正北的碱土出小牙子碱，那些牙子越往上越尖；东北的碱土熬出来的是葡萄牙子碱，那些牙子像透明的小葡萄堆在一处。这一坨坨碱看着都好看，不知道为啥，买碱的都爱买大牙子碱。
跟儿女讲当年，他们问俺：“坐月子咋还拼命干？”
俺那时就想：宁可累死在东北，不能穷死在东北。穷，叫人家看不起。
闹黄皮子
到了黑龙江，俺能吃饱饭了，白天跟两个嫂子有说有笑挺好的。可到了晚上俺就想家，最想家里的娘，有时候想得厉害睡不着觉。
有天晚上丈夫上夜班，俺想娘睡不着觉，起来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心里一阵阵难受，想吐。俺自言自语说睡觉，坐在炕沿上解扣。脱上衣的时候，不知为啥身子向后猛折过去，头紧跟着冲地。俺喊：“俺有病了。”
南炕两家哥哥急忙下地光着脚来周（周：托起，抬起）俺。
俺说：“俺没病，不知道啥神啥鬼闹，你们骂骂，俺就好了。”
左嫂胆小，吓得直哆嗦。
宋嫂骂：“操你妈的，你是个什么东西？快走！你要不走，你就得死这儿！”
宋嫂骂完，俺就好了，可宋嫂说难受，想吐。宋嫂没吐，她突然咯咯咯大笑，笑得吓人，像鸡叫一样。笑够了又唱起她那河南豫剧，唱够了就说，胡言乱语。宋哥着急，找出针扎她，扎了好一阵，没用。
闹到天亮，宋嫂不闹了，脸蜡黄，说：“俺一点儿劲儿都没了。”
那个屯子当时有三四十户人家，一家一户的住得分散，俺住的地方靠东，在屯子最北边。白天问邻居咋回事，邻居说：“这是闹黄皮子，屯子里经常闹黄皮子。”
她还说：“这屋里吊死过一个老头，他死了以后，屋里好几年没住人，黄皮子八成在这儿做窝了。你们来了，人家得搬家另住，不闹你们闹谁？”
从那天起，这屋里晚上天天闹，大人的头嗡嗡响，三个孩子轮班哭。哭的时候都闭着眼睛，攥着拳头，浑身打着哆嗦。
俺跟丈夫说这屋闹黄皮子，他不信，谁说他都不信。有天晚上他在家，俺的头又开始嗡嗡响，俺说：“来了，就在房顶上，踩得雪咯吱咯吱响。”
他穿着短裤光着脚就上了房顶，回来说房顶上光有雪，啥也没有。那一夜，大人孩子都消消停停的。俺后来摸着规律了，只要俺丈夫晚上在家，这屋里就不闹黄皮子。
一九六二年春天，婆婆和小弟来了。左嫂说：“大娘有福相，这回可好了，晚上不闹黄皮子，咱都能睡安稳觉了。”
婆婆说：“什么黄皮子、红皮子的，再来俺就宰它！”
宋嫂问：“大娘，你这么会说话，你有文化吧？”
婆婆说：“俺是个大流氓。”
两个嫂子听了大笑。
婆婆问俺：“她们笑啥哩？”
俺说：“你说错一个字，没文化叫文盲，不叫流氓。”
婆婆说：“这俩孩子，俺就说错一个字，笑成那样。”
到了黑天，丈夫上夜班，俺的头嗡嗡响，二儿子不是好声哭，俺说：“又来了。”
婆婆开口就骂，一句话没骂完，小弟说难受，想吐。婆婆爬过去，想掐他的人中，手还没伸到，头一低歪到炕上。婆婆爬起来以后说：“俺想吐。”
俺把屋里的尿盆指给她看：“娘，想吐你就吐到尿盆里。”
她又说：“俺想拉。”
俺说：“你把尿盆拿到外屋就拉吧，俺把孩子哄睡给你倒了。”
婆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返回身，两只小脚噔噔噔紧走几步，对准饭盆就吐。吐完了，她又解开腰带扯开大裤腰，从裤裆里往外掏屎，掏一把往地上一甩，掏一把往地上一甩，像喝醉了一样。她连甩了三把屎，俺才把她叫醒了。
那时候没有纸，二儿子一放下就嗷嗷哭，俺叫小弟到房后整点儿土，又叫婆婆把里边的单裤脱下来，想等小弟回来，俺把单裤送出去。左等右等，不见小弟回来，俺说：“左哥，你帮俺看看小弟去。”
左哥到房后一看，小弟在地上打滚。左哥把土整回来，说：“俺让小弟先回来，他咋还没进屋？”
左哥出去找人，走到外屋，碰着小弟的腿，他趴在锅台上睡着了。从那以后，婆婆再也不敢说大话了。
天又黑了，丈夫上夜班，三个孩子又轮流哭。轮到二儿子哭，俺说：“俺怕你了，知道你神通广大。俺逃荒逃到这儿不容易，求求你，你走吧。”
儿子止住哭声，小手扒开被头，双手一合说：“不走。”
他那时刚一岁，白天不会说话，黑天冷不丁说“不走”，俺的脊梁骨刷地就凉了，头发奓撒起来，不知道怀里抱的还是不是孩子，都不想要他了。
一九六三年春天，俺三家手头宽绰点儿，都在跟前盖了房子。那一间半房扒了，一家分了几根黑檩子。虽说总闹黄皮子，可俺们一只黄皮子也没见过。听本地人讲，两种人黄皮子容易上身，体弱的和有心事的。闹黄皮子的时候，黄皮子就在百米之内，四爪冲上躺在地上，也像喝醉了一样。
搬到新家，再没闹过黄皮子。有一回，公公看见七八个黄皮子在前院垄沟里走，领头的个最大，后面跟一帮小的，后边的搭着前边的肩，一个搭一个。本地人说，这是黄皮子搬家。
都说黄皮子偷鸡吃，俺家鸡窝从来不堵，一只鸡都没少过。
卖碱
一九六一年八月，屯子里熬碱的多了，俺就得到街里去卖碱。
第一次背了三个碱坨三十四斤碱，到四道街南头就卖了，一斤碱卖八毛钱。二儿子五个月，在家等着吃奶，俺想早点儿回家。去的时候俺带着粮本和面袋，在粮店排队买了二十五斤玉米面，一斤才四分五。
背着粮食往家走，越算账越高兴，一路上高兴得想唱，可出汗出得口渴，唱不出来了。丈夫听说了不但不高兴，还埋怨俺：“别人一斤碱卖一块钱，你少卖多少钱你知道不？你少卖的钱，用粮本能买回一百多斤玉米面！”
俺说：“你别说了，明天卖碱俺多要钱。”
从鸡房子到四道街南头十多里地，第二天俺起大早，背了五十斤碱去卖。俺把碱一放就有人问：“你的碱多少钱一斤？”
俺说：“一块钱一斤。”
问的人多，就是没人买，俺看那五个卖碱的都要一块钱一斤，一两没卖。
两个钟头后，一两碱没卖出去，俺受不住了，就喊：“卖碱了，九毛钱一斤。”
来了很多人，都给八毛，俺说：“少九毛不卖。”
有个人都给买走了。把钱收好又去粮店。来的时候，俺想买二十斤大馇子（馇子：玉米磨成的碎粒，过去东北的主食之一）、三斤豆油，太累，买三斤豆油就回家了。
歇了一天，是个星期天，青山一队大伯哥家的孩子长顺来了。那年他十岁，想去城里看看，大儿子来顺听见了，也要去，那年他七岁。丈夫休班，说：“星期天碱贩子准多，咱多整些去卖。”
那天，一共装了一百多斤碱，他挑得多点儿，我背得少点儿。看他累了，俺就挑会儿，两个孩子在后边跟着。丈夫送到四道街北头就走了，他怕卖碱让人抓住告到砖厂。俺让长顺用扁担帮俺抬，让来顺跟上。碱都放在俺这头，死沉。俺两手抱着扁担头，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走，不敢回头。总算抬过正阳街，回头看，来顺没了。
那时候安达城不大，街上人可不少，到处都是跑盲流的人，找一个孩子等于大海捞针。俺东一头西一头找了一会儿，想起那边还有一个孩子长顺哩，俺又往回跑。还好，长顺没动，俺跟他说：“你不要走，看好咱的碱，俺去找你弟弟。”
找了两个钟头，俺急得嗓子冒烟，猛地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俺不敢相信，仔细听，是叫俺：“姜淑梅，姜淑梅，你的孩子在这儿哩，他穿着红夹袄。”
俺不是那种爱哭的人，这次哭了，想放声大哭，可街上人多不好意思那样哭，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俺以为孩子找不到了，没想到又找着了。
俺问交警这广播在哪儿，他一指：“在那儿。”
俺就朝那个方向猛跑。俺在一个办公室看见了儿子，这孩子没哭。俺含着泪向人家说谢谢，人家训俺：“挺大个人，把孩子给丢了，以后注意啊。”
俺说：“哎。”
俺把孩子带走了，回去一看，长顺还在那儿看着碱哩。可能等的时间太长，他好像哭过，脸上的灰一道一道的。
这回俺把碱分两份，一份一份往前倒，倒到四道街南头十一点多。一个卖碱的也没有了，一块钱一斤，一会儿就卖完了。俺娘儿仨去饭店要了两斤油炸饼，就着开水吃了。又到百货商店看看，也没啥好看的，买了三斤苹果就回家了。
那时候，安达有个土特站，是公家的，大量收碱，七分钱一斤。熬的碱往外卖，有人抓，抓住了就得把碱送到土特站。有一天俺去卖碱，快卖完的时候，下雨了，碱怕浇，俺就去第二百货商店避雨。
来了几个人，要买俺的碱，俺还没卖呢，又来了一个人，说：“拿着你的碱，跟我走。”
俺知道不是好事，也得跟着走啊。第二百货后院有个西厢房，西厢房南边有个办公桌，桌后边坐着一个人。看见俺去了，他拍着桌子嗷一声站起来，对着俺嗷嗷叫。俺是山东人，有些东北话听不懂，说快了更听不懂。俺知道他是在损俺，俺不说话，给他个后背，也不理他。
他嗷嗷完了，俺问：“同志，你这里是高级法院吧？要不是高级法院，说话声咋这么大？”
那人笑了，说俺是“投机倒把的老油子”。
俺说：“你胡说！俺从土里熬出碱来，这叫自力更生。俺一点儿错都没有，你声再大，俺也不害怕。俺要是犯法了，你不用使大声俺就害怕了。”
他说：“你在我们百货商店卖碱，你没错吗？”
俺说：“外边下雨，碱怕浇，人也怕浇，你懂吗？百货商店是公共场所，你懂吗？要是你家，你请俺都不来！”
他说：“行了，我说不过你，你跟我走吧。”
俺说：“这碱俺不要了，送给你吧。你吃着俺的碱，想想你自己的错。俺回家了。”
他说：“不行，跟我走。”
他把俺送到土特站，剩下的六斤多碱卖了四毛五分钱。
他说：“叫你来你还不来，你不来能有这些钱吗？”
俺说：“谢谢你的狼心犬肺！”
还有一回卖碱，刚放到地上就来了两个人，问：“你的碱多少钱一斤？”
俺一看不像买碱的，就说：“七毛。”
其中一个说：“你的碱便宜，我都要了，你给我送去吧。”
俺回头看一眼，说：“对不起，俺的提包叫那个人提走了，俺得快追。”
说完，俺背起碱就跑，跑挺远了，那个人说：“你耍花招啊，以后再让我抓住，耍花招也不放过你！”
俺卖碱卖出了经验，再没让他们抓过。有了经验俺就多背碱，一次背六十斤，走十多里路，中间不敢坐，俺怕坐下去再也起不来。实在走不动，就站着活动活动肩膀，算是歇气了。后来，用卖碱的钱买了自行车，才不那么累了。
前两年，俺考三个儿子：“人啥时候最有劲？”
一个说胖点儿的时候最有劲，一个说三十岁的时候最有劲，一个说吃饱的时候最有劲。
俺告诉他们：“人穷的时候最有劲。”
傻
在山东老家，俺就知道干活儿，织布纺棉做针线活儿，没赶过集，没开过会。成立互助组以后，不用女人下地干活儿，俺就在家干家务活儿。有一次，合作社在三方开青年妇女会，社长叫俺去开会，婆婆不愿意，她要去，想留俺在家干活儿，社长不干，说：“你是青年妇女呀？”
婆婆很不高兴，跟俺说：“你去开会吧，社长不让俺去。你去不能换衣服，也别梳头，也别洗脸，就穿这身去。”
俺说：“俺不去。”
一会儿社长又来了，跟俺说：“人家都走了，你快去。”
俺起来就走。在路上看见人家大闺女小媳妇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就俺一个人身上灰土土的，越想越有气。三方离徐庄三里多地，走了一里地，俺就回来了。回来就躺在床上，没给她干活儿。
丈夫回来了，问：“你咋了？”
俺说：“今天给你丢人了，俺是结婚不到半年的新媳妇，今天开青年妇女会，俺就这样去的。俺看见你三四个同学，他们也看见俺，说这是张富春的媳妇。”
他问：“你咋不换件衣服？”
俺说：“还换衣服呢，咱娘脸都不叫洗。”
丈夫把他娘说了：“你也看看人家当婆婆的，你做得太过分了，几个庄上也没你这样做事的。你儿媳妇要是告你的话，社里就得开你的会。”
以往丈夫说她，说她一句，她有三句等着，这回婆婆啥也没说。
结婚六年，俺就开过这么一次会，还没走到地方。
刚来东北，俺像个原始人啥也不懂。砖厂开家属会，二百多个家属参加，一个女领导让俺做记录，俺不知道做记录是个啥东西，张嘴想问，怕她们笑话。
过了几天，女领导管俺要记录，俺问：“记录是个啥？”
女领导笑了，说：“就是把那天开会重要的事写下来。”
俺说：“俺没念过书，不会写字。”
她没说啥就走了。
俺娘常说俺长个聪明脸，就是脑瓜空。娘说得对，要不是长个聪明脸，人家哪能让俺做记录？跟这些东北人比，俺觉得俺太傻了。
刚来东北，东北口音俺听不懂，东北人说话抓啦抓啦的。在屯子买房后，有一次听见外面吵架，俺和宋嫂左嫂姐仨出去看热闹，仔细听了半天，一句也没听懂。这个女人抓啦几句，那个女人抓啦几句，这个女人再抓啦几句，那个女人再抓啦几句。后来，上房屋里出来个老头，他冲那两个女人喊：“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听了半天，就听清这么一句话，还不知道啥意思。回到家俺们就学那老头，让舌头在嘴里打卷，“得了得了得了”，姐仨都笑得肚皮疼。
邻居有个闺女长得水灵灵的，她妈管她叫“鸭蛋”，俺说：“挺好个孩子，咋叫个‘鸭蛋’？”
人家说：“不是‘鸭蛋’，是‘丫蛋儿’，我们这儿的闺女都叫‘丫蛋儿’。”
丈夫爱交朋友，在屯子住了四年，他交了很多朋友。过年俺俩到朋友家串门，人家给俺做一大桌子菜，往那儿一坐俺就饱，走出一里地就饿。俺不是不敢吃，也不是不好意思，往那儿一坐就紧张，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哪个都精，就俺一个傻子，越想越紧张，就不饿了。后来俺常跟丈夫去串门，能听懂东北话了，觉得也不比谁傻，到人家去，也能吃饱了。
有一次，俺和丈夫去卖碱，卖完了碱，他带俺去饭店，要了两个毛菜、一瓶青岛啤酒。那是夏天，天很热，他倒了两杯啤酒，买了两根冰棍，一个杯里放一个，丈夫说：“这是好酒，你尝尝。”
俺喝了一口啤酒就想吐出去，看看地上挺干净，没地方吐，强咽下去，俺跟丈夫说：“啥好酒？马尿味儿！”女服务员三十多岁，俺看见她笑了，坐在旁边，笑得半天抬不起头。
那是俺第一次上饭店，也是俺第一次喝啤酒。
家属工
在砖厂落脚后，丈夫成了国营单位正式职工，俺成了家属工。有个男人领着家属工干活儿，哪里有活儿就到哪里去干，干一天挣一元三角八分钱。在农村干活儿没见过钱，俺能挣钱了，干得可有劲儿了。
正高兴的时候，俺怀孕了。那时候在临时食堂吃饭，东北的饭还没吃惯。在关里，粮食好孬都磨成面。俺吃惯了面食，吃不惯米饭，米饭到了嘴里，得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嚼完再咽。没闹小病还凑合，一闹小病啥都不想吃。砖厂的食堂早晨小米饭，中午高粱米饭，晚上大馇子。俺看见这三样饭就想吐，一天天饿着。有时候食堂卖小米粥，俺喝四大碗。卖馒头，俺从十一点半吃到下午两点，吃了十一个。丈夫给俺请假，说俺有病不能干活儿了。
丈夫干的活儿是手工扣砖坯子，计件，有点儿劲儿了俺就帮着干。丈夫用的是三块砖的砖模子，他让木匠给俺做了个两块砖的砖模子。
身体好点儿了，厂里让家属工去割玉米秸。割完玉米秸，就在这片空地上建大窑，建大食堂，盖砖车间，盖架棚子。安装完制砖机，这帮家属工哪里需要去哪里。砖车间也叫半成品车间，俺在这儿推了一年水坯儿，这儿的活儿全会干。车间主任看出来了，他不叫俺推水坯儿，叫俺打补丁。插坯儿的不来俺去插坯儿，刷油的不来俺去刷油，递板儿的不来俺去递板儿，推车的不够俺去推车。人都来了，俺去干零活儿。
砖烧出来，又盖瓦车间。瓦车间生产了，正式工人有活儿干，家属工回家。家属工就是临时工，那些年临时工的指标少，都攥在劳动局那儿，想干临时工得托人才行。
都是女人，家属工和正式工人差远了。正式工人当广播员，做饭烧水，在车间也干轻活儿、俏活儿。一样有病了，她们报销百分之百，家属工报销百分之五十。厂里有几个临时工是大闺女，后来都转正了。俺们这些家属工一个接一个生孩子，当了一辈子家属工。
俺干时间最长的活儿，是在成品车间装窑，就是把晾干的坯子从架棚子里装到车上，推进大窑，一次两个扔给码窑工，一干十年。俺愿意干这个活儿，计件，够数就下班。
有一天，烧窑烧得火大了，把砖烧倒了，火走不过去。车间主任让俺们六个家属去伺候瓦匠，该搬砖的搬砖，该和泥的和泥。瓦匠姓吕，眼睛长得又小又圆，像老鼠眼，大伙儿都叫他吕耗子。他爱开玩笑，干着活儿嘴也不老实。有个装泥的胶皮桶，他说：“你们谁敢往这桶里尿泡尿，谁就回家。”
俺说俺先尿，她说她先尿，把吕瓦匠吓得赶紧把桶盖上了。他说：“你们一人一泡尿，尿完走了，这活儿我一个人咋干呀？”
俺们问他：“这话是你说的吧？”
他说：“是我说的。我以为你们不敢尿，谁知道你们这里最老实的都要先尿。”
最老实的他是说俺，俺从来不跟他们闹着玩。歇着的时候，俺们商量咋收拾他。老于家媳妇找来个缸子，有两个奶好的挤了半缸子奶，她们又拿来一个马粪蛋子，用破玻璃瓶装着。吕瓦匠个小，俺几个家属工把他按到炕上先灌奶汤子，呛得他直告饶：“我自己喝，我自己喝。”
灌完奶汤子，有的说：“我是你老姨，快叫老姨。”
“老姨，老姨。”
“服不服？你不老实就叫你喝马粪。”
吕瓦匠说：“我服了。”
有的说：“我是你老姑，叫我老姑。”
“老姑，老姑。”
还有的说：“我是你妈，叫妈。”
“妈，妈。”
来了好几个看热闹的，跟着嗷嗷叫。到俺这儿，俺咬着牙发着狠说：“耗子，俺是……”
大伙儿都看着俺，等着俺张口骂人，可俺张不开那个口，俺说：“俺是……你大嫂，叫大嫂。”
“大嫂，大嫂。”
刚放开他，吕瓦匠就指着那个让他叫妈的家属工说：“我爸找你这个小媳妇，咋不叫我知道呢？”
大伙儿哈哈大笑。
有时候，开着开着玩笑动起手脚。家属推水坯，手照顾着前面，照顾不到后面。男人路过就朝屁股拍，还有下手捏的。俺不跟他们开玩笑，他们也不跟俺胡来。
有个家属爱开玩笑，骂人的时候占点儿便宜，当个奶奶当个娘的。有一天，几个男人把她抬到大窑里，把她裤子脱了，光留着裤衩。他们还拿来气管子，往她裤衩里打气，打得鼓起来。后来，一个摁头，一个摁脚，你骑着墩几下，他骑着墩几下，她躺在那里骂奶奶骂娘。
有个码窑的叫号：“谁拽一根毛，我给你买一串糖葫芦。”
谁也不敢。就是这么闹，她也没恼。有一次，两个男人把她按到菜堆上，给她装了一裤兜子菜，她真生气了。
俺在保国三队住的时候，和姚家三媳妇一个班，都是夜班。她说：“你醒了来叫我，一起走还是个伴儿。”
俺说：“行。一点接班，十二点俺叫你。”
到了十二点，俺骑着自行车去屯子东头叫她。开始一条狗咬，后来越来越多，七八条狗上来了，追着车子汪汪叫。吓得俺手脚都不好使了，人摔下来，车子也倒了。俺想这回完了，这些狗得把俺吃了。俺摔倒了，狗全吓跑了。俺不敢再骑车子，轻轻地走，光怕狗听见。叫了姚家三媳妇，还是不敢骑。出了屯子，俺俩才敢骑自行车上班。
一九六九年开春，上班八天，俺闹小病了。当时家里四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丈夫一个人上班，实在困难。这个临时工指标，丈夫人托人脸托脸弄来的，不能瞎了。
有一天，俺把早饭做好，他们吃饭的时候，俺看见饭就想吐，躺着去了。该上班了，俺起来喝一杯水就去装窑。中午下班回家，婆婆把饭做好了，俺一打开锅盖，还是想吐。他们吃饭的时候，俺躺着。想想下午还得干活儿，俺到菜园里摘了两根小黄瓜。吃了两根小黄瓜，喝了一碗水，又干了一下午。
活儿累，出汗多，总得喝水。很多人问：“你咋的了？”
俺说感冒了，不敢说怀孕。后来俺瘦得皮包骨，婆婆怕俺不能干了，知道俺能喝点儿粥，做饭都做点儿粥。就一样东西，俺咋吃也不吐，可俺吃不着——馒头。上有老，下有小，有好吃的也轮不到俺。
人家闹小病就几天，俺闹小病八个月才能好。装上干坯，车子一千多斤，幸亏车把上钉着一个三寸宽的带子。俺吃不下饭，身上没劲儿，推车的时候用肚子顶着带子往前推。从怀孕就用肚子推，推了六个多月，也没流产，这孩子真结实。
十一月份，成品车间停产了，俺到城里想买点儿菜。从砖瓦厂到城里来回十七里，走着去的。刚到四道街，碰见一个卖馒头车子，上面热气腾腾，馒头好像刚出锅，那味儿闻着真香。俺跟着馒头车子走了好远，这车馒头好像往哪个单位送，没停。俺真想让它多停一会儿，多闻一会儿多好呀。
俺也想买几个馒头，把兜翻个遍，就一斤粮票，一斤粮票能买五个馒头。俺对自己说：“你再馋，也不能老不吃小不吃，自己偷买馒头吃。”想到这儿，该买的东西买完就回家了。
一九七○正月十五，生下二闺女。看看孩子啥都不少，俺很高兴。婆婆不愿意要闺女，她气坏了。
邻居在门口问：“大娘，你添孙女了？”
她咬着牙根说：“又生个小死妮子。”
正月里，天还冷，炉子冒烟，屋里也没点炉子。
第三天早晨，俺想吃口热饭再起来做饭，婆婆坐起来就骂：“俺该伺候你们这些驴屌日的？”
公公骂她：“你真不是人，小孩子生完孩子才两天。”
俺说：“别吵了，俺做饭。”
俺这边起来，婆婆那边就没事了。做饭的时候，老广哥去了，他说：“你不要命了？屋里冷这样，咋不点炉子？”
俺说：“炉子冒烟。”
屋里冷这样，月子里俺也没坐下病。
离俺家不远，有块土豆地。有一天下夜班回家，土豆地里有大鹅的叫声。回到家，看丈夫睡得正香，俺叫醒他，说：“你起来，咱去找大鹅呗。”
他说：“半夜三更的，到哪里找大鹅？”
听俺说完，丈夫说：“俺下夜班回来，还看见过两只小白兔哩。那不是小白兔，也不是大鹅。”
“那是啥？”
“是邪气。”
“哪来的邪气？”
丈夫说：“听当地老人讲，从前死刑，就在那地方砍头。”
俺还是上夜班，跟俺一个班的都走着回家，就俺一个人骑车子。离那个路口还有半里地，俺就害怕了。正害怕的时候，听见身后突突突响。这天有月亮，俺回头看，车梯子上有个黑色大簸箕跟着。自行车没闸，想停停不下来。俺不蹬车子，车子跑得更快。车子没有瓦盖，俺用脚挡着前车轱辘，车子走得慢了。俺想：不等到家，俺就得吓死。豁出来了，不管是啥，跟它干。下了自行车，俺朝后踢一脚，是俺的黑布衫。
这事很怪，工具兜这么紧，俺的衣服不该出来，也不该挂在车梯子两边。以后，再不敢一个人走这条路。上夜班的时候，俺跟她们一起走着回家。
俺当了二十多年家属工，家里养奶牛才不干了。老年人凑到一堆儿话多，都爱打听：你在哪儿退休？退休金多少钱？俺说：“俺没有退休金，俺是家属工。”
俺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一点儿收入都没有，全指着儿女。前几年，砖瓦厂留守的人通知，说要给家属工开工资。还真给了，原来一个月四五百，现在七八百，俺也有退休金了。
批斗
一九六六年冬天，大窑没活儿了，俺去瓦车间抱泥条。一块泥条五斤，五个一摞，就是二十五斤。那边机器出泥条，俺和张秀芝往案子上送，机器出多快，俺俩就得抱多快。这边也有个机器出瓦，抱过来的泥条，一会儿就变成泥瓦了。
俺知道张秀芝怀孕了，她不敢说，要是厂里知道了，就撵回家去。往案子上摞泥条的时候，怕她抻着，俺让她摞在下边，俺摞到上边。俺两个月没来月经，也没闹小病，以为得了妇科病。以往怀孕，一个多月不来月经，就闹小病了。丈夫说：“有病得去看。”俺去看病，大夫说俺怀孕了，没病。丈夫到厂里说俺怀孕了，第二天，人家就把俺撵回家。
回家不到半个月，厂里又找俺回去，说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不许辞临时工。这回让俺到瓦车间拉门帘。瓦车间的干燥室，门口有个棉布帘子，为的是保暖。送瓦的车子来了，俺一拉绳子，帘子上去了。车子进屋了，俺一放手，帘子就下来了。这是砖瓦厂最好的活儿了。
厂里最先批斗的是张厂长，他叫张仁，造反派说他是当权派。白天批斗完，黑天也不叫回家。厂里有几个造反派是单身，住在厂里，晚上他们继续批斗。张厂长四夜没回家，媳妇在家惦记得白天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觉。
第五天，她起早做了一只鸡，提着饭盒想给丈夫送饭。她家离厂子六里多地，走着去的。刚走到厂子门口，就听见广播叫：“张仁，张仁，给我跑步上来，跑步上来！”吓得媳妇没敢进砖瓦厂大门，哭着回去，到家就病了。
张厂长跟俺丈夫好，丈夫叫俺去看看张嫂。张嫂哭着问：“你张哥他能不能活着回来呀？”俺说：“能，也就是受些罪。这是运动，他们不能要咱的命。”
第二个揪出来的是技术员李少连，北京人，平常厂里机器出了毛病，他一收拾就好。造反派说他是技术权威，有海外关系，还是资本家成分。白天开批斗会，张厂长和李技术员得撅着。听说晚上斗得更狠，有几个造反派是愣头青。
李技术员五十多岁了，挨斗一个多月，受不了了，爬到厂里的电线杆子上要自杀。他去摸高压线，手心上打个大洞，摔下来没死。后来，俺看见他手上缠着白纱布，用一根带子吊在胸前，再没人斗他了。
厂里搞外调，又揪出来几个人，都是成分不好的。张仲言是济南城里人，成分是资本家，还有海外关系。晚上造反派在宿舍斗他，听说把脸都打肿了，俺没见到过。俺们是山东老乡，丈夫还叫他大哥，造反派就训俺丈夫：“划不清界限，管黑帮叫大哥。”
王铁夫成分好，贫农，能说能讲，可能得罪了人。扯闲话的时候，他说毛主席是属羊的。有几个人说，他说的是属狼。造反派说他不忠于毛主席，天天斗到半夜才叫回家。有一天早上，早饭还没吃，俺去井上挑水，听见广播喊：“王铁夫，王铁夫，给我跑步上来，跑步上来！”俺看见王铁夫吓得脸焦黄，跑得可快了。
俺和王铁夫都住砖瓦厂家属房，前后院。他媳妇天天哭，把眼睛哭坏了，模模糊糊，看不清东西。治了一段时间，成了远视眼。他妈着急上火，耳朵聋了，啥都听不见，到死也没治好。
哪次开批斗会，都得喊口号，把这些“黑五类”都打倒一遍：“打倒张仁！打倒李少连！打倒张仲言！打倒王铁夫！”
一旦成了“黑五类”，人就不是人了，造反派想咋收拾就咋收拾。出窑是砖瓦厂最脏最累的活儿，“黑五类”不管老少，都得去出窑。窑里砖烫手，地烫脚，地上砖上都是炉灰。砖烧好了，他们要把砖装到车上，再从窑里推出来，码好。一车砖一千多斤，出了窑门就是下坡道，要是把不住车子，就连人带砖骨碌到一起。
后来，李技术员回北京了，再没回来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张仁又当过两年厂长。一九九六年，张仲言听说俺丈夫去世，买了很多烧纸，坐在俺家哭起来没完。
地主成分
俺家的成分是地主。来东北以后，丈夫替俺报的成分是贫农。“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造反派给俺家送来两个红袖标，丈夫说：“成分好的，才给红卫兵的袖标。”俺说：“那俺送回去。”丈夫说：“你送回去，人家就怀疑了，要送一起送。”
过了两天，俺俩把红袖标一起送回去，跟人家说俺俩思想落后，当红卫兵不及格。人家没说啥。
有一回，听见广播叫：“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贫下中农都到卫生所来打破伤风疫苗，免费。地富反坏右，别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