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二月底吴念真另起炉灶，提出一个新的故事的分场大纲，当时叫作《恋恋风城》。
同时间我写了一份“散戏”的故事大纲，交人译成英文，预备连预算和工作进度表一起寄到柏林，当时改拟片名为《花旦与魔术师》。
三月下旬吴念真又交出《悲情城市》故事大纲，趁三月赴香港参加十大华语片颁奖典礼之便，侯孝贤张华坤与嘉禾的陈自强在半岛酒店商谈合作计划。
四月十八日，我和侯孝贤去纽约，是应现代美术馆邀请《冬冬的假期》编导参加“新导演，新电影”展。心情很复杂。其一，大陆片《黄土地》也应邀参展，与《冬冬的假期》是所有参展的十八部剧情片中两部中国人的电影；比起《黄土地》，《冬冬的假期》显然不及。不及，意指在纽约那样高眉(highbrow)的地方，《黄土地》的涉于政治性自然更能适合纽约知识分子的口味，相形之下，《冬冬的假期》简直太暖和缺乏批判意识了。
其二，是无可救药的民族主义作祟。导致每每有人热心鼓动侯孝贤赴国外参加影展活动时，他就不免火气上升，非骂一句：“影展影展，他家爱搞的，干我屁事。”我则想起吴念真在提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时，那嘲讽而不屑的笑脸，仿佛在说：“知识分子·闪开一边吧。”
对于第一点，台湾与大陆电影在国际影展中相遇这件事，前年我参加过香港举办的台湾电影节，和夏威夷影展中，已深受其冲击外，侯孝贤跑过的爱丁堡、伦敦、巴黎、柏林，亦无一次不是针锋相对。当我们以大陆最优秀的几位电影工作者作为对手的时候，便觉得，徘徊在商业跟艺术创作的两难之间风雨摇摆，将会是多么浪费了精神和力气。我们的眼光假如从对内移展到对外，便发现，一切的专心和着力除了只有摆在这个上面，似乎也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任何选择了。
但侯孝贤常说：“我真希望拍几部卖钱的电影，改变片商看法，创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让更多人做起来。”的确，单枪匹马式的自保自励仍然不够，想要普遍渗入地吹出风气，非得集结更多有才华、有共识的人们做成。我渐觉自己变得又唠叨、又严厉，亦无非是想传达若干比较不一样的观念，或者能在众人里面发生酵母作用，改变电影观众的素质和结构，未始不是一桩功德。
对于第二点，侯孝贤目前的电影总得经过国外影展的肯定而后推回国内引起议论，实在并非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正如侯孝贤从爱丁堡回来，说：“电影还是要拍给自己国人看，在那里让我觉得电影很假，很无趣。那里人的生活、想法根本不同，你拍电影要是光为参展，会很没意思。”言下有几分落寞。
于是去了纽约。决定把心情放轻松和平，侯孝贤笑道：“又不是没参加过影展，想骗阿财!”
抵达当天，《纽约时报》刊出坎比(vincentcanby)一篇影评，听说坎比的权威性，其评文一经见报，每被影界人士马上括引(quote)。我读了觉得并无非凡之处，随口说：“这么短的评!”被来接机的日报记者看了一眼，道：“有给你登就好啦。”
次日星期六下午又放映一场《冬冬的假期》，陪同的朋友们郑淑丽、谭敏、诺曼，十分紧张，因为有一位犹太人蕾内(reneefurst)要来看片，她做发行艺术电影的公共关系人，算第一把交椅，一九八三年坎城最佳影片的南斯拉夫电影《爸爸出差时》，及一九八五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阿根廷电影《官方说法》，都是她做出来的。片商信赖她的选片能力和判定，以此作为发行宣传的指标，淑丽说：“只要她看中你的片子的话，你就发了。”所以放映之前，淑丽谭敏频频暗示侯孝贤这个重要性，但愿他把他海外散仙的草根气质收敛一下。谭敏私下对我教诲再三，到底忍不住又当侯孝贤面叮嘱了一番，希望他的开场白风趣一点，纽约人那种幽默机智的调调，务必给蕾内一个好印象。老实说，我还真有点担心侯孝贤按捺不住他的义和团情结又死灰复燃，来个耍帅，那岂不扫兴，辜负了大家的好意。影展主持人介绍了编导之后，侯孝贤上台向观众说话，他道：“第一次来纽约，昨天从机场到旅馆，塞车塞得很厉害，原来里根也到纽约来了。听朋友说，纽约一直天气不好，到昨天才晴天，我以为是我带来了好天气，结果是里根带来的……”淑丽用她老纽约的讲话方式翻译了过去，观众哄堂大笑。
后来主持人请去吃饭，路上笑说：“不是里根，是你们，你们带来的好天气。我们都反对里根轰炸利比亚。”
隔日蕾内约我们在第三街她的住宅见面，对《冬冬的假期》有爱好，可以发行，她的理由是：“这部电影给奥克拉荷马的农民看，也看得懂。妈妈生病，孩子们到乡下外公家过暑假，是普遍能了解的情形，又布满趣味，是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中国人形象的一部电影。因为以前所看到电影中的中国人都很忧愁，例如大陆有一部电影在这里放映时，男女主角各分在不同的单位工作，无法见面非常痛苦，整部电影在描述这件事，观众就不能明白，为什么他们相爱，他们却要隔在两地不能见面，观众无从了解。”
当场我听了当然兴奋，但也心中撩起一丝如侯孝贤的寂寞之感。究竟中国人的电影还是中国人看，那背景和情境惟与我们自己是亲稔的。这回亦多亏诺曼是蕾内新雇任的助理，等于埋伏了一位小间谍，蕾内来看片当天，引起多人的讶异探问，蕾内说：“因为我的新助理是中国人啊。”
后蕾内要诺曼再约见一次面，给她一个promise,相互凑出来的时间在离开纽约的前一晚，星期五九点钟，仍是她的寓所，他们家昨夜开了一场犹太人节日的派对。她愿意代理侯孝贤电影在此地的发展，主张这时候不急着卖《冬冬的假期》，待九月《童年往事》若获选参加纽约影展时再一起做，可卖得较好的价钱。或者在南方某特为片商发行人参加而举办的影展(忘记其名)，推出侯孝贤的电影，包括《儿子的大玩偶》第一段，《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连他的新片《花旦与魔术师》，就叫侯孝贤的四又三分之一展吧，几人听着都笑了。
走出蕾内第二十八层楼高的住处，那屋中陈设着收集自世界各地千奇百怪造型的乌龟和猫，这里是纽约。假如站在内有毕加索真迹的现代艺术馆门前，望过中心公园初春疏疏的林子，对街一列古式高楼亮着灯光，寒气晶莹，像我小时候最爱的那种撒着银闪闪粉粒的圣诞卡片，明明就在眼前。但我知道连侯孝贤心里也这样在想着：拍电影是到底为了什么·
天空飘小雪的那天，我们到联合国找刘大任，他带我们参观了一遭联合国，出来时指着门口一方巨石，上面凿有一孔，叫作一眼望穿。其实影展云云，也可以是一眼望穿的。中午我们在一家江浙馆吃饭，因侯孝贤谈到拍《风柜来的人》的素材和动机，张北海提出成长经验的题材也许再拍两部三部之后，将拍些什么呢·有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大概是所有年轻创作者在靠他的青春和直觉创造出极出色的成品的同时，就必定会要面临的关口，过得了它，也许能继续创作下去，过不了它，就此天才夭折的，亦比比皆是。侯孝贤回答说：“我想我还是会拍家庭吧。”李渝即刻接话，意思说，拍家庭对了，要是去走入社会，那就糟了。
我完全了解李渝此话的背景与真实性。浅则言，这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被太多急于走入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造作得变了形，如此产生出作品来，不免一堆词浮意露的廉价喧哗。深则言，在座诸位都是经过大风浪风过场面的人，以接近知命之年的阅历来看作品，自有其个中真味。如小说里有鲁迅那样沉郁顿挫的批判时代，也有沈从文那样游于造化的天然，也有如张爱玲那样对现状全是反叛，而因为写得柔和，是观察的，不是冲动的，许多人看不出来，甚或以为只写男女爱情。再如电影里，我听焦雄屏讲过，以前她所崇敬的导演，至今若纯属个人钟爱来说，一是小津安二郎，一是费里尼。费里尼即使如他早期的写实电影《大路》等，亦不全是环绕在新写实主义反映的战后贫困的主题上，而宁是在于爱情、青春、生命，故为此曾被他同时代的人攻击过。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亦与黑泽明的人道主义大异其趣，而小津更是日本民族的，那种对人生思省的悠远之境。
侯孝贤因带了《童年往事》的录影带来，大家看完带子便到张北海家聊天。《童年往事》由许多个别的记忆片断连缀而成，但连缀之间仿佛不够一种介入切深的观点引领观众走到电影的核心。郭松提出看法，说是《童》片有意让它东一块西一块的，它可以像很多片子那样去“圆”却有意不去“圆”，这是导演已在层次之上高明的地方，然而还可以凝聚到内容里面，譬如像收音机播放金门炮战的消息这些做法，其实都太轻易了，应该要渗在生活之中透出才更好。
当时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念物理的学生易富国，偏爱侯孝贤的电影，遂跟郭松辩论起来。易富国发长及肩，唇上跟下巴长一撮胡须，言词不让。我看着他那副不务正课的样子，似乎许多年以前郭松他们做学生时的神气正投影在他身上，两个年纪的对话，而之间，一个最后浪漫的年代已经过去。论《童年往事》的好坏成败，此刻我早已不生任何意见，只觉今日相聚难得。侯孝贤两边听听，果然也道：“易富国你说的我知道，可是郭松说的，我想是要往更纯的那里走去，对啦，更纯。”
虽然在回程飞机上，侯孝贤谈起这个纯字，彼此都同意，我们还年轻，还不怕杂，杂一点也好。
因为杂，拍电影是到底为了什么·可能是为电影而电影。余英时一篇记吴清源的文章写道：“他是为下棋而下棋，不但超越了利，而且超越了名。佛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吴清源的大事因缘便是围棋。”但也可能拍电影是为了中国电影跻身国际影坛。为了观众喜欢，票房好。为了说不定赚大钱，大家分红去坎城威尼斯玩。
似乎侯孝贤的选择，变得什么都不可拍，也什么都可拍。
有一天在讨论《花旦与魔术师》的剧本而甚觉枯涩无物时，侯孝贤望着明星咖啡屋三楼窗外橘红色的遮雨棚，道：“去找詹宏志，看看他怎么说。”
五月九日，元，侯孝贤花了两小时把他的状况跟几个电影故事讲给詹宏志听，最后无可奈何地征求意见。詹宏志说拍《恋恋风城》好。就这样，决定了拍《恋恋风城》。
从事电影编剧工作以来，经常碰到电影系的学生或也想写剧本的朋友们，向我索取剧本参考，希望三三书坊能够出版剧本。当时总觉得，自己写的剧本拍成电影都比剧本好，实在没有保存留传的必要，也许将来写出可读性较高的剧本再印成文字出版罢。
今年侯孝贤拍“恋恋风尘”，由我分场，吴念真完成剧本。在我拿到刚出炉的手稿影印本剧本一边读着的时候，一边就想：“啊，这个东西应该要让更多人看到!”于是兴起了出版剧本的念头。
拍摄期间，由于千千百百种因素，最后我们看到所拍出来的片子，几乎已改变为另一番风貌，和吴念真的剧本非常不同情调的另一样作品——侯孝贤的电影。
这些千百种改变的原因跟过程，往往使我惊奇，越来越发现电影之不可等闲看待，其精深艰难之处，与一切的创作相通。所以我又起了一个愿望。假如把拍摄这部电影的来龙去脉记录下来，提供给电影系学生和电影爱好者阅读，更能懂得一部电影的最初到完成，这是值得去做的。待我拟下十几条预备着手写的纲目时，忽然觉得，自己的野心一夕之间暴涨了数倍。我这样想，五年、十年、二十年过去，多数人已不大能看到“恋恋风尘”这部电影了，那个时候，至少，这本书留下了许多东西可以看见。
野心的鞭挞很吓人，可能我只是假“恋恋风尘”做靶，借题发挥，鼓吹风气。因为四年前亲眼看见了台湾新电影的发生，身历其境，很难忘记那一场奇迹般的光辉。四年后的现在，新电影陷入低弥的闷局中，而仍有某些人，为着对那犹新的记忆的感激，始终不肯放弃，单枪匹马各自奋斗着。我希望这本书，不过是其中之一个。
书中以侯孝贤的电影为谈论主体，一方面是根据有限的编剧经验，由我执笔完成的五个剧本中，三个是侯孝贤导的。另一方面，侯孝贤电影的诸般特质，正好可以拿来说明在现今台湾这个环境，以及世界电影的主流气氛里，仍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电影。
第一、它反逆好莱坞传统的电影观念，语言文法，和电影形式。第二、它以原动的创造力，和对于人的热情关注，拒绝在机械化僵硬了的电影工业体制中。第三、它蕴含充沛的原创性。因此第四、它有别于欧美的电影传统——不论是好莱坞及其同类型电影的庸俗消费传统，或者是具有个人风格与强烈创作意图电影的艺术欣赏传统——它正在累积一种包括台湾和大陆在内的、中国新电影的传统。
是的，另外一种电影。今年我们还看到了杨德昌的“恐怖分子”，柯一正的“淡水最后列车”……
四年前，台湾新电影可以说是半自然发生的，至今，它那种写实的影像形式，和对于台湾三十年来成长经验的重新审阅跟反省，已做到相当程度的累积。如何在这些累积上耕犁翻新，愈见茁长，是必须经过一次电影的自觉运动。此自觉首先是来自于电影作者们，他们创造成品让我们看见。然后自觉要来自于评论界和媒体，他们造成共识跟风气。自觉要来自于电影政策的治理单位，他们积极有效率的推动、支持开拍好片。当然电影要来自于更多观众的自觉，他们才是在看电影的人。
原来出版电影剧本的一个简单的念头，如今却演绎成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刻它正在呼吁着：“给另外一种电影一个生存的空间吧。”
没有想到，是这个，成为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了。
7
一九八六·十二·廿五景美
陈雨航打电话来，说想把我的小说拍成电影的结集为一本书，征求同意，我暗叫一声惭愧。
这些拍成电影的小说，我自认不及电影远甚。若把它们分类归档，理应放在远流出版社属下的电影馆，权充电影的附注、补释、索隐、或白话翻译本之列。然而也许是主编的慧眼亦有错识的时候，竟把此书纳入小说馆，令孤骡与群马并竞，使我惶急万分。因此以下的说明和描述，力图在辨晰它们，与其说是小说，毋宁更靠近电影。换言之，这组经计划串联在一块的小说，怎么看，都更像一匹骡罢了。
首篇“小毕的故事”，是民国七十一年参加联合报“爱的故事”征文比赛得到佳作，十月二十日刊出，五天后陈坤厚即来电话，商谈购买电影版权的可能性。十月二十八日我与陈坤厚侯孝贤初次见面，次年一月二十九日此片上映。历时短短三个月包括接洽沟通、写剧本、拍摄、完工、宣传，清楚反映出八年前的台湾电影环境是如何的布满着赌性和草寇作风。
此片大爆冷门卖座后，惯例是要打原班人马乘胜追击的牌，这回轮到侯孝贤执导。一堆题材，无所适从。比较成形的有三个，一是暖暖国中女老师的故事：“柯那一班”，一是“安安的假期”，一是角头黑社会定名为“视死如归”。三月初某日去暖暖国中探人沿滨海公路勘景回来，在兄弟饭店饮茶，大家做了三个阄让我抓，抓到哪个决定就拍哪个，我抓到“视死如归”。
“视死如归”有许多片断是侯孝贤少年时代的诸般混迹。然而引动他的起爆点的却是某年冬天去澎湖看王菊金拍“地狱天堂”，一人闲逛至风柜，下了车在站牌前的杂货店看到一群年轻人撞球，他便坐在那里看了一个钟头。于是大家打算去澎湖走走，看那家小小杂货店和那张小小撞球是否无恙。两天后星期六的下午，阴晴雨不定中飞机惊险万分抵达马公。我头次见识到干电影的人的行动力。下了机即租车去风柜，玩玩讲讲的，讲出了“风柜来的人”这句话，日后遂延用做为片名。
饶是这样，四天后在参加学苑影展的高雄松柏饭店里，大家开会决定今年只拍一又三分之一部电影。三分之一部是“儿子的大玩偶”第一段，一部是“安安的假期”，赶暑假档。由我先把“安安的假期”写成个故事大纲，侯孝贤希望我就照自己最顺手的小说方式自由去写。
小说写完后，四月下旬开始写剧本，月底完成，马上也拿到了编剧费。六月底却又说赶不上暑假档所以不拍假期片了，赶十月光复节档，改拍“风柜来的人”，叫我先写出一篇故事供侯孝贤编剧用。如此七月底我把小说写完，而侯孝贤老神在在到八月中依然无动静，原来是使的拖字诀，最终剧本也我写吧。八月二十日开写，陈坤厚侯孝贤即去澎湖决定拍摄场景，随找演员定装，二十四日我交出剧本，二十八日大队人马赴澎湖就开镜拍了。至院线上映，前后才两个月，比“小毕的故事”还更是赌寇出草。
此片自是早已远离了角头黑社会的拍摄原意，上片一星期下档。初尝败绩，改弦易帜，计划拍喜剧片，轮到陈坤厚执导。十月三十一日侯孝贤出示一叠只写了开头若干场的残本，其中有人，毕宝亮与廖香妹，那是数年前他们想做的一个题材。毕宝亮——正如其名他的皮鞋永远擦得剥儿亮——毕宝亮的小鼻小眼、小奸小坏，从他们平时既爱又恨的言谈中，我已耳熟能详，当初侯孝贤是照陈友的外型来设计的。依前例，仍由我写成小说，再据此讨论剧本的分场和发展。这样就迫在眉睫马上写出来了“最想念的季节”。
当然，游击仗的变幻机动，临阵陈坤厚却另选择了改编朱天心的小说，发誓拍一部清纯浪漫爱情，即一九八四年暑假第一档的“小爸爸的天空”。那年八月侯孝贤才拍“安安的假期”，并且为了琅琅上口而把安安易名为冬冬。年底陈坤厚拍“最想念的季节”。
一九八五年春末侯孝贤开拍“童年往事”。八七年仲春拍“尼罗河女儿”，这两部都是直接写成剧本，小说则是后来再写的。
回首前尘，对照今日。“悲情城市”搞了一年半，至今一载有余还在做“戏梦人生”的分场剧本。我多么怀念从前那个赌寇年代，五天写一部剧本的骠悍纵横。打从招降收安变为影展公务员之后，也胆小了，也谨慎了，好不寂聊。
那么这本书或者就还有一点点存在的价值，亦即是，原谅它的粗草，笑赏它的狂稚吧——那个年代的产物。
8
一九九·十一·廿日
第一问侯孝贤是摇钱树·
是的，对不起，他是。
侯孝贤是摇钱树，这句完全违反常识的大胆预言，不是我说的，是詹宏志早在一九八六年所说。称它作预言，因为不仅是它说得简直太早，早在开放探亲党禁报禁解除之前那时候孝贤正是当红的票房毒药，并且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能看见的，侯孝贤但求作为一棵保本树，那已经是他最好的状况。
一九八六年《恋恋风尘》与一九八七年《尼罗河女儿》的拍摄期间，为了请詹宏志策划宣传有数次见面谈话的机会，我后来才发现，詹宏志对单次单部影片的宣传其实爱好不高。他的想法很大，大到出资老板不免也对他觉得同情。他的许多看似险招奇术，事实上是吾道一以贯之。要用，就要彻彻底底连他的背景和基础一起用，押全部，赢大的。詹宏志洞悉这一切，一边却也婉转尽意地陪耗了不少时间，结果亦如他所料，大脚穿小鞋，三折五扣绕一大圈后究竟还是回到原来安全的老路上。对于他的创意，不能用，不敢用，也不会用。就是在那段时期，我恭逢其盛，耳闻他谈话之中谬语肆出。譬如他说，侯孝贤是摇钱树。
他说，我谈的是生意，不是文化。
他说，这是一个没有风险的生意。
他说，卖电影可以像卖书。
他说，侯孝贤下部片子的首映应当在国外，巴黎，纽约，或东京。
他说，把侯孝贤当西片做。
他说……他说过很多。我感到荣幸，在爆发那些似偈似颂的结论的一刻，我是现场目击者。詹宏志经常是“结论在先，证实于后”。关于以上所说，尚未见他演证于文字，那么可否暂时让我以现场目击者的亢奋心情，先来夹议夹叙地芜讲一遍。
第二问艺术与商业兼顾吗·
错了，为什么要兼顾。
侯孝贤之所以仍有赚钱的一点希望，乃是因为他的艺术，而非他的商业。
是这样的。一般产品的市场策略，可以寻求“大众市场”，也可以寻求“非凡区隔市场”。如唱片，一张古典音乐唱片在台湾也许只有数千张的市场，但它会在全世界都有一部分区隔市场，集合起来就是惊人的规模。同样，影片除了好莱坞的“大型公司”能真正出品把握全世界的大众市场以外，其他在国际市场活跃的电影出品国都采用了非凡区隔市场的策略，尤其是法国。法国目前乃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国，凭借的并非大众通俗作品，而是调子偏高的艺术创作。
录影带市场崛起之后，使电影市场的“卖埠”有了全新的面貌，区隔化的程度愈高，各类影片互贩的机会愈大，过去亚洲人影片难打进欧美市场的情形已有新的改变。录影带亦改变了电影的收益结构，它进入一种可称之为“劝募式”的收益方式，即电影开拍时，实际上已卖出了有线电视和录影带的版权，最后再加上戏院的租金。戏院不再是电影收益的惟一来源，它只是一部分。
所以一方面经营台湾的中高水准观众市场，一方面争取欧美其他地区的艺术电影市场和小众市场，如此包括国内、海外和影视录影带各项权益总和，才是评估一部影片的盈亏实绩。
欧美市场的卖埠交易回收较慢，约需一年至一年半，电影公司必须有较长期的投资计划，和较为健全的财务能力。此不同于以往国片的市场计算观念，带给我们莫大福音，之一，感谢老天，至少不必每部片子都被迫驱入一场毫无选择的赌博中——在台北地区首映的一翻两瞪眼掀牌之后，三天以内马上定生死。而不论是短命的三天一周，长命的两星期，或成龙超长命的三星期，片子演完就完了。短线进出，便是台湾一般片商经营电影的惟一方式，根深蒂固，箍制了多少想象力与发展。
现在，新的市场策略，使得国片在台湾上映也将有革命性的变化，好比采用西片发行方式，意指上片时的戏院数目较少，映期更长，票价较高，寻找精英观众为诉求。它使得更多种少数人看的电影成为可能，电影的类型更加多元，不再那么集权。它使得电影寿命是可以因着对品质的要求而获得延长，其长期持续性的各种权益回收，是可以到十年二十年后仍然在进账。卖电影像卖书。詹宏志说，我谈的是生意，不是文化。
此迥异于国片向来的运作系统，是本来就在那里的，以往我们并没有足够条件进入这个系统。而今国片有产品能以其数年来影展累积的成果，转为商业上的实质收益的时候，就当充分发挥产品其不可被取代的非凡性，去开发这个市场的无比潜力。
于是作为我们思考的空间和时间的场景，不一样了。以全世界的卖埠为对象，以五年十年作单位来营运，想想，我们可以做出多么不一样的事情来。
让朱延平做的归朱延平，让星马市场的归星马，让美加华埠的归华埠，让侯孝贤拍他要拍的。拜托他不要梦想去做史蒂芬司匹柏，那是不可能。拜托他也别以为他可以拍出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诸如《金色的池塘》或《日瓦戈医生》。他只能拍他所能拍的，此若得以充分实践的话，他才有机会变成“只此一家，别无仅有”，而这个，就成为他的商业。
假如有一天他的片子不小心大卖了，对不起，那绝对是一个意外。
第三问台湾电影被他们玩完了·
你说呢·
不妨参阅《自立晚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艺文组策划吴肇文执笔的“侯孝贤杨德昌为国片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内有附表，具体列出了卖埠地区和收入。那样的成绩，不过是靠朋友们兼差做做，毫无经营可言的情况下获得的。若有识货者善加经营，詹宏志谬言曰，投资侯孝贤要比投资成龙还少风险。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间或闻道大笑之的也很多，这样两年过去。要到一九八八年，年代影视公司以它多年买卖影片录影带版权的经验，足以想象詹宏志所描绘出的漂亮乌托邦，邱复生决定下海投资了。
十一月廿五日，《悲情城市》在金瓜石一处老式理发屋内开镜，拍梁朝伟扮演的老四焕清在修底片。八角形屋子，前厅有两张粗笨如坦克的理发椅，后厅改装成照相馆，梁朝伟默默工作时，前面是市人，洗头的，剪发的。
以上，我说明了《悲情城市》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得到了资金开拍。
第四问只不过是东方情调而已·
可能是，可能不是。
正如大陆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频频在国外参展获得大奖，亦引起彼界内褒贬两派强烈争议，最能代表另一种声音的是讥评他们“脱自家的裤子给外人看”，把贫穷愚昧当成卖点贩卖给外国人，《黄土地》是，《老井》是。而《红高粱》浓烈影像的性与暴力，则一新外国人对孔教谦谦中国的刻板印象。
我们还可推举别例，台湾产的《玉卿嫂》、《桂花巷》、《怨女》，提供了外国观众瞧伺中国女人情欲形态的橱窗。好莱坞产的《末代皇帝》，满足了西洋人对神秘古老中国的好奇感与窥隐癖。田壮壮以西藏生活为背景的《盗马贼》，奇风异俗和壮丽高原图画还不错。侯孝贤亦只不过是东方情调而已。
这些，可能有是，可能有不是。
若要谈台湾电影怎样在世界影坛占一席之地，稍具常识者皆知，商业片无论如何没有一点希望，连香港的、成龙的尚且拼不过，又拿什么去跟好莱坞竞争——当然假如我们有悲剧英雄执意去搏拼，相信无人会反对。立足台湾，放怀世界，上上策我们能做的，就是拿出别人没有台湾才有的独门绝活，好吧称之为土产也可，异国情调也可，或大的、第三世界美学意识，也可。总之我们有，别国没有，管它是好奇来看的，膜拜东方文化来看的，研究来看的，尊重少数民族来看的，总之他们都要来看，来买，我们赢了。
看第一部，我们说是因为东方情调。看第二部，我们说，那还是东方情调。看第三部，好吧仍然是东方情调那么这个东方情调到底是啥玩意儿!
第五问抒情的传统或是叙事的传统·
嘿嘿会不会跑出混血儿。
此处，我必须大量引证陈世骧的言论作为后援。陈世骧(一九一二——一九七一)曾任柏克莱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及中西比较文学。他的中文著作我只见过一本《陈世骧文存》，是一九七二年七月志文出版社出版的新潮丛书之一。张爱玲写道：“陈世骧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有人认为陈先生不够重视现代中国文学。其实我们的过去这样悠长杰出，大可不必为了最近几十年来的这点成就斤斤较量。”
小说如此，遑论新兴毛头电影。为了能够清楚地说明一个观念，对不起，只好高攀中国和西洋的文学传统来比赋一下。
陈世骧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传统并列时，中国的抒情传统马上显露出来。人们惊异伟大的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造成希腊文学的首度全面怒放，然则有一件事同样令人惊异，即：中国文学以其毫不逊色的风格自西元前十世纪左右崛起到和希腊同时成熟止，这期间没有任何像史诗那类东西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不仅如此，直到两千年后，中国还是没有戏剧可言。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
抒情传统始于诗经，之后是楚辞，楚汉融合出了汉乐府和赋。由于赋没有像小说的布局或戏剧的情节来支撑繁长的结构，赋家把诀窍便表现在铿锵怡悦的语言音乐里，如此把自己的话语强劲打入他人的心坎。赋里一旦隐现小说或戏剧的冲动，不管这冲动多微弱，它都一样被变形，导入隐没在炫耀的词句跟音响上。
乐府和赋继续拓广加深中国文学道统的这支抒情主流。风靡六朝，绵延过唐以后的世代，与新演化的他种主流在一起，或立于旁支，或长期失调难长，或被包摄并吞。当戏剧和小说的叙述技巧最后出现时，抒情体仍然声势逼人，各路渗透。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试问，不是名家抒情诗品的堆叠，是什么·有人说中国这种文学特色是受印度影响的结果。事实呢，印度的影响是种植在早已开花结果的中国土地上。中国的抒情种子已经生长起来，印度抒情文体的输入使它更华丽而已。
希腊当然也有平德尔(pindar)和萨福(sappho)的抒情诗，也可以在荷马作品中挑出片断的颂词警语，希腊悲剧的合唱歌词里也有许多韵律美丽的东西，但只要看看希腊人一讨论起文学创作，重点就锐不可当地摆在故事的布局、结构、剧情和角色塑造上。希腊哲学跟批评精神把全副精力都贯注到史诗戏剧里。两相对照，中国古代对文学创作批评及美学关注，完全拿抒情诗为主要对象。注重的是诗的音质，情感流露，以及私下或公共场合中的自我倾吐。仲尼论诗，兴、观、群、怨，讲的是诗的意旨也是诗的音乐。“诗言志”，在于倾吐心中的渴望、意念、抱负。
把抒情体当作中国或其他远东文学道统的精髓，会有助于解释东西方相抵触相异的传统形式和价值判定。一个足以屹立于世的传统永远都是生气蓬勃的。抒情诗在中国就像史诗戏剧在西方，那样自来已站在最高的位置。
西方对抒情传统的评价，从中世纪经文艺复兴一直都在与日俱增。“抒情诗是纯诗质活力的产物”，因此“抒情诗(lyric)和诗(poetry)是同义字”。再加上柯立芝(coleridge)的浪漫看法：“不管散文或韵文，所有成功的文学创造都是诗”，那么我们可以回头也捡到一句代表东方文学观的中国老话：所有的文学传统，统统是诗的传统。
陈世骧且专文论述“诗”这个字在中国最早的源起，及其如何演化为表达抽象范畴的名词。因为一个新名词的建立，代表一个新观念逐渐辨析成形，其过程在当初是激烈新鲜的。
他提出，“诗”字最早的应用，特有所指，是在公元前第九世纪至第八世纪，西周末年厉宣幽三朝。西洋文艺哲学和批评上承希腊，可说来希奇，事实是直到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文中竟尚无一个“诗”字。亚氏的《诗学》(poetics)是一创举。但他开宗明义就说，用抑扬格、挽歌体或其相等音步写成的艺作，直到目前还没有名字。为要阐明诗的艺术旨趣方法，他又非用一个相当于“诗”的字不可，只好强用了一字，此字后来拉丁文写成poesis，中古英文的poesie,和现今的poetry。然而这个字在当时希腊文中只是普通“制作”的意思，可泛指一切制作品，是经过亚氏一番辨析创见，此字才成了专名。据考《诗学》作成于公元前三三五至三二二年间，当中国战国晚期，已是屈宋骚赋创作的时代了。
的确，从来西方文学传统的最高境界不在诗，在悲剧。悲剧性tragic一词，意指严厉的，常超乎自我的，恐怖与怜悯，对人生大宇宙的彻悟。
希腊悲剧，是把英雄个人的意志，跟命运的摆布，两者冲突加强戏剧化。或是悲剧主角盲目地行动着，直到最后发现命运一直已安排好了他的下场，他毫不自知。对此我们经验到悲剧性的恐怖和怜悯，从中获得了洗涤、升华。人跟命运直接接触，命运成了人格的化身，而且不只一个，是三个女神，用线索牵着每一个人。但命运在中国不论是天命或天道，它都不是人格化的。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命运包盖一切无可逃避，但它并非有意志人格的神，而只比作一个网，虽然不漏，但是疏的。所以个人的意志和这样一张茫茫漠漠的网冲突时，自然不会带冲突性。本来中国文学自古便没有产生过像希腊那样的悲剧。
中国文学里的命运观念，既然不像希腊化身为三个有形象的女神，那么是以什么姿态出来呢·陈世骧说，命运常是一个空白的时间和空间的意象，是巨大无边流动的节奏，没有人格意志，不可抗逆，超乎任何个人，在那里运转。个人没法和它发生冲突，就像地球运转一样。固然一个人也可以说向着地球运转相反的方向走，但若这就是和地球冲突，那实在太可笑了。非但不成为悲剧，倒是喜剧。愚公移山，夸父追日，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上都当作是好笑的人物。
诗的方式，不是以冲突，而是以反映与参差对照。既不能用戏剧性的冲突来表现苦痛，结果也就不能用悲剧最后的“救赎”来化解。诗是以反映无限时间空间的流变，对照出人在之中存在的事实却也是稍纵即逝的事实，终于是人的世界和大化自然的世界这个事实啊。对之，诗不以救赎化解，而是终生无止的绵绵咏叹，沉思，与默念。
陈世骧指出，十九世纪末，有少数几个欧洲文艺批评家和戏剧家，为西洋的悲剧艺术找新路子新标准，他们提倡所谓是“静态的悲剧”，要一出悲剧的戏里面取消动作。主张“生命里面真的悲剧成分之开始，要在所谓一切惊险、悲哀和危难都消失过后”，“只有纯粹由赤裸裸的个人孤独面对着无穷大宇宙时”，才是悲剧的最高趣旨。不过这些理论对当时悲剧的创作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力量，亦缺乏实际成就。“静态悲剧”的戏剧，不要动作，这句话本身是一个矛盾。正如既是韵文就不能没有韵，既是戏剧，就不能没有动作。
于悲剧的境界，西方文学永远是第一手。而于诗的境界，天可怜见，还是让我们来吧。
第六问真的有那么“好”吗·
恐怕没那么好，但却是“独家专卖”。
我一边厚颜借攀附两大文学传统来给“东方情调”撑腰，一边也觉得，不论东方的或西方的传统对今日而言，谈起来真是前朝遗韵，往事如烟。使我想起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每每走到何处何地，昔日曾是谁谁在这里讲经宏法，仙佛驻迹，善男信女供养的珠花金玉宝物，而今“去圣逾邈，宝变为石”，再过多少年，石迹也要风化乌有了。
去圣逾邈，宝变为石。可偶或从那遗烬逾邈里闪出瞬间宝光，游魂为变，就教后代人炫目不已了。说穿来，侯孝贤电影在欧洲影艺圈内引起的骚动，大概可类比做如此。对于那些电影创作和评论者，他们发自内心讶叹着，故事也可以这种讲法的!
这么简单到居然可以是一部电影!
给我们拍的话，他妈还真搞不过这种怪东西!
但也太简单了吧。
似乎并没有在说什么，又似乎什么都说了。想不承认它，它又笃笃在那儿。是个不言的石头，看半天，似乎倒有块玉隐在里面。拿它没办法，最后只好当成是少见的奇禽异兽，列入稀有动物保护罢。
以上，我说明了包括《悲情城市》在内的侯孝贤电影，将是以何物立足于国际影坛，获得卖埠。以下就可以开始质询《悲情城市》。
第七问故事怎么产生的·
是的从周润发和杨丽花产生，千真万确这一切，都从他们开始。
一九八五年底对侯孝贤来讲是黑暗的时代，也是光明的时代。《童年往事》在那一届金马奖前后引起悍然两极的争论，新电影风风光光闹了两年忽然色老艺衰，一片招打声。同时，《冬冬的假期》又蝉联法国南特三洲影展最佳影片，各地邀展纷沓而来。侯孝贤摆荡于市场考虑和创作意图之间，是或者不是，做哈姆雷特的选择。此时制片张华坤替他发了一记怪招，找来两个在现实跟逻辑上都不可能碰到一起的人让他们碰见，杨丽花与周润发。那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民生报》影剧版头条刊登：“周润发配杨丽花，花这回遇见发，马上有化学变化”。
根据卡司来为他们想剧本，侯孝贤陈坤厚搭档时代做过颇多，秦汉林凤娇，林凤娇阿b，阿b凤飞飞，阿b沈雁，陈b江玲。重操旧业，很快，故事出来了。杨丽花的台语跟豪气，周润发的广东话跟帅，雄见雄，所以设计杨是酒家大姐头，周从香港来身负密务，也许是查访一批不明被吞的走私货。两人打冲突起，经过一些事情，发展出微妙的关系，彼此相知甚深之类的，云云。符合这种故事发生的背景，台湾似乎只有放在基隆港连带其腹地金瓜石、九份、北投、台北，复杂且老早已发展。年代要往前，至少九份金矿仍盛的时候，模糊估计，也要光复左右。极可能在光复以后，因为日据期间轮不到台湾人干这些营生。杨周是主线，支线设计一对年轻的恋人，阿坤与美静，跟他们或平行或交织，参差映照。后来我们给了杨丽花一个名字，叫她阿雪。
这份由吴念真写成的故事大纲，嘉禾大表爱好，希望若能改成香港版在澳门拍摄就更好。而侯孝贤先去拍了《恋恋风尘》。一面把故事扩充，为了建立阿雪扎实的身家背影，她的兄弟姐妹父母和祖先们必须逐一出生，地瓜藤般越拉扯越多，隐隐一门大户呼之欲出，故也曾经号称将拍成六小时剧集发录影带，同时剪成一部电影。但侯孝贤又去拍了《尼罗河女儿》。沧海桑田，阿雪业已易主，周润发也不知成不成。至一九八七年底决定拍成上下集，遂看书读资料。阿雪一度变成侠骨柔情，一度仍恢复原状，改来改去，倒是阿雪的家人终于一一诞生完毕，乍一看，赫赫斯族哉。
阿雪少女时代的家人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便构成《悲情城市》的上集。现在，上集远比下集吸引我们多多了。下集已成遥忽记忆，只剩最初的原型阿花与阿发，偶然在那里烙烧一下。
下集遂自动消失。上集扶正为本片，悲情城市。
第八问事件怎么编排的·
要从建立人物而来。
事件既不能开头就去想它，也不能单独去想，它永远是跟着人走的。
当然也可以从一个现象或意念出发，而终究要面对是如何把它说出来，说得好，这个残酷的事实。残酷，是因为再伟大的理念，碰到创作这件非得具象造形的东西时，往往却不知何处下手起，没辙。当然也可以用诸如象征手法，隐喻暗喻，反讽对照，平行排比，等等一大堆，但是拜托这些在作品完成之后让人家去说吧。事件的选择与安排，顶好莫搬出这些宝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