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
作者：王蒙
内容简介：
从王蒙的幼年时代开始，讲述了他所经历的青春的滋养、初恋的甜蜜、人生的辉煌及政治风云带来的命运跌宕和长达16年的流放生活。大量史事为首次披露，如写作《青春万岁》前后遭遇尴尬的家庭裂变，写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风波曲直，反右中的心灵忏悔，发配新疆前后的人情微妙等，堪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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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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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差一个多月不满六岁时上的小学，我瘦弱，胆小，一下子不甚明白学生的角色要求。一年级的两个学期，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三名。家长怕我在学校受欺侮，告诉我有事就告诉老师。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告老师”的不受欢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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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孩子、好学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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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在香山慈幼院幼稚(今称幼儿）园学过二年。那时家住西城，所选的这家幼稚园位于北沟沿地王庙，后来此地改为女三中，后为一六六中，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此地收归文物园林部门，改回地王庙去了。不知能否在旅游创收上有所成绩。
一次幼稚园教跳“皮匠舞”，我的动作老是不对，我很早就知道自己跳不了舞。我相信这是旧社会的封闭馈乏和教育的不完善造成的后果，长期营养缺乏造成了我的许多方面的低能与发育不良。
我小学在北师附小。北师是北京师范学校（中专）的简称，现已不存。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好学校。邻近的一个煤球厂的工人的孩子名叫小五儿，他几次想考这个小学，硬是不录取，他后来只好去上我们称之为“野孩子”上的西四北大街小学。
北师附小的学生看不起煤球工人的孩子，见了小五儿就唱道：
小五儿，
小六儿，
滴零疙瘩儿炒豆儿。
你一碗儿，
我一碗儿，
气得小五儿干瞪眼儿。
我是在差一个多月不满六岁时上的小学，我瘦弱，胆小，一下子不甚明白学生的角色要求。一年级的两个学期，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三名。家长怕我在学校受欺侮，告诉我有事就告诉老师。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告老师”的不受欢迎的孩子。有一次告老师的结果是老师不去过问被我告状的孩子，而是先让我罚站，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我不耐烦了，便问老师我何时才能坐下，受到教师的呵斥，最后总还是坐下了，但我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教训。记住：过多告状的结果很可能不是整了被告，而是使自己烦人，讨嫌。“老板”喜欢的永远是替他分忧的人而不是给他找事儿的人。
二年级时我渐渐显出了“好学生”的特点，我的造句，我的作文，都受到华霞菱老师的激赏。我又极守规矩。有一次全班男生与女生骂起架来，无非也是因为女生爱告男生的状。只有我一个男生不参加战斗，于是几个大个子女生把我搂到怀里，引为同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耻辱。想起来倒也还有几分甜蜜。
我两次受到华老师的保护性教育，一次我与另一女生在写字课上没有带有关文具。按老师宣布的纪律，我俩应到教室外罚站。女生说王蒙是好学生，我一个人罚站就行了。我大喊同意。结果受到了深刻教育，我永远为之惭愧不已。一次是考试时偷看书本。华老师早已洞察，当时保留了我的面子，事后才进行了深刻教育。华教师对我的恩情我永志不忘。
一次是在先农坛举行全市运动会的开幕式，华老师给我以殊宠，带我去参加，并在路上请我到一家糕点店里喝油茶吃酥皮点心。（这样的经验我写在了《青春万岁》里，就是那个苏君请杨蔷云吃糕点的细节）。但是在运动会开幕式结束后观众挤成了一团，我与老师走散，我挤错了有轨电车，电车卖票的（那时尚无售票员的称谓）大喊“四牌楼，四牌楼”我就上了车，但我家住的是西四牌楼（现名西四，因牌楼已经拆掉），而此车走的是东四牌楼。下车到终点，是北新桥，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我知道走错了，初冬，冷风刺骨，肚内没食，我很紧张。于是我当机立断，唤了一辆洋车（骆驼祥子拉的那种双轮人力车），报出了家的详细地址，车夫为我放下了棉帘保暖，四十分钟后拉到了家门口，母亲正心急如焚，见我回来自然大喜，付了车费，并表扬了我的处理意外事件的应变能力，特事特办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我当然不敢自作主张叫车。
从二年级起，我次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小学三年级有一次作文，题目是《假使》。我乃做新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这种左翼思想的萌芽，说来也简单，起因于我们家太穷。
三年级我首次参加讲演比赛，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讲稿是二姨为主帮助起草的。内容是要身体好、品行好与功课好，大致与新中国的三好学生标准思路一致。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上了讲台，我的妈，底下那么多脑袋，那么多黑头发和黑眼珠。我想成败在此一举，我必须控制自己，大声宣读讲稿，我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在发声方面取得了胜利。这是我在公众场合讲话从不怵头的开端。
三年级，原级任（现称班主任）沈老师走了，全班女生痛哭，我没有哭，我不知道一个级任教师的变动有什么必要动感情。不知道这是不是反映了我的理智、冷漠乃至无情的另一面。
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佟老师接任。她把我叫到她家去看她的戴着学士帽的毕业照，并布置我把头一学期的全部作业重新抄写一遍，说是教育局要给全市若干优秀生发奖学金，本校准备上报我。为此我十分辛苦，完成了任务。家长对于我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也十分欣喜。最后，没有评上。这也是很好的经验与教育，即使是“好学生”也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有成有不成，才是常理。其实这时我已经充分享受了好孩子、好学生能够带来的一切精神与物质上的好处。年年免学费，老师另眼相待，家长笑口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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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孩子、好学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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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一次下午上课以前，班上一位同学抓到一只小鸟，不知怎么办好，我兴冲冲地拿过来放入课桌。等到上课后，需要拿出课本与作业，我一掀桌盖，嗖地一声飞出一只鸟，全班哄堂，老师大怒，命我站立，斥道：“太放肆了！”我的这个“犯错误”的故事，是我的保留节目，给儿孙们讲，他们是百听不厌。
有一两个女生包括海云的原型，小性，北京歇后语叫做乡下人不认识樱桃，小杏（性）儿！爱生气，有时与老师冲突，翻着白眼瞪老师，而另外的挑皮鬼就会趁机生事，“老师，***瞪您！”偏偏教师还绝对不准瞪，于是会罚女生的站，会搞得不可开交。还有些功课太差或不敬师长的男生，常常受到老师的训斥乃至体罚与变相体罚：放学不准回家之类。这些事都使我很受刺激，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是三、四年级的时候，一些男生突然对某个爱告状的女生捣蛋，成群结队地跑到此女生的家门口怪声怪叫。我参加过一次，尝到了某种捣蛋的类似吃禁果的快感。班上有一个油头粉面的男生，每次见到我都要亲我的脸庞，我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如果身高力大一些，早给他一顿饱打了。他喜欢讲一些下流话，说是某男生与某女生在北海山洞里“咕叽咕叽”。又传授说，要唱流行歌曲《花好月圆》：“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唱到“团圆美满，今朝醉”时正好搂住一个人亲吻之。他边说边示范，他的一切给我留下的是最令我作呕的一个恶劣经验。我认定，这是坏人，我不明白一个男孩子怎么从小就这样无耻和恶劣。我长大以后，绝对不做这样的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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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诗与失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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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后半学期，为了作文课的需要，我买了一本《模范作文读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范文中对于月亮的描写，可以说，我从此对月亮有了感觉，有了情绪，有了神往。“皎洁”“团栾”“清辉”“玉兔”“一轮”“一弯”“如盘”“如眉”“浮云掩月”“月明如水”……都使我沉醉入迷。从此我见到月亮就要凝视良久，就奇怪它的存在，它的形状和它的遥远。月亮使我突感寂寞，突然把自己与月亮与夜空联系起来对比起来，觉得相互都是无依无靠无道理无来头可讲，我与世界与天空与众星相距极为遥远，当然我自己极为渺小。
从看月亮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有一个月亮，有星星，有天空，有白天，有黑夜，有我和家里的人，有那么多人。我是从什么时候有了对于月亮的知觉有了对于世界的知觉的，我是怎么成了我的，知道疼痛，知道亲爱，知道急躁，知道恐惧的。这个“我”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怎么凑巧生到现在的中国的。为什么我不是唐朝生的？为什么我不是欧洲人？为什么我不是女孩？如果我是一只猫？一个蚂蚁？一条虫子呢？为什么打我我疼痛而打别人我就不疼痛呢？如果我没有出生，关于我的一切感受和愿望，也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不可解释的呀。
模范作文的令一个动人的主题是对于春天的吟咏。潺潺的流水。青青的草地。桃花杏花梨花丁香海棠都令我入迷。老舍先生说过他不喜欢潺潺一词，并说他不知道何谓潺潺。我喜欢潺潺则是因为潺字的形象使我联想起小溪流的波纹——不知道这会不会使真正的语言文字学家气昏。而从此，不论是黎锦熙的歌曲：“桃花红，红艳艳，李花白，白淡淡”还是落华生的散文《梨花》，不论是南唐中主的“丁香空结雨中愁”还是温庭筠的“海棠花谢也，雨霏霏”，都使我有刻骨铭心，夺魄销魂之感。
模范作文中有几篇写母爱的文字，令我十分感动。有一篇是写自幼丧母的悲痛。我想起了幼稚园里学到的歌谣：
秋风凉，/天气变，/一根针，/一条线，/累得妈妈一身汗。/妈受累，/不要紧，/等儿大了多孝顺。
我确实也多次看到入冬前母亲准备被褥、衣服、缝缝连连的情景。与到了吃饭时候为做饭而操劳的情景。我忽然想到，母亲是会老的，是会死的，我们所有的人是地老的，是会死的，是一定要死的。一想到死我感到极大的压抑和虚空。
我立刻想到了养蚕的经验。姐姐比我大一岁半，小时候各种事多半是我跟随她，所以女孩子喜欢做的事我也常常参加，例如抓子儿、跳房子、踢毽……其中就有养蚕。每次遇到蚕吐丝的时候我就相当哀伤，因为从此蚕儿蛹儿蛾儿就在清楚地走向死亡，它们再不吃桑叶了。我想尽一切办法给吐丝的蚕给蛹给蛾子喂桑叶，当然没有效果。我亲眼看到一只只蛾子交配、雌蛾甩子，然后一个个枯萎死去，我完全无力回天。我知道明年从蚕子中还会孵化出大量的蚕，但是我清晰地断定，再有多少蚕也已经不是去年前年的“这一只”蚕儿了，这一只蚕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很可悲。
我早早就深深体会着“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悲剧性，远远比“蜡炬成灰泪始干”更绝望，更无计可施。
雨后的蜻蜓，夜间起飞的萤火虫，夏天的蝈蝈与秋天的蟋蟀，我也常常哀其生命之须臾。我喜欢养蝈蝈听叫声与养蟋蟀斗蛐蛐。听说有人用一个葫芦把虫儿放到里头，别到腰上，温暖着它们，就能把它们一直养到第二年春天，延长它们的生命近两三倍，我多次想找这样的葫芦，没有成功。
那时候大雨常常带来胡同里的没膝积水。我叠一只纸船扔到水上，目送它被水流和风带走，我想它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它会到什么地方去呢？它将经历些什么呢？我，它的制造者与牵心者，不可能永远陪着它，这也叫生离死别吧。
我问姐姐，你说死是怎么回事？姐姐平静地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死观——死就和睡着了一样嘛。
姐姐的话并没有减少我对于死亡的恐惧，却使我愈想愈觉得睡觉是一件可怕的事，果然，睡着了无知无觉，与死一次是一样的。我想的不是死像睡眠，而是睡眠像死。
我还想到我的身体并不健康，也许离死亡并不是那么遥远。一天晚上，我在一个神经质的状态中，喝了一大口极腥的鱼肝油，那时候的人认为鱼肝油就是最厉害的保健药品了。夜晚躺在床上，发觉一轮满月整好照在我的脸上，那时住的小平房，是没有窗帘布也安装不起窗帘的。月光再次使我感到孤独，神秘。我感到不理解这个世界，不理解自己和家，不理解生命的偶然和无助。我忽然想，如果就这样睡去——死去呢？我只觉得正在向一个无底的深坑黑洞，陷落、陷落着再陷落着。我几乎惊叫失声，我不敢入睡。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失眠，第一次精神危机：大约只有九至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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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诗与失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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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青春万岁》中写到过一个人物的童年失眠，尊敬的恩师萧殷批道：“儿童贪玩不愿睡觉是有的，不敢睡觉是不可能的。”大概我的这些经验只能说明自己的心理健康方面有问题罢了。
失眠没有造成太大的问题，我从此只知道人必须硬着头皮活下去，该吃就吃下去，该喝就喝下去，该睡就呼呼地大睡最好。许多问题是想不清楚的，想不清楚的问题还一定要想，就是有了毛病啦。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热衷于背诵《唐诗三百首》，至今我认为此书是真正对我有益的少数几本书之一。治疗我的精神危机的方法便是学习、读书、背诵书。“春眠不觉晓，花落知多少……”我读得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也懂。“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与“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我则不解其意，但也兴高采烈地背诵得紧。“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的句子我略有所感。另两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则感受真切，离别是很遗憾的喽。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我也极欣赏，虽然那时我并没有看到过海，也不知道海上月出的情景。
大概与读古书有关，我相信画画也是极风雅极有味道的事情，于是我买了芥子园画谱。我画马，画竹子。竹子画得怎样，记不清了，马则画得与老鼠无异。但我还是大模大样地为画马题诗一首，时年十岁：
千里追风谁能匹，
长途跋涉不觉劳，
只因伯乐无从觅，
化做神龙上九霄。
我至今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写一首这样的酸溜溜的诗，有人还夸我气势不凡，我相信我这是带有模仿意味的学大人话，希望方家能帮我找出出处来。
诗却也有几分意思。一个是自吹与自信。一个是速率效率，千里追风也。一个是韧性，长途跋涉嘛。一个是终于未能有多大用处，只能上九霄自慰自遣，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话。
我家有过在报子胡同甲3号小住的经历，这里有一个废弃了的后花园，有假山石，有竹子，夜间，竹叶的影子映在窗户纸上，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居然没有能够成为郑板桥，只能证明我是一个美盲。也是，从上小学，美术作业都是得“乙”或“丙”，只有一次得过甲，是拿姐姐交过的作业，改头换面，用水彩抹掉原署名与给分的痕迹，作弊交给老师的。
反过头来只能阅读。我背诵《孝经》《大学》《苏辛词》《花间词》，我背诵冰心与巴金，后来还有鲁迅的《野草》。汉语的平仄四声，抑扬顿挫，句势的罗列反复，论述的大而无当，文字的美轮美奂却无定解，都使阅读与背诵，变得如此快乐迷人控制人，如歌咏如唱赞美诗，如颂咒语如祈祷上苍。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虑而后能得。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其心者先诚其意……”
诵读这样的书又像是洗澡，淋浴一样地扑头盖脸，盆浴一样地拥抱全身，旋转按摩一样地舒筋活血，桑拿蒸气一样地代谢新陈。合辙押韵，步步高升，颠扑不破，翻过来倒过去都合身，如旧北京卖布头的吆喝：经蹬又经踹，经拉又经拽，经铺又经盖，经洗又经晒！
我也特别喜欢放假，每年夏天，临近假期，由于酷热，缺觉，考试，我都精疲力尽，憔悴不堪。一放暑假，先睡个好午觉，再赶上一场透雨，再逛逛北海公园与平则（阜成）门外，听蝉嘶，听水声，听鸟叫，再读读我喜欢读的小说故事，我感到欣喜若狂，我喜欢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我喜欢休假——目的不在于嬉戏而在于读书。每年暑假开始的时候我都制定出令人狂喜，催人奋进的暑期生活与学习计划同，而且执行得差强人意。放完假，我当真觉得自己的知识有所长进，乃至身体也有所发育了。这种喜欢自主度日，但并不懒散放任，尤其绝对不是销磨浪费时间的特点，可能至今保存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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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要革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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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的民族情爱国心突然点燃。同学们个个兴奋得要死，天天上五年级的级任郑谊老师那里去谈论国家大事。郑老师说到，抗日战争前，蒋提倡“新生活运动”，国家本来有望，但是日军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复兴的进程，等等，我们义愤填膺。我愈想愈爱我们的国家，我自己多少次含泪下决心，为了中国，我宁愿意献出生命。顺便说一下，郑老师解放后曾经是全市著名的模范教师，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也未能幸免。
也是这个夏季，我做出了跳班考中学的决定。我看了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画着三、四个孩子腿绑在一起走路，走得快的孩子被拖得无法前行，走得慢的孩子也被拖得狼狈不堪。我竟从此画中得到了灵感，我认为我就是那个走得快的孩子，而学校的分班级授课的制度就是绑在孩子腿上的绳索。我拿过比我高一级的姐姐正在被教授的六年级课本，认定那些课程对我已经毫无新意。而且，早就有这样的事了，低一年级的我帮助姐姐做高一年级的作业。只是现在说起来有点吹牛的不安感。
我本来想报考离家很近的位于祖家街街口的市立（男）三中，那时是男女分校。排到了报名窗口，人家要小学的毕业证书，并明言不收“同等学力”者，我只好去考私立的以教会伦敦会为依托的“平民中学”（现四十一中），一考就中，而且上学后仍是差不多年年考第一。
日本投降后父亲从青岛回来了，暂时消消停停。一天晚上他往家里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是文质彬彬的李新同志。当时，由国、共、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在搞国、共的停战。驻北京（平）的调处小组的共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将军。李新同志似是在叶将军身边工作。李新同志一到我们家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导权。他先是针对我刚刚发生的与姐姐的口角给我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理，讲得我哑口无言，五体投地，体会到一个全新的思考与做人的路子，也是一个天衣无缝，严密妥贴，战无不胜的论证方式。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做圣人的路子，遇事先自我批评，太伟大了。自我批评一开始也让我感到有些丢面子，感到勉强，但是你逃脱不开李新同志的分析，只能跟着他走，服气之后——你无法不服气的——想通了之后，其舒畅与光明无与伦比。
紧接着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奉学校之命准备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讲演比赛，比赛是第十一战区政治部举办的，要求讲时事政治的内容。父亲先表示对此不感兴趣，李新叔叔却说一定要讲，就讲三民主义与（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现在根本没有做到三民主义，也没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记得我的讲演中的一句话：
“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检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做到了吗？”
毋须客气，这次比赛的初中组，我讲得最好，连主持者在总结发言时都提到王蒙的讲话声如铜钟。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当然是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他们闻出了我的讲话的味道。我也学到了在白区进行合法斗争的第一课。
顺便说一下。代表我校高中生参加讲演比赛的是杨虎山，他在解放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曾任我国驻利比亚的大使。
李新同志后来主要从事党史研究与著述，是著名的党史专家。作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的雄辩，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与表达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创造性、坚定性、完整性、系统性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大放光明。
理论的力量在于与现实的联系。我满怀热情地迎接“国军”“美军”的到来，兴奋完了发现人们仍然是一贫如洗。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接收变“劫收”的贪官污吏，穷人无生计，一家四口服毒自杀，美军车横冲直撞，每天轧死多人，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食不裹腹，衣不敝体的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大吃大喝完毕脑满肠肥的狗男女们，他们正从我从来不敢问津的餐馆里走出来，餐馆发散出来的是一股股鸡鸭鱼肉油糖葱姜的气味，我确实对之切齿痛恨，确实相信“打土豪、分田地”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相信人民要的当然是平等正义的共产主义。
何况我正在读的书是巴金的《灭亡》，是曹禺的《日出》，是茅盾的《腐蚀》与《子夜》，还有绥摩拉菲支的《铁流》。这些书都告诉我社会已经腐烂，中国已经濒危，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大变革，是一场狂风暴雨，是铁与血的洗礼。
还不仅仅是这些带有社会批判倾向的作品，我回想，包括安徒生童话与格林童话，包括《卖火柴的小女孩》《活命水》《灰姑娘》《快乐的王子》《稻草人》《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白雪公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强烈的激动，世上有许多不义，世上有许多美丽善良诚实而又爱苦的人，世上有许多“国王的新衣”需要戳穿，有许多“灰姑娘”和“白雪公主”和“小人鱼”等待着爱她们的王子，有许多被魔鬼变成了石头的生灵等待着“活命水”（有点像观音大士的杨枝净水）的起死回生。我的感觉革命才是这样的复活生灵的活命水。现实有太多的丑恶，理想是多么美好动人，能够把丑恶的现实变成美好的理想的唯有革命，为此，我们所革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为革命也是为理想，付出再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文艺，尤其是文学常常会成为一个革命的因子，从我自己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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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要革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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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新成为对比的是国民党的官员。有一次我接到学校命令，必须收听市社会局长温某某的讲话。我们家的“话匣子”，是日本宣布投降后，住在胡同里的日军家属，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不得不以“跳楼”价卖掉一切东西、仓惶回国时，从她们手里买得的。
我完全不记得温局长讲了什么内容、为什么中学生必须听他的讲话，但是我记得他的怪声怪气，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我相信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是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他与李新同志的对比太如地下天上了。我当时立即坚信：李新同志、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作为新生力量的共产党，她讲得是多么光明，多么科学，多么有作为，多么激动人心啊！
还不仅仅是这两个人的对比。我读左翼著作，新名词，新思想，新观念，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强烈，鲜明，泼辣，讲得深，讲得透，讲得振聋发聩，醍醐灌顶，风雷电闪，通俗明白，耳目一新。而你再看旧政权的作品，例如蒋的《中国之命运》，半文半白，腐朽俗套，温温吞吞，含含糊糊，嘴里嚼着热茄子，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无法昭昭。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
平民中学有一个打垒球的传统，我现在还不明晰当时我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垒球是不是现名棒球的运动项目。垒球队有一个矮个子、高中二年级生，他是个性情活泼，机灵幽默，球风极佳的后垒手，名叫何平。即使他输了球漏了球，他的甜甜的潇洒的微笑也会为他赢得满场喝彩。一天中午我在操场上闲站，等待下午上课。他走过来与我交谈。我由于参加讲演比赛有成也已被许多同学知晓。他问我在读些什么书。
我回答了一些书名后说道：“……我的思想，”我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宣称：“——左倾！”
赶得别提多么巧，何平是老地下党员，我的宣示使他两眼放光，他从此成了我的革命的领路人。思想起来，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向并非熟知的同学做这样宣布的目的，也许我完全不懂得其危险性。我只能说这是历史，这是规律，这是天意，当革命的要求革命的依据革命的条件成熟而且强烈到连孩子都要作出革命的抉择革命的宣示的时候，当这种宣示就像木柴一样一碰就碰到了电火雷击的时候，这样的革命当然就完全是不可避免，无法遏止的了。
1986年冬，我在文化部长任上与一大批外国在华专家座谈。同座的还有一位比我小两岁、有过同样的曲折坎坷的经历的著名作家。我提到中国作家的左倾，提到左翼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我的这位同行兼好朋友就分辩说，他和他那一代人从来没有喜欢过左，从来是欲左也不可能。呜乎！我很惊讶，也很悲伤，到了一个仅仅比我小两岁的作家那里，左派竟然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名词了。夫复何言？谁可与言？
此后，父亲随李新同志去了解放区，到父亲的老师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去了。而我，也立即跟随何平走上了一心要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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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有没有童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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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匮乏和苦难，由于兵荒马乱，由于太早地对于政治的关切和参与，我说过，我没有童年。
我没有童年，但是我有五岁六岁七岁直到十几岁的经历，一年也不少，一天也不少。回想旧事，仍然有许多快乐和依恋。
我喜欢和同学一起出平则门（阜城门）去玩，城门洞有刺刀出鞘的站岗的日本兵。过往的中国百姓要给他们鞠躬，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记忆。一出城门就是树林，草花，庄稼，河沟，充满植物的香气，一路走着要跳几次水沟。到大跃进时为止，此地的钓鱼台那边一直是天然野趣。那里的窄窄的两行杨树林，秋天树叶变黄的时候发出一种类似酸梨的气味，踏着落叶在树林里徜徉，使人觉得诗意盎然。城市后来是怎样地成倍成倍地扩大着啊。
我更喜欢从西城家中走太平仓（现平安里南边一条街，过去，从西四到地安门那边的环行路公共交通都是走太平仓而不是平安里的。）经厂桥、东官房到北海后门。太平仓那边有几家高档的四合院，大门上用油漆写着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这些句子我早就学会了，不是从书本而从一些四合院的大门上学到的，这也说明我多次从那边走过。“芳草红”与“杏花红”的句子使我醉心，联想到了儿时学过的模范作文。
这些院落的围墙很高，有的墙上还绑着铁丝网，院里的树木把枝叶伸探到院外，院门经常紧闭，我从来到过任何人从这样的高级院落里出进。太平仓的胡同里两侧都是国槐，是典型的老北京的胡同——小街，在开通了从平安里拐弯的有轨电车道后，很少有车辆走这条要多拐几个弯的旧街。走在这样的胡同里，心情很微妙，应该算是一种享受。
一进北海后门，先听到的是水经过水闸下落的声音，立即感到了凉爽，进入了清凉世界。再向南走两步，响杨的树叶的巨大的哗哗声攫住了你，一时节世界只剩下了两排排列整齐、盖有年矣的杨树林，树干的疙里疙瘩与似曲实直，亭亭玉立与随风倾斜显示了既古旧久远又年轻潇洒的风格。《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抱怨过响杨的树叶噪音，我简直不懂。对于我，杨叶的作响是一片天籁，一片清凉，一片宽阔和生机。每听到北海后门两面排杨树的声音，我立刻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我得到的是盛夏酷暑中突然获救的感觉。
我也喜欢短时间的北京城向大自然的回归：夏夜，在院落中乃至到胡同口乘凉，听姐姐王洒背诵杜牧的咏什么“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确实那时的北京夏夜到处都能看到款款飞着的萤火虫。二姨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孩子由于丢掉了打醋的一毛钱，被继母打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死后变成了一只萤火虫，打着灯笼寻找他丢掉的一毛钱。从此我深为自己的母亲并非继母而特感幸福。
大雨之后胡同里积着齐膝的水，蜻蜓擦着水面飞。杨树上时有知了高唱。北京的国槐最多，春天则是小小的青虫，吊在从树干上垂下的丝上。我们解放前最后迁入的小绒线胡同二十七号，向东一拐，就有一棵特大的国槐树，我们的后院里也有一棵大槐树。后来，果然我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写到了槐花。秋天即使在庭院里也听得到蟋蟀的啼鸣。我曾经很热衷于养蟋蟀斗蟋蟀，热衷于给蟋蟀喂毛豆。行家告诉我，好蟋蟀需要喂人参，我就不明白了，谁知道什么是人参呢？
夏日我也喜欢养蝈蝈，我有细秫秸杆编成错落有致的蝈蝈笼，传说故宫的角楼就是参照了民间编蝈蝈笼子的方法修建的。我懂得如何给蝈蝈喂黄瓜、西瓜皮和南瓜花朵，我从小喜欢听蝈蝈的啼叫。我不懂为什么有人讨厌蝈蝈的啼叫，嫌它吵，就像有人嫌交响乐吵闹，还有人怕听提琴或者二胡，说是听了“脑仁儿疼”一样。
我喜欢所有的吆喝，卖小金鱼和大田螺，卖卤鸡和卖糖葫芦，这二者都有抽签奖励的促销手段。卖硬面饽饽的，是山东乐亭人。卖爬糕和凉粉，像男高音。冬夜则是卖羊头肉，切得比纸还薄，切出来的肉片变得透明。仅仅是卖一筐水萝卜也是叫得曲折宛转十分出彩。寒冷的深夜，有时会听到盲人算命者的笛子声，“梭米瑞多瑞米拉梭——梭（低八度）多米瑞多……”我觉得极其凄凉。家里人说，这些人名为算命实际上很可能是卖烟土——贩毒的。这使我更感神秘了。白天我也常常看到瞎子，可怜的很。有一些与我同龄的男孩老是欺负盲人，残疾人，还有一对乞丐母女母亲的样子像是有精神疾患。我同情她们。
现如今，大约是为了安抚老北京们的怀旧情意，组织了舞台上的旧京吆喝合唱，一片混乱嘈杂的蛤蟆闹坑，恶劣透了。舞台不是胡同，集中在聚光灯底下闹轰也不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季节品种的吆喝，合唱团员们哪里有小贩的心情与声带？生活与艺术紧紧相连，然而生活与艺术是不能互相照搬的，照搬卖货吆喝的方法不可能成功，而只能是更告诉人们，过去的一切已经成为永不复返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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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有没有童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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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看老舍的话剧《龙须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于是之饰演的主角程疯子，能很地道地吆喝一嗓子：“卖哎大啊吉恩（金）鱼吁，卖哎稀噢（小）吉恩（金）鱼吁拉哎（来）唉……”这里的“稀奥（小）”是全句的重点，要拉够长声，要清晰地传达出复合韵母的全部特点。但我也有不满足，在我的记忆中，北京的春天除了小金鱼，就是是说卖金鱼的都捎带着卖“大田螺蛳”，程疯子怎么忘了吆喝大田螺蛳了呢？
姐姐比我只大一岁半，我受了她和她的同学的玩法的影响，从小玩很多女孩儿的游戏：跳房子，踢毽，抓子儿（桃核与玻璃球），用丝线绑捆香包（小粽子），还有跳绳之类。但后来开始受到女孩的排斥，自己也觉得无趣了。
有几天我醉心于自己制造一部电影放映机，因为我知道了电影的原理和什么视觉留迹的作用。我想的是自己画出动画，装钉成册，迅速翻动册子，取得看电影的效果。努力良多，没有太成功。
我毕竟是男孩子，慢慢地就有了野一点的玩法，在墙头上玩打仗，每天没完没了地做手枪，时幻想着自己趁一只活像真枪的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嘎——咕，一枪毙“敌”于脚下。
但是我的蹦蹦跳跳的游戏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我上初中的第二学期，到西什库第四中学看我们学校与四中的棒球比赛。男生们一个个都抄近道从一个墙头跳下去，我犹犹豫豫，上了墙头，欲跳又止，下去了，右脚脖子歪了一下，疼痛难忍。结果，造成了脚腕处骨裂，养了一个多月，影响了上课，唯一的这一学期，我的考试没有进名次。我尝到了挫折的滋味，梦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优异成绩，却在成绩通知单上看到了失败。梦中的我一再追问，这是真的还是梦？梦中的回答是，不，这不是梦，这是真的，就是我考得好，骨裂了仍然考得好。这样的信心正是我无比的屈辱感的根源：愈相信自己就愈感到丢人。
说下大天来，我的童年过得还是太怯弱了啊。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送给过我一个鹰状风筝，我试了几次始终没有放起来，读鲁迅的《风筝》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比文章里的弟弟与哥哥更可怜，我竟无待于暴力与蛮横的摧毁，我竟无待于封建吃人文化的压制，先是我自己就怯了，跳墙骨裂，放风筝堕地，打架无力还手，不必旁人欺负，也不可能战胜任何一个人……
往者已矣，如今的北京已不是当年的城市，所有的儿时记忆已经没有可能再重现眼前。北海公园后门的水声依旧，但是杨树林的品种已经更新，不复有那哗哗的响动。到处车水马龙，到处高楼大厦，谁可以在墙头上掏出木头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呢？夏夜不再扑流萤，冬季的天空上也看不到成群的黑压压一片乌鸦飞过，春天听不到黄鹂，秋天听不到蟋蟀。
在新疆，我的二儿子王石经常自己做风筝，一放就放到半开空，我仰首观看，心旷神怡。有些心愿，自己这一代没有完成，下一代完成了，也是快乐。
在我68岁的生日，文化部给我开车的司机郝俊卿师傅送给了我一个大蜈蚣风筝，说是他看了我的有关放风筝的文字，他想，这还不容易吗？后来，我们一道有几次将风筝放到高空的经验。毕竟，一切希望都在人间，一切人间的希望都很可能实现，虽然可能是六十年后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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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雨果与周曼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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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老在回答为什么走上了文学写作之路的时候，曾经戏言：“因为从小数学就不及格。”
我有点不同。我从小喜欢数学。小学时候，没有比分析那些四则文字题更令人觉得有趣的了，鸡兔同笼，有头多少，有腿多少，问是多少鸡多少兔。和尚挑水，大和尚一人挑两桶，老和尚两人抬一桶，小和尚一人提一桶……问是三种和尚各是几位。到现在我仍然喜欢这种逻辑的分析，而且我深信有的孩子解不出这样的题，其实主要原因是语文障碍，问题的叙述，已经包含了解决问题的逻辑，但某些孩子读不明晰，弄不清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弄不清条件与设问的关系，觉得文字已经很绕脖子了，还谈得上解题吗？有的孩子做错了题则是由于对文字题的设问词、语、句的理解上出了毛病。听清楚话，看清楚文字谈何容易！此后的大半生有多少人看不清文字语句却要与你争论，老天！
后来在初中，则是平面几何使我如醉如痴，什么九点圆，什么悠勒尔线，那种完美，那种和谐，那种颠扑不破，那种从最简明的地点入手而徐徐升高，变得华彩炫目的过程，实是天机，实是上天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是上天给智慧的奖赏，是上天与智慧的联欢。而做一道证明题或作图题的过程如寻路，如觅光，如登山，如走出森林，那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分析的过程，那又是一个不断寻找，不断否定，不断舍弃，不断靠近，不断开辟的过程，当你慢慢走对了路的时候，你似乎听到了光明的合唱，你似乎看到了朝霞的绚烂，你似乎服膺了智慧的千姿百态，你似乎亲手造就了自身的成长，做出一道题你就长出一口气，你就又长高了一两个毫米。没有比逻辑和智慧更美丽更光明更忠诚更可靠的了。
我还要说，智慧的最高境界与忠诚密不可分，没有专心致志，没有始终如一，没有老实苦干，就只有小打小闹的阴谋诡计，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智慧使人变成巨人。智慧是美丽的。而在年逾七旬以后，我还要说，智慧是魅力，是风度，是远见也是胸怀。智慧是人化了的性感。智慧使男人变得高大英俊，使女子变得神奇迷人，智慧是美的孪生姐妹，智慧是善的明澈的观照。
我还要提到，我的初中几何老师王文溥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数学老师，他善于把一道几何题的做法，解决的过程说得栩栩如生，楚楚动人，诱人，他善于表达智慧的力量与快乐。我的喜欢数学与他的讲授关系太大。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四十一中的校庆日返校，见到他，他还在为我的弃数从文而惋惜。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你选择了别的路子……”
数学问题上我也表现了自己的狂想遐想。我做过一个题给王老师，我做了一个证明题，证明的是“点不能移动”。我的理由是，点从A移到B，必须先经过A与B中的中间点A’，而欲达到A’，必先经过A’’，欲达到A’’必先达到A’’’，而你是找不到那个最后的也就是距A最近的点的，这样点A的移动遂成为不可能。王老师大喜大笑，他说这是一个微积分的问题，是初等数学里所无法解决的，但是他欣赏我的钻研精神。
也有一次我与王老师讨论一道题的解法，我确实找到了比老师黑板上的演示更简明的解法，我举手，刚一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不等说完就打断了让我坐下了。为此，我受到了同班同学的嘲笑。我知道，老是有自以为高明的想法，并不会受集体和老师的欢迎，老显着你？讨厌！尤其是有了确实高明的想法，可能是更讨厌，不仅讨厌而且危险。我以为，一向虚怀若谷，对我宠爱有加的老师为什么不准我说话？只可能是一个原因，我刚一张口他就明白了，确实是他的演示不高明，那么与其让老师丢脸，不如让小小年纪的王蒙丢脸。在数学问题上出现了“人文思考”，麻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