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央团校的学员，作为一个前途无量的革命人，我正在学到的真理，将做到把新世界的钥匙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历史的罗盘和缰绳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创造自己的比世世代代先人更光明瑰丽的命运，把人类的新纪元的大门打开，开得大大的，把世世代代后人送到永远的幸福里。
著名的苏联科普作家伊林，除了写过名声极大的《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本名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此说深得吾心，我不是正在变成巨人吗？
我热爱和迷恋革命的理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党史，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家庭、私有财产和阶级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整风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青年运动，先锋主义与尾巴主义，桥梁作用与后备军作用……这些严丝合缝的逻辑论述，是怎样地战无不胜，包罗万相，明晰确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分析的利器，是分析的保证，王蒙何幸，自幼就掌握了真理，从此只能是步步向前，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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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秋天的发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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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期，我发现了秋天也发现了自己，发现了生活，也发现了志气，发现了毛泽东（读《长沙》比我当初也发现了诗：我不能虚度年华，不能碌碌无为，我必须努力，我应该努力，我自然要努力变成巨人。
我至今仍然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首词，认为它的完整与鲜明，匀称与格局超过了此后的许多诗词。只有《忆秦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能与之相比。《咏雪》很伟大，但《惜秦皇汉武……》几句未免平铺。《答李淑一》极感人，但“问讯吴刚所有……”两句未免太通俗。而《长沙》既精美又壮美，既纯净又豪迈，既兴之所至又无懈可击，乃极品也。
至于春天，我对春的感觉最迟。那是一九五零年，我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工作委员会任作部干事之后的事。
春的发现第一次是在北海公园，也受影响于《红楼梦》的阅读。北海前门，茶座那边的垂柳之下，无限依依的春水使我感到了春天。1950年的春天，我与姐姐王洒在石桥与牌坊近处赏湖，碰到了前来公园的女二中学生崔瑞芳。女二中在我所工作的第三区，而姐姐曾与崔共同参加过一个学习。我们说起话来。她的笑容使我难忘。而此后见到她，她不止一次问：“王蒙，你怎么会有那么小的姐姐？”我们似乎从此拉近了距离。
《红楼梦》的春天的描写则使我感到一种神经末梢的触动，感到一种悲哀与惶惑，有点拖泥带水。我毕竟是秋天生人，我更适合的是秋天。我的长子王山写过一首新诗《我是秋天的儿子》，我喜欢他的这个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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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充满阳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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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毕业的学员，我回到北京团市委，分配到了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的负责人。当时北京没有开过团代会，故先称“筹备委员会”，后改称“工作委员会”。后来第三区改为东四区，略有扩大，后来东四区又与东单区合并乃有东城区。
虽然只是巧合，但是我这次比较稳定地开始了新的工作之时，恰逢苏联外国文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加里宁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在中国发行，而且这本书被大大地宣传了一番。
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留着一个山羊胡子，给人以“加老”的感觉。加老的书深深打动了我，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这个提法最早出自马克思，含义是要克服资本主义使人服从流水生产线对于工作的极端局部的片面化的要求，克服生产线对于人的片面铸造），个个政治觉悟高，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姿态优美。记得加老的原话是由于人人练习舞蹈，连走路的姿势也是优美的，头脑明晰，谈吐优雅，组织纪律，热情洋溢，纯洁晶亮。同时我们也不知学习了多少次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共青团的任务》，主要之点是，共青团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简称“学习学习再学习。”
当时畅销的一本书，是苏联劳动英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写的自传。书名《最主要之点》。当时认为最精彩之点在于，当她访问美国并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的时候，美国记者问道：“你有多少钱？”她的回答是“两亿多”。美国人大惊，说“你有两亿卢布？”（注：当时苏联卢布的官方比价比美元高许多），她回答说是两亿多苏联人民。
这些提法令我如火如荼。我设想着经过我们这些青年工作干部的努力，我好像看得见这些青年的笑容，看得到他们打着的裹腿，听得到号令他们集合、起步走、卧倒……的哨音。
我的周围有一大批这样的充满阳光的青年骨干。团区委的同志，王晋（后任北京市府文教办主任）、段天顺（后任北京民政局长）等志同道合自不必说，各个中学的团总支书记、副书记……这些“学生干部”既是工作同仁，也是青春革命伙伴。男男女女的团干部，人小心大，重任在肩，读书求知，才智出色，一心革命，豪情如火，功课好，能讲演，善分析，同时具有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优秀得很。要不怎么说革命是亿万群众的伟大节日，革命时期一天十年！河北高中的郝柏林（后来的著名物理学家）范与中，五中的刘毓峻，一中的赵树枫，二十一中的何钢、陈良锟，女二中的刘倛、魏之光，女十一中的周美华、杨双挥，二十三中的白逎贤，以及二十二中、女十四中、道济护校等的团干部，都是我的好友我的激情与理想的见证。我们互相切磋，互相传递各种鼓舞人心的消息、思想、语句。晒得黑油油的郝柏林据说每天都要在地安门跑步，高声朗诵“高高的乌拉山啊……”他因此甚至获得了“乌拉山”的绰号。范与中绰号拼命三郎，如一团烈火。刘毓峻善于宣传鼓动。赵、何、陈分析什么都是鞭辟入里……与这些青春革命好友一起开总支书记联席会，汇报情况，传达指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不但是公务是工作，也是友谊、学习、“充电”和享受。我们共同享受着革命，享受着胜利，享受着荣耀，享受着青春，享受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外，不必讳言，他们对我也很佩服、亲近。
我把我们的这种对于人生、对于工作、对于青年的想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我致力于让我所联系的团组织的成员们懂得已经具备了怎样的可能，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怎样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使社会使国家使人类使我们自身比已有的现有的好上千倍万倍。现在所以还没有做到那么好，那是由于受到了剥削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偏见的影响。从有了人类文明，私有制与剥削制就禁锢了我们，我们甚至于来不及想一想，摆脱了私有制与剥削制，摆脱了私心私欲，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的真人！
我们的理想不但是建设全新的社会，而且培养起全新的社会主义的人，我们常说，敌人所以说我们的愿望是空想，那是因为出于剥削阶级的偏见，他们的阶级本能注定了他们不可能理解新人的出现的可能性。
一个是组织大报告，要让团员们真正动员起来。各个区的团委书记都极善于讲话，善于宣传鼓动，善于引用文学书籍上的材料和语言把青年人说得热血沸腾。同时，那个年代各个学校的团委也经常能请到一些英雄模范社会名流来给学生讲话，例如中国的保尔——吴运铎，还有一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有一个女工叫李凤莲，她小时候是童养媳，婆婆打她的时候说，一天不打你就要上天呢！后来她当了劳模，作为中国工会的代表，她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她坐上飞机的时候她想到她现在真的上天啦……天翻地覆，日月重光，祖祖辈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人民如今扬眉吐气，谁能不感动涕零？谁能不高呼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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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充满阳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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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组织文艺演出和联欢，正是在文艺节目当中，可以充分表达我们的美好的理想，我们的崇高的情操，我们的热烈的期望，我们的善良的心愿。有一阵。男校和女校联欢得都快疯了，革命带来的解放感青春感都是无与伦比的。革命是血腥的厮杀，革命的胜利带来的是天天艺术节，天天青年联欢节，天天爱情节。我永远不会忘记，女二中有一个叫做翟达的有点小胖子状的团员，她声音洪亮，宽广，领唱：“我们，唱一首最亲爱的歌，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当你走过普天之下，没有见过这样伟大的国家……”想一想近百年二百年来中国的屈辱经验吧，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亡国灭种，列强瓜分，军阀混战，河山破碎，引进了新思想的严复晚年只能抽鸦片，一代宗师的王国维只能投昆明湖自尽……就是喊口号背条条也没有这样宣扬过自己的祖国啊！
而二十三中的团的书记白逎贤会用他的男高音高唱：“哪里有这样的国家，像我的祖国一样美丽，看花开千万朵……”他唱的是苏联歌曲，但与我们的心相通。
我参加过一对母女的同时举行的婚礼，女儿是地下党员，自不待说，母亲从小受到封建家庭的压迫，直到解放后在女儿的启发下提高觉悟当了妇联干部，勇敢地支持姐妹们争取幸福，也勇敢地为自己营造幸福。
再一个我相信的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会议上（叫做生活会，真是可爱呀，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革命者的生活！）与私下里的交换意见。凡是好朋友，熟人，见面就会征求意见。“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这就是最最动人的友谊乃至爱情表白。关于给别人提意见，这就是魅力，这就是好心。我们都学会了吾日三省吾身，学会了君子相赠以言，学会了互作诤友，而绝对不作侫人。入木三分地分析自己的与他人的私心杂念，苦口婆心地劝导自己或者他人，解开思想包袱，放下思想负担，忘掉小我的小恩小怨小小不快，越是个人受挫越是要坦坦荡荡，阳光万丈，满足于快乐于无忧于大事业的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也变成了我的童子功，看家本领。
这样的做人、交友、处世态度，这样的人生基调我至今并不陌生更不丢弃。我给别人提过些什么批评，别人对自己提过些什么意见，倒真有点记不详细了。我记得同事中有一位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我们“帮助”他帮得不亦乐乎。他结婚，家里提供了一些物质条件，在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最后全部拒绝。而他的父母也没有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同志们（不是新郎新娘）贯彻政策给他的父母去电话，他的母亲说：“由于阶级的关系”，他们就不来了。
而我的被批评包括爱睡觉，丢三拉四，流露骄傲（如说某个爱说爱笑爱表现的女同志无知、不读书所以“可怜”）。还有一条，当时有一苏联影片《勇敢的人》，描写一苏联英雄青年，敌后大战，扒火车，炸大桥，救美人等，社会主义内容，好来坞形式，煞是好看。中间有一德国胖军官，半裸着在小溪中洗澡，吹着口琴。我姐姐很敏感，学会了这个口琴旋律，又教给了我，我想它也是来自德国民间音乐旋律。我也就没事哼哼起来，同志们普遍认为我哼哼德寇的口琴小调是“感情不健康”的表现。
一个骄傲的问题，一个感情健康的问题，我始终是警惕的。人不应该骄傲，骄傲令与你一起的人讨厌，这是毫无疑问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与集体相比较，与人民相比较，个人不足恃，这些我都心悦诚服。感情健康问题我接受一部分批评，人是不可以放肆的，人应该时时自律，我同意。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例如苏联小说中极力描写渲染的人的美感、多情、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在我们这里动辄被说成是“不健康”“小资产阶级”？赏雨赏花，看云看鸟，追忆梦想，拭泪微笑，这些苏联人做起来就是美好，我们做起来就是不健康？这些又与大小“资产阶级”有什么关联？
直到此后大搞反修的时候，我才明白了，我确实是有不健康之处的，否则何必那么喜欢苏联？
那时我最爱读的苏联小说是《幸福》，作者巴甫连柯。我读了他描写第二号女主人公列娜的心情的文字：“陶醉于这个夏夜之美，列娜想到人生有多么漫长……”，像读了圣经，那种终极性的感动与体悟令我融化又令我升华。我也喜欢他描写红军在二战后期一个又一个地解放许多欧洲国家的情景。特别是他描写的维也纳，那里的圆舞曲。他还喜欢描写斯大林，令人神往。这一切如诗如梦，即使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能在纸上写出这样的东西也令人温暖和感动，佩服和赞赏。书里描写了克里米亚的葡萄酒，描写了美国客人的粗野与蛮横。书里他还写了一个苏联的战争孤儿，重度残废，但是仍然充满生活的热情与奋斗的志气，而美国客人认为这样的孩子活着只能带来痛苦。敢情美国人这样浑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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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充满阳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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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知道，巴甫连柯其人但制造个人迷信，而且善打报告，害人致死，苏联二十年代的大清洗中，他做过许多害人的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十年后我曾经与一位曾驻苏联的外交使节谈起五十年代的一些事，他评论说：“那样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啦。”
有许多事都是一去不复返了，激动完了，你必须面对现实，面对完了你仍然会记起过往的一切。
我背诵了许多俄苏诗人的诗。我入迷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还有“……同干一杯吧我的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让我们用酒来浇愁酒杯在哪儿？像这样欢乐就会涌上心头……”等等
是的，能够亲切地怀恋往事的人是幸福的，能够想起你的不幸（或者干脆是幸运呢？）的青春时代的好友的人是有福了。怀恋和好友也许不能代替政策，却能产生普希金式的诗。
我也喜欢普希金的形象，他不算高大，但是秀气英俊，永远年轻，特别是一帧他手持后披的斗篷向前行进的照片。
我会背诵《青年近卫军》里奥列格朗读的诗：“不，我们既不恐惧也不忧伤生活之路并不使我们惊慌……”还有苏尔科夫的诗：“亲爱的不要紧就让那白发霜生在两鬓……请问哪一个真正的男人没有战争洒下的白盐粉？”
法国的左翼人士法齐，土耳其被囚禁的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智利的聂鲁达与巴西的亚马多的诗也叫我感动
我最爱看的电影是苏联电影。《勇敢的人》我看过三遍。《幸福的生活》我看过五、六遍。而《攻克柏林》（上下集）我至少看过七遍。所有这些影片都在观众的狂呼和鼓掌中放映。我坚信，如影片《攻克柏林》中的女教师、美丽的娜塔莎在花丛中行进的场面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
新中国的电影则是刚刚起步。第一部故事片，长春制片厂的《桥》，我们在中央团校就读期间已经看过了，此后的,《中华女儿》《赵一曼》都堪称党课教材，崇高英勇，抛头颅，洒热血，名存千秋。
我也组织指导区里的一些中学生的1951年新年联欢，我努力让他们做得最美最好，充分体现解放了的新中国的无限美丽。我为自己设计了1951一年的新年到来的情景，不是像苏联影片那样倒计时等待1952年的钟声敲响，而是在“检查”了几个中学的新年活动之后，恰恰在午夜前后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我从16岁走到了17岁，从1951年走到了1952年，我是行进着迎接新的时间新的前景的，我是多么幸福！
在这段时间恰好出版了卓娅的母亲柳·科斯莫季缅扬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舒拉是卓娅的弟弟，坦克兵，在二战中英勇牺牲。母亲曾经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她讲道：“你们能够赢得和平，因为世界上有苏联！”我爱这句话胜过了一切诗句，我甚至能够想像伟大的母亲讲话的声音，慈祥而又沧凉，坚毅而又从容，她白发苍苍，她代表人类和上苍，中国人有权利也有义务表达对她的爱。我曾经为她们而感动，我的青春与这些人在一起，这是我永远的骄傲。
还必须提到“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著作《把一切献给党》，他为了革命的军工事业，致重伤至残，但是他仍然坚持着为革命做奉献。革命者的精神韧力，发人深省，可泣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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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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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想起瑞芳，我想到的是她从小革命的经历，她在学校担负的繁重的工作，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夜夜加班，在那里统计“三反”“五反”的战果。她的笑容使整个区委大院光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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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终于离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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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补叙一下我的父母的事情。在成为地下党联系的一个“进步关系”之后，更不要说在入党之后，有一个万能的解释使我无往而不通透。那就是，人们的一切苦恼，一切不幸来自万恶的旧社会的制度。不论是贫穷、压迫、仇恨、欺骗、叛卖、悲苦、恶习、传染病、迷信、愚昧……都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建立了崭新的平等、公有、翻身、解放的新社会以后，各种死结都能解开，各种忿愤都能释放……
在1950年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我读到过一篇写斯大林的文章，说是斯大林擦干了人们眼角的泪水。这太让人感动了，一个政党，一个政治领导人，把千千万万个愁苦人的眼泪擦干了，世世代代苦难尝遍的劳苦人民，终于破涕为笑，舒展了皱纹，舒放开嘴角，这样的情景令人何等地感慨！
我一度认为父与母的生活也将揭开崭新的一页。一解放，身为华北大学四部研究员的父亲穿着灰色干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亲不久也成了区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我还以为从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当我知道父亲去了这么多年解放区却并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当我知道父亲在华北大学没有多少事可做，后来应聘到辅仁大学哲学系教书，而且他的课反映并不怎么样的时候，我失望了。母亲在全国妇联幼儿园的工作也没有能坚持下去，很简单，那里太辛苦了。而等到我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父亲又把他的离婚的问题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亲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从一解放起，差不多，总是父亲来找我，来诉苦，来出题目，来讲他的苦衷，讲他这一生有多少潜力被压制着，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资质（这是他爱讲的一个词）是怎样地被忽视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种状况有时候让我痛苦、无奈直到愤慨。为什么我从十来岁就要背起自己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还有上一代人的种种重担！
从理论上我认定，父亲与母亲离婚有可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可能，离婚有可能成为一种文明，我来操办。我曾与全国妇联幼儿园的杨园长讲座过母亲的离婚问题，杨园长提出两点，第一，根据她与母亲的谈话，她认为母亲对父亲不无感情。第二，母亲的年龄正在临界点上，她再老一点就会全心全力地只顾孩子，再年轻一点，她会优先考虑丈夫。现在，她处于两难时间段。我从她的分析中得洋到什么帮助。
母亲提出每月50元的赡养费用，我说服父亲一口答应，当时父亲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采取了手段，第一，我答应每月给母亲送去50元后，再想办法要出钱来转手给父亲，至少退“税”20元，就是说父亲应该负担30元左右的费用给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们生活自立为止。第二，我明白，他们二人订的协议并无法律效力，先办了离婚，给父亲以自由，给母亲以尊严，其他的，再说。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确定离婚了，他似乎依依不舍，和全家，和母亲合影留念，眼泪汪汪，以至于我与姐姐等人以为他不离了，倒是母亲反过来说了点冠冕堂皇的话：这并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谁让我们赶上了旧社会，祝你前途光明远大。
当然，这些事后来办得很麻烦，为此我甚至于向旁人借过债，作为周转金。
然后父亲匆匆结了婚，不久又闹了起来，其火爆程度不亚于过去。然后父亲的潜力永远被压抑着。他常常来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大吐苦水：新婚失败，工作成绩不被肯定，群众关系（与周围同事关系）不佳，领导不待见，钱不够花，营养没有保证，缺东少西，邻居不讲礼貌，我的弟弟妹妹拒绝见他，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没有社交活动……他又善于抒情，讲得阴毒痉挛，颠狂冷笑，活不下去。什么（受到了）凌辱，什么他现在的地位是“次小尼姑”（意指《阿Q正传》中地位最低的人物是小尼姑，连阿Q都敢消遣之），什么他准备退职当“家庭主男”……都很刺激人。我不准备再回忆下去了。我得到一个教训，一个男人，尽量不要诉苦，不要把自己的罪过压力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不要搞痛苦与负担的接力传送，转嫁旁人尤其不要把自己的日子过不好告诉自己的孩子。一个男人一定要咬得紧牙关，不论什么处境，自己起码要扛得住自己。
但是父亲有一个特点，至今我也分析不清楚，他当时已因院系调整到了北大哲学系，他几乎对谁都不满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歌颂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他读列宁的《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笔记》，那种兴奋，那种服膺，那种称颂，堪称感天动地。他读毛主席的“两论”也是称颂备至，他对所有的大事大是大非都坚决听党的听中央的，而且，他对我这样带着激情，带着真情实感来讲，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几次几十次，不像是作秀也绝无作秀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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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终于离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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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全部表现中，唯一带点政治上的另类色彩的是他常常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重大的场面上的活动的参加者的名单，谁谁主持，谁谁讲话，谁谁剪彩，参加者有张某某，李某某……他会说：“老是一样的名单，多么寂寞啊。”
我的反应差不多是轻蔑地一笑：怎么着，您想上这个台盘吗？
我记不清与父亲谈他的思想情绪工作直到生活经济问题几十次还是上百次，我每次都雄辩地，情理并茂地给以忠言，给以鼓舞，给以严肃的批评。一时会好一点，基本上没有效果。当然，每次临别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我们一道吃了点饭，他会再抒正面的情，什么为时不晚，他的资质不差，他要振作起来，要从头做起，从现在努力，正好做出成绩。
我读过巴甫连柯的一个短篇小说《话的力量》，是讲斯大林青年时代信守承诺的故事。而与父亲谈话，我感到的是话的没有力量。
批判胡适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我开始有点瞧他不起，无法设想人民日报会刊登他的文章。没几天，人民日报把大样寄给了他，他兴奋若狂，怎么样扬眉吐气，怎么样拿稿费请我们吃西餐，都说到了。他根据人民日报理论版的编辑王若水同志的意见反复对文章做了修改，每天等待着大作的发表。一天晚上他突然前来，拿着王的信，就是说最后决定不用他的文章了。于是冷水浇头，全部泡汤。他痛苦得要死要活，比范进、比孔乙己还要狼狈得多。当天晚上他睡在我的房间，半夜腹痛，洋相出尽。我们的团区委当时已迁移到东四北大街靠近北新桥处，我自己一间办公室，并设了床铺。
父亲永远想得很多，知道生活应该是怎么样，他自己本可以是怎么样。同时他永远纠缠于现实种种无聊的麻烦之中。他永远期盼着自己的潜力，他确实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穷潜力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发挥出来，这大致是真的。至于他的潜力到底如何，由于迄未发挥，难以鉴定，死无对证。
我通过区里有关部门，给母亲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她大致胜任。有一段她被吸收去听党课，她很兴奋，声称自己“入党了”，不知为什么，此事没有下文——可能与1957年后的形势与我的变故有关。
那时我们住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两个微型小院。父亲到前院看我，母亲甚至给他做过饭，符合我的文明离婚的设想。赡养费用的猫腻终于曝了光，改成了35元，母亲也接受了。
直到1956年，母亲得知父亲的后妻怀了孩子，母亲突然大怒，一直对父亲抱咬牙切齿的态度。此后母亲一直是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她张口闭口都是讲一个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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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初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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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特别无拘无束的年代。许多男女生恋爱，我们只觉得特别美好，从来没有那些学生不能谈恋爱之类的想法。所以，我后来称这个时期为恋爱的季节。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那时的中国是爱情的自由王国。
前边我说到过周曼华，那只是童年的一些遐想。我在区里工作期间，常常和一些女中的团干部打交道，我虽然不是贾宝玉，但我同样有男浊女清之叹。我相信所有的男生都有过近贾宝玉的想法，《红楼梦》首次把它写得那么夸张和生动，但毕竟不必大惊小怪。这些女生热情、聪明、长得好看，说话好听，都在男生之上。我相信没有青年的积极参预就没有革命，没有女青年的参预，就更没有革命。当你想到苏联的革命者的时候，你难道能够不想到永远的苏菲娅吗？
我对其中一位矮个子的梳长辫子的高材生突然感到非常亲切，一个周末，本来无事，我临时决定到这个学校找她谈谈工作乃至谈谈思想。从小经历的组织生活，参加区委组织的学校支部的党员假期学习，使我已经很喜欢谈甚至自以为很善于谈思想品德修养。
她来了。在她来的那一刹那，我的所有的遐想都消失干净了。她的绝对的纯洁与郑重，使我立即回到了工作中，没有余地，没有空间，没有任何其他念头。
然而与芳就完全不同了。冬天来了，崔瑞芳到区委临时工作，使我感觉快乐。区委。大院子。冬天。三反五反。运动过后一切都会特别纯洁。一个女中学生党员，参加着火热的斗争。这些都令我醉心。头一年，就是1950年夏天，她到由我们团委组织的“暑期生活指导委员会”来开过会。她的笑容与善意十分迷人。那时她是女二中的学生会主席。她从1947年就是地下盟员，1949年夏入党。她还担任过首届的少先队大队长。
到了1951年-1952年冬季，她来到区里做“三反五反”，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
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爱情。而我那个时期，我知道的是苏菲娅、喀秋莎，刑场上的婚礼，绝命书……还有苏尔科夫的诗，他的不只一首诗描写小伙子对于美丽的姑娘的追求，而姑娘的回答是要看小伙子能不能得到劳动模范的奖章。
每当我想起瑞芳，我想到的是她从小革命的经历，她在学校担负的繁重的工作，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夜夜加班在那里统计“三反”“五反”的战果。她的笑容使整个区委大院光亮起来了。
我把一本薄薄的苏联小说《少年日记》借给她看。她后来说，我当时自己在读《安娜·卡列尼娜》，而给她读的是一本类似儿童文学的书，使她愤怒，她也不想看。
对于我来说，爱情是风，是歌。我才刚往追求瑞芳上动了一下念头，忽地呼呼地，大风、飓风、龙卷风吹得我离了地，在天空逡巡，城市和乡村，星辰和山河都在我身旁旋转。我唱：“从前在我少年时/鬓发未白气力壮/朝思暮想去航海……但海风使我忧/波浪使我愁……”我唱：“我曾漫游过全个宇宙/找不到一个爱人/如今在我的故国露西亚（俄罗斯）/爱情在向我召唤……”我唱“我的歌声飞过海洋/爱人啊你别悲伤/国家派我们到海洋/要掀起惊天风浪……”我唱“唱个歌儿给我听吧/快乐的风啊……”我也唱“正月里闹元宵/金扁绣开了……”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革命歌曲里头基本不唱爱情，也有几句，“一对对绵羊/并排排走/谁和我相好/手拉手。”和“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就属哥哥好。”但是，它们未免太简单了，我觉得还夹杂着打趣，无法表达我的感情。
我得知她在班上写的作文《看苏联影片〈她在保卫祖国〉》被老师和同学称道。我得知她走在街道上被解放军的骑兵撞成了轻伤。我在“五·一”劳动节之夜，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寻找瑞芳，而居然找到了，这一年的“五·一”之夜我们一直狂欢到天明。
初恋似乎还意味着北海公园。漪澜堂和白塔，五龙亭和濠浦涧，垂柳、荷叶和小船，都使我们为城市，为生活，为青春而感动。我们首次在北海公园见的面，此后也多次来北海公园。我们在北海公园碰到过雨、雷和风。东四区离北海后门比较近，常常有团日在北海举行。有一次一个中学的团员在那里活动，轮到我给他们讲话的时候，晚霞正美，我建议先用一分钟大家欣赏晚霞，全场轰动。
但我们第一次两个人游公园是中山公园，那一天我一直唱《内蒙春光》里的主题歌：“草儿哟青青，溪水长，风吹哟，草低，见牛羊……”所有的美好的歌曲都与爱情相通。同一天我们一起在西单首都影院看了电影《萨根的春天》。看罢电影，在我幸福得尥蹦的时刻，瑞芳却说，我们不要再来往了吧。
大风吹得我天昏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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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初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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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情绪波动，没完没了，当然她只是个中学生，她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与我定下一切来呢？一会儿她对我极好，一会儿她说我不了解她，说是让过去的都永远地过去吧，一会儿边说再见边祝福我取得更大的惊人的成就。有一个多月我们已经不联系了，但是次年在北海“五·一”游园时又见了面。此次游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唱着《人民海军向前进》，铜管乐队伴奏。这个歌也永远与我的青春与爱情联系在一起。她事后还来电话说我不应该见到她那样躲避。唔，除了唱歌哼哼歌，除了读世界小说名著，除了含着泪喝下一杯啤酒，我能说什么呢？
是的，初恋是一杯又一杯美酒，有了初恋，一切都变得那样醉人。
1952年的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结束后，瑞芳她们参加了团市委组织的在红山口的干部露营，我去看了一下，走了。我走的时候工地上播送的是好听的男高音独《唱歌唱二郎山》高音喇叭中的独唱声音摇曳，而我渐行渐远。瑞芳说，她从背景看着我，若有所动。这时，我们的来往终于有了相当的基础了。回到北京市，我还给我区参加中学生干部露营的人们写了一封信，说到我下山的时候，已觉秋意满怀。包括瑞芳在内的几个人，都对我的秋意满怀四个字感觉兴趣。
1952年冬天，我唯一的一个冬天，差不多每个周六晚上去什刹海溜冰场滑冰。那时的冰场其实很简陋，但是第一小卖部有冰凉的红果汤好买。冬天的红果汤的颜色，那是超人间的奇迹。第二，服务部免费给顾客电磨冰刀，磨刀时四溅的火星也令人神往。第三，最重要的是冰场上的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苏联歌曲，最让我感动的是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多声部的俄罗斯女声合唱，民歌嗓子，浑厚炽烈，天真娇美，令人泪下：
晚霞中有一个青年，
他目光向我一闪……
有谁知道他呢，
为什么目光一闪，
为什么目光一闪？
最后一句更是摄魂夺魄。
1953年以后，我再也没有滑过冰，也再没有听到过这样好听的《有谁知道他呢》，直到52年以后，我才在莫斯科宇宙饭店听到了一次原装原味的俄罗斯女孩的演唱。而一切已经时过境迁，江山依旧，人事国事全非。
我流泪不止。
那个期间我读过弗拉伊尔曼的《早恋》，描写一个男孩把自己喜欢的一个女孩的名字通过粘贴后晒太阳的方法印到自己的胸上，还写他和妈妈怎样善待与妈妈已经离异的父亲与他的新婚妻子。小说的内容与我的心绪不沾边，但是小说对于人的心理的细腻描写仍然击中了我的神经，人与人，男与女，孩子与少年之间，原来有那么多风景，那么多感动。
我也读了屠格涅夫的《初恋》。它的孩子初恋的原来是父亲的情人的描写我很讨厌。一个小孩子爱一个大女人的故事也早就不适合我了。但是它的结尾处的抒情独“青春，青春，你什么都不在乎……连忧愁都给你以安慰……”我已经永远地背诵下来了。
我有没有初恋呢？我的第一个爱的人是芳。我的新婚妻子是芳。现在快要与我度金婚的妻子还是芳。但是，团区委的岁月，仍然是我的初恋，后来1955年至1956年我们有一年时光中断了来往，这是初恋的结束。初恋最美好。初恋常常不成功，这大体上仍然是对的。直到1956年夏天，我们开始了真正的青年人的恋情，1956年夏天的重逢使我如遭雷电击穿，一种近似先验的力量，一种与生命同在或者比生命还要郑重的存在才是值得珍惜的与不可缺少的。而所有的轻率，所有的迷惑，所有的无知从此再无痕迹。2004年我在莫斯科看巴蕾舞剧《天鹅湖》，我看到王子受了黑天鹅的迷惑，快要忘记白天鹅奥杰塔的时刻，舞台的背景上出现了一个窗口，是白天鹅的匆忙急迫的舞蹈，这使我回想旧事，热泪盈眶。人生中确实有这样的遭遇，这样的试炼，这样的关口，这样的陷阱。我们都有可能落入陷阱，万劫而不复。这样的故事我就知道不止一个。
我这一生常常失误，常常中招，常常轻信而造成许多狼狈。但是毕竟我还算善良，从不有意害人整人，不伤阴德，才得到护佑，在关系一生爱情婚姻的大事上没有陷入苦海。1956年我们相互的选择仍然与初恋时一样，我们永远这样。这帮助我谍过了多少惊险。这样的幸运并不是人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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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艺术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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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工作和学习，我也喜欢假日，我差不多把全部宝贵的休息时间（这个时间常常被占用），用到了阅读和欣赏（电影与演出）上。
作为一名青年工作者，我享有一个方便：常常获得各种文艺演出的赠票。还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我就看过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爱国者》，表现一个女革命家，如何在酷刑之下坚贞不屈。女演员的嗓子沙沙的，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力。刑讯的场面是通过投影表现的，惊心动魄。演出前廖承志同志前去中央团校讲课，还特别提到这出戏，当时，廖是“青艺”的院长，全国青联的主席。
我也看了两个版本的歌剧《刘胡兰》，和歌剧《白毛女》《赤叶河》和《血泪仇》。看完这些歌剧，我们的同伴，团区委的这些人，连喊带叫，兴奋得要命，充满阶级义愤，恨不得亲手把黄世仁毙掉。我在东单铁道部礼堂看《赤叶河》时，旁边坐着一个工人模样的人，他的口里发出了浓重的蒜气，我拼命抑制住自己的不适，努力说服自己，他的口气虽然不算清新，然而，他是我们的阶级弟兄，是最可爱的人，现在我面临的考验就是，以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嫌弃人家的蒜味呢，还是以无产阶级的情感来爱自己的阶级弟兄呢？我当然选择了后者。
我喜欢《刘胡兰》的旋律的晋剧味道与《白毛女》的河北梆子味道。“刀杀我，斧砍我，你不该这样糟蹋我……”一曲昂扬，二曲血泪，三曲绕梁，革命天生地与人民的文艺相亲。中国民歌民乐地方戏曲的忧愤、压抑、痛苦、火热、大喊大叫，天生与革命相亲，叫做一拍即合，绝了！
“洋（意大利）歌剧”也同样感动青春。我深深地为张权与李光曦演出的《茶花女》而激动，为饮酒歌而神彩飞扬，为薇奥列塔与阿尔佛雷德最后的二重唱而悲痛愤怒，在女主人公死前，他们唱道：“让我们离开这万恶的世界，去到那遥远的地方……”，我想告诉他们，“让我们摧毁万恶的旧世界，缔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吧。”
普契尼与威尔第的艺术，也修建了通向革命的大路！
我也在春节前后看过小白玉霜的评剧《小女婿》与李桂云的河北梆子《陈妙常》。前者内容虽然浅白，唱得却是甜美温柔，深情动人。我至今能学两口：“鸟噢入呜林，鸡上窝喔喔噢，，黑嘿了啊噢天安嗯……”后者我更喜欢的是音乐，是伴奏的笛子，也是表演。而不论深也罢浅也罢，戏里弥漫着的仍然进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得不到幸福生活的悲哀。
那时候当然没有其他手段，然而仅仅从电子管收音机里，我也听遍了各地民歌与接近民歌的创作歌曲。共产党来了，我才知道中国各地有这样多精彩的民歌民乐，而国民党与日本时期，北京的空气里震响着的只有流行歌曲，靡靡之音。共产党能不胜吗？东北的《五更小调》《王二嫂拜年》，西北的《十二把镰刀》《信天游》《在那遥远的地方》，云南的《小河淌水》《猜调》，山西的《绣金扁》《兰花花》，新疆的《迎春舞曲》《新疆好》，内蒙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西藏的《藏族人民歌唱解放军》。我特别得意的是，一听《兰花花》我就觉得不凡，“你要是死来你早早地死，前晌你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词与调，这就是革命的火焰。一个同事听到这里说：“这个浪丫头！”我感到了太多的亵渎。我不喜欢。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文学与艺术，歌曲与音乐都包含了太多的神圣，它不能容忍“凡人”的说三道四，甚至讨厌幽默。年轻人容易做到伤感和激情，却还太娇嫩，容不下幽默感。
还有一个是内蒙的歌手宝音得力格，她的长调我根本听不出是唱什么，但是我断定，她唱得太好了。
不久，《兰花花》大红大紫，苏军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尼基丁在独唱中也用中文演唱了《兰花花》。而宝音得力格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了大奖。我不能不肯定自己，是有听力有耳朵的。
我有一两次是自己云买票看中央歌舞团的演出，他们表演的红绸舞十分动人。
我更有幸看了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演出。乌兰诺娃的芭蕾。卓娅、米哈依洛夫、尼基丁、哈丽玛·纳赛洛娃（哈萨克）、塔玛拉·哈侬（乌兹别克）、拉西德·培布托夫（阿赛尔拜疆），都令我叹为听止。尤其是米哈依洛夫唱的《伏尔加船夫曲》，深沉压抑。我相信这个歌加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的纤夫》也是十月革命的精神资源之一个组成部分。俄罗斯的文学与艺术太强烈太悲愤了，它必然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