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丁唱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华丽柔软，略嫌奶油。哈萨克歌手哈丽玛唱的《哈萨克圆舞曲》，开阔明亮，回肠荡气。她的融笑于歌，令我倾倒。阿赛尔拜疆的拉西德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卖布谣》，表现力十分丰富，摄人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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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艺术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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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艺术是生活的真味，是生活的升华，是生活的动力，是幸福的源泉，是精神的攀升，是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生活应该通向艺术，只有通向艺术的生活才是值得的生活，才是新社会新人的生活。
这样，我也就对那些过于缺少艺术细胞的人感到遗憾，甚至对他们有所轻视，至少是有所疏离。这种对艺术的痴迷此后也令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何况我还在收音机里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莫扎特，也听刘天华与瞎子阿炳。我知道人本来可以多么深情，多么文明，多么丰富，多么灿烂。而现实是……我想起了契诃夫的戏剧里人物的一句话：“多么野蛮的生活啊。”
我喜欢鲍罗金的管弦乐《中亚细亚的草原》,喜欢那种悠长与缠绵，无垠与眷恋的交织。我喜欢李姆斯基·哥萨柯夫的《谢赫拉萨达》组曲，即《一千零一夜》，它堪称华美流畅。我也爱唱格林卡的歌《北方的星》与德沃夏克的歌《母亲教我的歌》。所有的好的艺术成果都直入我心，深入我魂。我在团区委书记刘力邦的家里听过郭兰英的歌唱唱片，她的多情和纯正的声音同样令我陶醉流连。黄虹的《小河淌水》与《猜调》也给我以极大的喜悦。
我把更多的空闲时间放到阅读上了。我喜欢读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巨浪》。我知道他确有写得匆忙和粗糙的地方，但是毕竟他有宏大的格局，鸟瞰的眼光，浪漫的色彩，缤纷的回忆与无限的情思。以爱伦堡的处境和经历，他的情思真是难得！我至今记得他写到的游击队的歌词：
快点打口哨，
同志，
是战斗的时候了。
我现在已经看不出这词有什么好处，但是当时这三句词也令我热泪如注。
《暴风雨》以后写到二战后的保卫和平运动，他的新书叫做《九级浪》，也算“与生活同步”。我记得他写到的法国的贪吃的闲散的主人公，他每次正餐，都给战争中牺牲的家人留下座位，惊心动魄。
我喜欢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的笔触细腻生动，精当神奇。我从中开始感受到了爱情，感受到了人生，感受到了交际、接触、魅力与神秘，更感受到了文学的精雕细刻的匠心与力量。安娜与渥伦斯基的见面，列文与吉提的滑冰，安娜儿子阿廖莎的生日，一次次舞会晚会，安娜的梦与死，都使我体会到了真正的不朽。
我用更舒适更贴近的心情读屠格涅夫。丽尼的译本优雅已极。《贵族之家》的丽莎后来作了修女。《前夜》里的叶卡杰琳娜鼓舞了保加利亚的革命者。《前夜》给人一种特别饱满的艺术享受。
而陀斯妥耶夫斯基令我震惊，他的行文像是大河滚滚，浊浪排空，你怎么难受他怎么写，他亲手摧毁你的（阅读中的）一切希望一切心愿，他让你绝望让你疯狂，他该有多么痛苦！
1952年的深秋与初冬的夜晚我在阅读巴尔扎克中度过。我佩服与感动的是描写的准确性，一切都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人生有太多的精彩，而一切精彩只有在成为文学作品之后才能流传下去，比生命更光辉，比生命更永久。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伤逝》是一首长长的散文诗。《孤独者》与《在酒楼上》字字血泪。我尤其喜欢他的《野草》，喜欢《秋夜》《风筝》与《好的故事》，还有《雪》：“那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于是我也变得冷峻和忧愤起来，对茫茫人世，对麻木与冷漠者，对毫无恶意却每每做出伤害他人的事的人——如《祝福》中给祥林嫂讲死后对于再嫁者的惩罚的杨嫂——鲁迅最善于写这种浑仔愚妇，我感到巨大的失落。
我同时愈来愈喜爱契柯夫，他的忧郁，他的深思，他的叹息，他的双眼里含着的泪，叫我神魂颠倒。我也特别喜欢汝龙的翻译，顺溜而且文雅，含蓄而且深沉，字字句句都深入我心，发芽生长。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专家列斯里指导了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万尼亚舅舅》，我找来了焦菊隐译自英语版的《契诃夫戏剧集》，《海鸥》《三姊妹》《凡尼亚舅舅》《樱桃园》，它们使我迷狂。日常的生活，风景，烦闷，失望与不断破碎着的幻梦，怎么让契诃夫看似毫不费力地一鼓捣，就成了那样动人的戏剧。那是充溢着人生的况味，人的气息，大自然的形体与生命的无限苦恼的戏，那些戏里的对白，更是诗一样的散文，这正是我的最爱我的寻觅。我背诵着这些戏剧里的台词，万尼亚说的“大雨过去了……”，索尼亚说的“我们会有休息的……”《樱桃园》的结尾处作者对于效果的说明，天外传来的奇特的声音，斧子落到樱桃树上，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些人就这样毁灭了，然而塔妮娅梦想着新的生活，虽然没有人知道新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些，读来如得天启，如醍醐贯顶，如脱胎换骨，如五内俱洗，如灵魂升扬……我感到的是一种战栗，一种新生，一种解脱和一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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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艺术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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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购买《万尼亚舅舅》的门票，我不惜时间去排队。我还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剧场实况节目的编辑写信，要求播送。我得到了回信告诉了我播送的时间，但到时并未播送，不知其原由。
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他能写出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绝不教条，绝不老套，绝不投合，然而它是最绚丽最丰富也最进步最革命最正确的。古往今来，再不会有人写出这样的精神世界来了。纯净深邃的奥列格、幽谷百合般的邬丽娅、野性神勇的邱列宁、尤其是火一样花一样的刘芭……有这样的青年的国家只能是苏联，只能是列宁斯大林缔造的国家。
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狂想也想不出这样美丽的精神世界。
我相信，文学提升了人生，文学使男人英武而使女人美丽，文学使生活鲜艳而使战斗豪迈，文学使思想丰富使情感深邃使话语与岁月迷人，文学使天与地，月与星，鸟与兽，花与草，使金木水火土都洋溢着生命。文学与革命都追求献身，追求完美，追求圣洁，追求爱恋和永恒，文学是多么光辉的事业！
反过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某些作品，写合作化人物心里就只有一个合作化，写扫盲人物心里就只有一个扫盲，写养猪人物心里就只有养猪，把人奶让给猪吃。我们的人物为什么这样单打一，干巴巴呢？
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文学与艺术，对于我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不仅仅是娱乐的方式，接受它们的时候，我的投入我的激动我的沉浸，使它们成为我的年轻的生命的价值追求，价值标准，价值情愫。美好，诗意，才华，深情，感动，凝思，升华和永恒，不仅是年轻的王蒙的接受美学，而且成为王蒙的准宗教：理想，追求，活着的终极滋味，人生目标，人生哲学，价值光辉。我坚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因为它们比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美好得多诗意得多动人得多。我喜欢青年人喜欢真诚的人性情中人，因为他们会与我一样地倾心于艺术，倾心于精神世界的升华。我与某些人某些作法某些言语格格不入，因为它们会破坏会麻痹我心目中的艺术的光环。有些事我很起劲很热衷，因为它引起我的诗意的想像。有些事我开始厌倦开始推托应付，因为它太没有浪漫的创意。文学使我更加热爱生活与事业，热爱与自己情投意合的朋友，文学又使我开始冷淡直到厌倦太普通太实际太缺少创造的浪漫与风险的日常生活。在文学与生活的比赛中，我常常让文学得冠军——而这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幼稚与浮浅。年轻的王蒙这样一个心眼儿于艺术，又摆脱不了二十郎当岁的幼稚与浮浅，难免不毁了他自己。
几十年后我读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他以法国画家高更为模特儿，写一个居法的英国人，一个有良好职业与稳定收入的证券经纪人，在壮年时突然迷上了艺术。他的妻子大悲大怒，大意是，他的妻子认定，如果是有了外遇，她的对手是另一个女人，她完全有可能战胜一个同类。然而，一旦耽于艺术，她的对手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疯狂，十匹马拉不动他回头，他已经无可救药。他的妻子并且委托她的私人侦探，对外发布消息说丈夫是带着一个女人跑掉的，因为这会比为了艺术而出走正常与正当得多，她的面子会好看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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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苦难与升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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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唤醒了所有的美梦。写作激活了所有的情感。写作调动了所有的记忆。写作生发了所有的趣味。同样写作使自己显得力不从心，千疮百孔，无一是处。如果你要写作，那么不论你曾经自以为或被认为多么丰富，仍然会显得贫乏，不论你自以为或曾经被认为多么聪明，仍然是太拙笨，不论你自以为或者被认为是多么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你仍然是太平庸，太容易走在别人的已有的辙印里，而不论你怎么样自认为或者被认定是天生的福将，你仍然发现前景是十分地没有把握，甚至是带几分凶险。
我知道我并非不能够成功。但是通向成功的路途险恶坎坷。我知道我与众不同，但是不同之处尚未得到权威的认可。我知道写作会使我大露头角，但是我知道我为此要付出不知什么样的代价。我知道从此我的一切经历经验，喜怒哀乐，阴晴圆缺，伟大渺小，风雨雷电，鸡毛蒜皮都有了色彩，有了意义，从此生命的一切都不会糟贱，从此生命的强音奏响了，生命的琴弦震动着王蒙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从此王蒙做了唯有王蒙做得出来的事情。我挽留了伟大的时代，我挽留了美好的青春，我挽留了独一无二的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人的激越，我挽留了生命的火焰与花饰。但是我为此要放弃，放弃，放弃许多我的最爱的许多实实在在的生活与快乐。而正是我的最爱，我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与快乐促使我拿起笔来，正是拿起笔来以后我只能面壁凝思，秃笔挥舞，神经兮兮，呆气十足，疏离我所最钟爱的生活、实际工作与群体。甚至于，写作会使我疏离领导，不论多么开明多么惜才，没有哪个干部科长处长局长书记会欢迎自己的部属一个又一个沉溺于文学写作。一个我所敬爱、许多国人所敬爱的领导人，曾经在私下场合说过：那么多青年都爱文学创作，中国会亡国的！我完全理解他的话，我并非不同意他的话。
周末晚上，与我们同址办公的区工会组织了露天舞会，《步步高》与《大学生圆舞曲》（苏联歌曲）的调子迷人，人们在跳，在体味新生活的开放与快乐，然而我不能去，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写。
一次我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的集会，过去我会选择参加，把自己这一滴水珠投入到人民的青年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骄傲。但是我无法把写作的想法过分地与群体分享，我必须悄悄地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从事我的有点像冒险家的尝试。
我已经是团区委副书记，我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我在办公桌上摆着各式卷宗，中央、团中央、华北局与市委团市委区委的文件，各基层团总支部（那时成立团委的基层还很少）的汇报、总结、计划与请示，各种报批表格。我的桌子上摆满了那时候常用的办公纸头：一种劣质价廉的片艳纸，以及复写纸、薄而软的美浓纸，以及钉书机、钉书钉、曲别针、胶水和纸夹。我拿起片艳纸写我的伟大的小说，门一响我就用其他卷宗把小说草稿纸盖上。我觉得我的神色有点不自然，说话有点魂不守舍，希望结束谈话，越快越好，我有点不合群，起码与过去不太一样，我无法判断旁人的反映。
只是在动笔以后才知道写一部书有多么伟大、艰难、捉襟见肘、黔驴技穷、殚精竭虑、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你要考虑人物，你要考虑人物间的关系。你要考虑事件。你要考虑天气、场景、背景、道具、声响、树木、花草、虫鱼，日光和月光，朝霞和夕照，一年四季，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是非功过……你是在创造一个世界，你成了你的世界的上帝。
（后来到了1958年，是敬爱的吴伯萧老师写了一篇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作家上帝”论，因为我的交代材料里坦白了这个思想。）
而你只有1米68的身高，50多公斤的体重，营养不良发育不良的身躯，19岁的年龄，18级的待遇，高中一年级肄业的学历，300字报道、800字短文的发表积累……事业总是那么伟大，文学总是那么崇高，革命总是那么无私，感情总是那么火热，而从事这一切的你总是那么涉渺小乃至于卑微！
而且你东想西想，一分钟一个主意，你徘徊犹豫，时刻站在十字路口。任何一段都有几十种上百种可能的选择，每一句话都有几十种上百种说法，每一个标点符号你也可以想上一次两次八次十八次。文学的自由使你变成了自由落体，落到了太空之中，什么都可能，什么都可以选择，什么都有可能成功，什么也都有可能不灵……这是多么恐怖，多么伤神撕肺！
你没有经验。你从来不读指导写作的书。你很少读文学月刊与新出的书。比你小两岁的刘绍棠已经名声大噪，紧随其后的丛维熙已经崭露头角。你佩服感动得五体投地的邵燕祥已经巍然矗立。“在满天的繁星中我寻找着你，我凝视着你，你知道吗？”，“一只歌吹得小河涨水，一只歌吹得彩虹出现”，燕祥的《地球对着火星说》与《芦笛》已经写入了我的心，写出了我的梦，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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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苦难与升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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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最要命的失眠症又光顾了，我经历的是光明的进击，但也是一场真正的精神危机，我为写作的可能的成功前景而躁狂，为写作可能的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焦虑，为每阵风雨，每个声响，每个色彩，每个细节的触动而过敏，为每个失误，每个别扭，每个不胜其难其苦的畏难心理而悲伤。所有我曾经多次分析过批判过的“思想意识”毛病：患得患失，个人英雄主义，梦想一鸣惊人，不踏实，不甘心当螺丝钉，名利思想，自以为是，孤芳自赏，孤家寡人，脱离群众……都向我扑上来了，我变得脆弱了，病态了。
我写作的举动至少有点别别扭扭，有点影响我的和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影响我的“进步”。1954或1955年，一批我这个级别的干部都提了一级，然而，没有我的事。当然。
毕竟我在写，白纸上写下了黑字，写下了记忆和心绪，思想和梦幻，写下了诗意和柔情，编织着过往的和可能的一个个最珍贵的日子，岁月留痕，友谊长在，时代交响，一份自己的与伟大祖国伟大时代的见证将有可能完成和保持下来，年龄并没有徒增，干饭并没有白噇，头脑并没有白长，聪明并没有浪费，劳动能够开花也能够结果。
我的写作初稿越来越接近完成，我渐渐透露出了风声，我给几个要好的中学团委书记朗读我的初稿，我受到了一些赞扬，但也有人向上反映我的某些神经质的表现，我受到了团市委办公室一位负责同志的一点批评。
但我越来越破釜沉舟。我甚至想，如果我的小说成功，也许我能够被选派参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操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去一趟，经过一趟苏联，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了，我写过一首诗叫做《斯大林还会回来》。我常常流着泪唱“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原野成为光明的地方，我们编了一首美丽的歌曲，来把挚友和领袖歌唱……”这词也是苏尔科夫写的，他担任苏联作协的第一书记，法捷耶夫是主席。
我开始读一些谈写作的文章了，我记住了萧殷讲的“从生活出发”。我看到曾经担任夏伯阳的政委的富尔曼诺夫在写作日记里说什么成名的想法使他疯狂，我也深有同感，同时感到写作需要非常坚强的神经，它的风险和机会都是太超常了。
是福还是祸？我似乎已经走上了写作的不归之路。在契诃夫剧本《海鸥》里老作家特里果林谈到写作，说是每个具体的东西都是写作的源泉，比如一个玻璃瓶子……这个说法如同天启，如同曙光一闪。而另一个背兴的青年作家特里波列夫，追求女演员败给了老特里果林（后来曹禺甚至对我说他的印象特里果林是一个老流氓），写作也永远赶不上那个老家伙，他使我同情，乃至同病相怜，虽然我并未有情场文坛双失意的痛苦。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青年近卫军》，画出它的结构图。我想弄清那么多人物，作者是怎么样结构他的宏篇钜制的。在一个星期天有一次我去南池子中苏友协去听新唱片的音乐会，好像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部新的交响乐。我突然发现：这就是结构，这就是组织长篇小说的法门。第一主题，小提琴和双簧管，第二主题，大提琴和大号，变奏，和声，不谐和音，突如其来的天外绝响，打击乐开始发疯，欢快的小鼓，独奏，游离和回归，衔接和中断，遥相呼应和渐行渐远，淡出，重振雄风，威严与震颤……我知道怎么写长篇小说了，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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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青年作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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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开始写作以后才阅读《人民文学》《文艺报》并且开始关注我们的所谓文坛风云的。此前，我的印象是大多数时文不好看，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拿起笔来就有一种全盖帽儿的雄心或者野心，这虽然幼稚，却不足为奇：如果我认为我写的是现有文坛的成果的延伸，也许我最好是不写，继续积极地当我的团干部，前途可能要更无量得多。
一九五四年文艺报上开始批判“一本书主义”，我完全读不明白，作家的任务除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更重要更神圣不成？一本书主义不好，两本书、三本书还是零本书、没有书就更好吗？
在对于丁玲的种种批评之中，没有比批“一本书主义”更荒唐，更不得人心的了。我这个当时的局外人认为。
出现了对于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批得崇高辉煌。我记得是宋之的同志写了这样的高屋建瓴的文字。而我最初读这篇小说时，感觉写得委婉深情，是那些年我读过的本国小说中比较动人的一篇，高于许多其他篇的一篇。例如报纸上登过一位著名老作家的作品，描写一个农村青年去结婚，一路上急人所急，难人所难，又是救病人，又是堵口子，又是排解交通事故……把新娘和亲友急坏了，最后在迟到多时、衣无完布的情况下举行了婚礼。这样的小说意思虽好，实在难于恭维。这个作品，倒是报上加了编者按大力提倡的。
而1955年开始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更使我一头雾水。毛主席的按语是写得真棒，针针见血，字字轰鸣，不但振聋发聩，而且天翻地覆——也就头晕目眩了。这个事件引发了各机关的肃反运动，我们一个小单位，把炊事员揪出来了，他说了一点关于宋庆龄的话。有几天不让他做饭而是让他扫地。河北高中一位老相识，也是地下外围组织的成员，更是被揪斗了个不亦乐乎。我暗暗吃惊，觉得可忧可怖。我觉得做得有点过头了，但总归是英明伟大之举。我要从中好好学习提高。
而1954年我发表的《小豆儿》是非常革命的，是肃反题材（发表后我才明白我是沾了肃反题材的光）。在写完《青春万岁》初稿后，我开始写一点短东西。写完不贴邮票就把稿子寄到《人民文学》杂志。那时候规定，稿件邮递是免收邮费的。稿子上我在结尾处有大段抒情，安东诺夫的路子。我自以为小说的重点不在检举坏人，而在于突出新中国的青少年，面临着怎样的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与急剧转变。我听说过一个因小儿麻痹症后遗而跛了腿的小孩的故事，她常常挨母亲的打，但是解放以后同样挨打时候她哭叫道：“毛主席不许打人！”这位残疾女孩信赖着呼唤着共产党，毛主席！她的故事令我涕泪横流。
我的《小豆儿》的抒情尾巴被《人民文学》杂志（当时是全国最有权威和地位的所谓“皇家”刊物）副主编葛洛全部删除。我很心疼，便写了信去抗议。葛主编接见了我，指出那一段我写得芜杂和俗气。这是我的“酸的馒头——sentimental”（感伤）主义的首次受挫。
我的《春节》原是一篇散文，寄给《新观察》，编辑的退稿信说，我写得很有感情，但是太散漫了。接到退稿，我用二十分钟时间编了一个故事，把同样的内容串了起来，寄出去，立即在《文艺学习》发出并受到夸奖。我一直不好意思编故事，用编故事的方法写小说我总觉得近于以雕虫小技骗人。我后来终于承认，写小说离不开编故事。
唉，写小说不可太俗气，太俗了像卖狗肉包子。也不可太清高自恋：太自命清高了，你根本就不该涉足小说，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流行于酒肆茶馆，为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流所喜爱的，有大说宏文的文体。
此前，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几周我和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头晕脑胀，眼冒金星，寝食难安，四肢丧力，全无把握，我写完了《青春万岁》的初稿。怕手稿丢掉，我把相当一部分稿子抄写到大型笔记本上，再买了大量五百字一张的竖写稿纸，往稿纸上誊。除了我自己，我还委托我的妹妹王鸣与一位同事朱文慧同志帮助我誊写。誊也誊完了，时至1954年冬，距离开始动笔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任何得意特别是失意者，赋闲者，自命怀才不遇的穷酸者，自恋者，梦游者，热情者有使命感者，也可能是妄想者，与编辑出版人员有私人关系者……都可一试，都有可能小示身手，而且，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差不多只有写作不由计划安排，你想写就写，写好了就能成事，那个时代有志于写作者何其多也。
同时，你一旦从事了那个叫做习作（一种酸酸的谦虚的说法）的事儿，你不管是怎么样地学富五车，有怎样的职位与学历，具备多么高尚的情操人格，多少经验阅历，多少才华灵感、奇思妙想和牺牲精神英雄气概……你仍然是不够用的，你最多只算是半瓶子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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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青年作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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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确有这样的写作者，虔敬，献身，追求，忘我，一股脑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文学，这样的人很难容于人众，也很难容于同道，也很难得到知音。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匍伏着痛哭流涕着去仰视文学。他们宁愿意去读书解愁破闷，借他人之故事言语浇自己之块垒。一个作家把文学想得太高太高，高入云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圣徒来设计。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一。而多半会搞得最后鼻青脸肿——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他就是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老师。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区。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楼，我很欣赏。潘老师的妻子是一位话剧演员。身材娇好风韵犹存的她对我说：“赶明儿你写了剧本我们演。”令我醉迷欲融。
不久，潘叔叔来信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样的说法又使我发了一回高烧，只如快乐死了一回，又一缕“香魂”慢悠悠甜丝丝活了回来。
他说他把稿子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吴笔名萧也牧，他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丁玲带头的严肃批评。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男与工农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写男要赏月，女则抱怨月亮不如烧饼，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题为《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包括上纲上线的文题，今日读起有喜剧色彩，但当时造成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悲剧。此后吴小武的外形与言谈，声调与举止，都给我以背时晦气的感觉。
于是我昼夜苦等，梦里也看到了吴小武老师，得到了他的指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颤抖，活像一个太监在与皇上说话。吴告诉我，是编辑刘令蒙在审稿。直到次年春夏，没有消息，电话也打不到刘编辑，忽然又从团市委领导处得到刘编辑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事”的传闻，我更是叫苦不迭。
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在东四十二条老君堂，离我工作与居住的地点很近。我骑着自行车去到出版社门口，看到一些戴着深度眼镜，说着南方口音的官话的一脸书气的编辑上班或者下班。我欲问无门，欲钻（营）无路，欲讨好无缘，欲交流不配，欲哭无泪。
我整整等了一年，我变得近于迷信了。我常常想，假如早晨天下了雨，就可能是《青春万岁》有了下文有了好消息的兆头。假如一只乌鸦向我连叫数声，我想这很可能是稿子被彻底否定的标志……到了1955年冬，吴小武并找上了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找我谈话。我们是在萧老师家、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八号（后萧老师到广东工作，此院转售予臧克家诗人）谈的。萧老师高度评价了稿子的基础和我的“艺术感觉”，指出书稿主要问题在于主线，没有主线成不了书。
原来如此！原来我的救苦救难神灵活菩萨，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伟大的主线！主线就是俺的魂儿啊！也就是俺的刽子手，丧门神！这样的词别说写出来，理解并且实行起来，过去咱是听也没听过。我只知道写长篇最难的是结构，哪里知道结构里还有个“主线”老人家，他老就长在小说的命门穴上！
身材高大，驼着背，不停地吸着香烟，手指薰得黑黑的吴小武同志肯定了我的激情，说：这篇东西改好，你会取得大的成功。吴小武爱说的一个词是“磨”，“还要好好磨一磨”。他这个磨字我听着很苦。萧殷老师则说准备由作协出具公函，给我请半年的创作假。
萧老师还谈到他因身体不好而正在注射的一种补剂，好像叫做什么“肝精”。他们二位也谈到了萧师一本书的稿费的事。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碰到高兴的事就想起杜甫，虽然杜甫的诗作与我的经历压根就不沾边。我以为，底下的事就该是一顺百顺，一通百通了。
……我现在常想一件事，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而是另一样呢？如果吴小武与萧殷是把我的初稿干净利落地否定了呢？我还有勇气继续努力吗？多么脆弱的青春、才华、激情和创造的冲动呀！除了感激这些恩师，我能从中得出点什么更多的体悟来呢？
在等待消息的这一年我还写过话剧剧本，我写在一间大办公室，午夜，挂钟敲响了12时，各地传来与阶级敌人战斗的报告，事业波澜壮阔，工作人员却是一些凡人。平凡的人与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张力之所在，戏剧性之所在。
我把这个剧本的草稿寄给了曹禺大师。我很快接到他的答复，他邀我到他家共进午餐。他那时似乎住在铁狮子胡同。他说我写得有味道，但是内容不易掌握，说不清楚。此后数十年，我有机会见到曹师，他常常回忆他初读我的习作时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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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青年作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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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市委痛快地批准了我的创作假。我至今记得时任团市委副书记，后来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汪家镠见到我的作协公函时说了一句：“作家协会，了不起！”是的，当时什么什么家协会的称谓是很唬人的。
一九五六年春，我应邀出席了由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我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怕骄傲，会议不叫青年作家，只叫作者。但众与会者还是跟得了气成了仙一样。我一下子就这样成了青年作家啦，真是又幸运又惭愧，仅仅一个《小豆儿》一个《春节》，只有汗颜。我想起了耀眼的鲁迅的书《致青年作家》与高尔基的同名书籍。大会安排我们住在正阳门旅馆，暖气热得我无法入眠。我确实感到了“烧得难受”的滋味……
以短训班方式开会，茅盾、老舍、周扬、陈荒煤等都给我们讲了课。茅公讲人物的出场，老舍讲语言。周扬讲文艺思想，他似乎宁愿与作家们拉开点距离，他一上来就说：“你们是搞形象思维的，而我是搞逻辑思维的啦，哈哈哈……”他笑得得意洋洋。可能由于我是当时区的团委副书记，很被会议组织者看重，安排了当组长之类，但是我完全辜负了期望，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可以从政治上发挥点优势，可以导一导别人的向，却只剩下了自惭形秽。《小豆儿》远远谈不上精彩，而写出来《海滨的孩子》那样漂亮的儿童文学小说的宋萧平却只算会议的列席者。
在这个会议上青年作者们最常说的词儿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发”，可不是如今的发财的意思，指的是发表，谁的什么什么作品发了。这就立刻显得高人一等，谁的什么什么作品不发了，就是失败了倒霉了江郎才尽了前途暗淡了。第二个词是集子，因为大部分与会者都是写短小作品的，谁做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书，谁自然比仅仅在报刊上印成铅字又高明成功了许多。第三个词是入会，像刘绍棠什么的，早已经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又比我辈写了个把东西就来开会强得多阔得多了。
由于《小豆儿》，我在儿童文学组，我有机会瞻仰邵燕祥的风采，他写过《毛主席挖的甜水井》，算是儿童文学。他似乎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他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坐车时喜欢站在车门边。我觉得他的姿态像普希金，我正陶醉于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我相信邵一定能够写出普希金一类的作品。
在这个会议上。我也有机会看到戴宽边深色镜框眼镜的刘绍棠，他常常叼着香烟，说话声大气粗。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出版）合同与稿酬，当时他正热衷于像苏联的潘菲洛夫那样，写出中国的《磨刀石农庄》。这部小说以鸿篇巨制、一部接着一部而著名，但是至少是在中国，很少有人读过。说是刘老弟还在会上提出，宁可少活十年，也要早出作品一星期。我在小组会上听到老诗人臧克家对于刘绍棠辍学（北京大学）搞专业创作的微词。先是刘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受到全国的称赞。后来，他不可能安心就学，被中国青年报的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同志调到报社“养”了起来。我在儿童文学组还结识了郑文光、刘厚明、柯岩等作家，并与他们时有快乐的聚会。文光是归国华侨，有点实力，家有厨师，我们不止一次能在他那里改善生活研讨乃至朗读作品。其乐何如！
会中，周总理会见了大家，并与大家在北京饭店大厅翩翩起舞。这是一代青年作者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空前记录，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次的舞步匆匆、文思灼灼的阳光档案了。
会议组织了一次活动，众与会者与本市文学青年见面。我见到了组织这次活动的团市委某中层领导人，我才知道，我所艳羡的刘绍棠等知名青年作家，在我的同事某些团干部眼中是思想成问题、政治上不开展，亟待端正挽救改造的另类青年——我却并没有珍视我的干部资历与身份。而从刘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带几分轻狂，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却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当不友好的话对另一个青年作家说：“你就撅他！驳儿他！千万别搭理他！”我和他们最终也无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来就夹在当间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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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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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写作路后，我知道了苏联报告文学（更普及的称呼是“特写”）作家奥维奇金的名字，知道他曾经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与萧洛霍夫联手向作协的领导作家特别是西蒙诺夫挑战。包括《士敏土》的作者革拉特考夫专门发表了声明，谴责他与萧洛霍夫。他的“揭露阴暗面”的说法，令我如望禁果，惊喜惧交加。
记得是1955或者1956年，团中央发出号召，要全国青年与团员学习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此书描写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女农业技术人员娜斯佳，由于不妥协地与一切阴暗现象作斗争，而改变了大局，使集体农庄的工作改变了旧貌。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此书印了几百万册。当时农业问题，正像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问题一样，困扰着苏联当局与公众。
而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青年，我是略有资历的青年工作干部了。我不相信娜斯佳有这样的运气，一坚持原则就马上势如破竹。我刚刚处理过一个事，一位陆姓团员，喜欢活动，并不服领导，到处提意见，受到留团察看两年的处分。我与一位曾在苏联团校学习过的市里管团的纪律检查的同志研究过小陆的问题，这位同志给我讲了一个概念：反对派。他说，总是充当反对派的角色，有可能最终变成反动派。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此陆姓青年，名大彪，因受处分，连大学也没有被录取。后来他连连找我，我帮助他及时恢复了团籍，才被取到一个相对偏远一点的学校——山西太谷农学院。他显然汲取了教训，见了我只知鞠躬哈腰，一家伙就“成熟”起来了。）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人情都告诉我，娜斯佳的故事恐怕是廉价的乌托邦。但是娜斯佳式的天真、热情与理想主义，对于我，一个21岁的团干部，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来说，仍然颇有魅力。文学有文学的性格，文学有文学的蹊径洞天，直到想入非非：生活中到处碰壁、不受欢迎、尴尬狼狈，但并无大恶，乃至不无几分可爱的人物，也许仍然可以入梦入诗入小说吧，谁知道呢？对于他们，我有同情，有叹息，有怜悯，也有轻视甚或也有欣赏。他们也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改变环境不足，损毁自己有余。贾宝玉、林黛玉、晴雯或者芳官之类的青年，如果与我同事，肯定也会受处分被淘汰。但是，《红楼梦》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是他们大有用武，大行其道的地方。
我在改《青春万岁》，很顺利，我常常住到郊外，我父亲那里，中关村公寓，不受干扰。我已经找到了感觉，知道我在写什么，知道我正在写的与前边与后边都有着怎样的联结，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承接前文，什么时候应该有所变化，有所旁鹜。我愈来愈感到长篇小说的结构如同交响乐，既有第一主题，又有第二第三主题，既有和声，还有变奏，既有连续，有延伸、加强、重复又有突转与中断，还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刺激、冲撞……结构的问题，主线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格式一种图形不如说是一种感觉，对于小说写作的音乐感韵律感与节奏感是多么地迷人！像作曲一样地写小说，这是幸福。什么地方应该再现，什么地方应该暗转，什么地方应该配合呼应，什么地方应该异军突起，什么地方应该紧锣密鼓，什么地方应该悠闲踱步，什么地方应该欲擒故纵，什么地方应该稀里哗啦……全靠一己的感觉。写作的人怎么会没有这种感觉呢？一一表述，另起一枝，抒情旁白，众声嘈杂，喁喁絮语，悬念如天，吊起胃口，原来如此，拍案惊奇，然后是余音袅袅，前后照应，会心尽意，天衣无缝或者故意卖个破绽，引人辗转反侧。写小说，有多少灵气就有多少招术……我定可如期改好，改得很好。我的感觉与悟性与我的设计，我的苦思冥想一致，我的感觉解决了所有我的设计与苦思冥想中碰到的难题。
当写作进入了找到感觉的状态，那可真妙。想了再想，好句子好情节好细节好抒情好刻划都油然而出，若有天助，若系天成，《青春万岁》本来就是那样圆润，晶莹，纯真，热烈，饱满，动人。《青春万岁》本来就呼吸在徘徊在飞翔在宇宙之间，等待着王蒙的寻找，等待着王蒙的发现，等待着王蒙的摭拾，等待着王蒙的抚摸。《青春万岁》比它的作者好得多，完善得多，可喜得多，英俊和美丽得多。作者可以一般乃至许多缺陷，可以羞煞愧煞，而《青春万岁》应该成为时代的天使，青春的天使，飞入千家万户，拥抱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身躯，滋润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心灵，漾起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微笑，点燃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热情。
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我一直是这样，同时做一两件事情，互相调剂互相补充互相变化，避免单打一，避免重复与疲劳，互相促进又互为休整。于是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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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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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以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奥维奇金名作之题）写成小说了，我可以大大地诗化浪漫化我的日常经验了，我可以提出娜斯嘉的故事的可信性这个大问题来了，我可以把我在剧本中没有完成却已经酝酿于心田的故事终于弄出个样儿来了。我可以表现我的经验，我的成熟，我的政治化，我的非同一般“文学青年”，我的入世与我的惶惑我的多情我的叹息我的艺术细胞来了，我可以把日子与事情写成诗篇，把诗心贯注到日子和事情上去。我相信我的忠诚和我的勇敢，相信我的世事洞明和我的摇曳多姿，相信我的“少共”风度和作家才气，我会成就一篇怎样的小说啊！
5月份我寄去了稿子，6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仁老师向我转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老师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我很兴奋，像写诗一样地把全篇背诵了下来，改了又改，推敲了又推敲，我体会到了改了再改，精益求精，像绣花一样的自得其乐的趣味，我再也不是初学写作者的“小豆儿”的面貌了。我终于觉得闹得像一篇精美的“大作”了——约两万字，放到以后该算中篇了——我二次送去了稿件。
稿子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我在山西太原看到了这期新出版的刊物。瑞芳时在太原工学院就读，1956年九月我去山西看她。“破镜重圆”，无限感动。
我是说去就去了的，她事先不知道。她此后多次说起在学校宿舍听到一双小皮鞋咯噔咯噔作响时的情形，这双镂花皮鞋是从崇文门国际友人服务部买的，是苏联进口货，约二十余元，很豪华。皮底，小小铁掌，走起来清脆得吓人。我被她的同学们留住在女生宿舍的一间空屋里，想起来那时的大学可真自由。而且，她的同学们都欢迎我，而不欢迎另一个也许在打瑞芳的主意的什么人，并批判那个人有“挖墙角”的丑行。我在太原与芳同在柳巷吃了西餐，在剧院看丁果仙的晋剧。一出《鞭打芦花》也令我泪流满面：被虐待的孩子为几乎“被休”的继母说情，“母在一人单，母去三人寒”，这样的善良何等感人。我们徒步从城区走到西郊移村，经过汾河上的迎泽桥的时候，她说由于有桥栏杆挡住了风，她感到了暖和。这令我觉得十分可笑，因为桥栏杆疏疏落落，不可能挡风。而感觉是绝好的。我们一起去了晋祠，回来时差点错过了最后一般车，而且耽误了晚饭。那时的公共交通艰难极了，久等不至，拥挤不堪，道路颠簸，尘土飞扬。晋祠虽然破败，毕竟发思古幽情，我们在一个类似船体的建筑上留了影。临别时我喝了汾酒，至今我是汾酒的知音。我喜欢它的小曲香味。依依惜别的时候，微醺中，我在车站广场的报刊亭里发现了这期刊物，我买了送给她。我匆匆翻阅着自己的作品，就像读旁人的东西，小说，当然是另一个世界，不但对于读者，而且对于作者，都有一种陌生感，神秘感，和生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