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稿头一段是这样写的：“三月，天下落下的似雨似雪……”，我以“天上落下的”作主语，省略了落下的“东西”二字，我喜欢这样的造句。发表出来改成了“天上落下了似雨似雪的东西”。我不明白，为什么改得这样不文学。
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篇洋洋洒洒的“东西”，似雨似雪的“东西”从堂堂的《人民文学》这块高级天空上飘落下来了！
我其实仍然沉浸在1956年夏的激动中。这一年暑假，在离开北京以前，芳去看了我，她的到来挽救了乾坤，挽救了我的一生，没有这个挽救，我根本经受不住考后来的考验。多少个画面，多少条街道，多少次接触，多少次想念，一时间纷至沓来，谁能不热泪盈眶？感谢生活，感谢上苍，一切都挽救过来了！
那时的北京到太原要坐一夜火车。那时坐火车从来没有想到过坐什么卧铺。与我同车厢的硬座席上有中央乐团所属陕北绥德农家姑娘们组织的民歌合唱团，她们在午夜高唱“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她们健康，茁壮，质朴，脸蛋儿红得像苹果。同行的还有笛子演奏家冯子存，他给乘客吹了《放风筝》。那时的文艺工作者和那时的公众都是天使，生活在新社会新型的列车上就像生活在天国。
而一出太原火车站，就到了五·一广场，到处是吆喝叫卖，“老西儿”调子：“大众（音纵）电影儿，两毛儿一本儿！”还有“玉茭子，玉茭子”是卖青玉米的。
往事依稀犹入梦，如今面目已全非了。
说来可怜，我长大以后除了良乡的半年与天津的一晚上之外，我还没出过北京城呢。而太原，对于我来说，已经意味着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翻山越岭又过了片片农田，真是个遥远的地方啦。沿路的似曾相识却无缘一见的地名：保定、正定、石家庄、井陉、娘子关、寿阳、榆次，也那么使人感慨。大地辽阔，爱情弥天，才华驰骋，列车飞奔。进入山西，要经过八十多个山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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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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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的一切使我入迷，柳巷繁华，有上海饭店与西餐馆。海子边公园后门旁的面馆，有一位矮个子男性服务员，他的效率与态度绝对是那个时候的李素丽。迎泽公园还是一片野地。而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新址的移村，那时还闻得见周围青纱帐的庄稼香气。移村紧连着西郊煤矿，常常看到矿工唱着小曲从校门前走过。夜间有挑着挑子卖醪糟鸡蛋的。我们还去了晋祠公园与郊区的双塔寺公园，在双塔寺，发生过芳的同班同学的风流事件。太原的气候更清爽怡人。1956年9月中旬我在太原的经历，甚至使我淡忘了《组织部……》这篇小说。
火车拉响了汽笛，车厢的收音机里播送着那一周的“每周一歌”节目，是一首湖北民歌：“金扇哟，银扇哟……咚咚锵……”（从此我一听到这个歌就百感交集）也是多情的歌曲。回想着新出的刊物，带着汾酒的与酱香、大曲香等不同的香气，怀着终于爱我所爱的对于上苍的感激，转着念头想回京后就提出来与芳结婚的请求，推敲着“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究竟有什么不妥，钻过山西境内石太线上的一个又一个山洞，越过一道又一道桥梁，框气咣当，框气咣当，夜色压过来了，正在吞噬一切。我迎接着组织部那个谁也不知是何许人也，谁也不知会碰上什么事情的年轻人的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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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这篇小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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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有“童子功”，我虽然早已完全习惯于对一切精神现象作意识形态的分析，我虽然常常胜任地或勉力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文学，小说，诗，对于我，对于你，对于大家和后人，它不完全、不该仅仅是意识形态与思想分析的对象，不能够仅仅成为传声筒，成为观念的例证。
然而，甚至连我自己当时也有点混淆了文学与工作与现实的差别，小说的写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为这不但是小说，而且富有所谓的现实意义，我曾以为我可以以这篇小说献给有关的领导机构。
其实，这本应是我的快乐和感动，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个性化的遐想与话题。和在太原火车站的告别一样，和穿过千山万水坐着火车听车轮的铿锵铿锵地响一样，和行进中的满足与晕眩一样，这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滋味，一种莫名的欢欣和失落。这应该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爱恋和悔恨，迟疑和献身，骄傲和留连忘返：就像我的入党和初恋，即使一遇就准，始终如一——也仍然黄河九曲，风波连天。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我的诗。陆文夫不断地说，王蒙首先是一个诗人。他的话里也许包含着他认为我不怎么善于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许多年了，最重要的写作的冲动来自对于我的诗情之弦的拨响。小说里写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这是诗。三轮车夫说不要钱，这是诗。（其实没有这样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轮到区委，车夫确实表达了对于区委的敬意与拥戴。）与老同志们交流，这是诗。见到了赵慧文，这更是诗。吃荸荠是诗。吃馄饨是诗。下大雨还是诗。槐花颂是诗。突然出现的“炸丸子开锅”的小贩吆喝也是诗。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声，叹息良久，而且说从“炸丸子开锅里”感觉到了王蒙的特点。或许应该是：诗意与平凡，入世与出世，小与大，俗与超脱，有与无，骄傲与谦卑，灵界与人间……
至少，这不是一个直奔主题的小说，后来，在我接受批判的时候，一位小领导批评说《组》里有许多不必要的描写，例如，林震与赵慧文长谈后，提到广播节目的变化的文字便属多余。我能说什么呢？
它也是青春小说，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青春洋溢着欢唱和自信，也充斥着糊涂与苦恼。青春总是自以为是，有时候还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烧情感。青春有斗争的勇气，青春也满是自卑和无奈。青春必然成长，成长又会面临失去青春的惆怅。文学是对青春的牵挂，对生活与记忆，对生命与往事的挽留，是对于成长的推延，至少是虚拟中的错后。是对于老化的拒绝，至少是对于生命历程的且战且进，至少要唱着青春万岁长大变老当然也变得炉火纯青。作为同样的青年，作者对林震二十四个同情，作为干部，作为已经执政的共产党党员，如果是在工作中生活中，作者只能把林震看作小儿科、爱莫能助，却又为之长太息以掩涕。林震说什么党是心脏，心脏里不能有尘土，所以党的机关不能够有缺点。笑话！这样的天真烂漫或者幼稚可笑，这样的十足废话毫无意义，作者写的时候未必不明白。然而，这是愿望，也是我们的审美幻想，审美对象。生活中缺少现实感的东西也许在审美中更加迷人。我们善良，我们天真，我们的愿望常常不能实现，因其不能实现就更要写到小说里。不是吗？在病历上、诊断书上、条例上、操作规程、使用说明书上与法律上写不进的东西，难道就不能写在小说里吗？
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它是我的另一套应该叫做心语的符码。它是我的情书，给所有我爱的与爱我的人。它是我的留言。有一天，没有我了，留言还在，这么一想已经使我热泪如注。它是我哼唱的一首歌曲。它是我微醺中的一次告白。它是我点燃灯火时，看到绿草发芽或者山桃开花时许下的愿。它是我献给生活的一朵小花。是我对自己，对青春，对不如意事常常有的人生的一些安慰。它又是对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新中国，伟大的机遇与伟大的世界，对于大地和江河山岭，对于日月和星辰，对于万物与生命的一种感恩，当然不无自得，不无飘飘然。它是我的问号，惊叹号和逗点。一个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年轻人，一个被历史所娇宠的天选人材、少年意气的共产党员，才会有这样的倾吐，这样的诗篇，这样的坦露心扉，这样的心灵絮语，或者硬起头皮说出来吧：这样的文学撒娇。
所以毛主席说了作者有文才。当然是毛主席，一眼看了出来。而另一面，叫做大洋彼岸的一些人，在将此作收入到意识形态挂帅的《苦果》（一九五八年出版于伦敦泰晤士出版社，副题是“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中的时候，在反共主义的激动中仍然没有忘记说了一下：王蒙的小说有一种Differentstyle——不同的风格。是不同啊。比较一下那一年与王常常被同时提起的发表了影响甚大的“揭露阴暗面”特写的另一位写作人吧，与他的黑白分明，零和模式，极端对立，一念之差换转过来就万事大吉的对于生活的审理与判断相比较，或者哪怕是与苏联的奥维奇金、杜金采夫相比，小小的王蒙是多么地不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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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这篇小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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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极其敏感又极其重要极其政治的题材相比，它的作者还是太年轻了。小说说不定与他本人一样有营养不良与发育不足，有孱弱与过敏，有钙和西斯敏的缺失。它的气象并不宏伟，它的自信并不坚决，它的分析并不面面俱到，它的展示并不有力，它的思辨并不分明，它在一个强有力的时代，在一个相信斗争，相信实力，相信意识形态决战的时刻，在一个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为圭臬的时刻，在核武器、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暴力革命与坚信战争不可避免的年代，在镇反肃反、土改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清理中层……万众一心铸造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的当儿，在一个大气磅礴然而粗糙得出奇的年月，嘀嘀咕咕地诉说两个一知半解、脉脉含情、纯洁无用、善良软弱的青年人的小小昏话……这不是荒谬的吗？鸣乎哀哉，夫复何言！
我曾经开玩笑说，用小说克服官僚主义吗？不，还是用官僚主义克服小说更方便更可操作。这里需要的是另外的尺度，另外的价值判断，另外的说法。
如果不是用反对什么克服什么的标尺，（尽管在作品的一些层面包含着反对什么不反对什么的含意，）而是用阅读的角度，沉吟与遐想的角度，参考、自慰与益智、怡情的角度，从心灵的共鸣与安放的角度，从审美和形象思维的角度来看呢？什么都克服不了的小说却在“克服”（谁让王蒙这样习惯于用这个特定年代的词儿呢？）着衰颓（这个词我在《青春万岁》里就事出有因地使用了，即老化）、克服着无动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下青春。小说不是什么有力量的存在。小说作者在许多情况下属于弱者，强者可以从政从军从商却看不上从文。小说的仅有的力量在于打动人心，供读者一恸、一哂、一惊、一皱眉或者一笑。小说的可能性是通过打动人，多多少少地，常常是少少地，快快慢慢地，常常是慢慢地，影响一下现实。有时候夤缘时会，小说也能红极一时，闹轰一通，时过境迁之后，你才知道那对小说与它的炮制者并非幸事，也绝对不能持久。
革命需要文学，需要文学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动。文学心仪革命，心仪革命的理想主义与批判锋芒，马克思说得多么好啊，无产阶级要用大炮来批判旧世界，叫做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文学也心仪革命的悲壮与浪漫，道德完成与自我牺牲。青年爱文学也爱革命，青年是革命的先锋，有时候还成为主力。革命使苦闷的、燃烧的、急躁的与诚挚的青春目标明确，阳光灿烂，想到就做，透体充实。然而革命也不会永远欣赏青春的空洞与摇摆，偏激与狂热，眼高与手低，脆弱与情绪化。而青春呢，当它发现革命的实际非常实际，革命的浪漫并非永久，革命的应许并非毫不走形地兑现百分之百，尤其是您哥儿几个设想的革命梦并非就是革命本身的时候，它会咕叽些什么呢？它会闹腾些什么呢？它会神经些什么、思考些什么、选择些什么呢？
那么，给他们几篇像样的小说读读吧。在一个全民欢呼好几年了的伟大崭新的地方，让我们也听一听各种内心深处心灵深处的潜流一般的声音吧。
这就是时过半个世纪，作者本人对于Differentstyle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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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青春万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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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组织部……”发表出来的时候，我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完稿了。
我为它写了序诗：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这是主要的感受，写作就是编织这些精彩绝伦的日子。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日子，像画片照片，像绿叶，像花瓣，像音符，像一张张的笑脸和闪烁的彩虹，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代青年的日子，没有比度过体味过这样的日子与编织这样的日子更幸福的了，在编织日子的激动中，我体会到写作是人生的真正的精神享受，是这种享受的峰巅。
我不会演奏任何乐器，然而我的写作是真正的乐器演奏。写《青春万岁》，我的感觉是弹响了一架钢琴，带动了一个小乐队，忽疾忽徐，高低杂响，流水叮咚，万籁齐鸣，雷击闪电，清风细雨，高昂狂欢，不离不即。而写《组》是一架小提琴，升天入地，揉撚急拨，呼应回环，如泣如诉，如歌如诗。
我不懂表演艺术，然而我的写作就像是在舞台上演出一部话剧，写到哪个人物的心情与话语，我就不由得默默地乃至出声地学着那个人物的腔调，念念有词，自我导演，自我欣赏，自我评判，入梦难眠。
我是在写小说，但是我的感觉更像是写一部诗，吟咏背诵，泪流满面。我的感觉又像在唱一首歌儿，高亢入云，低沉动地，多少心曲，余音绕梁。我的感觉又像是在表演体操，跳跃翻腾，伸展弯曲，追求姿态也追求健美，追求尽兴也追求精当。
确实，对于一个初学作者，第一个长篇小说是比创世还艰难的工程，光在哪里，影在哪里，人在哪里，物在哪里，时间何点，空间何处，季节怎样运行，悲欢怎样交替，生杀予夺，祸福通蹇，起承转合，哭笑开阖，机遇灾变，全权在我。我的权太大了，空中楼阁，全凭君便，反过来说，天衣细缝，大河小沙，应防功亏一匮，如若变成豆腐渣工程，责任在你，罪过在你，不能原谅：太累了，累死人啊。
现在，这个我创造的世界终于有模有样儿啦。
我还有一个体会，不知道算不算迹近离奇，相信古今中外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想这样说。50年代初期我写作《青春万岁》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写一个长篇，需要的是一种类似当“领导人”的品质：胸襟、境界、才能和手段。领导艺术，小说艺术，作为艺术它们有相通处。你需要统筹兼顾，心揽全局。你不能顾此失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需要知人善任，恰逢其会，你不能张冠李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你需要胸有成竹，举止有定，你不能任意胡擂。同时你必须应对突然和偶然，随机应便，飞扬灵动，不拘一格，时有神来之笔。你必须有时实话实说，把文章做足做透，而另外的时候另外的人物另外的情节上面，你必须点到为止，含蓄从容，惜墨如金，留有余地。你有时穷追不舍纤毫毕现，有时则是雾里看花，月朦胧，鸟朦胧。你有战略的与战术的考虑，有长远的与切近的安排，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写有所不写。有时候需要开门见山。有时候需要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有时候需要风云突变，出其不易，攻其不备，有时候则是投石问路，隔山震虎，把铺垫做足。有时候需要硬碰硬，正面拼搏，不避突兀，有时候欲取先予，欲擒先纵，与读者卖关子。有时候要知难而上，石破天惊，有时候要绕过暗礁，举重若轻，釜底抽薪，化险为夷。要保持虚与实的搭配。要注意急与缓的节拍。要平衡巧与拙的形象。要保持深邃与平易的观感。有时候要独具匠心，精雕细琢，有时候要借力打力，意在不言：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进入化境，使艺术变得平常些再平常些，使手段服从于真情真意，大道无术，大智无谋。时而抓住机遇，夯实凿穿，颠扑不破，扩大战果，延伸领域，上穷碧落下黄泉。时而网开一面，穷寇莫追，余音嫋嫋，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时而旁敲侧击，引而不发。时而疾风暴雨，十面埋伏。你不能拖拖沓沓，眉毛胡子一把抓。你要不耻下问，万事贯通，黑白两道，红绿逢源。你还要保持一点身段，爱惜羽毛，只见捻花而笑。你需要时时注意行云流水，道发自然，合情合理，不能强人所难，以意为之，矫情生硬。你对自己的部属、人物要有善意，要有理解，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能漫画化脸谱化。有时候称得上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目能透视如X光B超CT。有时候又要大而化之，一笑了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严适度，捣糨糊和稀泥。你得劳逸结合，疏密得当，不能一味加班加点疲劳作战。你要能细心又能放手，能出手又能拉回来，你要尊重你的人物，你不能越俎代庖……等等。我简直怀疑，一个从来没有作过领导做过组织工作的人怎么样组织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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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青春万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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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说法会引起多数同行的反感。相当的文学作者更愿意撇清关系与表现批判意识和桀傲不逊。万物相通但又相异。话语权也是一种权，权的运用当然有共同规律。当然也有不同，我自然明白，“太”做过领导了，写起小说来也许会碰到另外的更难以逾越的大门槛。
1956年初夏，收音机里播放的每周一歌是歌剧《茶花女》里的《饮酒歌》，走到哪里都听得到“……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青春好像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我去邵燕祥家祝贺他与谢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序诗，他帮我改了一点，原文在“让我编织你们”之后是“这该多么幸福”，他给改成了“用青春的缨络和幸福的金线，编织你们。”他说，这样也显得（字数）整齐一些。他在给我的信里还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
是的，这首诗是成功的，时至2004年5月4日，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是以“青春万岁”命名这场晚会的，而且，在会上朗诵了它的序诗，所有的日子，仍然活着。
《青》书的写作中我一直是沉迷其中，我背得下每一段，我不但设计人物，情节，场景，道具，而且在不断地不出声的或者读出声来的背诵中，我掂量每个字的平仄，声母与韵母，圆唇与非圆唇音，我要求它们的舒畅，婉转，幽雅，洁净和光明。我写到一群“积极”的学生到苏宁家中，用革命的书籍与艺术品布置苏宁的房间，取代她原来的房间中的情趣的部分（如老明星的照片，徐訏的书等），写完了，我提高一步，说是“那个巨大的光明的世界，就在姑娘们的笑声中，胜利地冲击到这里”——我真是得意。
书中还有一段旁白：“我每每寻觅，一种光明的奇妙的生活……”这是王蒙学了法捷耶夫，法在《青年近卫军》里的旁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最后是在纷飞的战火中，用靴子作容器，喝下了战友用生命作代价舀来的带着战士的苦味与友情的浓郁的水。荡气回肠，荡气回肠！
耽于文学，这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命运。念念有词，若有所思，时时走神，不太像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下属，像写作之前那样了。从每天的偶然经历中得到灵感，一阵小风我觉得恰恰像是某个人物在某一段所感受到的。一个灯泡有点歪扭，怎么有这样的灯泡呢？正好写到另一个人的家中。上公共汽车后的一阵拥挤，启发我写到小说的结尾。年轻人的一阵哄笑，又使我感到某一章的构思需要重新调整。谁知道我的写作过程？有有预案的，有随机的，有突然改变的，有得意洋洋之后发现文本中怎么也容不下它的。有出去跑了一千米回来立即改变的。有看到一棵树突然改了主意的。生活的节奏，遭遇，触发，偶然事件与非偶然事件，天气与伙食，声音与气味，情绪与消化，血压与肌肉，山色与夜色，满月还是弦月，晴日还是阴晦，都与小说的写作纠合在一起，都带给作品以绝妙的影响，都改变着作品的面貌。写小说的人有福了！写小说的人的一切遭际都是宝贵的。连没有意义也是一种绝妙的小说题材，连失败也是小说的最好契机，连尴尬也能通过写作变成潇洒，连狼狈也能因笔而成为绝佳的幽默，连不知所云也能入小说而成为妙语如珠：人生是怎样地准备了这样的满汉全席、中西合壁的盛宴，丝丝入扣，滴滴销魂，用来款待小说作者！
小说之所以是创造，不仅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新的人物故事场景，而且尤其在于它的创作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它时时给作者以新的惊喜，可能五分钟以前作者还没有想到过——也没有梦到过这一段，而五分钟后它从笔底流出来了，涌出来了，首先是给作者以新的冲击，令作者一蹦八尺，我怎么写得这么棒！我绝了！其次才能给读者以冲击。这固然有点可笑，有点容易造成作者的自我欣赏，自说自话，自以为天下第一。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一篇东西作者自身都不感动，它能感动读者吗？未必能有什么人像王蒙那样的歌唱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朝气，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人了。如果没有《青春万岁》，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吗？
而这部书却命途多舛，半个多世纪前，即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定稿的本书，先是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79年后才出了书。时过境迁，这本书并没有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然而，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断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40多万册，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结束为止，文学史上有许多极其重要和精彩的书，然而，哪里还有其他书，能这样继续不停地发行着尤其是被年轻人阅读着的文本呢？为数很少。
一部不无幼稚的“老年间”的书，却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于一个写作人，应该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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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我喜欢这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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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组》发表没有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27号我的家，给我送来了476元人民币的稿费。476元，相当于我的87元6角4分的月薪的5倍以上。这也够惊天动地的。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丛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后面这几个人也是我的朋友、熟人和半熟人，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织部》，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我们订了合同，我得到了预付金500元。
也算一夜成名，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恶心。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他们已从作协等处得知我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预告了文学新人的成绩，他说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于是文汇报的人带着预付的500元现金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我给他们讲了该小说的故事性不强，也许不适报纸连载。但他们坚持要载。
到了次年1月，我没有在报上看到连载，我问是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是计划选个五六万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500元，宣布此事作罢。
与此同时，批判《组》的调子渐高。出现了一些传闻。《中国青年报》的张总编辑与佘副总编辑，两位关心我提携我与我私交甚好的领导，找我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他们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要有自我批评。他们还引用一位刚刚调入我区工作的老区来的女领导同志的话说：“王蒙，有点不听话呀。”
同时，组织讨论的《文艺学习》的主编与副主编韦君宜与黄秋耘也找我谈，说是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黄是连连叹息，背诵小说里的词语，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他本人则对小说一百个欣赏。他的表现是既感动又无奈。韦则表达了对我的器重与爱护之情，同时试图帮助我认识到小说中的一些缺陷，以便正确对待批评。韦的爱人是杨述，时任市委文教书记，我知道韦的意见里包含着市领导的意思，我必须好好听取。
君宜还转达了杨述对于我在《北京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散文诗《新年》的批评，说是那篇东西看不出时代特点。是的，我写了时光，却没有刻意去写肃反、合作化、总路线等时代的特色。但是我以为，那种对于时光的珍惜与敏感，也绝对不是旧中国的文人写得出来的。
到了这时候，我自幼受到的党的教育训练就起作用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表示一定认真听取意见，提高认识，三省吾身，闻过则喜。同时我也辩解：《组》不是反对党的东西。当然，不论动机如何，如果有很严重的后果，我当正视与汲取教训。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于《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一惊，我并非没有想到与该报的相处上的小小不顺遂，但是我很清醒，从政治上往对立方面打，需要认真对待，这是大事，而其他只是小事一椿。
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早在中学生的暑期学习团管伙食的时候，我就听过周扬的报告，有关领导还特别说到过，新解放区的学生只知道丁玲艾青，他们哪里知道周扬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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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我喜欢这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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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周扬也和我讨论，他说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领导也讨论过，是不是人年岁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说只有青年才反对官僚主义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令我汗颜，我怎么可能主张只要青年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呢。我只是略微解释了一下，我并没有试图把林震当英雄典范来写，在小说中，我要表达的是对林式人物的命运颇感困惑而不是树立榜样。
我的说话大致谦虚适度。我看得出周扬的满意，通过开青年作者会，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惹恼领导。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我的含蓄的回答使周扬喜形于色。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态度的赞许，重复我的话，同时嘘寒问暖，关切备至。甚至于说，你怎么这样瘦啊，检查过X光没有？没有肺结核吧？
形势突变。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看也是言过其词。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在自天而降的幸运面前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北京日报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我的回答刊登于报纸后由新华社发了通稿，我是说各种对小说的议论批评对于我还是有帮助的，包括棍子式的批评，也有令人警惕的作用。当然，把小说看成政治上的异己之作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赞成对于作品进行两点论的分析，我还要提高改善自己的写作质量，大意如此。于是各方赞扬王某的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吴小武对我说，你说棍子也有好处，这是不对的，棍子就是棍子，不能欢迎。
近半个世纪后的2005年，写到这些事，我涂了两首旧诗，七律，《感怀》诗曰：
此生多事亦堪哀，九命七羊叹妙哉。
误解方愁诚似巧，夹击复笑妒犹猜。
河东皓月千山静，案底闲花四海开。
大块文章皆胜景，逢源蜀道过蓬莱。
激浪排空海未惊，沧桑一粲意从容。
朝云妩媚诗千里，暮雨迷蒙雾几重？
尴尬风流成百味，纵横嘲谑也多情。
可怜犹梦如椽笔，写过春秋写月明。
头一首诗的第二句“九命”，俗说狗（或猫）有九条命，听北京人这样说过，而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而羊通祥，指常常逢凶化吉。
第三句谓浅者但知什么聪明不聪明，哪里知道境界与心胸。
妬犹猜，即猜忌之意。
第五句暗含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意而用之。
第六句含“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之意。闲花云云，指文学，谦词也。
第七句的大块不是文章的定语。用李白《夜宴春桃李园序》意：“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块是指大自然，语出《庄子》。
第八句，指在艰难的道路上常有师友相助。蓬莱指仙境。此句亦含“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意。
第二首，朝云句或可指《青春万岁》。
暮雨句或可参考我在2005年《收获》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秋之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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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我喜欢这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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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云暮雨”，语出宋玉《高唐赋》。
而《尴尬风流》，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拙作新书的题目。
如椽笔，可参阅拙作旧诗《秋兴》。
尾句“春秋”或谓指拙作“季节系列”。而“月明”，或指拙作《青狐》。
北京市文联也召开了座谈会谈这篇小说。我从而结识了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对《组》大唱赞歌，抨击棍子，情绪激昂，真心支持。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子们果然不同。林斤澜着重谈小说技巧，不谈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这个选择他一直延续至今）。端木蕻良谈到了李长之叔叔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关于典型问题，李说写北京有这样的干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师则说自己与李都是教条主义——我的印象是，教条主义是一顶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
此后，传出来一个说法，说是市文联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个词：“五小闹北京”——指的是除我外，邓友梅的《在悬崖上》，还有刘绍棠、丛维熙，可能还有邵燕祥几个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动静。文坛上的“词儿”，比作品多多。正如杜甫诗：“水深波浪阔，毋使蛟龙得”，“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卖杂货》流行歌曲也唱：“风波浪里危险多”。与当时的总的情况相比较，这倒也不足挂齿，它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的注意。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文坛多事，成为水深浪阔的险地，除了抓斗争的方针外，文坛本身的不忿儿，不服，白眼儿红眼儿，恶语伤人或者伤人不带恶语，也构成了每次大动干戈的舆论基础，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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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起大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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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补着交代一下，一个是由于团市委领导的关心，我自1956年秋，到四机部所属的783工厂——北京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我原来说过，写完反映中学生的《青春万岁》以后，我要再写一部反映大学生的作品。团市委领导王照华同志说，不要老写小资产阶级了，我就去了工厂。
工厂位于酒仙桥电子工业区，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工厂的对口援助单位是列宁格勒红霞工厂，从厂长，到总设计、总工艺、总会计师，一直到车间班组，都有相应的苏联专家与我们并肩工作。
1957年1月28日，我与瑞芳在京结婚。她还有半年的大学没有上完。《组》的所得已够我们购置了当时条件允许的一些装备，包括玻璃书柜、一头沉书桌、半软沙发椅等。我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只想着天天与芳在一起。
林默涵老师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清样给我，征求意见。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评谁先送过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嘛。
此时萧殷应约正给《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的文字，他约我交谈。我告诉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萧殷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在给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说及了此事。
于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约见我，说是要就作家与编辑的关系问题开一个座谈会，要我参加。我同样感到了邵对于我的呵护有加。他说话中提到秦兆阳同志为人有些骄傲，看来作协领导有意对秦有所批评。秦因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提出改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即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时代变了，但现实主义的精神不变……而引起了主流理论家的头疼，张光年同志发表专文批评了此文。
谈完话邵荃麟派他的专车送我回家，我感到荣幸。那时他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个小院。
在此座谈会上，我对编辑部的修改抱一分为二的态度，我完全无意抱怨编辑部，更无推托“责任”之意。我比较不赞成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是写到林震怎么样注意到赵慧文的白白的手儿，这是我那时写男女之情哪怕只是友情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写法。一个是结尾，我的原作是林震同志敲响了区委书记周润祥同志的办公室的门，被删掉了，多少影响了小说的调子。对此，我并未在会议上挑明。此外，我认为他们修改的问题不太大，也有改得好的地方。例如原稿说什么刘世吾的“鹰一样的眼睛”如何如何，不妥，改掉了。座谈会上茅盾发言时就提到了这个例子。我觉得茅盾的发言有他“民主人士”的分寸，给我一种零度倾向的感觉。
有关发言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作家写来的，我记得她的笔名是“布文”，但此后怎样找也是查无此人。她在信里说，本应以此为契机把编辑们的问题好好说一说的，但想不到王蒙是那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给他们留了情。我按照她说的号码给她回了电话，她笑着说“算了算了，现在也没有像我这样多事的啦……”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是：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其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全国团代会上，团的中央委员（也可能是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后未成——估计是由于基层对我的反映不算正面。
我反省，我当时有点精神危机，工厂的生活我并没有钻进去。拥挤的公共汽车，挤得满满堂堂的工人宿舍（原来按苏联图纸修的是家庭用单元房子，变成集体宿舍，坐便式马桶工人用着不习惯，乃蹲到“圈”上大小便），排着长队买饭的大食堂，机器运转的噪声与机油气味，给我以新的印象也使我感到隔着一层。我定不下心来。我老觉得我应该有焕然一新之作，又作不上来。我不那么喜欢和同事谈荤笑话，谈级别和待遇，谈平常的话题。我这时满脑子是文学、艺术、激情、理想、深思、忧郁、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恒、色彩与交响……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远比此后40年就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的一些中年作家的情绪更为偏激。我对反世俗的劲儿的切肤刻骨的体会太深太深。厂里其实对我很好，他们已经没法做得更好。厂里给我一间宿舍房，除了四面白墙，那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呆在这样的房间里我有一种空白的感觉。而每天下午，一看到太阳走向西边，我就觉得心神不定，恐慌，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渐趋贫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