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候处理期间我派到少年宫工地参加建筑劳动。我高高兴地一次与同伴共抬八块城砖。每块砖十八市斤。最多时我与另一人抬过十二块砖。我咬着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学会了换肩，就更能挑了。给抹灰工供泥供各种灰，用一长长木柄圆勺，上下挥舞，其乐如游戏。我曾经悲哀地想过，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没有童年。现在，终于补偿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与暑期回来的芳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西班牙电影《骑车人之死》，冒着暴雨打着伞挤公共汽车，没赶上片头，电影散场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我背着行李什物，在京包线的雁翅火车站下车，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达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满耳都是大河哗啦哗啦与钢钎撞击在山石上的声音，满目都是山峰相连，一峰比一峰高，一山比一山远，而河流急湍，水道曲弯，浪花飞溅，青白白青，再没有什么柔情，什么温馨，什么腻腻乎乎，什么心灵的火花，而只有钢铁的火花，巨石的威严，大水的决绝，山道的绵延。我感到的，我既恐惧又欢呼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
从桑峪继续往深山里走，是这里的乡政府所在地斋堂，北大的“右派”包括才露头角的评论家乐黛云就在那里。当厄运成了规模的时候，厄运就变得容易接受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天灵灵，地灵灵，“点儿”走到这一步了。
但是劳动改造也并非易事。在山区我学会了背篓子，弓背弯腰前行，左右手的姆指与食指围成一个环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绊可以卸载，我最多短程背过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篓。我的铁锨也用得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眼力见儿，手也拙笨，锄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脑用眼睛的活儿我干得不好，我的过于乐观，过于不拿自己当外人，与农民说说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灰头灰脑、低声下气、摧眉折腰，谨小慎微。
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却不能出版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到了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种终于弄假成真的感觉。木已成舟，需要以舟为戒，以惩效尤，岂有缓冲转圜的余地？
土改也罢，三反也罢，肃反也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也罢，都有一个运动后期，落实政策，纠偏平反，宽大处理，欢声雷动，直到给受到错误审查的同志赔礼道歉。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幻想反右后也有这么一场好事，我一想到这种可能就恨不得抢天哭地，叩头流血，不用来真的，只一想已经感激涕零。
然而，没有。与过往记录不同，与历次搞运动的传统不同，反右以来，从此只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强硬再强硬。就因为这个运动最玄乎，最不具体，争议最多，没有或很少铁案，只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飞花案分析案论说案，如果开开一个口子，如果平反三个五个，有可能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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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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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是两个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后芳乘火车送我到了雁翅。买不到硬座票了，我们俩干脆买了软席，偷偷摸摸，怕被人看见。却像一次小小的新婚郊游。这样的事也只有我们做得出来。
我想到在批判我的关头，我曾经中午一人悄悄地到附近的欧美同学会吃西餐。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也远远不是浮华者奢侈者，我接受批判，同时深信早晚能化凶为吉，化坎坷为坦途，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饮食起居，必须兴致勃勃地生活下去。
1958年10月15日我的大儿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因为秋收和深翻地大跃进，延迟了休假。我给三个月的儿子唱那个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东北民歌《丢戒指》，王山随着我啊啊地叫。不久，这个影片与歌曲也都在报纸上受到了批评。已经愈来愈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情况了，你喜欢什么，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长到二十多岁，第一个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农村是桑峪。当地人自称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口音特别，称叔为“绍”，称累了为“使”得慌或“使”着了，称有病是没精神。出门即山，梯田步步高，核桃树枣树，桃花梨花，荆蒿蔓草，花朵蜂蝶，山路崎岖，沿沟而上，山形险峻，移步换景。奇峰、奇石、奇路、奇田、奇溪、奇涧、奇谷，个神仙世界。登高望远，山村如画，山外公路，车辆如梭。春夏秋冬，阴晴寒暑，日月星辰，风雨雪霜，端的是无限风光，无限变化。这是哪儿来的机遇，脆弱的幼稚的神经纤细的王蒙能到这里一游一走一干活一锻炼一成长！
我就是这样想，真实又乐观。
根本不存在别的选择。
这里是老区，农民中就有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又赶上了千年不遇的大跃进，花样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点到玉米地里。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吃一次馒头，消息传到几十公里外，到了这一天，各地亲友来桑峪白吃。最高还吃过油炸黄米（黍子）面粘糕蘸蜂蜜。农民相信这是最耐饥的食物，谚云：红薯一溜屁，切糕二里地。秋季早战，每天夜三时前起床，先是背萝卜白薯，放入匆匆挖出的窖中，后来全部冻坏。接着深翻地，翻出阴土，造成减产。全民做诗，大跃进民歌响彻云霄。扫盲落实到人，三个月要消灭文盲。立秋节气家家门框上插着核桃叶。石块垒墙，石板代瓦盖顶子的民居简陋，但是好看，绝对比日后小康了挣了不少钱了的农民，盖的瓷砖贴面、塑钢门窗的新房好看。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们，一面劳动一面高唱“共产党领导，把山治呀，人民的力量大无边！盘龙山上锁盘龙呀……”“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
前一个歌约出自影片《降龙伏虎》，后者出于《芦笙恋歌》。属于下放革命干部者，按期休假，他们看过这些电影，我们是看不上的。《徐秋影案件》则是在农村露天放映的。《芦笙恋歌》的原著是彭荆风，也已在运动中落马。
1958年4月，毛主席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提到形势发展觉悟提高，腐朽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过去的剥削阶级不想变也得变，有少数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无关大局……
文章气势与内容都使我们深为触动。我们这人互相提醒不要变成花岗岩脑袋。一位爱讲笑话的“分子”说过，我们是反动派，但不是纸老虎，最多是纸老鼠，这次他又说，我们做不成花岗岩，最多做个花岗搓（读chai,第三声，即包谷糁子，为当地常吃的食品）儿粥。此话传了出去，本以为会批一通，结果尚称温馨，没怎么样。大概左派们听了这种玩笑也忍俊不禁。另外糟蹋自己硬要说也可以算是认罪伏法，是放下架子的表现，不无可爱吧。这段期间，我们的口才就都放在自我糟蹋上了。如领导让我们评改造的“上游、中游、下游”。我们干脆自称“下流”。谈到何时被揪，便说那时脸色与“屁薰”的一样。说到谁谁死了，便说无非“臭了一块地”。说到自己怎么“定了性”，划成了什么什么，便说“这回踏实啦。”
我们也参加了工具改革，什么什么都要车子化，还到北京参观了北京下放干部们搞的工具改革展览。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招改革工具，但也要作冥思苦想状，在纸上画了一些改进后的背篓子的图，无疾而终。
夏季，报上出现了快乐的言论，说是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太多吃不完，要考虑今后三分之一田地种粮，三分之一种花，三分之一休闲。到了冬天，却只剩下了一天喝两顿玉米搓子粥的份儿。拼命灌稀粥，灌得肚皮快要胀炸，五脏疼痛挪位，仍然不饱。然后只剩下了尿尿。大便少而且只有包谷皮皮，第二天风一起，大便居然毫无痕迹，真是干净得很。于是你病我病大家轮着生病，我也是一会儿长针眼，一会儿拉稀，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咳嗽不止。乡里有一个中医，是跛子，他的老婆是哑人，但很健康。他帮助了我们艰难地挺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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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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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桑峪的经历仍然被我珍重，我与大自然，我与农村农民一拍即合。茫然中使我兴奋，宽阔中使我慰安，山野中使我得趣。我得到了新体验，新知识，新感觉。例如当地农民对于酒的评论，他们只承认白干，他们说葡萄酒是“酸泔水”，说啤酒是“马尿”。他们说“北京出（产）什么？就出大粪。”他们还说北京的东城，富人多，大粪有劲，价钱也比西城区的粪高。我们的掏粪队长李三，是当年的队游击队长。他一再嘱咐我们，越是脏活，越要做得干净利索。我也难忘公社化时家家把自己的淹好了的咸菜缸往食堂里送的情景。我也不能忘记立秋节气时家家门上插上一枝核桃叶。小子何德？与闻其盛！
也许这当真是阿Q精神？也许我当真忘记了自己的严峻处境？也许我的细胞里有中国失意文人徜徉山水之间的遗传基因？我毕竟还年轻，没有什么好着急的。山风清爽，山色斑烂，山径畸岖，山石踊跃，山野辽阔；水光鲜丽，水波粼粼，水道弯曲，水声如语；星空如洗，皓月如银；地块参差，田亩雕砌，草木旺盛，虫鸟飞翔；地气徐来，炊烟袅袅，农事辛劳，节气分明，民风朴厚，民俗亲近……美哉桑峪，秀哉山村，何缘相亲相依大半载，如诗如梦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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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一担石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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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春季，桑峪远山梯田上的梨花盛开，洁白如雪，（花瓣）翻飞如蝶，最美丽的季节到了，我也到了告别桑峪的时刻。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名叫屁股峪，需要爬一个小时山路的地点去看梨花了。这儿有一株我平生看到过的最大的梨树。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主要是市团校的工作人员们回城了，我们这些另类被分配到潭柘寺附近的南辛房大队一担石沟。
一担石沟山势更加陡峭，梯田更加窄小，许多远地都已荒废。这里在大跃进中成立了造林大队，由市委、团市委、北京日报等单位出资、出人造林，远山油松侧柏、近山苹果蜜桃，还想搞点副食生产补助机关。由一位王姓主任负责这里的工作，上述单位的干部轮流前来劳动，一至两个月为期。我们编为八班，为长期工。另有一七班亦是长期，人数较我们少，属于历史有问题者。七班有一位同宗，旗人，说话极雅致，客气，温柔，标准老北京，略带女气，满脸带笑地用多礼的腔调对我介绍说：“您老八班是右派分子，我们七班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调门与社交场合互相介绍：“这位是张老板，那位是刘二爷……”绝无二致。所谓语言暴力的另一面会成为语言的润滑与失义，成为语言的程式化空心化与社交化，就像英语称呼谁都是dear。我不知道，英语民族枪决一个犯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说“请过来，我亲爱的”。反正我听过老舍先生对于丁玲的批判，他说“……还有您，陈明同志，您的思想也是反动的……”他的第二人称尊称称谓，绝对一丝不苟。这位七班的老王君说起什么分子什么分子，也满溢着老北京“旗人”的穷而好礼，幽雅规矩。如果那五（邓友梅小说中人物）在场，该也是这样说话的吧。
这里我接触到了更多的帽子人物。我发现，相当一部分不是由于右，而是由于太左才找了倒霉。一位少年得志，已经是副局级的很红的青年纪检领导干部，在运动高潮中上缴了自己的日记及与弟弟的通信，结果兄弟俩同时划为右派。一位团的纪检骨干，在运动基本结束的1958年7月1日——党的生日，慷慨激昂地大讲坚持延安传统的重要，痛批一些人进城后忘了本，学了陈士美停妻再娶，甚至堕落成右派。他的调门高了些，干脆，他就是右派。一位耳朵背，一副愚忠模样的同志，到了扫五气和向党交心阶段，狠狠地交了一回心，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结果是请君入瓮。一位女性热爱文学，少有成果，便在运动后期把自己的没有人用的作品初稿交上去了，据此，右而派之。
当时已经有一些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的非议传出来了，1958年苏共在赫鲁晓夫的控制下把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定成反党集团，一位小干部表示对赫的不满（王按：他可能是为了表现积极），说“把莫老头接到咱们这儿来吧。”结果把他定成右派。一位长相漂亮、目光如水、出身名门文化教养很不错的女性，当了右派以后一再称颂对自己的批判如何“深刻”。还有两位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则主要是为人有问题，犯浑，爱吵，说粗野的话，弄成右派。我们班有一位理发师傅，自称不是干部，当不了右派，他是因了对统购统销乱讲话定成“反社会主义分子”的……
八班有班长副班长各一人，领导大家。造林队办公室的王主任比较适合抓生产，他对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太钻得进去。一次他听八班的总结批判讨论会，睡着了，鼾声大作。于是二位班长挑起了担子，树立了很强的领导意识，并说过能领导这么一些人也不简单，将来回忆起来是有意义的。他们极力组织思想批判，用运动中自己领教过的方法与语辞自己搞自己。动辄深夜开会，抓住点什么就猛斗一气，一次斗得北京日报的漫画家李滨声几乎晕倒。“恬不知耻！”“自取灭亡！”“反动本能！”“欲盖弥彰！”时过午夜了八班还在喊叫不停，最后是其他班的具有革命干部身份的其他临时来参加劳动的同志提出意见，认为八班夜夜鬼哭狼嚎，丑调百出，扰人清梦，恶心讨厌……后来才稍稍降了一下斗争温度。可以说这是风欲静而树不止的奇观。
公平地说，不能把责任全推在二位班长身上，众右派们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积极性，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愿意至少是习惯于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强梁粗暴施之于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后），（驾轻就熟地）转施于人。不欲已受，必授他人。不欲，则授受最亲。常挨打的人打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变种。
二位班长还有雅兴抓文艺，下令我写一个反映右派改造的话剧剧本，并称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有意义的。我明知没有法写，但也天天熬夜，作苦思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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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一担石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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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电灯，熬夜用明拈儿烧煤油（人们管这样的灯叫做“秃小子”）的灯照明，冒着黑烟，第二天所有的人五官黛黑，尤其是鼻孔，黑得出奇。我说，这样的灯冒出的烟中未充分氧化的炭分子太多，被众人笑道“王蒙的脑子里净是没氧化的炭分子……”无法再说下去，其实改善一下灯的状况不难，但是这里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对科学与科学主义的轻蔑：都右派了，要科学有屁用？你鼻子不薰黑，谁来薰呢？
文艺活动倒还颇有成绩。我们中有一位少年宫的音乐老师，他指挥我们合唱，旧调新词，表达改造决心。“挑水来上山呀，我们的意志坚，不管风大天又寒……”歌词是新作，张永经（后任北京市广播局长）作词，音乐老师作曲。“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地满山坡……”也是张作词，用的是《亚克西》的调子。“啧噶啧噶撒拉拉崩”，用的是江苏民歌，什么词忘了，但调儿实在好听。通过这些活动我初步养成了唱歌看指挥手势的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一唱歌，就要齐声高唱劫夫作的《社会主义好》，尤其要大声唱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句，一面唱一面互看莞尔，是为了表明立场的转变与彻底的服气吧，我想是这样。但从革命者方面看来，不知是何观感。
这里的学习、小组会主题是认罪，这个逻辑颠扑不破，很绕人：只有承认自己反党，才证明有可能改成不反党。想改成不反党，必须确认自己反党。声称自己没有反党，就是与组织（说你反党）唱对台戏，证明至今仍在反党。表白不反党是反党的铁证。自责反了党，则更是确实反了党的供认不讳。但存有希望：未来尚可能不再反党。却毕竟是铁案如山，永无翻身之日。翻过来掉过去，难逃反党恶名。这也像那个著名的难题，你到了某地，说实话要烧死，说假话要淹死。这又像那个著名的某某条军规，神经正常的人不准退役，神经失常的人不可能申请退役。
有一位团市委的原统战部副部长，大龄未婚，有洁癖，是从协和医院来的，可能受医科教育中了“毒”（其实他的本业不是医疗而是行政），死脑筋，怎么也不承认自己反党。他讲的各种鸡毛蒜皮的事例与ABC式的理论令大家觉得只有白痴才琢磨这些小儿科心思——话语。大家又气又笑又骂，批斗帮助，喊口号，挥老拳，苦口婆心。他一天服，两天翻案，最后斗他也斗不起来了，大家喊什么不投降就灭亡之类，他也随着喊，喊完了与大家一起笑，笑着笑着又急迫起来甚至哭起来，急火攻心起来。而且他认定：我与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反党的，你们都承认了，那是有材料的！我可没有这方面的罪恶，我这儿什么材料都没有。这么一说就更讨厌之至，他当然是害群之马，咬群之驴。悲剧变成了喜剧、闹剧了，喜剧闹轰大发了又终于变成了悲剧。一致认为小子浑蛋一个，自找倒霉，活该！
他喜读医书，有一个习惯，对照医书找自己的症状，今天认为自己得了A症，数天后来了新的医学资料，他改认定自己属于B症，谁劝他不要自己找病，他就又与你研究起现代医学的成就与重要性来，保准把你吓得退避三舍。
若干年后，他终于得了癌症，去世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家丛维熙也在这里，他居然还找我谈创作问题，我觉得他不识时务了。我觉得他在找倒霉。我又觉得他实在迂诚。
需要一写的是徐宝伦，他是地下的河北高中的我那个支部的首任书记，比我大两三岁。他是东北人，喜欢冬天支楞着“耳朵”戴三片瓦型帽子。后他调到市委研究室。很合适，他喜欢研究理论，他关心的多是共运的大问题，喜欢使用大概念大名词。解放前他就对我说过，全中国人民都应该认识刘枫同志。1955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他的理论文字，关于订立爱国公约问题的，令我羡慕佩服之至。我听说他的爱情生活不顺利，有一次他和他的女友吵架，他竟然拉住人家的围巾，几近暴力。他性情急，我知道。
在造林队遇到了他。他介绍说，他由于说过可以用“斯大林主义”一词以概括斯的纲领与实践而被划。眼光“远大”，与众不同。
在一担石沟，我看到他的搪瓷饭盆下面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唐诗：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虽然我早就喜欢李商隐了，对这首七律《北青萝》并不熟悉，也不算激赏，我默颂了会儿，向老战友徐轻轻一笑，我的笑容带有劝他放宽心思的潜台词。他则向我苦笑了一下。
我问：“你怎么样？”
他做了一个手势，说：“过去的事，全冻结了。”他的“冻结”两个字拉着长声。我咕哝了一句“想开一点……”无法再谈下去。那次我还向他借了几块钱，可能是因为快要休假了，我身上的钱已不够在路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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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一担石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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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休假完毕，徐没有回来。问谁，都态度严肃，后来知道，就是这次休假，他在市委六楼图书馆自缢了。
我很吃惊。他怎么会这样？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我相信这也与他爱情上的遭遇有关。我不能不感谢我的爱情生活的幸福。此后许多运动，我坚信挺不过来的人往往是因了腹背受敌，在社会上在单位挨斗，回到家也得不到温暖。青年人向往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革命是烈火熊熊，它燃烧着旧世界也可能烧到自身，不要以为轻易地可以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革命家，不要以为革命既已成功、你就永远优越。不能不查。
我连忙找组织，说明我还欠着徐一点钱，后来徐父来料理丧事，我还了钱。但我心里的震惊与遗憾是无法消除干净的。
由于徐的自杀，市委从此对“分子”们的出入加强了管理。芳一次恰逢此时去与市委同楼办公的团市委领工资——顺便说一下，对我比较优厚，没有扣减工资——被有关人员白眼相待，是她一生中很少受过的侮辱。
丛维熙与原北京日报的几个人后来又进了大墙。据说与他们同一单位的副班长在这一事态发展中起了作用。说什么他们几人传看了南斯拉夫的“党”的纲领。结果是送去劳动教养。事态变得更加沉重了，我也更加默默无语。
已经没有心软心疼的余地，谁倒霉至少暂时只能是谁扛着，王蒙能够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是照顾好自身，争取不跌入更凶更险的深渊。何况与此同时是一日千里的大好形势，要过共产主义关了，要“公社，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除了牙刷”（马雅可夫斯基）了。出版社追回《青春万岁》的预付稿费，我写信告诉芳，马上货币就要废除了，我们不必焦心。天行健，自强不息，不惜一切代价，跃进出一个最新最美的图画来，为了告慰先人先烈民族社会，我不能沉沦，我不能自戕，我不能胡来，我仍然相信革命相信党，相信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毛主席，想念有一只巨大的手仍然在保护着我，相信个人与国家早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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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从一担石沟到三乐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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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担石沟创造了个人饭量的最高记录，也是秋天深翻地，我发明了一种跃起踩锨法，即跳起后以全身体重置于一足，再用此足踩到锨背上将锨板压入土中，不论多么坚硬的土质，都会被足足实实地切入翻起。但这样干活消耗极大，我一天中午吃了六碗拌面，折合干面一市斤半。
我自幼身体不强，在团区委工作时，有领导当着我的面说，此孩太聪明，早熟的结果很可能是早夭。我的身体好转起始于1958年的劳动，初到建筑工地时感到手指变粗，腰腿变壮，肩膀经得住压。我坚信体力劳动对我有起死回生之效。到了桑峪，劳动使我浑身血脉畅通，心明眼亮。我这里只是说一个事实，无意为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涂脂抹粉。我甚至至今在想，如果不是用野蛮的与强制的办法，而是用文明和自愿的办法，能不能号召多一点专家教授去搞两年体力劳动呢？我坚信体力劳动有益身心健康。
还有一个愉快的经验，我曾几次骑着马去南辛房大队给马与驴钉铁掌。我敢骑马，不害怕，注意姿势，没有铲过屁股。我身躯灵活，认镫并不太死，随时可以跳下。我还有几次兴起，甩两鞭，跑几下颠几下，当然绝对注意不能累着马，不会让马四蹄出汗。
有过一两次，马欺负新手，走着走着突然跑回马厩，我的头顶撞到了马厩的门框，撞出了血，但幸亏我的个子并不太高，什么事，我对与马共舞的兴致也没有受影响。
在一担石沟我摆弄过草莓，单是草莓的名称也令我快乐。我相信，波兰圆舞曲中唱的“有个姑娘去到林中寻找红莓果”中的红莓果就是草莓。也有艰苦的工作，给灰窑背石灰石，垒窑。
一担石沟与桑峪不同，没有那种大山，而是许多陡峭的小山峰小山头。有好几个山头被削成了平地，可能作过当年单干时的私人场院，站到高处下眺，相当好看。我的草莓田也是一个近处的小山头。
在一担石沟我还打过猪草和割过荆条，这两件活都需要较好的眼力，我完成得不好，但也是一种狼狈中的新体验。
檀柘寺是京郊的著名风景区，一担石沟由于入沟时有两块圆形巨石而得名，圆形石上甚至于可以看到方心，是挑担子的痕迹，说是二郎神挑着这两块巨石追赶太阳，把石头放到了此处。这里山头林立，石头众多，树木葱茏，花草繁茂，常有松鼠出没。但还有一部分秃山。我们实行雨季造林，冒雨到林场苗圃挖出幼树，栽到预选挖好的鱼鳞坑中。我学会了一些树种名称，什么大久保（桃），什么阿尔巴特，什么油松，侧柏，马尾松等等，我们也偶而畅想一下未来：荒山变成花果山，平原变成米粮川之类。
生活、爱情、性是无处不在的。在八班中，传出了一些绯闻。我浑然无觉。而另一些朋友，激动地说这说那，并揭露了绯闻中的某些女性角色含有政治目的：为了摘帽子而靠拢改造得“好”的的积极分子。这样的传闻我第一不信，第二听后深为痛苦，尤其为女性痛苦，做名女人难？做女右派更不易，不信让那些名女人来右两下试试。第三不明白，我怎么看不出来？王蒙这样的木头人怎么还能写小说？第四，作积极分子真好啊，当了右派也要当积极分子呀，会有桃花运找上来呀。
事过多年以后，我忽然想起，为什么就不能从最最美好的意义上看这一切呢？到处有日月星辰，到处有春夏秋冬，到处有生命的热度，到处有犹未了的青春，到处有男子与女子的相亲，虽然已经批倒批臭，虽然已经置之死地，虽然已经不算人民，但是仍然有拥抱和狂吻，有瞬间的不顾一切，有和山脉河流一样节拍的颤动……如果该死的王蒙多一点活性野性少一点目不邪视与中规中矩，也许他的《失态的季节》《布礼》什么的会写得有魅力得多吧。
与桑峪比较，一担石沟的一大优点是吃得好，大体按干部标准吃饭，不必向贫下中农看齐。我坚信，只要吃饱睡足，劳动越辛苦越对身体精神有利。但是很快就到了1960年冬季，中国的一个饥馑之冬。粮食问题困扰着全中国，一担石沟虽然养着几头猪，对机关副食少有裨益。造林队转交给了报社作战备用，一担石沟从此静静地歇息在那里，再没有大跃进中的盛况，留下了我们用拆自古建筑的高级材料修起的古色古香的几间大房子，存放纸张和一些印刷用品。而那里种的树，除死掉的之外，几十年后也渐渐长起，松柏都超过一人高了。
市委系统的副食生产开辟了新点，位于南苑西红门大队三乐庄。离城市是更近了，环境是更单纯了，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多“深入生活”的意味了，但是到了三乐庄以后休假能够方便一些；说好了两周就可休一次。于是1960年移师三乐庄，粮食定量从每月45斤一家伙降到32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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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从一担石沟到三乐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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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原团市委统战部长，因被认为统而不战，定性右派，他到了三乐庄后写决心书，内有一句：“为改善机关同志的副食供应而奋斗。”我劝告他删去了此语。
32斤的定量让人慌了神。找窍门找到了酒上，听说酒也产生热量，便想办法到大兴购买乌七八糟的色（读shai）酒。为此我受到了批评。有一位原来风度翩翩，出身高贵的人，被发现偷吃辣椒，班长跃跃欲试，准备藉此大抓批斗，被制止。而且团市委第一把手，农民出身的张进霖书记亲自来看望在三乐庄劳动的另册人士，嘘寒问暖，极尽安抚之能事，号召多休息，度过难关，直到表态：“你们夜间把尿桶干脆放入房间，这个措施是正确的。”
来三乐庄后人员少了，副班长原属于北京日报社，他们到别处去了，原七班的人也另有高就。人们尤其是班长，似乎有点失落。他本想再抓几场斗争，没有搞起来。一次抓住了那位原团市委的统战部长，在气势汹汹之时，此公“擅自”回京了，人们等待着他的“下场”，传来的却是另外的消息，此公找了团市委第一把手，领导同志打招呼不要没事找事地七斗八斗了。从此班长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我们也有一种即将掀开新的一页的感觉。
从桑峪到一担石沟再到三乐庄，这也是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程，与世界万事万物一样。一次比一次离北京更近，一次比一次人数更少，一次比一次更有务实的目的，一次比一次更带有熬时间的应付性质。生产副食，就是生产副食罢了，不必再闹个鸡飞狗跳。这里是平原，地势开阔，视线辽远，到处是望不到头的青纱帐，到处是粮食作物，与一片梯田的观感乃至气味都大不相同。只是三乐庄这边地势低洼，一片盐碱，弄不好颗粒无收，才被公社基本放弃。我们学会了次生盐碱化一词，整天挂在嘴上，找了农学书籍，但仍没有办法。
估计这里离市区也就20公里，一次深夜宣布次日休假，我乃骑上一辆破自行车返家。夜深人静，玉米叶子哗哗地响，路途全靠星光辩认，有的时候星光不见，全凭感觉。夜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永定门。我惊异于人的适应性人的克服困难的能力，还有人的勇气与地位的反比。
由于离市区近，我们离领导也近多了。团市委有一位同志多次与我们座谈，内容一是鼓励改造，一是反修，大家争先恐后地骂赫鲁晓夫，这么一骂，似乎找到了“自己人”的感受，缩小了与革命人民的距离。遇到这种时候，当然就要得罪了，修正主义者们！
1961年5月1日，依例休假，但严令不可以回北京，我们当然懂其中的考虑。我在宿舍内正在看一本书，忽听到熟悉的声音。是瑞芳，她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穿着我们结婚时我给买的翻皮正皮两样相拼的半高跟鞋，精神奕奕、仪态从容地带着一盒点心来到三乐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她的到来使我激动流泪而又神经紧张。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她怎么不告诉我就来到了这里！这里哪里是她来的地方！我与她出来并告诉她不可对这批右派太热情。我的怯懦使我至今脸红。
说什么好呢？一位和我关系很好，应该算是“难友”的人，分享了芳带来的小点心，同时背后说：“王某的爱人是资产阶级。”还好，没有把她“五·一”来访的事提到批评会上。
至少有五件事，我可以将芳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那位俄罗斯女子曾到西伯利亚与自己的丈夫汇合，见到丈夫先吻他的镣铐。第一，她不受侮辱，宁可决裂吃亏。第二，他同坐火车送我去桑峪一直送到雁翅。第三，她曾陪我在1959年的春节去过一趟桑峪给农民拜年。为此她甚至受到亲人的指责，认为她太与右派界限毫无，她不惜与一切对我不好的亲人决裂。第四，她此年“五·一”节穿着半高跟鞋找到了南苑。许多看过她的书的人看到这里都说她太伟大了。第五，后面要写到的，1963年我决定要去新疆，我与她通电话，她三分钟不到就同意了。此后不但去了乌鲁木齐，还去了伊犁，去了公社和巴产岱大队。
在杨述同志再次关心与催促下，1961年秋，我算是摘掉了帽子，叫做“回到人民队伍”来啦。本来早就可以完成这项过程了，但是三乐庄的“分子”们常常陷于混战，关键在于我们的班长，他“右左”“右左”得你毫无办法。恰恰在当了右派以后，他尝到了做领导和抓斗争的其乐无穷。第一，他干活还是比较不错的，第二，他动辄放弃休假，而除了他以外，别人那个时候的唯一盼头便是到了日子能回家休息两天。凭这两条他就是表现得最好，无人匹敌的了。
实在拦不住休假了，他也要布置休假期间写思想总结，开两次会议汇报休假不忘改造的情况。我曾经不无小人之心地猜测，他肯定与爱人夫妻关系不佳，否则怎么可能老不回去？此后多年，当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某位艺术家或某位干部怎么以单位为家从不休假的时候我都会猜测他们的家庭关系是否有问题。抱歉的是，大部分我猜对了。三乐庄诸公一散伙，我也就听到了班长与妻子离异的消息。那位知名艺术家的家庭也是很快就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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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告别郊区劳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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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冬，我写了两首新诗，一首是《鸟儿》：“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另一首是《宫灯》，“点点暗红的宫灯/像城市的美丽的眼睛/顾盼我吧，我也注视着你/心中温煦如干罢醇酒”
形势已经有了一点松动，处境（表面上）已经有所好转，至少算得上是人民了。我的心情已经有了一点温暖，三面红旗仍然高举着，但斗的劲稍稍平缓了一些，知识分子和一些相对比较实是求是一点的干部们，不敢相信但仍然充满幻想，也许终于能够做一点事情了？
1962年春天，我正在三乐庄大田干活，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信，编辑张慕兰，评论家许觉民的爱人，要求与我见面。当然这封信是杨述的爱人韦君宜（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关照发出的。确实，除了爱人的温暖支撑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贵人”相助。我的经历，我的为人，我的所谓“才”，使我很少处于绝望状态。在整个反右过程中，中国青年报张总编辑、佘副总编辑，也一直关心着我，他们的多次谈话帮助了我度过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至今记得佘世光同志的名言：“不论什么情况什么事情，不能有对党的丝毫不满，不满像种子，它会生根发芽长大，直到不可收拾。”但后来1959年，他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了一通，不久平反。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可能促进了团市委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出路的考虑。很快先是把我们调回城里，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延庆等地调查青年生活文娱学习婚姻等诸方面的状况。陈家台，大次洛，这些长满核桃、杏、梨、枣的山野与斋堂沟大同小异，但人们说话的口音又不同了。我们在王浒同志率领下来到这里，不但开座谈会，整理材料还货真价实地参加劳动，插白薯秧，间谷子苗。这方面的经验帮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夜雨》与《眼睛》。前者在《人民文学》后者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王浒同志是汪家镠同志(后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爱人，这时也小有麻烦。三乐庄阶段，虽然已经进入了我们下放劳动改造的后期，规模日小，但不时有人补充进来，原因多样化。其中有一个中层干部，虽然来了，仍然摆着架子，并从我们原八班的人的斗来斗去的现象，说是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丑恶面目之类。
到了暑期以后，我分配到了北京师范学院教中文去了。
就这样，连续四年的体力劳动生活草草结束。我想，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草草收兵，是宇宙间许多事物包括政治运动也包括文艺作品的发展规律。想想我们这些人，反右斗争，批判改造，脱胎换骨云云，讲得何等惊天动地，烈火惊雷；结果，做点农活，搞点副食，自行胡乱开会批评检讨一通，说一大堆虚恭一般的废话，一、二、三，哨也没吹就散伙了。
我说过，四年的劳动生活我仍然阳光。虽然这一段时间我也常常吟咏薛宝钗的咏香诗：“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而且没当右派前，硬是体会不了这首诗的沉痛。
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一担石沟山峰之重叠峻峭，三乐庄之一望无垠，我却又心胸朗阔起来。何大自然之雍容而人事之局促焉！何人之不能回归自然而斤斤于荣辱得失也！宠辱无惊，说着好听，做起来是多么困难啊，
有一次休假，“革命干部”们都是搭自军饷至雁翅的班车，再从雁翅上火车到门头沟。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选择了凌晨三时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里，到雁翅火车站的办法。以至有人查问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说不太清，可能吧，一个是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多吃点苦，应该多锻炼锻炼。一个是都是一个等级的人一起走，反而会轻松些，更主要的是凌晨在大山中、在湍流旁、在乔木灌木花草中行进，这是何等地开阔快活。人生中再没有几次这样星夜走山路的机会了。
我也为在一担石沟挑水上山的火爆场面而大笑。雨季造林后几天，需要及时补水。平常空手难以攀登的崎岖山路，挑满了两桶水飞跑而上，成为一场没有明说比赛的大比赛。为了抄近路，甚至不走已有的路而是另辟蹊径，走在杂草棵子，乱石丛中，连蹿带蹦，连滑带溜，势如黄羊野鹿。平时空着手走到那里肯定要打滑的地方，压上份量以后，反而脚下生根，稳如泰山，步履坚实，一步一个脚印。同时要检查水的保持情况。有一个人由于丢水太多，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半桶而被指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挑水的人的姿势千姿百态，有的腰被压成了八道弯，受到大家笑骂，有的一副骄蛮样子，活像是金牌获得者——并没有人赏识夸奖。有的连说带笑，有的气喘如牛，有的咬牙切齿，被称作是作“操狗”状，有的闷头苦干，我则一边使劲一边说便宜话：“本人挑担，重量在若有若无之间……”劳改不忘牛皮，劳动是乐生的第一要素，既然马克思这样说的，事实自然如此。而下山的时候，由于往下狂奔，叽里咣当，众桶齐鸣，出溜到井边，谁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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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告别郊区劳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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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苑，第一年风调雨顺，大萝卜长得令人击节赞叹。而收秋时我负责看青，每夜拿着六节电池的大手电、军棍到处巡逻，一面看月亮一面背诵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深深打动我心。但我绝无任何具体想头。“看青”中认识了市河北梆子剧团的一位看青者，他老哥不但给我讲了好多尚小云、李桂云的逸事，还款待了我许多烧烤的青玉米。对不起，我们俩也搞了点看守自盗。皎皎明月夜，天涯沦落人，青烟独袅袅，新黍香喷喷，已弃轻飘梦，常怀惭愧心，午夜观獾走，薄明喜鸟吟。个中的美感与至少是肚腹的满足感，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除了月夜读李白与闲听戏曲大家的逸事外，我看青的结果是结余了若干粮票，带回北京补助家里。到1961年，我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夜班看青，有粮食的补助。
南苑我们的副食生产基地边是一大片坟地，我们奉命在那里迁过尸，面对烂棺木与骷髅遗骸，我们无喜无悲无惧，有过我辈经历的人早已做到了山崩不惊，地裂不动。我看青时常常到坟地一带小坐，夜深人静，在那里可以听到市区方向顺风传来的话声笑声，旁观俗世，兼思彼岸，遐想万年，不过如斯。在那里有时还听到一种据说叫“地牛”的虫子的叫声，闷声如牛，暗呜如虎。说这种虫子是把嘴伸入地下才叫唤起来的。我也数次听到猫头鹰的啼叫，由于我认知上已经得悉猫头鹰乃是益鸟，便不觉难听，更不觉不祥。右派与猫头鹰，当然是前者更晦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