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强调让人先富起来，其他的改革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先富了起来，人家才能知道什么什么，做到什么什么的。过去我对这种说法还是有些相信的。就是说，以前一个混不吝的小流氓成了富有的个体户，他身穿名牌西服，脚蹬意大利皮鞋，小头弄得光光滑滑，他就不再会随口骂人随地吐痰了。现在我越来越怀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一旦富起来，他可以讲究些外在的礼貌，诸如不随地吐痰啦，觉得这样做不符合他的身份，不配他那套名牌的行头，但他却能用手中的钱去做更大的无耻。
壬朔：你说的更无耻是指什么？
老侠：比如说去贿赂当官的，还有我刚才说的那种事，至于交易中的欺骗就是小无耻了。
王朔：我就觉得没有谁更无耻了。咱们最大的无耻早就干过了，在这之前只是不同程度的收敛，不能说现在比过去无耻。经过文化大革命失败，咱把最无耻的事做过了。现在，仅仅是富裕就能带来某种收敛，可能他的内心不会因有了钱变得道德了，反而他可能在内心里变得更不道德，比如你讲的那些事。但他在公开场合还是有所收敛，他怕嫖妓被逮住被曝光，逮住了要么破财要么被关上半年一载的。所以他表面上还要摆出有钱人的外观，人五人六的。我觉得指望用道德约束人的行为是很难的，只有个别优秀的人才能有道德上的自律，道德是不能制度化的。一个优秀的国企头头可能廉洁自律，但大多数头头们做不到，这就要拿制度化的强制来约束他们。我觉得制度化的强制约束不能带进私人道德，只能在社会的最低舆论共识中建立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什么是最低呢？比如说，这种道德不能要求人人都去舍己救人或帮助穷人，但这种道德知要求人人不去整人害人坑人，不去伤害别人。你可以不给穷人捐钱，但你不可以从穷人那里变着法弄钱。但是公共道德这事又挺危险的，稍微建立点儿公共道德又容易侵犯个人利益，咱们这儿又有那么个不尊重个人利益的传统，一旦呼吁建立公共道德，负面影响可能就会超过正面作用。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但说今天比过去无耻，我已经讲过我不这么看。
与最无耻的强迫性政治相比，这些小小的无耻它腐蚀别人，但不是直接地强迫别人，特别是在性上，在中国文化里的强制传统，特别适应于那些卫道士们。
老侠：吸毒一旦上瘾就是终身的，无耻一旦上瘾也是终生的。要再建立起一种东西，得有最低限度的人性基础，而现在这基础没了，怎么建立？
王朔：这点上我倒跟你没什么冲突。我也觉得没可能，建立集体胜的道德意识没可能，甚至我刚才谈的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都难以建立。恐怕就得是制度性道德了，把约束变成一种叶以对这些无耻之人公之于众的机制，让他彻底曝光，再没脸见人。罚款的办法是现在比较普遍的，但罚款是以无耻对无耻，谈不上是多有效的手段。在我看，罚款是以权力无耻制裁道德无耻，前者比后者更无耻，因为它是强制性的权力所为，是～种类似于掠夺胜的野蛮行为。罚一个不遵守通好道德令的人，在我看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因写了某个字犯了帝王的讳而被处刑或流放一样。
老侠：我觉得新加坡式的干净讲道德什么的，被国内某些人奉为榜样，美国的一个年轻人因犯了点儿小错被处以鞭刑，它的这种道德秩序是靠强制性无耻建立起来的，只有两个词“钱与暴力”。
王朔：我觉得新加坡那种接近于伊斯兰国家的道德至上的东西，它把这东西区域化，把这个东西限制在一个范围内还可以。泛道德和泛政治一样可怕。假如说这是人性弱点的一部分，你没法解决，我觉得光靠道德不行。因为道德也有道德过不去的地方，涉及到人的根本弱点，我觉得只能尽量减少或缩到尽量小的范围，想从根本上解决，所谓再造新人，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老侠：想再造新人的社会实验，其结果非但没造出新人，反而使人退化。
王朔：这么看，在性上也有这个问题。想从根本上杜绝性关系上的不道德，没有哪个国家成功过。现在成功的例子就是把它限制在一个范围内，用规范的法律进行管理，恐怕这也是人类无奈的选择，最终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在道德上起码要做到“不以为耻可以，反以为荣就有点过分了。”能做到不以为荣就够了。
老侠：在墨尔本中国去的人也弄了不少妓院，把澳洲本地人的卖淫生意抢走了不少，因为中国人的开价低。一个朋友曾带我去了一家上海人开的妓院，我是想看看是怎么回事。让我特别吃惊的是，那家妓院老板的孩子就在里面玩，我问他怎么不给孩子找个保
姆？他说这里保姆太贵了，我说你这行不是挺挣钱吗？干吗要让孩子放学后到这种环境中？
这时他的老婆从里面出来，刚刚服侍了一个客人。他们一家三口全在妓院，人手不够时，妻子也接客。真他妈的想钱想疯了。
王朔：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点钱。可有些人挣钱刹不住车，越挣越想挣，这个月挣这么多，再干一个月就能翻一倍。
但有了钱之后，我不相信他的道德水准提高了，而是他顾虑多了，他觉得自己有了点儿体面（不管这体面是真实的面子还是虚假的面子），行为多少有点节制。
你别说人的内心如何如何，他能有表面的节制已经够了。要是连这点节制都没有，我想会更可怕。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这种道德要求是相当低调的。
老侠：世界上最无耻的残忍都是智力造成的，人可以用智慧去无耻。特别是在对待同类上。动物之间的相互残杀，怎么可能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更残忍更无耻呢。两只猫打了起来，如果其中一只觉得另一只极无耻极残忍，就一定会说，你他妈的“人类不如”。这种无耻与残忍在“文革”中已达极端了。苏联的残忍要比中国式的残忍简单得多，大清洗，从肉体上消灭就完了。中国式的则要先在人格上尊严上侮辱你、击垮你，游街、戴高帽、挂破鞋。万人大会批斗，让你自己当众骂自己抽自己嘴巴，当众低头认罪，这要比从肉体上消灭更残忍。
王朔：我觉得，我们现在道德上的这点无耻，旧中国肯定很普遍。很多人不喜欢这东西，要改变它。所以中国模仿了苏联式的革命，苏维埃在当时提出“再造苏维埃新人”的口号，而且相信只有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才能塑造新人。他是想从根本上改造人性，这种改造的出发点也许是基于理想的正义。但他们从高尚的目的出发，不择手段地搞起来，最后制造的却是人间地狱和人性沦丧。今天已经没人再信那套了，低调了。回到一种基本的道德标准：做人只要奉公守法也就可以了，其他的私生活完全是个人的事。
老侠：中国传统的以行政干预个人私生活的那套，还没有死，谈不上复燃，现在的生活中还有大量的这种干预。你要整人的时候。治人的时候、约束人的时候、剥夺人的时候，一定有许多人看到这个就两眼放光，兴奋得摩拳擦掌。
王朔：它就会把道德呼吁很快转变成一种有效的行政监控和处罚，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某些东西的迅速恢复。比如，“通好法”就要确认通好的发生，那就会溜墙根儿。偷听、跟踪、小报告全出来了，居委会闲着没事的小脚侦缉队就有事可做了，或者不经你允许就进了你的家，突然进行搜查，男人与女人的交往会回到草木皆兵的时代，最后那就所有的个人隐私都没有了。而现在，刚开始有了一点点私人空间，大家能在一起聊些个人的东西，个人也能保住不想让他人知道的隐私，有了个互相尊重，进屋要敲门，旅馆里也不会突然有警察闯进来。如果用性混乱作借口，在维持道德秩序的借口下恢复过去那一套，警察就会突然闯进来搜查，你还没法拒绝，没法保护自己。
老侠：现在它要想这么做也能做到。一旦他想这么做，它才不管你是旅馆还是大街还是私人住宅。
王朔：所以咱们的生活中还有一种野蛮的力量，不是很理性或根本无理性的。
在有理性的地方，比如在美国，再多的道德呼吁也不会怎么样。美国那儿有大量的人在道德呼吁，但它的不可怕在哪儿呢？在于它有一种理性、制度化的理性制约着，任何一种新的法律的成立，比如限制枪支呀，都要反复讨论多次，而且是就事论事，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不会对其他权利造成威胁和侵害。而咱们这地方野蛮的力量确实还存在，你给它一个借口，他就会东山再起。我原来真以为是比较安全了，但是最近的一些事……就让你感觉会随时再来，你要稍不留神给它个借口，或者它自己制造个借口，“咣当”一下，这种野蛮的力量就会动员起来，到那时，全瞎。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听它驱使，多数人是抗不住的。对于它来说，不是在一个有限度的范围或理性的控制下进行，它这个东西一来，在扫荡这个的同时会扫荡很多别的，大多数人只能顺从……
老侠：它的确是这样。你刚才讲到的那种感觉无论你采取什么姿态，痞子姿态也好，大众文化的“腕儿”也好，像现在这样向大众文化开战的姿态也好，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大背景。
没有安全感是全体的，每个人都没有，像“文革”时，刘少奇，国家主席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说羞悔就羞悔，说赶下台就赶下台，说弄死就弄死了，他的命运并不比一个普通的平民好，有时还要比平民惨，比如批斗会什么的……
王朔：我不觉得刘少奇那么惨，更惨的最惨的还是平民们。刘少奇死得冤，总有平反的一日，现在逢到什么日子还要有纪念活动，而平民呢，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默默无闻。我当兵那会儿，刚十八岁，有一段时间在军医学院。有三个大池子，里面泡的全是尸体，已经解剖了。我们站在边上，看见别人用钩子一会儿钩上来一个，一会儿钩上来一个。钩一个，说这是个国民党特务；又钩一个，这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们钩上一个，咱就帮着放在一边，一边钩一边介绍，这是谁谁谁，那是某某某，都是一块枪毙的。就那么三个大池子泡着，每次做完手术吧，大伙都把这具尸体捞上来，套上手套，在他身上练练手。那些尸体身上都缝满了针眼，泡了好几年了。那时我刚十八岁，没有太大的感觉，但这件事他妈的过了十年之后……
一想起来就觉得后脑勺发凉。那种东西一来，顶不住，真的顶不住。那大屁股多沉啊，不坐在你头上，就是坐在你身边都挺可怕的。所以我只能这样尽量躲远点儿，这样就使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停留在这儿，久而久之，我觉得就变得非常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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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篇 传统也可能是一种骗术
老侠：你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比如孔子的《论语》怎么看？
王朔：我还真没认真看过，就翻翻。
老侠：什么感觉？
王朔：我觉得特别像一个格言集。你要是单个看，一段一段的，一句一句的，处处透着的都是道理，那道理似乎很成道理，确实很有道理。但坐下来想想，我就觉得中国的事坏就坏在把每件事都指出道儿来，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叫对，怎么做才能八面方圆。我觉得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被早早规定出了什么叫对，什么叫错。这就可能造成了咱中国人很会做人，有一套做人的规律，这样就对你的人身非常有利。
老侠：这点儿小聪明祖上早就说透了。
王朔：我觉得有了这个东西，就无所谓做人凭不凭良心了，可能就凭着那规矩做人了，那就看谁聪明谁不聪明了，这叫玩心眼，透着大智慧。凡事不能硬性来，融会变通的。举一反三的，我觉得在中国做人要把这些东西吃透，融入血液中肾脏中，出血撒尿都透着聪明，就可能处处做人都会非常圆满。
这样的人，当然没什么意思啦，光为了“对”而活着，而且要想处处事事时时都“对”也挺累的。
老侠：我不知道这是做人还是不把自己当人。
王朔：后来我发现按照它那个道儿做呀，它的大部分是反人性的，你必须克制了以后，按照它给出的范围，才能选择一个东西。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往往是和它那个道儿相冲突的，要给自己造成害处。我做人的标准是只要不坑别人，不产生天大的害处就由着性子来，有什么小的不适、小的冲突，对我都无所谓了。因为我觉得孔子他那个东西太油了。我当然也不太了解他是个什么经历了，他怎么、从哪儿学的这一套？不是说咱们都是学他的吗？他是跟谁学的？能不能往上刨出根来，这人听说是私生子，按照他自己的那个理儿，那套礼仪啦。标准啦，他家里也不是什么好人，还是他小时也像鲁迅那样受过刺激？他当然可能一辈子不得志，有些事儿要不这么做就吃亏，自己没事就瞎琢磨，怎么做人？悟出一些“三人行，必有我师”这种讨大家好的话。我就觉得谁要是把生活上的道理都讲了，谁就是个骗子。
老侠：能说明一切的道理，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凡无所不包的真理就是一无所有的虚构。
王朔：《论语》中孔子说的那些话，都是学生问。当老师的大概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一问，老师就得给你说出个道道来，可能……有些道理悬挂在嘴边说不出来，但有人一问，能不能说出道道都要说出个道道。要是说不出来，让恭敬的求学者失望，更让自己没了当老师的面子。有时我有这种感觉，别人问你，你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你是被提问者逼着走，他一路问下来，你现想现说现说现想，朝着自圆其说那儿说着。孔子的那些道理有些可能就是这么来的。他创建个“中庸”的理儿，我觉得是很合适他的，两头都不走极端。两个极端是两种性情，能分出好赖来，是非分明，而你搁在中间，那就成道理了。
老侠：中国人讲“中庸”，讲“既……又……”的句式，像刘再复的二重组合论害了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比如田壮壮拍的《大太监李莲英》，就是中了性格两重性理论的毒。李莲英怎么写，应该写成中国奴才。太监的最高天才。慈德太后这个刁女人太难伺候了，那么大的权力更使她变态，每天惊恐万状的。许多贴身太监都先后被她废了。唯独李莲英留了下来，伺弄得老佛爷服服帖帖，把他当成唯一的心腹、知己，有什么苦回到后宫与他诉诉。你说李莲英是不是奴才中的天才，奴才的极致？而壮壮的那个片子把李莲英拍成个不忍之人，把珍妃投井后，还让他背过身，蹲下来，用手捂住脸，做痛苦状，内疚样。屁！他决心把自己的那个玩意儿割了的那刻起，他进宫的第一天就要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连自己的那个玩意儿都不要了，还在乎一个老佛爷恨之入骨的妃子的生命？李莲英杀了多少人哪，宫廷斗争的残酷血腥他见多了，杀一个珍妃算什么。他有怜悯之心？天大的玩笑！
王朔：这么拍人家会说你对人性缺少深度把握，把复杂的东西简化了。
老侠：人喜欢极端的东西，实际上许多特别棒的文学作品都是极端，包括那些现代派作品。从莎士比亚的膨胀到极端的麦克白的野心，到艾米莉《呼啸山庄》中的那种走向极端的长着毒牙齿的爱与恨，还有加缪的那个“局外人”，一个极端冷漠的人，对母亲的死无动于衷，对情人的爱可有可无，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热情，他误杀了人，不要律师为他辩护，不要神父为他祈祷。就那么被判死刑，处决了。
加缪把他的冷漠或麻木推向极端。鲁迅的“阿Q”也是一种极端的性格。一旦达到某一极端，反而有无限丰富，难以穷尽。
王朔：我觉得走极端挺难的，学孔子那套倒不难。但得为一个明确的目的学，比如我为了做一官儿，或者当一个学术界的恐龙，或者我为了拍马屁，就学这个。
我没有目的，就不用学了，翻翻就完了。当然我准备老了看看他这个书。我现在是觉得这书太有道理了我就不看了。怕被它人带着走，再找不回自己了。我相信天下没有一个理儿能够说得天衣无缝，放之四海而皆准。物理学中好像还没有统一场论，现在还没有统一吧……“老侠：没有。
王朔：爱因斯坦琢磨了半天没琢磨出来。我想这个……思想上也不该有什么统一场论，但实际上有很多冒充是统一场论的东西，当它一出现，我就有种本能的反应：我这人智商不高能力有限，所以我只能先拒绝。等岁数大了，我再好好看看。
我当然乐意认为这是我跟那帮学生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的优越之处。他们上大学是洗澡去了，是学人家去了。
老侠：那你接受知识的前提呢？好像岁数是前提，这有点儿怪诞。
王朔：我接受知识有一前提，我得能破了你这个，我没能力破了你，我就满足于知道一个大概齐就完了，不细看那些东西。我觉得最不好的东西或者说知识，是那些要把道理说在先的，比如一些流行的时文，像余秋雨呀、学院派的有些大文章呀、报上的那些社论呀，上来就拿大道理压人，拿大话压人，其实越这样的东西越没道理。
老侠：生在这块土地上，也希望从自己传统的积累中找到可以使人活出尊严活得诚实的资源来。为此，我多次重回故纸堆里，但一次比一次失望，弄到最后是绝望。现在我信鲁迅对年轻人的劝告：少读以至不读中国书。
王朔：我看孔子……我是买的《四书五经》，黑皮的。我不大喜欢看那种书，它里边加了很多注，把正文切割得一块一块的，每几个大一点儿的正文旁，都有密密麻麻的注释，特累。看得晕头转向的。总的感觉，那里边道理十足，拉出来就跟你讲道理。我在中学就学了一点儿文言文，看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吃力的。
老侠：你说的对孔子的感觉，曾有过一篇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文章。两人都是与人谈话，但方式完全不同。孔子是中国的先哲，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先哲，他俩讲过的类似的话，只有关于“知与不知”的。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苏格拉底说过，人的最高智慧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似乎在这点上两人一样。但在对别人的态度上则不同。
王朔：我女儿也常说孔子的这句话，她们学校也教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也。但这句话让我感觉，是因为弟子问他一问题，他答不上来了，又不能说自己不知道，只能这么圆滑一下，是给自己打圆场的话。他的那些道理就是教人怎么打圆场的。
老侠：孔子与人谈话的方式是以老师自居，居高临下，别人以学生自居，谦卑仰视；永远是别人提问，他解答；别人困惑，他明白；别人什么也不懂，他什么都懂；而苏格拉底的方式恰恰相反，不管谈话的对手是什么人，他都是提问者，他知道人的智力的界限，一直问到你理屈词穷，答不上来了，这就算完满了。至于他自己有没有答案，他也没有答案。他只想告诉你，人不能狂妄，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最高的智慧不是无所不知，而是意识到自己的有所不知。正是苏格拉底开始的这个传统，才会有哈耶克、波普尔等现当代大师的认识论——相对于人类社会与宇宙，必须承认人的无知是绝对的，人的有知是相对的，真理必须是可以证伪的，社会必然是有缺陷的。而孔子开创的传统，却使后来的读书人一代比一代狂妄，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上来就拿大道理压人，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真理在握。
王朔：苏格拉底用这种追问的方法，是想把所有的道理观点都驳倒，哪怕是使用诡辩呢？这也有点儿黑。
老侠：他不教给你道理，只让你自己在论辩的失败中悟出自己的知识的界限，这才是大智慧。而孔子的“诲人不倦”则是小聪明，小聪明一定要卖弄，要以别人的导师自居。与其说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如说他”诲人不倦“，不亦乐乎，且乐此不疲。以至于使被诲者大为疲倦。中国人的那套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动不动自我标榜伟大光荣正确，都是从孔子那学来的。
王朔：像我们在这儿这套就叫做“诲人不倦”。
老侠：当你知道了被海者疲倦了，你再不倦地诲下去，就有点儿不知趣了。
王朔：就是。他是从哪儿学的？他有没有老师呀，孔子？
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跟那么多人行过，我也没见他拜谁为师呀。
老侠：庄子说他跟老子问过“道”，但考证起来，又无从证实。
王朔：那时有书吗？他们看什么呀，那些大竹简于搬来搬去的？他到哪儿去看呀？孔子除了《论语》还攒过其它书吗？
老侠：据说他删改过《诗经》，经他一删改，只剩现今能看到的三百首了，剩下的八成儿都被他那点儿道理给灭了。没有孔子，我们今天说不定还能多看到几首先秦的诗。中国每朝每代编书，都要删改，最狠的是清朝编的《四库全书》，被灭掉的遗产有多少，现在的人也搞不清，反正数量不会小。据说孔子还编过《春秋》，鲁国的编年史。其实，孔子删改前人典籍，与秦始皇焚书也没什么区别。被删掉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不就跟烧了一样。被改过的面目全非，全成了篡改者的主观意志，还不如一把火烧了，也少让今天的人中毒。
王朔：那个时候的穷孩子怎么认字呀？这个字是谁教的？
孔子家也不太富裕吧。谁教得他这么劲劲的，张口就是至理名言。
老侠：他的自我期许很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多狂呀，既随心所欲，又中规中矩，这只有神人的份了。
王朔：“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他说的吧。全是自我解嘲的话，有贼心没贼胆。
应该给他重新拿白话写一遍，重新造一下句。
老侠：中国读书人的那种人格狂妄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不管你问什么，都难不倒我，我都有一套说辞。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没有自知之明，没有界限。人稍出点名，就什么都敢抢，文学评论家可以到音乐讨论会、绘画研讨会、经济讨论会上去。
还真就有人喜欢附庸风雅去请，他也不要脸地有请必侃。
壬朔：这叫通才，任什么也难不倒。
老侠：我在国外，曾问过他们这类问题。他们说，如果开有关物理学的讨论会，一定要请杨振宁，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权威，一定能说出有见地的话。但要开经济学或政治学讨论会，不可能想到去请杨振宁。而杨振宁到中国来，什么都请他讲，他也敢讲。
王朔：也不光咱这儿吧。人一出名，张口就有格言。
老侠：有时看那些大人物的格言，看着看着就要背过气去。比如说，维特根斯坦与罗素同为西方的大哲，维就只专注于哲学，纯粹极了。而罗素成了大哲后，就什么都想插一杠子，什么都想评论一番。其实在哲学之外的领域，他也没说过几句语惊四座的话，都挺一般的，但就因为他有名，就成了格言了。
王朔：像有朋友从大老远儿的来，不也高兴吗，说这类大白话，谁都能说出来，可他一说就成了格言。
老侠：不光是格言，就是这些大白话，中国人就注释了几千年，中国的智慧就浪费在这类迂腐的注释上了。我把这叫“注释偏执狂”，是一种精神疾病或学术痴呆。名人的话就是格言或经典，什么领域都可以说三道四，放个屁都沉甸甸的。
王朔：咱要是把老师都灭了，灭到孔子之前，谁也不知道孔子的老师是谁，孔子成了师祖。现在就这么老师、师祖、师爷一大堆一溜顺地下去成了系统。
老侠：唐代的韩愈就排过“道统”，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排过，两人排的还不一样。
王朔：他其实光把这话琢磨透了，说明白了，哪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劲呀。那你说，包括西方的学术规范也是这样吧。比如说我写博士论文，一本著作也不引，没有注释，全是自己的看法，这不行吧？不行。你得说清楚你的基础在哪儿，你研究的那东西以前都有些什么人说过些什么。我说我没基础，就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大家坚决不答应。
老侠：也不尽然。尼采的书就很难用学术规范去衡量，但他的书又是西方的经典，原创性的思想的出现往往无既定规范可循，它凭空而来，当时大都受到冷遇，有时甚至在他孤独的背影儿近于消灭时，人们才能发现他。历史上有许多原创性大哲的命运，皆是生前寂寞，身后荣耀。
王朔：我听说有个叫叔本华的与尼采是一条线上的，他俩之间应该有承续关系吧？
老侠：有。但他俩有很大区别。叔本华的书在结构上完全按照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表象属于现象界，权力意志属于物自体。而尼采就不是，他的书没有体系，著作中也找不到什么注释，他就是想出来就说了。类似格言体。看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个神在山上醒来，一边向下走一边自言自语，最后提醒他的听众与读者，你们不要把我说的这些当回事，你们要从这阅读中发现你们自己。听了我的话，发现了你自己，这就成了。尼采这人有时权不讲理，但他不讲理的话却说得极为精彩。他不是说“上帝死了”吗？他怎么论证呢。他说：这世界上没有上帝，如果真有上帝，我怎么能忍受不成为上帝。尼采征服西方的思想界，靠的就是这种突兀的力量，他几乎切断二千年的理性主义传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像他说自己“为什么如此智慧”，一般人会认为这是疯话。但尼采的独特就是相对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他是疯狂。沉醉的生命之舞。像福柯这样的怪杰，他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就是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给了他极大的震动。太多的人受惠于尼采的天才。他也确实狂了点，在此之前，谁敢宣称要抛弃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传统，而代之以酒神的酩酊大醉！
王朔：他也太狂了点儿。我觉得思想家与学者还是有区别的，思想家是创造，学者是模仿。你提过，有人说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让我看就有点儿没劲了。咱这儿缺的就是思想家，学者却一堆一堆的，挤得有些人都端不住饭碗了。
老侠：西方人的狂妄也有传统。神学就很狂妄。培根也很狂妄。他在宫廷斗争中人格猥琐，他写《新工具》时，却认为自己发现了知识的新大陆，把亚里士多德等人都骂了一遍。他的书的扉页上印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帆。他以为自己提供的新工具能解开人类的认识之谜。这种狂妄也表现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直到休谟的“怀疑主义”，西方人的狂妄才第一次受到打击。休谟这人给我的震撼不小，看他的《人性论》，他说怀疑主义是致命的，是一种惶惑，一种疾患，永远不能根治。他怀疑笛卡尔的理性，也怀疑培根的经验，他怀疑因果关系，也怀疑人的自我、自由意志。后来给西方哲学的狂妄以致命一击的康德，就是从休漠那儿学来了对知识上的狂妄的蔑视，从卢梭那儿学来对人的尊重，所以他才能划出那道致命的界限。别人用自己的认识工具检验一切，康德的牛逼在于：在你运用智慧和知识工具之前，首先要检查这智慧本身、这工具本身，在运用之前你要明白它们的局限在哪儿。你这刀只能切到这儿，再向前就要卷刃或折断了。后来的西方哲学，有创造性的哲学，都绕不过康德。
王朔：听你这么说，我们打小就相信的理想就很狂妄，它号称自己的道理放之四海，自己的理想是人类的归宿，或是最后的家。
老侠：康德之后，最早的狂妄是从黑格尔开始的，他这人缺少起码的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责任感。他把普鲁士精神弄成世界各民族进化的顶峰，他自己的哲学又是普鲁士精神的顶峰，所以他就是顶峰的顶峰，也像孔子那样“一览众山小”，狂妄必遭无责。波普尔说：历史上那种审美的激情的狂妄的美好的理想主义所许诺的绝对完美的人间天堂，无一不走向它的反面，为人类自己造就最恐怖的人间地狱。
王朔：那我的拒绝理想、特别是那些一上来就拿大话压人的理想或道理，是歪打正着了，愣是懵对了。这么一想，少读点儿书也不见得不好。只要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耳闻眼见，叫个人都能悟出这点儿理儿，都会对孔子那种全是道理的书反感。
我觉得，自己悟出的拒绝要比从书本学来的拒绝更地道也更朴实。
老侠：中国有的知识分子，永远没长进，总是找不准批判的对象，该反抗拒绝批判的，他们有意无意地放过或回避，不该批判的他们鸡蛋里挑骨头。在这种错位的背后，还是既得利益起作用。像梁晓声这类自称有良知的作家，隔着太平洋大老远地教训克林顿，而对自己身边的无耻撒娇似地嗲几句，这多安全，多有道义感。
凡是安全的道义激愤，都是经过精打细算后的小聪明。我看张承志也属于此类。
新冒头的那本《一个也不放过》就更等而下之，找一些不痛不痒的小歌星小主持人小影星的小无耻灭一道，却放过了大明星的大无耻。
王朔：其实，梁晓声的教训克林顿也透着一种双重的撒娇，既向克林顿撒娇，也向主流意识撒娇。他先说他怎么在老克的桃色绯闻中为老克起而辩护，然后才说到老克的不仗义，拿哥们儿开练。好像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谏官们，先说如何忠于皇帝你，一切都为皇帝你着想，批评你也是出于一片忠心。母亲打儿子仍然是母爱，忠臣批皇帝仍是忠臣，我梁晓声教训你老克仍是那个在绯闻中为你仗义直言的梁晓声。反正我是你老克的哥们儿，批评你也是为了你。多难得的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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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篇 无聊的传统继承者
老侠：中国的那些学术的弄潮儿，玩文学。玩方法。玩语言，净挑那新潮的时髦的玩，而西方的东西是一种传统，不从古希腊一路念下来，哪怕是有个大概的了解，特别是不读康德，你就想玩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文本，想玩现代后现代，是不可能玩出真东西的，至多是在时尚中捞点小名小利。西方的经济学大家，背后都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道义关怀，而现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却以一副纯学术的面孔祭起学术中立和经济学与道德无关的旗帜，这背后，除了既得利益外，我实在看不出这种纯学术有什么出息。就是说，把那么长的历史都省略掉，拿最新最时髦的东西玩，只能是学术指客，投机取巧，类似于不正派的商人，连正派的讲职业道德的妓女都不如。
王朔：你是说名妓都有职业道德，而咱这的学术明星却没有职业操守？
老侠：对。启蒙者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无知，特别是做人的无知。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王朔：你说咱中国这一百年没有哲学家吧？
老侠：没有。至多是史家或哲学跟屁虫而已。
王朔：也就是写点儿什么史，是吧？冯友兰他是弄哲学的，他主要说的是什么？
他的哲学主张是什么？
老侠：冯友兰的大成就也就是《中国哲学史》，后来他又写了《原道》等几本自称是自己哲学体系的书，没有什么原创性思想。
王朔：《中国哲学史》里头有他的观点吗？
老侠：二三十年代，有两本哲学史影响颇大，一本是胡适的，一本是冯友兰的，这两人都在西方学过哲学，通过中西比较写中国哲学史，也就是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胡适是开创性的，冯友兰就是模仿了。但胡适这人是常识派，他的特点是能把晦涩的哲学观念变成常识，他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你一看简直就像是科普读物或通俗读本。好像他这人天生就浅显直白，没有其他中国人的那种打根上来的立而又玄，绕着弯说话，挺直挺浅的道理，让他们说得又曲折又深奥。中国就缺少胡适这种把自由主义理念变成常识的人。这几年出了个王小波，他就是常识派，把做人的常识、制度的常识讲得透亮彻底。还有个叫林达的，写了系列的“近距离看美国”，把美国的理念、制度通过生活常识、具体的案例告诉大家。老百姓就需要这种常识性的启蒙。学院派讲大理论的那套，离常识隔一层，很难转化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适他们那时候刚跟文言文决裂，他一定特别强调这个白话文，尽量直白浅显，一点文言都不用。其实现在的人说话写文章还都带一点文言的痕迹，比如成语、典故的运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觉。而胡适他的！日学根底也不浅，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样，他写诗好像就是大白话，读起来不像诗，像念儿歌。顺口溜。
老侠：其实当时那些捍卫传统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张君勤等也都找来西方的东西说事儿，当自己立论的根据。著名的科玄大论战，胡适、丁文江用的是科学主义实验主义，梁漱溟。张君勤他们用的是柏格森主义直觉主义。他们就觉得帕格森的那套说辞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心心相印。你们拿西方的东西否定传统，我们就拿西方的东西肯定传统。
王朔：听你这么说，那现代以来，中国的哲学也好，文学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个根，都能沾点儿蓝色文明的腥味儿。
老侠：但是这种拿来主义，完全是功利的实用的，随着国内的时尚沉浮的。拿过来过过一时的嘴瘾，风一过，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守着一个东西皓首穷经的。鲁迅就说，拿来的全是新的，即时的，一会儿一换，像服装展示会上的模特们穿了脱，脱了穿，不重样儿。“五四”时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说日本对西方的整理跟咱们也一样么？日本好像有点儿既跟西方走又特想自己弄条路，也跟美国人说不。
老侠：日本人特别叫真儿。咱们的许多外来术语都是从日本那儿进来的转口贸易。像“哲学”、“美学”等等。日本人做学问的态度比咱们认真，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学者做的中国文化研究，比咱们扎实得多。中国人太爱投机取巧了。许多硕士、博士论文中的引文都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别人引了他就拿来用，不会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读一读，甚至连核对一下出处都懒得做。什么东西对我的论文有用，还要不费力，就投机取巧地用了。他们也知道，反正导师们也稀里糊涂的。
王朔：咱们算学者的也有几十万人吧，里面总有几个是正派的吧？
老侠：唉！现在……难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说，在这里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么正派。
老侠：就是。你想做人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做人，你不拿自己当人不想做人的时候却混出个体面人的名声，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说正经做人挺累的，挺别扭的。那些在学问上真一点儿的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老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时尚的宠儿，寂寞无助，连出书都找不到门路。
现在的中国人，离认真的学术、认真的做人太远了。
王朔：西方也有认真与不认真之分吧，我不信他们就个个做人做学问都认真。
老侠：有本法律界非常有影响的名著，叫《法律与革命》，是个美国教授写的，他叫哈罗德。J.伯尔曼，你想不出他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
王朔：十年、二十年……
老侠：四十年。
王朔：咱们没有那么傻的人。
老侠：哪有傻到这份儿的人，开玩笑！追着浪潮走，这个浪头赶不上，‘哗“地又是下一拨儿了。
王朔：是呀。那么弄，弄成了，也老了，完了。什么也享受不到了。谁愿下这大功夫。咱的学校体制对学者。教授的要求，有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我是说，怎么才能混成体面的学者？有没有硬性的标准？
老侠：高等院校中最令人羡慕的是那些既当它又有学术声望的聪明人，就像当年的王蒙，既是文化部长又是知名作家。
老侠：中国的读书跟西方反着。人家是大学本科最好读，越往上越难，读个博士七八年。十来年读不下来的是常事儿。
中国是本科最难读，越往上越好读，博士学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影响力。
西方人做论文，每一个注都要有关于出处的详细说明。观点摘要，证明你读过这本书，他们的博士论文的注释部分往往比正文还多。中国的导师不会这么为难自己的学生。学生论文的通过与否，涉及到导师的荣耀和面子，所以论文答辩时请谁不清谁挺有讲究的，这里边的人情学问不次于做论文的学问。听说现在可以用钱直接买学位了。改革了嘛，钱一管用，人情自然就淡泊了。钱就是人情，就是关系。
王朔：高校里不至于如此龌龊吧。不是说校园中的书桌还是方净土吗？
老侠：类似余杰这么精明的才俊，就是本来干净的书桌，也会被他们弄脏，不弄脏就混不出名堂来。这两天又看了他们那一拨的几本书，有个叫摩罗的，他与余杰之间的相互吹捧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摩罗的文集中有一篇余杰写的序和一篇摩罗的写余杰的文字，互相献媚的句式、语感。词句都差不多。余杰说什么在当今时代，在思想随笔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余杰喜欢用“最”字，陈平原是“最杰出的文学史家之一”，摩罗的文字就是20世纪末中国 “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最”在汉语中是顶点、唯一的意思，“最什么什么之一”本身就是语言花活。有了“最”就没有“之一”。但他既想把人夸到 “最”，又不想给人以“唯一”
的话把，于是就只能用“最……之一”这类缺乏语言常识的句式了。再看两个人相互抛媚眼的文章的结尾，余杰说：“摩罗也在寻找更寒冷的空间，我愿与他同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没有路的路。这是一条心灵救赎的路。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
再看摩罗怎么样夸余杰，你一定想笑，他的文章叫《什么是写作》，他先列举了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阳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写作。最后把这些伟大人物聚光在余杰身上，“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余杰的写作就是这种理想的写作。”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一个个都站在巨人的头上俯视众生。再看摩罗献媚的最后：“无论如何……余杰的所有文字中，毕竟挣扎着一个觉醒的自我，觉醒的生命……但生命既是余杰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我还倾向于把它看作某个更大更模糊的存在物的生命。”
一个是在没路的路上，赎罪的路上，一个是觉醒的生命；一个愿与另一个同行，并肩走到底，一个的生命是另一个的生命。我要问，他们在赎什么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么能这么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他心里有什么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么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
王朔：我觉得我这人脸皮已经很厚了，也是个人精儿了，没想到还有比我脸皮更厚，更精于计算的后生。真他妈的是后生可畏，咱得躲远点儿。
老侠：还有一个自称是北大醉侠的叫孔庆东的，自夸与献媚的水平远不如前两位，他的夸人像报纸上的悼词，却是为钱理群先生祝寿而写的。他说：“您和您的学生都是”五四“精神传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恰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延续着中华文明最宝贵的美德……检阅一下您的学生，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闻道有先后，学问有深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上的好人。他们既能尊人又能自尊，既能与人为善又能独立不阿，既能尊师敬老又不巧言令色，既能团结互助同时又君子不党。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的礼义廉耻，儒家所弘扬的仁义礼智信，都在他们身上自觉不自觉地闪烁着。……我们在您身边，学到的不仅是专业，比专业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