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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之后我感受很深的是，在我离开北京的那个早上，他们立刻宣布，对于台湾到大陆上的学生，享受跟大陆的学生同样的待遇，学费待遇一样，可以同样去找工作，同样就业。

还有更大的突破，那就是过去要去两岸的话，有很多的签注的规定，现在都说因为宋楚瑜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和大家的想法沟通了之后，既来之则安之，大家彼此间化解，主动的去做很多的工作，我觉得最近您看到农业已开始有进展，中央台办特别是陈云林先生他们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现在我们两个团，国民党和亲民党团正在谈这个事情，包括开放台湾的水果，还有很多很多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一些正面的工作，我们能够在当中效绵薄之力，心里面觉得也蛮欣慰的。

白岩松：其实大陆很多百姓也会从另外的角度去关注很多事情，比如说因为这次宋楚瑜先生带整个亲民党代表团，所有行程、讲话等等都是非常直观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大家也会去想，为了这样一个出行，主席先生会做哪些精心的准备，而哪些又是无法准备的？

宋楚瑜：有一些无法准备的是临时会出什么状况，比如说要题词，要去写一些东西，我丢下毛笔已经十多年了，所以这是无法准备的，但是人的准备，心理上准备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跟对方彼此交换一下意见。那心里面可以准备的是四个字“诚意化解”。那就是说我既不会像很多绿营所形容的，说我们是以去投降的态度去，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也不是说要去讨好，其实两岸真正就是要用诚意，我很诚恳的把台湾的诚意带来，我做台湾省省长，走遍台湾每个乡镇，我看到的台湾民众真正的想法是什么？爱乡爱土，这是应该受到肯定的，不要把它冠上那就是搞“台独”。但是另外一方面，台湾跟大陆血浓于水，它有很多很多实质上面、文化上面的东西相连，我们也不能够否定有历史价值的事情，所以用这些诚意，大家彼此去交流，去化解，合则两利，两利则合，对双方都有利，自然也会合起来。假如说只会对对方有利，对我们不利，我想你打死台湾的人，他也不会去。

我说如果今天我不是看到大陆上很多的变化，会有这么多台湾的这些台商会去投资吗？会到那边去接触吗？如果大陆上还是在文革时代那个时候，你就是把他抓来，他还要想办法逃掉，但是今天你不请他，台湾的“政府”再怎么限制他，他为什么要来？他晓得去那边是有机会的，会受到尊重，受到待遇，所以彼此多沟通了解，自然这个问题就化解了。所以有些是可以准备的，有些是无法准备的，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共同的，彼此心灵相通，一通百通。这就是我最近开始所谈到的，“三通”只是结果，但是真正要通的是彼此之间的心灵相通，所以搭起那个沟通之桥，不就是胡总书记一开场的时候就说的，他希望我们真正搭起一个沟通之桥，心灵互通之桥，合作之桥，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之后，自然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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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大陆方言不是功课是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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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很多的观众后来在网上，在各个方面都对您到湖南，到别的地方，包括到上海、北京都会说出当地的语言来印象特别深，这是在台湾就已经做好的功课，还是在旅程中即将到下一站的时候才做的功课？

宋楚瑜：其实不是做的功课，是在潜移默化后的一种反映，怎么讲呢？就是台湾绝大多数人除了都是从大陆来台湾的，在台湾的所有这些乡亲是不分省籍的，我们从小都是在一起长大，虽然我父亲是湖南人，我坦白跟你说，我从小没有讲过一句湖南话，什么原因？因为我从小受的是我们台湾的正规的国语教育，这个教育就是讲普通话。但是你在潜移默化之外，我听到父亲跟我叔叔在讲话的时候，那个乡音自然就会反映出来，我跟军眷村里面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四川长大的，所以我也会讲非常流利的四川话。我走遍台湾一些乡镇，所以我会讲一点闽南话和客家话，我还有很多很多好的朋友，像万水，从小生在陕西，所以我会说“我是陕西人，陕西姑爷”，也会讲讲陕西话。讲得不是很道地，但是常常就像我在选台湾省省长的时候学闽南话一样，我讲的闽南话讲得不道地，是三七五的，就是打个折扣，但是我的诚意是百分之百的。一样的，所以我到南京又恢复出来记忆里面的南京话，南京大萝卜，乖乖隆地咚，都还记得这些话。那种潜移默化，就是每一位长在台湾的乡亲在血缘、文化、生活习惯当中所反映出来的，我不过只是那个样板，用嘴很明确的反映出来。其实我们很多的生活里面反映出的两岸的文化血脉的关系更深了，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这些会话，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所拜的神明，哪个跟中国没有关系？所以“去中国化”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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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念念不忘跟吴仪副总理的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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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好多人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访问大陆的感受，问您，还包括团里其他的成员，但是可能很少会把话筒放在您夫人的面前，今天是一个机会，在完成这样一次她也期待很久的旅程之后，她的感觉怎么样？她回到台湾以后会格外地跟您念叨念叨哪些问题？

宋楚瑜：她很念叨几件事，她从小在陕西，那个时候战乱，她又搬到了上海，所以大家听到万水可以讲很流利的上海话，其实这种乡情的感受跟我一样。她有两件事情回来之后常跟我谈的，第一个，她念念不忘是跟吴仪，吴副总理的闲话，因为我跟胡总书记谈话之前，单独谈话之前，万水跟吴副总理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她们两位围绕台湾有很多的谈话，她对于这样的一位女性在大陆上扮演这么样一种角色深感钦佩，对她的风采，对她的见解也有高度的评价。

第二个是台办的热忱和他们工作的努力，跟蒋经国先生那个时代那种很务实、很踏实的作风很像，诚恳、务实，她对于台办认真工作的那种态度和工作的效率非常感动，细细微微的事情都招呼得让她感受非常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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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台湾意识不是“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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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其实大陆行的焦点当然比如说会是胡宋会，胡连会。但是如果说到第二个焦点，马上就变成了连主席与您的两次演讲，您是在清华的演讲，谈到了台湾意识不意味着“台独”，选择这个主题，您的考虑是什么？

宋楚瑜：我最大的考量，其实就像是我跟中国的领导阶层所说的，他们都对于蒋经国先生给予高度的评价，并谈到三件，民族情感，民生建设跟民本的作风。我相信两岸之间制度上融合再有不同，但是对这三件事情，确实有相当的交集和共识。那就是我们强调的民族情感。所以我在清华演讲时，您还记得我拿出来那本,News week，我虽然在旅行当中，仍带着两天前在美国出刊的News week，我们还是不能与资讯脱节。周刊里面谈到大家共通两岸，希望中国人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华夏复兴的文明。其实中国的发展不是要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而是重新让中国人能够享受到跟全世界同样的尊严、平等的基本地位。所以您刚刚提到，我为什么提出这两点？其实另外那一点也在强调，那就是两岸如何真正让这个民族的情感醇化，相互之间能够尊重。我是个湖南人，我在台湾，在省议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民进党对我挑战：你告诉我你到底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也是爱乡爱土的台湾人，我也是一个喜欢吃辣椒的湖南人。其实都没有冲突，所以这些台湾的基本意识应该受到尊重，但是“台独”的政策事实上是走不通的，没有必要，而且会带来灾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把民族情感凸现出来是更重要的，我们中国富强之后，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少数人的富强康乐呢，还是绝大所有民众都能够共享这个富强康乐的国家？这个部分就谈到了不只是经济的富裕，精神上也要富裕，更重要的透过教育的普及，不要让贫穷世袭化。那就是让大家都有公平、平等的机会，追求知识、精神上的均富，才能够让中国人真正感受出来什么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有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我选择说中国富强，我们几十年来，几百年来所追求的论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如何去糅和，找到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道路，这个道路如果套一句大陆上所说的话，可诠释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但是从台湾的角度来说，台湾也有台湾的优点。

台湾在过去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也有很多累积起来的宝贵、丰富的一些成果、经验，大家彼此可以互享，避免不必要的一些错误，然后朝向一个比较开朗和前瞻性的共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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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三通”，绿营、蓝营都有问题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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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您在大陆的时候因为一直是我在做直播，您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您非常诚恳地说了一句话，不要听楚瑜我在说什么，而要看我回台湾做了什么。大家很关心，您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另外这两个月在台湾做了哪些？

宋楚瑜：您所说的就是我在清华特别看了那四个字，叫“行胜于言”，不要看听，不要看我在北京和大陆说了什么，要看我们共同在这边做了什么。我们回来之后，亲民党又成立了17个小组，分别就如何落实我跟胡锦涛先生所达成的6点共同的决议，包括我们已经共同派团去参与对于农业谈判，现在要准备在今年年底之前，共同成立一个两岸的平台，继续追踪或者进一步强化、沟通两岸的共同事务。

我们同时来积极推动旅游的事情，更重要就是关于“三通”的事情，其中必须在这边要向大陆乡亲特别说明一点，绿营有绿营的一些瓶颈、障碍，蓝营也有一些问题要解决。以蓝营来讲，我们亲民党特别在这次农业团里面不争功，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我跟胡先生所达成的很多的协议是大家共同来推动的，因为国民党比较大，人比较多，因此我们这次特别请曾委员来担任两团共同的总团长，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出来应该由我们这边来组成一个团分别去，他说我们应该合在一起，就让国民党这次来做总协调。这是我们用行动来表达不抢功，对于民众好的事情只要成功也不必在乎功劳，但是另外一方面，假如做得不好的时候，也当仁不让，要去刺激，要去监督，要好好去做，所以刚才讲后面这些事情我还要持续去强化，去好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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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宋大陆行”历史会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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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针对上次去大陆的参访，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有的时候对它的评价往往把历史这样的字眼跟它紧紧捆绑在一起，过去两个月的时间了，您回头怎么评价从连先生到您的这次大陆之旅，它对海峡两岸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质变、量变还是有别的一个评价？

宋楚瑜：我觉得历史将来会作出评价，就像胡先生跟我们谈话，他说历史会证明这是很重要的一次访问。连先生跟我去访问之后，我刚刚特别提到了，打破了两岸高层次政治人物不能直接接触的那个禁忌，而且用务实的态度，彼此之间去沟通，去了解对方在内心深处某些顾虑，了解台湾人民对于私有财产制度的保障的想法。这是我们内心的一些阴影和顾虑。通过沟通，我可以直接了解，那就是不管谁执政，都不可能违背民族大意，把这样的一块土地拱手从中国的整体的版图里面抛出去。而相对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大陆愿意就台湾某种要求给予相当的尊重。

在这当中，很显然有很多的交集感，不管是质变也好，量变也好，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大家心情的变化，不但了解得到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在改变，台湾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也需要做一些调整。1949年，我们那个时候所受的教育，我们从制度上面搞对立，把它不断膨胀到变成民族的对抗，甚至于走上彼此之间的武装对抗，那样子，无限上纲的结果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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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恋栈主席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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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谈完了大陆之行，其实到了台湾之后大家也有很多新的关注，比如说从大陆会看到一些资讯，包括到台湾的时候也看到一些资讯，就是说前一段日子宋楚瑜先生萌生退意，尤其在最后的截止日期是党内另外一些人说宋楚瑜先生你不能走，你必须重新成为党主席，究竟是什么让您心情产生变化，一时的烦燥还是真的很久都在想这个问题？

宋楚瑜：其实很多人常常提到4个字，叫做“世代交替”。其实60来岁，您说很老倒也不见得，但是我也必须尊重我们党内的民主机制，也没有说非我来干党主席不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了解得到，那就是如果我们的路线确实，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话，我也愿意继续跟大家奋斗到底，我对党主席这个位置并不恋栈，也不坚持。

我曾经跟张副主席张昭雄先生也好，跟其他几位也说，如果另外有更适当的人选，我愿意来全力协助他，就像我跟国民党之间同样的一些想法，我过去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秘书长，其实现在国民党，包括连先生在内，过去我跟他们都有长官、部署的关系，大家彼此之间都是好朋友。我没有用辞意和去意来描写我的心情，我只是说不需要恋栈于职位，但是该要做的工作，那个责任绝对不放松。所以我最近还可能要出国一段时间，再做一下未来我们要怎么样持续的事，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套一句孙中山先生所讲的话，要唤起民众，要让我们在台湾更多的乡亲和两岸的乡亲共同的体会出来两岸合则两利的道理。用什么更好的方法让大家共同凝聚共事，不要再心存幻想，我最近不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也跟国外的很多朋友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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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虚名，为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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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未来的日子里头其实还有很多的难题会让您面对。您重新回到这个位置上，套用台湾常有的话叫“再生”，这是强打起精神呢，还是因为的确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包括受到周围人一些态度的影响后所作出的决定？

宋楚瑜：我可以讲，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公开露面，但是私下许多的朋友来看我，给我很大的鼓励，甚至于还有位老先生一定要来见我，把当时商鞅变法的时候去见秦孝公的那段故事讲给我听，还要我把那篇文章好好念，他说要做大事的，真正有些时候一般的人可能不了解，但是要带领风潮还是应该要坚持，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像这些事情，让我再有一些思考，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我会持续，当仁不让，不是为个人追求任何的名位。

我们必须要对历史负责，我们必须要对两岸所有的中国人负责。我们更要对世界和平负责，亲民党所走的路线虽然很艰苦，但是是正确的，和解不是为个人去换任何的好处，和解是让这个地区所有的人，特别是包括台湾的乡亲跟大陆的乡亲，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能够化解不必要的战争冲突。“国代”选举失利也显示出台湾乡亲对于政治的厌恶。

白岩松：面对亲民党，其实现在大家会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前一段时间5月份“国代”选举受挫，300个席位里面亲民党只得到18个，接下来还有县市长以及其他的选举会不会扭转这种局面？

宋楚瑜：刚刚我说到了，那就是选举有起有伏，但是政党的存在，基本的理念是不可以随便动摇的。

我刚刚所说的上次“国大”代表的选举，去投票的有75％。许多人没有去投票，那就显示出来台湾很多的乡亲对于政治的厌恶，就是政治变成没有生产力，只有破坏力，只会形成难愈的对抗对决。白先生，您都不了解，对抗到一家先生跟太太会吵，父母跟孩子会吵，一个政治弄到变成全家不和，带给这个社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但是亲民党也要反省，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创造更大的影响力，来对社会大众来说明我们的政策和方向是正确的？其实很多人已经逐渐的了解得到，我走到街上，和万水走到那些百货公司，到了地摊，好多人拉着手，鼓励她说千万不要气馁———我们的孩子不希望打仗，我们的先生希望要有工作，我们家里面要治安，家里出去要有安全。只要两岸问题不能好好处理好的话，这些问题统统没有办法解决。两岸问题没有处理好，台湾的族群对立就是两岸问题当中的一个小型的反射。台湾两岸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我们台湾的经济跟大陆上面到底是应该分道扬镳，还是应该接轨？全世界没有看到有那么样一个事情是穿透到整个社会的层面的，那就是两岸间的台湾问题。所以亲民党要做更大更大的努力，去化解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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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党发展，钱不是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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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第二个问题是亲民党毕竟是一个新建立的党，它不像国民党是百年老店，包括今天我们来亲民党的总部跟国民党的11层楼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民进党作为执政的，它的公权力等等各种因素让它比你要好过得多，但是据说亲民党在发展过程中甚至需要您个人亲自贷款，甚至有几百万的台币，怎么样改变一下这种面貌，让您不至于变得还要去为钱考虑很多？

宋楚瑜：其实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像孙中山先生提到的，那就是它所带给人民的未来的期盼是什么？所以真正财务的问题，严格讲起来，柴米油盐，当然需要照顾，但是亲民党最大的真正问题，就像孙先生在他的《孙文学说》里讲到的，最近我没事的时候又在拿来看看，他说他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不如他在领导革命的时候来得更觉得有志气和有影响力，他说当革命成功了之后，那些党员意志反而消沉了，反而对于原来的主张都不去追求了，都开始有惰性了，所以他才重新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孙文学说》，要重新唤起民众对于过去的理想的追求，等到他当了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开始窃据革命的成果之后，他希望国民党的这些党员重新讨袁，这些人都当了督军，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理他了。甚至于孙中山先生的信徒陈炯明还用炮来打他。最近国民党的党员告诉我说，宋楚瑜主席您千万不要担心，当年孙中山先生的信徒还用炮来打他，现在您只不过人家用嘴巴骂你两句，好多了，当然这是让我宽心的话，但是我们所要真正务本的、务实的要做什么，就是我们所坚持的理想是什么？昨天有两位老先生，真正地地道道的台湾的医生到我家里来亲自看我，一位93岁，一位89岁，他们跟我来讲一句话，说宋楚瑜主席，你对台湾政治最大最重要的，将来要去强调的，就是你亲民两个字。

他们用英文还讲People first，说现在的政党如果每天只是为党的利益在追求，要赢得选举的胜利而牺牲人民的福祉，到底是人们的福祉为先，还是党的胜利为先？党赢得了胜利，像民进党三五年之内这么腐化，把两岸的问题弄得那么糟，南部的淹水淹得这么厉害，他们也没有好好去关心，像你做省长一样，到底我们支持一个政党干什么？他们这句话确实让我感受很深，那就不是钱的问题，党的真正资产在思想，党的资产我们从国民党那边拿到了不少，什么资产？孙中山先生的那个资产：天下为公。这是一个真正的唤起民众的务实做法。

白岩松：这是一种软力量。第三个问题，党内的很多人说宋楚瑜主席不能走，您最后留下来，大家松了一口气，另外一方面也是大家一直在关心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大家希望这个党越做越丰富，能对海峡两岸的关系，对台湾的老百姓起到越来越多积极的作用。毕竟这个党跟宋楚瑜的关系是太密切了，宋楚瑜带动了这个党，但是反过来它又必须长期发展，怎么让您的个人影响继续发挥，同时让这个党即使离开某个个人也可以继续前进？

宋楚瑜：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做一个有序经营的政党，这个有序经营政党不仅是注重它的领导人的领导作风，更重要的，希望训练和培训一些接班的班底。让他的这些想法，能够为更多的民众所接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持续努力的一些工作。我们亲民党在短短的三五年当中，培养了不少我们的精英人才，在各种选举里面冒出头角，其实政党本身只不过是集合一些人，志同道合的人，但是什么叫志同，什么叫道合？这才是我们真正所应该强调的，所以两个具体的方向，我们要更强化培训的工作；第二个，我们应该再把我们的这种想法，做更多扎根跟宣导和教育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们还会持续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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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去大陆最想看故宫爬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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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最后一个问题，虽然从大陆回来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在想，主席下一次去大陆会是什么时候？其实从您的个人角度来说，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更想去的地方会有哪些？

宋楚瑜：其实随时都很想去，但是我也了解现实上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承蒙大陆乡亲的抬爱，如果我现在随便去的话，说他来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重大的事情，其实没事也应该可以去，去看看好多名胜古迹，很多我小时候想去的地方，或者是平常念历史的时候想去的地方。我在国民党服务的时候，在我们的会议室里面我特别请了一个书法家，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写在墙上。我好想去岳阳楼，这次擦肩而过，我们的同事可以去，我反而没有去，我十分想去岳阳楼，我也想去妈妈的故乡———苏州。我也很想去北京，我已经进到北京，连故宫都没去看，你想想看，当然好想去看，所以我随时都想去，但是这要把一些实际问题解决掉。只要不叨扰对方，我很愿意很低调的去看一看，我有一个请求，那就是下次我去的时候，场面不能那么大，当然那个时候的场面大它有一个基于历史上的原因，它是两岸几十年来第一次高层次政治人物的交往，需要做一些宣传，将来我想去爬爬黄山，好多人说黄山好美。九寨沟，还有四川好多地方，我都好想去，我好想去张家界，我都好想去看一看。

白岩松：我听出您的意思了，只要不添太多的麻烦，其实您非常想去。

宋楚瑜：非常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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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中国强我才会开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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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素梅办公室条件简陋、十分拥挤　　柏杨

只有中国强我才会开心

人要诚实，不要说鬼话，诚实是一种文化、一种力量、一种责任。除非中国强我才会开心！

———柏杨

白岩松：您最后一次回大陆是1998年，转眼有7年时间没有回去了，有没有打算再回去一趟？

柏杨：月是故乡明，还是想看一看，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看？

白岩松：这是不是您现在最担心的事？

柏杨：哎，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我85岁了，如果阎王说你想活多少岁，我都没有脸回答，我要活到中国和平统一，这话确实。我盼望就是这样的。

白岩松：柏老，如果现在再回大陆，最想见什么，最想那儿的什么？

柏杨：老朋友！朋友比本家要好，朋友要超过亲戚。60年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还是朋友可靠。我在台湾，可以说无亲无友，因为来得早，“外省”朋友还在一起。而因为我坐牢的关系，所以“本省”朋友也很多。所以说，现在和我差不多同龄的这些人中我最有福气，虽然我小时候受过种种苦，挨过打，受过各式各样的苦。

白岩松：而且留下了很多朋友，一直共同走。

柏杨：对，（有）朋友还是很美。

白岩松：是不是柏老年岁越大，大陆这两个字就越重，想家的感觉会更强？

柏杨：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现在迫不急待（想回乡探亲），我们谈不到衣锦还乡，我们只谈得到平安还乡。能回到家乡看一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还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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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连宋大陆行”鼓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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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素梅的新书　　白岩松：柏老，今年您肯定也注意到了，从连战主席到宋楚瑜主席接连都去大陆了，好多人都没想到，您怎么评价这件事？

柏杨：我说好极了。

白岩松：您对这个事是鼓掌的？

柏杨：我觉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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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绿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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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素梅为原住民呐喊，号称台湾原住民的“第一旗手”　　白岩松：柏老，1984年的时候，您当时在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很快书也出来了，在大陆、在台湾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转眼21年过去了，您现在怎么回头看当初的那些文字，当初的那些分析和评论？

柏杨：每一个字我都负责任，我在台湾，有些人说你为什么不在台湾讲？我说台湾不能讲嘛，有人问得奇怪：“你为什么不拿屁股吃饭？”后来我原谅了这句话，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困难。那个时候我刚从牢房里出来，根本大学门也进不了。

白岩松：这就是当时您蹲绿岛监狱的纪念杯？

柏杨：这个杯上写的就是在那个年代，有无数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年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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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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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柏老，当时就有人说我们有的时候有问题，让您开个药方，但是您一直都不开。可最近两年我看过您的一篇文章《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有尊严？这篇文章您其实要表达给读者的是什么？

柏杨：就是你要想活得有尊严，你必须得尊重别人的尊严，而且是内心的、真实的。所以这个意思是不能抬杠，中国人好抬杠。

白岩松：尊严是要活得有尊严呢，还是也要尊重别人的尊严？

柏杨：我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讲礼貌。礼貌是一种教诲的工具，是一种乱世自卫的工具，是抵御攻击的工具。结婚婚礼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你们两个要平等尊重，互相尊重。

白岩松：我听说您曾经打算发明一个新的结婚证书，上面写上一旦结婚，夫妻双方就要互相尊重，当成朋友，无话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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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需要自己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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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正好阿姨过来了，从1978年2月结婚一直到现在，一转眼27年过去了，很幸福吧？

柏杨：幸福当然很幸福了，但幸福要自己找的，所以一个人只要有诚信，不要问运气。为什么不要问运气？我早就讲不要问运气，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运气。你说：“主啊，求你救救我，救我这一次。”那你明天又来了：“主，求你救我。”那光中国人口就10亿多，上帝该怎么办呢？要尽量靠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求助。

白岩松：阿姨是不是老天爷送给您的一个礼物。

柏杨：没有，那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白岩松：您是不是老天爷送给阿姨的一个礼物呢？

柏杨：这还差不多。

白岩松：是不是觉得您心里头比阿姨还年轻？

柏杨：我觉得比她还年轻。

白岩松：她照顾您多还是您照顾她多？

柏杨：当然我照顾她多。

白岩松：听说一照相的时候您就说把我照得好看一点，把她照得难看一点？

柏杨：这样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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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一点都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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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阿姨也说过，说您的生活中可不像写字的时候那么清清楚楚，您有的时候穿着不同的袜子就出去了，很多时候得盯着，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柏杨：现在不行，现在眼睛疼得有点眩，目眩。

白岩松：您自己最想写的是什么？

柏杨：我不想继续写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写那些杂文实在是没有意义。

白岩松：怎么会呢？

柏杨：假定有意义的话，意义也比较小，有的时候写杂文会讲极端的话。我觉得杂文的破坏性太厉害，而建设性比较少。我现在虽然写杂文形式（的文章），但我想我尽量能把普通的散文变成杂文就行。

白岩松：回头看走过的几十年道路，您自己觉得最满意的是什么？

柏杨：我对我一点都不满意，我后悔。你看那个菲佣（柏杨家的保姆），她今年40多岁，有个小孩20多岁，大学毕业，叫我找个工作，高兴得不得了，唱歌、跳舞。我们认识几个字的人就在这里忧愁满腹。

白岩松：我们不开心？

柏杨：不开心。

白岩松：您一直在想很多问题，想了几十年，但是最后没有办法解决掉？

柏杨：没有办法解决。

白岩松：我看您的好多书要在大陆出版，是阿姨要替您去大陆？

柏杨：她去，我也跑不动了，我也希望有一天再到大陆。

白岩松：柏老现在是表扬多了还是还批评？

柏夫人：我想他在比较和缓地批评。年纪大了，就是说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你这样干急就能够解决的。

白岩松：听说您特别喜欢河南老乡二月河的作品？

柏杨：二月河不错，但我不认识这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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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我才会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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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如果从一个大地图上看，您现在的孩子们在哪几个地方？

柏杨：大陆有我两个女儿，台北两个男孩，澳洲有一个女儿，干女儿很多。

白岩松：您家也是一个大家庭，现在联系多吗？大陆的和澳洲的两个女儿现在岁数小吗？

柏杨：都不小了，都四五十岁了。

白岩松：联系得多吗？

柏杨：现在的科技叫人惊奇，你们当然应该知道，电脑可以讲话，我也会听得见，从前的电话、电报现在没用了。

白岩松：过春节的时候，除夕、大年初一，是不是大陆的孩子，澳洲的孩子还有台北的孩子都会给您拜年，那个时候特开心？

柏杨：除非中国强我才会开心。我现在讲，我要回家了。现在回家只有回到这个家。我说回家了，是我回河南，那儿才美啊。

白岩松：好，柏老，争取在河南的时候再见您，怎么样，咱们约定一下？

柏杨：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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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久违的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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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久违的柏杨

———刘爱民

柏杨老先生是大陆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让他成为了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现代鲁迅”。在大陆已经多年不见他的新著了，他还是20年前的那个柏杨吗？我们怀着好奇驱车拜访柏杨。

马路在山清水秀的山谷间蜿蜒，我们却找不到柏杨所住的“揽翠大厦”，正可谓“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下车后环顾四周，连一个行人都见不到。在原地转了三四圈，才见到远处有一妇人领一小女孩走来，赶紧上前打听哪一家是10号，可偏偏人家听不懂，回答过来一大堆英文。敢情是一菲佣？我无奈地对白岩松说：“人在深山无人知啊，上哪儿去找柏杨？”不料一听“柏杨”二字，那妇人立即回头用英文道：“他是我家老板！”哇，竟如此之巧，我们都叫起来了。

在这位菲佣的带领下，我们顺利地走进了柏杨老先生的家门。85岁的柏杨一头银发，说话虽慢但头脑仍就敏捷，带着我们从他的书房开始参观，接着是夫人书房、孙女房间、客厅，一一领着我们看个够。最让我们注意的是放在客厅里的一个有机玻璃罩着的模型，这就是他坐牢的地方———著名的台湾美丽岛监狱，柏杨先生在那里边关押了9年多。柏杨先生对那段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说一共关押了9年零283天。我们问：“您书上不是说关了10年？”他说：“我要把苦难说得长一些。”

柏　　杨

原名郭衣洞，1920年生于“一个位于太行山东南麓的荒僻小县”河南开封，1948年移居台湾，虽鬓毛已衰，但乡音无改，仍有河南口音。

柏杨50年代初期就开始发表小说，60年代，柏杨继续运用文学和艺术方式对当局的专制、保守、僵化统治展开批评。他在1968年1月3日的《中华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画，内容描绘了一个水手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儿子对水手说：“爸爸我也选总统。”水手怒斥：“老爸没死，还轮不到你。”这幅寓意深刻的漫画一经刊载，立即引起全岛轰动。1968年3月4日，柏杨以“侮辱元首罪”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最后定为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减为8年，刑满后又在绿岛“住”了一年多。1977年4月1日愚人节，柏杨终于恢复自由，一共在绿岛度过了9年又26天的铁窗生涯。

在狱中，柏杨完成了《中国人史纲》、《历史年表》、《皇帝亲王皇后公主世袭录》三部巨书，以及一堆可与腰齐的尚未完成的稿件，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出狱后，柏杨痛心于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发表了《丑陋的中国人》等一系列杂文。书中，柏杨将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喻之为“酱缸文化”，对“脏、乱、吵”、“窝里斗”、“明哲保身”等丑陋现象给予痛斥，在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2003年，柏杨再次拿起“手术刀”推出最新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的姊妹篇———《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剔除国人的丑陋，惟有寄希望于尊严地生活！

他用白话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风行世界华人圈，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都在读这本书。柏杨自称为“老庄稼汉”，称对书桌和纸墨就像一个无限忠实于土地的老汉，只要活着，就要到他的土地上去转转。他共出版过100多部作品。

柏杨的婚姻经历坎坷丰富，有过5个妻子，绿岛出狱后，结识小他20多岁的台湾当代著名诗人张香华，以一封“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你”的古老情书开始，最终与张香华结婚至今。柏杨子女分散在台湾、陕西、河南、澳大利亚各地，柏杨1998年之前去过三次大陆，目前夫妇二人独居台北，日常生活由一菲律宾籍保姆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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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酸，我的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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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酸，我的心碎

———白岩松

柏杨老了，这从外表就看得出来。七年前我在北京采访过他。当时的柏杨，虽已年近80，但黑发依旧，行动敏捷，看不出太多的老态。当时的他回河南老家，如孤雁归巢，满怀兴奋与好奇，仿如一个少年。

而这一次不同，当我走进柏杨的家，第一眼就看到他，方发现他头发已经全白，站立起来显得困难，对一些事也时常健忘。毕竟岁月不饶人，柏杨老了，已是85岁的老人。这个时候，我坐在他的对面，突然慢慢地心酸，看着一个你熟悉的人正在老去，诗人也许会生出诗意，而对于我，却只有无可奈何地心酸。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

当柏杨开始畅所欲言时，我的心酸消失了，替代的是心碎，一种更大的伤感与绝望搅拌在柏杨的言谈话语之中，让你无处躲藏。

一个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说杂文无用，因为其中有太多偏激的语言，说这样话的柏杨是希望真正的建设与改变；而当说到故乡，柏杨的一句话决不亚于余光中的乡愁：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衣锦还乡，但能平安返乡吗？还有他的不快乐，甚至一生都没有快乐……突然就会让你感到，这过去的一个时代，实在赋予几代人以悲剧的命运，即使时常微笑，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悲剧之中短暂的转折。

只有在谈到夫人与爱情时，柏杨才回到了轻松与幽默之中———有的时候，老天爷是公平的，拿走你一些东西，就会补偿你一些。爱情于柏杨，就是老天爷给他的补偿。

侯孝贤

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

有许多故事片断都是“最好的时光”，在整个台湾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片段会有许多，我现在想用这种片断去把整个台湾历史重新记录下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候孝贤

白岩松：《最好的时光》这个片子出来了，虽然还没有公映，但是很多大陆的影迷已经比较熟了，因为大家会关注整个嘎纳电影节的情况，都知道侯导带着这样一个片子去参加这样一个电影节，觉得侯导应该会获奖，但是最后没有获奖，你有没有去想为什么？

侯孝贤：其实我参加影展许多次，非常多。从20年前，每次去你都会感觉它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找的评审是谁，这个人会决定什么样的片子会得奖。像嘎纳电影节的结构是这样，基本上每年要找一个评审团主席，这个主席可以决定4到5位的评审，其他（评委）是大会提供的，当然（评委）一定是基数，比如说11位。电影节每年找评审团主席的时候都会调整它的方向。嘎纳电影节本身会有一个标准，或者说（要知道）方向到底是什么。第一就是观众绝对普遍能够接受；第二就是要有它的艺术性。这两者都要兼顾才行。我的片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入选嘎纳）呢？从“戏梦”（指《戏梦人生》———编者注）开始？当然“戏梦”有得嘎纳评审团奖，但是从《戏梦人生》以后，我一直是走的是实验性的道路，所谓实验性，就是一直在跟自己挑战，不想拍同样的风格，所以一直以来就好像永远不太可能得奖，因为我的电影跟观众是有一段距离的。

白岩松：现在到了您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了名声、影响力，您还觉得坚持是最重要的吗？还是您自己脑海中希望有一个更大的变化，不同于过去的侯孝贤？

侯孝贤：对创作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基本上就是挑战自我。到底你的底线在哪儿？你的能力、你对事物的看法、对整个人的世界的这种理解，种种这些都是一点一点累积来的，所以（改变）基本上很难，非常难。所以到这个年龄想回到过去拍年轻，不可能！而且你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是什么样子。你虽然知道，但是你的眼光是我们年龄的眼光，跟年轻人本身拍完全不一样，这就像以前年轻的我们拍年轻的时候，我们自己拍的片子是很清楚的。怎么讲呢？你照自己的秩序，在自己的这条路上走了那么久，在这样的年纪还应该照自己的想法往前走。往前走的意思就是可能从形式上或内容上不一定从哪个方向上去实验，要给自己找一个挑战或者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