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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这个书名很有意思，“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不是强加的，是商量的，不仅仅在问很多台湾的百姓“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大陆的媒体采访的时候你也不拒绝，是不是把它当成“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的一个态度？

高金素梅：是的没错，原住民只局限在自己的土地上，甚至是自己族群的运动，我到这边来之后，我发现我们不可以再这样子，我很愿意把台湾原住民族在台湾受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告诉给全世界，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我们的少数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自治区，他们有了自主权，可是自称重视人权、民主、自由的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政府”并没有把土地权跟自主权归还给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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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百姓的支持让我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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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百姓的支持让我很温暖

白岩松：你在问“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当透过大陆的媒体，比如说透过网络，你可以了解很多普通的大陆百姓对你发出的声音，你听到来自大陆的什么样的声音？

高金素梅：我听到的是精神上的支持，让我感到特别的温暖。我到日本去，之前已经有六次，这六次当中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孤独，因为台湾当局也并没有给我实质上或者精神上的鼓励或支持，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并没有被大家所注意到。这一次去，日本警方的暴力在透过媒体传送了出去之后，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全世界的华人都给我非常多的温暖，在网络里面我们看到非常多的留言，甚至还有更多实质性的帮助。很多人汇款过来，给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很多人都不清楚台湾的原住民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尤其是不了解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之下原住民到底受到什么样不公平的待遇。同时透过这次事件，让大家在网络上讨论，让在中国大陆和在日本非常多的民众了解到，原来靖国神社还放了这些台湾原住民的名册在里面，找回了历史的真相，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温暖的部分。

讨还祖灵受阻我流泪了

白岩松：其实透过媒体的报道，好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我们还注意到一些细节，好多人都知道你去了被阻拦了，甚至没有下车，因为在车去的时候就已经被日本警方拦住，警察告诉司机不许开车门，在那样一段时间里，在车里头，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你在做什么？

高金素梅：我们的团员在车上关了一个多小时，不能上厕所，不给水喝，完全是静止的状态，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感到没有办法忍受的，所以你们当时会看到我在镜头前面流泪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空就好像停留在1895年（1895年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虽然现在已经2005年了，可是那个时刻，那个感受，那个气氛之下我觉得原住民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和人权的压迫就好像回到了1895年，所以我感触非常非常深刻，那一刻我会问为什么到了现在，原住民的人权、原住民的自主权还是被剥夺，还是被压制？

白岩松：但是不得不返回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挫折感、失败感，还是说不过是一个过程中小小的一个点而已？

高金素梅：当我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不仅仅是我，我们车上所有的长辈以及跟我一起随去的别的团员都不断地告诉台湾的媒体说，我们还会再来，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决心绝对不会因为受到一点点挫折就有所改变，这反而更激励了我们要更往前面走，所以当时我们就说，我们9月份要到联合国争取公道。

要让全世界人知道台湾原住民不是日本人

白岩松：接下来会有三条路，我现在看到的，一条是你们已经通过司法的程序起诉，9月份大阪的法院会给你一个判决，这是一个大的问号。接着你也说了会到联合国为原住民争公道，当然还有一条路是第八次和第九次到靖国神社，你更看重哪条路？

高金素梅：我们希望9月30号日本大阪法院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面对非常庞大的国家机器。再有就是我们9月份要到联合国，目前我们演播室已经在跟部落里面联系，因为我们部落里面不是高金素梅讲了就算，我们必须取得共识。在7月份的时候，我走访我们的部落，走访我们的基层，大家取得共识了之后，我们开始讨论，达成共识。当然更重要的，我还有另外一条线，我要寻求民间的支持，我通过NGO，透过民间组织来跟联合国那里的人联络上。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讲到将来怎么办，我刚刚讲过，就算日本大阪法院不给我们公平的宣判，我们还是会去，不仅是我，我们下一代还会去。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很多人都讲说高金素梅你明明做的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做？我就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高金素梅如果做不了，这个棒子还要继续接下去，我觉得结果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透过不断地记录历史的过程，在过程当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尊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原住民就是原住民，不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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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者和加害者绝对不能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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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者和加害者绝对不能放在一起

白岩松：大家会从各个角度解读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能要反过来看，对于很多你所代表的在台湾的一些原住民来说，他们现在生活了这么多年，究竟去靖国神社把祖先的灵位讨回来有多重要？

高金素梅：特别重要，事实上在靖国神社并没有骨灰也并没有所谓的灵位，只有一个名册，这些高砂义勇队迫不得已到了南洋，死在了南洋，更不可思议的是靖国神社并没有取得家属或遗属的同意，就把我们的祖先或者是我们的名字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剥夺了家属的自主权跟意愿权，靖国神社非常不尊重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传统。我就说，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所以我们仅仅要求的只不过是一个家属的自主权跟决定权。如果家属同意，当然我们没有意见，可是现在家属不同意，再回到更上层的精神层次来说，被害者跟加害者怎么可以放在一块？放在里头不仅仅是台湾的原住民族，还有被国际法庭审判的国际战犯。大家换个角度来讲吧，如果希特勒跟犹太人的名册被人合起来放一个墓里的时候，你想想对犹太人的这些家属来讲情何以堪？第一，它剥夺了我们的历史权；第二，它践踏了遗属的自主权；第三，它践踏了我们的尊严，也就是被害者跟加害者不可以放在一块，所以其实很多人把讨回灵位讲成是一个正确的操作，我觉得非常简单，这个就是家属的意愿，这是家属的人权，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找回“历史”

白岩松：历史有的时候就像你身后的这张照片一样，有的时候很难过的历史是你不愿意去看到的，但是你必须要告诉自己，你必须去看它。这张照片其实是当初在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杀害台湾原住民的照片，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高金素梅：我非常震惊，因为以前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从来不知道泰雅族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在2002年的3月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候，我全身的鸡皮疙瘩从脚趾上一直冒到我的头顶上，感觉有一股血往脑子上冲。那个时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是谁？虽然我知道我来自泰雅族群，但是我居然对我祖先遭受的这段历史是不清楚的，于是从那天开始我就找了一些学者，找了一些了解1895年历史的这些朋友们，开始收集资料。随着我不断收集资料，我心里面的愤怒和痛苦就油然而生，像我一样，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原住民子女是不清楚这段历史的，所以我就把这段历史不断送回到部落里面去，当把它送回到部落甚至把它出书的时候，我们的长辈看到我的时候，就抱着我说没想到在闭眼睛之前这些历史还会被大家讨论到。因为受到当年日本这些殖民主义的教育，有非常多的历史我们的长辈不敢说，经过非常痛苦的历史阶段，有很多历史是放在他们心里面的，当我找回这段历史的时候，长辈们就开始谈论这段历史，长辈们也开始在做一些口述历史的记载，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要找回历史的解释权，因为有了历史的解释权才会有尊严的存在。

白岩松：在我们刚才聊前几个问题的时候，你一直在用的称谓叫“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你的叙述中重新出现，什么促使你的称谓由“我”变成了“我们”？

高金素梅：大家知道五年前我是一个肝癌患者，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考虑我的生命到底要用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从医院出来的一个月，我就从新闻上看到了“九二一”大地震中受到最大灾害的是原住民部落，我自己曾经走过死亡的幽谷，你知道生命虽然非常的微弱，但是当它充满意愿，有生存意志的时候，其实它会变得非常的强大。所以当时我就跟着非常多的公益团体走到原住民那边的部落里面去，我虽然是泰雅族，但是全台湾有12个族群，其他的部落我从来没有踏进过，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踏到其他族群的部落里面去。当我到现场的时候，我看到的是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一幕，当时我就有一个感想———为什么原住民部落会这么贫穷？都已经是21世纪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到那儿去的时候，不断地就跟部落里面的人谈论，也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我能做什么，也就是说历史解释权一定要找到，如果我们自己的社群，如果台湾的社群都不知道台湾的原住民曾有过什么样的历史的话，原住民族就不存在，所以在3月份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应该要找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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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癌症后的那三年活得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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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癌症后的那三年活得非常有意义

白岩松：五年前的时候因为突然面临癌症的挑战，也就是说“我”遭受了非常大的挑战，从你知道到动手术只有四天的时间，后来你把“我”变成了“我们”，代表很多人去做事，是不是感觉身体健康了很多？

高金素梅：没错，很多人说肝癌患者需要的是休息，不能够太疲劳，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那部分好像已经脱离了我。这样说吧，在我身体里面有一个是死的金素梅，一个是活的金素梅，因为大家知道肝癌患者成活率不是很高，只有5％活，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怎么把这5％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那另外一个死的，我根本不在乎，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那个力量特别的大。我花了三年的时间走访了原住民的800多个部落，因为那是需要体力的，但是我发现我的体力非常非常旺盛，因为有非常多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很多东西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很多东西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所以虽然大家都讲高金素梅做得非常的好，但其实我要非常谢谢部落里面的长辈们，还有我们的族人们，因为他们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因为他们也给了我最深的学习的环境，因为走到部落里面就是一次学习，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也延续了不同的历史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三年我活得非常的有意义。

我的力量来自于背后的族群

白岩松：当你不只代表你自己，要代表更多的人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看你面临的全是挑战，要为这个呼吁，为那个呐喊等等等等，但是背后呢，当你个人代表众多人的时候，是快乐、成就感，还是什么？

高金素梅：我觉得这有一种神秘感，任何一个泰雅族人，任何一个原住民的后代，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只不过因为我是媒体的焦点，只不过因为我在整个政策当中是最重要的核心“立法院”，所以我受到的关注会特别的多，但是事实上像我这样子的人多不多？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到部落里面看到我们的族群已经有非常多的人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无形当中给我的力量跟支撑是非常大的，要不然的话，一个小女子，一个民意代表，其实不应该能做这么多的事情的。我要讲的是其实我后面有非常多的人是没有被大家看到的，这些人不断让我学习，这些人不断给我资料，这些人不断给我精神上的鼓励跟实质上的帮忙，所以你会看到高金素梅一会儿在日本，一会儿在岛内面对吕秀莲，我的力量在哪里？要不是后面这些族人给我支持的话，我想我也不可能做到。

感谢18年的演艺生涯

白岩松：其实在你们第七次到靖国神社之前，高金素梅更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是通过银幕。我记得在上海演唱会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后一首歌是你跟童安格唱的。大家都知道，你很早就因为歌唱走上演艺之路，现在会有时回忆那个时候的日子吗？

高金素梅：我记得第一次参加演唱会就是跟安格在上海，当时下面的观众给我们非常多的掌声，非常多的支持，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掌声跟我现在得到的支持是完全不相同的，那个东西大概比较属于个人，感觉上我只要对我的歌迷负责，我演好我应该演的角色，我唱好制作人交给我的歌曲就好了，但是我现在这样子跟以前是不太相同的，因为现在我做的事情是民族的运动。尤其我自己也是泰雅族人，这个就如同刚才你讲到的“我”跟“我们”的不同，以前是“我”，现在是“我们”，我肩负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族群意识，我肩负的是整个原住民族应该要有的权利的问题。很多人就问我说你喜欢哪一个？事实上我觉得哪个都是我生命的过程，如果没有演艺圈18年给我的训练，我想我在这个政界可能不会这么快地就进入这个角色，因为演艺圈18年给我的训练是你要很快投入，你要很集中精神，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你想说的话，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身为一个民意代表最重要的就是表达能力，演艺圈的18年给我训练的是表达能力，很短时间聚集投入的过程。

白岩松：你也具备了媒体和公众因为对你的关注而去关注你所关注的问题的这种放大能力？

高金素梅：没有错，所以很多人都讲说演艺人员从政可能给我很大的问号，相对的也因为我是演艺人员，所以媒体朋友给我很多的机会，能够让我把原住民想讲的话透过媒体传达出去。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回想起来，冥冥当中我觉得好像祖先有一些任务要给我。

白岩松：那是一场准备？

高金素梅：前面的梅林大火让我可以这样勇敢地面对逆境，肝癌承受到生命重量，让我理解生命到底是什么，演艺圈18年给我训练，我觉得好像冥冥之中在酝酿我要走到原住民运动这一条路，如果没有前面的那段路程，我相信我也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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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从现在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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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从现在才开始

白岩松：不得不谈到告别，跟演艺圈告别，可能对于媒体来说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对你来说是很大的、很难的决定吗？

高金素梅：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很大的、很困难的决定，我觉得冥冥当中就到了那一步。我拍完了《喜宴》，很多人不解高金素梅去了哪里，我觉得《喜宴》已经是我在演艺圈当中的最高峰了，当时走上演艺圈也是很大的意外，因为那不是我学习过程当中的最终目标，以前我是想当护士小姐，所以演艺也不是我的人生当中想要去走的（路）。

白岩松：现在你是一个民族的护士？

高金素梅：所以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事业的规划当中，我并没有真的想要规划任何我想到达的目标，我就很顺其自然走到这边来。从现在开始，我会规划人生的方向，包括我会知道我9月份要做什么，我会想我明年要做些什么，所以我的人生从现在才开始。所以我不断地告诉我自己，我没有因为我的年龄改变而有所改变，我没有因为我的职务改变而有所改变，我没有因为我的改变而改变了大家，我想这是我的一个人生座右铭，也希望送给大家。

梅林大火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善恶

白岩松：其实谈今天的高金素梅和了解今天的高金素梅一定离不开梅林大火，当时你离开演艺圈开了婚纱店，当时这场大火，你作为一个投资人，从名义上你会是一个领导，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打击应该是巨大的，应该是各种情感都杂在那一瞬间里？

高金素梅：是，没有错。那个事件是我人生当中碰到的最大的困境，肝癌我觉得那是对我自己，但是梅林大火有六条人命，我们在那边的投资都牺牲掉了，除了这六个人命之外，我还受到了司法审判，那个时候在我人生当中应该说是最低潮，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人性，人性的好，人性的恶。因为从小就被教育为了朋友要两肋插刀，你是一个要负责任的人，可是我们发现在那样一个事件当中，有很多人逃避，有很多人要面对，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人性的时候，你会有很深的感受，原来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我就看到人当中的好的和坏的。我要非常谢谢这些罹难者的家属，如果不是这些罹难者的家属给我很多精神上的鼓励，我看我是走不出来的。我记得在大火以后的第二天，我到现场去看到这些家属，有一个家属就握着我的手说，他说你很幸运，比起我的女儿，你逃出来了，我希望你能够勇敢地活下去。你知道吗，这个家属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激起了我不管以后遭受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说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一定要勇敢地面对。

白岩松：回头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知道很多人都看到高金素梅承担责任的一种勇气，你没有躲避，该去赔偿或者面对死难者的家属你都会面对，它对你现在这种性格的帮助应该是很大的吧？

高金素梅：当然，我还记得一句话，说人要在逆境当中求得善缘，梅林大火对我来讲就是求得一个非常好的善缘，虽然梅林大火是我人生当中非常大的逆境，但是也是因为我勇敢地面对，因为我负责任的态度，在往后我就得到了善缘，这个善缘是来自社会大众给我的公平，社会大众都说这么小小的女子她好有勇气面对这些责任，她好负责任。所以说我的勇敢面对，在往后大家对我的评判当中给了我很正面的回应，在我参选民意代表的时候，很多人就愿意把票投下去，所以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如果碰到逆境，不要害怕，当你勇敢，或者是负责任去面对的时候，这个善缘一定会跟着来的。

白岩松：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把它理解为是出发点的起跑线，但是过程很艰难，它的终点在哪儿？

高金素梅：它的终点当然就是原住民的历史权的保障，原住民的土地归还给我们，最重要的是原住民的民族立场找到了，这是我要对自己说的话，当我们先祖在外面打仗的时候，我们的后代到底有没有把祖灵找回来，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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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京报考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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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京报考中央民族大学

白岩松：当然在这条很艰难的路上，你也在为走好这条路做准备，前一段时间你去参加了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的考试，你报考的是人类学？

高金素梅：其实刚开始报考的时候我就没有很大的压力，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离开学校很久了，这次考试找回了青春的尾巴，应该说是求学的尾巴。其实考不考得上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也很不具体，能考上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会享受一下学生的生活，没有考上的话，你说我到底还要不要再去学习呢，我当然要去学习，只不过考上可能会多了一个学生证。

白岩松：其实你自己内心要学的是什么，要去中央民族大学学的是什么？

高金素梅：其实我自己对于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是一直很有兴趣的，这次我也拿回来非常多的资料，当我看到这些资料之后，我发现全世界的少数民族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文化特别的多元，特别的美丽，就好像一道彩虹一样。很多人都认为说少数民族、全世界原住民是不文明的，可是我们发现好像当我们回到人类以前的历史会发现很多少数民族的智慧跟文化，从那里吸取他们的养分，比如美国的印第安人，有非常多的印第安的族群，他们祖先的智慧是非常优美的，非常棒的。全世界的少数民族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跟生态，跟自然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是爱好和平的。我觉得这不就是现在全世界共同想要追求的人类的目标吗？

我的五次流泪

白岩松：其实大家在采访中看到更多的是你的笑容，然后看到很多背景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甚至有“烈女”这二字在台湾的媒体当中评价你。也会在细节处看到你的眼泪，我们回过头看过去的十年，1995年到现在让你最印象深刻的眼泪是哪几次？

高金素梅：梅林大火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在媒体面前掉眼泪；第二次的眼泪是我在台湾被宣判无罪；就是梅林大火这个案件，其实这个眼泪当时媒体来访问我的时候，我就说那是一种好像小孩子做错了事，然后母亲抱着你的头说没事没事，那是一种非常受了委屈以后的眼泪。我自己得肝癌的时候，我倒没有掉眼泪。然后再来的眼泪大概就是我当选“立委”的时候，我在“立法院”质询，当我回到我们的部落里面看到自来水普及率只有40%多一点，当我看到我们的部落教育经费只有1％的时候，看到那么多老人照顾小孩子放任在部落里面，他们在那边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把这些照片送回到“立法院”质询的时候，我也流泪了。最后一次当然就是在日本的靖国神社。其实你综观这些过程当中眼泪几乎是没有为自己掉过，这样的眼泪为了不公平，或者是为了我的族群受了委屈眼泪才掉出来。

生命的价值在于厚度

白岩松：最后只谈生命本身，我可能要不礼貌地说你今年40岁了，40岁的时候或许就可以问问人生究竟是什么，我是什么。你一定问过，你经历了这样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

高金素梅：我的答案就是生命的长短真的不重要，生命的意义应该是说你做了一些什么，你留下了什么。我觉得生命的价值应该是在厚度，而不是在长度。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未来生命能够活多长，我不在乎，我也不去想，但是在乎的是每一个生命的过程，我觉得它是要有意义的，不管是对我的族群来讲，不管是对弱势的人来说，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比较重要，所以往后我生命的力量应该完全就是来自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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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第一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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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第一女性

———刘爱民

今天一早，我们赶到了台北的镇江路，去采访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原住民女性———高金素梅，台湾人都直接叫她“高金”。她最早出名是因为演电影，最近名声大振是因为大闹日本靖国神社。

高金素梅属于台湾少数民族之一———泰雅族的一员，她的族名叫：吉娃斯·阿丽，也是台湾惟一的原住民“立法委员”。原住民在台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大约有9个族，人口只有几十万，过去全部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远离现代文明，过着传统的部落生活。在日本统治时期，他们被统称为“高山族”，完全被当做野蛮人对待，受尽凌辱和歧视。在高金素梅的办公室里，我们就看到一幅历史照片，几个日本军人用军刀将一个原住民汉子的头颅砍了下来！这种情形很像日本军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砍杀中国人的暴行。高金素梅说：作为台湾原住民的一员，自己感到非常羞愧，因为直到最近几年，她才深入地了解到自己的族群曾经蒙受过巨大的苦难，而且至今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现在高金素梅整天里忙活的事情，就是为原住民争土地、争福利、争尊严。她到“立法院”去演讲时，常常都是穿着原住民的服饰，有时甚至在脸上纹上原住民的花纹，显得极为抢眼，吸引了媒体的注意。

当高金素梅经常穿原住民服饰进行社会活动时，有人说她太会作秀，我倒是觉得，与其说是高金素梅用原住民的旗帜在包装自己，不如说是原住民选择了高金素梅，他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代言人。

高金素梅在台北办了一个原住民的会所，这个会所实际上是一处未加装修的毛坯房，大约有100多平方米，里面摆满了桌子、书籍、标语牌子。最有意思的是洗手间，也贴了一张标语，写的是“解放区”三个字。细一想，意思倒也十分贴切。

高金素梅给我的感觉是健康，虽然她患过癌症。已经不再年轻，却把头发扎成马尾巴，一身运动装，快速地在房子里走动。她的健康是从内到外漾溢出来的，精神饱满，语言简洁而准确。她写了一本新书《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扉页上给我的赠言是：“没有多元，没有民主。”从原住民独特的生存和文化角度来看，这句话很有力量。

○我们希望9月30号日本大阪法院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面对非常庞大的国家机器。

———高金素梅

○这些高砂义勇队迫不得已到了南洋，死在了南洋，更不可思议的是靖国神社并没有取得家属或遗属的同意，就把我们的祖先或者是我们的名字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剥夺了家属的自主权跟意愿权，靖国神社非常不尊重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传统。

———高金素梅

高金素梅

1965年9月21日出生。父亲是安徽籍退役军人，母亲是台湾泰雅族人。17岁时踏入演艺圈，之后在台湾电视连续剧《婉君》中饰演丫鬟嫣红，也在电影《喜宴》中饰演了主角，曾以一曲《潮》在大陆歌坛引起轰动。后来逐渐淡出银幕经营婚纱事业，却突遇大火，婚纱店6人死亡，为此经历了一场为期4年的官司，深切地体会到人性的善恶。在她刚从人生低谷中走出时，又被诊断出肝癌，幸而及早发现而逃过一劫。

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了7．6级强烈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就是台湾原住民聚居的中南部。高金素梅从电视上看到了原住民受灾后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时，她觉得自己作为原住民的后代应该做点什么。2000年年底，她冠上母姓“高”，代表台湾山地原住少数民族角逐“立法委员”。她认为在“立法院”里面，才有机会为原住民发出声音。2001年12月1日，高金素梅当选原住民民意代表，成为台湾50年来第一位女性原住民“立法委员”。

2002年8月15日，高金素梅第一次带领部分“高砂义勇队”家属赶赴日本，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要求靖国神社将“高砂义勇队”阵亡者除名，将原住民死亡者的灵位撤出。2005年6月13日，高金素梅率领台湾高砂义勇队遗族“还我祖灵行动”代表团，3年内第7次跨海赴日本讨公道。6月17日，在大阪高等法院，高金素梅以及高砂义勇队遗族控告日本政府、靖国神社和小泉的法律诉讼最后一次开庭。

○历史解释权一定要找到，如果我们自己的社群，如果台湾的社群都不知道台湾的原住民曾有过什么样的历史的话，原住民族就不存在。

———高金素梅

○我现在这样子跟以前是不太相同，因为现在我做的事情是民族的运动。尤其我自己也是泰雅族人，这个就如同刚才你讲到的“我”跟“我们”的不同，以前是“我”，现在是“我们”，我肩负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族群意识，我肩负的是整个原住民族应该要有的权利问题。

———高金素梅

○我不断地告诉我自己，我没有因为我的年龄改变而有所改变，我也没有因为我的职务改变而有所改变，我没有因为我的改变而改变了大家，我想这是我的一个人生的座右铭，也希望送给大家。

———高金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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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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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

永远的歌者

歌声常萦耳畔，顾盼时巧笑倩兮，时光自身畔流逝，匆匆已不觉十年，谢谢您给我回忆，我们回赠您怀念，若有来生再结缘。

———某位歌迷的留言

今年是邓丽君去世的十周年祭。一个歌手的声音在她身后依旧十年不衰，依旧流行在大街小巷，依旧留存在人们的心里，这是我们到了台北之后，非常想去她的墓地看一看的理由。

邓丽君墓位于台湾东北部东临太平洋的金宝山上。距离台北市区两个多小时车程。

金宝山地处台湾的台北县境内，山并不很高，远远就能看到一片墓园。邓丽君墓位于金宝山墓园的“爱区”。一走近，就能听见墓地传来一阵音乐，那是十分熟悉的声音：“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我们伴着悠扬的歌声开始了采访。

白岩松：“如果说对于全球所有的华人来说，有一个声音能让所有的人安静下来，那这个人的声音可能就是邓丽君的声音。1969年的时候，她因为出了一张唱片叫《一见你就笑》，一下子奠定了她巨星的位置，有评论认为邓丽君的声音唱出了所有的华人在战后很多年里内心对宁静、温馨、甜蜜的一种渴求。因此与其说面对邓丽君的歌曲我们是在聆听，不如说她给了我们内心一种非常大的抚慰。”

邓丽君墓园的前面是一个小花坛，鲜花簇拥着邓丽君的全身塑像，塑像呈青铜色，长长的披肩发被风吹起，面带微笑的她充满青春活力。花坛很有讲究，花开四季，四季颜色不同，仿如邓丽君璀璨多姿的生命华章。

白岩松：“邓丽君的墓园非常有特点，安静而视野开阔，前面就能看到整个太平洋，这个时候让人很容易想起她曾经唱过的《在水一方》那首歌。现在大家听到的歌曲当然也是邓丽君墓园有意选择的一支歌曲，‘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对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可能也正是用‘好花不常开变’来表达对她的一种纪念。”

卢秀芳：“邓丽君的肖像可以说是非常惟妙惟肖，在墓园的前面看到，你看那些花永远都是新鲜的，因为永远有她的歌迷把最新鲜的邓丽君小姐生前喜欢的花放在她的墓前。同时从风水上来看，我们看到这边是后面靠山，前面又朝着海，是最佳的风水宝地。”

沿着甬道往前走，就到了邓丽君的墓前。邓丽君的墓简洁肃穆又使人感到温馨，棺盖用的是南非黑色大理石，棺盖上面雕刻的是粉白色的玫瑰花环。棺盖前面摆放着祭拜者献的鲜花，中间镶嵌着一张邓丽君的少女时代的彩色照片，棺盖后面是一个石雕，上面是邓丽君的卧像，左右手交叉于胸前，凝视人间，石雕上写着“邓丽筠，1953~1995”的字样。石雕后面是一排松柏，青翠吐绿。邓丽君棺盖的右边，立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是宋楚瑜的题字“筠园”。邓丽君原名邓丽筠，艺名叫邓丽君，“筠园”因此而来。

卢秀芳：“邓丽君之前我们知道她非常的孝顺，虽然因为演艺生涯的关系，常常是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但是她每到一站马上会打电话给她的老妈妈，现在呢，我们看到在筠园的上方就是邓丽君母亲的长眠之地。可以说母女俩生前聚的时间不多，但是在长眠之地，在园方巧妙的安排之下，让妈妈在上方护卫着自己的女儿。”

邓丽君祖籍河北省大名县，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台湾云林县，自幼就展示了歌唱天赋，14岁进入歌坛，从此她那优美的歌声遍及港台和祖国大陆、东南亚、日本和美国等地，她精通英语、日语、法语和粤语，才华横溢，被誉为“国际天王巨星”；她用柔美的歌声征服了一代人。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因哮喘病发作，在泰国清迈病逝，时年43岁。她去世后遗体运回台湾，埋于此间。据该墓园管理人员介绍，她的遗体可以保持50年而不变。

白岩松：“也正是因为她在42岁的年龄突然离开，也把她最美好的那一瞬间留在了所有歌迷的记忆当中。秀芳，咱们彼此是不是讲一讲你的邓丽君记忆和我的邓丽君？”

卢秀芳：“我最记得印象深刻，跟我息息相关的就是邓丽君小姐的过世，当她的遗体移灵回台湾的那一刻是由我在进行现场的转播，我必须承认在那个转播的现场，我真是语无伦次，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非常的慌乱，因为包括我在内，所有台湾民众，海峡两岸的民众都很难接受这个噩耗，她的一生是如此传奇，这个结尾也是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让人措手不及。邓丽君的影响恐怕是好几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包括我们从小每一段成长历程，包括我大学的毕业舞会放的都是邓丽君的歌声，你在邓丽君的歌声当中，当你感到幸福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幸福，当你觉得失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得到了慰藉。你会觉得人生的企图不需要这么大，其实只要一个安静的一个小镇，只要一盏温暖的明灯在迎接你就已经够了，邓丽君的声音传达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感觉。”

白岩松：“其实邓丽君在我的记忆当中不仅仅是一个成长的路标。我记得在7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自己的年岁还非常小，会在收音机里去调她的短播，去听当时台湾的‘中广广播公司’还有澳广的电台，听邓丽君和当时刘文正的歌。当然，在我的记忆当中，还会把邓丽君的歌曲和喇叭裤等等连接在一起。看到了一个评论蛮有意思的，说在7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的变化首先是邓小平来引领了整个中国的改革，而对于当时的很多年轻人来说，邓丽君在70年代也给了我们不少永恒的回忆，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邓丽君的确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当中，一首又一首的歌曲非常真实而且非常有魅力地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当中。我想对于很多华人来说，这种记忆是共同的。”

邓丽君墓前有一棵树，亭亭如盖，树枝上挂着几百张歌迷的留言卡片：“时光自身畔流逝，我们永远只在乎你，邓姐。”底下写的“小邱”。还有写得非常长的诗，“歌声常萦绕于耳，顾盼时巧笑倩兮，时光自身畔流逝，匆匆已不觉十年，谢谢您给我回忆，我们回赠您怀念，若有来生再结缘”。还有很多，如“邓姐，妈妈想念你的歌声”，“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你歌如其人，永远怀念你”。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绿草萋萋白雾迷离

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

———邓丽君

邓丽君

原名：邓丽筠

艺名：邓丽君

英文名：Teresa Teng

生日：1953年1月29日

出生地：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

籍贯：河北省大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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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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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个Poss，美女加胡椒饼　　蒋孝严

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

我想我要继续把蒋家这块招牌擦亮，尽管客观环境是很艰苦的，但是这是我自己选择来承担的。而且在党务方面，在政治方面，为了两岸，我想我还是要尽心尽力。

———蒋孝严

白岩松：刚才我一进来，您递给我名片之后，我一下子觉得这个名片跟您以前递出的名片的珍贵程度是不一样的，毕竟这上面变成了“蒋孝严”，这是3月份之后印的？

蒋孝严：3月份，我在身份证上把姓改过来，从父姓，名片统统要换，我所有的证件统统要换，包括驾照，包括银行的存折，包括我党员的党证统统要改，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提到3月，主要是我等方良女士（蒋经国的夫人———编者注），我们台湾有一个习俗，就是要等她过世之后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改姓），我想也是对她老人家的一个尊重。所以我事实上两年前，我就在身份证的父亲栏和母亲栏已经做了更正，可是我本人还是保有母姓，我想在适当的一个时机，总还是要把历史还原，事实归真。尤其当我看到我的孩子越来越大，而且我女儿又生了一个宝宝，我的第三代都出生了，所以我觉得为我的子孙来考量，为蒋家后代的延续来考量，如果不改姓蒋是不正确的。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正确的时机，在3月份，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现在新的名片是我改从父姓之后新印的。

白岩松：当您印完这批名片，在3月份之后递给别人的时候，是否很多人都会向我一样会有在一瞬间不一样的感觉？

蒋孝严：完全正确，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波动———哎，姓蒋了！很好，这张名片我好好的留着，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过去的家事背景，在台湾来讲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在大陆参访的时候，大陆的同胞、乡亲也都晓得这段故事，所以为什么不正确地划下一个句点，我们不能把这种痛苦，或者说这种尴尬，或者是别人问到家事要躲躲闪闪的这种痛苦留给孩子们继续承担，这是不对的。

白岩松：因为您刚才说了您那一套的东西都要改，连驾照带存折统统都要改，夫人的名字、孩子的姓氏是否也要改？

蒋孝严：也都改了，我内人她的身份证也改了，她原来也是从夫姓，叫章华美仑，现在身份证也改成蒋华美仑，她的存折，她的所有的证件统统要改。

白岩松：你们各有各的存折？

蒋孝严：各有各的存折，她的存折可能比我还要厚。

白岩松：孩子呢？

蒋孝严：孩子也改了。我的二女儿改了，大女儿嫁出去了，因为她2月底怀了宝宝，过一两个月，她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再改。我儿子现在在美国，他准备8月份回来，因为本人要签字的，他从美国回来才能改。事实上我在去年就把他们每个人蒋姓的图章统统刻好了，因为图章不能不改，你改（姓）了以后你要用新的图章。

白岩松：已经准备好了？

蒋孝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在一个正确的时机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孩子们的图章我都给了他们了。像我最小的男孩，他现在宾州大学念法学博士，他本来应该8月份暑假的时候回来，现在暑假他得实习，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实习，回来以后他就改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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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岖漫长的认祖归宗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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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文茜合影　　白岩松：我也要跟其他人一样，也要把它像文物一样珍藏起来。今年3月份您的姓正式改完之后，您4月份去了大陆，去桂林，去西口，甚至要把改完的身份证放在母亲的坟前。这一行结束了之后，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一件事了了，是一种轻松感，还是一种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完成的程序？

蒋孝严：我想这是一个很长的路程，当我知道我的身世后，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里面，将来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也不是一个很小的家族，当我知道跟蒋家有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蒋家又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家族，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那时我念高中，心里当然是有压力的，可是我又不能够跟其他人提，只能放在心里面，别人提问我还得躲躲闪闪。但是当我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对自己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我觉得做任何事情要能够为蒋家争气，也要能够为母亲争气，也要继续努力，所以我从学校一毕业，然后参加公职，每个职务我都在尽心尽力地来做，我想这给自己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推动力量，推动自己往前面走，这是很幸运的。外婆她小时候给我们讲的一个观念：“你要好好的努力，你不能靠别人，将来别人帮不了你的忙，你只有自己帮助你自己。”这种观念（对我的影响）很深，我从小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到她过世，剩下我跟孝慈（指蒋孝严的弟弟蒋孝慈）两个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态度，否则的话你会自暴自弃。那个年龄的叛逆性等等这样的，我没有吗？既然蒋家的人住在新竹，生活又那么苦，何苦来着？也可能会变换，就在这一念之间走到一条正确的路途上，当然是很辛苦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一个非常崎岖的过程。但是要不要认祖归宗？几十年里在我跟孝慈心中有相当的挣扎。事实上我所谓要不要，就是说能不能。事实上是一个重要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