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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没有觉得我们一定能够办到这一点。尤其老总统（蒋介石）爷爷过世了，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家里面没有什么大人了，剩下老夫人（宋美龄）也过世了，纬国将军（蒋纬国）也过世了，谁会来处理这件事情（改姓）呢？就是他们在的时候，我们提都不敢提。我是基本是想到为人子的立场，为人父的立场，还有为人夫的立场，这三个立场我考虑以后，我觉得需要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正确的时机，在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我反而有个机会到大陆奉化西口（蒋介石故乡）去祭祖。所以我就在当年的8月底很快到奉化西口，然后到桂林去。这就是第一步，一个推动。后来回来以后，身份证要改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牵扯到法律的层面，你要提供很多证据和一些文件。

白岩松：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要在您自己的父亲、母亲一栏里面，把原来写的舅母、舅舅的名字变成父亲蒋经国，母亲章亚若。但您当时决定姓还不改，依然姓母姓。当时是一种策略的选择呢，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还是有其它的一些因素？

蒋孝严：当时身份证父母栏改了以后，台北这方面像基层事务单位就叫我马上要改自己的姓，要从父姓，因为我们民法原则上要从父姓，除非父母亲有约定，可以从母姓。我父母亲都不在了，那我说我为纪念母亲，仍暂时从母姓，因为我姓章已经这么久了。而事实上那里面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坦白说，我也要考虑一下方良女士她心理上的一些反应。我想等她百年以后再来做这件事。在蒋家当道的时候，在蒋家当权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我最需要父爱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却没有想去做这件事。在那段时间，如果我来争取从父姓，可能是有个政治上的考量，或者是利益上的衡量等等，我跟我弟弟反而不去谈这件事情，也不会积极去推动或者找人去商量，我们把它摆在一边，当别人知道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一切顺其自然。

事实上一切顺其自然是很多的无奈。我们讲顺其自然，我们不晓得顺其自然，“自然”会带到我们哪一个方向？什么样的结果？不晓得，我们没有把握。

白岩松：因为要在父母一栏里面写进蒋经国先生和章亚若女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即使对大家全是公开的秘密，依然要有法律的程序和所要认定的东西，据说连DNA测试都用上了，还要证实哪些证据？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蒋孝严：是蛮复杂的，事实上你要证明你父亲栏写的人不是你的父亲了，比证明那个人是你的父亲同样的困难。我父亲以前写的是大舅舅，章浩若先生，我去找很多的证明，说他不是我的父亲。最后怎么办呢？幸好我到大陆去，大舅舅亲生的两个孩子都在江西，一个在南昌，一个在新建，我去找到他们，他们很好，他们也出具证明说他们亲生父亲是章浩若先生，我只是他们两个的表弟，只是章浩若的外甥。

一些证明文件要经过大陆有关单位认证，然后我再拿到“陆委会”来认证。然后我还要去桂林医院，我出生的桂林医院也要出证明，我母亲在那边生了两个孩子，我母亲是章浩若的姐姐，这个关系都要证明出来。然后我母亲栏以前写的是舅妈，季申女士，幸好她还在，在美国。所以我在2003年的时候带一个团到美国去访问，我9月3号到洛杉矶找到我的大舅妈，她还在，83岁了，看到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小时候见到她，稍微有一点印象，可是50多年没见面，因为她常常在媒体上面看到我们的一些活动，知道我们，我跟我内人去看她，她很高兴，我们聊了很多往事，还有她告诉我很多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关于我大舅舅的事情。到临走，我内人说大舅妈：“对不起，希望拔你两根头发要拿回去化验，验DNA，证明你不是我丈夫的母亲。”因为身份证上写的季申是我的母亲，要证明她不是我的母亲，后来我的内人就去得到她的允许，大舅妈说没有问题，你拔！还好她还有一些头发，可是我内人一拔，本来想拔两根，一拔拔了十几根，拔了一撮，“哎呀”叫了一下！我说：“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她很理解。

然后经过整一个程序，经过DNA的化验，才把章浩若先生、季申女士从我的父母栏剔除，空出来，再来证明经国先生是我的父亲，这其中比如王升先生，他也出证明，就是说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国先生通过他抚养我们的一个事实，等等。这个程序整个走完，当然母亲这边比较好处理，因为医院已出证明证实章亚若女士是我的亲生母亲。

白岩松：这两个加一块才能完成2002年2月份改父母一栏，非常的难。

蒋孝严：没错，把它做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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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蒋经国的儿子真难（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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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　　白岩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据您现在所知，经国先生作为您的父亲，在您知道和不知道的情况下，以带有某种父子的情感，不是说工作关系，带有某种父子情感的时候见面一共有几次？

蒋孝严：带有父子情感，我们没有见过面。见面的时候，我还没那个感受，那个时候我很小。在桂林的时候，母亲在那边待产，父亲去看过她。我们出生以后，我父亲从赣州还有重庆，去过好多趟，把我们抱在怀里面，一个叫利儿，一个叫思儿，因为我母亲住在当地利思路，所以我叫利儿，孝慈叫思儿，一起都把我们抱在怀里面，这是我外婆还有我另外一个姨妈告诉我的。那个时候可能见过很多次，可是我们太小了，才几个月大。

然后在我们6个月大的时候，我母亲就过世了。当然我们就从桂林就迁到万安，到万安县避一避，万安更穷，在江西的南部。从万安我们又到了贵州的同门县，那时候我大舅舅在那边做县长，所以我们那个身份就是在同门县的时候，我大舅舅做县长的时候把它设定的，就是说大舅舅是我的父亲，大舅妈是我的母亲，掩人耳目。正好他有几个女儿跟我们的年龄相仿，然后从同门县抗战胜利以后又回到南昌，我们在南昌读小学。在南昌期间，大舅妈带着我们还到南京跟我父亲见过面。那个时候我很小，四五岁。

白岩松：您没记忆了？

蒋孝严：我模模糊糊地记不太清楚，你说那个时候见到的经国先生什么样子？讲什么话？我不记得，可是我记得还到了中山陵什么的。

白岩松：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孩子的兴趣在玩上面。

蒋孝严：在玩上面，见面的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样叫爸爸，有没有叫爸爸，他怎么样叫我们，不记得。

白岩松：到了台湾之后，毕竟后来经国先生他政治的位置放在那儿，你也有一些心里知道，但是又不好公开的一面，经国先生在暗中有没有一些对您的照料或者吩咐？

蒋孝严：暗中对我们的照料是通过王升王将军，还有宋慈选，那个时候王将军在“救国团”，一切通过他到新竹去把生活费交给我们。我们小的时候就有印象，每一次过年的时候，或者过中秋节的时候，就会看到他，我们叫他王老伯———台北一个王老伯来看我们，有一次他穿一身军装，挺神气的，肩膀上面还有一颗星，当然后来星又增加了。一来啊，他跟外婆聊聊，很愉快，他一来，我们的生活就好了，就觉得不错了，有肉吃了，可以买到鱼了，生活有了改善，也可以买到衣服了。但是这个情况到我们念初中的时候，就突然中断了，王升没有出现了，过年也没来了，我们生活下去了，那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苦。很多人都会说你们新竹怎么会那么苦啊？经国先生的孩子没有道理那么苦啊！问题就是父亲那边来的接济通过王升给我二舅舅张干若先生，他们两个人不对头了，后来两个人有矛盾了，几乎不来往了，王升就根本不理我们了，也不到台北去了，所以我们生活就越来越差。

我们初中、高中都非常的辛苦，到念大学的时候，连注册的费用都没有办法如期去缴费。当然这段过程，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回头想想反而是有帮助的。

白岩松：积极的和推动的意义？

蒋孝严：没有错，而且你要了解什么叫做辛苦，什么叫做困难，也会想办法去帮助有困难的人，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体验。

白岩松：但是对于经国先生来说，我觉得不管他坐在多高的位置上，一定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台湾，他没有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表达他的父爱吗？

蒋孝严：他后来通过王升来关心我们，到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我们懂事以后，王将军就跟我们讲，你父亲很关心你们，关心你们的功课，关心你们的身体。但是我记得我跟我弟弟常常跟王升王将军讲，我说我们要跟父亲见个面，可是他总说可能不方便。

隔了半年一年又提，他说我们看看吧。就这么拖啊拉的，就是没有安排。到我成了家，当然我把我的身世告诉我的内人，跟她讲得很清楚。但我在结婚之前我没告诉她。到快结婚了，她有点风闻，我也不提这个事情，我希望她嫁给我是嫁给我个人，而不是嫁给我的家庭，我要让她知道我个人是怎么样努力的。到结了婚我当然要告诉她，她也接受了。到我结婚以后我有一个孩子了，老大出生了，我就告诉王升王将军，我说我现在有家了，我要见见我父亲了，让他看看我的妻子，看看我的孩子。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当时我想，我自己有家了，经国先生那么忙，看看这个好媳妇，然后有一个孙辈陪着他不是很好吗？我很单纯地这么想，可是都是没有结果，同样的孝慈结了婚提出这样的要求也都没有结果。但是后来我们理解了，我说我们可以体会，他这样是因为他在“政府”里面，在政治地位上负了更多的责任，因为后来我也在“政府”工作，我也知道什么叫做困难的环境，完全能够体会其中的不易。后来我们也就不要求了。所以像你刚刚说的，经国先生跟我还有孝慈以父子的关系见面是没有的，这是外面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有人以为孝慈他在学术界发展，我在“政府”工作，因为有经国先生的关系，所以得到很多的帮助等等，当然我承认间接的余荫影响是绝对有的，可是绝对不是直接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见到父亲，我也没有办法跟父亲表达什么。

白岩松：你和经国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蒋孝严：一句话也没说过。当然我们见了一面，已经是经国先生过世以后，是在1988年。他过世之后，我跟孝勇、孝武（蒋孝严的同父异母兄弟）都处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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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蒋经国的儿子真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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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经国先生的儿子？

蒋孝严：对，孝勇那时候最接近经国先生，我在“外交部”工作，我们有宿舍。经国先生过世时，晚上我们三个人赶到荣总怀安堂，经国先生就停放在荣总医院那个冰库里面，那时我们见了一面，是最后的一面，也是第一面，可是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场景。当时我跟我弟弟，我们跪在地上哭也来不及了。当然了，这都过去了，这都过去了。可是我觉得我跟我弟弟总算……

白岩松：那种感觉可能不仅仅是像很多孩子跟父亲的告别，可能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眼泪？

蒋孝严：那当然，我想那是很难形容的，因为我在“政府”工作，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总统”。见一面怎么居然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为什么不能够早几年？能够分他的忧，分他的劳。当然，他有很多的困难，我可以体会。我们见过一次面，那时候我是在“外交部”工作，刚刚从欧洲回来，那时候是1972年，见面的时候是1973年，在一个外事联系的酒会上，我是最基层的一个科员，主管欧洲的事务。后来他也来了，我远远看着，那种感觉是相当复杂的，我可以这么说。

白岩松：他知道你在吗？

蒋孝严：我们两个目光有接触，可能我后来马上闪开了。照道理讲，在这个场合，“政府”的一些基层人员或者是高层人员都会去致意的，握个手什么的，可是我却没有这么做，我也没有办法那么做，我不能假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去握个手，去问好。后来我还是躲在一边，躲开。

白岩松：但是看经国先生的眼神，他知道是你吧？

蒋孝严：我的感觉是他知道，也可能是主观，可是我相信他应当看得出我来，因为根据王升王将军讲，我们每段时间的照片都会送到他那里，当然王将军讲的是不是实话或者是不完整的，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白岩松：后来在你们长大了，尤其在做公职人员之后，父亲有没有通过王升或者其他渠道给过你们一些嘱咐或者是像父亲给孩子的劝告、忠告一样的东西？

蒋孝严：我希望有，可是没有。甚至于我在出任公职过程里面也没有得到照顾，反而因为父亲受到了一些升迁上面的延宕，而不是速度加快。

这是外面也不能够了解的，经国先生并没有说是通过谁或者通过别的部门，或者是其他的人说这个人你要好好提拔一下，根本没有。

白岩松：现在蒋介石先生和经国先生都在台北县，这不能叫安葬，因为没有回归故土，那你改完姓之后有没有去爷爷、父亲那儿？

蒋孝严：我都去了，我改姓的第二天我就去了，跟他们报告。然后在今年的清明节我也到奉化西口去跟列祖列宗也报告了，也到王太夫人的墓去祭拜。

白岩松：爷爷知道了之后，虽然不承认说一定要用这个姓等等，但是毕竟把族谱中的孝字给了你们，这是事实吗？

蒋孝严：这是事实，事实上我们在桂林的时候，经国先生告诉我母亲，这两个字名字是老总统取的，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他们就叫蒋孝严，就叫蒋孝慈，就是如此，而且要他带我母亲去见王太夫人，可是不幸，王太夫人被炸，日军的飞机炸奉化西口的时候遇害了。

当然这是蛮遗憾的事情。我母亲过世以后，我们到万安住了两年，从万安再到贵州的同门县我大舅舅那边，我外婆带我去的。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恐惧，因为对我母亲怎么遇害的，我外婆始终认为是有问题的，也怕我们两个孩子再进一步地受到伤害，所以原来我们叫蒋孝严、蒋孝慈，就不敢用蒋字了，孝严、孝慈也不用了，就叫大毛、小毛，在学校里面就是章大毛、章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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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次想见宋美龄而不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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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这带点隐姓埋名的考虑了，因为我觉得老人的考虑有他的道理，因为毕竟您母亲在您6个月大的时候突然死亡让很多人会有一种猜测，是不是由于政治的考虑、家族的考虑等等很多因素导致的？但是在您改姓和认祖归宗的过程中其实不仅仅是爷爷，刚才讲得已经很明白了，包括奶奶，包括继母，包括蒋家其他人的一些态度似乎都……听说你屡次要求见宋美龄女士，但是也没有成功？

蒋孝严：我见老夫人事实上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可以去见的。那时候我已经当了“海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也相当于部级的首长。后来我在1990年担任职务的时候，国民党已经在转型，我作为“海工会”的主任到美国去访问。

白岩松：宋美龄先生……

蒋孝严：她就在纽约，她是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会的主席，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去见见她老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在工作范围内，按理说我要跟她报告海外的工作如何如何。到了纽约，我会请她的办公室的人通过我们在纽约的人员报上去。

在那边等了一天没有结果，当然我也不意外，我想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只好败兴而归，就是有一点失望。到后来我又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了，“侨务委员会”的负责人，你们叫侨办，我当时是侨办主任的身份。

白岩松：见面更是工作之内的事情？

蒋孝严：海外那么多侨胞欢迎我，纽约欢迎我的侨团轰轰烈烈的，整个唐人街都堵住了，车都不能进去。我走过去，他们夹道欢迎，我心想要跟老夫人报告这种情况，但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我又担任“外交部”的最高职务，到纽约去还是见不到。我担任党的秘书长，那更应当跟她报告情况了，我私下当然想见见我的祖母，我当然想见她，但没有办法如愿。

白岩松：换了各种各样的身份？

蒋孝严：都没有办法，我想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一个机会担任这么多职务，而且我心想她站在蒋家大家长的立场来看，有个惟一能够在“政府”里面一步一步做上来的这么好的晚辈，鼓励鼓励他也好嘛，我心里这么想的，可是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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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分离，有怨无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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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我不知道在这几十年当中，你们吃过很多苦，甚至叫大毛小毛，在新竹的时候那么艰难，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在您的心里有没有恨过、抱怨过？

蒋孝严：有过不满，我没有恨。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遭遇？我跟我弟弟也不是圣贤，我们总是有情绪的。外婆贫病交加，没钱送医院，就这么过了冬天，回来到底什么病我们都不晓得。我舅舅也因为我母亲在桂林的医院过世，对医院特别恐惧，不去医院，回来他自己就去买成药（中药），他早一点看了广告，就去买成药替外婆治病。后来我舅舅自己青光眼，也不敢到医院，一拖，两个眼睛全瞎了，就是因为桂林的事情产生了一些后遗的心理冲击。在新竹那段时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有一点不平，有一点不满，但还不致于恨。我想一个人总有这种天生的父子情感，这是很难去形容的，我们只是渴望得到父爱，可当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尽量想办法来说服自己去理解那种客观的环境。孝慈他是比较内向的，他常常压抑，我知道他常常晚上睡不着，有时候晚上我听他唉声叹气。他比较内向，这个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血压很高，后来在北京出事了。

白岩松：其实接下来可能要面对一个让大家相当惋惜的现实，因为如果从蒋家来说，从蒋介石先生，到蒋经国、蒋纬国先生，再下来是第三代，从经国先生的角度来说，他有五个儿子，跟方良女士育有孝文、孝武、孝勇，跟章亚若女士有您和孝慈。但是非常不幸，这五个儿子，四个儿子都不到60岁就走了，现在等于说这五个儿子当中，您一下子所要承担的使命就非常多，这是否也是您特别想把这个姓改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蒋孝严：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坦白的说，我觉得应当要去承担责任，而不要去逃避它。我改父姓，从父姓是在蒋家最困难的时候，不是在蒋家有强烈光环的时候，我一直想让朋友们知道，我改父姓不是要从蒋家得到什么。蒋家现在从政治上说，没有人当“总统”，没有人当“主席”；在经济上面，没有任何的遗产，没有任何的财力。

我所承担的就是蒋家的责任，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在我们这代五个兄弟里面剩我一个人，如果我不承担责任，我日子可以过，我甚至可以到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做资深研究员等等，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人生目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时候我要选择比较辛苦的方式，你比方说改姓，认祖归宗，这都是十分辛苦的过程。2000年以后国民党不执政了，我还要来选“立法委员”，还选两次，台北市南区北区我都要选，这是辛苦的，我就觉得很多人他过的是生活，而没有活出生命。应该不是单单一个生活，生命也要活出来，英文就一个字Life，但是我们这个Life中国人可以翻译成生活，也可以翻译成生命，如果你选择过生活是很容易的，可一个生命的目的跟意义在哪里？你要把它彰显出来。你比如说蒋家的责任，这是我的生命里面所承担的，跟生活没有关系。

白岩松：从第一代蒋介石先生到蒋经国先生，一直延续到现在您的身上，有人也会用“蒋家王朝”这样一个概念形容。这在台湾依然会带给您一些政治遗产吗？

蒋孝严：我相信会有帮助，可是现在整个政治环境也起了变化，可能是一个负担，也可能是一个正面的遗产，可是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些人的话不要去做权衡，基本上责任我要担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资产，你都要承担起来，这次我在改父姓的时候我都经过一些思考，而且我要叫我的孩子继续承担这份责任。我很高兴我的孩子有一种很正确的观念，我小时候给他们观念，我说一个人不是单单赚赚钱如何如何，你对国家也要有观念，这个是我对他们的要求。

白岩松：如果过去从您的这一个蒋字再看上面的时候，看爷爷、看父亲、看祖母、看继母等等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是无可奈何的、无法相见的、无法言说的一些东西，但现在您是长辈了，面对蒋家的第四代，他们怎么样？他们对您怎么样？他们对您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蒋孝严：我也不能说我是长辈，事实上我的同辈还有好几位，包括大嫂，蒋徐雷谨女士也在，最近她身体不是很好，我们也时不时有联系，偶尔打打电话，见见面，处得蛮好。还有纬国先生的孩子少刚先生我们处得也很好，还有孝勇的太太，方芝瑜女士也还在，事实上我们有段时间蛮好的，孝勇第一个叫我哥哥，他们在加拿大，我还去看他们。

白岩松：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蒋孝严：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到了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到1990年以后那段时间，政治上起了变化，就稍微有些不太相同的情况了。我对他们都蛮尊敬的。但是我们来往不是那么密切，我总有一个期盼，大家能够经常多在一起，走动走动总是比较好的。可是当然有一些社会现实，一些政治现实，一些生活上的现实，你不能去强求。

白岩松：我看介绍的时候说蒋家的第四代从商者多，从艺术者也多，比如说您的女儿等等，但是从政者没有，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蒋孝严：也未必，他们现在从商，也未必说他们将来不能从政。我的一个孩子现在在念法律，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他到美国去之前，在政大（台湾政治大学）念外交，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外交部”，他考外交系，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考外交？你不要以为外交官很风光等等，有辛苦的一面，他说爸爸我不是要去享受外交官的生活，我只是希望真正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我说好，那你就去考。考了以后，到第二年，我说你单单念外交不够，你要念法律，所以他在大学是双修，五年拿两个学位，之后很快就到美国宾大（宾州大学）去念法学硕士，他一年把它念完了，现在念法学博士，也不能排除他可能从政，我完全由他决定。我说政治是很辛苦的，但你要从政，我不反对，要从事其他的行业，也可以。一切由他们选定。外面有人说经国先生孩子现在做这做那，我也不敢确定，我相信他也是蛮尊重孩子意愿的，他只是让孩子了解政治上的困难。我从政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念大学之前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当要为中国做点事情。读到以前的历史，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外交太差了，尤其满清末年那一代，我自己来走的，没有父亲要我做或者不要我做，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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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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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针对咱们这段的话题，我还有一个问题，当由“章”改成了“蒋”，在目前台湾的政治环境中，包括不断变化的大局当中，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您希望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蒋孝严：我想我要继续把蒋家这块招牌擦亮，尽管客观环境是很艰苦的，但是这是我自己选择来承担的。而且在党务方面，在政治方面，为了两岸，我想我还是要尽心尽力。因为中国国民党更强调关系，渊源是很深很深的，我能够尽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情？我想我不会去管它，但是我会尽我的心来做一些工作。

白岩松：接下来我们要转换一下话题，有几个问题是当下最近这半年大家都在关心的问题，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您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者，谁都没有想到，突然连战先生、宋楚瑜先生接连有了大陆行，有了胡连会，有了胡宋会等等，现在又过了一段时间，您怎么评价这两个突如其来的行为给海峡两岸带来的影响，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的判断是什么？

蒋孝严：我想两位主席到大陆去访问，也有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过程。从2000年到现在，我想也不是说突然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时机、客观环境也成熟了，而且有这个需要，因为现在的台湾执政党对两岸关系的处理没有办法嘛，使不上力，在野党有这个能力，就应当做出一些贡献。开了这个门，执政党还来“悲歌”的话，民众会把这笔账算在执政党身上。能够做的，我们一定要尽力来做，所以两位主席到大陆去访问，我觉得有它的一个历史意义，也有它历史上的影响，可以看到它在持续发生影响。惟一担心的就是民进党会尽量地把这次访问变成烟火型的灿烂，就是没有一些后续力量和持续性，很风光，啪一下，但是无法兑现。所以很多事情，像水果的事情（2005年5月3日，大陆宣布将检验检疫准入的台湾水果由12种扩大到18种，并对10余种台湾水果实行零关税措施，迎接台湾水果进入大陆）等等，这本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情，他就设障碍。“三通”的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念。现在到大陆去的人越多，越会觉得民进党这样的政策有点不可思议，要绕过香港、澳门，再转到其他的地方去台湾！我最近还到武汉去，一到香港，我的心里就嘀咕，还在候机室，大家一起嘀咕。

白岩松：我们这回也有了切身的感受了，在2003年的时候也单向完成了。但是今年大家仿佛感觉变化很大，因为是双向的，都有了很多很多具有历史性的第一次，接下来人们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需要是永远不会满足和停下追求脚步的，接下来清明、中秋能不能变成常态化的包机，您乐观吗？

蒋孝严：我现在是主张包机要常态化，不单单是春节、端午、中秋，因为事实上端午、中秋，大陆台商假期不长。

白岩松：现在正在呼吁这两个日子设假期呢，也许有可能。

蒋孝严：现在主要是春节、“五一”跟“十一”，那边放假跟台湾对不上来，这边也没有假期，他们回来家人又在上班，所以我主张把包机常态化，常态化就是定期化，我已经有一个提案了，现今已经有99个“立法委员”联署了，待会儿我可以给你一个版本，名单也可以给你，就是每一个礼拜都有包机。每个礼拜的周末，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包机，这就方便了，我们300多万人次到大陆去，周末是常常出去的人多，如果不能每天就先从周末开始，礼拜五36班，礼拜六36班，这就常态化了，这不需要航签。

白岩松：可能性有多大？

蒋孝严：就看他（台湾当局）做不做，这很简单的。

白岩松：看他做不做，也得看你们施加压力到底是不是足够的大。

蒋孝严：接下来我们就会来推，现在“立法院”等于是在休会，我们会持续地给他压力。执政党怎么审批？我觉得民众的要求很简单，现在这么多人到大陆去，你说怎么能不“三通”呢，所谓“三通”，一个是通邮，一个是通商，一个是通航。

白岩松：E-mail还有电话等等出现以后，通邮已经不太是问题了。

蒋孝严：你知道一年有多少信？现在两岸有1700多万封信，以前接到大陆一封信我们心里面还忐忑不安的。

白岩松：邮票可能还撕掉了吧？

蒋孝严：信都给你剪开，先看一下（指台湾当局的不合理检查———编者注），现在1700多万封。电话12年前一年的通话量是4700多，去年两岸的电话有54000万通话量。你想想看，这个为什么要绕过卫星等等，花冤枉钱呢？“五一”都通电话，“五一”的通话密度是最高的。通商更不要说了，去年我们两岸的贸易，台湾这边的顺差超过300亿美金，这么高的数额。

白岩松：在通航里头，轮船等等交通也都半通了。

蒋孝严：现在就剩空运了，这个我相信是时间的问题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政治的考量。民进党还有政治的考量，不愿马上调整对大陆的政策，但在民众的眼中来讲，从需求方面来讲，通航还需要争辩吗？

白岩松：您提出了一个新的航线方案。原来即使双向对飞也要绕过香港，绕一个圈！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却要走一个三角。您提出一个方案，经过琉球的上空，然后直接到上海。北京跟台北高雄之间建立这样一条航线的可能性有多大？

蒋孝严：我想短期之内民进党可能还不会放，琉球上空还不会放，还是要绕港澳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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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改善两岸关系的重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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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这次到台湾也会听到大家好多的议论，比如说我四年前来过，现在跟四年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跟我聊选票以及选举的抱怨声音明显比四年前多了，说由于选举太密，导致很多政治家都在做短线。都好像一些不能兑现的泡沫，很多东西无法承诺，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待这样一种抱怨？

蒋孝严：这些会做调整，比如说“立法委员”的任期三年改为四年，从下一届开始，就跟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放到一起，不会每年都有选举，大概两年一次，“中央”跟地方选举分割开来，选举的密度减少一些，但选举还是要办的。我想台湾有台湾的环境，选举密度太高大家都会抱怨，选举的制度现在也做调整，把“立法委员”选举改成“代一选举”。这次的选举制度出来以后，现在评论是两极，有的说可能选举水准会提高，有的说可能会有更多的地方贤人上来，基本上情况要比较好一点，当然要把人数减半，可能现在已经定案了，那就不去管他了，就朝这个方向来走。

所以这方面民众是有微辞的，有不满，关于选举的时程太密，候选人或者是政治人物的水准偏低，作秀，奇奇怪怪的都可以上电视，可以拿到选票等等，当然有他的一个政治背景情况在那里，这也是很难说马上能够做改变，可能要一步一步来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白岩松：最后一个问题，大家都感觉到，2005年对于海峡两岸来说，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接连有了很多的变化，你看春节时候的双向对飞，后面的连宋大陆行等等很多事情，对此，您是否有一种判断或者说是预感？2005年对于未来海峡两岸的走势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点？

蒋孝严：我觉得2005年对于两岸关系来讲，是一个稳定的年份。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今年连主席跟宋主席到大陆去访问，使得两岸的情势趋于稳定。在去年的时候两岸形势是比较尖锐的，在2003年更紧张，今年缓和了。现在能不能够趁着这样一个趋势来做更好的一些筹划，使两岸共谋其利。可是我看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年了，情况要有很大的突破并不太容易。能够继续稳定住，我觉得就不错了，不要再把情况搞坏，不要再找一些议题来刺激两岸的这种稳定性。因为2006年是我们要注意的，所谓的“制宪正名”，2006年会不会继续推动是需要注意的，原来台湾方面有很大的一些牵制力量，可是也有人要持续地来推，到2007年可能就不太会有什么动作，明年是值得观察的。今年是稳定下来了，可是明年我们要特别留意。

白岩松：您是用相对谨慎的乐观态度去判断这个局势的，您觉得2005年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还是可能成为一个质变的开始？

蒋孝严：我想2005年对量变、质变同时都发生了作用，我觉得这至少使得台湾民众加深了对大陆的了解。两位主席的访问也帮了很多忙，因为很多访问都通过直播展现当地的情况，大陆领导人的谈吐也让这边人们印象很深，大陆方面对于若干敏感问题的处理智慧，包括必要的妥协，这边都感受得到。这就让人觉得有很多有希望的空间存在，并没有僵硬到不能够理论的地步。所以我说在量跟质方面都产生了作用。我希望能够趁势有更大的作为，这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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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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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

两岸相隔，同出一脉

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对于大陆的大多数人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久闻其名，却难见其真容。

———白岩松

熟悉两岸文化的人也许都有这个印象：北京故宫的建筑世界第一，台北故宫的藏品世界第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对于大陆的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对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久闻其名，却难见其真容。

白岩松：“对我们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它位于台北山清水秀的外双溪，占地面积1200亩，1965年11月12日落成。尽管从外观上看，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截然不同，但是整座建筑的设计理念显然秉承了中国宫廷式的建筑风格，碧瓦黄墙，雕栏玉砌，在青山掩映下，显得典雅而壮丽。目前，这里珍藏着1948年以来从大陆运来的60多万件珍贵文物。”

由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受展厅面积所限，通常每3个月会换一次展品，即便这样，要把这里所藏60余万件稀世文物逐个儿在世人面前亮个相，至少需要30年时间。尽管这里展出的文物是常换常新，但是有三件宝物始终没有换过，这就是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和毛公鼎，它们被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据考证，毛公鼎是据今2800多年前周宣王时期的“国之重器”，因刻器者为毛公而得名，于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

在中国，有两件青铜器堪称青铜器之最，一件是保存在北京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司母戊大方鼎，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另一件就是铭文最多的这件毛公鼎。毛公鼎鼎身只有30．75厘米高，却铭刻了32行497个篆书文字，洋洋洒洒记录了毛公辅佐周宣王，后来获得天子赏赐而做此鼎的史实。鼎铭字迹清晰工整，篆文字字笔力遒劲，全篇一气呵成。该铭文是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同时也是我国“造字时代”最经典的作品。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价值无双的瑰宝重器。

白岩松：“2003年2月22日我国首次发行了一套书法题材特种邮票《中国古代书法———篆书》，一套共两枚，其中的一枚就是毛公鼎的铭文。”

离开青铜器展厅，我们来到玉器展区，去寻找另外两个举世闻名的宝物———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这个玉器馆的门口，有一行文字“比上帝还精巧”，我们于是进入了美仑美奂的雕刻世界。

白岩松：“我们现在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的旁边，一个是翠玉白菜，一个是东坡肉，东坡肉是肉石，全世界67块，这是其中比较大的一块，它的底座都是纯金做的。翠玉白菜是依照翡翠顺势而为，根据它的颜色雕成一棵栩栩如生的白菜。”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棵翠玉白菜由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材料，绿色的部分雕成菜叶，白色部分雕成菜帮，看上去是鲜活欲滴。

据介绍，翠玉白菜上有两只虫，一只蝗虫，一只螽斯虫。它是清代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娘的纯洁，但是白菜叶片上停留两只虫又是作何用意呢？原来螽斯虫代表了多子多孙的意思。

和翠玉白菜放在一起的这块清代的肉形石，是一块天然的石头，色泽纹理全是天然形成的，看上去完全是一块栩栩如生的五花肉块。“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相信初次看到它的人不会把它当成硬邦邦的石头，因为怎么看它都像是一块连皮带肉、肥瘦相间的东坡肉。

白岩松：“有一种想咬一口的感觉。”

东森主播林青蓉：“我想把翠玉白菜和东坡肉炒在一起！”

除了这三件镇馆之宝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13个展厅内，我们发现了许多过去在史料中、课本中了解到的，却未曾谋面的艺术珍品。比如我们在许多画册上看到过的宋代定窑的婴儿枕、明朝的青花龙纹天球瓶、清朝的御用雕花帽架等等，个个精美绝伦、巧夺天工。据统计，当年从大陆运到台湾来的文物共有60万件，虽然只占当时北京故宫南迁文物的1/4，但大多是精挑细选、价值连城的精品。其中器物、书画5万余件，善本书籍近16万册，清宫档案文献38万册，还有后来征集的文物总计65万件。

白岩松：“台北故宫的书画藏品非常值得一说，曾经有专家是这样说的：写一部中国绘画史，每一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绘画作品，可能80%左右会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展厅，是所有展馆中最难以估量价值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珍藏有中国元代以前数量最多的名人书画佳作，更重要的是这些书画正在一天天“老去”，有的甚至无法再进行复制。

台北故宫博物院义务导游谢念荪：“有些书画每次看到它时，都觉得它一天天在‘变老’……每次看到它都很难过，展出一次就破坏一次。”

为了尽可能保护好这些稀有真迹，书画展览的次数和时间都受到严格地限制，我们的拍摄也受到了限制，不能拍摄到更多大师的真迹，我们有些遗憾。

这里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它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幅字帖，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被乾隆皇帝并称为“三希帖”。现在“三希”中的真迹有“两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最让人惋惜的是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此画是绘画作品中的精品，可惜这幅山水画被分成了两段，前半部分保存在大陆，后半部分则保存在台北博物院。

最近几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1992年双方还共同精选各自的馆藏文物，共同出版了《国宝荟萃》一书。这本书中，分离近一个世纪的“三希帖”又重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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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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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

人生最怕格局小

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么，就是两岸。

———陈文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