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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侍者头目很会几句英德的照应话，却没人料到也会罗宋话。这位大汉别国话都不懂，但说起罗宋话来十分流利。这一来使满厅的中外男女都向他看，恰巧我坐的方桌上还有一个空位，于是他便来补缺。

以后，船是匆匆地经过新加坡，槟榔屿，哥崙坡，孟买，航行于阿拉伯海上了。在这十余日中，每当午饭与晚饭后，便是我与这几位大汉们谈天的时间。说是大汉，不过仅仅用来作为山东人的代名词而已，其实他们中的头目——老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黑须老头，身个儿比我还矮点，黑巴巴的脸膛，眼角与嘴角的皱纹，一层一叠如同山水画上的荷叶皴。说话老是一字一字地向外发。那点从容的气概，比起“温良恭让”的士大夫阶级中的“君子”还自然。另外一个是他的族孙，这个团体中的秘书先生，一切写信与动文墨事全归他担任。廿九岁，多年前的高小毕业生。很清瘦的面貌，薄嘴唇，与细长的眉毛，是最年轻最文雅的一个。比起他的族叔祖仅仅高有半头。除了这二位之外，其他的几位伙计可真当得起“大汉”而无愧，即讲膂力，我看只有船上的水手能够同他们来一手，至于乘客们，不怕连挺腰凸肚的西洋人算在内，也不全是他们的敌手。

恰巧我住的房舱与他们的两个房间极近，每当午睡后或就寝之前，我常常过去喝他们带的中国茶。茶叶自然带着，就是藤子茶壶囤也是从大网篮中取出来的。有时候他们自己向厨房里提开水，把清茶泡酽了，我每次喝便尽两大玻璃杯，比起那饭后的黑咖啡与冷饮来实在够味！因此，我才明白带网篮的好处。因为人多，他们从香港携来不少的水果，一例地让我吃。你们想：在那二十六七天的航行中遇到这些朴厚，勇敢，勤劳而且有趣的老乡，我一道上真减少了许多愁烦。

谈起来，他们与我的故乡还是相距不远的邻县。他们不但是同县而且多住在一个屯里，不止多在一个屯里；又多是同姓，同族，惟有一位王姓，一位刘姓是例外。他们去的地方是荷兰的亚姆司脱丹。去的目的要往那边去推销山东茧绸与烟台女工手制的花边及桌布一类土产品。荷兰，他们都没曾去过，文字，言语亦不懂，——虽然他们的每一位都到过很远的地方，每一位都会说一两种外国的应用话。惟有往这陌生的地方去还是第一次。不错，由烟台领的护照，在香港找各国领事签了字，还有通济隆的介绍信，但在船上，他们不懂英德的言文，以及到意大利上岸后的行程，怎样坐车换车与行李的运输，都十分茫然。他们单凭了以前在日本，在南洋，在南美洲，在革命前的俄罗斯的行商经验；凭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热心；——总之，是凭着他们的勇气与冒险的精神，便走上了往欧洲大陆的旅程。

没有人招呼，没有人引导，更没有西洋商人的知识。“闯去，怕什么！咱们哪个没走路碰回钉子，没吃过苦头？有的还是从死里逃生。无非是不会说那英国话罢了，谁管这一回事！……先生，出惯了门，在屯里呆上两年不知怎的不受用。不差，有耕地，地里也还打得出粮米，安安稳稳，这乡下日子咱们还不至于饿死。谁晓得是什么脾气？老想着向外跑，只要组织起东伙来，哪怕走到天边，不缩头，不管远不远，更想不到那些困难！……”这是他们坚决的壮语。

这群中的老头领与青年的秘书对我常说这一类话，别位呢，有时也少少谈到。看他们的态度老是很平淡地，绝不在乎，也不计较什么。与同舱其他的中国客人们相比，这自然是另一群了。

只有两位的年纪约四十七八岁，别人，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左右。

以前他们所到的地方，日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算是最近的，有两位曾去过南美洲——阿根廷，有六七位都在俄罗斯住过几年；虽当俄国革命以后，他们还在那种情势下努力挣扎着。有人则直等到中俄打完仗后方重回故乡。知道在那个国度里不容易再干他们的老交易，才另打主意，开辟他们的新路线。他们的头领在俄国革命前曾住过八年，就是那位青年秘书从十六岁去找他的父亲，也有四年以上的俄国生活的经验。

晚饭后，一天的烦热减轻了。坐在甲板的躺椅上，一面听着船侧的波浪，一面同他们闲谈，往往到半夜后方回舱睡觉。他们的热情与勤奋，他们的冒险与苦楚的遭遇，比读有趣小说还动人。自然，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一切去寻求命运，抱了北方人“下关东”一样的决心，情愿到生疏辽远的外国地方找罪受。为利，一点也不错，但这样勇敢辛勤的小商人，能打开多少难关，等于手提，肩负，在那些关税高重，情形陌生的帝国主义者的领土中挣回一份血汗钱来，我们的官吏，学生，考察者，游历家，很随意地往外国去，比较之下难易如何呢！

那位青年的秘书先生尤其同我说得来，他常常述说他自己不能继续读书的惭愧，又对我是那样的客气，“像你们懂得外国的事情比我们多，又能知道人家的文字，什么事情不明白。我何尝不想多念书，可是做的这行生意便没法子。……”

“你以为多念两本书便有用吗？”

“哈哈，那还用说。像你们……做事容易，又明白道理。”

显然，他所谓做事悬说的干差事，做官。我淡淡地笑道：

“你知道多念两本书的人的苦处？”

“苦处？……先生，你会说笑话吧。讲起苦来，我真受过，当时倒不觉怎么样。……”

接着他告诉我他离俄国时偷过边境的危险故事。

在某一个人生的定型中，他的思想与行为便处处受了他自己的意识支配，这是谁也不能避免的。像我们这位体格瘦小而富有硬性的青年，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在那个国度里，逢着那种稀有的变局，却能历尽苦辛从西伯利亚的险地偷跑回国内来。无论如何，那点勇气是值得赞美的。固然，他自幼小时受的教育，以及环境的关系，与有新知识的青年不同，然而凭他那份勤劳，勇气，什么难关他也可打得过。

他说：

“我们这一群中年纪大些的有的是在俄国革命前去过，有的是从俄国革命的纷乱中逃回来。我呢，你猜，……倒数上去十三年，我十六岁，方从小学出来，便随着一个乡下亲戚到莫斯科去。算一算看，那不就是老毛子的穷党已经得势了的时候吗？”

“对，我问他：怎么那个时候去？也做买卖？”

“你不知道，我父亲住在莫斯科多年了，开一个小店铺，生意比以前差得多，可是穷党还许中国人做小买卖。家里人挂念他，他也没法回来，那里人手少，我便不顾一切，凑了一份盘费同别人去。一句俄国话不会说，幸亏同去的那位以前是去过的。……就这样，一住四年，我父亲看我与老毛子混的熟了，话讲得来，得了一个机会他先回国。我呢，年轻，什么不顾虑，买卖也能有点好处，便与一位伙计住下去，想在那边继续我父亲的事业。其实只知道老毛子改革得和以前全反了，说是共产，别的都不懂。好在像我家那点小生意，人家还准许。……我只知道同他们的小商人，干活的人有来往，也听点穷党革命的新闻，至于他们的法律与对一切的计划，先生，你想我哪里来的工夫去作详细的研究。

“就这么过下去，不瞒你说，那时也有一位老毛子的姑娘同我要好，人心是一样的热，我不亏待她，她也有心同我回中国来，可是没想到的事，——为了中东路，奉天的军队与老毛子干起来了。

“这一来像我们这般中国的小商人与工人都不好办了，直截地说，加入穷党的自有人家的办法，我们便被老毛子下了大狱。本来很对，东三省不是拘了好多的穷党吗？两国既然抓破脸，没别的可说。……”

“那末你在狱里过了多少日子？”我看这位秘书先生在灯光下谈起往事来，脸上分外显得光亮，便知道他是何等的激动了。

“惭愧！我幸而没给他们押了去。……不可缺的是朋友，外国人好心眼的并不少。就在那一个月里，……那一天，恰好是礼拜五的晚上，穷党就预备这一夜里拿人。中国的，像咱这些老实人，以前只晓得中俄打起来，火车不通。走？走得了！中国使馆里大人们早早跑了，谁也不知主何吉凶，听天吧！就这么混下去。幸而有个做工的老毛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嘱咐我风声不好，这夜里到他住的地方去。……好不容易，居然藏了若干日子。店铺不用说被他们查过了，许多许多的中国人押在狱里，直到《伯力和约》定了才能自由出来。货物早完了，什么买卖也不想做了，混了几年，剩下了将近一千元的美金。……俄国钱一出他们的国境便是废纸，好容易偷换成美金，想带回家乡。……先生，那时我不回家又怎么办！嗳！没法子，那位年轻的俄国姑娘我对不起她！就是一个人往外走已经吃尽苦头了。

“不错，当时从德国使馆里弄到一张护照，（那时中国是托德国使馆代理华侨事务的。）这不过证明是中国人罢了，可以在老毛子的国里走走，想出他们的国境却没效力。而且一个钱带不出来，即使能离开俄国，向哪里去讨饭？住在莫斯科又怎么办？……

“后来我同那一位曾押过大狱的伙友，还有别的几个中国人，借护照的力量，好歹到了海参崴。自然先吃过一些苦头，可是再往前走便是难关，车票买不出来，检查又十分严密，到了绝地，我们便不能不去‘拉荒’！

我头一次听见这个名词，“怎么是‘拉荒’？”我着急地问。

“这是在那边很通行的一句中国话，意思是偷过中俄的边境。从海参崴出来要走上三天，——三天就是三夜，因为白天是一步也不敢动的。都是一层层的高山，峻岭，粗大的树木，比人身还高的莽草，尽是走那样的道，简直看不见人迹。所以叫做‘拉荒’——偷过荒山——回想起来，真是凭着性命去冲。被放哨的毛子兵瞧见，枪子便立刻打来。但是与其困在海参崴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只有出此一途了。

“不是中国人大胆，还有比中国人更大胆的高丽人专在海参崴干这行交易。他们都是偷关漏税的好手，对于这一带山路十分熟悉，有没法回去的中国苦力想‘拉荒’，得雇他们作引路人，六十块中国钱一个人，自带干粮，出了岔子都得任命。

“就是这样，我们一起十一个从莫斯科逃来的中国人便随着一个高丽人在黄昏的月下爬山。正当九月的天气，北边的冷度真够劲，没落雪，然而夜间走起来身体冻得直哆嗦。好在每个人把心提起，只望着安安稳稳到山下的河那岸便是中国界。白天在深山的石洞或几十棵大树后面的草丛里藏身。嚼着带的黑列薄，喝几口涧中流水，望着惨黄的太阳发呆。

“你想那一个‘拉荒’的人不在外头多少年？不是在那里想不出生活的法子来，谁肯走这条险路！我那时什么东西都没了，只有身上披的一件破烂的粗呢大氅，所有的身分便缝在这件破衣的里面。几十张的美金帖子，全是在毛子国里四年辛苦挣得来的。”

他说到这里，两只眼睛中仿佛有点湿晕，我想：他回忆以前的经过一定心酸！我静静地听去，不好搀入什么话，像看一出悲剧，提起精神正要看到一个“顶点”。吸烟室中恰好有一位犹太的年轻姑娘弹批霞哪，音调是那样的幽沉。月光荡着银辉在平静的海面上晃动，船机轧轧地响着前进的节奏，几个外国人在甲板的一角上也谈得很起劲。这位秘书先生中止了谈话，吸过半支香烟，才从沉默中又说起“拉荒”的故事。

“荒，一丝儿不差。那一带的大山如果不是有引路人准不会找出路来。什么路？还不是崎岖高下的尖石堆成的鸟道，又不止一条，刚刚借着月光辨清脚步的暗夜，东西南北是不能明白的。转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有时在深邃弯曲的涧道中按步挨去，一不当心会被尖削的石块绊倒。一阵风吹过来，树枝子与落叶一齐响，衣服拂着高草更容易听见动静。各人口里都像衔了一枚核桃，只听到前面走的人喘气的粗声。……在那时候，如果用手在大家的胸口上试试，准保都一样突突地跳。分外吃惊的是野兽的嗥叫，猛虎，也许是野狼，野猪，从上面或山底下发出凄惨的叫声。即时我觉得一阵冷颤，汗毛都像直触着贴身的里衣。月光下看不分明，远山顶上独立着一棵白桦，便误认为是老毛子防守边境的步哨。

“一个黑夜过去了，第二天在温暖的阳光下躺着休息。明明是十分疲倦，可睡不宁贴。我们全得听从引路人的指挥，用俄国话与中国话同那个老练镇定的高丽人问东问西，但是无论如何他不许我们这一群白天在山里的小道上出现。

“第二夜又是这么模模糊糊过去了，照样是白天躺在草里。虽然还没出山，可知道第三夜不等天亮过一条小河，脚踏着河那面的土，便逃出老毛子的国境。然而这段路最险，直到跑下高山的陡坡，在草地中要走两个钟头。都是平地，河岸上的马巡来往不断，不比在有隐蔽的深山里容易躲闪。

“横下了一条整个的心！大家一齐这样想，谁不望着自己的国土觉得亲热。明知道即使到得那岸还隔着家乡有几千里远，但是比起在这荒山里偷生，那就是另一个世界。

“然而就在这第三夜的夜半后出了岔子！”

“啊！”我正听得出神，却不意地来一声惊叹。

“到底是逃不过他们步哨的夜眼！”他的声音略略放低了，“也怪自己人，路近了，已受过两夜的苦，及至出了这片荒山钻在草地里走，论理不用心急，横竖不用天明准到对岸。一条平平的浅浅的沙河，从草丛中翘起脚来可以看见了，可是谁都想赶快越过这个危险的地带。在劲风吹拂的草里弯着身子向前小跑，不止是一个人，又是连串着走。在静静的夜中，衣服与草叶，草杆相触，还没有一点异样的声响？那些久在河岸上巡逻的马兵很明白这类勾当，他们的耳朵也格外灵敏。……记得清楚：那时的月亮已西斜了，几颗大星在我们这群难人的顶上闪闪有光，偶而向来路望去，阴沉沉地找不到边际的高山，如同一列大屏风，天然限隔这两个大国的边境。我恰巧在这一行的中间，压紧了呼吸，不管有粗毛的草叶在头面上拂着，尽力钻走。

“半空中飞过去一粒子弹，这是叫我们立住不动，静待马巡追来的暗示，你想在那样的情形下谁也不能管谁，每个人的感官异常灵敏，尽有火弹的阻力也挡不住他们向前去的勇气。何况事情已被发觉，又看着那浅流的河界就在不远的前面呢。于是大家便不钻伏在草莽里面，迅速地向前跑，也不能挨着次序成一个行列。生命与危惧鼓起我们最后的挣扎力，即时便跑远了。而同时从侧面，后面追逼的枪弹也不向着空中施威了，向下打，打打打，高加索快马的响铃在我身后追来。

“我跑在同伙们的后面，已隔得远了，而几十只马蹄也冲入草丛，子弹横飞，我不能走了，向深草里钻进去，躺下，把身体付与不可知的命运。

“冷，饿，困与恐怖，这时包围了我的全身，电棒子从马上照耀着，年壮的老毛子兵来回在草里搜索，……多深的茂草，在这一片荒野里如北方的夏季的高粱棵，找到一个人的藏身处并非容易。然而与我同行的刘伙计因为腿上受了伤走不动，被他们捉到了。距离我伏的地方不过有一丈多远，我听见他挨了打的叫声，与他们用皮带把他捆缚在马上时胜利的欢语。

“他们捉到一个俘囚便回去了，没再追索。我困极了，也许是吓的精神乱了，躺在草里便昏过去。及至醒来，看看月亮快落下去，四无声响，知道同行的人们找不到了，河口，在这快天明的时候也不容易找路通过去。身上呢，那件内缝着金元票的破外衣早已丢了，一定是急促的逃跑中脱掉的。不过这时我对于金钱倒绝不在意，自己的性命还说不上怎么样呢！……若被捉去，又得住几个月的监狱。经过寻思之后，不能在这里久伏，只有踏着他们走过的丛草向前去。然而愈走愈坏，后来已经走到另一条路上。在曙光将放的时候，又爬入一个荒山的深谷。在冰冷的石面上拖着脚找路，……啊！这难以忘记的一天！阴云腾起，尖风刮在脸上添上一层霜气，一件单薄的里衣那里能抗得住，更使我绝望的是转了多半天找不到那条路径可以转到河岸去。坐在大石上看看脚底下的皮鞋已将鞋尖穿破几个窟窿，抖抖地打着寒噤，一点力气都没了。忽然听得山顶上野兽的咆哮，引起我求死的欲望，我一个失路的‘拉荒’人找不到出山的道路。身上的列薄早已吃净，与其被人家捉回去活受，不如葬在野兽的腹中。……然而一转念间想到家中的老人，想到一切，马上便想不如自己投到大狱里，无论如何，还有再出来的一日！

“其实这不是同一的妄想。向前去找不清路径，在这片群山中又向哪里找回去的路呢？……正在毫无主意，忽听山坡上有人低叫，一个中国人，他飞跑下来，啊！原来也是夜来同行的失路者，太巧了！我同他抱着大哭，那时的心景，即使再被老毛子捉去也还甘心。

“有了同伴便添上勇气，还是转着想找路出山，围着山尖走了一段，真是巧啊，又遇到两个中国木工，各人背了斧，锯，像是上山砍树，彼此问起来，知道他二位是河间府人。向来是作木活，住在十里多的小屯子里。原来那个高丽人与别的同伙们早已过河住在他们那边，却派了这两个人来到山中找失路的我们。

“他们的路迳比高丽人还熟悉，不到一个小时很平安地越过边界，到了那荒凉的小屯里与大家相见。……就是那顿午饭，我吃了三大碗的煮小米。

以后我们走旱道到东宁县，方雇上车辆往滨江，在我的叔叔家住下。等待了四个多月，被捉的刘伙计从大狱中放出，他再‘拉荒’偷过来，我们聚在一起，才得重回故乡。……”

这个故事说完之后，吸烟室的琴声早已停止，只有三五个男子据着一张桌子喝啤酒，青年的秘书先生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的感伤，不过时时叹几口气。

我望着腾起一片银雾的水面说不出别的话，只是问道：“经过这一次的冒险与苦楚，你还是很高兴地向外跑吗？”

“回去算呆了两年，我祖父——他七十多岁了，他诚心不愿我再出门，我父亲，叔叔倒不关心，我还是觉得跑路有意思。先生，你明白吧，我不是专说为的挣钱！所以我们的老板领了这小小的东本之后，从烟台我又随着走上这条路。”

这是我同大汉们谈天的一段，在那热风横吹的海船上，他所给我的，不止是有深沉的趣味，也不止是觉得新奇可喜，从他的经历中却使我明白了所谓“老戆”们的勇敢与精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种人生观，去向辽远的地方寻求命运。

像这一类的“谈天”打退了我在船上的单调生活。

有时间我还可以另记一段，因为后来在亚姆司脱丹我又重行遇到这几位姓魏的先生们。

三位黑衣僧

同等舱的旅客中最使我注意的有三位黑衣僧。从上海启行时，那位高个大胖子意大利籍的教士我已经同他谈过一回，到香港时又上来二位，一高，一矮，而且一位是七十多岁的德国老头，一位是不到四十岁的匈牙利的壮男子。

他们的服装，举动在同等舱中自成一派。他们不好与别的客人联合，而那些商人，学士，专员身份的旅客也同这三位合不在一起。每天清晨与晚饭后船面上散步，谈话时，他们常聚在一处，而从香港上来的两位尤为接近。

因为那位意大利教士在河北住过八年，中国话说得不错，一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由他便认识了那位德国的小老头。于是在不是属于教派的旅客中我同他们扯谈的时候不少。这位德国小老头的名字叫做亥买耳（T. C. Hiemer）在高丽传教二十一年，这是他头一次返回他的故国。他对于欧洲情形生疏得很，欧洲大战的惨酷与战后的种种变动一切都与他无关。在高丽的一个小县城中他过着如同隐士般的生活，除卻照例劝教，宣传福音，祈祷天主之外，他倒是毫无挂碍。在这三位黑衣僧中间他是最有意思，而且性情最好的一位。身个很矮，比我还低半头，头颅与眼鼻都小，长细的下胡愈显出满脸的神秘气。一只烟斗不离嘴边。没有事便在船面上看海，轻易不向藤椅上平直地躺下。一举一动都带着庄严的表示。二十多年的神秘生活把他的精神全凝固于另一个世界之中。许多传教士从欧洲远来东方，自然有大多数的人是为了生活，可是教育与环境也能把一小部分的教士变成了“殉教者”。人间的幸福，他们屏弃了妻子、财物的慕恋，打开了荣华、名利的关隘，以“天主”为依归，以白热的心情作教义的传布。虽然我们对于宗教只管有种种不同的见解，对于这迷信神权不重人治的思想不能赞同，然而一个人具有那样的精神却也不能不令人想到“神道设教”的用意。

我与这位德国小老头格外相熟还另有一种关系，因在船上很有闲工夫，我商得他的同意，每天午后请他教我德文。一点钟的学习，是在午茶之后，我到他住的房舱中去，难得那么热的天气他却不烦不厌地教我。他的英语能以达意，但他每天早上还从那位匈牙利的教士学英文。匈牙利教士在香港一个教会中学教英文，话说得很流利，德语也讲得好。加上意大利人，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这是船上的特别办法，知道这些神父们另有他们的习惯与诸种仪式，所以不与别人同房。

每天亥买耳除却教课之外总与我谈上一小时。天空，海阔，什么事都说，因此我也得到许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本来船上的生活容易感到烦闷，他们不看纸牌，不弄种种玩意，不游泳，不跳舞，不是更为干枯么？然而读书以外他们却有他们的忙碌：一天至少有两次在屋子中作祈祷，每逢礼拜几还合起各等舱的教士们作大弥撒，余外的时间是散步，吸烟，谈天，看报。

一般船客，似有一样心理都不大高兴同他们交谈。本来无足奇异，西洋人中——除却几个印度、锡兰的商人、学生之外，——有几位是各国殖民地的小官吏，还有三四个奇装异服的女子，——有时披着肥大的印花绸大衣，有时上身只穿胸衣，下边是肥管的花绸大裤。这些人神气自然不同，教士们也看不上眼。有了孩子的父母更与他们合不在一处。中国人另是一派，所以这三位黑衣僧很显然地自成一个小团体。因为意大利神父英德话都不大懂，从香港来的二位又不会中国话，虽然拉丁文可以通达他们的意思，终不十分便利。往往德国的小老头与高个的匈牙利人倚着船舷低声谈话，意大利的一位便来回在甲板上走步。

据我的观察，他们老是过着那么单调的生活，日子久了把他们的精神也完全另纳于一种人生的范畴之中。所以凡是多年的教士无论他们是真纯的信仰者或是虚伪的教徒，如果过那样的生活久了，总有他们的心理变态。其言谈，行动与一般人迥乎不同。有人说，中国的尼姑，外国的姑奶奶们，（在天主教之Sisters，中国教徒以此俗名称之。）都有她们的特性，女子如此，男子也不能例外。我们读中世纪关于教会中僧侣的故事可找到许多证据。一个人尽着在一种迷信、神秘的岁月里混去，把原来的一切人生应有的欲望被某种强力抑压下去；硬把他的灵魂嵌于某种的定型之中，自易造成特殊的性格。冷静与热烈，残酷与和善，皆能随了他自己的个性发展出来。这与老处女或终身的单身汉事同一例，加以宗教力的逼迫与诱发，便变成另一样的人生了。

不止是关于性一方的强制，其他事亦可由此类推。宗教中不乏令人惊异的牺牲行动与反常的事件，自然，由于感情的激动也许可以撇开平常的是非，而使一个人有不自主的大力去敢作敢为，根本上须有坚固的信仰力。世界上重大的事件，能够聚合着不可抵御的力量，作出平凡人在素常日子里不能干的事情，其间不可少的便是“信力”。没有这点东西是不会有成的。只是坚持地信仰，它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与提起另一样的企图，另一样的热情，向另一个世界投入，因之便把一个平常的人生观念也完全变更了。信力不止限于宗教，然而宗教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具有伟大与难解的魔力者亦在此点。

我遇到的这三位神父从他们的个性看来，给我一个很好的推证。人终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东西，某种意识总能支配他的生活，社会中的阶层——广义的说法——不是一时容易消灭的，真的譬如染丝“染苍则苍，染黄则黄”，因有所染方能成“采”；因所受的不同遂区分出无穷的人间味。这是现在无可奈何的分别。除非是将一切的不平都消灭了去，或者是到一切毫无差别的世界。

意籍神父的高傲，匈牙利人的孤僻，与德国小老头的和气，笃实，这是实在足表现出他们的个性的。然而除却那特有的个性之外，他们受思想与环境的迫促，却也有他们的相同之点。

我常想：宗教生活使人容易有极端的出入，说一句浅近话就是能救人亦能杀人，能使人十分冷静也能使人热情激发，因此一般常过着严肃规律的宗教生活的人，其性情，行为，必与普通人不一样。“槁木死灰”是一例；“恍惚有象”是一例；“救苦救难”又是一例；“在血中受洗”即认为与耶稣为一体，饮葡萄汁，吃面包即以为能入“圣道”；或是遁居沙漠中以祷告度日，或是用铁练自缚那样的苦修。然而在相反的一方，正是“一手持剑一手持经”的宣传；借口“三位一体”与崇拜“救世主”的标语争夺政权，滥行威暴；或为军国势力作先锋，造成自己人的特别社会层。……许多事实不胜枚举，世间的一切事，利与害总是相对地存在。人性绝不像空想家想的那么简单，宗教在过去的历史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关系所在不是几句话可说得清。因为遇到这三位黑衣僧，我便常常想到这些问题。

说是黑衣僧，但自经过南洋时他们黑色的瘦袖宽摆的大衣也脱下了。意大利神父完全中装，白布的小衫裤，与白布大褂，白袜，青鞋，真是道地乡下人的打扮。他曾笑着对我说：“你看，你们穿西洋人的衣服，我是西洋人却穿中国衣服。”这是有趣的对照，我与他便只好“相视而笑”，说不出什么理由来。

我因为一到欧洲便须先踏上意大利的国土，所以偶有与这位神父谈话的机会，便问问意大利的名胜，风景，他总是说：

“体面得多啦！……体面！比中国好看的地方还体面！……”

后来我游过威尼斯、罗马，艺术之城的佛劳伦司，我知道这位教士并不是徒自对外国人说谎话。建筑，雕刻的伟大与美丽，够得上“体面”二字的夸语。

他住在中国北方多年，一切的民间情形他知道的很多。他也很了解中国新青年对于宗教的态度，所以他与同等舱里的中国往欧洲去的青年与中年人都不接近。关于宗教的话更是一句不谈。我偶而问起他在那边传教的情形，他只是约略答复。他完全明白与所谓新知识分子宣传教义是毫无希望的事。他的活动须到中国的乡村中去。他的生像完全是理想的教士型：绕腮胡，广颡，深目，冷淡的表情，沉默，一本《圣经》老是在他的肥大的右手之中。

从语气里露出他这次回去不十分情愿，因为他的上一层教会管辖者调他回国。或将另派他到别地方去。他略有点踌蹰，他是高兴重回到易县，涞源各小地方，利用他的中国话使许多人皈依天主。除却这几句话之外，关于教会中的他事他不愿多谈。

常常是在餐厅中，甲板上遇到，日子多了，我与这位颇见高傲的神父便不能再说什么。

匈牙利人的模样确有一部分像蒙古人，黑黑的肤色，健壮的身体，棕黑色的眼珠，圆下颏，无论是他自己在散步与读书，时时有避人般的举动。虽是极为闷热的气候，上午或下午，在甲板下的稠人之中总找不到他。我有点好奇，便由上层到下层各处转，有时遇到他。大约他总找一个角落，——人最少或者那一时没人去的地方，他坐在椅上看书，有人去或是人渐渐地多了，他准得离开。一路上他没曾脱过那件圆领的单青袍，没穿过短衣，可也没戴过一回帽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银光涌漾，众星在空中分外明丽，那正是旅客们各自寻乐或眺望的良时，匈牙利人往往约着德国的小老头在上层甲板的船舷边，或是在船头的绳索中间低声密谈，而意大利神父向来少加入，也许是由于言语隔阂的关系？

不过我最不赞同的是这位匈牙利人的孤僻，甚至是隐秘似的态度。高傲，不愿与人说话，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位教土先生有时候确令人不很满意。一天午后，在往吸烟室的楼梯上口遇到他，他忽然很殷勤地招呼我往上层甲板去。问我一种算学上算账用的英文简写，我说，“真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如何写法。船上有英国人，也有经营商业的别国人，你可去问他们。”

他不肯去，反而请我代他去找人问，我想这真是怪事，也许他与那几个人一句话未曾交谈？我以为这并不是难事，也不是可耻的请问，我与一位波兰商人认识，他许知道？其结果我竟然替他问了，完全告诉他，他方照例地满口称谢，但是以后见面又不多说话了。求人时的态度与平日的冷淡不是很好的对比？他与意大利人的大方不同，意大利人即使坐在稠人之中一样读《圣经》，吸雪茄烟，仰首看天，行所无事。而这匈牙利的教士却居心要躲开人群，居心不看指甲上染着蔻丹的女子们，居心逃避留声机的歌曲，这又何苦呢。

一副圆大的黑眼镜常常架在鼻梁上面，也许他患着深度的近视。恕我说句对不起的话，每看到他的黑眼镜与黑僧衣，使我奇异地联想到曾经看过的一张什么《科学怪人》影片中的僵尸复活。——但，这不是恶意的联想。

使我在他们三位中最感到深沉的还是德国的小老头。他静默，却没一点高傲，也不孤僻，更不是居心要保持着什么态度去隐蔽自己与对付别人。如果说是对于宗教的“道”。有点相当修养与认识的话，这老人是很够格的。他勤于用功，每天学深一点的英文。他愿意多知道事理与学问，每逢教完一小时的德语之后，便问我中国的情形，孔子的思想，以及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效果。他也把在高丽小县城中的经历告我。他脸上老是那么平和与稳静，不躁，不傲，也没有一点虚伪做作的表示。对于一切，他没有什么思虑也没有奢望。人生的精炼与幽暗地教会生活的陶冶，把他由少年引到老年，也把他变成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徒。自然是“火候纯青”了，如唱旧戏的角色，熟练得日久了不需装扮，忸怩，也没有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角色的想法。宗教中人能到此地步已非易易了。记得圣陶兄所作的《法味》文中似乎与我有同一的见解。的确，一个人能以“干什么像什么，”这是一种起码的人生态度。世间的混乱多半由此起始，连“干什么像什么”都不能，那便是人人以假面具互相欺骗，互相播弄，于是世间遂没有认真的与可以认真的事情。

亥买耳先生用他的平静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他没有愤激的表示，也没有虚浮的感慨。他更不觉得他在人群中有什么特殊使命。至于烦闷，不满，或对于将来怀抱着了不得的希望的事，我与他相处二十余日，我敢保证他是毫不在乎的。

每教我读德文，哪怕是两个字母的拼音，稍有不确，他必须命我再三地重读。无论如何热的天气，照例午茶后他准在舱中等我。有一天他向我要了几十页的白纸，说是自己带的用尽了，我问他：“是写日记么？”

“不是，写点在高丽布教的详情，预备回去作报告。”

我送过他一包由上海冠生园买的早茶饼干，两枝由哥崙布买的雪茄烟，他十分欢喜！实在，他或者不觉得，我确以为他在这船上过于寂寞了，除却在神父们的三人小团体中几乎没有人同他谈话。他对于往欧洲去的旅途，与到意大利后怎样往他的本国去，也一样是异常地生疏，有时与我讨论及此。

只有一本是匈牙利人的英法德意四国文合璧的小书，作为我习德文的课本。然而每天一早匈牙利人还得用它教这位小老头。于是我每天得抄录一遍。在船上确乎不是好好用功的所在，但先生教授的热心使我不能不提起精神习读。他有时讲到英德文的异同，颇感兴味，他认为英文拼音最为困难，虽然他看英文报纸并不费事，却不因此减少了他的学习的热心。

“我在高丽很安适，那地方的一切我都熟悉。高丽话自然能讲了，你记得，——二十一年！那时我不过三十多岁呢。世间哪里不是有好人的地方，我曾没觉出这里啊那里啊有何分别。我只是走过香港，没工夫到中国看看。……”

“很希望你由德国再回东方时到中国走走。”我说。

“我也盼望，但不是容易的事。一定得再回高丽，用不到一个年头。我有在教会中的职务，限于时间，地方，到中国虽然很近，却不容易！”

我曾诚恳地大致说过教会在中国的情形，与一般人对于天主教的态度。他听了却也相信。他明白传布宗教的人不全是如理想中可靠的信徒，他更明白教会的职业化的弊病。因为相谈的时间久了，他渐渐明瞭中国何以是非宗教国家的由来。对于佛教他似乎知道的不多，很高兴地找我解释给他听。可惜我也是门外汉，只能将粗枝大叶的我的佛教观告诉他，他觉得很有兴趣。对于德国的文学他赞同哥德的伟大作品，——《浮士德》。至于谈及叔本华，或尼采的哲学，他有点茫然了。这两个哲学家的名字对他比较生疏，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不是研究思想的人，也无暇去读他们的著作。

三个人住的房间中在洗脸台的木架上有两枝细长的白烛，不知从哪里来的？大约在每日定时的祈祷准得燃着。本来最初耶稣所创的宗教并没有什么神怪之论与繁琐的迷信仪式。他不过是一个极穷的木工之子，富于人道的理想，藉其充实的人格往来各地宣布教义，少有神秘的色彩。及至他在十字架上殉难以后，他的门徒们却把他神化了。于是种种异说，种种奇迹，毫无根据地宣传出来。于是神庙，祭坛，祈禳，因果，关于近乎原始宗教的仪式都扮演起来。什么“耶稣不死，耶稣复活”，以流血为禳解，以舍身为殉教，种种提倡都有了。而最重要者则为祭坛。有此而琐琐的礼节，仪式，职分，都随之俱生。燃白烛以祈求光明，以烛光为火之表示，直到现在，凡是天主教堂行祷礼时无不燃此熊熊烛光。这是所谓僧侣，所谓神父们必须遵守的礼典。与佛教徒对于佛陀以香花献礼是相似的宗教仪式。

以为在二十世纪，两万吨通行欧亚的大邮船上居然有燃两枝白烛作祈祷时的点缀品便觉得奇异么？其实在欧洲各大城市里，虽然看街面上与人家的设备全然是科学的功能，飞机在空中载客，无线电台传播着迅速的消息，大工厂中有种种征服物质缩短时间的机械，办公室中利用着隔了海洋便能谈心的话机，然而那些大礼拜堂中却仍然有披着法衣高声诵经的僧侣，与诚恳的听众。而若干枝白烛在森严阴沉的祭坛上照出幽幽的亮光。人间自原始以来便是充满了矛盾的现象，到所谓科学昌明的现代仍复如此，不过是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我每每见到这位德国的小老头，无论是在餐厅或吸烟室中与甲板上面，便想到他在数十年中把他的精神耗费于拉丁文的修习，《圣经》的记读，解释与讲说上，而与他常常为伴的却只是几枝白烛的明光！人生，自然因为各个人的环境与命运——就说是命运吧——的造就，逼迫，走到各自认为没法逃避的某种生活的方式之中，一天一天地打熬着，便由习惯而成自然，由服从而认为是必要的规律。拘束于自己的狭小的笼中，自找慰安，自说真理，这正是人类的苦痛吧？然而这种种不同的苦痛的束缚有多少人能很容易解脱开？

然而，无论如何，这位纯实笃敬的德国神父，我每逢同他说话，总不期然而然地对他有点佩服！无关于宗教，更无关于什么理想，至少他是实在“干什么像什么”的人。行所无事地信实态度，与平静欢喜的人生观。他自有他自己的理解；虽然这理解不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刀，可以任凭你在何处用，用在什么东西什么时间上不会缺折。我与宗教的信仰隔离得太远，与一般讲神的信士们尤少关系，然而在这同等舱的旅客中间，他却是很引起我的兴味的一个。

一样是职业的宗教者，那意大利教士，我对他很泛泛。至于孤僻的匈牙利人则使我有情愿“远之”的感想。

一个热心的传道者，一个宗教的隐士，他难以了然于现代复杂的生活与毒狠的人心，因为他把他的一生沉没于教义之中，努力自制，行其所信，反而将当前的世界看得过于简单了。

然而他有一颗简单而忠实的心，这是我能够保证的。

同一的职业，却没有同一的性格与心情，同一的信仰也会有种种差别。

这不是人间的多面相么？

厨工的学校

你们以为这个题目太新奇吗？是的，我也觉得如此。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女子学校里有烹饪一门功课，无非是照例的公事。做饭还要值得费精神去学吗？不必说男子是有诸多事情要干的，即是女子也认为这等学为“贤妻良母”的课程多无聊！况且人而学到做饭，洗菜，下厨房，仿佛已经是人生最没出息的事了。虽然古有易牙以调味知名，那不过是齐侯的弄臣，至今只有司务师傅们去祭拜他奉为祖师，在所谓士大夫们的口中借他的大名掉掉文而已。

然而伦敦却居然有厨工学校，而且布置得十分堂皇。它的校长还特为招待客人尝试学生们的割肉，调味的手段，不但不视为贱役，并且要学法文，学物理、化学等等课程，好造成现代的西方式的易牙。

题目是我起的，其实他们这所学校总名为威司敏司德专门技术学院，内分艺术科，土木工学与构造工学科，瓦斯工学科，建筑科，（包含测量估价等）另一部分便是旅馆饭店的专科学校了。各部分暂时不能一一详述，单选这最别致而比较少见的一部，把他们的学科，实习的种种情形写在下面。

据其校长郎博士（Dr. Long）讲，在伦敦这样的学校还不多。为什么他们特为设此班次？并不是专为吃好菜，更不是为的好玩，他们的校章开始有这样的话：

现在的疑问，一年比一年难于答复的是：“我们怎样给我们的孩子们想法子。”竞争变为过度的尖锐化，在许多职业中可以达到成功者是要有手艺的最高级，并且得经过科学的训练。所以明达的父母们在为他们的孩子们决定一种事业以前，须加意想想在职业的一切道路上有可能性的。

为的易于谋到职业，又为使烹饪科学化，他们创办了这个学校。自然在这里没有什么人生观，什么主义，理想，什么争斗的理论。这所学院，其目的原为使各个学生俱受过某种专科的教育，出外容易谋生。学烹饪的技术也是为解决生计。

他们的教务长，——一个鬈腮胡，红脸孔，大肚子的先生，——领着我们到课堂中去细看。这真是有趣味的功课，鲜嫩的番茄，豆荚，黄瓜，与诸种菜蔬如何切，如何叠，如何调味；生鱼一条条地在木板上，挑刺，去鳞；怎样做成种种吃法的小点心，卷皮，加油，包馅；甜食的花样更多；各种水果变成清汁；牛乳，糖，香料如何调制。分开部分，各自按时间去办。你们不要以为那是很容易的事，真讲究起来也颇费手。譬如中国菜不是分许多种类与许多地方的做法式样吗？

生火是分烧瓦斯与煤炭两部，许多穿白衣，戴白高帽的青年在熊熊的炉火旁边烧饭，若不是有人说明，想不到这是在一所学校里面。

当我们看到做甜食的一部，有个学生只是用手指将馅子动了一下，这位教务长立刻予以纠正。虽是小事，可见他们的认真。

每个学生每学期交学费二镑，一年三学期共六镑。这个数目，在国内等于大学生的一年的学费，然而比例起来在英国的中等学校中算是缴费很轻的了。至于正式大学生，一年的学费都是几十镑呢。

学生入学的年纪以十四五岁为标准，但稍大者亦可。其掌厨部的课目：烹饪实习十七点，烹饪理论四点，英文五点，算术三点，法文五点，物理实验两点，（皆每周的数目。）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九点至午五点半，除去午饭的一小时外，皆有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