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我学会了张师傅面馆里的所有菜式，是时候继续前进了。

我曾考虑过找一家“地道的”北京餐馆，但这座城市从来没有形成真正自成一派的菜系，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样特色菜，比如北京烤鸭、炸酱面、涮羊肉。涮羊肉还颇有争议，因为它是从蒙古传进来的。北京的气候不适于耕种，并且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和纽约、伦敦一样同为大都市的北京，吸收了来自各地的精华。不过，饺子倒真是北京的特色，就算是在已经很少有人在家自己擀皮儿包饺子（王主任除外）的今天。北京人依旧热爱饺子，这正是“馅老满”成功的原因。

这家饺子店离我的住处很近，骑车只需五分钟。每到午餐和晚餐的高峰时段，店里食客云集，不逊于纽约市区热闹的餐馆。门口挤满了等座位的客人，店里有老年夫妻，也有穿着独特、带着黑色粗边框眼镜的年轻潮人。店主用仿古的摆设和黑白照片来装饰店面，比起周围装修简单的餐馆，这里的气氛更令人愉快舒适。

和店面装修一样，店里卖的饺子也花样新颖，总共有六十多种不同的馅料。我最爱的有白菜花生馅（花生又香又脆，口感甚好）、猪肉玉米馅（加了玉米的菜我都喜欢）、还有虾仁豆腐馅（豆腐口感丝滑如绢，像布丁）。饺子馆也卖中式沙拉，放了胡萝卜、卷心菜、豆苗和豆腐丝，拌上醋、糖和少许麻油，和我在美国看到过的中式鸡肉沙拉完全不一样。

这间饺子馆的老板是我一位朋友的朋友。老板姓孙，一头利落的短发，脸窄而秀气，脸上扑着白白的粉底，喜欢用鲜红色的唇笔勾勒唇线。她42岁了，可一身打扮却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一天下午，她穿着T恤衫和紧身牛仔短裤，信步走进厨房，嘴里叼着一根烟，手里清点着一叠厚厚的百元钞票。又有一天，她穿着蓝色的娃娃裙和丝袜在餐厅里蹦来跳去。因此当她告诉我，她的第一份工作是美容师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

东北大拌菜

卷心菜半棵，切成细丝(约225克) 黄瓜1根，切成长条后去籽，再切成片 胡萝卜1个，切丝 油酥花生1/4杯 豆芽1把 豆腐丝115克 醋2茶匙 葱油2茶匙 盐1/4茶匙 糖1茶匙

取一个大碗，将所有材料放进去之后，拌匀即可。

如何做葱油：将葱白切成3厘米长的小段。锅中倒入油，烧热后将葱段下锅炸至焦黄变色时关火，滤出葱油即可使用。

后来，她改行当了房产中介。有一次，她在浏览房源清单时，发现有个店面看上去正好适合开餐馆。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她和从事平面设计工作的丈夫对餐饮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很早以前就梦想开一家饺子店，专卖他们从小吃到大的饺子。她让丈夫负责设计装修店面。虽然北京街头大小餐馆不计其数，竞争激烈，但“馅儿满”一开张就立刻受到了当地人的追捧。

“我们成功的原因在于价格一直不高。”孙老板说。菜单上没有一道菜的价格超过40块钱。“我们的竞争对手没办法把价格订得这么便宜，因为他们要付房租，而我们的店面是已经买下的。”

夫妇俩有两个孩子，一个17岁，一个21岁。两年前，孙老板又怀上了，并大胆决定再次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把孩子生了下来。从技术层面来说，多生孩子并没有罚金；但父母得交上好几万的费用，才能为超生的孩子领到上将来上学和就业时必须要用到的户口。孙老板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打算拖到女儿入学再付这一大笔钱。她偶尔会带着这个没有户口的孩子来餐馆，母女俩在角落玩耍。 “生了老三之后，我的体力比以前差多了。”一天晚上，孙老板跟我说。当时，我们正在一起吃宵夜，这么一顿饭都吃不清净，不是手机响了，就是她突然跳起来奔进厨房。她东奔西跑活力十足，像刚喝了好几壶浓茶，我不由得纳闷她在没生老三之前，精力该有多么充沛呀。

难得清静的间隙，她坐下来歇一会儿，我们聊起共同认识的一对外国夫妻，他们也住在附近，一周光顾“馅老满”好几次。

“看得出来他们感情很好，”孙老板叹了口气说， “外国男人可比中国男人浪漫多了。没错，我和老公也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我们谈的都是生意上的事儿。中国男人不善于表达，就只会使唤女人。”

我跟她说，并非所有的外国男人都浪漫。也肯定地告诉她，美国妻子也经常发丈夫的牢骚。

“你有没有老公？”她问。

没有，我说，不过我最近交了个男朋友。

“是外国人吗？”她问。

我告诉她，是美国人。

她眯起眼睛： “他浪不浪漫？”

我正在交往的男人叫克雷格，不得不承认，他碰巧是一个浪漫得无可救药的人。孙老板得意地笑起来，这让她更加确信：外国人通通都很浪漫。她兴奋地说：“你们真的该赶紧要小孩！等得越久越难。”

“这是个重大责任呀。”我说。再说了，我补充道，我们也才刚开始交往。

“生了再说嘛，这样不是会让你老公开心吗？”她说。很多女人喜欢用“老公”这两个字来称呼男朋友，但我听来却不舒服。“可以把宝宝交给你妈妈带。”孙老板的母亲常常帮她照顾老三，中国的爷爷奶奶都这么做。既然做父母的忙于事业，爷爷奶奶退休了闲着没事，何乐而不为呢？

孙老板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饺子馆，她偶尔像一阵风似的到厨房里晃晃，有时停下来包几个饺子玩玩儿。她把包饺子的管理工作交给曹姐，曹姐个子不高，因为长年累月包饺子，手臂粗壮得像举重运动员。

厨房里的粗活儿、重活儿都由男人们去干，但包饺子的房间里清一色全是女人，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四十开外不等。她们肘抵着肘站着，擀皮儿、包饺子。在午餐、晚餐的高峰时段，每隔几秒钟便有人高声报单。饺子馆平均一天要用掉25公斤绞肉，1 20公斤面粉。每天早上，一位厨师会把肉馅儿倒进一个大锡盆里，然后把手伸进这个大如卡车轮胎的盆子里，以手充当电动搅拌器不停地搅，直到肉馅有了鹅肝酱的颜色和质地。这肉馅并不是饺子馅的主料，而是黏合剂，好把作为主料的蔬菜黏合在一起。还记得，当初王主任看到我做的饺子馅全是肉时，简直吓坏了。这做法不符合传统饮食习惯，在过去，肉并不是菜肴里的主角，蔬菜才是，往菜里面加肉，是为了提升蔬菜的滋味和口感。尽管肉的食用量有了显著增加，饺子却还是遵照老规矩，以菜为主。

先和王主任一起包饺子，后来又跟这张师傅学刀削面，我以为自己已然是面团专家了，可一天要和两百多斤面粉，简直是另一码事。 “馅儿满“用的是高档的“雪花”牌面粉，先加入清水用手搅拌，再放进揉面机中揉面，最后放在一边“醒”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师傅把面团分成好多份，每一份再切成更小的几块儿，每一块面团都被搓成蛇形的长条，和我从王主任那里学到的做法一样。不过，饺子馆的师傅们并没有接下去把长条切成小块，而是用手揪成一小团一小团，每一团儿比口香糖大一点，比乒乓球小一点。午餐时，每位师傅要处理15份大面团，每一份揪成150个小球，算起来，每一份面团可以做2250张饺子皮。

“为什么不用刀切呢？”我问其中一位师傅。

“做熟了，用手揪比用刀切还快，还方便。”她说， “大拇指会告诉你该揪下多大的面团。”

我努力聆听大拇指的指令，可揪下来的面团总是大小不一。我转而去擀饺子皮。我旁边那位师傅，一次可以擀出两张饺子皮，她用掌心不断推着擀面杖，每擀一下，就轻轻转动一下面皮，等饺子皮边擀边转完一整圈之后，她便像扔飞盘一样，将皮儿丢到案板另一头已经堆积如山的饺子皮儿小山上。我擀一张饺子皮的时间，她擀了四张。

既然比不上别人擀得快，那就比谁擀得圆。我的饺子皮比其他人的都要圆，我暗喜。

这时，对面一个女工却惊叫起来：“她擀的皮儿不对！”

整个饺子生产线刹住了，大家全都抬起头来。我简直以为是烟雾警报响了。

我擀出来的饺子皮这么圆，怎么可能不对？纳闷。

旁边的人把她擀好的饺子皮放在手心里，凑到我眼前。“看到了吧？”她说，手指了指饺子皮中间，看上去中间要比边缘稍微厚一些，形状像飞碟。

午餐高峰逐渐过去，包饺子的女工们开始准备晚餐的馅料。师傅们双手抡刀，快速而有节奏地剁芹菜。没过多久，芹菜呛人的味道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剁茴香散发出的香味儿。饺子馆自己灌制香肠。有位师傅用胡萝卜把绞肉通过漏斗塞进肠衣中，那漏斗其实就是剪去瓶底的塑料汽水瓶。

厨师们不断重复着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饺子等等这些劳动力密集的活儿，我四下张望，心里想，为什么这里没有食物料理机呢？人类不是发明了机器来取代劳力吗？臂膀在挥舞着、搅拌着，好像杠杆和马达在工作着，把食物推下这人力生产线。我身在一座饺子工厂里。

在这间工厂里，才没有那闲工夫小心翼翼地把饺子捏紧，一如王主任教我的做法。这儿是大批量的生产，每只饺子从放馅儿，按压到捏紧只需要几秒钟。我试手的时候，曹姐一直警惕地盯着我。她很不高兴厨房里来了个外人，尤其是这个外人还笨手笨腳的。我的饺子好像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肚子破了，馅儿流了出来。曹姐脸色阴沉下来。

有天下午，她终于忍不下去了，走过来把我推到一边。 “你包的和我们的不一样。”她冷冰冰地说，接过我还没有包好的饺子。

她把饺子皮摊在手心，用一根木棍儿弄了一坨馅儿搁在皮儿上，然后将皮儿对折成半圆形，拇指和食指将饺子皮边缘一压，再一挤，一眨眼的工夫就包好了一只饺子。她一松手，饺子落下来，像一颗长了翅膀的乒乓球。

“做什么事儿都得讲究方法，不是吗？”她一本正经地说。

我包的那些不合格的饺子留在案板上没有人动，像是在嘲笑我。

我有个主意：既然我包出来的饺子如此遭人嫌弃，干脆花钱买几十个来自己包。这样曹姐总不至于反对吧。

包饺子的动作颇有点儿冥想的味道，我渐渐的有所进步，因而放松了些，甚至能分神儿偷听旁边两位女工的谈话。两个人看上去三十多岁，都是从小城镇来到北京。

“你们家的地太小了。”从河北来的女工说。她的眼妆涂得很浓，像熊猫。“在我们那儿，每户人家能分得100多亩地。”

“我们只有45亩。”矮矮胖胖，瓜子脸的那位说。她来自西部的甘肃省，算是中国的新墨西哥州。

“我们的院子很大。”河北女人说。

“我们的全铺上了水泥。”甘肃女人回答。

“我们种了葡萄、柿子、棉花和好多花。”

“我们没种花，地方太小了。”

“咱俩来自完全不同的地方。”

“最近修了一条公路，更多的地被拿走了。”

“一旦没有了土地，只好离开家乡出来打工。”

“所以人们就进城做生意啦！”

“可要是卖东西，脑子就一刻也休息不了呀。”

“我喜欢做买卖，我以前卖过帽子和鞋。”

包饺子的工人在餐馆厨房里的地位很低，比服务员都低，只比洗碗工高一点儿。老板按照餐饮业的惯例，每月只给几天的假，包食宿，每个月的工资不到一千块钱。老板自认为这样的待遇已经很优越了， “多给人一些钱，让人开心，何乐而不为呢？”她说。不过，她给的待遇实在不怎么样。她还在很多其他地方加以克扣，员工午餐一般只有米饭、豆腐和快烂掉的大白菜，难得吃回肉。吃自己包的饺子，想都别想，老板觉得饺子这样寻常的食物对他们来说太奢侈了。工人们来自全国各地，从华北沿海到西部内陆省份，就是没有北京当地人。大多数北京人不愿意干体力劳动，他们认为那是外来民工干的活儿。老板们并不是基于多样化理念而雇用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孙老板作为京城的老板，只是认为如果雇用太多从一个地方来的员工，一旦他们有什么不满，很容易团结起来抵抗。

有天下午，孙老板冲进后厨，饺子上桌的速度太慢了——有一桌人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上桌的饺子有的破了皮，还有一盘少了五个。

“甘肃来的是哪个？”孙老板嚷道。

胖胖的甘肃女人正在水槽边洗盘子，应声举起手。

孙老板开始厉声训斥她。

“凭什么怪我呀？”甘肃女人问。

“一定是你弄错的，因为你是甘肃来的，你们那儿的人连普通话都听不大懂。”老板娘说。

曹姐清了清喉咙说：“说实话，真的不是她的错，是那边那两个人。”她的手往另外一个方向一指。

虽然说曹姐指的地方离我老远，我却忍不住疑心是我的错。唉，不管怎么说，我每包两个饺子，就有一个会裂开。

由于生产线的节奏太快，我很难有机会与这些包饺子的女工们深入交谈。但是来自河北的胡桂荣，也就是妆化得跟熊猫似的那位，却是一个特例。她常常一面擀着饺子皮，一面眼神游移地发呆。偶尔，我抬起头来，发现她正盯着我看。当我们四目相对时，她不好意思地笑笑，移开目光。

胡桂荣有一头波浪长发，薄薄的嘴唇。仔细看，我发现她涂了好几层睫毛膏和厚重的眼影，面具般的脸。我猜她年轻的时候应该很漂亮，但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沧桑。有一天，我们在擀皮儿、包饺子的时候，我问她一些陌生人见面聊天常见的话题：结婚了吗？有小孩儿吗？否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打破这僵局。

她移开目光，吞吞吐吐地说： “我结过婚，有一个孩子。”然后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以后再跟你说。”

另外一天下午，她小声问我： “听说你是从美国来的，你信基督教吗？”

我告诉她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有一些亲朋好友信教。

我们包了几份饺子之后，她低声说： “我是基督徒，可是老板星期天不放假，我不能上教堂。”

后来，她又问我有没有去过台湾。我跟她说，我有很多亲戚在台湾，我几乎每年都去台湾一次，到台北探望我的爷爷奶奶。“真的？”她说，“我一直都想去那儿。”

我们的谈话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一个人刚开口说了两句，一连串的菜单如雪片般飞来，等到可以歇口气的间隙，再聊上几句。两句你问我答，三份饺子，再补一句评论，然后换一个话题。

这样断断续续聊了好几天之后，有一天中午下班之后，胡桂荣跟着我走到餐馆外边。

“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之前没有过多提及我的家事，”她说，“说实话吧，我离婚了。前夫是警察，他从不落家。他总是背着我乱搞，我再也受不了了。离了婚，我不得不从家里搬出来，儿子归他。所以我就离开了。店里没有人知道我的事。”

离婚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可是在重视家庭甚于重视个体的中国社会，离婚仍然是一个污点，尤其是对女性。在中国，离婚后孩子多半判给父亲。

“我有好几个朋友都离婚了，”我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走到十字路口，两人都陷入沉默。

“我就先说这么多吧。”胡桂荣说。我们彼此道别。我在街角转弯，回家去。她走回饺子馆，还得接着上晚班。

我在“馅老满”没干很长时间，反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实在让人抓狂。没多久，胡桂荣也辞职了。

“我再也不要在餐馆干活儿了，”她一辞职就跟我说， “太辛苦，一个月才休息两天，怎么够，这种活儿随便谁都可以做，走了又来没个定数。太剥削人了。”

从那之后，我和胡桂荣间或联系一下。她没有手机，而且总是在东奔西跑。她说她得去南方办点儿事，也没具体说要办什么事儿。我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她，她偶尔会打个电话来， “你还记得我吗？”

几个月后，平安夜那天，我和胡桂荣约好在北京市中心的崇文门教堂碰面。基督徒们在教堂门外排着长队，足足排了四百多米长，等着上一批信徒做完礼拜出来。胡桂荣已经做完礼拜，我俩都不想站在刺骨的寒风中，于是躲进一个卖小吃的小棚子里。我点了两份肉夹馍：热气腾腾的馍中间夹着碎肉、辣青椒、香菜，这是北方的特色小吃，有点像美国的牛肉酱堡。

看到这么多人上教堂我很诧异。 “在这儿人们很重视信仰的。”胡桂荣说。她穿着绿色的羽绒马甲，带着黑色的棒球帽，涂了睫毛膏，但没涂眼影。她没化那么浓的妆，反而更好看些。

我们坐下来吃东西，胡桂荣跟我讲起她的经历。她是在2001年成为基督徒的，那年她离开家乡去了福建。她在福建认识了一位女基督徒，待她如妹妹。

“我以前信佛教，一直很虔诚。不过我喜欢基督教，因为它好像比佛教更时髦。”她说。这是典型的中式思维，西方来的都是先进时尚的，而中国的观念就传统老土。

在福建，胡桂荣不但接触到了基督教，更发现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可能性。福建一带有专门组织人偷渡的犯罪团伙。她认识了一些“蛇头”。蛇头说可以安排她和台湾人假结婚，并保证给她弄到去台湾的签证。

“听说台湾又现代又发达，一个月能挣六千多港币。”她说，“我想去更自由的地方。”

她也希望借此摆脱过去。前夫逐渐缩短了她和儿子通话的时间。前夫再婚后，新妻子索性禁止她和儿子通话。2003年，她拿出在福建卖水果攒下的积蓄，付了五万块钱给蛇头。蛇头安排她和一个五十多岁的台湾乡下男人结婚。 “他很土，”她说， “土”的意思是指“粗俗”，“我们通了电话，他讲的方言我基本听不懂，不过我无所谓。”

她付过钱之后，蛇头却说交易没有谈妥，而且始终没有把钱退给她。我竭力忍住，没有指出事件中的重重疑点。我没有告诉她，台湾是用新台币的，所以当蛇头说起以港币为单位的工资时，就有问题。我没告诉她，我在台湾遇到的每个人都能说让人听得明白的普通话。我也没有指出来，事成之前就付款，实在太不明智了。我想她也不会感激我迟到的建议。

她又被骗了第二次，第三次。第二个男人据说是一个残疾人，需要讨一个老婆回去照顾他。第三个男人是个大胖子，她在一家旅馆和这人见面相亲，后来也失败了。前前后后她一共花了二十多万。

“我辞职之后去南方，就是为这个事情，”她说， “我想讨回一些钱，可他们说不能。”这种事情也没法儿诉诸法律讨回公道。胡桂荣说，她终于对出国死了心。

“馅老满”的工作环境多少有些压抑，到了夏末，我盼着重新回到张师傅的面店。虽然在张师傅店里做的事情和在饺子工厂差别不大，但至少张师傅那里更人性化，而且他自己是老板。

去了之后，我发现孩子已经不在店里了。张师傅告诉我，前不久他终于和侄女彻底闹翻了。他再也受不了孩子的笨手笨脚，午餐时段最忙的时候，厨房里热得冒烟，她却两眼包着泪水，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张师傅的太太小姚和儿子也快回山西了，小姚得回家照顾即将上高中的女儿。另外，小姚也不大喜欢北京，这儿污染严重，他们住的那间房子又热又闷，睡不好觉。 “就算到了晚上，墙壁都还是热的。”她说。

“你不想你的丈夫吗？”我问。

小姚害羞地笑笑，像个小女生被人问到暗恋对象。接着，她耸耸肩说： “习惯了，都老夫老妻了。我18岁认识他，21岁嫁给他，22岁的时候就生了老大。”她支持张师傅到北京闯天下，挣了钱寄回老家。在他们乡下，没有多少个人发展的机会。

她如此不浪漫，我却没有感到意外。来北京八年了，张师傅只回过山西不多的几次，而且都是来去匆匆。有时候一天下来，张师傅在厨房里和我说的话，比和他老婆说的话还多，小姚好像也从不放在心上。张师傅曾谈到过婚姻， “结婚没啥好处，太麻烦了，”他说， “别结婚。”不过我猜他只是说说而已，私底下，这对夫妻应该也有充满爱意的时候。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小姚母子回山西之后，有天晚上，我不经意地听到张师傅压低了嗓音，语气温柔地和太太通电话。

小姚离开北京之后，张师傅开始犹豫是否还要留在这里苦干。他的生意不赔不赚，预付的三个月房租还有几天就要到期了，好几家餐馆都愿意请他，如果他放弃这个面摊去给别人打工，就可以省下房租，寄给女儿当学费。

另外一个机会也在酝酿之中，御膳饭庄的同事老王想要和他合伙开馆子。老王四十多岁，一副标准北京人的长相，宽额头，大眼睛，平头，身材像美式足球后卫球员一样壮实。老王在御膳干了二十多年，一路升迁到高级主管的职位，却在新领导班子上任后，被迫下岗。但是，他跟张师傅和小秦不一样，因为工作年限足够久，他有退休金可拿。

有天上午，我看到张师傅在柜台上翻阅刊登分类广告的《手递手》小报。老王则坐在不远的桌子旁。

“你看这地方多大？”老王扫视着食堂，问道。

张师傅估计这里大概有三百多平米。他俩都认为不需要那么大的店面。张师傅指着报纸上一个招租小广告，两人眯着眼仔细看。 “这一个说是有七十多平米。”

张师傅转身回厨房查看灶火。“他不懂怎么做生意，”老王对我说，“眼光不长远，只看到眼前，如果今天花掉这么多成本，就得赚这么多钱回来，能多赚点儿当然更好。”他叹了口气： “可是他做的面条真是好吃，北京就需要这个！”

张师傅从厨房出来，从报纸上抄下几个电话号码，递给老王。老王接过来，戴上墨镜离开了。

“老王这个人很聪明，很有头脑。”这位北京人骑着自行车逐渐走远了，张师傅带着佩服的语气跟我说： “可御膳不欣赏这一点，所以他丢了工作。不过无所谓，他本来也不想再给公家干活儿了。”

“你信任他吗？”我问。

“不存在信不信任。我是农民工，只要他信任我就行了。”

张师傅又说，当初开第一家店时，老王借给他一万块钱。虽然在中国向亲朋好友借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难申请到银行的小额贷款），张师傅还是很惊讶老王居然肯借钱给他。“我问他：‘你不怕我卷款跑掉吗？’他对我说，他信得过我。”

张师傅在一年之内第三次尝试创业，19岁的小秦则只是想办法维持温饱，她已经和以前在御膳饭庄工作的同事们各奔东西，独自一人谋求生计。通过一位四川老乡的关系，她在城市另一头的一家粵菜馆当上了服务员，月工资八百元。

我带来一本中文版的ELLE杂志送给她。 “麦当娜。”她念出封面女星的中文译名，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麦当娜，也不知道谁是小甜甜布兰妮。她喜欢华语流行歌星，能一口气说出一串名字。就像她耳中的麦当娜或者布兰妮，这些名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片陌生。

“我们去吃饭吧。”她说。她把我带到一家湘菜馆，点了一道叫作“毛血旺”的菜，这道菜里没有毛，并且也很奇特：香辣鲜红的汤汁里面，浸着牛和猪的内脏，还有血块和木耳。内脏令这道菜味道浓烈，配着米饭吃能减轻点儿膻味。虽然肠子的味道有点儿臭，但这道菜比我想象中的好吃。

我问小秦，新工作还适应吗？

“我知道总归有出路的，”她乐观地说， “我的适应能力很强，从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起，就睡得很好。”

可吃着吃着，小秦似乎少了些笃定。她本来打算攒钱去上导游课程，可这会儿又拿不定主意了。她不知道要不要在这家粤菜馆干下去，可眼下又没别的出路可选。她和御膳饭庄的关系闹得很僵，没法儿回去了。她也不愿意回四川老家，因为那儿的工资没有北京高。小秦的妈妈在她11岁那年就离开四川，目前在南方沿海的新兴城市打工。

饭毕，我还没有来得及掏出钱包，小秦已经飞速地把钱递给了服务员。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在餐馆里追着她跑，想把钱塞进她的口袋里。小秦咯咯地笑着跑来跑去，好像在跟我玩捉猫猫。

“你改天再请我吧。”她说。

小秦要再过一会儿才回粤菜馆上晚班，我们还有些时间，就顺路去了她的住处。她在一个招待所的地下室租了一个铺位，八块钱一晚。从一楼下半段楼梯，穿过一条幽暗、狭窄的走道。地下室光线不好、又潮湿，每个房间都没有锁。左侧有个女人怀里抱着婴儿，右侧一群男人在消磨时间，房间没有窗户，里面烟雾缭绕。小秦的房间里摆了四个上下铺，三个女人正睡着，小秦刚认识她们没多久，一个小电视开着，嗡嗡作响。

尽管眼前的情景如此艰苦，小秦仍然是一脸灿烂。

数周后，我收到小秦发来的短信：“我正在去深圳的路上，有空的话，我会回北京看你，或者你来深圳看我吧。”我当时恰巧在香港参加完朋友的婚礼，短途火车就能到深圳。我决定第二天就去看小秦。

位于中国南部沿海的深圳在二十年间，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也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不少社会问题随着“窗口”的打开而到来，比如治安问题和卖淫猖獗。我几年前到深圳时，遇到好些粗暴的黄牛党和黑出租。不过这次，一走出海关，惊讶地发现眼前是宁静崭新的广场，两旁立着闪亮、簇新的高楼，还有光鲜的地铁口，以及一块巨型的“雅虎”广告牌。

小秦和我在一个高档酒店门口碰面。她到深圳还不满24小时，穿着牛仔裤、套头衫和运动衫，在亚热带气候的深圳，这样穿实在太热了。她用香蕉夹把头发束在脑后。看到我之后，她的黑色高跟鞋跟敲打着地面的瞪瞪声加快了许多。

小秦解释说，她一时心血来潮离开了北京。新工作太辛苦，又没有同班同学做伴儿，很寂寞，再加上小朱在深圳等她。她说着，转身朝一个胖胖的小伙子指了指。小朱白白的脸，胸膛像水桶。他和另外一个男人正朝我们这边走来。小朱和小秦是初中同学，双方父母也都认识。小朱在新疆当过两年兵，退伍之后来到深圳。小秦回家过春节时，两人再次重逢。

“他是你男朋友吗？”我悄悄问小秦。

她迟疑了半天，才说： “嗯，他得证明他有能力照顾我。”

小朱的朋友小隔也是四川人，两人是兼职卡车司机，把深圳工厂里面制造出来的电脑配件、皮包和衣服拉到运输站。他们住在市郊，对于我们所处的市中心并不熟悉。我们在酒店门口站了一会儿，挺尴尬，商量接下来去做什么。

“你们一般都怎么玩儿？”我总算打破沉默。

“开个房间唱歌。”小朱说，他指的是唱KTV。

我们决定搭出租车去小朱和小傅住的地方附近。一路上，建筑物的外观越发单调灰暗，市容越来越差。转进莲花路之后，路面坑坑洼洼，随处是垃圾。神情呆滞的女人穿着短裙、靴子和松弛的裤袜在街上晃荡。在光鲜的门面背后，我记忆中的那个城市依然存在。

我们进了一家餐馆。小秦先用热茶涮了餐具之后，才允许我们动筷子。她点了她最爱的川菜毛血旺。我点了几笼粤式点心。开吃之后，小秦开始揶揄小朱，中国式的揶褕。

“他好胖。”

“他不算很胖，”我说， “起码，以美国的标准来说，不胖。”

“是不是每个美国人都有枪？”小朱问。我说不是的。他又问了一连串儿的问题。是不是有种族歧视？气候怎么样？男人穿牛仔裤吗？是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卷发？

我告诉他，不是所有男人都一头卷发。他为什么不问问女人是不是都一头卷发？

“嗯，我注意到你的头发并不卷，”他说，顿了顿，“我听说你们那儿的男人都很狂野。”

“狂野？”

“对，随时准备动手打人。”

他迫击炮似的问下去： “我听说在美国，就算洗碗也能赚很多钱，一碗粥要多少钱？3美元？真的？这个价钱能在中国吃20碗了！”

我必须当天下午赶回香港去搭乘回北京的飞机，一路上，我忍不住为小秦担心。她还没有告诉她母亲她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南方城市，虽然她母亲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了，这却是小秦第一次来到这里。他们一家人分散在各个地方，每年只有到春节才回四川老家团聚。小秦今年回去过年时，花了1600元钱买礼物，这是她绝大部分的积蓄。她买了香烟、酒，糖果和保健品，送给亲朋好友和邻居。 “等稍微安顿下来，我再告诉妈妈我来了，妈妈要是知道我辞职了，为了一个男孩儿过来，会不高兴的。”这么一说，我更担心了。小朱看上去是好人，小秦也叫我放心，小朱会帮她找一份像样的工作。 “他不会让我去工厂里面打工，”她说， “他有很多门路。”可是我还是为她的生活突然出现如此巨大的改变而担心。她万一怀孕了，怎么办？

分手前，我把小秦单独拉到一边，脱口而出地问： “你们有没有用安全套？”

“什么意思？”小秦问，一脸莫名其妙。接着，她脸一红，“哦，没有，我们还没做那事儿，我们得先把关系确定下来。”

我清了清喉咙：“嗯，如果你们决定要做，一定要用安全套，好吗？”这是我第一次就这种事情教导别人，用中文讲起来更是困难。

果然，小秦很难在深圳找到服务员的工作，因为许多餐馆都要求新员工在入职前缴纳一笔保证金，以防他们突然辞职走人。小秦出不起这笔钱。

有天下午，她发短信给我，附上一个电话号码，“就说找二号，”她写道。我打电话过去，发现那是一家美发店，小秦在那里给客人洗头，月薪1000元。她说她下午三点上班，下班的时候我早已经进入梦乡。店里很吵，我听到有人在用四川话大声叫嚷。

“你想回北京吗？”我问。

“想是想，可我得多挣点儿钱再说。”她说。她提到她跟小朱闹别扭， “我帮他准备了洗澡水，他却挑三拣四的，”她说， “不过，起码他没有动手打我。”

挂电话之前，她对我说： “你自己保重。”这句话我也对她讲，一句话而已，别的我什么也做不了。

张师傅的太太和儿子即将回山西之前，我到他们位于北京东南郊的住处去拜访他们，从那儿骑自行车去食堂要半个小时。那一带好几年前还是农田，如今则成了仓库区。

张师傅没有告诉我地址，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明确的地址。出租车把我拉到一座桥头，张师傅和我约好在那里接我；这一带偏僻又荒凉，张师傅的人影儿都看不到。高速路旁的汽车站上有几个人在闲逛。司机很好心，让我坐在车里等。

“这一片很乱，”司机说， “都是农民工，得小心点儿，你认识要来接你的人吧？”

等了好一会儿，张师傅骑着自行车来了。他谢谢出租车师傅陪我在这儿等候。出租车离开后，他拍拍自行车的后座，说： “我载你好吗？走路太远了。”

我侧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张师傅加速骑车时，我的双脚在一侧晃荡，上半身倾向另一側，竭力保持身体平衡。我们路过一处热闹的市场，有人在一排露天台球桌上打球，路旁的小餐馆在外面架起塑料桌，食客们有吃有喝，这些餐馆供应各地的菜式，招牌上写着成都小吃、哈尔滨特色和山西面食等等。

“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我们骑过最后一面招牌前，张师傅问我。“那么多顾客，山西面食在北京肯定有市场。”

骑到一条宽宽的沥青马路上时，我不禁紧张起来。一辆辆蓝色的大卡车不断从我们身边加速驶过，绝尘而去，张师傅尽量靠着路边骑，但还是免不了心惊胆战。我双手抱着张师傅的腰。我们经过一排仓库，门口写着“北京市海运公司”。张师傅告诉我，以前，进口货物要先送到这里来检验之后，再运往全国各地。

我们转进一条泥土路，在一片漆黑之中前行了一分钟，才隐约辨认出前方微弱的灯光，那是一栋又长又窄的楼房，被分隔成很多单间，让我想起了美国的自助仓储中心。小姚从一间单车车库大小的单间里走出来，前面有一扇门和一扇窗户。

屋内吊着的灯泡不太亮，灯下有煤炉子、水槽和硬板双人床，夫妻俩和儿子就睡在这里。张师傅在墙上挂了一张带框的观音像，是这个房间仅有的一丝个人色彩。小姚之前抱怨的没错，屋子里面真的很热，虽然室外已经降温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一家三口总是在食堂待到很晚，食堂可比这里凉快多了。

张师傅点起蚊香赶蚊子。他说，邻居互不认识，因为大家都是农民工，只是暂时住在这里。少则几周，多则几个月，然后又卷起所有行李，随着新工作搬到另外的住处。

小姚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她的腿很不舒服，”张师傅说， “站久了脚就会肿，她的气不顺。”

儿子在床的另一侧，打开棋盘，在摆棋子。我陪他下了一会儿棋才离开。

几天后，小姚和儿子收拾行李，回到山西。

张师傅在食堂的最后一天，我去看他，那天正好是他在那里卖面的第一百天。他还不确定关掉这家店之后去做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生意做得不赔不赚，也就用不着继续做。

就像张师傅和小秦一样，我自己也四处漂泊不定，过不了几周就要去上海，到外滩一家高档餐厅实习。我告诉张师傅，在那儿吃一顿饭，人均消费高达八百元，他听了大笑着说： “他们这是坑谁呢？有钱的中国人还是老外？”

厨房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冰箱已经腾空了，只剩下最后几斤面粉。

“这是您最后一次吃我做的面了。”午餐的时候，张师傅对排队买面的每位熟客重复这句话。他把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端给一位女士。

“您有什么打算？”她问。

“不知道。您是在这儿吃，还是带走？这是您最后一天吃我的面，要不就在这儿吃吧。”

她接过面条，在乱哄哄的食堂里坐下来。

“要是不够咸，我可以给您再加点儿卤。”张师傅朝她喊。但她津津有味地吸着面条，似乎没有听到。

另外一位熟客按老规矩要了一份猪肉卤的刀削面。我提议由我来削，张师傅却摇摇头。“他吃的面条要很薄才行，他身体有毛病。”张师傅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自己的胃。

高峰时段快结束的时候，他坐到柜台后面歇歇脚，他穿着一双黑布鞋，支撑力不够。他挂着很深的黑眼圈，瘦骨嶙峋的手臂上青筋毕露，手腕肿胀。

“我不后悔，”张师傅说， “日子过得真快！”

他准备继续前行。说不定和老王合伙，也说不定自己单干，重起炉灶。他决意非得成功不可，而且无论多难，绝不回御膳饭庄。“何必替别人干呢？我应该为自个儿干。”他说。

最后一位顾客吃完面，来柜台付钱，张师傅好像一位为孩子感到骄傲的母亲，一脸微笑， “您全都吃光了，不是吗？”他问。他点好钱，算好账，关掉厨房的灯，端了一碗自己做的面到乱哄哄的食堂，驼着背，一口气把面条吃了个精光。

第二道小菜 平安割稻子

旅游指南告诉我，群山环抱之中的平安村，山脊隆起、山脉高低错落有致，好似龙脊。我觉得这里的群山看起来像婚礼蛋糕，层层叠叠，几百年来村民们辛勤劳作，造出这样的梯田。时值金秋，长长的稻秆由绿色变为金黄，稻子熟了。

我为了割稻来到平安。稻米是中国南方地区的主食，我从小也是吃米饭长大。比起灰蒙蒙的北京和生活节奏飞快的上海，广西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我渴望在山清水秀的梯田里歇口气。我先坐飞机来到旅游城市桂林，再转巴士去平安村。巴士一路盘山而上，每经过一个急转弯，车身就往一侧倾斜。车内的扩音器里传出节奏感强烈的电子音乐。最后一公里得步行，我直后悔自己拖着行李箱而不是背着双肩包。我忘了平安村没有通公路。

没有公路，割稻机器就进不了村。在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农民改用机器收割稻子。七百年来，平安村的村民一直靠人力收割稻子。我欣赏了好几天秀丽的梯田风光，第一场秋雨推迟了收割时间，大雨下了好几天。后来，当地政府又通知村民把收割时间往后推迟几天，因为有一位贵宾，国民党主席连战要到这里参观访问。

不是人人都和我一样盼着赶紧收割稻子，因为稻子一旦割完，平安就失去了风采，从而失去了游客。要等到来年春天，新的播种季来临，美景和旅游收入才会再回来。村民们先插秧，再放水到梯田里，山边出现了一面一面的镜子，流光溢彩，熠熠生辉。

村民们耐心地等待着，喝着啤酒、白酒，看着电视剧，打打麻将。每天清晨，公鸡打鸣之后，我住的农家乐（包三餐）就渐渐热闹起来。房东廖婶像放连珠炮一般，和亲戚们聊个不停；廖叔在后院锯起了竹子。我从自行车‐菜市场‐厨房三点一线的生活中抽身出来，懒洋洋地赖在床上，聆听各种声响在空中飘荡。

“你待腻了吗？”负责杂务的小苏每天都问我。还真不腻。眺望远处层层叠叠、环山而建的梯田，黄绿色的稻秆闪耀如霓虹，还有那几乎和黛青色的天空连为一体的远山，真是神清气爽。

我到这里的第五天，贵宾来了又走了。第六天是阴天，好在没雨。今天要开始割稻了。

我心心切切地盼着去田里割稻，但廖叔廖婶拉我坐下来，和大家一起慢悠悠地吃早餐。我们围着大圆木桌，蹲坐在板凳上。右手边的农夫给了我一杯酒，他的脸已在酒精的作用下泛起红晕，右眼皮也耷拉下来。当地人一天三餐都要喝酒，早餐也不例外。他说了一大堆新酿的梅子酒对身体的好处。但我还是只肯喝啤酒。大家斟满酒，举杯相敬。接着我们举起筷子，从桌子中间的电火锅里夹菜。

村里人每天都吃火锅，锅里的食材每天一换。今天的火锅里面加了臭豆腐、辣椒和凤尾鱼来提味。大家先吃豆腐和鱼，不时喝口汤。臭豆腐的味道还真是需要一段时间才适应得了，质地柔韧，口味纯熟，与蓝纹奶酪有异曲同工之妙。白酒和臭豆腐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的葡萄酒和奶酪。

脸上挂着些许潮红，伴着微醺，我跟随廖叔走进一排排无边无际的稻田中。田间有石砌的田埂，可以避免踩进泥水里。更准确地说，廖叔是走在田埂上，而我是在这比平衡木宽不了多少的石板路上蹒跚着。酒精对我可没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