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2

我们走到一块稍干的田里才停下脚步。齐腰高的稻子，顶端结着黄色的稻穗儿。廖叔的妹妹和妹夫手持镰刀，弯着腰正在割稻。他们抓住一大捆稻秆，快速地挥舞几刀，稻子就割下来了。廖叔递给我一把镰刀，又重又不好拿，就像我刚拿菜刀时的感觉。我试着模仿他们的动作，蹲在田里，稻秆转眼变得好高，我仿佛被丛林环绕。我挥着镰刀，向一小撮稻子砍去。本以为可以毫不费力地砍断，但镰刀却卡进了稻秆中，我不得不来回锯呀锯呀，好不容易才把镰刀抽出来。稻穗还不时戳到眼睛。　　　　　　　　　　　　　　　　　　　　　　　“想不想试试打谷子呢？”廖叔边摇头边问。他实在不理解我想要割稻的迫切愿望，可他人很好，还是满足了我的心愿。　　　　　　　　　　　　　　　　　　　　　　　　　　　割下的稻子就堆在田边。农民们在一块已收割完的田里用一个长方形的木板箱打谷子。廖叔的妹妹身高150公分出头，体重不到45公斤，她把一大摞稻子举过肩头，好像举起的是棒球棒，然后一挥，把这摞稻子击向木箱内侧，如此一挥再挥，稻子里的东西就如雨点般落在木箱里，有瓢虫、甲虫和包在稻壳里的谷子。　　　　　　　　　　　　　　　　　　　　　　廖叔的妹夫让我试一下。 “还行。”他说。

“你可比我快多了。”我说。

“那也比不上机器快！”　　　　　　　　　　　　　　　　　　　　　　　　　　　　　　廖叔说一个农民平均一天可以打140公斤谷子，足够一个人吃一年。我们四个人一个小时打出了半箱谷子。稻壳、稻穗随风飞扬，我开始打喷嚏，喉咙也痒痒起来。早上的酒劲儿还没过，还是觉得头重脚轻。几位农民看得笑起来。

“都会有点儿过敏。”廖叔说。他有个小偏方缓解过敏症状：“把猪血和牛血混在一起，做血糕吃。”

我又回去割稻，沿着这块一百多米长的田地，挥舞着镰刀一路割到尽头。心里喜滋滋的，可是抬头一看，一块接一块的稻田绵延到天边，每一块田里都是高大满实的稻秆。我心想：上白酒吧！

廖叔和他妹夫扛着一袋袋上百斤的谷子往返于田间和村里，忙活了一下午。如果第二天不下雨，他们就会把谷子铺在水泥地面上晒。接着送到村里的粮站去筛出稻壳，把谷子倒进一个庞大、古老的金属机器里，机器里阵势如巨浪翻飞，一粒粒脱了壳的米粒顺着槽倾泻到地上。

千百年来，割稻一直是平安村的大事。从前，村民们的生计全靠田里的稻子，稻米和着南瓜、芋头一起蒸熟，就是果腹的主食。稻米也是货币，廖叔的两个儿子小时候每人每周带七斤重的一袋米到学校，充当学费。但近十年来，稻米有了新的意义。梯田支撑起了利润丰厚的旅游业。廖家忙着打理自家开的农家乐。他们难得下田，而是从邻村雇人代耕。和平安村其他农民一样，廖家还将割稻的日子推迟两三个星期，这样“十一”黄金周的游客们就能欣赏到金黄色的稻田风光，而不是收割后光秃秃的土地。 10月的头一周是国庆长假，人们出外旅游，疯狂购物，尽情消费、享乐。很多游客在这几天蜂拥而至，到平安村旅游观光。

廖叔自中学毕业后便回家种田。20世纪80年代，他曾离开家乡做茶叶生意，往返于湖南、广东和海南之间。2000年，他得知村里二十多处木质结构房屋，连同自家房屋毁于大火，赶紧回到家。他发现在平安村发展旅游业大有潜质，于是重建房屋，开起了农家乐。　　　　　廖叔现在四十多岁了，一张娃娃脸，带着棒球帽，穿着运动衫，看起来很年轻。他干起活儿来。总是没精打采的，就像一个不甘心做家务的孩子。廖家的两个儿子都二十多岁了，还住在家里，既不帮忙经营农家乐，也不下田。廖婶解释说，她和丈夫都不敢劳烦儿子干活儿，生怕他们会离开家到城里去了。　　　　　　　　　　　　　　　　　　　　　　　　　廖婶很漂亮，总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又长又卷的头发编成辫子拖在背后。她和村里所有女性一样，个子不高，这让身高不过163公分的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巨人。跟其他妇女不一样的是，廖婶放弃了在头上缠布的习俗，不过还穿着传统的大裙子和滚着宝蓝边的黑色裤子。　　平安村的村民属于壮族，因为这里群山环绕，交通不便，他们几百年来与世隔绝。他们的长相虽然和占中国人口90%的汉族人没有太大差异，但语言和普通话完全不同。村民告诉我壮语和泰语属于同一语系，不过壮语没有书面文字。普通话现在已经取代了壮语，孩子们在学校学汉语，大人则跟着游客们学会了普通话。不过，很多老人还是只会说壮语。　　　　　平安村全村有八百多号人，好像一个大家庭，这里每家每户都姓廖。廖叔廖婶和村里许多夫妻一样，都生在平安，但是来自不同的宗族，这样可以避免近亲通婚。　　　　　　　　　直到20世纪70年代，进村的路得走三个小时。到了1997年，平安村被列为旅游景区，公路拓宽了，公路沿着陡峭的山坡蜿蜒而上，还盖了停车场，步行进村只需要20分钟。我就是在那儿下了公交车。和其他游客一样，我也买了门票进村。山下大树边立了牌子，公交车就在门口暂停，有位售票员跳上车，凡是看起来像游客的，就收50块钱的门票费，并说，我们在村子里逗留期间，得随时带着门票。

廖家的农家乐就建在山腰，他们还在山脚下开了一家餐馆，正对着村里的主干道，在游客的必经之路上。每天早上，夫妇俩打开餐馆用铰链相连的门板，用餐的人好像置身于秀美的全景画中。餐馆的用餐区在高脚楼上，透过长条地板的间隙看下去，是落差很大的陡坡。我走在这咯吱作响的地板上，尽量不去联想当下中国大量的偷工减料的工程。　　　

廖家夫妇允许我用他们的厨房。那厨房面向一片竹林和梨树林，远方还有稻田。可惜的是，两位老板为了弥补自认为本地落后的不足，在这里安装了卡拉OK设备。跑调的歌声传遍整个山谷，破坏了这里宁静的氛围。

廖家餐馆里卖的都是简单的炒菜，食材产自本地。他们除了种稻之外，还种了番茄、红薯、辣椒和玉米。我发现这些蔬果风味浓郁。一天早上，我吃到的番茄又香又甜，味道就和我放在锅里一起炒的大蒜一样浓烈。

“我们的番茄好吃，是因为这里水质好，又不用农药，”廖婶说，“可能卖相不大好，有时还有虫眼，但味道真的很好！”　　　　　　　　　　　　　　　　　　　　　　　　　　稻米当然也是这里的特色食品。我最爱吃的一道菜是竹筒饭，把糯米、切片的香肠、切块的芋头、两三勺水、蚝油和酱油，塞进竹筒里。竹筒是廖叔自己劈的，一节大概30公分长，两头用玉米芯封好，放在火上烤大约半小时。直到竹筒烤焦了，用刀劈开就可以吃了，每份竹筒饭供一个人吃还绰绰有余，香香糯糯，滋润爽口。　　　　　　　　　　　　　　　　　廖家夫妇把电火锅当成宝贝，晚上餐馆打烊之后，他们便上山回家，支起锅子熬汤，等汤滚了，大家就拿起筷子开动。很快，串门的亲戚来了。于是更多的食材放进锅里，有人把炉子的火力调高，好让汤尽快再滚起来。村民像这样挨家挨户串门，可以白吃白喝好几个月。火锅里面一定有蘑菇、笋子、姜和葱，至于肉则每天都换。有时是牛蛙，有时是猪脚。煮猪脚的时候，汤面上会浮起一层油光。在村里昂首阔步到处逛的土鸡，偶尔也会被亲戚抓来煮火锅。

一天傍晚，我看廖家小儿子杀鸡，他牢牢抓住鸡，揪下鸡脖子上的毛，像扯橡皮筋一样把鸡头往后一扯，菜刀一划就划破了鸡喉咙。然后他抓住鸡脚，把鸡倒过来，让鸡血流进桶里。鸡不断挣扎着，直到血流光。接着，他把鸡放进水槽中，用滚烫的热水淋鸡的全身，然后拔毛。这是我第一次目睹除了鱼以外的活物被宰，不过我并没有感到不安，这也算是痛快的一死。

廖婶通常也会炒几个菜，不过桌上天天都有火锅。电火锅可以说是壮族人民的微波炉，是一种简化烹饪的新工具，因此立刻被大家用上了。但它减少了食物的乐趣，我觉得廖婶炒的菜更好吃。但廖婶说： “火锅简单，尤其是天冷的时候，也很容易加热。炒菜比较麻烦。我们离不了火锅汤。”我在廖家住了那么多天，只有一次饭桌上没有火锅，那天村里停电。　　虽然稻田围绕着村子，但廖家人却不怎么爱吃米饭，他们更喜欢吃肉。我很快就发现，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要求来碗米饭真是为难人家。 “嗯，我看看能不能找到点儿。”小苏说。可她很快便空手而返，米饭被锁在餐厅厨房里，是留给食客们吃的。

廖家总是等我下午溜达回来才开晚饭，直到有一天我在村里为数不多的一家西式餐馆吃了一顿美式早午餐回来，才发现他们也会等我一起吃午饭。我吃腻了火锅，再加上每顿饭都有亲戚来串门，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挂念我吧。哪料到，等我回去了，廖叔廖婶再加上两个儿子轮流盘问我，我在外面吃了什么？好不好吃？我要是不爱吃他们做的菜，应该告诉他们，他们会做别的菜。　　

我在平安村最不习惯的，就是源源不断的酒。每顿饭我都得竭尽全力抵挡别人劝酒。饭毕，总是满脸通红，醉意盎然。廖婶每天早上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几瓶啤酒，就像很多妈妈早上打开盒装牛奶一样。

“我们以前不喝这么多酒，只有特殊日子才喝。”廖婶晒得黑黑的脸庞一红。但是，随着生活条件改善，酒量也上去了。 “现在，喝酒已经成了习惯，不喝不舒服。”　

粉丝炒番茄

菜油2汤匙 姜末1茶匙 蒜末1茶匙 较大的番茄3个，切丁 冬笋丁1杯(最好用新鲜的冬笋） 香菇3个，切丝 粉丝2把 盐1/4茶匙 酱油1汤匙 蚝油1汤匙

锅中倒入油，大火加热半分钟后，倒入姜末和蒜末翻炒1分钟，煸香。番茄丁、冬笋丁和香菇下锅，大火翻炒3分钟后，转中火再翻炒3分钟。另外拿一个锅，水烧开后放入粉丝煮1分钟后捞出沥干。在炒锅中加入盐、酱油、蚝油和煮过的粉丝，翻炒几下之后即可关火出锅。

　　　　　　　　　　　　　　　　　　　　　　　　　　　　　　　　　　　　　　　　一天下午，廖叔廖婶带我去一位亲戚家吃午饭。那时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早已超过了大多数汉族人吃午饭的时间。十二位老人和中年人围着一张大圆桌，热热闹闹地吃着饭，他们在庆祝一位年轻人在离开平安七年之后，第一次回到故乡。　　　　　　　　　　　　　　　　他们需要很多酒。　　　　　　　　　　　　　　　　　　　　　　　　　　　　　　　　廖叔的妹妹头缠黄帕、戴着大大的圈状耳环，嘴里镶着金牙，拿着一瓶白酒绕着桌子走了一圈，为每个人斟酒，像在扑灭每个人杯子里的火。大家用轻快地壮语聊天，齐声大笑。 “哦！哈哈哈！哇哈哈！”有一位身穿白色西装、被大家称为“王子”的亲戚一口气灌进两杯白酒。他看到我一脸担心，说： “别担心！我们快活得很。”说完，跌跌撞撞走出大门，不见了人影。

这位久别归乡的年轻人和妻儿不自在地坐在桌旁，一副巴不得赶紧消失的样子。我也很是坐立不安。我把注意力都放在鸡肉火锅上，努力提高啃鸡块的技巧。除了我以外，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把带骨头的鸡块放进嘴里，轻轻松松地嚼几下，吐出骨头，把肉吞下。好在这觥筹交错、微醺快活地情况下，没人会挑我的毛病。

坐在我对面的亲戚留着胡子，穿着“中国移动”的T恤，手机别在腰带上，弓着背坐在椅子上，吃力地抬起头来。他的杯子里有混了白酒的“非常可乐”，这是中国版的“可口可乐”，一股化学味儿。他灌下一杯之后，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宣称： “喝酒是娱乐。”　　

中国移动先生第一个发现，黄帕女士一直在为大家斟酒，自己却没怎么喝。“你得喝！”他喊道。两人推推搡搡，他想把一杯酒灌进她嘴里。黄帕女士咬紧牙关，酒从嘴唇边流到她的襟前。中国移动先生嘴里嘀嘀咕咕，夹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摇摇晃晃走了几步，倒在地上。　　“经常这样吗？”我问廖叔。

“也不经常，我们只有在亲戚来访时才喝这么多。”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喝完我的啤酒，决定在大家还没有灌我酒之前，先行撤退。我向大家告辞时，廖叔说： “好，我晚上带大伙儿回家。”　　　　　　　　　　　　　　　　　　　　　　　　　　　　　　　　　　　　将近晚饭时分，大家又重聚一堂，只有两个人没有现身，一个是王子，另一位是中国移动先生。我坐在黄帕女士旁边，她歪坐在椅子上，眼睛里布满血丝。有人给她倒了一杯啤酒，她把杯子推开，说： “我还醉着呢。”廖叔心有不忍，端给她一杯茶和一杯可口可乐。这回是正宗的可乐了。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问廖婶村子里还没有开发旅游业之前，她吃多少米饭。

“过去我们一天吃两碗米饭。”她说。　

“两碗？”同桌的一个男的大叫起来，“五碗才对吧！”他下巴上有几根胡须，光秃秃的蛋形脑袋两侧竖着一对招风耳。他穿着蓝色的中山装和深色长裤。廖叔廖婶没有跟我介绍过同桌一起吃饭的人，因此我以为他也是村里的亲戚。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廖家干活的农民。他来自平安村以南30公里的村子，那儿的地貌不如平安村的秀美，无法招揽观光客，因此比较穷。但那个村子海拔较低，一年可以种两季稻子，再加上交通方便，可以用收割机。 “第一季稻子因为耕种的时间在年初，水冷，所以长得慢。”他告诉我：“就像用锅煮饭，如果一开始水比较凉，煮的时间就比较久。”　　　　　　　　　　　　　　　　　　　　　　这位农民姓龙。他跟我讲他的名字，我请他写下来，以免我弄错字。他捏着笔不知如何是好，我明白过来，说不定他认识的字还没有我认识的多呢。

“我名叫运土，”他说，“运动的运，土地的土。”　　

“您的大名就叫运土？”

“对，就叫运土。我父母想让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土，因为他们想要纪念毛主席的土改，他们敬佩毛主席为农民做的好事。”他说。　　　　　　　　　　　　　　　　　　　　　　　龙运土，这个名字取得还真是恰如其分。农闲时节，这位龙姓农民就上山帮廖家干活儿。因为旅游业的关系，廖家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付得起钱请人干活儿。龙先生在平安村割完稻子，就会到海拔更高的地方去打谷子。水稻收获季节结束之后，他又去山谷里摘橘子。

第二天傍晚，我在廖家附近碰到老龙，那是个雨天，无法打谷子。他说，他一整天都在“玩”。

“玩什么？”我问， “麻将吗？”

“不，我才不喜欢打麻将呢。”他说。

我恍然大悟，他只不过是说自己没有干活儿。他四处转悠，说，这会儿正准备回到住处。我陪他一起走。

我们沿着环山而建的石头小路步行，一直走到村外一间废弃的农舍。屋子里很暗，只有用来烧火煮饭的水泥坑里有点点火光。暮色中，窗外梯田的轮廓都看不清了，直到窗外变得一片漆黑，他才打开开关，点亮了一个瓦数很小的灯泡。

农舍地上洒满了锯木屑，里面除了几把椅子之外，没有其他家具。老龙告诉我，这间农舍的主人有很多房子，他让工人把这里当旅社住下来。

老龙聊起他的故事。他跟我一样是汉族人，普通话是母语，这使得我跟他沟通起来，比跟平安村的某些村民容易多了。他这辈子只会干农活儿。他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教育程度——如果那还算数的话。学校一星期只上三天课，其他时候老师就叫学生干农活儿。　　　　　　　“我们犁田、耙土、种地，我们铺路，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七点，中午休息两个小时。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穷，总得起个头呀。我16岁才读完小学五年级。”　　　　　　　　　　　“想当年，人人都被列为走资派，还记得我母亲曾经养了7只鸭子，6只母的，1只公的。村领导叫她处理掉2只，因为一户人家只准养5只。 ”　　

他说话的时候，火上正煮着一锅饭。另外一位民工坐在旁边，正削着西瓜皮，那就是他们要吃的菜吗？我继续听老龙的故事，又不想让他们觉得有义务邀请我留下来分享分量不多的晚饭。这饭菜看上去也并不可口。

“我该走了。”我说。我告诉他，廖叔廖婶在等我吃饭。老龙没有留我，我松了口气。我们约好第二天见，第二天也是我在平安村的最后一天。他答应我，只要天气好，就带我去田里打谷子。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龙在村头碰面。我们等着老板出来交代老龙今天的任务的时候，雾越来越浓，矇胧了稻田，这样的天气不大可能下田工作了。　　　　　　　　　　　　　　　　“美国的农民没活儿可干的时候，怎么办呢？”他问， “有没有别的事儿可做？”我向他解释说，在我出生长大的加州，农活儿多半由墨西哥工人做，他们越过边境来寻找工作机会。他们如果没有找到农场上的工作，往往就会去餐厅干活儿。　

他点点头。他就和墨西哥人一样，他说，哪儿有工作就去哪儿。

我们坐等天气放晴，等了十分钟后，他说： “我们不如走走吧。”

他提议去邻村中六，那是少数民族瑶族的村落。瑶族妇女不剪头发，把长长的头发盘在头顶，好像鸟窝一样。我在平安村也见过这些妇女，她们也想从平安村发达的旅游业中分一杯羹。她们把长发放下来，只要有人给她们拍照，她们就向对方收钱。　　

我们顺着一条泥土路，沿着深谷往上走。我一路提心吊胆，既怕遇到蛇，又怕迷路、坠崖、水喝光了什么的。有的地方又陡又窄，老龙走起山路来像山羊一样敏捷。在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他停下来掏出装在塑料袋里的烟草，卷一根烟，边走边抽。我落在后面，循着他的踪迹气喘吁吁地赶路。

老龙回过头，目光落在我脚上昂贵的户外登山鞋上。 “你的鞋子太硬了，不好走路，容易摔跤，”他说， “我的比较灵活。”他穿着鞋帮还不到脚踝的布鞋。他淡然地说： “碰到分岔的时候，选宽的那条就对了。宽路总能带我们到想去的地方。”

我们在草亭子坐下来休息，他又卷了一根烟。 “这条路我很熟，”他说， “我以前晚上常走这条路，我的相好以前住在中六村，在平安干了一天活儿，下工了就去找她。这儿是我歇脚的地方。”　

老龙的妻子已经过世多年，他说： “我老婆不停地生病，最后病了三年才走，我们没钱去医院检查她到底得了什么病。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的身体就不怎么好。没有女人味。我们是别人给做媒成亲的。我见了她两次，两次她父母都在场，然后我们就结婚了。我们家给了一百块钱做聘礼，那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个年代，一斤猪肉才三毛钱呢。”　　　　　　　　妻子过世之后，通过朋友介绍，老龙认识了一个女的，她那时刚和丈夫分居，和老龙很合得来。 。我在平安干活儿时，经常过去看她，常在她那儿过夜。”他说，可后来情况变得很复杂。　　　　　　　　　　　　　　　　　　　　　　　　　　　　　　　　　　　　　　他和那女的交往一年多之后， “她搬回山谷和丈夫一起住。她是瑶族，瑶族女人比较开放。她觉得还是离不开丈夫，她得考虑自己的家庭责任，她有两个孩子，还得照顾公婆。所以，她如今一年来看我两三次。”

他语气中并无苦涩的意味。 “她和别人在一起，你难道不介意？”

“我能接受，她想来就来，两人做伴很开心，我们俩都老了，对人生不再有什么期盼。”

我们走进山谷，一条小溪潺潺流过，他沉默下来，用手从溪里掬水来喝。 　　　　　　　　“你相不相信有鬼？”他问， “我在这里碰到过一次，天黑了，我就坐在刚才我们坐的地方，听见嘭的一声巨响，我什么也看不到，但我知道那是鬼。”　　　　　　　　　　　　　　“会不会是个人呢？”

“肯定是鬼，没人会在晚上经过这里。有些人死了之后，心有不甘，还有些人是冤死的，那些人就变成了鬼，阴魂不散。”

终于走到了中六村，我很开心。梯田之间有条小河，河边是木头建的房子。下着下雨，几位村民在村舍二楼窗边眺望，看到老龙，招呼他一起吃饭。

屋内，一个瑶族女人正梳理着长及膝盖的假发。

“这是干什么用的？”我问，仿佛在迪士尼乐园的更衣室里见到了睡美人。　　

“这头发不是我的，但是真的，多接一些头发，我看起来更漂亮。”她一边梳着长发，一边说。她正打算出发步行去平安，下午在那儿赚游客的钱。　　　　　　　　　　　　　　“留下来吃午饭吧，”这女的戴上假发，说，“放心，不跟你收钱。”　

我告诉老龙我得回平安去和廖家吃最后一顿饭。我跟他要电话号码，但他说他没有。他给我写下地址，没有附上邮政编码，他忘了。我们笨拙地相互道别，还没想起来为他拍照，我便匆匆离去了。

第三部分 珍馐美味　　　

他点乳鸽的话，会先吃左腿，他觉得那是鸽子身上最美味的部位，因为鸽子走路的时候重心落在左腿（江老师这么认为），所以左腿肉味更浓，味道更好。他无法理解西方人为什么推崇小牛肉，「牲畜们如果不运动，肉怎么会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