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离开北京大半个秋天之后，我很高兴能回来。我以前从来没有把首都真正当成家，可这一次离开的旅途中，我却害了强烈的思乡病，并逐渐意识到自己思念的不是美国，而是北京。我思念的不单单是这个地方，还有这里的人：王主任、张师傅自不消说，令我意外的，还有克雷格。克雷格是我的记者同事兼好友，在我离京前不久，我们开始交往。我还尤其想念北京的食物，很高兴回到面条、饺子、辣椒和大蒜的地界。我怀念气温一下降，老北京人就在院子里堆大白菜的景象，卖烤红薯的小贩开始出现在街头，大铁桶里炭烤的红薯在秋日的空气中散发出阵阵甜香。

回京后不久，我在11月底一个寒冷的晚上去看张师傅。他在离之前的面摊几里开外的地方，与侄子合开了一家新餐馆。小馆子就开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靠近几条铁路。店面又小又简陋。晚上九点左右，我到的时候，张师傅和亲戚正在做清洁，准备打烊了。

“你瘦了！”我拉开滑门走进去时，张师傅说。

这可不是夸奖，这话的意思是，我看起来不健康——不过我知道张师傅这是在表示关心。

“真的？”我说， “我还以为我胖了呢。”

“哎呀，你不能再瘦了，”他说，“你看起来很疲惫。”

“我倒想要瘦点儿呢。”我说。

他端了一些吃的来，要喂胖我。小店的菜色比面摊丰富，有许多我没有听说过的山西特色食物。他给我端来一整屉蒸面，叫“栲栳栳”，将这形状像管子的燕麦面蘸着辣醋和香菜的调料吃，质地粗糙但柔韧的面滑下喉咙，很带劲儿。张师傅的一位朋友帮他从山西带醋过来，因为张师傅不信任在北京买到的醋。“没准儿是假货。”他说。

寒风穿透小吃店薄薄的墙壁吹进来，尽管我穿着羽绒服，还是冻得直打哆嗦。我不想让张师傅没面子，尽力掩盖我有多冷。我好奇的是，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骑着自行车走遍全市，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

“说实话，这地儿不是太理想，”张师傅说，“选中这儿，是因为房租便宜。我不想借钱，也不想和别人合伙，这样已经够好了。”他的老同事老王还在想和他一起干，但张师傅认为，他是个农民工，和北京人合伙做生意肯定吃亏，法律肯定倾向对方那一边。

一张配着汉字的图画是店里唯一的装饰。图画是房东贴的，当时张师傅还没有租下这间店面。张师傅解释说，这是佛经的一段经文。房东原本在这里开了一家素菜馆，但素食在这一带不受欢迎，便关门了。

“房东是很奇怪的素食者，”张师傅说，“他连鸡蛋都不吃。他是光头，不过肯定不是和尚。他很狡猾也很精明。我盘下店面后，他清点了之前留下来的塑料杯子和盘子，把数量记在一个笔记本上。他想要我保留店里的电话，这样就可以跟我收电话费。他还警告我不许磨损店里的地板。”店里是水泥地面。

张师傅问起克雷格，我告诉他，虽然我大半个秋天都不在，但我们还是想办法偶尔聚聚，现在我回北京了，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张师傅说， “他有中国血统吗？”

张师傅见过克雷格。一双蓝眼睛和浅棕色卷发的克雷格从来没有被误认为是华人。 “没有，”我笑着说， “为什么这样问？”

“不知道，”张师傅说，“说不上来是什么让他看起来像中国人，他没有老外的架子。”

那倒是，克雷格在中国待了多年，完全没有一些外国人那种目中无人的德行。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人也很谦逊，中国人很欣赏这个。

我问张师傅他的家人好吗，尤其是他儿子最近好吗。

“他挺好的，你们俩挺合得来。我跟他不算亲，我离开家太久了，他看我就像个陌生人。就只有‘非典’的时候，我回山西老家待了一阵子。”疫情严重时，餐厅停业了，他因此回老家待了三个月，不过并不轻松，因为一下子断了收入，生活压力很大。

我问他是否害怕染上非典。

“我并不害怕，我是传统的中国人，相信命运。有些事情是人力不可控制的。虽然我也不会躺在床上等着染病。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比如说认识你吧，我开第一家面馆，是命，要是我没有开那家店，两个小姑娘不会带你去店里，我也就不会认识你。有些事情是能预计得到、控制得了的，有些却不行。”

我们聊了个把钟头，我起身告辞。我知道张师傅的住处并不舒适，与其回去，还不如在店里多待一会儿。但我已经快冻僵了，就谢谢他请我吃面，挥手道别，打车回到我那暖气烧得很热的公寓。

几个月后，张师傅关了小吃店。他决定离开北京，有个朋友在离北京八个小时火车路程的小镇帮他谋了份餐厅主管的差事。那里在兴建大型高速路，工程的管理人员要吃饭，这个餐厅就提供这些人的饭食。张师傅决定，他再也不要整天忙着喂饱别人的肚子，而自己的温饱都还没解决，他需要一个稳定的饭碗。不过他也郑重宣布，有朝一日他还会再回北京的。

我花了整整一个冬季来了解克雷格，发现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让他做不成中国人，那就是他对食物不感兴趣，这一点比长相不像中国人更为关键。我们开始交往后不久，他就老实交代： “我恨不得谁能发明一种能替代食物的药丸。”在他看来，食物就等同于燃料，他吃东西的速度很快，宁可把时间花在其他任何事情上。他觉得吃东西压根儿就是在浪费时间。他有个很可怕的习惯，早上起来冲速溶咖啡，他觉得现磨咖啡豆，再用法式滤压壶冲泡，太麻烦了。他评判中餐馆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宫保鸡丁做得好不好。我爱吃生鲔鱼、生蚝和三分熟的牛肉，他却坚持非全熱的食物不吃，还责备我是在拿自己的健康冒险。（我想他有他的道理，毕竟我们是在中国。尽管如此，我还是吃性不改。）

不过呢，我们能够互相忽视自己眼中对方的性格缺点。我们和大多数情侣一样，一起出去吃饭，很有趣的是，我们约会的地点正好涵盖了北京餐营业的一个横截面。我们首次约会的地点是在798一家时尚川菜馆，那里坐满了长发飘飘的画家和音乐家。另一天晚上，我们和朋友一起去了一家破破烂烂的街边小馆吃新疆菜，重口味的羊肉土豆。我们还向郊外进发，在一家由苹果园农舍改建的饭馆里吃饭。长久以来，这是头一回我完全不记得在这些馆子里吃了些什么，因为我不在乎。我陷入了爱情。

春天到了，王主任和她的丈夫从公寓楼搬出来，搬进胡同里的两间平房。这两间房位于北京市中心一座四合院的一角。传统的四合院有四间厢房，砌砖、木梁、灰瓦，厢房围着院子中间的天井，只有一扇门可供出入。四合院原本是有钱人的房子，只供一家人居住，现在却被划分为好几个小单位，好几家人住在里面，变成了大杂院。

王家这两间房的历史很曲折。王先生的父母是工人，1949年之前就攒钱买下了这两间房，王先生在这儿出生、长大。后来，为了配合重新分配财富的运动，其中一间房被充了公，王先生的父亲过世后，他和母亲继续住在剩下那间房子里。可王先生结婚后，家里的空间不够三个人住，夫妇俩婚后第一年就只好住在王先生的办公室里。

王主任生下儿子之后，决定给北京市副市长写信。她在信里写道，她的丈夫是老师，儿子刚出生，办公室不利于养育孩子。政府能否行行好把另外一个房间还给他们？

一个星期之后，王主任收到回信，说政府正在研究此事。过了一个月，一位办事员到王先生的办公室找她，问了几个问题。又过了几个月，夫妇俩接到通知说政府会把房间还给他们。（“这年头再也不会有这种事儿了！”王主任无限追忆地说。）于是一家三口搬回那间要回的房间，一直住到80年代初才搬进了公寓楼。当时这可是大大的飞跃，从两间房和公用洗手间，搬进三间房，有独立厨房和抽水马桶。

王先生的母亲过世后，几位亲戚住进了四合院里的这两间房。夫妇俩这几年一直想搬回四合院，把公寓留给即将成家的儿子住。但他们太客气，不好意思请占用房间的亲戚离开。要我看，在美国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让亲戚无限期占用我的房子，偶尔收到一箱苹果作为房租。不过，亲戚们总算找到住处，把这两间房还给了他们。王家夫妇搬回胡同，把紧邻着房间的小露台改建成第三间房，作为厕所和厨房。（胡同里的居民能拥有自己的洗手间就算很走运了，绝不会介意厕所就在厨房旁边这种事儿。）

装修工程令人精疲力竭。王家房间外有棵老枣树的树干压到了房屋的墙面，他们需要获得相关单位的许可才能砍树，要想获得许可，就得送几条昂贵的香烟。他们雇了一批民工砍树，又砌了一堵新墙。王家本打算加盖一层楼，当建筑工人开始施工时，有邻居扬言要去举报他们，按规定这里是不许盖二楼的。为了息事宁人，王家给邻居送了白酒。王主任亲自去家居大卖场挑选厕所和厨房的各种材料。她说，可不能相信转包商。装修期间，夫妻俩天天在工地监工，以免工人偷工减料。过了三个月，花了4万块钱、10条香烟、12瓶白酒之后，王家的厕所和厨房完工了，崭新的厨卫设备、家电闪闪发光。有足够多的橱柜可以储存王主任爱吃的食物。空间够宽敞，摆张圆桌也不觉得挤。

这里一点儿也不像她以前那间厨房——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还旧，王主任得蹲在菜板前干活儿。我向她道贺。“还行。”她说，不赖。她微微一笑，圆鼓鼓的两腮把眼镜往上一推。

为一个人做饭，是让这个人进入你的生活的一种亲密的方式。冬去春来，虽然我和克雷格相处得愈发融洽，我却犹豫着一直没有为他下厨做饭。我的前一段恋情在我为对方做过一次饭之后不久就结束了，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做的菜有问题，而是对方把我为他下厨这件事当成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过于认真。我不想把同样的期待强加在与克雷格的关系上，所以只烧菜给王主任、老朋友和偶尔来北京的外地朋友。

克雷格呢，却完全没有下厨做饭就表示关系趋于认真的心结，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下厨做饭，切菜、调味、炒菜，肆无忌惮。一天晚上，他邀请我去吃他的“一锅烩”。我不大清楚整个烹饪过程，因为不敢看。不管怎么说，他在只弄脏了一口锅的情况下，做出了有蔬菜、奶酪的意面。他还提议做蘑菇鸡肉，据他说做法很简单。在进口食品超市买一罐蘑菇浓汤，加点儿鸡胸肉，然后把混合好的材料放入我的小烤箱。他辩称这是正宗的美国菜，我则严正指出，这里不是美国，这种令人反胃的东西永远不许再出现在我家厨房。

我发现，每次克雷格说起要做菜，我就紧张。只要他一提起这件事儿，我就拼命转移话题，比如随口提起有家新的川菜馆、上海菜馆，甚至转角处的俄罗斯餐厅。但我感觉得到，克雷格开始起疑了。我为什么一直不下厨做菜呢？我真的上过烹饪学校、在餐厅实习过吗？无论如何，面对这个一米八个子、矢车菊一样蓝色的眼眸、迷人微笑的英俊男友，我怎能抗拒为他下厨呢。最终我还是走进了厨房，一开始我做标准的西方菜——奶油培根意面。几周后，我端给他一盘头天晚上剩下的麻婆豆腐，让他尝尝看。“真好吃！”他一边说一边把盘子里的豆腐一扫而空，“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麻婆豆腐。”

我一下子信心大增，同意在他家为六个朋友做农历除夕夜的年夜饭。客人们说好晚上八点到，下午三点，我看着厨房里一大堆食材，慌了起来。“我们干脆出去吃算了。”我建议。肯定还有餐馆位子没有订满。

克雷格叫我放心，他会帮我，一切都会很顺利的。他开始洗洗切切，活像卡通片里的大嘴怪。我们终究还是办到了。年夜饭一共八道菜，包括我在烹饪学校学到的咕咾肉和干煸豆角，在上海学到的红烧茄子，还有我自己创作发明的生菜包肉末，最后，我们吃了饺子。就像感恩节必须吃火鸡一样，中国的除夕夜少不了饺子。唯一失败的是跟邓师傅学的烤鸭，鸭子烤过了头，出烤箱的时候，鸭肉看起来像一块木头，全熟，但克雷格也正喜欢全熟的肉。和一个完全不讲究吃的人交往，最大的好处就在这里，无论我做了什么，他通通喜欢。凌晨十二点，我们爬上克雷住处的屋顶，欣赏360度全景的绚烂烟花，五彩的光芒在夜空下闪耀；鞭炮声不绝于耳，声音之大，不亚于巴格达的炮火：这是北京市民集体打造的成果，他们想放多少鞭炮和烟花就放多少。

最好吃的麻婆豆腐

菜油2汤匙 牛绞肉110克 葱末2汤匙 姜末1茶匙 豆瓣酱1/4杯 酱油2汤匙 盐1/4茶匙 糖1/2茶匙

水1/2杯 豆腐一盒，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 花椒粉1/2茶匙 料酒1汤匙

锅中倒入油．大火烧热后加入牛肉末，把肉末炒散，炒变色。加入以下调料：葱姜、豆瓣酱、酱油、料酒、盐和糖，每加一种调料，翻炒一分钟后再加下一种调料。加水，转中火煮4~5分钟。放入豆腐，转大火翻炒2~3分钟。撒上花椒粉，关火，出锅上菜。

转眼到了夏天，梁子庚的黄浦会北京店在推迟数月后终于开业了。餐厅位于寸土寸金的金融街，周围尽是玻璃墙面的摩天大楼。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胡同区，但因为被规划为首都的金融中心，这里所有的胡同都被铲平了。可能是因为有人对失去这些美丽而古老的建筑感到惋惜，所以有人利用旧砖旧瓦，在这儿盖了三座传统的四合院，梁子庚的餐厅占用了其中一座。

一个怡人的夏日夜晚，我和克雷格去那里用餐。他当年来上海看我时，我没有带他去黄浦会，因为他并不喜欢到顶级餐厅用餐，那对他来说是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浪费。 “吃个饭何必花两个小时？”他在一家高档餐厅居然问出这样的问题，像个十岁的孩子非常不耐烦地坐在那里。还有一次，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看菜单看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什么，一瓶啤酒要7.5美元？！这是打劫吗？”现在，我居然能说动他跟我一起来黄浦会北京店，光凭这一点便能看出他的进步。

这个四合院餐厅有包间和酒吧间，酒吧间墙面刷成全黑，放了深色皮椅和嫩绿色天鹅绒靠垫。灯光昏暗的走廊通向负一楼，门厅里吊着大小不同的黑色鸟笼，门厅连接着里面偌大的餐室。餐室的头顶上方竟然是玻璃底的金鱼池，这让阳光可以透下来，天花板上挂着金属装饰片反射光线，整个房间金光闪闪的。这样利用地下室空间，真是太巧妙了。我也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洗手间的蓝色马鬃壁纸和条纹亮皮座椅，都是仿效上海让-乔治餐厅的设计。我怀疑如此雷同绝非偶然。

我们坐在用蓝色丝绒帘子与大餐室分开的小包间里，里面有巴洛克风格的水晶吊灯和Bose音箱。打开菜单时，我暗暗发现克雷格的另一个进步：他看着餐价，并没有太激动。不过，过了一会儿，他大笑出声来。

“你看到没？”他问，指着菜单封面念道， “在极具天赋和魄力的创始大厨梁子庚的经营管理下，上海黄浦会蜚声海内外，被誉为世界最佳美食餐厅之一。黄浦会——顶级中国菜的象征。”

“是的，他是挺自负的。”我说。

“自负？”克雷格说，“这是缺乏自信吧？”

穿着黑色制服、系着黄腰带的服务员过来点餐，我点了600元的品尝套餐，克雷格点了炒鸡肉和茶香熏干。尽管餐厅的装修如此富丽堂皇——说不定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对菜品的水准感到担心。梁子庚也承认，他抽不出足够的时间构思菜谱。显然，他在这家餐厅的室内装潢上投入了大把的金钱和精力，我在想，这该不会成为北京又一家华而不实的时尚餐厅吧。

一个白色的长盘子端上来，盘子里盛着五颜六色的开胃小菜，每一份小菜都是一口的分量，显得很秀气。曾经被梁子庚鄙视的肥鹅肝质地柔滑，镶在细腻的豆腐卷里。酱菜在盘子里堆得高高的——这也是梁子庚来中国之前从来不碰的东西——口感无比清脆。油麦菜裹成一卷，上面淋了带辣味的芝麻酱，吃起来很爽口。土豆丝切得很细，足以展现厨师的高超刀工。一小堆白菜上面放了刺激的芥末——刺激，这是梁子庚的招牌风格。

梁子庚请厨师为克雷格准备了一份品尝套餐。我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一道又一道美味佳肴，我头一回看到克雷格在顶级餐厅中没有不自在。他甚至似乎还挺享受的。

光是开胃菜便足以消除我对梁子庚能力的怀疑。接下来的菜水平不均。酸辣龙虾汤浪费了昂贵的海鲜。烤羊肉吃起来油腻且味道不搭，不过每道菜的摆盘都美得惊艳。几乎可以弥补味道不均衡的不足。尤其是最后几道菜，成功挽救了这一餐。美味的葱烤鳕鱼又香又嫩。梁子庚基于传统改造的老北京炸酱面端上桌时，配了五颜六色的蔬菜：粉红色的萝卜丝、胡萝卜丝、黄瓜丝和黄色的玉米粒，炸酱里面还加了一点儿花椒提香。北方风味的锅贴做工特别细致，一个个造型繁复细腻，像树叶，锅贴里面肉汁儿饱满，克雷格一口咬下去，里面的汁儿竟然喷到桌子对面。甜点更是成功——香酥的杏仁挞，配上装在陶壶里面的北方传统杏仁茶。总而言之，这是我品尝过的最精致的北方菜，就是别在乎有人会说，北方菜本来就不是以精致见长。

餐毕，梁子庚过来和我们打招呼。他穿了一件白衬衫和牛仔裤，看上去很放松，我很久没有看到他如此轻松。我称赞这里的食物很好吃。

“今年是猪年，”他一边坐下来，一边说，“我生在猪年，中国人相信，碰到你的本命年，不是大好就是大坏。”

（他这番话预测得很准，北京店开张半年后，厨师辞职投靠竞争对手的晦气事再次上演，投资人否定了他开连锁咖啡馆的构想。第二年，也就是鼠年，他的运气变好，餐厅人气日益兴旺，而且开始不断获奖。）

梁子庚说他喜欢北京，北方的厨师比上海厨师散漫，但也不那么贪婪。“比如今晚，”他说，“我说要带他们出去吃羊肉串，大家都很开心，但若是在上海，就有人会问‘那打车的钱谁出？’”

我们聊了个把小时。他说起他即将去东南亚海滩度假，他想念热带地区慢一些的生活节奏。他提到他不准备在中国大陆待一辈子——总有一天，在他建立了自己的餐饮帝国之后，他会隐退到某个舒适的地方。我和克雷格起身告辞，此已经十一点过了。梁子庚送我们到门口，问门口的女服务员，厨师们在哪儿，他一整天没吃东西了，正准备带大家出去吃宵夜。

“他们都回家了。”女服务员说。

我和克雷格的关系日益亲密，夏初的时候，我搬过去和他一起住。他住在一处胡同院子里，一座三层楼公寓的其中两层。夏天时，如果太多人一起开空调，电表就会跳闸，冬天在屋子里得裹一层又一层的厚毛毯，因为有气无力的电暖气难得发热。

可是我却钟爱这个位置，公寓坐落在巷弄中间，听不见汽车声，我和克雷格黄昏时可以散步去后海。我烹饪冒险的起点——华联烹饪学校，也在附近。最棒的是，只需骑车五分钟，就能到王主任家。

“恭喜，恭喜！”我告诉王主任我和克雷格已经订婚时，她高兴地喊道。她烫卷的头发已经变直了，她减短了又粗又直的头发，好过夏天。她仍旧穿着那件蓝色旗袍，差不多一年前她参加我的饺子宴时，也是穿的这件旗袍。

不过，那天下午的碰面并不是为了庆祝我订婚，而是有正事要谈。王主任和我一起出去找地方，打算开一家烹饪学校。从我开始上烹饪学校以来，不断有亲朋好友问我，他们可以去哪儿学做菜？我们在朋友家的厨房里试了几堂课，觉得现在时机成熟了，我们可以找个合适的地方开班授课。

从我们家巷子再过去不远的地方，一位房主给我们看了一幢蛮合适的胡同公寓：两个大房间俯瞰院落，据房主说，还有一个小房间可以改造为洗手间。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建筑承包商，他过来给装修改造报价。

“这儿装不了洗手间。”他说。

“为什么呢？”

“马桶距化粪池只能相隔数米远。”他说。他带我看了看房子的四周，指给我看最近的化粪池在哪里。化粪池上面是一个写了“污”字的井盖，那儿离我们想改成洗手间的小房间可真不近。我们只好再重新找地方。

那次之后，我每天走在胡同里，都格外注意脚下的井盖，它们表明看不见的地下有什么： “信息”表示下面有电话线； “表”表示下面有仪表； ”闸”电闸。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我，中国还有很多微妙的细节等着我去发现和学习。

一天上午，我和王主任在她家厨房做菜，我抱怨说，我们住的那一带都没有卖新鲜蔬菜水果和肉的地方。附近的便利店里面只卖方便面、饼干和饮料。

“你没有去过鼓楼附近的市场？”王主任问。我没去过，她非得立刻补救这事儿不可。我们一蒸完第一锅窝窝头，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去那个市场。王主任骑车的姿势非常优雅，脚尖略微向前，身子坐得很正。她像一阵风似的穿过一条胡同，转到大马路上，在车水马龙间轻盈穿梭，我则远远落在后面。

我们来到一排仓库面前，这一片仓库就藏在一排餐馆后面，仓库像飞机棚一样高大且通风，里面满是摊贩和顾客。大家讨价还价，买卖肉、蔬菜水果和粮食。有一个房间堆满了大米和坚果，附近的摊贩正打量着桃子和哈密瓜。肉贩磨磨刀子，准备按顾客的要求切五花肉。这个市场比王主任带我去过的她旧家附近那个菜市场还要大一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在这一带住了两三个月，却直到现在才知道有这么一座市场。

不过，这就是胡同生活，总有新的发现，只要我愿意保持耐心，就能更完整地看到北京传统生活的面貌。一天早上，我刚走出公寓，碰到一个女的，骑着自行车，车后面拉着一个盖着小毯子的板车。“卖菜哦！”她像唱歌一样尖着嗓子叫喊。掀开毯子，下面有花菜、番茄、黄瓜和洋葱。难怪附近的便利店不卖生鲜蔬菜。 “大米！大米！面粉！”另外一位小贩推着车大声叫卖。磨刀匠每隔一天的下午四点左右，必定会骑车经过。“磨菜刀啰！磨剪刀!”他大声吆喝着，刀子碰撞着金属片，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他在我们院子里停留的时间够久，我终于来得及把刀送下楼给他磨。

我很高兴自己及时发现了这些小商小贩，北京急于蜕变为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在这个过程中，这座城市的变化很大。它的很多特色和传统正在逐渐流失。老面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供应意大利肉酱面的咖啡馆。王主任带我去的菜市场越来越少见，沃尔玛和家乐福这样的大超市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在北京不断向前的同时，我却在往反方向走。别的不说，单是来到中国，在家人眼里，就已经够反常的了。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在美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冒险回到中国工作。在中国，我在成为厨师之后，又倒退了一步，住进古老的胡同，而这些胡同正在逐渐消失。

我虽然逆向而行，却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在中国住了七年之后，我觉得很满足。我是多么幸运，有好吃的食物、好朋友、爱情，对历史也有了稍微深入的了解，令我能够诠释其中的深意。我回加州探望父母时，为他们做了一顿饭，七道菜，整个家里飘着油、辣椒和胡椒的香味。他们已经理解我搬到中国的决定，也已经认可了我对烹饪的热情。在北京，我和克雷格组建了家庭，王主任又住在我们附近。至于在我的烹饪之旅中遇到的无数中国朋友。包括张师傅、小韩、小秦和饺子师傅们，他们还在继续努力寻找自己的路。我很好奇他们最终会有怎样的际遇。

我想起王主任对我说过的一番话：“酸、甜、苦、辣，我这一辈子全都尝过了。”她说自己的一生中，苦多于甜，酸多于辣，可是一切都“还行”，不赖，这让我对接下来的人生充满希望。

《寻味中国》的作者林留清怡是一个ABC，她出生于芝加哥，在南加州长大，从小喜欢写作，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毕业之后才首次来到中国。来到这块陌生的大陆，她发现自己对美食烹饪的爱好和对写作的热爱一样大。她亦发现，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中国人对美食充满了热情，汉语中三句话离不开食物和吃，比如说“吃醋”“吃苦”，再比如用“酸甜苦辣”形容人生百味，所以她也希望通过美食走近中国文化，寻找自己的根。

冒险之旅从北京的一所“既没有暖气，也没有量杯”的烹饪学校开始，到山西面摊和饺子馆做学徒工，再到上海外滩顶级餐厅的大厨。从普通的面条、饺子，到狗肉、牛鞭，亦有顶级餐厅的饕餮盛宴。从中国人的餐桌看尽中国社会的风貌百态和时代变迁，以及美食如何慰藉人们的心灵。这个“味”，不仅仅是美食佳肴的美味，更是人生的滋味，引人思考，令人回味。

书中没有夸张的形容词，也没有褒贬分明的形容词或描写，而是以一个一个生动的故事，不动声色地写出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勤劳、善良、朴实、智慧和中国人的生活哲学。

这本书读来文字清丽、妙趣盎然，以独特的视角呈现了中国饮食文化——世界上最伟大的饮食文化之一。

　　　　　 ——何伟，《寻路中国》作者

千万别错过林留清怡的《寻味中国》。这部作品实属难得，不但饶富趣味，也极其动人。

　　　　　　　　　　　　　　　　　　　　　　　　　　　　——《华尔街曰报》

美食版《喜福会》……让人一旦翻开，就放不下来的一本书。

　　　　　　　　　　　　　　　　　　　　　　　　　　　　——《远东经济评论》

林留清怡是一位迷人的导游，带领我们漫游现代中国和它那万花筒般的烹饪文化。

　　　　　　　　　　　　　　　　　　　　　　　　　　　　　——《人物》杂志

这本书就像一个包得精巧、热气腾腾的饺子……欢乐的跨文化观察，老饕的写作风格，怎能不俘获读者和出版商的芳心？书里面既有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描写，也有实用的菜谱，还有读来令人捧腹的趣闻轶事。多么美好呀，一个女孩找到了她的人生道路，甚至陷入爱河。

　　　　　　　　　　　　　　　　　　　　　　　　　　　——《国际先驱论坛报》

今日中国繁荣的美食现场，读来令人忍不住流口水，加特美食指南(ZAGAT)最高评分！

　　　　　　　　　　　　　　　　　　　　　　　　　　——Nina and Tim Zagat

随着这幅生动的中国美食画卷的展开，中国社会的生动画卷也随之展开。

　　　　　　　　　　　　　　　　　　　　　　　　　　　　　　　　　——张戎

最好的一本写中国饮食的书——几十年来，中国人吃什么，怎么吃，怎么做，为什么吃那么重要。

　　　　　　　　　　　　　　　——美国《纽约吋报》驻北京记者葛钢(Ed Gargan)

一本幽默而又富有深刻洞察力的书，通过中国最有名的专家“烹饪”看中国。

　　　　　　　　　　　　　　——lan Johnson，曾任《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

林留清怡，饮食及文化作家，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风味》杂志、《美食与美酒》杂志等媒体供稿；是多个餐馆奖项的评审委员；还是北京国际慢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林留清怡的父母是华人，她在芝加哥出生，在南加州长大，从小喜欢写作。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毕业之后，于2000年获得富尔布菜特奖学金首次来到中国。来到这里之后，她发现自己对美食烹饪的爱好不下于对写作的热爱。她亦发现，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中国人对美食充满了热情，汉语中三句话离不开食物和吃，比如说“吃醋”“吃苦”，再比如用“酸甜苦辣”形容人生百味，所以她也希望通过美食走近中国文化，寻找自己的根。

在中国的美食冒险之旅让她写下了《寻味中国》这本书，得到《纽约时报》、《科克斯书评》、《人物》杂志等媒体的一致好评和推荐，并获得美食世界饮食图书奖之最佳中国饮食书奖和《匹兹堡邮报》年度最佳图书奖。

一个华裔女孩的美食寻根之旅

从老百姓的餐桌体味时代变迁